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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贝勒

于川 (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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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阴雨东京
进了七月,瑞年就没见过太阳,东京的阴雨无休无止地下着,海上吹来的季风把整个城市和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浸泡得湿淋淋的,酥软了它和他们的身体,也沉重着瑞年的心。
虽然从陆士【1】毕业已经将近一个月了,再没有了每天早上尖厉无情的起床号,但瑞年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枕下那块银时计【2】的指针指向五点半钟的时候醒来,并且极其迅速地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离开了他的床,三分钟之后,一身运动装束的他已经出现在寓所的门口了。
站在寓所门外的廊檐下,望着灰蒙蒙的晨曦中飘摇的雨丝,瑞年舒展了一下夜里松懒了的肩背,深深地吸一口气,鼻腔和肺叶间立刻湿漉漉地让他的心口闷闷地像是在柔道中被对手的寝技禁锢了一般。看看门前那条被连日的阴雨浸泡得有些粘乎乎的小路,瑞年拧着眉头,踟蹰了一下,终于还是跨下台阶,迅速地冲入了雨雾,飞也似的奔向前去。
从1932年春天来到东京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而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除去最初九个月在语言学校强化日语之外,其余的时间瑞年几乎都是在日本军中度过的,两年的陆士预科生活,而后是半年的陆军实习,再后又是一年零十个月的陆士本科学习,让当年初涉东瀛的那个弱冠少年除去他那颗中国人的心之外,无论是从外形装束上,还是言谈举止,思维形式上,都几乎完全成为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军人,就连他的跑步姿态也全然是一副陆军士官学校操典的标准:昂首挺胸,腰身笔直,两臂夹紧,臀部僵硬,只有一双长腿机械地匀速迈进,绝对没有那些田径运动员奔跑起来的舒展和优雅,尽管瑞年知道自己的跑步姿态很难看,但他每当他迈开双腿奔跑的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那已经固化于他的身体,甚至意识中的规范。
被雨水浸泡了多日的柏油路面软软的,每一次落脚的时候,鞋底都会踏出一阵吱吱的水声,黏黏地像是要把脚上那双橡胶底的跑鞋吸掉一般,以至于他的一双僵直的腿不得不比平素付出更大的努力,但瑞年却绝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要知道,将近两千个日子,无数次的皮带和军棍,甚至漆黑狭小的禁闭室的惩戒造就的一切是绝难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于是,瑞年就这样以一种近乎僵化的姿态继续着他日复一日的晨跑。
经过靖国神社的时候,雨似乎小了一些,几个穿了雨披的小贩已经照例把他们热气腾腾的料理车停在了路边,几个早起的食客坐在搭了黄色油布的屋台【3】上面无表情地吃着早餐,瑞年跑过的时候,几个小贩很热烈地点头鞠躬地招呼他,那位永远一身和服,头发夸张地挽得像浮世绘中的人物的欧巴桑【4】尤为热烈,嘴里一个劲地叫着“王”,让瑞年的背脊上麻酥酥地很不自在。
瑞年被称作“王”除了他那个前清皇帝赐封给他祖上的,世袭罔替的贝勒头衔之外,还因为他那个陆士的同学,韩国人李海潮的那张碎嘴。
李海潮的祖上据说是朝鲜李朝的皇族,“日韩合并”【5】后,韩国的贵族也被纳入日本的“华族”【6】序列,承袭了祖上伯爵爵位的父亲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伯爵。父亲死后,作为长男的李海潮便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李海潮伯爵。尽管在陆士的同期同学中,李海潮无论是军事理论,还是军事技术的考试成绩永远倒数第一,但若论社交能力和钻营本领,却在第四十九期的三百多学生中堪称翘楚。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瑞年跨进陆士大门的第一天,李海潮就成了他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你好,尊贵的瑞年贝勒,鄙人是日本伯爵李海潮!”
瑞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和李海潮第一次见面时对方的那番自我介绍。当时瑞年对日本和朝鲜的这段渊源还知之甚少,冷不丁听到一个颇为中国化的名字,纳闷了老半天,怎么也闹不明白还会有叫这样名字的日本人。
“哈哈,瑞年君,你真是过于实在了,那家伙其实是韩国人。”
后来,瑞年在陆士结识的第二个同学——日本侯爵近藤敏夫,拆穿了李海潮的身世,这才让一头雾水的瑞年弄清了原委。
自明治七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办以来,这所专门为日军培养学生指挥官的军事院校就成为很多日本贵族子弟的首选,有不少皇族的亲王、王都毕业于此,至于公、侯、伯、子、男之类的贵族就更是不计其数了。日韩合并后,很多韩国华族子弟也纷纷就读于此。也正是因为这样,在这所一向以严谨铁律著称的院校中,同样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尽管表面上他们和那些平民出身的学生处于同样一种学习和生活氛围内,但实际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还是无时无刻不贯穿于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之中,甚至那些一向严酷无情的教官们对这些贵族子弟也大多会另眼相待,网开一面。倘若不是这样,那位李海潮伯爵大约早就被踢出陆士大门,半途而废了。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陆士学生中的贵族子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不要说那些来自亚洲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了,就是日本本土平民出身的学生也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瑞年之所以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个贵族子弟团体中的一员还是得益于他的贵胄出身,以及那个远在中国东北的前清皇帝——其时的满洲国执政溥仪。那时候,所谓“日满亲善”叫得正凶,日本的上层,包括陆士当局都刻意把那些有满蒙背景的留学生和来自中国的其它留学生割裂开来,攻心洗脑,刻意让他们和普通的中国留学生产生感情和意识上的距离,及至对抗的情绪,可谓用心险恶,用意歹毒。
陆士第四十九期中,贵族子弟小圈子的首脑人物正是近藤敏夫。
瑞年和近藤敏夫的相识倒是应了那句中国的老话――“不打不相识”。尽管瑞年生于共和,长于民国,但骨子里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族习气还是免不了的,不说是目空四海,至少是有点狂妄;算不上趾高气扬,却也绝对是不卑不亢。更何况从来对日本和日本人就没有好感的他,原本就是不得已屈身于陆士的,却想不到刚进校门就碰上了身材短小精悍,却永远一脸桀骜不驯,狂妄非常的日本青年侯爵。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推崇的是斯巴达式的的教育和训练方式。对于像瑞年这样自幼生活优越的贵胄子弟来说,最初的学习和训练几乎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折磨和煎熬。如果不是一千遍,一万遍地在心底告诫自己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是顽强执着地搬出前人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训诫来鼓励自己,瑞年怕是连第一天最简单的军事队列操练也顶不下来。想当初,好不容易盼着一天的课业和训练结束了,吃过晚饭,回到宿舍,瑞年周身上下就像让人拆散了一样,让他觉得要不是还有皮肉牵连着,自己随时都会轰然垮塌下去。他一头躺倒在铺位上,再也懒得动一动了,可偏偏这个时候,担任学生队队长的近藤敏夫操着极为标准的正步跨进宿舍,寒光闪烁的眼睛掠过包括瑞年和李海潮在内的躺在床上的几个学员身上,威严地哼过一声鼻音之后,嘴里喷薄而出的便是一顿臭骂,吓得几个歪斜在铺位上的学员触电般地跳起身来,忙不迭地立正,一脸羞惭的样子,只有已然扯了鼾声睡熟了的瑞年一动不动。
陆士的规矩,学生队队长在作为“班主任”的区队长不在之时,代行他的职责,所有学员必须像对待区队长一样对学生队队长尊重有加。初来乍到的瑞年哪里知道这样的规矩,更何况此时的他早已梦游津门,对身边的一切浑然不知了。于是,他便在不知不觉中大大地冒犯了一回学生队队长近藤敏夫侯爵,而他和近藤谁也没有想到,更大的冒犯还在后面。
看到物我两忘,酣然大睡的瑞年昭彰地躺在铺位上,学生队队长近藤敏夫阴鸷的眼里寒光渐渐为怒火所代替,他大踏步地冲到瑞年的铺位前,嘴里“八嘎”、“八嘎”地咆哮着,抬起穿着翻毛大头军靴的脚狠狠地踹向了瑞年。从梦中惊醒的瑞年还没闹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近藤的一记耳光已经重重地打在了他的颊上,火辣辣地一下子让他的血窜上了头。那一刻,瑞年完全是出于本能,猛然抬手回敬了正在叽里呱啦地责骂他的近藤一个更加响亮,更加猛烈的耳光,打得近藤和所有在场的学员都愣瞌瞌地半天回不过神来。近藤敏夫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作为学生队长的他,会被一个普通的学员,而且还是一个来自支那的留学生扇了一记耳光。尽管这个留学生据说有着极其显赫的贵胄血统,但在他这个日本贵族心目中,瑞年甚至连李海潮那样的韩国贵族都不如,而他的祖上可是当年声名显赫的德川幕府时期的大将军,他又岂能受这样的侮辱呢?于是,近藤敏夫红了眼,耸着短小精悍的身体,扑向比自己几乎高了一个头的对手,以一个标准的柔道背负投电光火石般地把瑞年掀翻在地,引来周围的学员一片喝彩。
当自己的背部重重地摔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的时候,瑞年深为自己的大意而悔恨,他忽然记起自己那位号称满洲第一摔跤手,曾经因跤艺出众而获得了御赐“巴图鲁”称号的舅舅告诫过他:“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紧盯住对手的眼睛,因为对手的眼睛可以告诉你他何时会发动对你的攻击!”他原本应该意识到的,因为当近藤敏夫扑向他之前,他的眼睛里跃动着嗜血的灼灼的光。悔恨和反省其时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当瑞年被近藤敏夫摔倒在地的一刹那,幼年开始舅舅教授给他的摔跤技艺便本能地反射出来。当近藤敏夫眼里露出胜利者的兴奋之际,瑞年的右腿已经狠狠地蹬在了他的小腹之上,那是一招标准的“兔子蹬鹰”,近藤敏夫短小精悍的身体刹那间便如断线的风筝一般向后飘摇着飞了起来。随着一阵木器断裂的脆响之后,刚才还在为近藤敏夫叫好的学员们惊愕地发现他们的学生队长已经四仰八叉地躺在那张原本好端端地摆放在宿舍中央,此时却已支离破碎的桌子残骸之上,惊恐万状地瞪着那双不知何时已经不再寒气逼人的眼睛,呆如木鸡地仰视着几步之外豪气干云地重新站立起来的瑞年。宿舍内的空气在凝滞了几秒钟之后,忽然热烈地爆发了,那是来自学员们的更加响亮的喝彩。
“瑞年君,你的身手令我钦佩!”
这是瑞年因为殴打学生队队长被禁闭三天后回到宿舍,见到近藤敏夫后对方说的第一句话,说话的时候,近藤敏夫的身体笔直着挺立着,脖子紧张地向下曲着,几乎把他那颗不大的脑袋和身体折成了九十度角。
那一刻,瑞年知道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最终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也就是从那一天起,陆士第四十九期的贵族圈子接纳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学员。
“他是满洲国的贝勒。”瑞年第一次和近藤敏夫、李海潮等几个学员趁了公休日外出时,在靖国神社前的屋台上吃“好烧”【7】和“八爪鱼丸”时,李海潮对那个当厨的欧巴桑这样介绍他。
“是中国!”瑞年很严肃,很认真地纠正李海潮。
“嘿嘿,差不多吧!”李海潮一点也不觉得尴尬,继续转向欧巴桑炫耀着他的同学的身世,“贝勒你知道吗?就和我们日本的‘王’差不多,很高贵的!”
瑞年知道,日本的皇室分为亲王和王两个等级,如果一定要生搬硬套到满清的爵位中,那么“王”应该是清朝的郡王一级才对,鬼知道这个李海潮为什么会无中生有地给他的封爵升了一级。
“贝勒当然应该是‘王’了!”李海潮却对瑞年的质疑信誓旦旦,“你看,在日本,公爵之上就是‘王’,那在你们大清时期,公爵之上是什么?贝子,贝勒,对吧?既然贝勒比公爵还高,那不是‘王’是什么?”
李海潮的言之凿凿倒让瑞年一时无言以对了,随便他吧,反正瑞年自己从来都没惦记着沾上什么祖荫,什么王啊,公啊的,关他屁事!不过,李海潮的话屋台的欧巴桑倒是完完全全地听进去了,从那儿以后,每回瑞年经过靖国神社的时候,欧巴桑就会像今天一样大老远地殷勤地招呼他,让他很不自在。
瑞年跑到外濠【8】的时候,濛濛的细雨住了,不过对于浑身上下已经完全湿透了的瑞年来说,显然已经无所谓了。他停住脚步,抹了一把脸上混合着汗水的雨水,微微有些发喘,抬眼看一眼依旧笼罩在一片雾霭朦胧中的皇居【9】,不知道那里面住着的那个留着小胡子的瘦小男人是不是又被他那开疆拓土的勃勃野心搅扰得彻夜未眠。瞥一眼宫门前的荷枪实弹的卫兵,瑞年的喉头忽然紧紧的,有些发咸,那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理反应,每每在他情绪亢奋的时候,便会如此。
自从六月从陆士毕业到现在,每天早晨瑞年都会从在市谷的寓所出发,跑步到皇居,而后再折返回去。在陆士的四年学习生活养成了他晨起锻炼的习惯,虽说到现在瑞年还没有决定是否在当年的十一月份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校【10】深造,但强健的体魄却是无论他今后选择任何出路都是必要之极的保障,这一点,受过现代教育的小贝勒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一个月来,他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晨跑,不像李海潮,毕业后立刻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
回到寓所时,房东一家已经起来了,进门的时候,跪在玄关擦地的房东太太看到瑞年跨进门来,赶忙起身,极其夸张地冲着瑞年鞠躬问候,害得瑞年忙不迭地还礼,俩人互致问候的声音惊动了房东,那个每天晚上喝了酒就会大声唱歌唱到瑞年头疼的男人也走出来向他客套地问好,又让瑞年好一通行礼,等回到房间的时候,脖子竟然都有些酸了。有时候瑞年真的想不通,这些貌似礼貌周全到无以复加的日本人骨子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呢?“九一八事变”时,瑞年还在天津,听到过也见到过太多太多的日军残杀中国人的事情。来到日本以后,虽然日本的媒体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在为所谓的“日满亲善”|“东亚共荣”唱着赞歌,可间或还是可以从一些报刊上发现日军的血腥,尤其是在他进入陆士学习之后,身边那些未来的日本军官们的行径更是让他每每不寒而栗。就拿那个早已自认为是瑞年挚友的近藤敏夫来说吧,他可以在平素对你尊敬有加,关怀备至,也可以在酒桌上和你开怀畅饮,坦诚相待,但一旦到了学习和操练之时,便恍然间变了一个人似的,在他眼里再也看不到友情,甚至难觅人性的踪迹,他狂野地要将一切对手置之死地,而且是那种斩尽杀绝,一举击溃,绝不给你留下任何喘息机会的方式,而像他这样的学员在陆士几乎比比皆是。瑞年相信,在日本军中,这样的人也绝不在少数,至少在他预科和本科下联队见习期间所经见的这样的日本军人太多太多了。瑞年知道,一旦这些几乎只要拿起枪挎上军刀就失去了人的本性,就成为战争机器的日本军人奔赴战场,他们和对手的厮杀将是怎样的惨烈。
“所以我认为你应该进入陆军大学校继续深造,只有把日军的战略战术完全吃透,我们才能有把握在战场上战胜他们,才能最终光复东三省,光复一切被日寇强占的国土!”
瑞年陆士本科毕业前夕,破例被推荐进入陆大深造,在他迟疑不决之际,他的前辈学长,东京“三民主义真勇社” 【11】的社长王家善【12】这样劝导他说。
王家善的话自然不无道理。其时,日本陆军大学校是一所不仅在亚洲,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数一流的军事院校。瑞年也明白能够得到这样的深造机会实在难得,但是一想到自己之所以被陆大破格录取的背后的深层因素,瑞年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要知道,当时的陆大只招收陆士本科毕业后,在军中服役了两年的现役日军军官,瑞年之所以被录取,完全是因为日本为推行所谓的“日满亲善”而竭力拉拢满洲贵胄所致。加之五年的日本生活,其间四年多的陆士经历,让生性刚烈的瑞年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点。他不知道即使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强国强军为己任”这般远大的目标和宏伟的志向,忍辱负重地留在日本,进入陆大,自己究竟还能坚持多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混迹于一帮僵化无比的战争机器中,他无时无刻都忍受着一种强烈的屈辱。
回到自己的房间,换过衣服,瑞年一边喝茶、吃早餐,一边展开当天的报纸。报上都是些有关驻华日军的军事动态的报道,显然时局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令瑞年更为不安的是,今天的报纸上还大幅度增加了对驻华北日军的报道,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中无不充斥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战云密布的感觉。
【1】陆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 为日本帝国陆军兵科将校养成之军校,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开办,前身是1868年8月开办的京都军校,于1874年正式成立。
【2】银时计――银质的怀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可以获得天皇御赐的银时计作为奖赏和纪念。
【3】屋台――类似中国的大排档。
【4】欧巴桑――日本对中老年妇女的称谓。
【5】日韩合并――《日韩合并条约》是于1910年8月22日,由韩国(1897年,朝鲜王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所签订的条约,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并且于1910年8月29日生效。
【6】华族――华族是日本于明治维新至二战结束之间(1869-1947)存在的贵族阶层。日韩合并后,朝鲜的王室成员和贵胄也被列入华族。“华族”于1947年5月3日,随着战后日本国宪法生效而正式被废除。
【7】好烧――据说是从中国的煎饼演化而来的一种日本小吃。
【8】外濠――日本皇宫的护城河,现已辟为公园。
【9】皇居――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的称谓。
【10】陆大――”日本陆军大学校”的简称,日本军方培养参谋军官的教育机构,1883年创立,培养参谋军官及日军将、大佐级高阶军官及军事研究为其主要任务。
【11】三民主义真勇社――1936年9月18 日,王家善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三民主义真勇社”,积极在陆军士官学校和商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吸收社员,此后,又成立了“留日陆海军同学会”和 “留日陆士同窗会”等,作为真勇社的外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旋因被日本陆军省发现而先后解散。
【12】王家善――(1903-1979)黑龙江巴彦人。1937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伪满步兵师第四旅旅长、第七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国民党政府第五十二军师长。1948年在营口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辽东省军区师长、第四野战军师长。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回国后,历任热河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第一至四届政协副主席。
第二章 津门贝勒
瑞年出身于镶蓝旗满洲,满姓尼玛哈,汉姓于,因此尽管中华民国颁发给他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于瑞年”的大名,而昭和十二年6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着“尼玛哈 ? 瑞年”的名字。瑞年的祖上当年是清太宗皇太极麾下虎将,后追随摄政王多尔衮一路攻入山海关,满清定都北京后,被清世祖顺治皇帝册封为贝勒,世袭罔替直到瑞年的父亲鄂泰这一辈。1924年,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北京紫禁城,流落到天津日租界后,鄂泰贝勒也拉家带口地追随着主子逃亡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马场道置办了一处二层小洋楼安顿下来,隔三差五地跑去张园行宫给宣统爷叩头问安。瑞年是家中的独子,尽管他记事的时候,紫禁城里的宣统爷早已经只是一个困守高墙之内的逊位之君了,但大多数的满清贵胄家庭中,世袭的爵位封号依然至高无上地被传承着,除去对曾经的辉煌无限缅怀之外,还杂着几分虚荣,几分自怜。因此,瑞年自打一落生便被家中的上上下下,族中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市井中趋炎附势的人们尊称为“小贝勒爷”。1931年年底溥仪被日本人迎到东北,瑞年的父亲鄂泰贝勒本想追随溥仪北上,却不料一场伤寒几乎在顷刻间要了他的命,及至来年春天,才在英国医生的救治下从鬼门关上逃了回来。大病初愈的鄂泰原想立刻动身出关,却不料溥仪早已顾不得他这样的昔日老臣,迫不及待地做起了“满洲国”的“执政”,鄂泰贝勒不由得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原本以他的资历和爵位,应该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满洲国的开国元勋,不说是弄个什么总理大臣吧,至少也该做个议长什么的,又哪儿轮得到郑孝胥、张景惠那班汉臣大出风头呢?只可惜这一切都是见诸于假设的基础上,满心凄然的鄂泰贝勒一连喝了三天的闷酒,差点闹得旧病复发。
鄂泰虽说是个忠君思想非常顽固的满清贵族,但对于日本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好感,尽管他一向忠于着的主子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国”成功,重新做了皇帝,但鄂泰知道,日本人其实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要是真的相信他们那套“日满亲善”的论调,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鄂泰贝勒不会忘记,当年甲午年间的黄海海战、平壤血战,他族中的几位堂兄弟先后捐躯殉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鄂泰贝勒举家西逃,他在北京的贝勒府却被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劫掠一空,留守家中的一群仆役婢女不是被杀,就是受辱,及至他追随着老佛爷慈禧太后和光绪爷返回北京,看着眼前狼藉一片的府邸和哀号不止的家人们,鄂泰贝勒气血攻心几乎背过气去。溥仪随着日本人跑到东北之初,鄂泰贝勒着实有些想不通,那时候瑞年不时地听到父亲躲在书房里和几个前朝同僚发着牢骚,话里话外地流露出对宣统爷的些许不满,除了抱怨溥仪对他这个老臣的忽视,就是无法理解堂堂大清皇帝为何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复国复位。不过,没过多久,瑞年发现父亲的口气渐渐转变了,虽说还不时地感叹溥仪对自己的忽视,但对日本人的态度却缓和不少,甚至一向坚拒东洋人的鄂泰贝勒府的座上宾中也开始出现了日本人,为此小贝勒瑞年大为不满,鄂泰满脸狡黠地对儿子吐露了心声:
“阿玛现在想明白了,宣统爷为了复国,尚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阿玛又何必一根筋地和日本人争一时之长短呢?要想恢复咱大清三百年的基业,咱们就得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宣统爷站稳了脚跟,等到咱大清恢复了元气,什么东洋人,什么关东军,全都给我玩去!可眼下,咱就得借力打力,等日本人和民国拼个两败俱伤,咱们坐收渔人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出身于满族贵胄之家,但瑞年毕竟生于民国,加之1924年举家迁往天津之后,开始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尤其是当他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之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观念和意识早已转变,对于老一辈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迂腐越来越难以认同,尤其是对溥仪的挟东洋人以自重的做法更是极度反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东北四省,白山黑水惨遭蹂躏。作为一个满族人,眼看着祖先的发源地被异国侵占,瑞年的愤怒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深悟家国天下之理,更明白无论哪朝哪代,无论种族异同,他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样,永远都是中国人,因此对于父亲把溥仪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揣度成委曲求全,瑞年极为不屑,没少和父亲为此事争论。爷儿俩原本都是那种认死理的倔强之人,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往往是从小读“之乎者也”的鄂泰贝勒辩不过洋学堂出身的儿子,只得拿出他的“父为子纲”来,声色俱厉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等满心不服的瑞年被额娘劝回自己房里才算作罢。
尽管鄂泰贝勒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缓和,家里也隔三差五地会有几个驻天津的日本军政要员前来拜访,但当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突然登门造访的时候,鄂泰还是着实地吃惊不小。桑岛主计带来了时任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给鄂泰的亲笔信,信中除去问候这位当年一道组织过“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的同仁之外,还特地转达了满洲国执政溥仪的问候。虽说接到的并非宣统爷的圣旨,但鄂泰贝勒还是受宠若惊,立刻面向东北方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喜极而泣,涕泗横流,心想他一向效忠的宣统爷终究没有忘记他这个昔日的老臣,这怎能不让他感动非常呢?
桑岛主计前来拜会鄂泰贝勒的那个下午,瑞年放学回家,一进门正遇到父亲鄂泰送客。瑞年从未见过这位臭名昭著的日本总领事,但第一眼就看出对方的日本身份来了:狭窄的西装,局促的领结,油亮亮的短发,削尖的脸颊和一只小得极不相称的鼻子,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瑞年有些厌恶地耐着性子被父亲引见给桑岛主计,此时他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日本男人正是参与策划溥仪出逃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不是父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瑞年大约早已暴跳起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桑岛主计是否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冰冷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腔愤懑之火,瑞年不得而知。这个资深的日本外交家以一种极其和善的姿态向瑞年热烈地伸出手来,与其说是握手,还不如说是不容置疑地一把拉住了瑞年已经攥出了汗的手,连声称赞“小贝勒”一表人才,让鄂泰贝勒的脸上笑开了花。
瑞年压根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和桑岛主计的邂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桑岛主计到访后的第三天,亲自致电老贝勒鄂泰,力邀即将高中毕业的瑞年赴日留学,声称可以保送瑞年进入著名的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极力蛊惑鄂泰,说是像瑞年这样的满洲贵胄子弟如果能够接受先进的军事教育,必将会成为满洲国和前清皇帝的栋梁之才,倘如满洲贵胄子弟都能如此,那么完全光复大清江山便也就指日可待了。桑岛主计这番话让一门心思复国尽忠的鄂泰贝勒大为动心,当下电话就忙不迭地让管家把瑞年找到他的书房来,关了门,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起了他的未来。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和桑岛主计的不期而遇,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来日本,更不可能进入陆士。”1936年年底,瑞年加入“留日陆士同窗会”时对审查他入会资格的 “三民主义真勇社”的负责人王家善说,“你想啊,‘九一八’之后,但凡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有哪一个不对日本,对日本军队恨之入骨呢?我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跑到东京来受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的气呢?!”
瑞年说的全都是心里话,当初父亲鄂泰贝勒转述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的“好意”和他的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论调后有,瑞年顿时就义愤填膺了,如果不是自幼接受的伦理纲常的束缚,他一定会拍了桌子对着父亲怒吼的。
“阿玛,您老人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不是陷儿子于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吗?!”
瑞年只觉得血往头上涌,脸烧得滚烫,太阳穴嘣嘣乱跳,嗓子眼咸咸的,就差喷出血来了,无论鄂泰贝勒怎么说,就是油盐不进,愣是把个原本满心欢喜,一腔热烈的老贝勒爷气得火冒三丈,吹胡子瞪眼地骂开了大街,惊得一直在窗外听着动静的福晋舒穆禄氏终于顾不得什么“夫为妻纲”了,忙不迭地奔进书房,把剑拔弩张的父子俩隔开,推推搡搡地把儿子瑞年哄出屋去,反过头来再对丈夫好言相劝地做起了和事佬。
“按说哪,额娘不该掺和在你们爷俩中间说三道四,毕竟这是你们男人的大事,可我又不能眼瞅着你和你阿玛为这事闹得跟仇人似的。……”
福晋舒穆禄氏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让小贝勒瑞年也看得鼻子酸酸的,刚才跟父亲怄的那一肚子气也消了不少,揽了母亲的肩膀,讷讷地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在福晋舒穆禄氏眼里,鄂泰贝勒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是一个响当当的大英雄,丝毫不逊色于戏文里精忠报国的岳武穆。瑞年虽然不会像母亲那样对父亲永远充满着敬畏和尊崇,但他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男人和父亲,鄂泰贝勒可以说是极少可以被人挑剔的。诚然,他对前清的愚忠在某些人看来有些不合时宜,甚至可笑可怜,但是,倘若站在父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又是那么顺理成章,毕竟那个二十多年前消亡的历时近三百年的王朝曾经倾注了他和他的先人们无数的心血,甚至生命,他有理由去维护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信仰和忠诚。但作为一个生于共和,长于民国,且自幼接受现代教育,领悟过民主思想,民生意识的年轻人,尽管脉管中淌着满族先民们殷红的血,尽管与生俱来地顶着贵胄耀眼绚烂的光环,但瑞年有理由让自己相信,不管他是满族还是汉族,不管他是贵胄还是平民,他首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也正是因为这样,尽管他从来都对父亲的勤王复国的梦想不屑之极,但却很少直接和鄂泰争辩,或许那只是父辈们聊以自慰的一个寄托,他不想那么残忍地去把它打碎。但瑞年没有想到,竟然会有那么一天,那个父亲心目中永远神圣的宣统爷会借助曾经的敌人、现在的侵略者之力,演出了一场丑陋的复国复位的闹剧,而曾经和日本人不共戴天的父亲,竟然也会暂时地忘却了那切肤之痛,冠冕堂皇地和东洋鬼子携手勤王。现在,瑞年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父亲一意孤行下去了。
“额娘,我知道,我让您和阿玛为难了,可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能为虎作伥,不能坐视自己的国家被外寇所辱,自己的人民被他人欺压。……”
福晋舒穆禄氏劝不动儿子,便转回来试图说服丈夫,虽然同样倔强的鄂泰贝勒嘴上不为所动,但心里却不免有了知难而退的念头:儿子的顽冥不化,福晋的爱子心切,加上近来自觉越来越差的精力和体力,静下心来一想,也油然生出一丝对父子亲情的留恋。虽说尼玛哈家族世代都是骁勇善战的武士,鄂泰也是自幼习武,刚猛过人,可毕竟岁月不饶人,尤其是那场几乎要了他老命的伤寒过后,曾经龙精虎猛的贝勒爷早已被折腾得脱了形,散了架,空有雄心豪情,却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既然你不愿意去日本,那就留在天津吧,不过阿玛可是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管你是去日本,还是留在天津,咱大清国还是要光复的,咱宣统爷也还是要保的,你就是说下大天来,还是满洲的子弟,还是镶蓝旗的贝勒!”
其实说这番话的时候,老贝勒鄂泰的心里虚着呢。所谓知子莫若父,他自己的儿子自己最了解。他知道,要想让这个从小进的是洋学堂,张嘴闭嘴“民主”“民生”的儿子服服帖帖,死心塌地地去效忠那个远在东北的宣统皇上,多半是他老人家一厢情愿。唉,一厢情愿也好,两情相悦也罢,反正,他鄂泰是尽忠侍主一辈子,没让别人说出过半个不字,至于后代儿孙,他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想到儿孙,鄂泰忽然又来了精神,儿子今年十七了,也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之前虽说也和福晋舒穆禄氏讨论过瑞年的婚事,可一来瑞年还在上中学,年龄尚小;二来他额娘爱子心切,眼光颇高,这几年间或也有好事的亲朋保媒拉纤,其中也不乏王公贵胄家的小姐、格格,可福晋愣是没有相中的。至于儿子瑞年,那就更甭提了,这小子竟然为这事跟他闹得面红耳赤,如果不是还懂得那么点长幼尊卑的道理,多半早就跟他这个做阿玛的翻了脸了。
“我的事情不要您老人家操心,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二十一年了,您那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皇历早该翻过去了!”
听听,这民国,这共和有什么好,闹得儿子不像儿子,老子不像老子,难怪什么君臣之礼,夫妻纲常全都荒废殆尽了,鄂泰贝勒愤然地喟叹很久。
南开中学的毕业会考刚一结束,瑞年就开始嚷嚷着要回北平去念大学。鄂泰贝勒打定主意要在儿子瑞年回北平读书之前给他把婚事定下来,于是,他立刻放出风去,把在天津和留在北平的亲朋故旧全都发动起来,四处寻访出身、家世、人才、品貌都和儿子般配的满洲适龄女孩子。当然,考虑到儿子的品位习性,鄂泰贝勒还特地叮嘱所托众人,最好要选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以免未来的儿媳和儿子风马牛不相及地唱不好他们小两口这出要上演一辈子的大戏。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鄂泰撒出消息后的第三天,提亲的人就上门了。女方是正红旗满洲的伊尔根觉罗氏家的小姐,芳名淑娟,芳龄十六,据说是容貌超群,贤良非常,家世也好,祖父还做过两广总督,和鄂泰家一样,也是宣统出宫那年从北京迁到天津的,虽说父亲早逝,但家道并未衰落,尤为可贵的是她还是南开中学女中部的学生。这简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和儿子天作之合的一门亲事,鄂泰当即就拍了板,请求媒人赶紧把女方的生辰八字和照片送过来。媒人走后,鄂泰和福晋一说,福晋也觉得是处处合适,事事称心,唯一不敢肯定的就是儿子瑞年的态度。
“我的儿子,我有把握,这么好的姑娘上哪儿找去,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保准没错!”
鄂泰胸有成竹地安慰妻子,也多少是给自己打气。只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其时这也怪鄂泰自己一时疏忽,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桩婚事,让他的宝贝儿子,小贝勒瑞年一气之下,逃婚离家,一竿子跑到日本去了。
第三章 东渡日本
吃过早饭,瑞年拿了本早已经读过无数遍的德国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却心神恍惚地半天也看不进一个字去,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不安和不祥的预兆。窗外不知何时又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这是1937年7月7日的上午,瑞年不知道,此时,远在故国的宛平城外,中日双方正酝酿着一场空前的激战。
临近中午,瑞年穿戴整齐地出了门。几天前他就和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人约好,今天到千代田的九段军人会馆小聚。
五年多以前,瑞年高中毕业之时,鄂泰贝勒给他定下了和正红旗满洲伊尔根觉罗氏家的淑娟小姐的婚事,终于导致了他和父亲之间有史以来最激烈地冲突,以致他最终跨海东去。
虽然那位伊尔根觉罗氏的淑娟小姐和瑞年也算得上是同校的校友,但当时南开的学生男女不同校,故而两人虽然名为高低年级的同学,却从来未曾谋面。
在福晋舒穆禄氏她看来,伊尔根觉罗氏家的淑娟小姐和儿子简直就是一对金童玉女,天作之合,她甚至觉得,这是自己嫁到尼玛哈家以来,丈夫鄂泰办过的最令她称心如意的一件事了,不想瑞年就是不肯答应这门亲事。
“你真的是想急死你阿玛,急死额娘啊?!”
福晋舒穆禄氏顾不得一向的矜持和端庄,急赤白脸地跺着脚冲着儿子发狠。
鄂泰在遭到儿子断然否决了他一手策划的婚事之后,无奈之下搬出了自己的福晋这个救兵,他知道,儿子从小最亲近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生母福晋舒穆禄氏,另外一个则是他的乳母李郑氏。李郑氏早在几年前瑞年刚进中学的时候就告老还乡回河北三河县老家去带自己的亲孙子去了,眼下唯一能劝说儿子的也只有福晋舒穆禄氏了。
瑞年虽说是生性刚烈,但却是个至纯至孝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违逆父母意愿的,可这次硬是铁下心来违逆了母亲的劝说,虽然他一向爱戴着母亲。儿子因为那些霸占着东北的东洋鬼子而拒绝留学东洋虽然让鄂泰贝勒觉得恼火,舐犊情深的他还尚可容忍,儿子毕竟是自己的,况且尼玛哈家族到了他这一代可说是人丁不旺。福晋舒穆禄氏十六岁进门,直到二十岁才开怀,生下了瑞年之后便偃旗息鼓再无生育,以至于期盼着多子多孙的他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娶回来三个侧福晋,还把几个丫头收了房,日夜耕耘,到头来却只有三福晋生下了一个女儿婉如,其余一干妻妾全都成了不下蛋的母鸡。这可真是老天不开眼!抱怨之余,对于瑞年这个自己唯一的子嗣传人,鄂泰就看得更重了,因此尽管儿子忤逆得过了分,死活不肯去日本念书,老贝勒还是舍不得真的跟他着急上火,可这回是关系到儿子的婚姻大事,关系到他尼玛哈家族的香烟后代,他不能再不较真了,否则真就要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他那个世袭罔替了十几代的贝勒爵位了,这次鄂泰贝勒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由着儿子了,他声色俱厉地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如果瑞年不答应和伊尔根觉罗氏家的这门亲事,就甭打算去北平上学,甚至甭想走出马场道上的贝勒府大门一步,而且说到做到,立刻就命人把儿子房里的窗户用碗口粗的木条钉死,门上也加上了一把硕大的铜锁,瑞年就这么被父亲关了起来。
瑞年被父亲老贝勒鄂泰关起来可急坏了母亲福晋舒穆禄氏,她先是声泪俱下地规劝丈夫未果,又转而再次恳求儿子瑞年向鄂泰服软认错,却还是遭到了断然拒绝,这下这位原本就不善言辞和心计的福晋彻底没了辙,只剩下干着急的份了,最后还是她那个机灵的贴身大丫头给福晋出了个主意,让她搬出了那位鄂泰贝勒想不买账都不行的主儿,来化解这父子之间的矛盾。
爱新觉罗?载泓出现在鄂泰府上的时候,着实让老贝勒爷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隐居多年的老爷子竟然会突然大驾光临,而且一开口就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起载泓,来头可不小,这位年近七旬的老爷子是大清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的嫡传后裔,光绪皇上的没出五福的兄弟,就连溥仪按辈分还要尊称他一声“皇叔”。只可惜老爷子的爷爷当年得罪了咸丰皇上,被褫夺了皇族和旗籍,贬为庶民。直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念及自幼和载泓甚笃的私交,撺掇溥仪恢复了载泓一家的皇族身份和旗籍,生性耿直的载泓却坚辞不就,三代人的沉浮荣辱已经让他看破了尘世浮华,别无所图了。宣统逊位之后,载泓便到北京西山找了个小小的道观清修去了,从此再不与皇室和过去的族人们往来,这么些年,几乎就没了他的音讯,这个时候这位老爷子忽然冒出来,怎么能不让鄂泰吃惊呢?
载泓一身道士装束,虽然没有挽起发髻,却也颇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不过多年的修清修似乎并未改变这位前满洲贵胄的火爆脾气,刚一落座他就拍桌子打板凳,高声大嗓地数落起鄂泰的不是来了。
“你个猴崽子,长本事啦?敢关我的外孙?反了天了你!”
载泓的话让鄂泰两腿战栗,冷汗哗地一下顺着脊梁沟就淌了下来,看来今天这老爷子是专门兴师问罪来的,这通臭骂大概是躲不过去了。
载泓其实和福晋舒穆禄氏压根没有血缘关系,他之所以把瑞年叫做“外孙”是因为他和瑞年的外祖父,也就是福晋舒穆禄氏的父亲年轻时是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并且是福晋舒穆禄氏的挂名义父,所以,瑞年也就成了他口中的外孙。
载泓骂过鄂泰之后,立时三刻地逼着这位“干女婿”把关着的瑞年放了,并且回绝和伊尔根觉罗氏家的这门亲事。
“这事就这么定了!”
老爷子载泓一脸的不容置疑,让鄂泰进退维谷。虽说载泓现在不过是一介平民,可他老人家毕竟是曾经的皇亲,而且和溥仪的生父载沣私交深厚,据说溥仪幼年尚未进宫之时,没事就骑在他的这位族叔肩膀上去逛厂甸,简直比跟他的生父载沣还亲近呢,鄂泰贝勒即使有十个八个胆子也不敢得罪这位老爷子啊。唯唯诺诺间,鄂泰叫人把关着的瑞年放出来给载泓请了安。瑞年谢过这位干姥爷之后,载泓笑吟吟地拉了他的这个多年不见,已经出落得仪表堂堂的干外孙坐在身边,上下打量,前后观看,那份慈爱让瑞年都有点浑身不自在了。
“好小子,不愧是咱满洲人的种儿!”载泓攥了拳头捶打着瑞年的胸膛,眼里满是爱怜和赞赏,“咱满洲人是马上得来的江山,孩儿啊,你也让你爹一步,去日本,进士官学校,学武去吧!”
瑞年权衡再三,也想不出什么其它更好的办法了,无奈之下只得答应了去日本留学的事,不过,心里却打定了主意:先离开这个家,离开那眼看就要套在自己脖颈间的婚姻枷锁,而后再图发展。瑞年打算先到日本混上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到欧洲去游历,给鄂泰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到时候阿玛鞭长莫及,估计也就只能顺水推舟地由着他了,他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压根就打错了算盘,从他踏上东瀛的土地那一刻起,一切就都变得身不由己了。
被迫答应赴日留学的瑞年离开了他来到人世间十八年来从未离开过的父母和家,在父亲专门安排伴随他东渡的一个幕僚的陪同下来到了东京。原本打算相机而动,借留日的机会给父亲来一个金蝉脱壳,远走高飞的瑞年却没有料到,老奸巨猾的父亲早就料到,或者早就提防了他的这一招,不仅特地安排了随侍的幕僚,而且叮嘱他的那个忠心耿耿的手下,一到日本就联络上其时驻东京的“满洲国大使馆”,借机把瑞年的护照骗到手,立刻更换成“满洲国”的护照,让瑞年糊里糊涂的就成了“满洲国”的子民,也因此再难实现他游历欧洲的愿望。瑞年这才明白,自己虽然冲出了父亲禁锢他的那个房间,却被阿玛放进了另外一个囹圄中桎梏起来了。盯着手中的“满洲国”护照,瑞年恨得咬牙切齿,从此竟然再不肯给父亲传去只言片语的问候,在他看来,父亲不仅侮辱了他的人格,也侮辱了他的情感,更侮辱了他曾经努力维系着的对父亲的感恩和父子亲情。
虽说是被迫进了陆士,但瑞年在陆士的学习成绩却是始终令校方和同学们刮目相看的,不管他对日本,对陆士是多么抵触,但既来之则安之,瑞年可不想让那些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早早地就以日军精英自居的陆士同学看低自己,他要让他们瞧瞧,中国人走到哪儿都是好样的,于是,从陆士预科到本科,整个陆士四十九期的学员里,能跟瑞年在成绩上一较高下的大概也就只有那个近藤敏夫了。
进了陆士的瑞年虽说没有明确宣布和鄂泰断绝父子关系,可心底里却已经几乎割断了他们的父子之情,他只是偶尔给那让他记挂着的母亲写回一封家书,或是拍一份电报,但却绝不会寄到家里,而是通过在天津的中学同学转交,他却不知道每每接到他的来信,母亲都会含泪拿给父亲看,而老贝勒看过之后,多半会一个人躲在书房内整宿整宿地黯然神伤。瑞年就这么隔着大海和父亲僵持着,直到1934年春末夏初之时他突然接到父亲从国内委托一个挚友捎来的一封书信,近两年来凝结在他们父子之间的那块坚冰才慢慢地消融开去。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执政”溥仪终于重登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就任了“满洲国皇帝”,其时,作为前清重臣的鄂泰贝勒也接到了出席登基大典的邀请,兴高采烈地赶往了“新京”,但谁也没料到,这位临行前还欢欣若狂的贝勒爷,却只在新京短暂地停留了一周的时间,而后就怒气冲冲,捶胸顿足地返回了天津,甚至连溥仪委任他的“满洲国参议府”的要职也坚辞不受。
“现在想来,还是瑞年当初说得对,看得远,小日本压根就没一个好东西,可怜咱们的宣统爷啊,比起当年被老佛爷垂帘听政时的光绪爷还不如啊!”
鄂泰为参加溥仪的登基大典来到新京之后,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满洲国”的骄横跋扈,甚至在溥仪的“登基大典”过程中,他还亲眼看到负责警卫任务的日本关东军的普通士兵像呵斥奴才一般地训斥前来出席典礼的几位前清重臣。那几位老爷子全都是鄂泰的前辈,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几乎是至尊无上,仅次于宣统皇上的。愤愤不平的鄂泰当时便忍不住骂了街,而让他更想不到的却是他曾经的挚友熙洽竟然几乎跟他翻了脸,没完没了地责怪他不知轻重,在皇上大喜之日添堵抹黑,是对“日满亲善”的大不敬云云,气得鄂泰差点吐了血,要不是看在祖宗情分上,等不到“登基大典”结束,他就立时三刻地返回天津了。
鄂泰贝勒回到天津,一跨进贝勒府的大门,就捶胸顿足地嚎啕起来。这趟新京之行,让这位曾经对“满洲国”,对“帮助”大清复国的日本人充满幻想的鄂泰彻底明白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效忠了十几年的宣统爷,如今早已被日本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彻彻底底地成为了一具傀儡,鄂泰贝勒彻底死了寄望于溥仪的复国之心。痛定思痛,思前想后一番,鄂泰终于放下了他的“父为子纲”的架子,给远在日本的儿子瑞年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在信中,他对儿子表示,他再不会逼迫儿子去效忠那个如今不仅连身上穿的制服都效仿日本天皇,还竟然不顾祖宗,廉耻全无地把日本的天照大神迎回来顶礼膜拜的宣统爷了。鄂泰还表示,如果儿子想回国,那就回来,如果他想去欧洲学习,他这个做父亲的也会全力支持,总之,现在彻底死了心的鄂泰现在一切都任由瑞年自己的主张了。
瑞年现在终于明白了父亲转变的原因,在为父亲终于认清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认清了溥仪的不可救药高兴,为他们父子和好欣慰之余,也不由得心生感慨:父亲鄂泰贝勒万万也不会想到当年被他逼迫东渡求学的儿子,此时却打算继续留在日本学习了。
如果说父亲鄂泰的转变源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骄横跋扈,溥仪的软弱无能的话,那么瑞年决心留在日本继续他的陆士学业,则要归功于潜伏于“满洲国”军界的国民党人王家善了。当时,供职于“满洲国”军界的王家善被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进修,虽说和正在陆士预科学习的瑞年并不同班,但俩人很快就相识了。最初,瑞年对这个来自“满洲国”的“汉奸”很是不屑,以至于王家善几次试图和瑞年交往都被他冷漠地回绝了,直到后来王家善向他坦露了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迹,瑞年才恍然大悟,并且从此和王家善成了挚友。
王家善听瑞年说父亲鄂泰改变了态度,同意他回国或是远赴欧洲之时,很诚恳地和瑞年长谈了一次,他对瑞年表示,与其这样半途而废地回到国内或者去欧洲留学,远不如在日本陆士完成学业,一来可以学到先进的战争理论,二来可以进一步了解日本国情和军情,为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做准备,到那个时候,今天的所学必将为国所用,又何必逞一时之气,争一日之短长呢?王家善的话深深打动了瑞年,于是,他出乎父亲和所有人的意料,留在日本继续陆士的学业,却不料鄂泰竟在不久之后撒手人寰,临终前父子俩都没来得及见上一面。
第四章 七七事变
瑞年刚踏上军人会馆门前的台阶,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
“瑞年君,久违了!”
瑞年闻声转头,只见身后站着的正是他陆士的同学近藤敏夫。一身戎装笔挺的近藤敏夫比起不久前那个身着士官制服的陆士学员来说,更多了几分军人的威仪;依旧短小精悍的身材也因为足下那双簇新的军靴帮衬着,显得高大了不少;眼睛里依旧灼灼地泛着有些冷森森的光芒,只有在他跨上来给老同学瑞年一个热烈拥抱的一刹那,才透露出几分暖意。
不打不相识的近藤敏夫侯爵和瑞年贝勒之所以成了挚友,除去那次柔道对摔跤的较量带来的惺惺相惜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瑞年神差鬼使地救过这位年少气盛的日本侯爵一条命。
陆士预科毕业后,瑞年和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人一道被分派到驻扎在日本九州熊本县熊本市郊的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11旅团步兵第13联队进行实地教育。
士官候补生下联队的第一次实战演习前一天,因为领到实弹而兴奋异常的李海潮在距离瑞年不远的自己的铺位上摆弄着刚刚领到的枪械和弹药,不知道是兴奋过度,还是在陆士上课和实弹演习时没有用心学习,反正这位韩国伯爵鼓捣来鼓捣去地就把手雷的保险打开了。更荒唐的是,这位一向吊儿郎当的伯爵竟然丝毫没有察觉,玩够了手雷便又起身去研究靠在墙根枪械架上的掷弹筒了,离开铺位的时候竟然顺手就把打开了保险的手雷丢在了床上。松开了保险的手雷脱离了人手的把握,撞针便毫不客气地击发了。直到手雷“哧哧”地冒了白烟,营房里的李海潮和瑞年才猛醒过来,却都在那一刻傻了眼。当瑞年醒悟过来,大喊着招呼了一声李海潮,便不顾一切地箭一般地往营房门外冲去,此时刚从河野中尉那里听完“战斗故事”,兴冲冲地返回营房的近藤敏夫正巧跨进门来,鬼使神差间和正要冲出房门的瑞年撞了个满怀,俩人一道翻滚着飞出门去,身后的手雷便在那一刹那轰然炸响了。从一片硝烟尘雾中爬起来的瑞年和近藤敏夫奇迹般地毫发未损,而那个肇事的李海潮幸好也破窗而逃,仅仅被破碎的玻璃在胳膊和手背上刮了几条口子。瑞年就这么误打误撞地成了近藤敏夫的救命恩人。从那以后,那个自视甚高的日本青年侯爵便把瑞年当成了换命之交的朋友。
中午十二点,除了瑞年和近藤敏夫之外,事先约好的其他同学竟然一个都没到,瑞年有些奇怪,照理说,他那些如今全都成为了日本皇军军官的陆士同学原本不该如此不守时才对,而且大家几乎像是约好了一样的迟到,着实让人费解。
近藤敏夫也很纳罕,猜测着其中的原委:
“也许部队里有事耽搁了吧?”
瑞年看看为了这次聚会特地请假回到东京的近藤敏夫,默默地点点头,的确,今天不是一个公众休假日,那些驻守在东京附近的同学们要赶来赴约的确需要向他们的长官请假才行,不过再怎么说也不可能大家一起迟到啊。
“瑞年君,忘记告诉你了,我就要随部队去中国了。”
不见赴约的同学,近藤敏夫和瑞年有些不耐烦了,干脆走进会馆,拣了张可以看到大门的桌子坐下来,趁着侍者还没把他们要的咖啡端上,近藤敏夫忽然很神秘地悄声对瑞年说。
“什么?去中国?第六师团?”
瑞年瞪大了眼睛,盯着面前的近藤敏夫。
近藤敏夫从陆士毕业后就加入了他们曾经在预科和本科中先后两次进行实地教育的第六师团,最近他得到消息,说是本月月底,整个师团要开赴中国的华北驻防。
瑞年忽然想到王家善对他的叮嘱,对近藤敏夫的话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要知道,第六师团是日军十七个主力常备师团中的精锐,如若不是有什么重大的军事行动,是不会轻易调动的。这个师团上一次进驻中国,还是在1932年至1933年间,其时该师团被编入日本关东军,参加了进占奉天、长春、热河、赤峰、冷口等地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那么此次调防,是不是又意味着一场新的对华重大战争即将爆发呢?瑞年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尽管他努力试图不让自己露出什么破绽,但说话的声音还是有些颤抖,嗓子眼又开始发咸了。
近藤敏夫扫了一眼瑞年,似乎觉察到什么,淡然地笑了一下,岔开了话题。
“瑞年君,你何时去陆大报到啊?”近藤敏夫呷一口侍者送上来的咖啡,“真的很羡慕你呀,从陆士毕业直接可以进入陆大深造,我们这些日本军人是连想也不敢想啊!”
瑞年愣怔了一下,回过神来,有些勉强地冲近藤敏夫笑笑,在心里把面前这个永远自以为天底下最精明,不过也确实是精明过人的老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通。
“羡慕啊!”
近藤敏夫这回脸上的钦羡却是无比真挚的。他说的一点都不假,能够进入日本陆军大学校深造,是每一个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乃至所有日本军人梦寐以求的,能成为“天保钱组”,甚至“军刀组”中的一员,对于日本军官来说,是何等的荣耀啊!*【1】
对于进入陆大深造,瑞年可没有近藤敏夫那种渴望,不但没有渴望,甚至觉得那未来的两年陆大生活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五年的折磨和屈辱已经让他忍耐到了极限,因此当他破格被陆大录取之时,瑞年第一个念头就是逃,逃回中国,逃到欧洲,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反正就是不能留在日本再受两年,七百多个日日夜夜的煎熬。什么“师夷长技以制夷”,什么“了解日本的国情军情”,现在对他来说全都是扯淡,他受够了,他真的受够了。
在溥仪的“登基大典”上公开对飞扬跋扈的日本关东军表示了强烈不满的鄂泰贝勒返回天津后,就成了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机关长大迫逋贞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迫逋贞生怕这位在前清遗老遗少中威信甚高的贝勒为抗日力量所用,因此买通了当年给鄂泰治愈伤寒的英国医生,把慢性毒药掺杂在所谓的保健药品中长期给鄂泰服食,令其慢性中毒,于1937年春节不治身亡。
瑞年回国奔丧前,鄂泰的幕僚们已经开始对老贝勒的死因产生了怀疑,一俟瑞年抵津,立刻说服他请来英租界工部局的法医验尸,最终确认了鄂泰的死因。租界巡捕拘捕了那个英国医生,但尚未审出口供,医生就在狱中遭人灭口。瑞年得知此事,大为震怒,派人四处打探,却始终没有结果,直到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返回日本,英租界工部局的朋友才传来讯息,告诉他那个医生的银行账户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收到过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青木公馆”的汇款,瑞年由此坚信: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
“我和日寇不共戴天,我要回国抗日,我不能永远对不起我的父亲!”
瑞年有些歇斯底里地对赶来苦口婆心地劝阻他的王家善咆哮着。
瑞年刚进陆士的时候,其位势很尴尬,既不属于国民党系的留学生,也不属于所谓“满洲国”的官派生,夹在同为中国人,却已经势同水火的两个派别的学生中间,很是令他尴尬。起初瑞年有意接近那些从国民党军队选派留日的陆士同学,但却遭到人家的抵制和白眼,在那些几乎都是国军现役军官的同学看来,瑞年的满洲贵胄身份,特别是他所持的“满洲国”护照,无疑完全可以等同于那些来自伪满的汉奸留学生,任凭他如何解释,也始终不为人家所接纳;而对于那些“满洲国”来的留学生,尽管他们不会对瑞年另眼相待,但瑞年从感情自己就把自己和他们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了。因此,最初进入陆士的那段时间对于瑞年来说是最为痛楚和傍徨的一段黑暗无比的日子,直到王家善的出现,才改变了他的处境,也把他原本懵懂迷茫的爱国反日意识清晰明了地梳理成型,让他开始从一个单纯的热血爱国青年向一个纯粹的抗日战士转变。
但当瑞年认定父亲鄂泰是死于日本人的谋杀后,他原本已经逐渐成熟的心智和理念却在顷刻间被强烈的父子之情所摧毁,鼓荡着他的杀父之仇让他再也无法冷静地去面对一切,国家固然神圣,民族固然可贵,但家仇不报,瑞年又怎甘为人?在那一刻一切的理智全都早已被他抛于脑后,瑞年的心被蒸腾的火焰燃烧着,耳畔只有一个声音在不停地回旋――“报仇!报仇!报仇!”。瑞年从“留日陆士同窗会”朋友那里搞来了几枚手雷,预备在即将举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十九期毕业生毕业典礼上引爆,刺杀出席毕业典礼,并代表天皇向陆士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向优等生颁发天皇御赐的“银时计”的天皇御弟亲王。
当王家善得知了他的企图后,大惊之下,立刻找来,一见面就急赤白脸地责备起他来。瑞年这边也是气血攻心,把平素对王家善的尊敬和崇拜全都一股脑地抛到了九霄云外,俩人各不相让,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甚至差点动了手,最后还是王家善率先沉住了气,把瑞年拖到了外濠边上,指着夕阳笼罩着的日本皇宫质问瑞年,他是否有本事冲进去把日本皇室悉数炸死?看着愣瞌瞌无言以对的瑞年,王家善拍拍他的肩膀,告诫他说,他这样单枪匹马地逞一时之快终究于事无补,还不要说这种冒险多半不会成功,即使侥幸炸死了亲王,对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大战也是于事无补,还有可能过早地刺激了日军,提前引发两国两军的正面冲突,陷尚未为战争做好准备的民国政府和国军于被动,那样的话,他瑞年或许表面上成就了孝子的本分,但实际上就是历史和国家的罪人。
“别动不动地就使你的小贝勒性子,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家仇只能暂且搁置,你必须服从!”
瑞年翻着眼睛看看面前这位学长兼“留日陆士同窗会”和“真勇社”领导人,嘴巴嗫嚅了几下,满肚子的委屈却找不到宣泄的出口,暗中把王家善的无情骂了个够。就这样,瑞年为父报仇的念头被王家善,也是被他自己痛苦地压制下去了,而更让他痛苦的是,王家善竟然严令他必须无条件地在当年十一月份陆大开学的时候,前往“日本陆军大学校”报到。
瑞年和近藤敏夫终于没有在军人会馆等来约好前来的陆士同学们,却等来了李海潮从上野驻地打来的电话。李海潮在电话里告诉瑞年和近藤敏夫,他和其他几位陆士的同学临时接到命令,今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驻地,显然,他们那个多日以前定下来的约会只能作罢了。好不容易听完李海潮那喋喋不休的抱歉,瑞年放下电话,和近藤敏夫对视一眼,看到对方脸上隐约在遗憾之下的一丝疑惑和警觉,联想到刚才近藤无意间透露的即将调防中国华北的事情,瑞年的心再一次绷紧了,嗓子咸咸的,热辣辣的,涩得连口吐沫都咽不下去。
吃过午饭,走出军人会所,瑞年和近藤敏夫互相道别,站在军人会所门外的台阶上,近藤敏夫几乎是踮了脚尖和瑞年拥抱作别,而后转身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跨下台阶,向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走去,却没走出几步,又想起了什么,猛然转身,目光灼灼地盯着刚刚跨下台阶,准备向另一个方向走去的瑞年。
“瑞年君!”
近藤敏夫忽然大声叫了起来,正在想着心事的瑞年吃了一惊,收住脚步,回身定定地望着他,满眼疑惑。
“瑞年君,”近藤敏夫说着疾步走到瑞年的面前,脸上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怪异的神情,像是感伤,又杂着兴奋,或许还有那么一丝期盼,亮亮的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地射住瑞年,“我希望,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瑞年君有幸在瑞年君的祖国相逢的时候,我们还能是朋友!”
说完,近藤敏夫迅速地瞟了瑞年一眼,迅速地转身离去,那神态,那步履恍惚间让瑞年觉得有几分仓皇,一时间那个四年多以来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的短小精悍的背影在瑞年心目中竟然变得那么陌生,那么模糊,那一刻瑞年的心里忽然泛起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祥的感觉。
瑞年和近藤敏夫分手的几个小时之后,笼罩瑞年心头的不祥的预感应验了:1937年 7月7日,“中原标准时间”*【2】晚10时,宛平城外暴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了。
【1】*“天保钱组”和“军刀组”――陆大学生毕业时会获得一枚校方颁发的“菊花与星”毕业徽章,因为徽章酷似日本江户时代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就以“天保钱组”来自称,最优秀毕业生还可以获赠天皇亲自赐予的军刀,这些获赐军刀的优等生又称为“军刀组”,“军刀组”的成员则当然成为日军中的天之骄子。
【2】*中原标准时间――民国时期,中国采用东八区(UTC+8)时间为标准时间,称为“中原标准时间”或“国家标准时间”,与现在中国大陆采用的“北京时间”为同一标准时。
第五章 逃离东京
  1937年7月8日清晨,还在睡梦中的瑞年被楼下传来的房东夫妇歇斯底里的欢呼声惊醒了。
直到离开日本,登上回国的客轮时,瑞年还在琢磨,那对看上去从来都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房东夫妇,怎么就会在那一刻如此癫狂至极?当他不明就里地闻声冲下楼去的时候,看到那对夫妇正手舞足蹈,嚎叫一般地唱着《君之代》*【1】,间或还情不自禁地山呼几声“万岁”,红头涨脸,汗水泪水横飞,那副模样真的让瑞年以为他们是被夜里的什么噩梦魇住了,魔怔了呢。
“瑞年君,瑞年君,皇军昨夜在支那的宛平和支那军开战了,你的祖国很快就要被皇军解放啦!”
看到奔下楼梯的瑞年一脸惊愕,房东冲上来不由分说地攥紧了他的手,发狂一般地摇撼着,弄得瑞年愈发的一头雾水。
“你说什么?”
娇小的房东太太此时大约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之类的避讳了,也雀跃着扑上来拉住了瑞年的胳膊,拉得是那样紧,那样亲,那样充满了激情,似乎把几天前因为情意绵绵地多看了这个英俊的“满洲国”贵胄、陆士高才生几眼而遭到丈夫呵斥的事全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瑞年君,是真的,皇军在华北打仗了,他们是去解放你的祖国的!”
瑞年直勾勾地盯着房东那因激动而扭曲的脸和房东太太因歌舞而凌乱的发髻,忽然间明白了一切。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日本鬼子终于对华北,那片一望无垠的沃土,那片大好的河山动手了,曾经生育他的北平,曾经抚养他的天津,已是岌岌可危,战云密布,他耳畔仿佛响起了隆隆的炮声,鼻腔中已经嗅到了滚滚硝烟,瑞年嗓子忽然一紧,咸咸的一股热流奔涌着窜上喉头,嘴巴一张,热热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飞溅着洒在面前那两张顷刻间丑陋得有如恶魔般的脸上。
街头已经被癫狂的东京市民挤得水泄不通了,到处震响着《君之代》的歌声,到处震撼着“天皇万岁!”、“大日本皇军万岁!”的吼声,任何一个在这一刻出现在街头的日本军人都会博得无数人的喝彩,发狂的日本女人们就像发情了的母兽一般,尽情地去拥抱,去亲吻她们心目中的“英雄”,让那些日本军人们如醉如痴,一律像是正在他们面前这些女人们身上发泄着郁积已久的情欲一般,亢奋,陶醉,癫狂,白花花红彤彤的日本国旗招展着,在一片阴雨迷雾中,覆盖了整个东京。
瑞年忽然在这夏日的闷热和周围的一片狂躁中感觉到刺骨的寒意,嗖嗖地像是有凛冽的风顺着领口灌进来,刺痛着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嗓子里的咸咸的血腥还没有消退,喉间却又开始有热流奔涌的感觉,他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努力压抑着他那颗随时可能爆裂开来的充满了仇恨,鼓荡着一种杀戮欲望的心,闷着头奋力穿过如海啸掀起的巨浪般涌动激荡着的人流,匆匆向市谷车站走去。
从市谷到王家善所住的万世桥并不算远,但由于一路上到处是游行庆祝的人们,交通已经近乎瘫痪,有轨电车简直就像在爬行,车到万世桥的时候,瑞年几乎已经要疯了。
“妈的,要是当时有颗手雷,”一踏进王家善的住所,瑞年就几乎是咆哮着宣泄着从早晨到现在辛苦地压抑着的愤懑,“不,机关枪,我把他们全都扫了!”
瑞年接过王家善递过来的漫漫一杯水,一口气灌下去,嗓子眼的咸腥多少冲淡了一点,心头的火却依旧旺盛着。
“说什么我这一次也要回国参战,什么陆军大学校,什么破格深造,见他妈的鬼去吧,再呆下去,我他妈只能上街杀人放火去啦!”
瑞年不顾一切地咆哮着,却不料王家善的两道异常冷静的目光死死地射住了他。
王家善告诉瑞年,他将于几天后启程回国,并且要求瑞年继续留在日本,完成陆大的学业。听到这里,瑞年霍然起身,怒目圆睁,逼视着王家善,那架势就像是要玩命。
“你要我留下,自己却要回国,天底下哪儿这样的道理?!”
如果说王家善阻止了他刺杀日本亲王的计划,瑞年尚且可以忍受,但事到如今,王家善却依旧要求他留在日本,瑞年却是真的忍无可忍了。
“瑞年,你听我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王家善试图向面前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解释他的良苦用心,却被瑞年毫不留情地打断了。
“我才不管什么国民政府呢,它管不着我,谁也挡不住我抗日!”
瑞年咆哮着。
“唉,”王家善望着瑞年,摇了摇头,“你不是民国的军人,也不是国民党员,我无权命令你,我也知道你杀敌报国心切,好吧,我不会再勉强你留下来了,不过,我要警告你,你我现在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你就是要回国也不能这么冒冒失失地走,否则,还没等你上船,就进了军部的特务机关了!”
王家善表示不再阻止瑞年归国参战的请求之后,瑞年忽然对眼前这位一直以来对他如兄长般关照,如父辈般爱护,在精神上给了他很多激励,在思想上给了他很多启迪的学长生出几分歉疚来。
“学长,我刚才有些过于激动了,请原谅!”
瑞年向王家善鞠了一躬,那架势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地道的日本人,毕竟五年来的潜移默化是谁也无法抵御和抗拒的,如今的瑞年举止言谈都已经很日本化了,甚至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大受影响,除了他那颗固守着的中国人的心。
王家善很宽宏地笑笑,摇摇头,眼里流露出些许的离别的伤感。
“不知道回国后还能不能见面,”王家善说着拿出一支南部十四年式*【2】8mm半自动手枪,捧到瑞年面前,“这支枪是我陆大毕业时获赠的礼物,送给你,希望你用它多杀几个鬼子!”
瑞年接过手枪,打开皮盒,握住枪柄,掣出枪来,靛蓝的枪身闪出金属的光泽,隐隐地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机油味,他掂量了一下,“喀吧”一声打开了保险,胸中忽然泛起一股干云的豪气。
“学长,我们一定会有再见面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肯定已经有无数的日本鬼子做了这支枪下的鬼!”
离开王家善的寓所,瑞年坐上电车,直奔设在芝樱田町的“满洲国”驻日本大使馆。
“满洲国”使馆瑞年倒不是第一次来了,几个月前父亲去世回国奔丧时,他来过一次,而且结识了文教处负责留学生事务的一个随员,那个看上去颇为精明的随员立刻就和瑞年攀上了关系,据他说,他的祖上曾经做过镶蓝旗旗主的掌旗巴图鲁,算起来和尼玛哈家族还多少沾点亲带点故,当时瑞年是有求于人,也就哼哼哈哈地应承着,却不想今天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倒用上了。
“这个时候回去恐怕有点敏感啊!”
文教处的随员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
瑞年满眼诚恳地望着对方。
“我知道,可是我家里实在是有急事,你也知道,我阿玛刚刚过世,剩下额娘一个女流之辈,许多事都需要我回去拿主意拍板。”
“您真的还会回来?”
随员知道像瑞年这样的出身和背景,保不齐哪天就飞黄腾达了,他上赶着巴结还来不及呢,可是,“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对方偏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天津,这事倒是不能不让人费点琢磨了,虽说满洲贵胄多半不会去与帮着溥仪“复国”的大日本帝国为敌,可人心隔肚皮,谁又敢打包票呢?
“你难道不知道我被陆大录取了,十一月份就要到陆大上学的事吗?”
瑞年故意显出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让面前的随员心里顿时充满了艳羡,还有那么点妒忌。
“那是那是,哪儿有放着这么美的事不要的,那不成了傻子了吗?”
随员满脸灿烂地一边点头陪着笑脸,一边大笔一挥,在瑞年的回国登记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而后恭恭敬敬地捧到瑞年面前,一脸的炽烈的关切。
“贝勒爷,这回您回去可得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哪,昨儿卢沟桥可是打起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瑞年去了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询问有没有近期前往中国的船只,得到的答复却是最近两个星期之内的船票已经全部售罄,剩余的船票最早也是七月底的了,而且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事,届时是否可以如期开船还很难说,瑞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出来,他又去了另外两家轮船公司,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现在瑞年真的开始有些紧张了,难道自己就这么被困在东京了?七月底,到那时候,宛平城的战斗估计早已结束了,他绝对等不了。无计可施的瑞年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去求助于他那些出身显贵的陆士的同学们,那些豪门望族子弟多半应该能有点办法的。打定了主意,瑞年便直奔上野而去了。
瑞年在上野找到了李海潮等几个陆士同学驻扎的军营,见到李海潮和另外两个陆士的同班同学,刚把自己遇到的难处说出来,李海潮就笑了起来,揽住瑞年的肩膀,一脸救世主的样子。
“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就是一张船票啊,小意思啦!”
李海潮告诉瑞年,他的一位堂兄,和他一样,也是一个韩国归化的华族,爵位比他还高,是个侯爵,娶了一位日本太太,而这位日本太太的哥哥就是著名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一个船长,专跑日本神户到中国旅顺这条航线的。
“不过,我堂嫂她哥哥的那条船是货轮,你老兄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现在就给堂嫂打电话。”
瑞年忙不迭地点头应承,那一刻在他眼里李海潮忽然变得不再那么猥琐,那么下作,那么令人鄙夷了。
“什么客船货船的,只要是条船,能把我送回中国去就行!”
“其实货船也不比客船差到哪里去,我让他们给你安排个单间,保证你舒舒服服,逍遥自在,哎,对了,你要是觉得路上闷得慌,可以再带上两个女人也没问题!”
李海潮一得意就原形毕露,说着说着就奔了下三路,闹得瑞年刚才对他的那一点好感顷刻之间又飘散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天之后,也就是1937年7月12日一早,房东太太起床后讶异地发现,那个一个月之前搬进来的中国房客不见了,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内只留下一张算清了房租账目的纸条和当月的房租,再就是一只印有“日本陆军大学校”字样的信封,她好奇地打开信封,抽出里面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厚实的信笺,展开一看,竟然是一份“陆军大学校录取通知书”,房东太太一时间惊愕得把嘴张得老大,刚刚扑上去的脂粉在晨曦的光影中纷纷扬扬地从她的颊上落了下来,那个叫做瑞年的中国房客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了。
【1】*《君之代》——日本国歌。
【2】*南部十四年式手枪――日本南部14年式手枪是南部式手枪的改进型, 1925年列为日本陆军制式武器,二战期间装备于将校级军官,中国军民俗称为“王八盒子”。
第六章 回到祖国
神户码头的空气中似乎已经弥漫了隔海飘来的华北战场上的硝烟,几艘泊在港口上的运兵船上挤满了正在准备开赴中国战场的日本兵,军乐队在码头上拉开了架势,乐手们激昂地吹奏着《君之代》和日本军歌,船上船下的日本军人和平民百姓全都声嘶力竭地应和着,一时间那歌声和着海浪,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让瑞年再一次感受到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癫狂。
当瑞年把李海潮的亲笔信交给前来迎接他的李海潮堂嫂的哥哥时,那个身着笔挺的船长服,满脸络腮胡子的日本中年男人,扯开信封,粗粗地瞟了一眼,而后很客气地对瑞年躬身行过礼,旋即向身后跟随着的一个海员挥挥手,海员抢上前来拎起了瑞年的两只皮箱。
“瑞年君,请原谅,可以问一下吗,箱子里是?……”
船长的脸上有些歉然的样子。
“哦,只是一些衣物和书籍。”
瑞年有些下意识地瞥一眼海员左手拎着的那只皮箱,王家善送给他的那只手枪就藏在那里面。
船长又歉然地笑笑,对海员摆摆手,海员弯腰拎起了瑞年的皮箱。
“实在是抱歉得很,问这么没有礼貌的问题,实在是因为军部有命令,所有去往支那的人员和货物都要特别检查,瑞年君,请不要介意!”
船长喋喋不休地向瑞年解释着,瑞年尽管心里紧张得不成,却还要故作镇静,满脸热烈地回应着对方。
“啊,您太客气了,我知道,非常时期,情非得已,您已经帮了我的大忙了,请不要再这么说了。”
船长笑着拍拍瑞年的肩膀,一脸的钦敬。
“瑞年君,听说你是陆士的优等生,还获得过天皇御赐的银时计,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
瑞年咧了咧嘴,却没笑出来。
船长虽然不是军人,但在日本这样的海疆辽阔的国度中,历来海上作业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远洋轮船的船长都是相当受人尊敬,甚至充满了权威的,因此,当瑞年在船长的陪同下走上跳板的时候,两个日本宪兵立刻立正,行了注目礼,连例行的盘问检查也免去了,跟随在他们身后的海员也没有遇到任何的麻烦,顺利地上了船,瑞年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在心里把那个平素一向很藐视的李海潮大大地感激了一番。
瑞年随着船长来到事先给他安排好的舱房,海员把行李放下后就退了出去,瑞年请船长坐了,回身打开皮箱,拿出一瓶行前特地到东京银座英国人开的威士忌专卖店买的一瓶上好的苏格兰纯麦芽Glenlivet威士忌送到船长面前,那位给人的感觉一直很庄严,很深沉的船长的脸上顿时笑开了花,忙不迭地双手接过酒来,很认真地审视了酒标,再次抬眼望着瑞年的时候,眼底力已充满了兴奋的光芒。
“哎呀,瑞年君,您太客气了,这么贵重的礼物,简直让我……”
瑞年笑了,笑得很轻松,很真挚,心里又把那个李海潮赞美了一番,这个也许永远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军人的家伙,却生就是个交际场上天才,要不是他的一番指点,瑞年有怎么会投其所好地让船长这么开心呢。
船长安顿好瑞年,捧着那瓶Glenlivet欢天喜地地离开了,瑞年长舒了一口气,把藏在皮箱中的手枪拿出来,藏在铺位的床垫下面,然后在铺位上坐下来,周身紧张了半天的肌肉也放松下来,竟然有些酸酸的感觉,似乎比五公里负重强行军后还要倦怠。他伸个懒腰,在铺位上歪斜了身子,半躺半靠着,目光瞥向舷窗外那依旧热烈着的码头,心里忽然泛起一丝隐隐的酸楚。五年多来,这个国度从未给他留下任何好感,从未给他带来丝毫慰藉,但突然之间就要离开了,瑞年的心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失落。不,绝不是留恋,仅仅是一种失落,一种即将告别五年多以来已经机械地习惯了的生活,告别机械地习惯了的环境和氛围的失落。这里虽然并没有令他依恋的亲情,没有令他怀念的友爱,但这里却永远地留下了他从一个弱冠少年到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的生命和心路历程。五年多的时间不算短,尽管其间他的天空中笼着的多半是凄凉阴郁的灰暗,但偶尔也会有一抹亮色,也会有些许的恬然和安谧。如今,他就要离开了,匆匆地仿佛只是一个昨天才抵达的过客,过去的三千多个日子从这一刻起一下子朦胧得那样遥远,那样陌生。等到汽笛鸣响,锚链拉起的那一刻,就是他和这个国家永诀的时候。一种复杂得无以言表的心绪紧紧地包裹着瑞年的心,就像一张越来越紧的网,牢牢地禁锢了他。瑞年原本以为自己会为这莫名的留恋生出几分羞愧,只可惜,他却没有。
舷窗外嘹亮的歌声,震天的欢呼声阵阵袭来,瑞年欠起身来关上了舷窗,舱顶的电扇“嗡嗡”地吹出一阵闷热的风,黏黏地糊在瑞年的脸上和身上,他重新躺下,合了眼,努力地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感受,让脑际间空白一片,慢慢地,他睡着了。船就在他酣睡的时候,开了。
四天的海上生活单调、枯燥,关起舱门,摆弄那只十四年式手枪就成了瑞年唯一的消遣。说实话,瑞年并不喜欢十四年式手枪,这款脱胎于日本陆军大将南部麒次郎设计的南部陆式8mm半自动手枪的自动手枪比起那些欧美名厂出品的手枪来说,总是显得有些笨重和粗糙。一个男人,特别是像瑞年这样一个将门出身、军校毕业的男人,对于枪的喜爱丝毫不亚于普通男人对美女的情有独钟。因此,瑞年对于枪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挑剔。但不管怎么说,这支枪是真正属于他所拥有的第一支枪,是将要成为他打击侵略者的第一件武器,更何况它还是瑞年一向十分敬重的王家善所赠,而且,虽说这支枪的外型有些笨拙,做工也不考究,不过它的射击精度还是很高的,作为一件武器还算是合格的,瑞年也就别无奢求了。手枪的弹夹是满的,瑞年把子弹一颗一颗地从弹夹中退出来,一共八发子弹,黄灿灿地亮着,托在掌间,沉甸甸的,很有质感,让瑞年仿佛看到自己面前已经整整齐齐地躺倒着的八具日本兵的尸体,心不由得激动得抽紧了,嗓子又开始有咸咸的感觉。
虽然出身将门,但瑞年并不是一个生就狂热的军人。如果不是父亲鄂泰贝勒一直抱着军功传家的理念,一门心思要送儿子到日本学习军事,如果不是为了那门让瑞年抵触的包办婚姻,瑞年说不定这辈子也不会与军旅结缘。不过,今天的瑞年确乎是不能和他去国留学之时相提并论了。五年多的留日经历,四年多的陆士学习生活,似乎激发了那隐藏于他血脉中的尚武精神,激发了这个军旅世家子弟骨子里那一份军功报国的信念,让一个原本对军事并没有多少兴趣的青年人成长为一名没有军籍的标准军人。想想四年多的陆士生活和期间日本军中的实地教育,那种近乎残酷,近乎非人的学习和训练生活,那种严酷得足以令任何一个普通人迷失人性,成为机械的战争机器的锻炼,瑞年绝对相信,如果不是他脉管中流淌着的中国血,如果不是他胸膛中跳动着的那颗中国心,恐怕他就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像近藤敏夫和绝大多数陆士同学那样纯粹的麻木了情感,失去了理智,仅有的一点自我也需努力地包藏于心底的标准的日本军人了。他们或许是最优秀的战士,但却绝不是一个正常的鲜活的人。他们的使命,他们的修为,都永远只能是一部血肉做成的战争机器。陆士的教育,虽然没能把瑞年造就成为一个日本式的战争机器,但却让这个几年前的弱冠少年明白了战争的残酷,也懂得了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这大约可以算是他在陆士四年来接受的最深刻的日式军事教育的结果吧。瑞年不是生就的嗜杀,尽管嗜杀几乎是日本军人教育中的一个铁律,手握着沉甸甸的子弹的时候,瑞年的心泛起一阵隐隐的痛,当他面对那些残暴无比的敌人的时候,瑞年丝毫也不怀疑自己可以眼睛都不眨地把子弹射进他们的胸膛,用战刀劈裂他们的头颅,但倘若有一天他面对的是昔日那些同窗四年,虽然彼此间可能从未有过兄弟之情,却至少可以算得上是朋友的陆士同学时,他的刀枪是不是还能那么毫无顾忌,那么冷酷无情地指向他们?当近藤敏夫和他在东京军人会馆门前告别的时候,他说得那句“我希望,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瑞年君有幸在瑞年君的祖国相逢的时候,我们还能是朋友!”,让瑞年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忘却,几天来,瑞年无数次地在心底这样问自己:如果真的又那么一天,他和近藤,或是和其他陆士同学之间,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瑞年难以想象,只知道那个时候,他和他,或者他们的手里都会握着枪,枪里面一定是上了膛的沉甸甸的子弹,彼此的食指都会扣在扳机上,只是那后来的事情他不愿,也不能再去想象了。……
船到旅顺,已经是四天之后的中午了。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响起,货轮的行驶速度忽然间缓了下来,前面不远处,领航的汽艇从码头方向疾速驶来,领航员的旗语已经清晰可见。回来了,终于回来了!然而瑞年的兴奋只维持了短短几秒钟,码头上那赫然飘扬着的硕大的太阳旗旋即让他周身燥热起来,伴着正午火辣辣的太阳,血液“腾”地一下涌上了太阳穴。侵略者的旗帜此刻竟然不可一世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招摇着,让他情何以堪?!一阵莫名的眩晕突然袭来,瑞年不由得抓紧了船舷上的栏杆。死死盯着那面旗,瑞年任凭自己的手在铁栏杆上攥出两团火来!
别过船长,下了船,瑞年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在第二天傍晚登上了从大连商港到天津的客轮,又经过一宿的漂泊,终于抵达了塘沽港。
瑞年同父异母的妹妹婉如和管家祁玉邡已经早早等候在塘沽码头上了,一见到瑞年,祁玉邡就忙不迭地上前请安问好,而活泼非常的妹妹则早已扑入了哥哥的怀抱,又是叫,又是笑,眼里汪着泪花,激动得不成了。
坐在自家的汽车上,瑞年无心去听身边的婉如喋喋不休地诉说离别相思和家事变迁,直把眼睛盯着车窗外。街道上间或涌过的呼喊着抗日口号,打着横幅和标语的游行队伍和随处可见的难民把瑞年一下子就拉进了战争的氛围中,尤其是汽车驶入租界区后,昔日繁华喧嚣的五大道也多少失去了往昔的浮华,虽然各商铺依旧照常营业,但却已难见往日的繁荣;行人们步履匆匆,神情间或多或少地隐约着仓皇的不安,就连素常慵懒的巡捕们也忽然间紧张非常,从未有过的那么敬业,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注视着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经过日租界的时候,瑞年看到租界前已经架起了铁丝网滚龙,沙袋堆砌起来的临时掩体后警觉的日本士兵已经完全是一副临战的装束和姿态。
“哥,你这次回来还走吗?”看着一脸严肃的瑞年,婉如有些忧心忡忡,“自从阿玛去世以后,福晋几乎每天都会念叨你,还有我额娘和两个姨娘,她们也都总是惦记着你,都想你回来,可是,又怕万一打起仗来,……”
瑞年理解母亲和父亲的三位侧福晋的心思,毕竟对于一个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望族来说,顶门立户的长男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不太平的世道里,家里只剩下一群女流之辈的时候。
“哥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瑞年慈爱地拍拍一路上一直挽着他胳膊的妹妹的手背。
“真的?!”
婉如兴奋地一下子把瑞年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瑞年在马场道自家那幢带花园的小洋楼前下车的时候,包括福晋舒穆禄氏在内的阖府上下男男女女二十几口子全都涌出来迎接瑞年。母亲和几位侧福晋的眼里一律地泛着泪花,瑞年的双膝忽然就软了,扑通一下子在福晋舒穆禄氏面前跪下来,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福晋舒穆禄氏的悲声便在这一刻被儿子的眼泪激发出来,一把揽住了儿子的头,嚎啕起来,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瑞年,额娘想你想得好苦啊!”
一干人簇拥着瑞年走进贝勒府,在客厅里落了座,一路上就没松开儿子的手的福晋舒穆禄氏揩拭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声音颤巍巍,目光湿漉漉地望着坐在身边的儿子。
婉如的母亲三福晋和另外两位福晋,几个被鄂泰收了房的通房大丫头都知趣地退下去张罗接下来的接风宴席去了,只有婉如还留在客厅里,不舍地凑在哥哥身边,静静地听福晋舒穆禄氏和瑞年拉着家常。
“你真不回日本了?”福晋舒穆禄氏神情间杂着欣喜和忧虑,“可眼下这时局,……”
瑞年怜惜地看看福晋舒穆禄氏,他知道,额娘对他的爱之深,因此,不敢贸然把自己这次回国的目的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生怕额娘为自己担心,更怕她会阻拦自己从军抗日,毕竟他是尼玛哈家族的唯一传人。
“福晋,我哥说,就是因为现在中日之间开仗了,他才回来的!”
一旁的婉如老半天都没插上嘴,憋得有些难受,此时趁机插了话,却不想被瑞年狠狠地瞪了一眼。
福晋舒穆禄氏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瞟一眼婉如,转向儿子,眼里满是紧张。现如今,中日开仗,儿子偏偏在这个当口放弃了在日本继续深造,回国,福晋舒穆禄氏早就感觉到一切绝非瑞年所说的那样简单,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父亲新逝,为了看顾母亲,照料家庭才返回天津的。自己的儿子她最了解,以瑞年这样刚烈的一个孩子,身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不做出点轰轰烈烈的事情来,那他就不是尼玛哈家族的骨血,不是那个响当当的小贝勒爷了!可这也正是福晋舒穆禄氏所担心的,她可不是当年那个深明大义,在儿子后脊梁上刻字的岳母,她不能眼瞅着自己唯一的儿子出入于刀枪火海,枪林弹雨,尽管她心里也满怀着国仇家恨,可还是下不了那份决心。
“瑞年,你给我听好了,日本你可以不回去,可这战场你也是万万上不得,你又不是民国的兵,没吃那份粮,没拿那份饷,咱离着日本人远点也就得了,啊?!”
瑞年此时把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婉如恨得牙长三指了。
“你这丫头,多嘴多舌的,存心害我啊!”
瑞年回到自己房间盥洗更衣之后,走出门来径直去找已经回到闺房中的婉如,一进门劈头盖脑就是一通埋怨,说得妹妹眼泪汪汪的。
第七章 津门战云
瑞年回到天津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昔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好友刘瑾贤和甘子风。甘子风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留校当了教员,而上学时就酷爱写诗的刘瑾贤则毕业后进了《大公报》做了记者。
中午的时候,瑞年和刘瑾贤、甘子风在日租界旭街*【1】上的“保阳馆”聚齐了。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瑞年和甘子风、刘瑾贤号称班上的“三少”,这倒不是因为三个人的出身家世,实际上出身职员家庭的甘子风和出身小商人之家的刘瑾贤在家世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瑞年相提并论。他们之所被同学们称为“三少”,实际上是因为三个人的脾气禀性都属于不盲从,不因循,无私无畏,凛然正气的那种,平素里多少有点特立独行,不同凡响。“三少”虽然免不了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们之间却是惺惺相惜,友情深重。在陆士的时候,瑞年曾经经常把甘子风和刘瑾贤与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一班同学相比较,他发现自己和近藤等人的友谊之所以没有像“三少”之间那么深厚和近密,除去国别和民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那种气质上的距离。尽管日本军人,尤其是那些陆士的所谓日本军中精英,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堪称优秀,但除去他们身上那些一个模子里雕刻出来的标准的军人姿态和过硬的军事素质之外,几乎毫无个性可言,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思想和人格。他们算得上是杰出的军人,却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人。
“怎么样,这次回来是打算参战的吧?”
屁股还没坐稳,甘子风就高声大嗓地追问起瑞年此次回国的目的来。
“你这家伙,课没讲几天,这中气倒是练得十足了!”
刘瑾贤有些揶揄地白了甘子风一眼,众人全都笑了。
“瑾贤,你小子该不是这日租界呆长了,也变得胆小如鼠了吧?是不是怕我这个抗日分子给你惹麻烦啊?”
甘子风不甘示弱,也顾不上瑞年的回答,径自向刘瑾贤开了火。
“呸!去他妈的日租界吧!”刘瑾贤当然知道甘子风是在和自己开玩笑,笑着反击道,“谁不知道我们《大公报》是爱国的报纸,别忘了,天津最早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可是我们!”
甘子风撇撇嘴,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得啦,我知道,接下来你小子肯定又要吹嘘自己随军上前线采访的英勇事迹了!”
“那是!”
刘瑾贤却并不买甘子风的账,立刻顺势转向瑞年,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了几天前他亲身经历的宛平战况来。
刘瑾贤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宛平国军阵地采访,并且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数篇战地见闻和战况报导,一时间称为天津新闻界的焦点人物。看着满脸兴奋的讲述着自己的战场经见的刘瑾贤,瑞年的心里忽然间很是失落,想不到自己一个受了四年军事教育,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人,竟然被刘瑾贤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抢了先,而自己却连真正的战场上过,更不用说是杀敌建功了。瑞年哪里知道,他的这位昔日的同学还有着一重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驻天津行动组的组长,他之所以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前线,实际上还肩负着另外一重使命呢。
“说来真令人惭愧!”
午餐过后,甘子风和刘瑾贤陪着瑞年沿着海河左岸漫步,望着河对岸戒备森严的日租界,瑞年忽然感慨起来。
刘瑾贤看看瑞年,满眼的理解。
“瑞年,要我看,这中日之战不过是刚刚开始,别看现在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可是我敢肯定,战火随时可能再度爆发,你又何愁没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呢!”
瑞年看看刘瑾贤,从他眼里读出了忧虑和不屈,心头豪气顿生。
“等着瞧吧,我于瑞年如果不能沙场建功,抗敌御侮,就枉为一个中国人!”
刘瑾贤不住地点头,甘子风却忽然阴沉了脸。
“可惜呀,我们这些人空有报国之志,却不一定找得到报国之门哪!”
瑞年和刘瑾贤的目光都转向了甘子风。
“子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瑞年的印象中甘子风从来都是一个率真无比,性格豪放之人,却没想到此时此刻会发出这般令人泄气的感喟。
“你们知道吗,今天早晨,我们南开大学的学生准备将募集来的物资和捐款送往宛平,却接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通知,说宋哲元【2】明确指示,自即日起,谢绝社会各界对前线国军的一切捐赠,难道这还不是报国无门?!”
甘子风的这番话,让瑞年的心头泛起一片寒意。
和两位老友分手后,瑞年回到家,把管家祁玉邡叫到自己房间里,向他了解国军目前在天津驻防的情况。祁玉邡是天津人,其兄祁玉郊早年投效了西北军,追随冯玉祥,溥仪出宫的时候,据说是他亲自带兵把“圣驾”赶出了午门的。自打那以后,对鄂泰贝勒忠心耿耿的祁玉邡便和已经做了西北军营长的哥哥断了来往。几个月以前,鄂泰仙逝的时候,祁玉郊忽然过府吊唁,祁玉邡和瑞年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的一个副旅长了,就驻防在距天津不远的马厂镇。今天从刘瑾贤和甘子风那里听到的消息让瑞年感到泄气和郁闷的,他是怀着一腔激情回国参战的,想不到竟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瑞年多么希望刘瑾贤和甘子风所说的一切不过都是一场讹传和误会,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上阵杀敌,报国仇家恨,而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尽量客观全面地了解中日双方军事上的动向,了解国军究竟有多大的抗战动作和怎样的抗战决心。
“小贝勒爷,打仗的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摸门,可我知道,这天津也不太平啊!”管家尚未开口已经是一脸的忧虑了,“这几天,好些人都往租界里搬呢,咱这英租界里的房子都让人给抢光了,听说有些大户人家的马棚车库都让人租了去,法租界和意大利租界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
瑞年知道,一直以来,天津的租界便是很多天津人避难躲祸的去处。租界里长期固定的居民大多是一些吃洋饭的中国人或是像他父亲鄂泰那样的前清遗老遗少,而一旦战乱匪患兴起,一些不住在租界的天津市民,尤其是家境比较殷实的商人和富户便会纷纷涌向租界,在西方列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里寻求庇护。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大约除去义和团运动,历次的战祸也确实都没有波及过租界地区,无论是军阀,还是土匪,大约是见了洋人总归有那么点气短腰软,因此租界便成了通常情况下最安全的地方了,瑞年不知道这该是那些避难者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就管家所言的情形来看,天津的形势的确已经岌岌可危,联想到中午刘瑾贤给他讲述的华北和平津的态势,瑞年几乎可以肯定,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海河岸边,烧到他生活了将近十年的这座城市中来。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国军和日军目前的动向?有没有听令兄说过什么?”
瑞年期待地望着管家,他在日本陆士四年的学习经历让他对日军通常的战略战术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他知道,日军如果真的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的话,绝不会仅仅在宛平城挑衅一下,进行几场局部的战斗就完了,日军历来有把局部战斗引向纵深,将战斗转化为战役,将战役发展为战争的传统。这一点无论是在陆士的战术学还是战史学课上,还是从近代日本陆军的作战实例上都可以找到无数的先例。如果是这样,那么日军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可惜,对于一个管家来说,这样的学问似乎高深了一点,他不会也不可能去留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加之多年的嫌隙,尽管兄弟俩借了鄂泰贝勒的丧事算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可忠实于主人的祁玉邡还是对他那个当年从宫里赶走了宣统爷的哥哥难以彻底释怀,兄弟俩自老贝勒去世后便也再无联系了,因此对瑞年的询问也自然无从回答。瑞年想想自己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便也不再问下去了,原本试图通过管家祁玉邡为他引荐军界的话则压根就没说出口来。
管家起身告辞出来,心里却有些嘀咕了,不知道这位小贝勒爷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如果说他关心时局,担心天津卷进战事尚且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好端端地打听日军和国军的部署又是为什么呢?就算是瑞年是军科出身,可毕竟是一介平民,这等军国大事,压根跟他沾不上边,莫非这位小贝勒真的如福晋所担心的那样,急匆匆地从日本赶回天津,就是为了这中日之间的一战?管家越想越紧张,越想越害怕,只觉得上对不起尸骨未寒的老贝勒鄂泰,下对不起舐犊情深的福晋舒穆禄氏,这么想着,便慌慌张张地奔了上房而来。
福晋舒穆禄氏此刻正在上房和二福晋、三福晋、四福晋几个人闲聊,婉如和自己的丫环走进来招呼母亲三福晋和其他三位福晋喝她们端来的冰镇酸梅汤。
“这是我亲手冰的,酸甜,冰凉,可好喝了。”
婉如表功似的先把一碗酸梅汤端到了福晋舒穆禄氏手上。大户人家庶出的子女通常从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也更懂得去迎逢那些家族里最有权威和势力的人。婉如虽说算不得乖巧精灵,但还是在母亲三福晋的影响和教导下,对福晋舒穆禄氏格外尊重和奉承,尽管福晋舒穆禄氏绝非那种恃强凌弱,飞扬跋扈的女人,但人总归是喜欢听甜言蜜语,看笑脸媚态,因此,讨人喜欢的婉如在福晋舒穆禄氏眼里虽说算不上亲如己出,却也亲近得很。再说了,毕竟老贝勒只留下瑞年和婉如这两个孩子,婉如又懂事讨巧,福晋舒穆禄氏自然也对婉如加了一份格外的关照。
此刻,福晋舒穆禄氏接了婉如捧上来的酸梅汤,眼里满是笑意,拉了婉如坐在自己身边,一脸的慈爱,连声对三福晋夸赞她教女有方,婉如伶俐可人,三福晋心里自然受用,二福晋和四福晋也跟着随声附和,几个女人倒也其乐融融。
“婉如,你没给你哥哥送一碗酸梅汤去?”
三福晋永远不忘记任何一个博取福晋舒穆禄氏欢心的机会,尤其是老贝勒鄂泰去世之后,她更知道在这个家里如果没有了福晋舒穆禄氏母子做靠山,她和女儿的好日子便随时可能到头了。
婉如应了一声,正要起身,管家却已经慌慌张张地奔进门来。
管家走后,瑞年找出一份华北地图研究了半天,在心里按照自己在陆士所学的战略战术设计着中日双方的战争发展态势,越琢磨心里越沉重,恍惚之间下意识地摸出了那支南部十四年式手枪握在手中,愣瞌瞌地发呆。
婉如是何时进来的,瑞年一点都没有察觉,及至被妹妹的一声惊叫吓了一跳,这才发现站在窗前的婉如正满眼惊惧地盯着自己手里的枪。
“哥,你怎么拿着枪?”
婉如也算是将门之女,虽然自幼温文贤淑,恪守着老贝勒鄂泰那一套森严的礼法家规,但对于枪械一类却并不陌生。鄂泰府上长长短短的枪支也有不少,老贝勒尚武,虽说在他眼里洋枪永远不如老祖宗传承下来刀矛剑戟之类的来得亲切,但毕竟时代不同了,鄂泰也曾经亲眼目睹过西洋火器的威力,因此,在固守拳术、跤术,舞刀弄剑之余,鄂泰也不时地会摆弄一下那些舶来的洋枪。瑞年和婉如兄妹便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会了使用枪械,现在婉如的闺房中还挂着一支当年父亲送给她的精致的西洋火药枪,据说那还是光绪爷赏赐给鄂泰的呢。可是今天不同了,刚刚从福晋舒穆禄氏房里出来的婉如,原本听到管家说起对瑞年此次回国目的的怀疑,又冷不丁看到哥哥手里握着的那只瓦蓝瓦蓝的手枪,这一惊让她吃的着实不小。
“哥,你真的要去参军?”
婉如说着紧紧抓住了瑞年的一只手,眼里闪出一片恐惧。
“你是不会理解哥哥内心里那种被压抑了太久太久,被桎梏了太多太多的仇恨的。”瑞年神情凝重地对她这样说,“五年多啊,哥哥一个人在日本,就像被关在监狱中的囚徒,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禁锢和折磨,远比你能想象的痛苦得更多,唯一支持着我,让我忍耐了五年的时间,坚持下去的信念,就是有朝一日我能在战场上打败那些永远不可一世,永远蔑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日本人,让他们把欠了我们家,欠了全中国的血债加倍地偿还,让他们也尝尝他们自己的士官学校造就出来的子弹和战刀的残酷!”
瑞年静静地拿过枕边的手枪,抚摸着,神情幽幽的,让婉如忽然觉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福晋舒穆禄氏辗转反侧的几乎整夜都没睡着,一合上眼就看到儿子瑞年浑身血淋淋地站在自己面前,脸上狰狞出一片痛苦,嘴里呢喃着呼唤着“额娘“,舒穆禄氏吓得不敢闭上眼,一个劲地在心里默诵《大悲咒》。
天刚蒙蒙亮,福晋舒穆禄氏就起了身,匆匆地洗漱之后,连早起例行的燕窝粥也没顾得上喝,就直奔瑞年的房里来了。
“瑞年,额娘又何尝不想替你阿玛报仇雪恨呢,额娘心里的恨不比你少啊!”当瑞年把昨天对婉如所说的话重复给福晋舒穆禄氏后,她泪光盈盈地握了儿子的手,“你阿玛临死的时候说过,他这辈子做了两件错事,一是鬼迷心窍地相信日本人是为了帮咱们满洲人复国,帮宣统爷重登大宝;二就是把你送到日本去念书,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东洋鬼子的地界上受折磨被欺负。……”
瑞年感觉到母亲握着自己的手在微微的颤抖,掌心冰冷冷的一片。
福晋舒穆禄氏虽说是一个女流之辈,但也是出身世家,嫁给鄂泰以后更是耳濡目染地懂得了一些军国大事。对于儿子的抗日报国之心,她也像当年对于抱着忠君复国的信念的丈夫一样,理解,但并不热衷。在她看来,那都是男人们的事情,自己一个女流之辈只要做好相夫教子,持家守业的分内之事就可以了。倘若儿子像当年的丈夫那样,仅仅是义愤填膺地会聚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僚、亲友,关起门来大骂一通共和,大骂一通卖主求荣的袁世凯,顶多了不去买那些民国新贵们的账,落一个不识抬举的名声,那也就罢了,毕竟总不至于为此惹上杀身之祸,官可以不做,俸禄可以不拿,但赔上身家性命却是万万不能的。可现在不同了,儿子已经舞刀弄枪跃跃欲试地要上战场了。满洲人尚武的精神,加上他在日本军校的经历,福晋舒穆禄氏知道,儿子恐怕绝难再像当年的丈夫那样一辈子太太平平地还落得个忠君保国的好名声。想到丈夫,福晋舒穆禄氏又忽然心里矛盾起来,一辈子太太平平的丈夫却终于没有落得个善始善终,最终还是死在了日本人的阴谋和毒药之下。这样一想,福晋舒穆禄氏又开始对自己执意阻止儿子的抗日决心生出许多惭愧来。杀父之仇不报,的确是枉为人子,这是从古至今,不论满汉和任何一个民族都尊崇的铁律。站在这个角度上,她不仅没有理由劝阻儿子,反而应该鼓励瑞年才是。唉,福晋舒穆禄氏在心底长叹一声,一时间自己也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瑞年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虽说出身将门,又有四年多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生活经历,让他耳濡目染间在思维和意识上不免沾染了武士道的某些精神,但他原本纯善的天性,以及自幼所受的传统儒家礼教的熏陶,加之现代教育的文明影响,还是让他那具似乎生就的军人、武士的躯体之下,隐藏着一颗时时会彰显出温情和善良本色的心。昨晚妹妹婉如和今早母亲舒穆禄氏的忧虑和劝告还是让瑞年心里充满了伤感和阴郁,毕竟他现在是这个家里唯一的男丁,是刚刚经历过丧夫之痛的母亲,经历过丧父之痛的妹妹心目中唯一可以倚靠的亲人,如果他就这么抛家舍业地跨出门去,奔赴战场,或许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尼玛哈贝勒府会再次悬起挽幛,会再次传来哭声。瑞年不怕死,虽然此时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但他却永远是一个武士。一个真正的武士是不该也不会惧怕战场和死亡的,但他却不一定能抗拒亲情。
整整一天,瑞年都没有走出贝勒府的大门,除去下午在房里读过当天的报纸,又对着地图研究了一会中日两军的态势之外,他就一直陪在母亲舒穆禄氏身边,静静地,母子俩谁都很少讲话,谁都不愿也不敢去注视对方的眼睛,就这么默默地坐着,彼此却都感受到对方的那一片挚爱。五年多了,瑞年是第一次有机会,有时间这样陪伴在母亲身边,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从今往后恐怕不会太多了。
【1】旭街――今天津和平路,旧称“旭街”,是旧时天津日租界内著名的一条商业街。
【2】宋哲元――(1885~1940),字明轩,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今属乐陵市)人。1935年任平津卫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迫于压力,宋哲元一度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抑制华北民众的抗日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发誓:“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激励所部,奋勇杀敌。
第八章 报国从军
回到天津的第四天,也就是1937年7月21日,吃过午饭,瑞年小心翼翼地向母亲告了假,换了衣服准备去拜会一个当年曾经到日本陆士考察过,如今卸甲归田在租界做了寓公的前国军将领。瑞年在国内的军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那位退休的将军成了他唯一可以接上的军中关系。他现在迫切地需要有人可以把他引荐给军界,以便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国军,实现他抗日保国的夙愿。
瑞年自己开车到了法租界,在租界里转了好大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位退休将军的住处,却发现已经物是人非,房子的新主人告诉瑞年,那位将军早在两个月以前就离开了天津,据说是到欧洲游历去了,法租界的房子也卖掉了,看来是不会再回来了,这让瑞年刚刚看到一线希望又在倏然之间破灭了。
心情落寞的瑞年回到贝勒府,一筹莫展地把自己关在房里,整整一个下午都没出门,就连吃晚饭的时候,丫环来招呼了他都不搭理,最后还是管家祁玉邡亲自跑来请这位不知道又犯了什么牛脾气的小贝勒爷。
“老祁,你有令兄的具体地址吗?电话号码也行啊!”
瑞年见到战战兢兢地推门进来的祁玉邡的第一句就让这位大管家有些摸不着头脑。
“小贝勒,您问这个干嘛呀?”
祁玉邡小心翼翼地探询问,心里不免有些嘀咕。
瑞年看看管家,忽然心思一动,努力地做出一副平和的样子。瑞年知道,从十三岁进府给老贝勒鄂泰做小厮当跟班开始到现在,这位祁管家在贝勒府里已经干了将近三十年,对鄂泰,对福晋舒穆禄氏一向是忠心耿耿,对自己也像是对子侄一般。虽说是尊卑有别,但他却是一直以来像父辈一般的看待和关心自己的,如果要是把自己联络他哥哥祁玉郊的目的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恐怕他不仅会担心,还会转脸就去通报给福晋舒穆禄氏,真要是那样的话,自己的计划恐怕就要胎死腹中了。
“哦,没什么,我是想请他帮个忙,我的那个同学刘瑾贤,你不是也很熟的吗,他想去令兄的部队采访,让我帮忙先联络一下。”
瑞年说得有鼻子有眼,由不得祁玉邡不信,戒备之心放下了不少,尽管顾虑着十几年来兄弟间的芥蒂,但在瑞年的催促下,祁玉邡还是把哥哥祁玉郊的地址写给了他,又专门修书一封给祁玉邡,说明其中的原委。
瑞年早已铁了心,说什么也要尽快参军入伍,到队伍上轰轰烈烈,真刀真枪地和鬼子干上一场,尽管对那个他生活了五年多的国度多少还有那么一丝的情感,尽管在心中勃勃的抗日决心之下隐隐地藏着一丝矛盾,一种惆怅,但理智还是让他横下了心,顽强地摒弃着内心的犹豫和顾虑,这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间势同水火的较量,已经容不得丝毫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了。
现在瑞年要想参军入伍的唯一希望就只有寄托在祁玉邡的胞兄祁玉郊身上了,那是他唯一可以借助的国军中的关系,但瑞年却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意思告诉管家祁玉邡,怕的就是这位忠心耿耿的大管家又去向福晋舒穆禄氏报告,那样,他的计划多半又会落空,所以,他才打了刘瑾贤的旗号。
祁玉邡把地址和信交给瑞年,一再叮嘱,现在世道不太平,马厂又离着天津比较远,要瑞年一定要格外小心,并且执意要让司机和一个跟班陪同瑞年前往,也好有个照应。瑞年理解祁玉邡的一片好心,一一应承下来,又关照祁玉邡千万不要把自己去马厂的事透露给福晋舒穆禄氏,以免额娘担心,祁玉邡犹豫了好久,最后,在瑞年保证了一定当日去当日返回之后,才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瑞年就起来了,换了一身利落的装束,又把那支王家善送给他的手枪别在腰里,跑到厨房,胡乱地找了点吃的吃了,就跑去催促刚刚起身的司机和跟班上路。
汽车驶出天津市区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郊外的庄稼地里还没抽穗的玉米叶子上还挂着露珠,在旭日的照射下,闪闪地耀着一片晶莹剔透,晨起觅食的小鸟不时地从玉米地里掠起,扑棱棱地飞一阵,又倏然一头扎进青纱帐中不见了。公路上静悄悄的,间或有几辆往城里送菜的马车和驴车驶过,牲口颈间的铃铛在晨曦中奏出一片悠扬。望着眼前久违了的这一片宁静安详的精致,瑞年的心里忽然有说不出的苦涩,不知道这份安详什么时候就会被突如其来地打破,瑞年仿佛一时间看到了弹雨纷飞,炮火连天,哀鸿遍野,一片血腥,一片凄然,让他不忍,也不敢再往下想了。
到达马厂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多钟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独立第二十六旅的副旅长祁玉郊刚刚和旅长李致远一道召集完全旅团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通报了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发来的最新的驻天津日军的军力部署情况:就在昨天,日军的63架战斗机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会同原有的三十多架战机,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斗机群,其目的显然是冲着华北战场,特别是平津地区而来的,尽管中日双方自七月七日后先后两次达成停火协议,但三十八师的官兵们谁都知道,这场战争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尤其是从日军最近频繁调动,大举向华北增兵的情况来看,更大规模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尽管国民政府一直在通过外交努力试图避免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对抗,尽管无论是蒋介石委员长,还是宋哲元委员长都已经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但在多数国军将领和兵士的心目中,却已经只有拼死一战这一条路可走了。
“弟兄们,咱们二十九军可是当年在喜峰口抡过大刀片,砍过日本鬼子脑袋瓜子的,前些日子有个叫麦新的音乐家还写了一首《大刀进行曲》赞扬咱们二十九军,我前两天去天津的时候还听到游行的学生们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你们听听,唱得多好啊!”旅长李致远在参谋长介绍完日军动向后,神情激昂地对与会的军官们说,“可是,现在人家都在说,宛平城一战,咱们二十九军是‘三十七师在打,三十八师在看’,你们听听,这话让咱三十八师的脸往哪儿搁?窝囊不窝囊啊?!我告诉你们,咱们三十八师,咱们独立二十六旅也是响当当的,绝不能当孬种,眼下虽然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但必须做好随时参战迎敌的准备,你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半点松懈,睡觉都得给我睁着一只眼睛,一有情况,拉出去就得能打,打了还就得给我打赢,听到没有?!”
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全体起立,群情激昂地高呼着“听到了!”,震得会议室的玻璃嗡嗡作响。
开完会,祁玉郊刚回到自己的住处,瑞年就到了。
瑞年向祁玉郊做过自我介绍,又拿出祁玉邡的书信交给他,祁玉郊很热烈地把瑞年让到上座坐了,又招呼卫兵拿来切好的西瓜招待。
“怎么,你的同学想来我们二十六旅采访?”
祁玉邡在给兄长的信上是这么说的,祁玉郊便也信以为真了。
瑞年笑了,有些歉然地告诉祁玉郊,信上所说的不过是自己使的一个障眼法,他的本意全是来投军参战的。
瑞年的一番话着实让祁玉郊大吃一惊。他依稀记得弟弟的这位少主人是留日的陆士学生,想不到为了抗日,这位金枝玉叶的小贝勒竟然漂洋过海地回国来投军,这让祁玉郊不由得心生敬佩,原本很热烈的脸上一时间又多出了几分赞许。
“好啊,小贝勒,不愧是将门虎子,有气魄,是爷们儿!”
行伍出身的祁玉郊比起他那个自幼做下人的弟弟来要豪放得多,也痛快得多。瑞年没有想到祁玉郊一点磕巴也没打,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一时间除了惊喜,他倒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长官,请您分派任务吧!”
瑞年放下手里没有吃的西瓜,起身立正,向祁玉郊行了一个标准的日式军礼。
祁玉郊笑着摆摆手,示意瑞年坐下来。
“哎,先别急,吃块西瓜解解渴,呆会我得跟李旅长商量一下,给你安排个合适的位置,好家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才生,可不能大材小用咯!”
瑞年被祁玉郊这么一说,有点不好意思。
“长官,您千万别这么说,什么职位我不在乎,只要能让我上阵杀敌,怎么都行!”
祁玉郊满意地点点头。
“好,有种!你先坐着,我这就找旅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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