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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_11 马克思(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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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如果不能摆脱资本主义制度,那就只能用机器还不能代替的智力劳动对抗资本。而资本则会力图发展智能机器。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力。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 每星期节省工资10镑,少出飞花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1/4,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1/2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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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1/3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契得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
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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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612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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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用盖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走锭精纺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联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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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走锭精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义,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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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正确的。不过,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迫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这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系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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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末,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变成了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变成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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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此外,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连续雇用追加的机械工人,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变成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学术”水平也不过如此。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五十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五十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五十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象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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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成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变成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这种减少了的需求没有其他方面的增加了的需求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们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变成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这些先生们反而用他们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有的供资本随意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末,在这里起媒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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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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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现代庸俗经济学力图将这些反对者排挤出学术界或学术界的上层,以便他们真正愚蠢的理论能够大行其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一语揭穿现代庸俗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实质。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既然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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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末,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四倍的产品中包含四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四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末,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落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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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再拿原料来说,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末,在这种机器制品还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利用充分的时间工作。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这些被珍妮机、环锭精纺机和走锭精纺机比如说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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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最终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量的工人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工具等等的数量日益增加了,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就越分越细,因而社会生产部门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日益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变成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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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像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211人,电报业有2399人,照像业有2366人,轮船业有3570人,铁路业有70599人(其中包括大约28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五种新工业总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含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现代服务业中的保姆为其服务的家庭做饭,是一种劳动,但属非生产劳动;而在餐馆和食堂里做饭,就象面包房里的工人做面包一样,属生产劳动。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6259人,妇女10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律师、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供职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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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奴的人数1208648人。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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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末,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即使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郎卡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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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88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时期的劳动。”
根据某些经验过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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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部分占2/5,可变部分占3/5,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4/5的不变部分和1/5的可变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末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末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能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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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象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Qī|shu|ωang|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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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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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所谓的经济全球化。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见下表)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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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上遭遇的无保障和不稳定状态,已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生产是否过剩,是判断经济繁荣还是危机的先行指标。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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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中间实现。而且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则不仅把被驱逐的工人吸收进来,而且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并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有人非议发达国家的一些工人宁愿失业领救济,也不愿工作。可谁愿意象羊一样被赶来赶去呢?有些中国人愿意,那不过是他们对各种屈辱麻木了。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到可怕的穷困。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工人的领袖被提交郎卡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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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以后有相反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反谷物法同盟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们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他们的实际工资将要提高,工人们将提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而且,他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保护大地主和贵族的谷物法应当废除,但工人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进行废除谷物法的斗争时,要注意争取自身的利益。今天,各种蛊惑性的欺骗依然很多。学习《资本论》,有助于我们识破这些欺骗。】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相反的趋势,美国南北战争,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得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372家。小工厂多半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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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交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很小很小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飞花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质地不纯,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时,情况已经比较好转,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产品出了毛病,这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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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也常常要从工资中扣除房租。难怪在郎卡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表明特征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象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而资本家则不论是否增长了利润,都由此增长了他们应当做老爷的“天生禀赋”。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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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1/4磅棉花和2 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卖的布,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独霸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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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附注略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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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末,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卡路里机,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 1/2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工场手工业性质的制品生产不是由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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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的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会特别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十五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逐渐溶解,并不断发生变化。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就是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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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散居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梯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000个工厂工人和9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毒物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同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职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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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北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卡内里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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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可以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可以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呎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呎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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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南奥菲尔德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4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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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统计表:略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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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定昂贫民诊所特鲁曼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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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地方是20至40人,有些地方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 1/2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呎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呎。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呎。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砌的是石板或砖块。如果工人们也有与士兵们同样的500立方呎/人,那么许多士兵就是多余的了。显然,从工人们那里省出来的空间会远远大于多出来的士兵所占有的空间。
“在诺定昂,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呎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贫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定昂周围80哩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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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现代庸俗经济学就很会说这样的漂亮话,比如帕累托最优之类。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域。一个是洪尼顿花边业区,包括戴文郡南海岸20哩至30哩宽的地带和北戴文的少数地方;另一区域包括白金汉、培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杭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劳动到12岁或者15岁。年龄最小的儿童在第一年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象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四周的垃圾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呎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1/2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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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金汉和培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哈特福郡的大部分地区和艾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7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挨饿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呎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2/3立方呎、17立方呎、18 1/2立方呎,最多也不到22立方呎。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呎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资本主义是造成东西方亲情观不同的根本原因。而电影《刮痧》所表现的西方世界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名义对家庭关系的干涉,无非是对资本主义在其历史上彻底毁灭家庭亲情而造成的对未成年人的残酷压迫的一种修正,但后来却成了西方人自以为优于东方家庭关系的一种“先进”文明。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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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未婚先孕也是资本主义造成的。现在居然成了一种时髦,可见,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希望今天的中国不是与这样的“模范”国际接轨。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变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业,便帽业,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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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衬衫业和缝纫业,胸衣业,手套业和制鞋业,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才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象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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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由于工资被降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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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最近十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支出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在这些劳动场所尽管通行的是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但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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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种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象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对“路径”的依赖是极有限的。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从而迫使家庭工人出卖自己的缝纫机。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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