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初的几个月里，我猜不到这种情感会那么强烈，尽管有一些征兆显示我的学生们对外国的世界依然充满了不信任。我把这些事件看作孤立的事件————我通常是很温和地回应，尽量不去想太多。某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孩写到东西方女人的差异：
西方人是喜欢娴雅的女孩呢，还是性感的女孩？不过我总有一个观念，东方女孩因其娴雅出名，而西方女孩则因性感。
在中国的女孩，大都是娴雅，精致和善良的。她们做事跟随规矩。这是中国的传统。
但西方的女孩对外面世界更开放。她们想嫁谁就嫁谁，想离婚就离婚。不管别人的评论。她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考虑是对是错。她们的生活无拘无束。
我想我喜欢东方女孩的美德。她们娴雅，精致。
凯瑟琳是个可爱的女孩，安安静静的，有一双热切的眼睛，挂着友善的微笑。我对她严厉不起来。在她的日志下面，我只是写道美国我有三个姐妹————就只说到这儿了。在涪陵这种方式的沟通已足够，一天后她就道歉了。
她用到了“开放”这个字，对涪陵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个分水岭级别的话题，对整个中国来说也如是。无论到哪儿人们都在谈着改革开放，这包括了跟外面世界增加接触，以及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的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在某个程度上，改革开放类似戈尔巴乔夫在俄国的运动，但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的这个词汇缺乏清晰的政治含义，而该国的领导没有意图想要如戈尔巴乔夫那样开放政治体系。无论如何，改革开放导致了大规模的社会变化，从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到受外国文化影响下的新风格，新态度。大多数中国人视其为积极的发展，因为生活水准提高了，但还是有恐惧隐藏在脑中。第一批到来的美国教师们，就足以激发起他们的不确定感。
在头一个学期，我是太忙了，没空去想这些事儿。我在学习中文，准备课程，写我自己的日记；我没时间去想我们的到来背后隐含的政治意味。但有时我还是会被震动————好像那回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志，三个短句子久久盘旋在我脑中：
今天的中国对外国开放了。犯罪增加了。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要。
开头的几个月里，这些看上去都不那么重要。我把这些有趣的段落拷贝到我的日记中，然后照常做事。我意识到，至少在这开始的阶段，我无法因学生们的任何想法而对他们作出评价。他们的生活背景和我来涪陵前的人生经验太过遥远，而且，和所有年轻的中国孩子一样，那段饱含忧患的过去如空气般围绕着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要嘲笑他们滑稽的名字很容易，把他们当作单纯无知的乡下人而不屑一顾也很容易。但这种想法距离事实再远也没有了————四川的乡下并不单纯，而我的学生所知道的事情或许是我所未想象过的。即便他们的外观具有欺骗性，但当他们写到他们的家庭时，真相与事实便流露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我父亲是个英雄。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的过去 。但他还才十岁时，他的大姐们便远嫁了，大哥也去了远方工作。那时候，中国走着集体化的路线，人们在农村公社干活。他们没有自己的财产。
在那些日子以前，我的爷爷通过努力工作，积累了很多的财产，但当农村公社开始后，我们家庭的财产就被“革命组织”全部毁灭了。他们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群众，然后他们把一些好东西拿走了。我的奶奶想要阻止她们，但失败了。他们把我奶奶吊起来打，不给她吃的。后来她就饿死了，然后他们强迫我爸爸在冬天去水田插秧。我爸爸没有抱怨，只是辛苦工作。
他们的祖母大多数都是小脚，他们的祖父很少会认字。他们的父母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恐怖的年代度过青春期。这些都影响着我的学生们，给他们塑型，然而同时，他们又是全然不同的。他们受过教育，虽然没有谁说得上富裕，他们却并非赤贫。他们可以买得起东西，时髦的衣服，书，录音机。他们上了大学。他们学习了七年的英文。他们看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的，经济的。也许就我的标准来说，他们算是被政治洗过脑了，而跟过去的年代相比，他们明显要自由得多了。
他们是分水岭的一代，就好象“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分水岭的议题。我感觉到他们这代人身上肩具重任————在某些方面他们像是我父母那辈的美国人，听着大萧条和二战的故事成长，建设出了今天的美国，不管说是变得更好或更糟。这种联系到未来的光荣意识也存在于中国，只是中国的这段近代史比起美国历史的任何一页都要残暴得多，令到事情变得复杂。我的学生很难就任何有关中国的事情发表批评，这并不叫人意外，因为他们是没完没了地受到共产党的思想灌输。偶尔我的一些较出色的学生写到中国时，会混杂着冷静的精确感和盲目的乐观感，让我感到，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
我想，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若我们想要指出两代人对中国的不同看法的话，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两个人。
当我父母在我的年纪时，中国并不富裕。甚至人们无法吃饱穿暖。那时的情况非常的困难。因为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们没有很好解决一些问题。也许，那段日子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置疑：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建立了中国人民共和国，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独立和民主乃是中国人长期珍视的目标。所以，人们从心底崇拜他。这种崇拜也带给了人们对中国的深沉的爱。我父母也是这样。那时是文化大革命；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但他们以为中国是最好最完美的国家，地位也很崇高。在他们想法中，只要实现计划经济就可以实现宏伟目标，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关于市场经济的想法都是右倾修正路线。我的父母只是照他们的指示去做事，而不去想那些指示是错是对。
今天，我们以自己的眼光去看那些日子，我们觉得我们父母从前的想法和行为多少是盲目和狂热的。但如果我们客观看待那个时代，我想，我们应当理解他们。每一代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对年轻一代来说，重要的是去理解而不是批评。我们的上一代是不幸的；他们没有一个好的机会，好的环境来认识自己的价值。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我们国家的爱，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
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的学生对学习的态度热切，对我的态度非常尊重。而且他们很聪明。学校虽然不是名校，但中国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不过占到全部2%，是以即便涪陵的学生们也算是被精选出的一族。事实上我很高兴来到一个低层次的学校，因为这儿的学生有一种未经打磨的质地，为我从所未见。在我从前去的所有地方，教育太早便磨圆了孩子们的棱角———在美国，即便高中生也会谨言慎行，或是愤世嫉俗，怀疑猜忌。教育成了游戏，而学生们是玩家，但在涪陵，人们还远没到那份上。他们的智力还是粗糙的———这儿能闻到乡村的气息，汗水和牲口的气味，闻到夜晚的土壤和即将成熟的菜花，以及四川农村的一切。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土地的闪光，犹如那围绕在师范学院的周边的坚硬之美，插旗山陡坡上的梯田。
这光彩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闪亮。我们有一个叫科的学生————和许多学生的英文名字一样，他像个谜。他是班上最安静的学生之一，看上去像个中年的农民；矮小壮实，脸被四川的阳光晒得黝黑。他有着农民式的安静的笑容，农民式的谦下的礼貌，他从前就是个农民，直到政府给他发了封信说，他通过了考试，被涪陵师范录取了。现在，他才二十一岁，班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有一天亚当安排一个作业，十五分钟的自由写作。科埋下头，写到：
我在田里干活。我的那头公牛突然变成了台长着牛首的机器。是以我提前干完了活。因为这个，我被推荐到了镇上的领导那儿。然后我坐飞机去了北京，去向江泽民主席汇报。他不信我的话，因为他没见过长着牛脑袋的机器。他下令把我关到监狱去。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的牛出现了。它现在是一列火车，长着一个牛脑袋……
我的命运和我不断变形的牛紧密相连。
很走运，在我的火车形公牛的帮助下，我回来了。我到了镇政府上。我的牛，现在变回了一头真的牛，跟着我后面咕噜咕噜说些什么。我听不懂。它又变作了一台电脑，牛首形状的电脑。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我的小主人呐，你不适合搞政治。你该到学校里多学点知识。尤其你的英语太差了。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好工作，过上幸福的日子……
或许，我会听从牛的建议，抛下农活去学习。
这两百多个字里，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关于四川的信息，而它又写得那么毫不费力————当然它的文字下面有更多的含义。亚当第一次布置自由写作时，事情并没随他的计划发展。他对全班解释说有十五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
学生们写了。亚当收起了作业。他们写了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亚当收到了四十五份购物清单。我想要台新电视机，一件新衣服，一台新录音机。我想要更多的语法书。我想要我自己的房间。我想要BP机和手机和汽车。我想要个好工作。有些学生列的单子有一张纸那么长。
这不是亚当想要的效果，但好歹这些单子里也有许多关于四川的信息。第二次，亚当细细解释说，你们可以“写任何想要的主题”。
这次的效果很好。科埋下了头写出了上面的文章。亚当和我坚持工作，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教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日常生活中去。
城市
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它则和其他的中国小城类似————高亢，忙碌，拥挤，脏乱；交通是一团糟，行人们互相推撞；商店总是冗员，摆满商品，街上到处挂着宣传标语；没有信号灯；司机们一刻不停揿着喇叭；电视机的屏幕在狂闪，人们讨价还价；沿着主街有一排模样可怕的树，灰色叶子上布满了煤灰，整个城市都覆盖着煤灰。
没单车的原因在涪陵到处是阶梯，而处处阶梯的原因是城市被紧压在两江交汇处的大山脚下。狭窄的街道从河岸开始延伸，呈Z型爬上山坡，看似痉挛一般，而且太陡了，单车用不了。汽车的交通在那些急弯处搅成一团。所以那些长长的石头阶梯才是涪陵真正的大道，承载了这里大部分的交通———逛街的人们拾阶而下，不时停在商店门口瞄瞄看看；搬运工则往上爬，肩膀被竹篓或一捆捆货物压弯。
几乎所有必需品和服务都可在这些台阶边找到。有商店和餐厅，补鞋匠和理发匠。低处有一排阶梯上道教的算命先生成行。另一排则有三个牙医的家，他们在一张桌子上用生锈的工具做事，注射器里有不明的液体，金属盘子里有一排烂牙———像是一种恶心的广告。有时会有个农民停下来拔牙，在一通激烈的杀价之后，会有一群人围观。所有事情都是公众的事儿。一次理发总是伴随着一个观众。每一个买卖的价钱都会被路过的人评论。生了任何病，都可以去找一个露天位的中医，他在某一台阶的高处有个固定的位置。他的立足处有一把凳子，一个装满了瓶子的盒子，还有一张写满了大字的布单：
替您排忧解难
特别治疗：鸡眼，黑痣，耳屎
手术———无痛，无痒，不流血，不影响工作！
涪陵不是个容易住的地方。年长的人在台阶上休息，喘气。要把任何东西运上山都是要累断背的工作，是以城里到处是搬运工。他们用扁担把货物平衡在两肩上，和1800年代中国的情形并无区别，当时英国人叫他们“苦力”，从中文而来的，意思是，“辛苦的力量”。在涪陵这儿，和四川东部的所有江城一样，这些搬运工被称作“棒棒军”。他们身着制服（中国农民的那种蓝色服装），身带交易的武器（竹竿和一圈圈廉价的绳索），他们总是群体出动，相互作伴。和一个棒棒军砍价就如同和一个军团砍价。即便没有激烈竞争他们的工作已足够艰苦，是以他们互相照顾；这里没有正式的公会，然而苦工们非正式的纽带却更显联系紧密。在中午时，当大部分人在休息时，棒棒军们会坐在城中的马路两旁，坐在他们的扁担上，抽烟，聊天，打牌；他们的休闲气氛，与其说是放松，不若说更似战斗的间隙。
他们的大多数乃是偏远山区的农民，到码头来尝试自己的运气，通常情况下，会有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在家里看田。在冬天里总会有特别壮大的棒棒军洪流，因为那是农村的淡季，农闲季节。但像他们这样的人手哪儿都不缺，在他们那种沉默的无孔不入的存在中，有一种怪异的气氛。他们会一群人站在电视机店门口，盯着一排荧幕墙看。若有一个外国人在街角的排档吃饭，立马会吸引十个棒棒军围看。若在码头发生了什么争吵，他们会立刻聚集起来，所有人身着蓝色，手中握着扁担，非常用心地倾听。偶尔会有个小小的杂技团停留在涪陵，在河边的平滩出扎下帐篷，帐篷前的广告或多或少会主打些脱衣女郎，而总会有一整队的棒棒军往帐篷的缝隙中瞅。一次汽车事故不算真正的事故，直到一组棒棒军赶来观看。他们是一群安静的男人———即便最惨烈的车祸有时也不能让他们开口———而他们也从不介入。他们就只是那样看着。
但看到他们的工作，就足以明白为什么他们老停下休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城市里，没有比他们的工作更艰苦的了。运一次货他们大约得到一两块钱———美元和人民币大约是1比8————每次，这些工人大约要往台阶上面运一百磅的货物。他们都是矮小粗壮的人，他们的身体被山城和工作所塑形。在夏天他们赤膊干活，你能看到扁担已把他们肩膀的皮肤磨得如同皮革。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浸透了汗水，在冬天里他们身上冒出水汽。在卷起的裤管下他们的小腿筋肉高高鼓起，好像那儿绑了棒球。
涪陵是个腿的城市————棒棒军粗糙弯曲的腿，老人的罗圈腿，小姐们柳条般的细脚踝。爬阶梯时你得看着自己的步子；你会看到你前面那人的腿。很有可能，在涪陵花了一上午买东西，你也没看一眼这里的建筑。这城市就只是台阶和人腿。
而这里许多的建筑都不值得一看。在乌江的两畔，还有一小块旧城区，在那里，有古老的木石结构的房子，顶上铺着灰瓦。但这片区域在缩小，很稳定地被一众毫无特征的现代建筑所取代。这里有些高楼，七楼或更高，然而和中国许多新建筑结构一样，它们都是用蓝色玻璃和白色瓷砖廉价拼成。而即便你真在涪陵建起座漂亮的新楼，很快它也会在煤灰覆盖下褪了色。
这城市和它生长的土地截然不同，除了那一小片旧城区外，这里没有一点历史的痕迹。旅行穿越四川的乡村是去感受它的历史，多年来人们的劳作给土地塑了形，那许多世纪以来厚积于其中的人类的重量。但四川的城市们总是没有时间感。它们看上去太脏了，不可能是新的，又太丑，如制服般雷同，是以不可能是旧的。涪陵城市建筑的主体看似十年前突然空降至此，而事实上，这城市已经存在有了三千多年。最初，这里是巴国的首都，一个后来被汉族所征服的部落，其后，几乎每个朝代都给它留下一个不同的名字，一个不同的行政中心：在周朝它叫吉安，汉朝叫涪陵，晋朝叫吉县，北周叫汉平，隋朝叫凉州，唐朝叫抚州，宋朝叫葵州，元明时叫重庆，在清朝叫抚州，中国民国1912年成立后，叫作涪陵。
但这些朝代都过去了，几乎没留下一点痕迹。这些建筑可以是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其发展吞没了其历史。这些房子的功用只是为了装人，那二十万人，每天在爬阶梯，在拥堵的交通中奋斗，工作吃喝，买卖。
清晨。一个凉爽的上午，城市被轻霾笼罩。退休的老人在小公园里打太极，在近南山门的地方，这里是中央枢纽地带。涪陵相对显得安静，这是最安静的时分了。已经有了稳定的交通量，总是有许多司机揿喇叭；但道路还不拥堵，城市的噪音还未释放出力量来。这是一个愉悦的早晨。
退休的人们排列成整齐的几排。一只收录机里放着中国民乐，老人们缓慢做着运动，姿势优雅。公园很小，说是公园不如说是城市的休息地来得恰当。这儿有昏迷不醒的灌木丛，筋疲力尽的花儿，以及伤心的草。但它们不是维护得不好，破坏公共财产这种问题，在涪陵是不会有的。问题乃是出在空气，煤灰如毯子般笼罩了城市，把花草都噎着呛着了。几乎没有什么会惨过涪陵的树了，它的叶子灰暗，迟钝，好像刚从阁楼里取出来。
当阳光开始渗透城市的轻霾，城市的轰鸣声开始升起。喇叭声，电视机店铺的吼叫，磁带摊的嘶喊，路旁小贩的叫卖声。在南山门的东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缓期执行，一个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个盲人拉着二胡，音乐轻柔而如针刺。
二胡意为“双弦”，这就是全部了。一个简单乐器的简单的名字：一个圆筒状的木质发声盒，盖了层蛇皮，上头一个直挺的把手上有两根弦，延伸到整个乐器那么长。它看上去像是个简陋的二弦的小提琴。但这对弦有宽广的音域，若拉得好，音乐令人心魄。
今天这个盲人就拉得好。他大约四十上下，但脸看起来更老些；黝黑，起皱，双目紧闭。他穿着脏兮兮的蓝色衣服和绿色帆布军鞋。他坐在一张矮凳子上，旁边有块布，写满了歪歪曲曲的字。他九岁的女儿站在一旁，手中一个罐子里钱半满。一小群人聚集过来，因为二胡的音乐，即便有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也充满了力量，足以让人们停步，聆听。他们读着写在布上的字：
一个家庭的简短故事
我在二十岁时结了婚，在二十一岁时我失去了双眼的视力。结婚11年后，我有了个男孩，然后，在1988年12月2日有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孩。我的老婆和我共同养育着两个孩子，希望能靠家里的田地国货。但我们家里缺乏人手，我们碰到了麻烦，因为稻谷收入总不稳定。我的女人必须竭尽全力来拉拽她身后的所有人，到最后，她活不下去了。为这个原因，我们在1996年1月8号逃离了家乡。
因为我双目失明，每一天我都难以过活。在1996年3月2日，我被迫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老丈人家去。我的儿子十四岁了，因为没钱我们无法送他上学。我希望你们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哥哥姐姐们，伸出你们的援手。我千恩万谢。祝你们事业成功，长命百岁。
二胡继续拉着。音乐自如起落，声音从蛇皮盒里流出，从不被急速的车流人流，电视机声所淹没。最后那男人停住了。他轻轻放下二胡，掏出了他的烟管来。他用手指触摸烟草卷，叫唤他的女儿。她小心地点着了烟管。盲男人深吸一口，后仰休息，城市上午的轰鸣声围绕着他。
第二章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在涪陵我教英国和美国文学。我也会上写作和口语的课，但大多数时间花在了教文学上。这儿有两个班的的三年级学生，我每个星期各教四个小时。我们的课本从贝奥武夫开始，穿越十二个世纪和一个大洋，以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收梢。
有非常多的内容要覆盖。和平队给我的建议说不要对这类课程抱太多的雄心，考虑到我们的学生们的背景，他们的英文基础有限。建议说我们应当借用文学来做重要的语法知识练习，但这个主意我不喜欢。我知道在语言的文法方面，我不算一个很好的老师，而莎士比亚则会更糟。我学文学太久了，不会把当它当作工具。
但我还是有一些担忧。这些学生毕竟是从乡下来的，而的确的，他们的英语，尤其是口语，有时很不行。上课的头一天，我让他们写下所读过的英文书的标题，英文或翻译的都可，我还问了他们想从我的课上学到些什么：
我喜欢海明威，老人与海。我最想学海明威。
我最想学海伦凯勒和莎士比亚。
我想读杰克伦敦和他的荒野的呼唤，狄更斯和他的双城记，欧亨利和他的最后的叶子，莎士比亚和他的李尔王（他让我哭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简爱，夏洛特布朗特作的。我不晓得那是哪个年代的作品。我喜欢简。她是个普通的女人，有着不普通的追求。她敢于反抗舅舅的老婆，反抗她的表哥。她是个进步的女性。
莎士比亚是最伟大的英文作家。我读过他的一些书。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个可怕的故事。罗密欧和朱丽叶彼此相爱。但他们的家庭相互憎恨。
我还读过“永别了，武器”，海明威写的。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但他自杀了。
我看到这些回应，心想，我能行。第一个星期，我布置了贝奥武夫。
我在住教学楼的五楼上课。班上有四十五个学生，他们全都坐在木头的课桌后，相互紧紧挨着。教室乃是他们的责任。在课与课之间他们要清洁黑板，每两个星期要清洗地板和窗户。如果清洁做得不够，整个班就要被罚款。这就是学校的方式————学生们错过了早操要罚款，旷课要罚款，考试没通过要罚，夜里归宿迟了要罚。很少人有闲钱花在这些方面，是以每两个星期，他们会很勤奋彻底地清洁教室。
相对教室的空间而言，学生数量太多了，大约多了十五个以上，如果我上课时不把门打开的话，可能会感到幽闭恐惧症。幸好，外头有更多的空间———教室高高据于乌江之上，跟我从我的公寓阳台上所看到的一样：快速流淌的乌江，乱糟糟的城市，泥沙俱下的长江和白坪山的暗影。
是以我上课时常往左边看，开始时这有点分心。但江上总有清风吹来，让教室里不至于热得难以忍受。在安静的时候———若我给班上安排了写作功课或他们小组学习时———我会透过门，望向江中的交通：那小小的两人渔船，两岸间挤慢了乘客的轮渡，从乌江的上游向北运送石砾和煤炭的平底货船，从长江顺流而下三峡的白色大客轮。边上课边欣赏这样的景致叫我深感满足，我喜欢观看城市的日常生活，就和我喜欢倾听学校的日常生活那样。上课时我往江上看去，看那渔夫，货船的船员，码头的工人，想道，我也在工作。城市在运行之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开始时我们很少读文学课本，因为即便是其中的文章小结，对学生们来说也是困难的。通常我会讲完故事后，抓来一个不情愿的学生作“志愿者”，一起表演。班上的同学很爱这个———在这个国家，经常有外国人只因他是老外而上电视，当一个老外在他们面前表演“绿骑士”时，学生们都彻底入了迷。有一天我给他们布置了作业；在贝奥武夫中我们提到了视点，而他们得从格兰德尔，那个怪兽的角度写这个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男孩们写到怎样吃人，怎样去做才对；而女孩们则写到摩尔是如何的冷酷黑暗，而怪兽也有情感。一个叫格蕾丝的学生写道：
武士们说我是个怪兽，我不能同意他们，相反，我认为他们和国王才是怪兽。
你看，他们每日里吃着美酒佳肴。那些是从哪儿来的。他们肯定在无情地剥削着农民。
国王和武士们除了吃喝不干别的；那些农民们每日辛苦工作，但吃得很糟，甚至许多人没房子住，好像我只能住在摩尔里。我想世界是不公平的，我要改变它。
我恨那些武士们。我要为穷人们去惩罚他们。我要叫他们盖个大大的房子，邀请穷人们和我住在一起。
在大学时，我曾受过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的指导，他们中多数都有终生的教职资格，有来自上层社会的背景，收入很好。他们发表了许多的评论————经常是关于本体，关于金钱，关于交易———但他们却缺乏格蕾丝那种锐利的眼光，看出格兰德尔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潜力。这里也更诚实些———这不是那种身着苏格兰呢大衣，绅士派的马克思主义；格蕾丝毕竟是个农民的女儿。她没有大学里的终生教职，而我常想，若人们想要讨论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情感的话，他们最好是没有那种终生教职。我想，若你必须得听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诠释的话，你也应该到那些学生们必须打扫教室的学校里来听一听。
事实上，在中国的学校里，政治乃是无法回避的，即便课程乃是外国文学，到得最后，我上的英国文学课，带上了中国特色。在绿骑士后我们跟着读了一篇罗宾逊的民歌，我让他们写一个故事，若罗宾逊到了今日的中国，那会怎样。有一些人跟随着党的路线：
罗宾汉离开他的国家，来到了中国。这和平的国度，以及友善勤劳的人民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知道这东方的明珠在许多方面和他的祖国大为不同。英国人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他们被他们的主人和剥削者们压迫，过着狗一般的日子。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他憎恨剥削阶级，因为他们是靠残酷剥削穷人而过着奢侈的生活。但他没有能力去颠覆社会的规则。
这儿，在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有些人允许通过诚实合法的途径而致富，这不会加大贫富差距，而是发展为共同富裕。罗宾汉深刻了解到，在这里，不需要像他在英格兰那样抢劫富人，而中国依然需要平等和勇敢。文化和道德建设必须跟发展紧密联系。
然而大多数人，还是让罗宾汉忙着从腐败的干部和贪婪的商人那儿抢劫钱财。经常的，他们把罗宾汉安排在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比如深圳广州或厦门，在那儿，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物质主义称王。在他们的故事里，罗宾汉从富人那儿抢钱，然后分给农民，而几乎无一例外的，他最后的结局是监狱。有时他被处决了。有一个学生，让他在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成功受到了再教育（在释放后他成了个侦探）。但罗宾汉几乎总是被抓住了；这里，没有那种森林里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国，树木要少得多，而警察总能抓到人。
我听得他们争论罗宾汉在当今的中国能不能算是个榜样人物，他们被分成了两派。有人说他就好像毛泽东，一个反抗不公平的革命者；他们把他和长征英雄们相比较，说没了这样的人物，中国哪儿都去不了。另外的人说他是个反革命，那种挑动社会矛盾，破坏经济的人。他们指出文革时发生的事儿————你想要阶级斗争吗？还是让罗宾汉走中间路线？
十分钟内，他们讨论的就不是罗宾汉了。他们在就中国而争论着，他们在讨论那些被灌注给他们的政治教条。事情很快激化起来。我坐在后面，听着那些教给他们的自相矛盾的观念。革命是好的———所有人都知道。毛是个英雄，而长征导致了解放，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但反革命是坏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支持民主的活动家们；任何鼓动变革的事儿都是坏的，反革命的。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诚，你就得支持维护现状，拥护共产党———那样你才能保持你的革命精神。是吗？一个钟头内，罗宾汉把他们搅得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每个学生至少发了一次言，坐在后面，我想，从这一切里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有件事我是很早就发现了，涪陵师范学院有着双重的目的。它培训教师，但和中国任何学校一样，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教育系统的延伸。每个涪陵学生都随时带着一个红色的ID，在卡的正面写有八条“学生守则。”头三条是这样的：
1. 热爱中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服务社会主义，服务人民。
2. 勤奋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3. 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掌握基本理论，工作知识，职业技能。
学习功课排在第三位，这不是出于偶然的安排。首要考虑的乃是政治：这些学生被培训成为老师，作为老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所有这些的培训都要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框架内完成。其他的一切都是次要————如果有什么和共产党的基本理论相冲突，那就不去教它。
所有系的一年级的新生都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第二年他们会上法律课程。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而对乌江对岸的城市置若罔闻。在那儿，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破产，正是一个典型的印证，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如何正在瓦解，在全国范围内。这是最奇怪的部分，学生们都学习，并且相信这些共产主义课程，而与其冲突的自由市场却在学校周围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而学生们真的相信他们所学的————大多数人以他们被教育的方式，爱国又忠诚着。他们很严肃对待他们的政治集会，非常渴望加入共产党。在每个班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有此机会；在英文系，九十个三年级学生中有八个党员。他们属于班上最好的那部分学生———最聪明的，最有才华的，最擅社交的。
第二条守则，强调了他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解释了政治理论在中国是如何运作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为何，我的理解只是模模糊糊———好像是跟阶级斗争有点关系———但坚持才是关键。不去探究，不去思考，不去分析———只是坚持。为了去证明他们理论的正确性，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毫不理会各种复杂与冲突之处，在这过程中，他们小心使用正确的字眼。有几次，我让学生们向我解释一些词汇————历史唯物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们总是无法用清晰简洁的语言来回答。就像奥威尔所云，在这里，文字和其意义分了家。要紧的只是保证学生们用正确的术语，以及正确的政治框架，来看他们周围的世界。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我们经常感到很困难，不知如何把我们恰当安插进去。亚当教美国文化课，校方所选用的教科书名为“英美观察”。这书出版于1994年，而它对美国的描绘经常是难以识别的——举例说，关于美国宗教的那一章，不提慈善，社区，或学校，而花了很大篇幅来讲琼斯城的集体自杀事件。另一章节也有其生动处，叫作“社会问题”。其中有部分写道：
美国社会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而社会的精神则逐渐空洞，社会变得越来越腐败……很多社会科学家声称，在1960年代前，婚前性行为也不是不普遍。但今日的不同处在于，很多年轻人将其视作结婚前的标准行为。有些美国人说这不过是很随意的事儿；有些人找借口说，婚前性关系是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这听起来真是荒唐。这种“新道德”无非是“不道德”。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文明”。
同性恋是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现象，大多数人难以理解它。它正在广泛传播。其原因之一大概是婚姻或恋爱失败。有些人结婚后深感失望。是以他们决定不再去爱异性，反之，去爱同性作为报复。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有些人出于新鲜，好奇，如我们所知，美国人很具冒险精神。所以他们尝试同性恋，作为新的刺激。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的空虚，社会秩序的扭曲。
这章还列出了一系列的其他问题————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药物问题，宗教狂热———然后，给出了美国缺陷的根本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来自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个资本家的社会里，虽然科学和技术非常发达，有些人们都深受精神空虚之苦。是以他们只求新鲜刺激。所以，只有当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完结了，这些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要教这么一本书可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把谷子和谷壳分离开来：要告诉学生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美国的确是严重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得明白，对许多人来说，同性恋根本不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他们能了解到并非因资本主义才导致了同性恋，那也会是好事）。而在学生们的头脑中，这书要么是对，要么就是错。这里没有中间地带，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则阻止他们去质疑官方的文本。
作为一个外国教师，要解决的问题是，尝试和这片政治环境协调，找到自己的路。这种技能是逐渐获得的———随时间的发展，亚当和我逐步学会了如何将政治最小化，去寻找一些话题和恰当的方式跟学生接触，而不至于直接激发膝跳反应。我的文学课程要容易些，尤其现在我们正上着诗歌课，把一切都简化了。
本来它倒不应该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学的第一首诗便是莎士比亚的，我没刻意让课程很容易。我向同学们作了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定义，把其中的第十八首诗打散，逐句逐句的。我们学习了点古英语，一些名辞，然后分小组让他们把诗拼起来。虽然第一句我是告诉他们了，我依然认为这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努力尝试，直到这诗歌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变得逐渐熟悉起来。但他们没有去想到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在涪陵教书的容易之处。学生们会做任何的功课，从不抱怨，大概他们都知道，即便做最困难的文学作业，也比在齐膝深的泥塘里赶着水牛要好。而各小组在努力拼诗的时候，我则望着乌江上的渔船和货船。
一个小时内他们就完成了。有些小组只是接近，但每个班上，总有两三组搞定了：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的一天？
你比夏日更为美丽温婉。
狂风将五月的蓓蕾凋残，
夏日的勾留何其短暂？
休恋那丽日当空，
转眼会云雾迷蒙。
休叹那百花飘零，
催折于无常的天命。
唯有你永恒的夏日常新，
你的美亦将毫发无损。
死神也无缘将你幽禁，
你在我永恒的诗中长存。
只要世间尚有人类，尚有能看的眼睛，
这诗就将流传，赋予你新的生命。
他们理解这诗的形式；正像他们能拼起来那样，他们也可以将之分解。他们能扫描到其节奏———他们了解每一句的重点所在，他们也能发现其中不连贯处。他们对自己读着诗，在课桌上，轻轻的。他们听到了这首诗。这是很少美国学生能做到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是。我们美国人难以从朗读诗歌中去发现它的音韵，长久以来，在受教育的人当中，这技能就已消失了。但我的涪陵的学生还保留着它————没什么东西去破坏了它，即便是电视的新世纪，甚至文化大革命也不能。
诗歌从不叫他们厌烦。唯一的障碍无非是言语，新的词汇，那些古英文，而他们对其都有无限的耐心。我们细细研读第十八首，直到我们蒸馏出了其诗歌的不朽，我问他们，莎士比亚成功了吗？那女人的确获得了永生么？有些人摇头————毕竟，这是四百年前了————有些人则犹豫了。我问他们那女人活在哪儿？
“英国”，阿姆斯特朗说，我大多数问题都是他回答的。
“那是何时？”
“大约1600年。”
“想想看，”我说。“四百年前，莎士比亚爱过一个女人，为她写了首诗。他说他将令其美貌永存———那是他的承诺。今天是1996年，我们在中国，四川，长江边上。莎士比亚从没来过涪陵。你们没人去过英国，你们没见过他描绘的四百年前的女人。但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想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