到了迟午，我开始往下走向江流。我穿过了一处明朗的山谷，它的出口，乃是一块宽阔的方形田地，四周坐落着房子。我停下来休息，有一组农村妇女聚集过来。她们多数都在六十多，身着蓝衣，我对她们说这地方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其中一人说。“这是个穷山区。经济很糟糕。”
我总是恭维农民，然后听她们去损她们所住的地方。她们站在阳光中，在盛开的油菜花，麦田，稻苗中间，抱怨着她们的家乡多么糟糕，模样看上去却是再快乐没有了。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你是那个在涪陵赢了长跑的外国人吗？”
“是。”
她转向那些老妇人。“他们在涪陵举行了长跑，他是冠军。”
“所以他可以走那么远，”一个女人说。“他多健康。看看他穿的衣服多么少！”
“看看他的包多么大！”另一个说。“多重!”
“他的脚那么大——看看那双大鞋子！”
她们把我研究了一阵，我等着某个人来问我的薪水。但一个女人转向我，问了另一个问题，“在你的国家，你们有计划生育吗？”
“没有。你想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个。”
她们摇着头，惊叹不已。我告诉她们在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管理规则跟中国不同。
“你家有多少个孩子？”一个女人问。
“四个。三个姐妹，和我。”
“在这里不行，”她说。“只有一个——如果你再生一个，得付罚款。”
“要一万多块。”另一个女人插话道。
有一些孩子跑来看我，我注意到两个站在一起的小男孩。
“那么他们呢？”我问。“他们看起来像兄弟。”
“是的，”那老妇人说。“他们的父母得付罚款。”
一个男孩大约四岁；他的哥哥大约六七岁。他们都很脏，在我们头顶的一处麦地上，犹犹豫豫站着，对外国人有点害怕。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过来了——一个小家伙，头发乌黑，脸庞脏脏。大张着眼睛，那孩子盯着我看。她有双巨大的乌黑眼睛，像我最小的妹妹贝吉塔，在她小的时候。我笑了笑，那女孩向我还了一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一个女人说。
“哦，”我说。“他们肯定罚了很多钱。”
“不，”那女人说。“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什么？”
“他们的房子给推了！”
“推了？”
“是！”
我不能置信，我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字眼。“这个推了？”
“对的。”
那个词儿有很多意思：去推，转，切，移动，延迟，举荐。但说到推房子时，只是说你把它给推倒掉。当地的计划生育官员把这女孩的家给推倒了，因为她是第三个孩子。
我在外国的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故事，但我总是想它们只发生在很偏远的地区。但我察觉到，我走了一天，而这个美丽的小河谷一点也不偏远。
那些老妇人摇着头，看着那小女孩。听到这番谈论，她显得很不自在，她的表情好似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若你知道你的出生导致了家里的房子被推到，这个小孩的成长将受多少困扰。但在她的眼里还有别的东西；它的意味不清晰，无法定义，而它基本上就是说：有些事情比钱和房子更重要。那些老妇人也看到了它。其中一人轻轻抚摸那女孩的头发，然后她跑去跟别的小朋友玩去了。
我没能到去年的露营点。我花了太多时间跟人们聊天，最后缩短了路程。但我在乌江上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地点，在那儿，我吃了晚饭，读了托德威廉姆斯的自传。我下了决定，在我人生余下的每个春天，都要重读一遍这本书。他每次去红袜子那儿工作时，都不是特别高高兴兴，而我对此表示敬意。在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鲜明的美国味儿——那种张扬姿态，粗俗的俚语，文章的节奏。我尤其喜欢这本书如此开始：
“我想要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
在上午，我早早起来，找到了一艘往下游去的船。水位低低的，河岸两旁的砂岩山崖白而干净，突出在粉绿色的乌江水面上。在水线上方十五英尺处，我能见到岩石上的暗黑的水迹，那将是夏天河流要上涨的地方。今天是星期天，船上满是返回学校的农村孩子。我站在船尾，看着白色的山崖滑入雾气之，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江
要离开重庆，从江上走是最快捷的方式。这城市建了一个新机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它的铁路，虽然现在很旧了，在它完成时的1952年，乃算是一个技术上的突破——那是邓小平在战争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当时他在西南，作为毛泽东的助理。但它们都没有对长江有什么影响。火车很慢，公路交通很拥堵，而且，因为空气污染，以及河谷上的雾气，飞机经常晚点。长江的便捷依然是摆在那儿的，而且，它将一直如此，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
今天，中华号，那艘六点钟的慢船，准备离开重庆，而它的乘客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六月天，空气潮湿，灰霾后的阳光非常炎热，而乘客们都疲倦不堪了。他们中多数是游客；他们从中国四面八方而来，坐着拥挤的火车，或者叫人欲哭无泪的老旧汽车而来。他们的脾气都快被四川的酷热给融掉了。出发前十分钟，一个乘客与一个工人在顶层甲板上爆发了一阵争吵。
乘客是个大个子，公牛般的脖子，根根竖立的头发，以及厚重的手掌。一张闪着汗光的圆脸上，他的黑眼睛逼着怒光。他是被钱武装着的——这很容易看出来，从他身上那晶亮的鞋子和丝绸衬衣上，而主要还是来自他那游客的地位。在过去的十年里，国内游在中国开始兴盛，但一般的中国人还不会仅仅为了找乐去旅游。像这男人一类的游客属于一个新的阶层，而他们的钱简直就围绕在身上：在他们穿的好衣服上，在BP机上，挂住腰带的手机上，而且，经常就在他们吃得很饱的身子上。
今天的问题就出在钱上；这乘客对他三等舱的质量不满意。他从朝天门的一个票贩手中买了票，说是给他一艘好船，而这中华号——还能用，然而破旧了，甲板上满是江流的污垢——不是艘好船。这乘客跑了老远来看三峡，他说，而且他的票也不便宜。他很怒，一只多肉的手抓住了工人的肩章，把那男人拽近过来，对着他的脸大叫。
那工人个头小点，一个接近三十的年轻人，他太弱了，无法将自己拉开。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制服衬衫，话说得很快，想要维护自己：票不是他卖的，他跟票贩子没有关系，而乘客的态度不应该那么激动。但这是一群人已经围了上来，他们也一起抱怨起来，直到那个工人的上司过来救他。
那个乘客依然拽着那工人，而对他的上司说话，而后者的解释也是一样，但他的态度中更多自信。有几分钟，冲突持续着，但人群移动起来了，察觉到争吵快要结束。
最后那大个子说，“你们有没有二等舱？”问题解决了，就这么简单。钱付了；旅客与上司握了手。大个子给每个人派烟。人群散开了。那小个子的骄傲受到了伤害，他抚平肩章，退回到甲板的护栏旁，手里拿着烟，那是他受伤的补偿。没有人去留意他——然后中华号鸣笛，从码头出发了，争吵被忘在脑后，乘客们都在看城市在后方滑走，而轮船游入了大江的心脏。
重庆往北三英里，江流突然东转，这个拐角处的标志是一座佛教神龛，还有一座风吹日晒的宝塔，高踞于水面上。山岭开始升高了，葱绿崎岖的山岭让位于一排排留着去年水渍的石灰岩。许多山坡都太陡，无法建房，而随着船往东行，小块的农田越来越多见。农民们的房子是简单的：泥或砖的墙上是灰色的瓦顶。它们经常都在芭蕉树荫之下。沿着江的两岸，总有田台，在工厂不能驻足的地方嵌入山坡。
景色静谧美丽——不会让人屏住呼吸，然而值得回味，略显粗糙的山丘，不太规则的台田。重庆静静地留在我们身后了，突然，一切都看得很明白了，这片风景里的一切，都是由长江厚重的力量所塑形。
因为江流在这里显出了力量。有时它宽为几百英尺，有时它被挤在窄窄的峭壁中，但水流总是强而有力。长江从西部的大山中融雪而下，在这儿它那七百多条支流已大部分融入了，就这样，它迅疾地掠过山岭。在世界上的大河中，唯有亚马逊河带入海中的水量超过它。
太阳下沉了，一阵凉风扫过江面。大多数的游客都在甲板上，看着山岭掠过。一群广东生意人拿起手机在耳边，用粤语大声说话。一个年轻女子独自靠着栏杆，她长长的黑发与粉色的短裙在风中飘舞。
空气如今干净了，只有几片云摩挲着渐暗的蓝色天空。小渔船开始泊岸过夜了，而中华号掠过了一群在潜流中赤足玩耍的小孩。玉米在山上长得高高的。玉米有两个月大了，刚刚开始进入成熟期；它的根茎带着春天的新绿，而顶上开始转为金黄。
在河岸边没有稻谷；山岭太陡了。有些多石的斜坡对玉米来说也很困难，但即便在最粗砺的坡上，也有耕耘的痕迹——至少，有一处单独的玉米地长于岩石的缝隙中。这些作物乃是垂直往下，一路从坡上排列下来的，而那些山坡都尽可能的耕平过。
在这个地方，谋生不易。那些最成功的农家往往有一栋两层的小楼，一个大猪圈，一个不小的水泥打谷场，十几处嵌入山丘的玉米地，然而即便它们也在述说着在此种植的艰辛。每片田台都由人类的努力打造而成，背后是同一族的人，许多个十年，甚至百年的工作。所有的这些都是依靠手脚，以及基本的工具。这些田台变化得十分缓慢，看起来仿佛是自然力量所形成的——一种跟大江一般坚决而有力的东西。人类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这片土地上，在中国经常都是如此。
太阳西沉中。天空耀出橙色，山岭渐暗，太阳的圆盘发出一道明亮的光带，在轮船身后的水面上。然后，在西面的山岭后，它落了。
在一个三等船舱，一对年轻男女在地板上整理他们的行李。他们可能是十八岁，也可能三十岁，就像许多中国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就是年轻。船舱内有八个铺位，作上下铺布置。一个老妇人坐在一个下铺，问那一对最后两个床位是否他们的。
“我们用一个铺，”那年轻女子说。“我们刚刚结婚。”
乘客们共用床位没什么稀奇的，但那年轻女子的丈夫红了脸。那女子，形貌标致，留着短发，笑着碰碰他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貌地交谈了一阵。她们问彼此刚才吃了什么，去哪儿，在重庆干什么。新婚的夫妻要回宜昌的家，那老妇人去武汉，而两个人对重庆都没什么好话。
“很落后，”那老妇人说，摇着头。“人们的收入太低，生活费用太高。”
那年青女子表示赞同，她说重庆的交通很不方便，它不如宜昌好。
她丈夫什么也没说。他帮妻子脱去了鞋子，然后爬上床靠在她身边。借着舱内的灯光，他读起一本杂志，而她打着盹。铺位不到一米宽，而他们却躺得舒服。
夜里的江上很平静。夏日的星星今晚出来了；北斗七星在轻柔摇晃的轮船上空发着光，四分一个月亮在南面天空上悬挂着，亮亮的。江水漆黑，除了一道道的光带。现在岸边很少有房子了，而灯光则更少。大多数的光线都从江上来——河滩上的砂岩石在夜里微弱反着光，还有充气橡皮艇；江的南岸有红灯闪烁，北岸是绿灯；夜船在其间经过，它们的探照灯沉默地掠过江水。
在夜里没有水翼船，没有渔船，没有两人的小舢舨。偶尔，中华号会经过一条长长平坦的河岸，那儿有过夜的小船停靠，在岸边的竹房窗户透出温暖的光——临时的餐馆，旅店，麻将馆。货物交通都停了。
江上的其他船只多数都是大客轮，经过时，犹如亮着光的浮动小岛。有些是从上海一路逆流而上，穿越了安徽的平原，经过了湖北的湖泊，武汉的工厂，三峡的峭壁，现在，离重庆还有几个小时，它们快到家了。
过了一阵那年青女子醒了。她在床铺上转转身，跟丈夫靠近点。“你是谁？”她的声音轻柔，调皮。“你是谁？”
她丈夫咕噜着回答了，而她静静笑起来。船舱的门开着，能听到外面马达平稳的声音，还有江水拍击船底的温柔回响。“你是谁？”那女子再次低语。
很少乘客在涪陵下船。多数人都要再坐两天，穿过三峡到宜昌，或者，三夜去到武汉。涪陵好似一个停顿，在梦中——静静的大江，满舱朦胧欲睡的游客，城市的灯光从长江的幽暗中升起。
重庆出发后已过了四小时了。灯光群聚在岸边：有家，工厂，汽车。一座新建成的桥跨在头顶。轮船的扩音器响了，宣布涪陵是下一站，然后大江的梦停了，城市进入视野。
涪陵的心脏地带围绕于江上的一个小湾而建成。从这个小湾的弧线开始，城市立于陡峭的山丘上，好像窗帘透着光——有小商铺灯泡的微光，有的士车头灯的光束，有四方形窗户的黄光——而这个点亮的窗帘，落在长江的黑水之上。中华号向江滩驶去，汽笛长鸣，码头渐近。轮船一直往南，直到脱离的江水的主流，直到那长江的巨大力量被留在身后，然后，轮船泊上了码头。
第十二章
逆流而上
在最后一个学期的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马克吐温，凯特卓别林，杰克伦敦，罗伯特弗罗斯特，还有蓝斯顿休斯，之后，作为最后的单元，我布置了谭恩美，和一些美籍华裔的诗人。这些文学对我的学生们来说那么遥远——李普范文可，蹦跳的青蛙，以及休斯那遥远的河流——而突然我们看到了电影“喜福会”的结局，当那华裔美籍的叙述者来到了中国，跟她的姐姐们重逢了。这是中国头一次真正进入我的文学课；学生们曾经以中国特色演绎了莎士比亚，他们写过罗宾汉来中国，但这些只是将外国文学放入熟悉的背景中。现在，我们真的到了这里：叙述者在拥抱她久未谋面的姐姐，班上所有的女孩都哭了，而男孩们忍着泪水。
之后，我让他们写写他们的家庭，描述他们父母与祖父母的生活。一个叫蒂娜的女孩，写了首诗：
回头看我的祖先
一个赢弱的女子
坐于一间陋室
一遍遍摇着纺车
她不能出去
她的脚被封建主义深深困死
在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我的祖母出去革命
去上海，去重庆
她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女子
在文化大革命
当了红卫兵
她否定一切先进的事物
叫着毛主席万岁
许多人和琳达一样，写到了乡下的生活：
我的外曾祖母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她得为地主当佣人。她受了很多苦。她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足够的衣服来御寒。她的主人待她很不公平。
同样，我外祖母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她的脚被束了，非常疼痛。她生了五个孩子。不幸的是，其中三个都死于饥饿。这让我的外祖母非常悲伤。她哭了整整三天。最糟糕的是，她的丈夫死于疾病。她做了三十年的寡妇，受尽了艰难困苦。
我母亲的生活比她们要好一点，因为她正好在新中国成立时出生。我的母亲不太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她对我们十分温柔。当然，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她必须艰苦工作以维持生计。她在寒冷的日子里出去割草喂猪；从很远的地方运煤来取暖；她一直为我们缝补衣服。她为她的家庭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几乎所有的卷子都是那么写的，我发觉我没法给它们打分——甚至在角落里作一个收讫的记号也不行。它们中没有什么是我能碰的，而其中一些我甚至不忍读，因为它们都太心酸。在最后，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还给他们，我把它们保留下来，只是跟同学们说他们写得不错。
他们的写作，在让我想到过去时，也想到了未来。我看到了那持久无声的挣扎，把同学们带出了今天的样子，而对下一代来说，情形或许也大致如是。我想象着琳达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子——也许是一个大学生，生活比她母亲好一点。我想象她写道，“我的母亲不是很高，但她非常和蔼，美丽…”
下课后，我常走到校园后的乡村去。我已经停止跑步，走路的感觉愉快——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可以跟农民们聊天，看他们干活。他们常问我是否认识那个在山上跑步的外国人，而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干那个了，这看起来让他们松了口气。在插旗山上乱跑毫无意义。
在夜晚和周末时分，我遵从着我的城市路线。星期天上午已经安排得很完美了——教堂，神甫，铁匠，茶室，然后我会去南山门公园对面的餐馆里吃饺子。那饺子乃是涪陵最棒的，通常我会在十一时准点开吃，这时会有个十二人的铜管乐队在公园演出。这乐队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来，被结婚的新人所雇，因为一场好的婚礼要吸引尽可能多的注意——这里头面子大了。乐队会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以及“虔诚的人们啊”；而棒棒军肯定会忠实到访，直勾勾盯着新娘看，她上着明艳的妆，盛服出场。
在餐馆里，我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别的位置，靠在墙上，望向街道与公园。一旦天气转暖，人行道上的每日生活秀比乐队更佳——带着篮子的农民，带着孩子的家庭，年轻夫妻出来逛街，老妇人举着雨伞遮阳。
在周中，我经常去拜访高明与马福来，两个春节时我在公园里认识的朋友。高明是个艺术家；他二十六岁，几年前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他很有天赋——他的寓所里满是他自己的油画，多数都是欧洲风格。他自己在涪陵有生意做，他的公司主要业务就是字大块的霜玻璃上作画，蚀刻上花卉，竹子，大熊猫，以及其他中国人喜欢的图案。一般说来，这些玻璃会被裁开，用作餐厅或者公寓的装饰。高明对这项工作特别在行，这就是说，他做的玻璃特别的俗气。这不是他的错；他只是按照客人告诉他的去做，通常，客人们会叫他能用多少颜色就用多少颜色，能画多少形状上去就画多少。
他的客户们乃是涪陵的富人，有些时候，我会陪伴他去客人们的家，去运货或者收订单。每个城里的富人似乎都有一致的装饰方式，以某些物事为富裕的标志：高明的玻璃作品，华丽的吊灯，围绕着巴洛克式的天鹅绒与石膏像，怪异的木质格子棚，挂着塑料的葡萄与藤蔓。另一个普遍的装饰，乃是一个巨大的木质表，挂在墙上作为钟用。当然，他们也都有顶级的电视机，VCD，卡拉OK机。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里，会被称为新富，新钱，但在涪陵，这个词汇没有意义，除非你以分钟为时间单位来衡量。那里没有旧钱，所有人的财富都是在他们那一代所积累的，而我也不能责怪他们夸耀自己所终于获得的。
我喜欢跟着高明到处走，似乎没有一个富人介意，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在你的家里，比拥有一个挂满了塑料葡萄的木棚更有档次。但富人们本身其实乃是最好的装饰。无一例外，男人们的头发全大大地喷了发胶，尽往后梳，穿着炫亮的丝绸衬衫，而女人们，脸上的妆尽显妖娆，穿着透视的衣裙，躺在堆得满满的沙发上。我想不出他们整天都在做些什么，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模样看上去，要么是刚刚抵达，要么是就快离开。然而她们总是坐在沙发上。
（有点像“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黛西出场形象。）
高明有个七个月大的女儿，跟他妻子一起住，她是一个以重庆为基地的艺术家，而高明利用这种工作导致的分居关系，找了个涪陵的女朋友。当他的妻子最终听说了此事，她带着小孩去了河南，在那儿另外找了份工作。她威胁说要离婚，这没有吓到高明；他很有信心她会回来的，虽然同时他也没想甩掉他的女朋友，她是个经典的嗓音刺耳的四川小姐，非常精明。高明就是一个不会去为将来担忧的人；他的目标就是享受时光，是以他赌钱，去卡拉OK吧，而且我怀疑，还去嫖妓——他经常谈到她们。有些日子，他玩麻将会亏八百块钱。他麻将玩得很烂。
他喜欢跟我谈论他的这些问题，因为在他以为我会理解他的生活风格，在他看来，那是很美国化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思想不够开放，”有一次他说。“在你们国家，你可以有一个女孩做朋友，但在这里总是会惹麻烦。我的妻子就是那样，她不够开放。”我不知道如何回应他——婚外情可不能算是我心目中改革开放的益处。通常我什么也不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当我聆听时通常是最舒服的。
在温暖的夜里，高明会跟我讲述他的问题，往往在吃火锅的时候，那是四川东部的一个特色。说火锅辣毫无意义——四川人吃的所有东西都是辣的，从早餐时蘸着辣酱的春卷，到宫保鸡丁。有些和平队员得上了溃疡，因为这食物的辛辣。
但即便在这样的菜系里，火锅还是显得特别辛辣：蔬菜，肉类，粉丝，都在一锅热油中，而开放的火焰就在面前的桌上。人们成年都吃这个，但在夏天里特别受欢迎，理论依据是，火锅让人出汗，而出汗则让人凉快。
火锅档在夏夜里出现在涪陵的人行道上，它既是吃饭，也是一次社交活动——你坐在冒气泡的锅前，看着行人们走过。高明和我会慢慢吃着，观察小姐们，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会说说他想买的东西。在糟糕的日子里，他有一两次提到可能的离婚。但通常，他总去看事物的光明一面，有好几次，他谈到了他要跟妻子办的结婚典礼，如果他们不离婚的话。他们已经结婚五年了，但就像许多涪陵人一样，他们把婚礼延迟了，一直等到他们有了足够的钱，来办一次风光大典。现在，高明有了钱，却没了妻子；幸运的是，他足够乐观，可以忽略掉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他带着快意谈论着他脑子中的辉煌婚礼。“我要租很多的车，”有一晚他告诉我。“十辆，至少要有十辆车。我们会开到南山门，然后，去高顺堂，然而到河东区，然后我们开回来。街上的每个人都会停下来看。”
在某些方面，高明的朋友马福来也很相似：他有个小女婴，一个妻子，一个女朋友。但他犯下的错误是，他把这三样都汇集在涪陵了，他的灵魂深受折磨，毫无一点高明的爽朗活泼。马福来经常来我这儿寻求建议，部分原因是他以为美国人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但我也察觉到，他跟我讲，是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在当地的圈子内。城里有几个朋友都以这种眼光来看我；他们知道我跟本地的八卦网络没有联系，是以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秘密，寻求我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