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到的“侉子性格”，是李准追求具有更大概括性的群体性格的创造性尝试。
李准认为，难民中的许多故事“都体现了中原一带的‘侉味’”。他进一步解释道：“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狯，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李准在“侉子性格”中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看到了劳动人民人性中的弱点和局限性。在小说中，他通过鲜明的富有立体感的艺术形象表明“侉子性格”是由传统文化的长期积淀，具有自然陶冶的地域性特征，和社会生活的磨炼所造成。它既是劳动农民精神美的结晶，也有历史的精神负担的积累；既是劳动群众富有生命力的标志，也是造成许多生活悲剧的性格因素。比如王跑，赶脚一节和石头梦一场，活现出他的机智狡狯，同时，他的不看大局的小聪明，小精细，小幽默，只想发财的昏头昏脑，也暴露无遗；可荒村捉鱼一节，又把他顽强的生活能力富有诗意地表现了出来。
再如四圈这个“浑小子”，为海骡子拉包车，居然做起“中将梦”，撞起“桃花运”来，这是近乎卑贱的；但他冒险给李麦捎信让乡亲们西逃以免被抓当劳工，后来又倾其所有赎回乡亲小响，节骨跟上，又显露出善良和豪爽之气。
这种“侉味”也许最突出地表现在海老清、海长松、海春义这些最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他们既表现了最充分的浑厚善良、刻苦勤劳，同时也充分地表现了因缺乏识见而形成的狭隘、保守以至愚昧。这是一群在家乡的小河沟里长大的鱼，一旦到了社
会的大海里，反而不敢游了。当离开了故乡和土地以后，当生活以不同于他们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方式出现的时候，他们痛苦和难堪到没法生活了。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巨大进步：作家对农民的审视站在更高的现代立场上。不仅使得作品对个别农民形象的描绘更加丰富更加真实，也使得作家在对中国农民的整体把握上更加丰富和深刻。
李准过去的作品，当然并非完全不敢表现农民性格的弱点，但那时的表现，多半是在流行的政治观念尤其是阶级观念支配下的表现。比如作家对富裕中农、中农的自发倾向，自私、保守等等的表现，曾经有过精彩的篇章，但并不是出于从农民整体上去观察解剖和开掘。在对难民的考察中，他看到愈是地道本份的农民身上反而愈多愈充分地存在着小农的狭隘落后和愚昧的负担，在生活中的应变能力、适应能力愈差愈弱。这一发现应当看作是李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标志。
深人地把握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国民性，是“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自从批判了胡风的所谓“精神奴役创伤论”以后，三十多年来，表现劳动人民尤其是在阶级成分划分中被划定为工人、贫农的人物身上的弱点，几乎成了禁区。作家在创作中或者回避这方面的开掘，或者把贫农以至各阶层农民身上的弱点都“集中”到中农或上中农、富农身上去。这就造成了农民形象的简单化或虚假化。《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创作实践，是对这种十分浅薄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以及低级的文学意识的反拨，表明作家的创作意识在向更高的真实层次上升华，现实主义精神在往更深的思想层次推进。这是李准的进步，也是一代作家的进步。
民族灵魂的塑造
《黄河东流去》中对农民形象的塑造，不仅不以个性鲜明为满足，甚至也不以群体性格为指归，作家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通过写中国农民来抒写民族之魂。
抒写民族魂，这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大作品的崇高目标，而且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上达到过。从《阿Q正传》、《故乡》到《红旗谱》、《创业史》、《红岩》、《红日》、《暴风骤雨》、《李自成》、《东方》等作品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身上，可以窥探到我们民族之魂的神采和侧影。在这些大作品中，其中一个相当多数都是通过写农民之魂来写民族之魂的。这也是由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所决定的。我们这个几千年来以农立国的东方大国，农民是我们民族的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几亿农民的命运也就是中国的命运，几亿农民的灵魂也就是我们的民族灵魂。
《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抒写民族灵魂这一总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它的题材也是农民生活。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角度。
李准在创作《黄河东流去》的时候，不再像电影《大河奔流》那样，停留在对历史事件作表面的粗线条的勾勒以显其历史广度，也不只是满足于对人民创造历史这一正确主题作形象化的表现以显其思想深刻，而是把眼光投向人们的精神世界。他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情感以至整个精神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同时，《黄河东流去》中的农民，已不是在自己的乡土和家园劳作生息的农民，而是失去了土地、茅屋、牲畜和农具，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底层百
姓。也就是在民族大悲歌中展现民族灵魂。
作家的这种视角的选择，不仅决定于作家艺术表现上的机智，根本地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和发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李准发现在这些衣衫褴褛的人们身上，包藏着金子般的心；在中国农民的生命矿井中，不单储存有煤，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在这些普通农民的家庭和普通农民的人际关系中，有着极不平常的光芒四射的品质和精神。
《黄河东流去》描绘了农民共同的精神形象，概括起来，其主要特征就是：坚韧顽强而又富有智慧的生活意志力，互相同情的生存凝聚力，舍身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或者说，是我们民族灵魂中光辉的一面，基本的精神支柱。
这种民族灵魂的造成，固然有苦难环境下个人生存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植根于我们数千年历史形成的伦理原则、行为规范、道德精神。对个人来说，它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对家庭来说，它是一种牢固的伦理观念和原则；对社会来说，它是一种公认的公德。因此，这民族之魂，是人性美的高境界，不仅是一种包含着民族的过去，而且推动着现在，并且预示着未来的具有永恒意义的精神财富。
人的灵魂，是比人的性格更深邃更内在的东西．是一种富有生气的可感而不易触摸的精神气质；而民族之魂则是全民族共同体现出来的决定着这个民族风貌和命运的精神气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对长篇小说提出比其他的文学样式担负更多更充分地揭示民族灵魂的责任。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应当有众多
的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而且应当从这些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中，程度不同、角度不同地体现出民族的共同的精气神儿。
我们从《黄河东流去》的徐秋斋这个令人敬佩的落第秀才身上，从海老清这个老农的悲剧一生中，从蓝五与雪梅这一对“生死恋”情侣的悲剧中，从王跑这个充满辛酸故事的喜剧人物身上，看到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时代风雨、阶级烙印和人生真谛，看到了他们身上凝聚的黄河的精气神儿。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李准经过长期孕育的精神产儿。也可以说，它还通过李准，把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中的一些精华也吸取起来了。因此，它的人物像植根于生活土壤深部的大树，有一种坚实感和厚重感．能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得民族魂灵之精气，而合起来的总体上显示民族魂灵的神采。
《黄河东流去》在这方面的成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理论意义。毫无疑问，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一个时代一个代表的类型化理论，必须大力张扬塑造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典型人物。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减弱作家对生活的穿透力．降低人物形象的概括力。成功的典型形象具有穿透力、概括力，这同抽象性、概念化以及简单的人为的拼凑和集中并无必然的联系。当前文坛典型形象的鲜有，究其原因，与忽视艺术形象的个体和群体的概括力有很大关系。《黄河东流去》在这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和历史思考的深广度，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独立的不同流俗的创造力。它不仅超过了同类题材的其他文学作品，也远远超过以描写中国农民的命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
中国式的小说
李准自己说过：“《黄河东流去》是部中国式的小说，虽说，我也尽量摄取现代欧美文学创作的长处。”这一在艺术上的总体追求，在小说中是达到了。
中国式的小说，就得有小说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是民族的。小说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方式，有着民族传统的强烈色彩。巨幅历史画卷、农民群像长卷、民族之魂写照，这些已经显示出《黄河东流去》作为“中国式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作为创作的总体追求，小说还有多方面的特色。
充分地反映出上述特征并且成为全书血肉的，是小说绘制了民族生活的大幅风俗画卷。这画卷，既显示了深远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能创造了弥漫全书的民族生活的氛围。作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相对地说，农村保留得更多更充分些，黄河流域中原城乡，从风物到风俗，以至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几乎处处保留和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如同随处可见的秦砖汉瓦，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已经渗透进农民的潜意识层了，以至成为不知不觉的习惯和印记。这些习惯和印记成为区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人群的显著标志。
李准十分看重这一份文学宝藏。在小说中．这份宝藏经过李准的开发成了色彩独特的绚丽花朵。不仅赤杨岗人在黄水到来前的农家日常生活习俗的静态写生，表现了大量的风俗细节，在赤杨岗人从家乡逃难到洛阳、西安、威阳，一路上顺手信笔画了丰富的风物风俗速写画，中原城乡的历史沿革，美妙的神话传说，以至农村生活的禁忌，农民及其他五行八作的生活方式，都被绘入了黄河流域流动的风俗画卷。小说的风俗描写还生动地
体现在人物的活动背景和行为方式上。最具民族性格特征的徐秋斋，这个乡村落魄知识分子的观念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语言声口，生动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的生活环境所具有的文化背景，透露出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中独特而又深邃的内涵。这位老人身上所具有的民族性是这样鲜明和强烈，以至于可以作为一种中国人的代表和符号来看。
《黄河东流去》最堪称作“中国式小说”的地方是它找到了认识中国的一把钥匙，即通过解剖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通过研究中国农民家庭的形成和变化，来把握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形式，特有的伦理道德，人和人的关系，以至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和背上的沉重包袱。这一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黄河东流去》展示了一个家庭序列，具体而细微地揭开了农民家庭的秘密。在农民的草屋里，甚至在黄水浩劫中临时围成的“新房”里，在车站旁边的难民茅棚里，在私奔男女的途路中，都是那样充分地显示出缜密牢固的家庭结构，质朴而又丰富的感情联系，毫不含糊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
仅以爱情方式为例，老一代的，如李麦与海青牛的，长松与杨杏的，王跑与老气的，海老清与老伴的，固然是中国传统式的；即使年轻一代的，包括梁晴与海天亮从两小无猜到八年等待，爱爱的选择，蓝五与雪梅的私奔和殉情，春义和风英的离异方式，也都是深深打上传统的爱情婚姻方式的烙印。
如果把这些置于同世界各民族的对比中来认识，那就是再鲜明不过的特点了。只要一窥这种家庭生活的天地，人们就会说：这是中国人！
历史画卷、人物群像、民族灵魂、风俗画卷，这一切的成功，
实际上已经包容了并且赖于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性。《黄河东流去》在艺术上的民族特色是总体性的。从文学继承的渊源关系来讲，说它笔法得益于红楼，章法有似水浒，是有道理的。它的语言是文学性很强的语言。叙述语言，见环境气氛，不见人物性格。人物对话，有个性特点。笔法凝练，重在传神，富有韵昧，但又是地方特色根浓的语言。吸收大量口语，朴实生动，教授学者不觉其野，识字不多的不觉其文。小说的章法，是根据表现对象所进行的创造，以各个家庭为独立中心而形成的若干板块，七户农民的逃难流浪史形成几条线索互相交叉，故事曲折而又隔而不断，脉络清楚，有头有尾，最终以团圆结局。这种组织情节结构的组织方式，显然是受了水浒等古典小说的启示和适应传统审美心理的要求。
在小说创作中，追求民族特色，是新文学的一贯主张。但是，近年来，人们的兴趣似乎更着重于对新手法的尝试，而这新手法似乎又着重在借鉴西方现代派。引进、借鉴和求新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决定于表现对象的特点和作家的条件，也决定于读者的审美需求。
李准所以把《黄河东流去》写成一部中国式小说，追求民族特色，是在清醒地把握了表现对象、欣赏对象和自己以后的自觉地抉择。他认为“我们文学‘仓库’里的精华既没有用完，也没有过时，中国的文学史是三四千年的历史，可供我们吸取的营养太多了，我相信它会发出新的光辉。”在文坛一片创新的声浪中，他的这些看法和追求并不是保守，而是要在创新的合唱中，直面中国最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唱出与他们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相适应的具有中国风味的，蕴含着排鼓和铙钹那样明朗节奏和雄浑气概的，同时又飘逸着丝竹和唢呐那种缠绵悱恻的韵味和高亢
激越的旋律的曲调。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付诸艺术实践，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收外国文学中有用的东西，比如心理刻画；同时扬弃传统写法的一些弱点和不足，如情节的戏剧性和过分夸张的手法等，他写出了在形和神两方面都是十足的中国的山水，中国的气味，中国的人物故事，中国的风格和气派的大作品来。
个性化的作品
当我们说《黄河东流去》是一部中国式小说的时候，实际上还指出了小说的另一特点，即它更是一部李准式的小说。这里有参照系的不同。第一个评价是把小说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中来比较的；第二个评价则是放在中国文学之中来比较的。这两个特点在根本上说又是二而一的。对李准来说，尤其对《黄河东流去》来说，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是同时获得的。
《黄河东流去》体现了李准长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他长于写农村写农民，坚持现实主义之外，就是他对民族形式的熟练掌握。在这部小说中我们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是他善于塑造性格化的人物，运用富有特色的语言。这其中包括，精熟的白描，传神的细节，闪现性格碰撞火花的对话，“闲笔不闲”的议论和抒情，极富幽默感和平易家常的叙述调子。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他的这部长篇小说中，又发展了新的风格因素。这主要是心理刻画和抒情性、哲理性的加强。
心理刻画的加强是从上卷到下卷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不只是描写份量的增加，主要是对心灵开发深度的加深。李准在小说中所作的是对中国农民心理的潜意识层的开掘工作。但他并不喜欢作静态的冗长的心理刻画，他让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波澜与社会外在情节事态的发展扭结在一起，让心灵走进情节之
中，不仅准确地表现了中国农民的心理特征，同时在全面深刻地展现中国农民的宽广世界方面是一种开拓。
提到小说的抒情性很容易勾起人们对许多篇章和片断的温馨回忆。李准说他“太热爱”他的农民兄弟了，这种情绪一直流露在他的笔端。《黄河东流去》不愧是史，更不愧是诗，面且有着浓郁的诗意。这是生命的诗意，是人情的诗意，是生活的诗意。小说不仅写了苦难，还写了难民的许多机智幽默的故事，写了他们的笑声。特别在写到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和乡亲邻里之间的患难相依，生死与共的感情联系时，他忍不住由衷的赞美之情，即使在写到成了难民时的农家生活场景时，他也总会有生花妙笔解颐妙语。这种抒情性，使得难民的八年流浪史成了一支有血有肉的生命之歌。
对哲理性的追求是李准在新时期的创作中十分着重的一点。《黄河东流去》就是产生于“‘思考的一代’的序幕中”。它是作家在思想解放时代思考的结晶，它的创作动机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思考。这种思考在作品中转化为对哲理特色的追求。小说哲理性的直观的具体表现是作家直接走进情节结构之中。抒情识论，其中不乏史评家的真知灼见，艺术家式的画龙点睛之笔。但主要的是作家对整个题材的哲理内涵的开掘。作家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上，采取俯视生活的角度，用现代意识去烛照历史。于是，他找到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命运和灵魂，同时也找到了历史浩劫发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反映出李准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从李准在创作过程中对他的人物的热情和兴趣的变化，可以窥探到他在这方面的轨迹。
心理刻画、抒情性、哲理性这些创作上的新特点新因素，溶
入他原有的风格之中，从而使他的个人风格有了新风采。这种新的吸收和溶入，是作家个人走向成熟和整个中国文学走上成熟的条件和标志。
李准以《黄河东流去》的创作回答了当代文坛中许多引人注目、论争激烈的问题。因此，它所提供的经验格外值得重视。它有力地证明了：
第一，中华民族的生命活力。由于它具有勤劳、坚毅、忍耐、恻隐和同情心，以及强烈的团聚力和人道主义，如李准所说：“只要这些道德精神存在，中国就不会像希腊、罗马、拜占庭和巴比伦那样成为历史上的一块陨石。”
第二，中国文学传统的生命活力。这传统包括古代文学的传统，它们并没有过时，问题在于用到什么对象上以及运用者怎样使用。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树不能不植根于深厚的民族生活的土壤，以自己卓异的特色在世界文苑中争雄。
同时，《黄河东流去》也证明了：
第一，认识本民族，需要世界性的眼光，处理历史题材，需要时代的眼光，这就是说要有广阔的视野，站在时代的高度，有深刻的历史感。李准由黄泛区的难民想到当今世界上的难民问题；以现代意识来开掘历史，由对十年浩劫的认识来观照历史上的浩劫，作品的哲理深度正来自作家的思想高度。
第二，文学传统也是一个生命过程，它的生命在于运动．在于流动和革新。把传统精神和手法运用于新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运动，就要变动，一成不变是不可能的。不变中有变，变中有不变。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在继承中有创造。有创造的继承给传统增光，亦步亦趋的继承，使传统失色以至失落。无论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坛到个人都是如此。
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树不能不从世界文学中吸取养料，在吸取和借鉴中丰富发展自己，完全的古色古香，与彻底的中国化、民族化，在文学上都是封闭主义、小家子气，而封闭和小气是没有出路的。
时间对真正的艺术品有利。《黄河东流去》并不是那种能够引起轰动的书。但是，我们相信，《黄河东流去》在我国当代人民生活中，特别是文学创作中，将会长时间地发生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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