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
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
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
吴为只能左推右挡。
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
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
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
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
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
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秉宸的考虑是正确的，就像他常对吴为说的那样，不论多么困难的事，只要坚持，也包括坚忍，就是胜利。
如果吴为当时不采取忍让的态度，白帆绝对会像他预料的那样，以此为由制造非常事件，不仅他和吴为的前途更加渺茫，吴为也会更加迅速地坠人深渊。
不论重病在身还是病愈之后，胡秉宸都是吴为誓死捍卫的对象。“我有病，活不了多久，请给我最后的自由”，更是胡秉宸的软刀子，与白帆离婚用的这个口实，与吴为离婚时用的也是这个口实，日常也是惟我为是地要挟，——谁让女人各个看不得她的所爱受苦受难？
吴为不得不替重病在身的胡秉宸承担来自白帆的反击，更要承担来自白帆与胡秉宸的对手们的联手重击。
她的处境是那样险恶。
不论情况多么艰险，这个无谋无略、胡秉宸心目中“永远的二年级女大学生”，却坚守决不出卖他的原则。只要交出他的一封信，不但可以从如此凶脸的沼泽中拔出她的腿，甚至因反戈一击有功，得到如他周围那些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不是吗？胡秉宸刚刚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至今仍然像隐蔽极深，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出面的情报人员那样，从来不事张扬的胥德章、常梅夫妇，立刻带着一瓶好酒前来祝贺。看得出那瓶酒存放了好些年头，更见得开启它的机缘多么隆重。记得他举起那杯酒，并向他们夫妇道谢的时候，心中固然得意，可也不无尖酸地想：他们来得是不是太快，惟恐落于人后？
吴为却说：“这有什么难？又不是让我去和人家斗法。这个，只要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就是。”
吴为的坚守和白帆的倒戈相比，令胡秉宸感慨万千。如果说白帆的反击尚可理解，那么她的倒戈，可就是不能原谅的、品格上的不贞了。
为此他曾对吴为说：“我已经打算好，如果你因此被迫到农村劳改，我就到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长住下来，好在现在自由市场可以买到粮食蔬菜，只要我的离休工资照发，这些都可以办到，再订些杂志买些书，住上几年也无所谓。”
不知如此慷慨多情的胡秉宸考虑过没有，要是闹到连离休工资也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上几年自也无妨，但对吴为来说，代人受过、劳改几年是什么滋味？
一旦这种局面果然出现，除了退求其次，在劳改场附近租个小屋住下，陪吴为度过几年劳改生涯，不知胡秉宸为什么没有考虑挺身而出，坦陈真相，解脱吴为？
至于胡秉宸对要求吴为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未置一词，不过是因为在这场不亚于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这样的事实在太具体、太琐碎了。有谁见过在寸土必争、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指挥官会为一栋在炮弹下消失的房子而感伤，或宁可失去消灭敌人的战机，而让他的炮火绕过那栋房子？哪怕那栋房子修建于三个世纪之前。那的确只是文学家的事。其实吴为的要求并不高，哪怕胡秉宸说一句“对不起，让你受苦了”也行，可是他没有。也许这样的要求，于一个指挥官是太苛刻了。既然胡秉宸已经打算陪她去劳改，又何必纠缠于这样一句华而不实的话呢？
再说，爱是不必说对不起的，即便到了该说对不起的份儿上，又都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个愿挨，活该不活该只有女人自己心里明白。
吴为也没有理解胡秉宸“挥泪斩马谡”的谋略。她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没有识大局的素养。她感到委屈，做不到胡秉宸要求的“你将要做宰相门中的媳妇和二品侍郎夫人，要有这个门第的豁达和气势”。
这不仅仅是调侃，那个在几百年风雨的涤荡中已经剥蚀、退色的门第，影响着胡秉宸的一生，如同吴为两岁时遭遇的那个楼梯。
在权力的争夺中，不该成为、却成为牺牲品的“二品侍郎”，功名已如黄鹤杳然而去，不管胡秉宸意识或是没有意识到，“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怅惘或遗恨以及被人暗算的不甘，已经深烙心底。
不知胡秉宸对吴为的恋情，时感格律平仄的对称和谐之外，是否也杂糅着觅到一个为他肝脑涂地的红粉知己的意外喜悦？
她的不理解，不期然地成为一个转折。多年来，吴为不甚在意的那些迹象，那些以为是偶发的、桩桩件件难以理解的事，渐渐聚拢，虽然它的映象暂时还很模糊。
只是当胡秉宸再次要求吴为到医院探望时，她无论如何不肯再做那样的冒险。
正是从这个事件开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每求必应。白帆一定没有想到，倒是这些战争的副产品，对吴为和胡秉宸爱情的杀伤力，比她的正面攻击有力也有效得多。
2
这些舆论当然也不是胡秉宸当年那些“对手”营造的。吴为作为胡秉宸现在的“前妻”，那些做大事的人物，早已失去了对她的兴趣。当初他们之所以对她兴趣有加，不过是为了从她这里打开缺口而已。如今，不但胡秉宸，连他那些“对手”，俯仰之间已成陈迹。
时间岂止是无情，简直可以说是残酷。
3
她也不愿相信这是胡秉宸的作为，虽然他们分开了，她和他的恩恩怨怨却不是一纸离婚书可以了断的。
不过要：是胡秉宸这样运作，吴为也能理解。在大众舆论面前，他也难免尴尬和胆怯，——虽然他一再对吴为说，他从不在乎什么舆论。
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心理，当然是吴为抛弃胡秉宸。因为吴为比他年轻，而他已经年老体衰到了这把年纪，还能如此准确地把握大众的社会心理并运用得从容自如，不能不让吴为叹为观止。
如果真是这样，吴为还会伤心——胡秉宸怎么一点东西也不给她留下？至少让她觉得她对他二十多年的爱，到底没有轻抛一片心。可吴为更多想到的，是那个常常在头上无声无息地掠过，半人半兽，一双眼睛深藏大恨却又美丽异常的神秘影子……每次掠过，都会从她这里带走一些什么，直到一点不剩。有时她觉得认出了它，感觉非常清晰，可又一闪而过，清晰的感觉重又朦胧起来。
它的出现是如此地猝不及防，哪怕是她和胡秉宸做爱的时候，也无边无际地遮拦着她和胡秉宸的生活。
就像少年时在黄土高原丹阳观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黄昏如约来到，并期待着独享随黄昏而至的那份孤独时，总会与她一起等在大殿檐下，擦着她的脑门儿飞来掠去的巨大蝙蝠。它们的影子也是这样覆盖着属于她和黄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变得暖昧起来。
如今，它终于胜利了，报仇雪恨了！
4
客观地说，扩散这种舆论倒也不是事出无因。像吴为这样一个走到哪里也没法儿不闹出点“丑闻”，厚道一点说是没法儿不闹出点“笑话”的人，这样的“因为所以”不应在她的头，又应在谁的头上？
好比一个早已洗手不于的贼，一旦人们失窃，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连那真正的贼，也要率先羞辱耻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无法辩白。若是辩白，岂不中了“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路？
有朋友说，沦落到这步境地是因为她太呆。但吴为不认为自己呆，她只是觉得不会和人接触而已。
根据她的阅历以及她在遭遇各种大难时的所作所为，绝对应该把她归为胆小怕事那一类，——不是一般的胆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胆小怕事。但她看起来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难体会，一个人胆小或是害臊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就会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说是厚颜无耻也无不可——来掩盖这种无计可施的局面。
而在心的暗处，她始终认为世上最大的学问是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下手，不像面对枪炮或是虎豹豺狼，总能知道危险在哪儿、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是一命呜呼，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据说虎豹豺狼肚子不饿的时候并不进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或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存在就难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对他就是一种妨碍，或许践踏别人也不失为对许多不便张扬的目的一种曲径通幽的表达和叙述，更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个厘米……她老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谓百年警句，却始终难以融会贯通，只好宽慰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是与生俱来的。
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关于虎豹豺狼的理论，不过是吴为的偏激之谈，读者不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漏洞无处不在，这也是她始终不能成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这样打电话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红皂白吗？
吴为本来想对胡秉宸的那个老熟人说“谢谢你的电话”，临了却面目全非：“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又嫁了一个比老胡更有钱有势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无艳羡之情，——虽然是打着哈哈地说：“哦……哦，你们的存款一定很多喽？”
她也打着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几百万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离婚的又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到了她这步田地，所谓的“舆论”，在她心里还值几何？又能将她如何？
她不正是为了争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让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亲和孩子亏待了一生？到了，她们还不是被人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
她对这个世道曾经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说人生一世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情结，那么这可能就是她的那个情结：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还要把那惨绝的羞辱对准她无辜的母亲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离婚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电话之后，吴为到超市去买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里，她闲散地拿起了电话号码本。难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样两个电话之后，她也想打个电话向谁一诉心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目标地浏览着那些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最终一个电话也没打。又盘算着——
要不要换一套人时的衣衫，到一个环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顿饭，再次验证一下她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精髓坚不可摧？
或是去买束自己搭配、色彩过渡得有情有致的鲜花？
再不就捡拾一下地板上摊得满脚满地的报纸杂志，打扫一下四处絮飞尘飘的房间，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来书写的灰尘……
像往常那样，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还是放弃了她很擅长的、演出这一类小品的打算。
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想，电话铃何不再响起来？哪怕里面藏着比刚才那两个电话更多的心机。
她跟自己聊了一会儿天：“．你觉得该不该去看那场芭蕾舞？”
“当然该去。”
“票好买吗？”“我得去一趟医院，拿点儿安眠药。”
“现在有种新药好像很有效。”“什么药呢？”
后来又朗读了一会儿英文；
自得其乐地打开音响，放大了音量；
房子里热闹起来……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经彻底地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是孤军一人了。
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被咬在了这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可真不是她的矫情——并且是在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论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
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
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
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
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
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
……
第三章
1
几年前，有个本应清朗却再也清朗不了的城市早晨，他们正好坐在阳台上吃早餐。
当太阳混浊的光影，在吴为垂头看报，且不曾打理过的头发上游移的时候，胡秉宸一面缓缓地呷着咖啡——面对她说，“你的精神有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
任何情况下，小到早餐喝咖啡、日常喝绿茶这种秩序也不会错位的胡秉宸，这个建议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却又绝对不是因为吴为不曾打理过的头发或颜面，让他心生嫌弃，——虽然吴为婚后的邋遢、不事修饰，也是让胡秉宸觉得受骗上当的一个部分。吴为抬起头，对着他的脸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有那么一瞬，她真想对胡秉宸说：“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心理医生。”可她犹豫了一会儿，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低头继续看报。
于是，本不那么胸有成竹的吴为就有点让人感到胸有成竹，对用心细如发丝的胡秉宸，更有了那么一点叛逆和挑衅。
不过胡秉宸还是带吴为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对她的叙述不但很不耐烦，甚至没有一点好奇之心。如果你的对手对你连好奇之心也没有了的时候，任何人也会打不起精神。当然，阔大的病室里用做隔扇的白布帘更让吴为感到压抑和封闭。她听见一条白布帘后流行歌曲的声音；而另一条白布帘后，某个病人热烈高亢、敞开胸怀的叙说，不但让她分心，恐怕也让她的医生分心。
以后胡秉宸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就再也不肯就范。不久吴为就准备学习绘画。
见到她开始学画画，料事如神的(至今这仍然是她为之迷恋的一个部分)胡秉宸笑嘻嘻地说：“现在你至少是个半疯，不是全疯也不是不疯，而是半疯。”
他忘记了吴为也许是很久以前(比如说他们结婚之始，抑或是他们热恋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她想学画，也忘记了他曾几乎就让木匠给她做个画架，以示支持。
她淡淡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半疯，这比任何一种状态都让我喜欢。”
那时她已经开始和胡秉宸犟嘴，忘记了当初对胡秉宸立下的誓言，比如他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
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犟嘴？这不是吴为的负心负义又是什么？
不要说对一个作家来说，“生命”、“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毫无新意，就是比起胡秉宸写给她的情书也逊色很多，也陈腐、“鸳鸯蝴蝶”得别说是让局外人，就是让他们现在的自己回想起来，也深感肉麻。可也不能说胡秉宸绝情。
虽然“海枯石烂”自古以来就被作为证明爱情不朽的誓言，然而尴尬的是，比之海枯石烂，爱情的的确确是一种短期行为。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恋爱程序，只经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如果他们不那么过早地殉情化蝶，而是像胡秉宸和吴为那样：在历经那许多波澜壮阔、迂回曲折的爱情程序之后，梁山伯也难免不会对祝英台，也或许是祝英台难免不会对梁山伯说：“你有精神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谁知道呢！
要是那一年，他们按照胡秉宸的建议一起喝了敌敌畏，可能至今还保持着那场轰动全国上下的爱情的原汁原味。所以说，殉情化蝶可能是保持爱情神话的最佳方案。
不过算起来，吴为学画的打算肯定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在他们结婚之前，由于情况的险恶复杂，胡秉宸是不可能让木匠给她做一个画架子的。
她终于画得有了点模样。那些极端冲突的颜色，突兀、狰狞地纠缠在一起，不负责任、毫无章法地恣意挥洒，纵横在铺得满地的纸上，且不留一点想像的空间，让人悚然。
纸张也越用越大，老觉得纸张的边缘紧箍着她，让她无法突出重围；直到有——天，她顺手拿起一管颜色，连笔也不用地在画面上乱挤、乱压，随后发现那原来是一管她最不喜欢的红色，——虽然她是个极端的人，但从不喜欢红色，这事看起来可不有点蹊跷？
胡秉宸没有错，这种人生中途突然出现的对绘画的爱好，确是说明一个人离精神失常不远了。
也有一个会看手相的朋友，惊诧地对她说：“你手掌上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条自杀横纹，我怎么不知道？这很不好。”这么说，一个手上本没有自杀凶纹的人，以后是可以有的。是什么力量可以在一只本来没有自杀凶纹的手上，刻上一条自杀的凶纹？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
换而言之，那本来就有的自杀凶纹，也可能自行消失？
命运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的？也许改变也是命中注定。
而吴为言不及义地回答说：“可惜自杀还是一件很不完善的事。比如煤气自杀，如果自杀者把煤气放得时间过长，又没人发现的话，会不会殃及公寓的左邻右舍，甚至引起火灾？触屯或上吊也许不会给他人造成什么危害，但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太大。据吃过大量安眠药却自杀未遂的人说，后果也很痛苦……应该发明一种把自杀变得像睡眠那样舒适的事情就好了。”事后她翻出叶莲子的照片，仔细研究对照，在叶莲子不同时期的照片上，果然发现了命运(不谈岁月)之痕。可惜她没有叶莲子更早期的照片，最早一张也不过始于她和顾秋水新婚时在蒲圻镇“相真”照相馆拍的那张结婚照。
叶莲子的照片不多，除非必须，她从不光顾照相馆。不是她不喜欢拍照，哪个漂亮的女人不喜欢拍照？照片是对“曾经”的一种挽留，一种立此存照，在时光的打磨中，如铁一般难以磨灭，以便留待日后品味再三，一唱三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凄美无穷，或暗藏着“秋后算账”人的尖诮逼仄的阴沉。
可是因为贫困，叶莲子不得不摈弃许多类似的、与吃饱穿暖毫无关联的消费。于是她不多的照片，便有了明显的阶段性，于她过往的日子，就像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那样，截然分明。
特别叶莲子的那张嘴，让吴为沉思默想了很久。她想，叶莲子在世的时候，她怎么从没注意过她的嘴，却要在她去世、无从探问考证之后才注意起她的嘴？
所以她觉得她注意上叶莲子的嘴，不是没有缘由。她从叶莲子的嘴看出，叶莲子的哀伤是上辈子就攒下来的。
一切看似没有意义的物件，却能一眼引起他人的注意，差不多都是负有一点使命的。
吴为慢慢回忆着她遇到过的人。奇怪的是，她只在女人脸上搜索到这样的嘴，在男人脸上却没有。她又发现，凡是长着这种嘴的人，无一不是男人脚下的蝼蚁。不但是男人脚下的蝼蚁，还注定要受他人的欺凌和愚弄。
虽然几十年后叶莲子一剪子从中剪开了这张结婚照，而且剪得很苦，很无反悔的余地，连顾秋水的身影都没有留下，只沿着她的发际和脸庞，剪下自己的一个脑袋，却无法剪下她的嘴，也就是她的命运。
此后，吴为又注意到自胡秉宸决定和她离婚起，他的面相乃至头骨也都有了明显的变化。颧骨剽悍而威风凛凛地突出；脖子令人惋惜地向两个肩胛中缩进；后头骨正中，蛮横却又曲线圆润地凸起……依旧的风流倜傥里，有了一种让吴为感到陌生的东西，与他从前的照片比较，简直判若两人，过去的胡秉宸已然了无痕迹。如同叶莲子晚年的照片，越来越回归到她的本原。
吴为相信，每个人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归到出发点的时候，都会把不是出生伊始就附着’在身上的东西抖搂干净，有点佛家所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意思，与岁月催人并无干系。
胡秉宸这些细部的变化，明白无误、越来越向白帆的面相靠拢，似乎他本人也从造就他的、无论是东方文化或是西方文化的滋养和框架中渐渐析出，还原为本原的他。于是吴为明白，胡秉宸和白帆本该是此生此世的夫妻，那才是真正的“天作之合”，是不是“天赐良缘”就很难说了。而胡秉宸和她的婚姻，的确带有误人歧途的性质。
这种回归的启示，可能也是她轻放胡秉宸一马的诸多原因之一。
而胡秉宸和白帆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曾得益于吴为一头钻进了这种玄而又玄的牛角尖。
2
吴为的发疯又似乎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冥冥中好像有人指挥安排了一切。
比如她花了很多时间整理了日记；处理了所有的杂务，包括信件、债务往来；与出版社了断了出版事宜；寻访了很多故人旧地……
她是独自前往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请人陪伴。她在那些被现代生活废弃的地方待了很久，没人知道那里有什么吸引她以及她都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只能从她笔记本上杂乱、前后不搭的文字里猜测，可能和她要写的那部书有关——只是可能而已，真正的目的已经无法确证。
这些杂乱的文字，读来却很有趣——
……终于回到塬上。
……我的塬败破了，它的败破用悲凉是无以详尽的，任何欲说其详的尝试，比之这样的物换神移都过于飘浮。但它对我仍然意蕴十足，像老朋友一样明白无误地把当初给予我的暗示．对我再一次肯定。
少年时代在五丈塬下卧佛寺里抽的那一签，回首一望，可不预言了我的一生？这一生该算是有求必应，既应好也应坏，不过应好、应坏都是我的咎由自取。
卧佛寺已荡然无存。在武侯祠外与当地农妇核实记忆中的卧佛寺：“卧佛寺山门朝东，卧佛殿门朝北，卧佛头朝东脚朝西卧躺……那时卧佛寺的香火很旺，可是？”
农妇们答道：“是的，是的。”她们的颧骨上，依旧网罩着塬上的日光往复穿梭而就的缕缕糙红，如我少年时看惯的那样。
向晚时分，在武侯祠前邂逅一江湖相士，虽他自言“我的推算用的是外祖传下的唐朝相书《相理衡真》，他老人家曾是一代名相……”却难以寻觅通灵之气。
可我还是抽了一签。展签一看，眼前跳出四句，比之四十多年前在卧佛寺抽的那一签，简直是狗屁不通的诗文。想不到的是最后一句，让我惊跳起来：
刘阮探药上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