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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作品：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她及其家族几代女性的婚姻故事，描摹了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中各色人等的坎坷人生遭际，展现了中国近百年间的时代风云，对二十世纪的中国进行了独特的记录与审视，描写了一个说不尽的时代。
作家：张洁，女，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北京市作协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祖母绿》（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森林里来的孩子》（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
另有短篇小说集《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篇小说集《方舟》、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及《张洁文集》（四卷）等。
简评：张洁说过：我以前写的所有小说都是为这部小说做的练习……哪怕写完这部长篇马上就死，我也甘心了……《无字》是她用生命写就的大书。写《无字》，张洁竟用了整整12年。《无字》不仅有凝重恢弘的宏大叙事，也有堪称经典的精妙细节，有丰厚的人性、社会内涵。
小说写情，写爱，写婚外情，写性，但并未囿于男女私情，而是将人物命运置于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来展示，从而也写出了那个一言难尽的时代。在这部规模宏大的史诗体小说中，表现了中国女性，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心灵醒悟，因而具有了某种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启蒙。
获奖经历：该书曾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中国国家图书奖，《小说选刊》评选的2001年至2002年优秀小说奖。
第一部 第一章
1
尽管现在这部小说可以有一百种，甚至更多的办法开篇，但我还是用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一九四八年那个秋天的早上，吴为经过那棵粗约六人抱的老槐树时，决定要为叶莲子写的那部书的开篇——
“在一个阴霾的早晨，那女人坐在窗前向路上望着……”
只这一句，后面再没有了。
这个句子一撂半个多世纪……
2
她为这部小说差不多准备了一辈子，可是就在她要动手写的时候，她疯了。
也许这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地方，一个案不过于造就那个案有关联的事物才有意义，对他人，比如说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这件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每时每刻有那么多人发疯。事实上你并不能分辨与你摩肩接踵，甚至与你休戚相关的人，哪个精神正常，哪个精神不正常。
但吴为的疯却让人们议论了很久。
当然，这不仅和她是一个名人有关，还因为她从小到老，一言一行，总不符合社会规范，在她那个时代、那一代人中间，甚至说是很不道德。哪怕与她仅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列举出她的种种败行劣迹，——虽然现代人会对此不屑一顾。
所以她的疯，在疲软、需要靠不断制造轰动效应来激活的人际社会，实在是个再好不过的淡资，至少有那么——会儿显得不那么萧条。在她发疯之前却没有显出蛛丝马迹。
相反，据她的一些朋友说，她甚至活得意趣盎然——
就在不久前，由她出面，为一位年届八秩，门前车马稀落的前辈，安排了一个生日聚会；
她刚从西藏旅游回来，给每个朋友都带了礼物，那些礼物晶位不俗，总能引起朋友们的意外喜悦；
还给自己买了一套意大利时装，据说价格不菲；
又请了几次客，并亲自下厨，偶尔露峥嵘地做了一两个菜，在她并不稳定的厨艺记录上，那儿道菜肴的口味真是无可挑剔；
还有人说，在一场盛大的、庆祝什么周年的文艺活动中看到她，装扮得文雅人时；
一个要发疯的人，怎么可能对已经沦落到不三不四的日子，还有这样的兴味？在别人看来，她的发疯实在没有道理——不幸如叶莲子者并没有疯，吴为又疯的什么意思？虽然她发疯的那天早晨，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有个私生子？”
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还有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像美国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胸脯上烙了一个大红A字，赤身裸体地成为众矢之的，任人笑骂羞辱那样人地无门了。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也不能摧毁的。
有多少年，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
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便不再空怀奢望，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
每当想起这些，她的眼前就漫起一片冥暗、混沌。在那冥暗混沌之后，一道咫尺天涯、巨无尽头、厚不可透的石墙就会显现，渐渐地，又会有一束微光射向那石墙的墙面。
那束微光的光色，与叶莲子去世数天后她看到的那缕暗光的光色分毫不差。在那个凛冽的冬日，趁黑夜尚未交割清楚的时刻去到天坛公园，并在那几百年来不知存储了多少奇人脚步的小径上流连。一板一眼，按照一位据说能开天眼伪高人指点，应在受到无论什么由头的惊吓时猛然回头——突然，她被凌空飞来的一嗓剧嗽吓得一惊，回头一看，果然有一缕暗光在她身后一闪即逝；据说那就是母亲对她最后的关爱、眷顾。
回家的路上，天色仍旧晦暗，她走在行人还很稀少的路上，仰面朝对沉暗的天幕。那时，只有众生顶上的苍穹才能包裹她的创痛，且得是不见光明的、晦暗的。除了这晦暗的苍穹，一事一物似乎都在不过几步之遥却无望消抹的距离之外冷眼相望，毫无恶意却着实戳痛着陷于孤绝的她。
走着走着，她猛然看见天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恕”字。
这个“恕”字，是她很少想到，也很少用到的一个字，遍查她所有的作品，的确很难找到。
“恕”字和“谅”字不同，它只能解释为对他人所犯之大罪，相对以牙还牙这一极端的另一种极端，如宽恕、饶恕、恕罪等等。那恰恰是叶莲子的典型语言，是她从幼年时代就沦落于苦难之中学会的第一课：如何掂量这个世道的轻重？
这不也是对吴为不孝的回答？
在重要的关节上，吴为总能于冥冥中看到什么文字或是形象。
好比每每面对那石墙，便会在溟蒙中看到有铭文在墙上时隐时现，铭刻着与她休戚相关而又不可解读的文字。起先那铭文像是刚刚镌刻上去的，而后如遭风霜雨雪的经年琢磨，反倒越来越深地蚀人石墙，或那石墙如血肉之躯不断生长，渐渐将那些文字无痛无觉地嵌入自己的身坯。
那是一种莫测的，说有形又不可见，说无形又很具体的力量，日夜镌刻不息的结果。
之后，她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包括一片奶酪，一片抹了黄油和果酱的烤面包片，一杯咖啡和一杯牛奶，一只很大的梨，然后去厨房洗刷她用过的餐具。她刷得很仔细，连叉齿中间的缝隙，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
到了二十世纪末，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品位的高档饭店，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
可能因为她是作家，对细节有着非常的兴趣。
当初，从方方面面来看，胡秉宸和吴为还分别处于两个极端到绝无碰撞可能的地界时，吴为正是惊鸿一瞥地从胡秉宸一个站姿断定，总有一天，他们之间必有一场大戏上演。
而胡秉宸的触点却截然不同。他在对吴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首先认识的是她的舌头。
事实上隔着那么远的距离，即便不在茫茫的大雪中，他也不可能看见吴为的舌头，但他日后一直固执地坚持，他看到了她的舌头。在几十年前那场茫茫大雪中，胡秉宸走在“五七干校”四野空寂的田间小路上，正享受着一刻“独处”的自在，却迎头撞见一个女人站在旷野里。
像大多数有了阅历的人那样，他已经非常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一个角色。
但他自己也不甚明白，如他这种背景的人，大方向尽可无穷变幻，而诸多最具本质意义和再生能力的细节却难以泯灭。即便有所改变，也不过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也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韬晦，一旦环境有变，仍会还原旧我。由于他的执著或软弱，清醒或迷茫，不论旧我或角色，都已深入骨髓，有时连他自己也难以区分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
好比对“独处”的这份心领神会。那时，他刚刚从“文化大革命”强加于他的种种罪名中解脱出来。
凛冽的风雪裹挟、抽打着他，有如置身一场冬浴，五脏六腑、从里到外，感到了一番略带刺疼的洗刷。他一面享受着这沐浴后的洁净，一面眯着眼睛回想历次政治运动，因了他的睿智、严谨，更因了他的幸运(纯粹是幸运吗？)而从未伤及皮毛，惟独“文化大革命”未能幸免……
在这之前，也不是没有过独处独省的时刻，但他的思绪总是零乱驳杂，而这一天却流畅顺达。也许那一日四野飞絮，渺无人迹，天地间有一种混沌初开的气势，面对混沌初开的浩淼，难免让人生出沉潜其心、细说从头的心思。
要是人们以为他在怜惜抚爱自己可就小瞧他了。像他这种从小就在“场面”中浸润的人，这一次落难真算不了什么。
出于对历史的爱好，他禁不住把纵横上下几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宏阔的题目来温习。
他不曾意识到，这温习早已成为一部乐曲中的主旋律，曾在，也将在他生命的每一个乐章中反复出现。而每一次出现，都像(命运交响曲》中那几声敲打命运之门的重击，反复叩问着一个世纪的疑惑。或许他本就是那疑惑中的一个部分，这温习也就始于疑惑，止于疑惑，终究不得其解，长期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一阵劲风平地旋起，在风雪强劲的旋涡中，他平添了身不由己、漂浮悬坠的感觉。
从幼年时代起，抱负远大、方方面面堪称卓著的胡秉宸，不得不在这风雪交迫的裹挟中，发出“嗨！——”的一声长叹。也许因为他的漫想。也许因为那雪。他突然想起祖宅里那几棵腊梅，还有腊梅散发着的淡极并沁着泥绿色的幽香。
那祖宅早巳隐去，就像从未存在过地消失在他以后的空间里。可彼时彼刻，他却毫无道理地想，他没有在那宅子里白白生长。他的作为，他的遭际，似乎都与那老宅子不无关系。
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一份心情。正是这一份心情，才使他对迎头撞见的那个女人发生了兴趣。
纷纷扬扬的大雪模糊了她的身影和她身后的老树、丘陵，还有丘陵后的山峦、灌木、由野。他只注意到她奋力向上延展着躯体，长伸着舌头，专心致志地去承接那根本不可能接住的雪花，却没有注意到，当所有“五七战士”都在这大雪纷飞的日子偷得一日闲地拥在炉边取暖的时候，这女人却优哉游哉，独自潜入雪寰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他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对这个景致注视了一会从田埂上跑来一只摇头晃脑的狗。只见她弯下身子，在雪地上拢起一捧雪攥成雪球，向那只狗打去。她没有打中，狗儿却兴高采烈地欢叫起来。
她似乎也没有想要打中的意思，只是因为这雪、这狗、这了无人迹，才想攥一个雪球。
他突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攥个雪球向她甩去，相信一定甩中。随即又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实在荒唐。然后嘴角上带着一抹连他自己也不甚察觉、了解其含意的笑意离开了，随即也就忘掉了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和雪中这个独一无二、不意之中闯入他视野里的女人。
不过他小看了那一个雪日的经历。
只有在和吴为后来的邂逅中，这个雪日的情景才重新浮现出来，并常常用来佐证他对她的爱始自彼刻、年深日久、源远流长，而并非因为吴为后来地位的变化。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人们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最终就会为那事情找到一个他自己也深信不疑的源头。
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铺垫。至少说明他对她的“印象”自彼而始。
3
同样，吴为这个擦洗叉齿的细节就有点耐人玩味。
4
正在她擦洗叉齿间的那些算不得污垢的污垢时，电话又响了。她想，可能又是那个记者，便有了准备地去接那个电话。但不是那记者，而是一个久已不见的胡秉宸的熟人。他又说天气又说股票又说儿女们的出息……突然猝不及防又并非十分意外地向她一袭，“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过我是不相信的……大家都说你把胡秉宸一脚踹了，又嫁了一个比他有钱有势的人。”开始她还真以为是误会，“人们是不是听错了，把胡秉宸再婚当成了我？”随即想起，她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有谋有划的流言了。更有一种说法是她长期滞留国外，又嫁了个“老外”，她是彻底地把胡秉宸抛弃了，所以根本不给胡秉宸写信，他连她在国外的行止都无从得知。
难道他多次要求离婚，乃至到了叩首相求，言称全家老少将会为此感谢她大恩大德的信，没有寄到她的手中而是寄到外星去了？幸好她把那些信都交给了律师。可她有必要让律师将那些信公之于世，或是影印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吗？
而她不正是为了逃避胡秉宸蓄意制造离婚口实——哪怕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也成为闹事的借口——才不得木效仿当年的托尔斯泰，逃离在外，有家不能归的吗？
在一个家庭里，如果配偶一方已经打定主意离婚，那么，比之一个茶杯放得不是地方的细节实在太多，太不胜枚举。对这样的不胜枚举，吴为这种只有小聪明却无雄谋大略的人，是太缺乏胜任能力了。除了逃遁，“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还有什么盾牌可以抵挡？
胡秉宸要求离婚，自然有他要求离婚的道理，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
-她到底是嫁了一个比胡秉宸更有钱有势的人，还是嫁了一个“老外”？
可惜她太老了，否则他们说她当街卖淫也未可知。
在胡秉宸和她离婚之后，不知道谁在运作这样的舆论，沸沸扬扬，很有成效。
这就是她在和胡秉宸近三十年的关系中，甚至他们离婚以后，事无巨细都得面对的局面——永远处在四面埋伏之中。
第二章
1
难道是白帆？
在白帆又反过来成为他们之间的第三者，而吴为也明明白白知道，胡秉宸和她离婚不过是为了和白帆复婚之后，吴为却没有像白帆当年整治她那样对白帆以牙还牙，制造社会丑闻，发动_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围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现在有了这个条件。她也没有拖住胡秉宸不放。在时间上，比之白帆和胡秉宸，她也占有绝对优势。
不，她没有，而是白白地拱手把胡秉宸还给了白帆。
何止如此！
吴为至今还保留着胡秉宸在和白帆离婚过程中写给中央某位领导同志，那细数白帆种种历史、道德污迹的报告，蝇头小楷，洋洋三大页。在这个报告中，白帆的形象不但不比吴为贞节清白，可能还不如吴为。
在党内兢兢业业做了一生的胡秉宸掂量得很清楚，那可不是和女人调情的情书。他可能对女人们撒些无伤大雅的小谎，但绝不会对一个中央领导人，对法律撒谎。所以那蝇头小楷虽小，每笔每画却如袖中小刃。
如果说胡秉宸真对白帆有过什么伤害的话，比之这个报告，那些伤害真是九牛一毛。在他们同居后的漫长岁月中，凡是白帆那样一个人(在吴为至今还保留着的、胡秉宸写给她的那些情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说到“白帆是一个无赖，他们全家都是无赖”)对胡秉宸所做的一切，终于让这一纸报告彻底扳平。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改变，这份报告中所列举的桩桩件件早已不再有其影响，但认死理的白帆，还会感到非常的痛切和非常的在意。虽然她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程可言，并早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她至今仍然认为，中央某个人的某个看法，对她的命运还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少对她即将盖棺论定的一生，大有功亏一篑的负面影响。她无法像吴为那样，对盖棺论定的神圣．采取那种没脸没皮、玩企不恭的态度。
而且，对于直到现在还不忘拿着私生子问题以及“破鞋”、“婊子”这一类字眼，时不时向吴为刺出一剑，以证明自己贞节的白帆，胡秉宸的这个报告，不但会使她丧失这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还会活活剥去她一直戴在脸上，可以在众人面前，特别是在吴为面前扮演节妇烈女的面具。
即便如此，吴为也没有像当年白帆广为散发她的“材料”那样，把胡秉宸留在她这里的、写给中央某领导，细数白帆历史、道德种种污迹的材料，出示给任何一个人，更不要说广为散发。
她从自己爱了胡秉宸二十多年的经历就能知道，她对胡秉宸的爱有多么艰难，白帆对胡秉宸的爱就有多么艰难。
如果不是这样，她也可以照着白帆对付她的办法，对白帆做点什么，以牙还牙。
她不能不做这样的猜测：白帆对胡秉宸多年的折磨，诸如扇耳光，用燃着的香烟头戳烫他的身体，将滚烫的茶水泼上他的脸……可能事出有因。要是吴为再把胡秉宸动员她同意离婚的、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体己话告诉白帆，白帆可能又得在胡秉宸脸上重新掴起响亮的耳光。
如今的吴为，对胡秉宸那些具有密谋性质的甜言蜜语，只能伤心而宽宏地一笑，再也不会当真了，她对胡秉宸的了解，说是“剔透”，恐怕不算过分。
不能说胡秉宸是个爱说谎的人，但他很会动之以情，特别是对女人。他的情话让吴为现在回想起来，还能耳热心跳。按照佛家的说法，六根不净是人类致命的弱点，他是深谙其味的。可那不也是女人们的自投罗网？——无论白帆还是吴为。怪得了谁！
况且在对他人动之以情的时候，难免有“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那样无法两全的遗憾。胡秉宸在鞋子湿了的时候，也可能会失去十分的把握，说些计划外的话，做些计划外的事。不能说胡秉宸的所言所行全是出于设计。在胡秉宸青少年时代的生活轨迹里，的确看不出这一点；那时的他，是耻于用这种类似空手道的办法来换取、骗取一些什么的。
也许后来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环境险恶，他不得不改变许多，随机应变，真真假假。那种情况F，感情用事常会留下许多漏洞，从而贻误大事。在革命尚未积累起足够的老本，前途也胜负难卜的情况下，或不便以签字画押败坏、佐证你情我爱的甜蜜时刻，或一穷二白无从当场兑现的条件下……动之以情不失为一种获取成功、简单易行、无本万利的办法。不但不会留下把柄，纵使有一天需要面对承诺，也可以在细节上大有伸缩。
那么，对那些“俱往矣”而又不肯罢手的女人呢？这一套经验也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至于胡秉宸所说，因吴为大度，放他一马，他们全家老少将会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她也从未企盼过言而有信，没有。白帆难道不该对她说声谢谢？
奇怪的是，在一个人不长的一生里，胡秉宸怎么总是游刃于这两个照他的话来说，是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中间，并先后、分别地和她们结为夫妻？
吴为无法计较胡秉宸的反复无常，她得理解一个男人在各种力量左右中的艰难取舍。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对她的真爱？
那不也说明，胡秉宸到底是个肯对女人负责的男人？如果不是这样，他只须睡了吴为便是，何苦翻腾出白帆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来佐证几十年后与白帆的离异、与吴为的婚姻言之有理，或在与吴为的婚姻之外，继续保持白帆的外室地位？他又何苦倒腾出吴为几十年前偷人养私生子的旧案，一而再地使用同一个理由，制造与吴为离异的口实？难道他不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会败坏自己？
不过精明如胡秉宸者，怎么会把这份写给中央某领导的报告，还有那些写给各有关部门的材料，留了一个备份在吴为手中？
如同二十多年前胡秉宸为表明自己的清白，与白帆联手写给吴为那封痛斥她丧失社会主义道德、介入他们家庭的信，也留了一个备份在白帆手中一模一样。
回首胡秉宸这个毫无二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重复，吴为既为她爱了二十多年的这个男人心痛如绞，也为自己心痛如绞。但如此春秋笔法，的确又不像是白帆的运作。白帆对吴为的仇恨和报复，是一览无余、大刀阔斧、赤膊上阵、肆无忌惮的。好比虽然有了更为人道的、用注射剧毒化学物质代替枪决的办法对判处死刑的犯人行刑，但对白帆来说，还是一刀一刀，把肉从吴为的身上剜下来为好。已然过去多年——白帆的拳头和指甲上那可以切肤断骨的力气，让吴为至今回忆起来惊悸犹存；
“破鞋”、“婊子”的叫骂，也都犹言在耳；
赤橙黄绿青蓝紫似乎仍在点染、魔斓着她的身坯；
如狮般的狂吼还在振聋发聩；
压在她身上的那个臀部，也还如磐石般地不可推移……
那一年白帆的六个耳光，让身患冠心病的胡秉宸大面积心肌梗死。关于这六个耳光的缘由，白帆这样说道：
“……粗暴的行为只是因为发现你欺骗了我，你和吴为的关系竟然发展到那样亲密，我悲伤、震怒，感到被侮辱、被损害。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跪在我的脚下赌咒发誓声言没有此事，在征得你同意下，我打了你六个耳光。实在说来，何曾打重？而你居然说耳朵几乎被打聋，并导致你的心肌梗死，何其言过其实得太！”
她又说：“……当我在夫妻生活上未能满足你时，你生气地说：‘你不希罕我，别人要还要不到哩。’以后你说要去找个寡妇代替我解决问题，我认为是开玩笑，也以玩笑的态度同意了。哪里想到弄假成真，让吴为钻了空子。而现在你则被吴为掌握在手心里了，这个作家可真是个有姐己般狐媚，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你和吴为早在你病前就计划好了和我离婚的两套方案，却一直把我瞒得死死的，尽管吴为两个月前早就打电话通知了我，难道我没有权利要你‘说清楚’吗？对不起，我将向法院控告吴为破坏我的婚姻家庭，有的是事实也有的是证人，而人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你也会在一片诉讼声中身败名裂，你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彻底崩溃，发病而死。”如此，白帆给胡秉宸的六个耳光，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吗？
白帆也果不食言，迅速征集起证人队伍，甚至和胡秉宸那些或因政见不同或因各种矛盾而与他纠缠不清的对立面联合起来。
而吴为从胡秉宸那里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以致吴为在听了这样的版本之后，即便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地给白帆打了一个电话：“要是胡秉宸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要把迫害他致死的原因公之于众！”
作为第三者的吴为，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知羞耻、理直气壮地给白帆打那样的电话，不是欺人太甚又是什么！她难道不该惹起公愤，遭受白帆的反击以及世人的唾骂吗？
胡秉宸确因这六个耳光几乎送命，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写信给吴为，要求她无论如何到医院一见。
他以为他仍旧像当年地下工作时策划得那样周密稳妥；岂不知白帆也有同样的身手，更还有发动群众的经验，她得到了保姆的密切协作。保姆反身下楼电告白帆，白帆立刻赶到医院，演出了一场“棒打鸳鸯”的折子戏。
几年后，这个保姆又到了胡秉宸和吴为的新家。
保姆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土地改革，实在懂得如何运用贫下中农苦大仇深的武器，她对白帆的控诉得到了吴为的同情。
不过也不要把吴为的动机想得那么单纯，她留用这个保姆，不过是为了显示她对“医院告密”的宽宏大度、既往不咎，并自以为得计地认定，那保姆将因此深受良心的谴责，从而对比出白帆和她的不同。特别要显示不是老革命的她，比之白帆那样的老革命，对劳苦大众更具阶级感情。
在吴为和胡秉宸的新家中，在吴为对劳苦大众比白帆更有阶级感情的环境中，这保姆除了打发他们的两餐饭，还利用他们的一间屋子，开起一个很赚钱的裁缝小铺，直到吴为提出让她增加一个打扫卫生的项目，便立刻辞职不干。那时，她已经有了一个相好的男人，何况那男人还有一间小屋，可供裁缝之用。这是后话。
更不凑巧的是，白帆前一天刚刚用十个指甲抠过胡秉宸的眼睛。
只要白帆一进病房，胡秉宸就闭上眼睛不屑一顾，据医生说，他的心电图还因她的到来而急剧波动，他的心脏禁受不了这样的负担，竟然建议她顾全大局，尽量不要来医院探望。
这真是投井下石。难道她不是胡秉宸副部长合法的妻子胡夫人！
无论她说什么，胡秉宸更是一个不理不睬。
就像他心肌梗死之前，为了改善和他的关系，她也曾到他的床上去过。可是她一上到他的床上，胡秉宸立刻卷起铺盖睡到书房去。每当那时，她便抑制不住地对着他的背影喊道：“我知道你不和我……是为了对吴为……”
她越是这样地不可抑制，就越是遭到胡秉宸的冷蔑，失去胡秉宸的尊重，何谈关爱？
在不与女人调笑的时刻，胡秉宸是不苟言笑的，因此他的不理不睬，比之他人更具威慑力。即便在与女人调笑的时刻，女人们也从不敢因他的宠爱而失去对他的敬畏。有一种男人，是永远君临于女人之上的男人，胡秉宸就有幸成为这为数不多的男人中的一个。
白帆并非对胡秉宸不敬，她只是被胡秉宸逼得失去了理智。
那天她一进病房，胡秉宸原来还睁得大大的眼睛，马上就闭了起来，可她还是看到了那双瞪着天花板不知在想什么的眼睛。对一个危在旦夕的病人来说，那眼睛是过于明亮了。
如果说胡秉宸的眼睛仅仅闭了起来，对已经迈起脚来准备进入的她，是迎面关上的一道门，但毕竟还有打开的可能，而独自亮着而且诡谲地闪烁，就意味着她永远无法进入的绝断。
一股阴火在她的身体里游窜，所到之处无不火区起青烟，却又不能轰的一声燃烧起来。
对着胡秉宸那张冷脸，她莫可奈何了好一阵，忽然心生一计，幽幽地说：“吴为来了。”
胡秉宸猛地一下睁开眼睛，急促地向门口张望了一下。白帆在那猛然睁大的眼睛里，一瞬间就读到了她在几十年中也没有读到过的文章。
门口不过是一个空落的画框。
胡秉宸又立刻闭上眼睛，一时间什么也没说，只一味长长短短地运气。他不只是被冷不防地捉弄，他的尊严受到了侵犯。
胡秉宸是收敛的，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以至失于矫饰。
但在青少年时代绝非如此。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学里也有了军训课。胡秉宸上军训课的时候，总是在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无独有偶，二十多年后吴为上体育课学正步走的时候，也是如此)，于是他讨厌了军训课。
军训教官是个军阀时代的老头子，上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个带盖的大表来看时间。胡秉宸有一次在队列中大声提问道：“老师，你的表是周朝的吧？”
结果是他的军训课不及格。
不过那个带盖的大表，和他出右腿的时候出右手，或是出左腿的时候出左手有什么关系？惹着他还是碍着他了？
到了大学预科，教英文的是个流里流气的英国人，一到暑假，就和女儿到北戴河开咖啡馆，这首先让世家出身的胡秉宸看不起了。每次上英文课，他都在课桌底下看其他书籍。教师可能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把他叫了起来问道：“你为什么不听课？”他说：“你讲的我都知道了，再说，你还经常讲错文法。”
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
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
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
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