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那一瞬间，他想过胡家的历史，想过胡家上上下下的许多人，但不知想没想过他永远的对早——那个身体力行，将纵横上下几十年中国当代史思考了一辈子的胡秉宸。这个胡秉宸到了晚年不颐养天年，行腔照板曼唱“夕阳无限好”，反倒孜孜以求著书立传，妄图对中国当代史作一番反思和总结，又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故郁郁寡欢……
即便想到胡秉宸，恐怕也是作为最后一次较量，岂有他哉！在与胡秉宸的最后较量中，胡秉安认为自己至少打了个平手。只见他收剑的时候说：“这辈子享尽荣华富贵，真没白活。”
这是后话。
酒过三巡，胡秉宸抓住叙旧时机，暗示了田放在武汉送给共产党的那部小电台，多少有点似是而非的胁迫。
放下酒杯，田放无言地沉思起来。方才还如早上八九点钟的向日葵，朝气蓬勃挺着的脖子，即刻就如傍晚六至八点的向日葵，心灰意懒地耷拉下来。
胡秉宸想：坏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田放才说：“小老弟，咱们自大学时代就兄弟般相处，在校足球队里我是中卫，你是前锋——一个少见的、几乎能把每一记妙传人球的主力锋线。因为你具备一个优秀前锋的素质：精神集中，严谨不苟，不言放弃，判断准确，临门冷静……同样，这种素质也适用你现在干的这个买卖。我是你球艺的忠实崇拜者，热爱你流畅简洁的盘带、鬼斧神工的过人、神来之笔的爆发、挟雷携电似的射门……可你刚才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儿小瞧我了？
“几年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因为你一下火车就上厕所而后咱们走散，你可能就和我一起进了这个魔窟，我也可能和你一起听了那位记者的演讲而后去了延安，这真是谁也掌握不了的命运……用不着这样和我说话，也用不着提武汉的事，就是武汉那档子事，当时我也可以不做，对不对？
“如果把武汉那回事比做一场足球赛，我不过又当了一次中卫，小电台就是为你中传的一个球。不必多说了，你我角色早已注定，我会再给你一记妙传，但不是因为你的威胁，而是共产党的确比国民党好，也是我这个中场对这场球赛的最后贡献，因为我很快就会逃离这个魔窟……”
胡秉宸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并非因为认识了自己的轻薄，而是无言以对。他想起田放不知多少次的妙传和他平实的球风，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一个人在足球场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艺如其人了。田放将“军统”电讯系统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胡秉宸，详细解释了“军统”侦测共产党的三个定向台：一个设在重庆，一个设在桂林，一个设在兰州，从这三个定向台的交叉点，可以测知中共指挥机关的活动地点和电讯联络情况，因为电讯系统的专业人员，只要一听无线电的发报手法就能区别敌我。这的确是一记绝版妙传，田放提供的情况无人可以做到，任何人提供的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局部。
一九四O年田放给胡秉宸的这记妙传以及他们这对优秀组合，对当时抗日、战争以至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究竟起了多大作用，那就无人可以知晓了。
不久之后田放果然逃往美国，又于一九五二年极其不易地冲破美国移民局的阻挠，重返解放后的新中国，在胡秉宸麾下当了一名电讯专家，并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
划为右派的田放，想起对他深有了解的胡秉宸，以为胡秉宸总可以对那些不实之词做个否定的证明。可是当他走到胡秉宸的家门前，正要举手敲门的时候，不知怎么想起了他们当年在大三元酒家的这场谈话。他放下了举着的手，转身离去。
作为田放的直接领导，胡秉宸自然审批过本单位的右振名单，在田放的名字上也曾有过瞬间的犹豫，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做，放过了那张名单。不能说胡秉宸恩将仇报不肯营救田放，作为一个“老共”，胡秉宸考虑到，即便田放逃过右派这一劫，还有“军统”那段历史呢？即便他胡秉宸能为他说清楚，他人又怎能放过并认为他说得足够清楚？再者，谁让他们是老同学，老朋友！如果他们刁；是老同学、老朋友可能还好说-‘些。谁让田放命中注定是他的中传？这场足球赛又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二十年后田放右派平反，当他们再见的时候，胡秉宸实实在在尝到了什么叫做“不屑一顾”的滋味。他们不但终止了优秀组合的关系，也从此断绝了一切尘缘。
根据田放提供的情况，胡秉宸又打通了几个有关的社会关系，便以胡宗南部工程师的身份为掩护，以购买同样机型看货为由，用了几个月时间，将“军统”设置在重庆的所有电台亲自跑了一遍。
这样危险的工作胡秉宸自然不能交给他人去办，而且这个艰巨的任务也只有他才能胜任。
正像恋爱初期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和你一样，我也喜欢‘献身’这个字眼儿，这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之一。民意党人、十二月党人包括跟他们一起到西伯利亚去的妻子，还有那些辛亥革命的先驱，都应该说是献身的人。列宁把十二月党人说成是反动的、不科学的，很不公正。
“我有很多缺点，但决不逃避危险和困难，在过去那个历史条件下，我只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而不可能成为别的什么。如果在别的——比如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也不排除胡秉宸对冒险的偏爱。冒险似乎是他的一种天性，在冒险中他感到其乐无穷。
当年他和吴为无处可以幽会，不得不在小胡同里窜来窜去，不管天气多热，还得像地下党时期那样，用一顶帽子半遮着面孔，以免被人认出。可也会出其不意，把吴为猛然拖进一栋正在修建的大楼，在一根根水泥柱子的中间，抱住吴为狂吻一通。特别在美术馆两扇没有观众的画屏中间以及楼梯拐角处来个突然袭击，速战速决地印上一吻。他觉得这比正常状态下的接吻更让女人迷醉。
可是吴为却说：“不要以为你干得很好，人们会从画屏底下紧挨着的四条腿，立刻明白你在干什么。”
她总是这样大杀风景。
这些令他十分得意的小冒险，却让吴为委屈不已。难道他们只能在竖着一根根水泥柱子，满地是横七竖八的铁管子、碎砖头的工地上．偷偷摸摸谈情说爱吗？
胡秉宸甚至查看了“军统”设在嘉陵江南岸，与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相距不远的一个重要侦测台。
陪同前去的小工程师战战兢兢地说：“那个地方非常机密，至今连美国人也没有进去过。”
胡秉宸说：“你看，我们买主当然要先看看样货才能购进是不是？再说胡宗南部也不是外人侦测台里装备着八十台美制收报机，日收报能力为六千份，可是那些报务人员消极怠工，每天只收三千份也就算了，收到后即送往市内“军统”总部破译。
在那次卷毯似的调查中，胡秉宸还发现，上清寺去化龙桥方向．沿嘉陵江左岸的岩石上，有一块极少被人光顾的平地，“军统”正是在那里设置了一个与敌伪挂钩的电台。为维护蒋介石“抗战领袖”的形象，即便在“军统”内部，那也是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机密。任何与敌伪勾结的蛛丝马迹也不愿留给世人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个叫做胡秉宸的人，在一个叫做田放的“军统”帮助下，破获了这个绝顶机密。其实胡秉宸早已超额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打道回府，可他还是决定一闯这个虎穴。
对胡秉宸来说，除共产党员的责任之外，输赢难卜的悬念也是魅力所在。
综观人间所有事物，都是冥冥中不知谁在操纵的游戏，结局往往出入意料，胜败由不得自己，也许该输的却赢了，该赢的却输了。
当他完成任务并怀着庆幸心理走出那个电台时，却迎头碰上胡秉安和“军统”一个主管电讯工作的高级官员。因为电台的某一机件运行出了故障，卖主胡秉安自然得承担售后服务的责任。
那一瞬间，胡秉宸想，他输了这场游戏。只有一件遗憾，就是他获得的这份情报就这样白白丢失了，连他本人怎样从地球上消失的地下党也未必知道，除此他连想也没有想过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人或物，比如说白帆。在这万古不灭的瞬间对峙中，胡秉宸的眼仁儿从黑色变为黄绿，又从黄绿变为铁灰，在这些颜色快速转换的同时、冷厉和狠断也同时注入他的双眼，他的灵魂也在此时缓缓升腾，最后凝炼为人之精华。不论对女人或是对革命事业来说，一个崭新的、魅力无边、光芒四射的胡秉宸，就在这一瞬创造出来，那正是信仰之魂造就出的人中精品。
此后，积胡秉宸一生的修炼、一生的功力，也没能超过这一刻的幻化。
如果说过去的胡秉宸只能用一个“俊美”了结，那么这个与死亡面对面的遭遇战，就为他进补了凛然、毅然、决然，他的面貌甚至精神，也在这一刻从俊美蜕变为英俊、坚卓。
这正是后来有个叫做吴为的女人迷恋的根本。
没想到，永远的对手胡秉安，却让给他一步活棋。他走过来对胡秉宸说：“看过设备了？希望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我得先陪买主到现场看看，回头再听你的意见。”又转过身向“军统”那位主管电讯工作的官员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堂弟，电讯方面的专家，我把他请来看看．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他看过之后我心里就有底了。”
胡秉宸就举起手来向“军统”敬了一个军礼。“军统”看了看简直像双胞胎那样难分彼此的胡秉安和胡秉宸，将信将疑，胡秉安怎么能把堂弟请到这样一个非同小可之地？他知道胡秉安不过是个商人，商人并不知道这一处电台的真正用途，再说他也不能不相信与他有长期合作关系并给过他许多“好处”的胡秉安。最后想到，除了胡秉安，外人哪儿知道这一处诡秘之地？胡秉宸不是胡秉安招来的又能是谁？只好对胡秉宸来此察看设备的理由不再怀疑。
陪同胡秉宸前来的小工程师更是摸不着头脑，明知有误也明哲保身不肯多说，恨不得尽快了结这悬系一线的局面。
当他们走近并互相拍打着彼此膀子的时候，胡秉宸发现自己竟比不上胡秉安的那份从容。他不得不佩服胡秉安的应变能力，当然也就是不得不佩服胡家男儿的能力。可以说他们二人的表现都无愧于胡家男儿，除了胡家男儿，谁能将这个场面应对得如此大放异彩？
对这个逆转，胡秉宸并没有多少感激之情，更多的感觉是侥幸。
他怀着一份不愿，又不得不接受胡秉安这份舍施的不甘，离开了那个凶险之地。当他走出一道道封锁之后，心脏才异常剧烈地抽搐起来。
胡秉安为什么这样做？也许良心发现，想起了诈骗奶奶的那笔昧心钱，也许他们的血缘起了作用。
胡秉宸当然也想到了他们之间的骨血关系，可也就是想想而已，并不妨碍他日后坚挺、长驱直人胡秉安的未婚妻——表姐绿云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说到义薄云天，胡秉宸莞尔一笑，他早就不是与胡家大院合辙合韵的那个胡秉宸了。
正如几十年后，当他的对手旨在直捣他的老巢，拿他的情人吴为开斩祭旗的时候，他不也是和一个叫做杜亚莉的女人在后方寻欢作乐，从没感到将吴为一人丢在前方有何不妥吗？并且一直珍藏着杜亚莉的情书以及非杜亚莉的那些情书，还时不时拿出来检点一番，就像一个将军检阅他的战绩。
吴为没有白帆侦察方面的训练和本领，如果她早就能够截获胡秉宸这些“赃物”，还会有那样的高风亮节，无怨无悔地在前方为他流血牺牲吗？
如果杜亚莉的成就高于吴为，胡秉宸最后的取舍究竟是谁？都很难说。
当胡秉宸动身西去的时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也为胡秉宸写了一封举荐信。
胡秉宸带着著名记者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的举荐信，一路顺风地到达西安，并将两封信转呈周恩来。
人还没到延安，就为急需通讯设备的共产党贡献了一部小电台的胡秉宸，显然得到周恩来的另眼看待。当然，周恩来也顺便看到了胡秉宸身旁的胥德章，却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
为此，胡秉宸奔赴延安前夕，周恩来又亲自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这一封信，为胡秉宸日后的发展奠定了磐石般的基础。
不能不说胡秉宸一生吉星高照，天时、地利、人和，似乎都为他准备妥帖，为他做好铺垫而存在，而出现。让人不得不感叹上苍给他的那份厚爱。有这几封信护航，胡秉宸本应有个繁花似锦的前程，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4
一九三九年以前去延安比较容易，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搭上一辆便车就可顺利到达；一九三九年之后，情况才有了变化。
当毛泽东跋涉二万五千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安营扎寨时，绝对没有人会预见到那块丁点大的地方，在改写中国当代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就连毛泽东自己当时也未必明了。
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只剩下八千多人，西路军主力也不过两万多，曾向山西运动寻求发展，被阎锡山击退；又令四方面军西征，去那无水无粮的宁夏建立根据地。指挥过四渡赤水的毛泽东命令西路军一会儿打到西一会儿打到东，一九三六年，徐向前终于西征失败，几被马家军全歼。
关于西路军的失败，多少年后徐向前说道：在西路军被打垮之前，我所收到的电报、命令，都是从中央毛泽东那里来的，从没收到过张国焘的命令。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能绝处逢生。
困守后方卧薪尝胆的毛泽东却因祸得福。
不论从背后袭击日本人或袭击国民党，都袭击得有声有色，并且在这种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运动中，神出鬼没地发展壮大。
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星期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送到前方一批，数量非常之多，势力扩充极快，有些做军队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敌后几乎都成了共产党的势力。此番更是不费一枪一弹就到了山西，阎锡山此时只好照单全收。
到了这时，国民党才看出些眉目。
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就开始拦路扣人，再到延安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国共两党联手对日的双打中，毛泽东提出游击战，避免和日本人硬拼，有人将此理解为心怀叵测是非常错误的。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马，前方不过三个师，又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怎么打？——打就打光了。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热血沸腾之际带着打了百团大战，为此挨了毛泽东的批，批他的百团大战暴露了共产党的实力。其实说是“百团”，也未必就真是整整一百个团，但影响确实不小。
那么一九五九年彭大将军在庐山上的遭际也就不足为奇、可以说，命运早在此时就暗示了它的轨迹。百团大战后，八路军再没有和日本人大规模交手，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大部分是在敌后活动。在那些地区，军队给养、粮草、弹药和医药都很困难，作战是极其艰苦的，当然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战，只能伺机袭击，取得局部胜利，集小胜为大胜。以至几十年后，影视界刮起拍摄抗日大型战役题材之风时，却无从下手。
这虽让热爱战争题材的影视界人士无从着手，却为共产党日后夺取天下积蓄发展了力量、也就难怪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他老人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那一天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说：若五日军大举侵华、八年抗战后的疲敝，中共便无法夺得政权。
该算是毛泽东式的幽默！
无独有偶，胡秉宸也曾说过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也还是，一盘棋，可是这盘棋没有下到底，没有安好内又去攘外了，结果败在共产党的手下一可以看做是胡秉宸对毛泽东老人家那份幽默的心领神会。
最终落荒而逃、苟安一隅的蒋介石，更残漏尽之夜，难免不追悔许多可能挽救党国命运的大政方针没有坚持到底。
很多时候，两强相遇拼的不尽是真理，恐怕还有谁敢把命“玩儿”到底的心理素质。
奔向延安的道路，是如此直白地提示着人们常常挂在嘴上，实际上又不十分考虑的一种东西。
汽车几乎没有停止过颠簸，乘人不备突然将人抛向车顶，脑袋理所当然地就撞在车篷上。幸亏有那个连接上下身的“轴承”，也就是叫做腰的东西缓冲，当臀部落回原位时，不过被坚硬的车座猛挫一下，跟着全套内脏也就猛地往上一颠。可是热情高涨的人们一路连笑带唱，就连五音不全的胥德章也张着大嘴在唱，唱了《胜利进行曲》又唱《兄妹开荒》，唱完《兄妹开荒》又唱《延水谣》……歌声跟着臀部和全套内脏的上下挫动而挫动，却是阳光灿烂。人们不知道看没看见清凉山或宝塔山就喊了起来：“看哪，看哪，那就是宝塔山！山上还有宝塔嘛，那边肯定就是清凉山啦！”
胥德章用胳膊肘捅了捅胡秉宸，风华正茂的胡秉宸的确也想跟着热情热情，可他就是喊不出来。熟悉历史的胡秉宸，只是沉默地观察着这个小城，像个点心盒子似的让人送来送去，一九三六年还是东北军驻地，后来说送就送给了毛泽东。
为什么有史以来它就是陕北的一个重镇？相传北汉降宋名将杨继业杨老令公就曾驻守于此，以抵抗北方契丹的进攻和威胁。
至于“座襟三山，——带延河”的宝塔，传说为一女子而建，《太平广记》有云：“昔延州有妇女，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
按照《太平广记》的说法，这该是一个放荡纵淫的女人。可黄土高原却将她包容在自己博大的怀里，塬上的人又共同捐凑“丧具”安葬了她，——不但安葬了她还为她建起这座塔，祈愿她来世有所皈依。
到延安不久，胡秉宸就独自到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走了一遭，塔内黑黝黝、空洞洞，连一行诡谲的文字也没有找到。
跟着他看见了一个口号：“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
这个口号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比之这个口号更能说明一个政党性质的口号千千有万。可对胡秉宸来说，却是惊鸿一瞥，他突然觉得以前对共产党的了解都算不得了解，只有从这个口号开始，他才真正踏上了中国的共运之旅，等到黄炎培先牛访问延安时，听到毛泽东与黄炎培的那番对话，胡秉宸就更加迷惑不解。
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年，耳闻的不说，就亲眼所见，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及至一国，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好转，精神也就渐渐放下，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自然发作，并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下大力也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也有的因区域一步步扩大，有些扩大是自然发展，有些则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环境越加复杂起来之后，控制力不觉趋于单薄。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有，总之，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略了解的了，就是要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则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那么，民主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
就像吴为人学那天，一进大学校门就看到“做党的驯服工具”那个口号一样，连身体都像块铁似的硬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接受、说服自己是个“工具”，怎么也不能将“人”的现实虚拟处理。
像胡秉宸和吴为这种执拗的人，某种思绪一旦开了头就会继续下去。
也就难怪，几十年后在“大革文化命”的那场运动中，谈起“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两人一拍即合。
因为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胡秉宸一到延安就品尝了革命的等级，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当时延安还很匮乏，除了伙食。勤务兵、婚嫁各方面的供应或限制，没有更多的、用以区别等级的标志，住进边区政府招待所，确是等级不低的待遇。
不但包天剑和顾秋水到延安后的际遇与他无法相提并论，就是胥德章以及那些投奔革命的青年到延安后的际遇，也很少能与胡秉宸相提并论。
在招待所，他迎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的美人，一个来自四川的革命女青年。‘他们一见钟情。也许无所事事，也许那女青年果然美若天仙，胡秉宸几乎在那场欲火里化为灰烬。
尽管日后回想起来，那场恋爱除了无法遏制的床上欲念，并没有给胡秉宸留下多少值得回味的地方。但想起不得不将爱人拱手相让的往事，还是耿耿于怀。
其实，他一直要求于女人的无非就是床上的游戏。那么对胡秉宸时而强调女人品位或情调的要求，不妨看做是主莱前面用以开胃的头采。
再说事情一旦成为过去，当初清清楚楚的动机忽然就朦胧起来，这就是那些陈年旧事歧义越来越多的原因。
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遵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
四川美人很快就和一个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
等到延安成立女子大学和自然科学院时，胡秉宸就对新成立的女子大学极为不恭地说道：“这，一来‘二五八团’们可就有了挑老婆的好去处。”据说这位四川美人的长征干部从前方回来时给了毛泽东一张名片：少将旅长某某某。被毛泽东骂了一顿：到我这里说什么旅长！
胡秉宸听了一乐：“二五八团”倒是“二五八团”了，就是脑子不够使唤！
延安所有活动都在组织的“组织”之下，可有一阵居然冒出一些民间活动，如马列学院办了一个可以自由撰稿，叫做《评论员》的墙报。还有-。-份青联出版的《延河轻骑》，对延安生活的弊端多有尖锐的评论。享誉几十年也受难几十年的《三八节有感》，就发表在《延河轻骑》上。
也许已然处于等级的享用中，胡秉宸对那些民办刊物兴趣不大，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报刊对“延安婚姻”的批评。大批知识女青年的到来，先是引爆了离婚地雷战，一些老干部的婚姻就像膛上了地雷阵，东炸一声西炸一声，纷纷与陕北老婆或红军老婆离婚，之后又立即展开迎娶女学生的闪击战。那些女学生也如胡秉宸的四川情人一样，纷纷抛弃没有地位、权力的男朋友，嫁给了有权有地位的高级干部。于是有人对胡秉宸说：“要是知道延安也有这样的事，我根本就不来了。”
胡秉宸听后却没向上汇报。
还有那个很有学识、留学德国的朋友，因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到了延安之后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胡秉宸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次看望，让胡秉宸挨了好长一段时间“整”。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他嘻嘻哈哈地唱道：“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这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
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开了窍。“汇报”实在是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厂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等等、等等，如此、如此。到了后来，即便胡秉宸有周恩来那封介绍信护航，头上的光环也渐渐失色。理工科的学生胡秉宸自然明白，世上没有永动机。
到达延安后，胡秉宸和胥德章很快就进入了第一期陕北公学高级班，班上只有十几个学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留学生。
让胡秉宸感到又一个不适的是投有换洗的衣服，更谈不上洗澡，上课时看看周围那些记笔记的手，又黑又皴又脏，厚厚的泥垢结在手上，就像鱼鳞。他那双有点女相的手，更是惨不忍睹。
讲课的教员多半到苏联留过学，教员凯丰就是其中之一，又是“二卜八个半”中的一员干将，回到延安仍然高举坚决维护王明反对毛泽东的旗帜。有次胡秉宸和同学在窑洞前议论凯丰课讲得不好，正巧被他听见。
教员们上课骑马而来，夹着五六本摞在一起半尺多厚的精装硬壳书，张嘴就是列宁怎么说——“请大家翻到《列宁全集》第x页”，接着又是马克思怎么说——“请大家翻到《马克思选集》第x页”……
胡秉宸听得不耐就提问：“如果电车算先进事物可是群众非要砸，共产党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教员反问胡秉宸：“你说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回答说：“我认为应支持群众。”全班同学大笑，很多人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幼稚。
不知他这个回答是不是受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本不同意“巴黎公社”起义，因为各方条件并不成熟，但当工人行动起来后，也就积极参与并支持了他们的行动。．吴玉章当时正在给学生讲群众运动，可是他也没有对胡秉宸的问题做出回答，只是笑笑而已。
然而胡秉宸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如日本飞机空袭，他总是跑到山上打钟报警；没人干的事不分技术还是苦力，都是他的活儿；除了白天于活，晚上还常常装配军用电台，或校验机器，或查哨，或给新战士上课到深夜。
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胡秉宸即便不到延安参加革命，不沦干什么，都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即便让他去跳芭蕾舞，相信也不会逊色于顶尖的芭蕾皇帝布拉施尼可夫。所以他到延安不到六个月就人了党。与胡秉宸同时到达延安的胥德章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不大服气地对胡秉宸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在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了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头衔无一遗漏地举列，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去。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该着胡秉宸不能平庸，他的再一次机遇来自通讯系统一个姓朱的副局长，这个副局长在老婆探望之后突然逃跑。胡秉宸震惊于一位堪称革命楷模的老八路怎么会叛离革命，他甚至能设想自己逃跑，也不能设想朱局长逃跑。胡秉宸还感到异常愤怒，因为整个八路军内部通讯情况都在这个副局长的肚子里装着，他的出逃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胡秉宸当即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份报告，高瞻远瞩地提出需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
胡秉宸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并让他从此担负起通讯系统的一个重要职务；延安的工农干部极多，难免有人对知识分子“看不惯”、“不放心”。胥德章恰巧碰上这么一位，这个领导总是意味深沉地对他说：“你应该到外面锻炼锻炼。”
于是懂技术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胥德章，却不能留在人才匮乏的延安，最后跟着胡秉宸到了重庆。不过谁又能说这不是胥德章的幸运？他要是留在延安，能熬得过一九四二年吗？
5
包天剑一行在东北军刘多荃军长帮助下，以东北军的名义向铁路部门申要了三节车皮，将全部军械从武汉运往西安。
人员及轻型武器留在西安，装有大型武器的三节车皮，开往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的咸阳留守处，进入火车岔道，作为何柱国的军需物资封存车上，派有卫兵看守。
何柱国曾任张学良将军侍从官，张学良将军待他不薄，后来蒋介石许了他一个省长也就成了蒋介石的人。可是包天剑没有别的办法，非指望他不可，因为携带这些武器前往延安肯定会被国民党扣压，只能日后通过何柱国想方设法运到延安。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包天剑一行离开汉口次日，策动他们投奔共产党的王副军长册被蒋介石逮捕，后来牺牲在渣滓洞。
他们带着四箱手枪奔赴延安，行至距延安七八十公里的甘泉，由于路面翻浆，汽车不能行驶，只好徒步。四箱手枪存放甘泉八路军某连连部，留下顾秋水一人看守。半个月后路面情况有所好转，顾秋水才将这四箱手枪运至延安。
顾秋水到达延安时，包天剑和随行人员已人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那些用铁片窝的圆盘子，还有盘子里盛的干豆角、黄豆芽、炒辣椒，倒也难不住包天剑他们。
毕竟城里还有个小馆、馆里卖有肉片烧豆角、鸡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更是不错。
除了包天剑顾秋水-行，小馆很少有人间津，彼时大家都没钱，所以顾秋水常被抗大女同学拉去“打土豪”。兜里还有几个钱，又是第一游击纵队参谋长，看上去比土八路有些滋味的顾秋水，简直成了护花使者。女人们对他也都兴趣有加，不知是否因为少见或根本没有见过贵族，都把顾秋水叫贵族，怎知道这个贵族却是个假冒伪劣。但是除了浪漫成性的刘采云，没有哪个女人对他认真，假戏真作不过为了蹭个下小馆的机会而已，谈及婚嫁，自然还是“嫁汉要嫁司令员，轻裘、白马、勤务员”。
说起来实在令人汗颜，与那些真正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对男人巧笑倩兮的女人相比，一个肉片炒豆角或西红柿炒鸡蛋，就能让一些革命女青年对顾秋水这个军阀的乏走狗、老走狗不但秋波频送，甚至为嘴伤身。可这并不妨碍她们日后道貌岸然地斥责成了“包二奶”的女人或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两性关系。
让包天剑沮丧的是不断发生在自己人中的灰色事件。
有个团长，抗大毕业后派往前线，只因为没有马骑，忍受不了徒步行军之苦，没到前线半路上就跑了。
与顾秋水同在抗大学习的一个团长，受不了三五九旅南泥湾式的开荒劳动，走了、随后两个营长也跟着溜了。说是受不了筋骨之苦，其实是看不到前途。所谓前途，就是共产党将来能给他一个什么官职。猜不透，更等不及。最让他们不能适应的是“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如果包天剑和顾秋水想说点什么，就得趁到城里下小馆的路上解决。就连对小馆里的堂倌都不能掉以轻心，谁知道是不是共产党的探子？
一期期学员转眼就从抗大毕业，学员们从抗大毕业后就要上前线，上前线就得带武器，——取回存放在咸阳的大型武器，便提到日程上来。
派谁去？其他人没有那些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学生出身的又干不了．只好派顾秋水。
于是顾秋水不得不到偏关，请求驻守那里的何柱国，以向偏关运送物资为名．从咸阳派出汽车，将包天剑留在咸阳的大型武器运往延安。因为向偏关运送物资必得经过延安，那些武器在延安卸下该是顺理成章。出发时顾秋水根本不知道偏关在哪儿，什么手续也没有，只带了一个八路军臂章，就跟着做买卖的驴驮子，见村进村，见店住店，出延安往北奔榆林。驴驮子连地图都没有，也不知道路线，只能按大致方向前行，所幸顾秋水当过军人，尤其在夜晚，可以依靠星象不时校正前进的方向。
过榆林后顾秋水离开了驴驮子，独自一人在沙漠里走了两天，每天急行军一百八十里，伴随他的只有自己时现时隐的影子。
正是暑天，特别是太阳当空，连影子也缩进脚掌的时候，只剩下没完没了的干渴。放眼四顾，黄沙漫漫，哪里有水？他渴疯了，明知无望，却禁不住挖井那样在沙地上刨了起来。汉刨多久就没了力气，十个手指也磨破了皮，体内最后那点水分似乎也在疯狂的刨挖中蒸发净尽……就在于渴得头顶冒烟的时候，他刨的那个坑里居然慢慢渗出些水来！顾秋水扑身在地，像一只饮水的牲口那样，一头扎进那个不大的沙坑，怀着对于渴的仇恨，舔吮着沙坑里的水。
不知道是真是幻，那掺着沙子的水，竟如琼浆玉液。
从理论上来说，坑里渗出的水应该清凉才是千真万确。不过他的幻觉也不为怪，那从沙漠深处渗出的水，能说不是沙漠弥足珍贵的精血？
顾秋水不但被干渴折磨得头上冒烟，也从此仇恨上千渴，并添出毫无节制饮水的不良习惯。但对他的沙漠孤行，却无怨无尤。
行至绥远一带，顾秋水看见了长城，或不如说是看见了长城隐约在沙漠中的残骸。
顾秋水有时相当多愁善感，不知读者是否还记得当年他爱恋叶莲子的时候，写绐叶莲子的那首酸盐假醋的诗？一瞧悴扶病一登楼，放跟天南地北头。鹦鹉洲边芳草绿，江山无处可埋愁。
这样一个顾秋水，面对长城的残骸怎不兴叹？
自出世那天起，它可不就束手待毙，被这无定、无由、无来、无度、无骨的沙漠旷日持久地随意揉搓、折来折去……它的血肉早已被岁月和沙土吞食，剩下的不过是伟乎其大的脊梁。
谁能见到它死亡(又是如此窝囊)的过程？世人看到的只是那个被他们叫做“悲壮”的结局。
顾秋水突然对沙漠顶礼膜拜起来，——有什么武器，能体现这样一种于无声处将不论多么伟大的生命蚀灭的阴鸷之力？
零落在沙漠中的墙砖如长城散落的遗骨，拂去墙砖上的封沙，砖上既没有烧铸窑匠的姓名，也没有契明来历、身份的文字。它们和那条隐约在沙漠中的脊梁骨一样，既没有得到过文人骚客的吟唱，更设有得到过显扬，连一茎细草的点缀也没有，就这样默默地，无怨无悔、枕戈待旦地守卫在遥远的边关，永远等待着一声再也等待不到的军令。
狂风骤起，沙漠的褶皱如波涛般地汹涌起来。失水的沙漠竟如暴雨，如海涛般地轰鸣着，呼天抢地地倾诉着对水的思恋，诅咒着水的悭吝。
暴躁的狂风终于息怒了，汹涌的沙漠之涛重又凝固起来，暴雨、海浪之声也渐渐消沉下去，本该奏出号角之声的沙漠，反倒十分不合衬地呜咽起来……
当比长城还伟大的太阳，最后也不得不坠人荒漠时，狼们开始了夜的咏叹。
它们就像听到了口令，嗥声四起，顾秋水陷入了狼群的包围。作为一个军人，他连一件贴身的武器都没带。延安的子弹是金贵的，每颗子弹都必须拿到前方去，他只好赤手空拳面对不知多少只隐在暗处的狼。他甚至无法确定将自己的后背朝向哪一方，哪一方似乎都是它们的眼睛，在暗夜中冥火似的流闪。但是包天剑的那些武器合该贡献给共产党，身负重任的顾秋水，才免于将自己的血肉之躯贡献给狼。
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顾秋水迷了路，荒原上甚至没有一盏灯火，何谈人家？
当地人都住在叫做“下沉窑”的窑洞里——在平地上挖个凹陷的方形大坑，再向四壁横掘出窑洞。窑洞冬暖夏凉，窑门上下有碗口大的风洞，四季敞开，空气对流。进入那个大坑要经甬道，沿很长的槽形坡道下行，待豁然开朗之后才到达类似南方民居天井的院子当中。那片开阔之地做晒场轧碾之用，略有倾斜以利排水。塬上干旱少雨，如遇暴雨，雨水将顺着微微倾斜的地面和沟线，流人十几或是二十几米的渗水井中，积蓄起来，用以备旱，饮用水井另辟在门侧的窑洞中。如此，夜行的顾秋水当然看不到灯火，找不到人家。直到他一脚踩空掉进沟里，摔到人家的柴垛上，才听见狗叫，才找到人家。在窑洞里过了一夜，吃饱喝足之后，按照老百姓的指点才走到神木。
何柱国在神木有个后方办事处，这才打探到何柱国驻在那个叫做“左云右玉”的地方。“左云右玉”听起来何其美妙，这种本该留在天堂的地方，怎么会落人这荒凉所在！
听说顾秋水一天可以行军百多里，那个后方办事处又让他带了不少文件给何柱国。
顾秋水在何柱国那里住了一宿，当夜两人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瓶白兰地，指点了一番江山，回忆了东北军的当年……之后何柱国慨然应允将包天剑留在咸阳的大型武器运到延安，临行时何柱国又给了顾秋水五十块钱，说：“延安很困难，这点儿钱可以下下小馆儿。”
回到延安后，这笔钱很快就被人——特别是女人，“打土豪”吃光了。
他带着何柱国签发的如结婚证书那样大的一本护照，上面写有什么部、什么官衔、什么任务、往何处去……走上回程。在那个各种杂牌军的混杂地带，何柱国签发的这个护照非常有用。
回程容易多了，第二天顾秋水就到了八路军的——个联络站，这时又掏出八路军的臂章，对八路军联络站说自己是抗大学员，来此公干。联络站一个小伙子为他找来一头驴作为交通工具。顾秋水是马上高手却不会骑驴，刚骑上去就从驴背上出溜下来。牵驴的小伙子吓了一跳，不知摔了什么大官。他骑着这头驴到了黄河，一过黄河就碰见某军团的汽车，打听到是回西安，就决定搭那辆车回去。不一会儿有个小军官上了汽车，一上车就把他往车下轰，问他：”你上哪儿去？”
他说：“西安。”
又问：“谁让你去的？”
顾秋水说：“军长。”小军官一听是军长，也就不再问长问短。他就这样连蒙带唬乘汽车回到了延安。紧赶慢赶，连抗大的毕业典礼也没赶上。已经毕业的学员，正翘首以待顾秋水弄回的武器上前线呢。在延安女友刘采云眼中，顾秋水简直就是孤胆英雄。来回行程千余里，费时二十多天，经清涧、绥德、神木，渡黄河，过偏关，走长城，途经沙漠，时值炎暑，千难万苦找到何柱国，并得伺柱国慨然应允，将武器从咸阳运到了延安。
可对顾秋水来说，这一行谈不上什么英雄意识，也没有把握一定干好，更不是为了向共产党表忠心。来延安几个月，顾秋水已然觉出共产党没把他当自己人，他也就没把共产党当自己人。
他干什么都是听天由命，尽力而为，也不曾忘记自己一辈子都是他人的走狗，——既然是走狗，就得让主人觉得有用，否则主人就会把你一脚踢开。
不久包天剑就把顾秋水带到小馆，对他说：“……我们的人越来越分散，大家好不容易在哪个大型活动见了面，泪汪汪什么也不能说……”
顾秋水比包天剑清醒冷静，说：“你想抱着咱们那团人搞独立王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使他丧失理智的事发生在第一游击纵队即将开赴前线的时候，顾秋水向队领导提出带上他的女友刘采云。
当时，延安的规矩，每个大队都有一名文体干事。顾秋水那个大队的文体干事不好好干，顾秋水只好代他参加文体工作会议。开完会后，负责文体工作的刘采云追上已经走远的顾秋水，要和他研究研究文体工作。顾秋水说：“我不是文体干事，只是替他来参加这个会。”
刘采云歪着头，秋波漾了又漾，说：“你就是担负起这个工作，又能给你添多少麻烦呢？”
从此他们就开始了往来。
刘采云虽是共产党员却是富家子女，某大学英国文学系学生，完全有机会、有可能到经典伦敦度过一生，但她突然被日本人当街打了一记耳光。这样的反差对一个富家子女极难忍受，于是这记耳光就成了她的人生转折点，一气之下奔赴延安。北平的学生到延安并不难，日本人虽然占领着北平，但离城不远就是八路军的天下，门头沟就有游击队，而国民党也有一股势力活动在北平地下。
奔赴延安的路上，刘采云的男朋友又不幸被她最要好的女朋友挖走。她伤心欲绝地来到延安，没想到在延安却常常可以遇到北平那些party上的旧人，真像是各路子弟又聚合到延安开party来了。
因为有文化又会演戏，便负责起文体工作，与人接触的机会也多，且都是各个单位很“文艺”的那些人，轮空的刘采云到了女性匮乏的延安，竟成了恋爱专家。。
顾秋水把和大学生刘采云的关系看得很正经，也很当回事，所以他和刘采云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尽管当时很多人因“二五八团”的限制或其他什么规矩的限制，不得不到野地里去解决这类问题，而顾秋水却没有这样做。
他之所以要求带刘采云上前线，是生死与共的意思。领导问：“你们是什么关系？”
他说：“我们是恋爱关系。”
领导想都没想，一口回绝道：“不行，你不可以带她上前线。”
顾秋水又问：“为什么别人可以带女人上前线？”
领导没有回答，只是眼神怪异地看了看他。这副眼神当即让顾秋水冒了火，反唇相讥道：“既然不同意我带她上前线，何必还问我们什么关系？过瘾还是怎么的？……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之后他又找了各级领导，可是没有一个支持他和刘采云的恋爱，更谈不到批准他把刘采云带到前线去。
于是他就到处说怪话，到处骂娘：“我从小就当兵，懂得军队里的规矩，要是上级军官毫无道理抽我一个嘴巴子，我也不会有二话。可是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就算我是一个老军阀，我的鸡巴可不是老军阀，它凭什么不该享受操女人的平等待遇？”
可能因为他是老东北军，所以才没有整治他。
刘采云也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恋爱状态中的女人一般处在逆反心理的巅峰，这种情况下，越是正面劝阻越是适得其反，反对那个爱情的最佳办法是为那把爱情煽风点火。
可是领导没有闲心跟她玩这把游戏，简单明了地拿出杀手锏——刘采云是共产党员，如果不听党的劝告，前程就会断送在和顾秋水的恋爱之中。但对刘采云这种浪漫的人来说，这——手似乎不太管用。只好把她送到某地去受训，行动快速诡秘到谁也说不清她的下落。为此顾秋水甚至不怀好意地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是直到离开延安，他也没有联系到刘采云。
他痛苦地以为刘采云已经不在人世，以为刘采云的爱无比忠诚，只因共产党不拿他当自己人，于是他的爱、他的鸡巴也都人了另册。他们演出的这场《梁山伯与祝英台》轰动了整个延安，特别是顾秋水的那些怪话、那些寻人启事，连胡秉宸都有所风闻。胡秉宸甚至借故来到刘采云的单位，一睹当代“祝英台”刘采云的风采，之后大失所望地对人说：“不过尔尔。”
胡秉宸怎能想到，几十年后这位“梁山伯”竟然成了他的岳父，并与他有一席长谈。
其实刘采云比顾秋水这个登徒子还要快地走出了这个爱的迷魂阵。新年就要来到，负责抓文艺的上级领导需要了解由刘采云策划、为迎接新年而准备的大型晚会情况，而负责抓文艺的领导出乎意料地潇洒倜傥。
刘采云最后与主管文艺的领导人结了婚，头生儿子取名狄更斯，后生女儿取名勃朗特，总之是不能忘情英伦，可能与当年读英国文学系有关，却再也想不起自己曾为之“-哭二闹三上吊”的顾秋水。
若干年后他们还有一一次重逢，但是他们已经不能认出彼此，更忘记了曾为他们的爱情舍生忘死。不过说了归齐，顾秋水也早就忘记了叶莲子。也难怪，他与叶莲子的婚姻多少带有因陋就简的性质，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叶莲子只好成为“过去”。
临出发前，周恩来给他们讲了一次话，讲到八路军和东北军的关系，讲到革命团结的友谊，鼓励他们杀敌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
在延安养病的抗大校长林彪也写了书面讲话。
顾秋水带着一颗忿忿不平的心离开了延安，来到边区司令部的驻地。
第一游击纵队党代表即刻与有关方面研究了扩充东北军的问题，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同意，可是仍然没有人负责落实。包天剑想，当初周恩来先生在太原说的好好的，答应扶持东北军，时隔一年多，第一游击纵队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
原来他们跑来跑去都是蒙着来的！一笔笔糊涂账究竟是谁的责任？连包天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不知为什么他就不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非得通过纵队的政委？如果他能直接与有关方面商谈，是不是会好一些呢？
这都是马后炮了，包天剑反正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与东北军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商谈。
于是包天剑打算返回后方延安，希望在周恩来先生和毛泽东主席那里得到求证和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