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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000镑的年利息，这2000镑现在就看成是每年有权取得100镑的法律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象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信用制度怎样创造了一种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就是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是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预付的、以便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单纯的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种假象，好象除了它们可能有权索取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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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构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象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末，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2 1/2％，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所有者取得的收益，象国家证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象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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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外，还会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兹维尔亨巴尔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弗·恩·}】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到1847年10月23日，公债以及运河和铁路股票已贬值114752225镑。”(《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800号]，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的证词。)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象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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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贷款人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不过，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家证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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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销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抵销，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象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最近几年，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这种金融信托公司，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这种公司是为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例如外国的国家证券、英国的市政债券、美国的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而成立的。资本，比如说200万镑，是通过认股的方法筹集的。董事会买进了相应的有价证券，或在这上面多少主动地作一些投机，并且在扣去各项开支以后，把年利息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各个股东。——其次，还有些股份公司习惯于把通常的股票分为两类：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率是确定的，比如5％，当然，这以总利润许可这样付息为前提。付息后如有剩余，就由普通股获得。这样，优先股的“可靠”的投资，就或多或少和普通股的真正的投机分开了。因为有些大企业不愿采用这个新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们把一百万镑或几百万镑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按这种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其中一半为优先股，一半为普通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们是发行新股票的基础。——弗·恩·}】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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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对银行家的贷款，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保管的现金存在的。如果存款用在汇划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销账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依靠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象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例如，A借给W1000镑，W立即用来向B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B因为不需要用钱，所以又把这1000镑借给X，X又立即用来向C购买价值1000镑的商品。C又用同一方法，由于同一理由，把这1000镑借给Y，Y再用来向D购买商品。因此，同一些金币或纸币，在数日之内，就可以用来借贷三次和购买三次，而每一次在价值上都和这个货币总额相等。A、B、C是三个有钱的人，W、X、Y是三个借钱的人，前者转给后者的是进行这种购买的权力。这些借贷的价值和效用都是由这种权力构成的。这三个有钱的人所贷出的资本，等于用这个资本所能够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以等于购买时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的三倍。但是，只要这些债务人购买的商品使用适当，能及时收回同等价值的金币或纸币，并取得利润，那末，这些借贷仍然可以具有十分可靠的保证。就象同一些货币能够用来进行等于其价值三倍以至三十倍的借贷一样，它们也能够用来依次进行偿还。”(第2篇第4章)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许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许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只是货币不通过购买而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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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媒介，那末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亚·斯密关于一般借贷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因为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000镑，明天又会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700万镑。如果不发生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销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销他对某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销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通货论》第62、63页)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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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一次听听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先生是怎么说的：
“私人银行的准备金，以存款形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手里。金流出的影响首先好象只涉及英格兰银行；但它会同样对其他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影响，因为这也是它们存放在我们银行里的准备金的一部分的流出。它还会对一切地方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同样的影响。”(《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639、3642号])
可见，这些准备金最后实际上会并入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此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1892年11月伦敦十五家最大银行的银行准备金公报(引自1892年12月15日《每日新闻》)来证明：
┌─────────────┬───────┬──────┬──────┐
│ 银行名称 │ 负债(镑) │现金准备(镑)│现金准备对负│
│ │ │ │债的百分比 │
├─────────────┼───────┼──────┼──────┤
│西蒂银行 │ 9317629│ 746551│ 8.01│
│京都银行 │ 11392744│ 1307483│ 11.47│
│帝国银行 │ 3987400│ 447157│ 11.22│
│劳埃德银行 │ 23800937│ 2966806│ 12.46│
│伦敦韦斯明斯待银行 │ 24671559│ 3818885│ 15.50│
│伦敦西南银行 │ 5570268│ 812353│ 14.58│
│伦敦股份银行 │ 12127993│ 1288977│ 10.62│
│伦敦内地银行 │ 8814499│ 1127280│ 12.79│
│伦敦郡银行 │ 37111035│ 3600374│ 9.70│
│国民银行 │ 11163829│ 1426225│ 12.77│
│国民地方银行 │ 41907384│ 4614780│ 11.01│
│帕尔斯联合银行 │ 12794489│ 1532707│ 11.98│
│普雷斯科特公司 │ 4041058│ 538517│ 13.07│
│伦敦联合银行 │ 15502618│ 2300084│ 14.84│
│威廉斯—迪肯—曼彻斯特公司│ 10452381│ 1317628│ 12.60│
├─────────────┼───────┼──────┼──────┤
│ 总 计 │ 232655823│ 27845807│ 11.97│
└─────────────┴───────┴──────┴──────┘
在这大约2800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2500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只有300万镑现金存放在这十五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1892年同一个11月内，一直不满1600万镑！——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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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准备金也有双重存在。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准备金，等于该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超过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额。该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1400万镑(发行这个数额，不需要有金属准备；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国家对该行所负的债务)，加上该行的贵金属储备额。因此如果贵金属的储备额＝1400万镑，该行就可以发行银行券2800万镑。而如果其中有2000万镑在流通，银行部的准备金就＝800万镑。这时，这800万镑银行券按照法律就是该行可以支配的银行家资本，同时又是该行接受存款的准备金。如果现在金的流出使该行的金属储备额减少600万镑，——因而必须销毁同样数额的银行券，——那末银行部的准备金也就会由800万磅减少到200万镑。一方面，该行将会大大提高它的利息率；另一方面，那些在该行拥有存款的银行以及其他存款人将会发现，作为他们自己在该行存款的保证的准备金已经大大减少。1857年，如果英格兰银行没有得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政府指令”【{1844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不顾它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借给各个银行和各个汇票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借给商业界。——[弗·恩·]}】，伦敦四家最大的股份银行就要强行提取它们的存款，从而使银行部破产。因此，尽管发行部还有好几百万镑(例如1847年有800万镑)作为流通的银行券兑现的保证，银行部还是会象1847年一样垮台。不过，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
“银行家自己不直接需用的存款的大部分，都转到‘bill-brokers’＜按字面是汇票经纪人，事实上是半个银行家＞手里，而后者作为借款的保证交给银行家的，是他们已经为伦敦或其他地方的人贴现的商业票据。这种汇票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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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银行家负责偿还这种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这种交易的数额非常巨大，连现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在作证时也说：‘我们知道某个经纪人有500万镑，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经纪人有800万到1000万镑；一个有400万镑，另一个有350万镑，第三个有800万镑以上。我这里说的是掌握在经纪人手里的存款。”(《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1858年第V页第8号)
“伦敦的汇票经纪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没有任何现金准备；他们指望陆续到期的汇票的收入，在紧急时，就指望用他们已贴现的汇票作保证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同上，第VIII页第17号]——“1847年，伦敦有两家汇票经纪人公司停止支付，后来又恢复营业。1857年它们再一次停止支付。其中一家在1847年的负债额约计为2683000镑，而资本为180000镑；1857年的负债额为5300 000镑，而资本也许不超过1847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的负债额两次都在300万到400万之间，而资本却不超过45000镑。”(同上，第XXI页第5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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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第一，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资本的所谓过剩[plethora]，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殊形式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占有权的积累。前面已经说道，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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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用来偿还国债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掉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固然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象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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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在利息率的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而单纯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时，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按照它的原来具有一定的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一部分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事实上只是产业资本的表现。例如，1857年，英国向美国铁路和其他企业投资8000万镑，这笔投资几乎完全是靠输出英国商品实现的。对于这些商品，美国人没有偿还分文。英国的出口商人凭这些商品开出在美国兑付的汇票，英国的认股人就购进这种汇票，寄到美国去缴付他们已经认购的股金。】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贷款人)手中的，即私人货币资本家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不过在任何场合下都证明，他们握有现实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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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家证券也象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出借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具体地说，也就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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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交换的媒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销，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开出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不断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发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第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象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我们在论述再生产过程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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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卷第3篇)已经看到，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彼此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销。从生产的上升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与此同时，并没有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发生债权序列的回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销；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手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便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和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加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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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和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间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棉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移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移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移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媒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转移是以信用为媒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以便购买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W—G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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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媒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媒介。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打算贷出和寻找有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动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找不到销路。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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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因为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因此，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的。此外，撇开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通过信用而得到了发展)，这种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这样，危机好象只能由各个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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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主要食物或者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普遍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有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的贷款，同银行家和贷款人对他们的贷款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贷款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自己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那些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资本的现实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有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那种专门以伪造汇票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贷款人，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还能平静地保持下去。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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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尔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总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加，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的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物价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的时候，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仅仅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萎缩造成的。当物价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范围，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没有谈到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显得充裕了。不过，正如我们以后将要谈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例如，1847年危机后，就发生了“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商业危机》1847—1848年证词第1664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停顿，投资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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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货币紧迫＜1847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所引起的，而这种减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页]
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如果仅仅说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就会失去出口货换来的收入所形成的可供支配的资本，从而也就会失去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收入，如果只是就这一点来说，那末，货币资本会由于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动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动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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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42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聚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以便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4884号。在第1卷第13章第3节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这个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50—60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汇票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汇票，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4872号)：
“中国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因此，除了现有的全部工厂外，又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第4874号)“这种生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1844年和1845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使我们产生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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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当然可以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4876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15％，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25％，甚至50％。”——(第4877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象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1857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因此实行了低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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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这时，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可以说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容易并且有规则地流回，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赖货币信用进行投机的骑士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设。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但是，只要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率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按相反的方向进行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则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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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向来十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稍微的营业好转和比较持久的不振这样一种在不同的工业国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比较慢性的延缓的交替。但这里也许只是周期持续时间的延长。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十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象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恩·}】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欺诈盛行的时期，生产力紧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能否兑现，取代了商品本身的形态变化，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厂商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象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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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不会在任何地方表现出来。表现出来的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象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本身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货币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在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这个属性中会表现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以及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作贴现和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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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销。
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时，绝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在名义上保持不变时，实际上也在减少。
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当然，在凭信用出口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只很少凭信用进出口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过，后一类国家仍然会凭信用进口；只有在商品按委托销售办法运到那里去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不能只看到贸易上的顺差。这后一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但是，危机有时候也会先在美国，在这个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爆发。)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之所以结清了英国的支付差额，部分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部分是由于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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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差额暂时是顺差。但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现在英国有金流回，而另一个国家则有金流出。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象排炮一样，按着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必须结清总账，什么时候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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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经济学家，——而且自1830年以来，值得提到的经济学文献主要是论述通货、信用和危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单从英国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危机时期贵金属的输出，不管汇兑率怎样变动，总是把这种输出看作纯粹一国的现象，完全闭眼不看如下的事实：如果他们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末，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那末，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
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
因此，当英国的危机由于银行立法而变得尖锐化时，这种立法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饥荒时期先向谷物出口国骗取谷物，然后再赖掉它们的谷物货款。所以，那些本身也多少苦于物价上涨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就禁止谷物出口，这是对付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手段，因为该行计划“用破产的办法”来“偿还”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债务”。谷物生产者和投机商为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比他们为英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资本要合算得多。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特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在它们本身是作为货币资本而在证券交易所内流通的时候，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缺乏强使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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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股票的价格也下降，部分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在行情表上的货币名称的减少，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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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I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真正的、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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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是以货币不断回流，信用期限短，主要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为基础的。依赖别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几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它，但不是它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虽然这种借贷资本；——它因此又叫作“流动性资本”(floating capital)——始终只是在短期内保持借贷资本的形式(并且也只能用来进行短期贴现)，但是它会不断地流入和流出。一个人把它提出，另一个人就把它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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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我们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定期若干年的贷款，而只是凭汇票和抵押品的短期贷款)，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
《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501号。问：)“您认为，流动性资本是什么？{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这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短期贷款的资本……(第502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地方银行的银行券，以及国内现有的货币量。”——{问：}“如果您认为‘流动性资本’就是能动的通货{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那末，根据委员会现有的证据，这种能动的通货似乎不会发生很显著的变动吧?”{但是，这种能动的通货是由谁预付的，是由贷款人，还是由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自己，这有很大的区别。——魏格林答：}“我把银行家的准备金包括在‘流动性资本’中，这种准备金经常发生显著的变动。”
因此，这就是说，经常发生显著变动的是银行家没有再贷放出去，而是留作他们的准备金——其中大部分在存入英格兰银行时也成为该行的准备金——的存款部分。最后，这位先生说：“流动性资本”就是bullion，即金银条块和金属货币(第503号)。十分奇怪的是，在货币市场这种有关信用的费解的行话中，政治经济学上的一切范畴，都获得了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形式。在这种费解的行话中，“流动性资本”就表示“流动资本”——这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货币就是资本，金银条块就是资本，银行券就是通货，资本就是商品，债务就是商品，固定资本就是投在难于出售的证券上的货币!
“伦敦各股份银行……的存款，由1847年的8850774镑，增加到1857年的43100724镑……委员会现有的材料和证词，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个巨大的金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扩大到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许多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普及到从前不这样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多阶级。被地方私人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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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股份银行不同}协会派去向委员会作证的该协会主席罗德韦耳先生说，在伊普斯维奇地方，在该区租地农民和零售商当中，这样做的人最近增加了三倍；几乎所有租地农民，甚至那些每年只付地租50镑的人，现在都有了银行存款。大量的这种存款当然要在营业上寻找出路，特别是被吸引到伦敦这个商业活动中心去，在那里它们首先被用在汇票贴现上，或用在给伦敦银行家的顾客发放的其他贷款上。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银行家自己对它没有直接需要，而转到‘汇票经纪人’手里，‘汇票经纪人’则把他们已经为伦敦及各地的人贴现过一次的商业汇票交给银行家，作为贷款的担保。”(银行委员会，1858年第[V页]第8号)
当银行家依据汇票经纪人已经贴现过一次的汇票，贷款给这个汇票经纪人时，他事实上为这种汇票进行了一次再贴现；但实际上，许多这种汇票已经由汇票经纪人再贴现过了，而银行家用来为汇票经纪人的汇票进行再贴现的货币，又被汇票经纪人用来再贴现新的汇票。由此引起的结果是：
“空头汇票和空头信用，造成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地方股份银行为这样的汇票贴现以后，把它拿到伦敦市场的汇票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并且单凭银行的信用，而不顾汇票其他方面的性质，这就更助长了虚假信用的扩大。”(同上，[第XXI页第54号])
关于这种再贴现，以及关于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单纯技术性的增加对信用欺诈所提供的援助，《经济学家》的下面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许多年间，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在国内某些地区积累得比人们能够使用的程度更快，但在其他地区，资本的用途比资本自身增加得更快。当农业区的银行家找不到机会把存款有利地、稳妥地投到本地区时，工业区和商业城市对资本的需要却超过了银行家所能提供的规模。由于不同地区的这种不同情况，近年来一种从事资本分配的新型商行产生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商行虽然通常叫作汇票经纪人，但实际上是资本雄厚的银行家，这种商行的业务是，技约定的朗限和商定的利息，从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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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的银行，吸收剩余资本，以及从各股份公司和大商行吸收暂时闲置的资金，并按更高的利息率，把这种货币借给对资本有更多需要的地区的银行；办法通常是对它们的顾客的汇票再贴现……因此，伦巴特街就成了一个大中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这种情形适用于国内各地区，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个人。这种业务原来几乎仅限于凭银行认为适合的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但是，随着国内资本的迅速增加，以及因银行的设立而带来的资本的日益节约，这种贴现公司所支配的基金已经变得很大，以致它们最初以栈单，后来以提单为担保来发放贷款。这种提单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还没有到达的产品，虽然有时(即使不是经常地)以这种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已经开给商品经纪人了。这种做法立即改变了英国商业的全部性质。伦巴特街这样提供的便利，大大加强了明辛街商品经纪人的地位；商品经纪人又把全部好处给予进口商人，后者已经十分广泛地享用这些好处，如果在二十五年前，凭提单甚至栈单为担保去借款，就会使一个商人的信用破产，但是近年来这种做法已经十分普遍，以致人们已经把它看作一种常规，而再不象二十五年前那样把它看作罕见的例外了。这个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以致伦巴特街的巨额贷款，是凭那些以远方殖民地尚在生长中的农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发放的。这种便利的结果是，进口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营业，把他们以前营业用的(流动性)资本投放在最不可靠的部门，即他们不大可能或完全不能控制的殖民地种植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直接锁链。在我国农业地区，积累的资本，作为小额存款存放在地方银行，并且集中在伦巴特街供人利用。但是，它首先被用来为我国各工矿地区的银行的汇票进行再贴现，以此扩大这些地区的营业；其次是被用来发放以栈单和提单为担保的贷款，为外国产品的进口提供更大的便利，使那些经营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商行的‘合法’商人资本能够游离出来，从而用到海外种植园这种最不可靠的投资部门去。”(《经济学家》1847年第1334页)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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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一个汇票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象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1857年11月12日＜1844年银行法暂停执行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包括一切分行在内的准备金总额，只有580751镑；同时存款额为2250万镑，其中约有650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1858年第LVII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20镑每天贷出五次，那末就有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20镑至少已经四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媒介，它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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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四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会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五次各20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就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1．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2．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100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100镑，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二十周后，如果他自己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2000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1857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
(第1258号)“照我看来，贴现率事实上决定于国内现有的闲置资本的总额。闲置资本的总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这种准备金事实上就是金准备。因此，当金流出时，就会使国内的闲置资本的总额减少，从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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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364号)[纽马奇：]“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实际上是国内整个营业借以进行的中央准备或现金贮藏……经常影响这种贮藏或准备的是外汇率。”(《银行法报告》18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