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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_张平

_4 张平(当代)
  请愿书的形式和内容也写得非常讲究,看来是经过许许多多的人商量和讨论过的。前面是一个简短的概括性材料,只有一页,字体很大,不到一千字,写得极有感情、极有声势、极有鼓动性。这可能是考虑到了领导忙的缘故,当然也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引起领导的注意和重视,如今的领导对这种上访的东西,告状的东西,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特别重大、特别惹人关注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的,若是想给领导造成一个强烈的震撼或者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不仅要把问题渲染得有声有色、事关重大,而且在措辞和形式上也要引人注目、纲举目张。不仅能一下子抓住领导的注意力,还要能引起领导的高度关切,让他确实感到刻不容缓、欲罢不能。眼前的这份不到一千字的东西,似乎确实达到了这种效果。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现在事态的累卵之危,公司领导腐败行为的骇人听闻,公司干群之间关系一发千钧的严重紧张,职工们难以压抑的强烈愤恨,以及这种事态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等等,在这不到一千字的书面材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同时还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接下来在这一千字的后边,则是一个较为详细、并附带了许多证据证明、约有万把字的一个上访材料。这份材料应是前一份材料的详尽而又全面的诠释,有理有据地罗列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十大腐败问题和公司领导的数十种违法违纪行为。在这份材料后面,则是一万多名职工干部的签名了。他看了一下页数,整整136页!
  另一份材料是有关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几年来的部分帐目清单。他翻了翻,足有300页之多!直看得李高成有些瞠目结舌、心神难安。他没想到在这个所谓的“新潮“第三产业里,中纺公司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离退休和没有离退休的,竟有那么多的家属子弟涉足其内!这个“新潮“有限公司,几乎就等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干部家属子弟的大本营!在这份300页的帐目清单前面,首先是一份“新潮“公司领导成员以及所有分公司领导成员的名单罗列表。在每一位经理、副经理、厂长、副厂长以及主要财务人员后面,都有一个括号注明他的身分和背景。比如书记的外甥、副总经理的儿子、第二分厂厂长的侄子、第八车间主任的妻子等等等等,全都标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个分公司的经济状况和资金流向,还有那些明亏暗盈、金蝉脱壳,把国有资产偷偷转为个人资产,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种种行为和方式也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有些想不明白这些情况是怎么给调查出来的,尤其是这些详细的帐目清单又是怎样给复制出来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分公司的帐目,几乎是数十个分公司的资金状况和人事情况!要这么详尽地一个一个地全都调查清楚并复制出来,实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得做多少工作,又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勇气!真是应了一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尤其让李高成感到震惊的是,这样大的两份材料居然全部都是复印出来的!这就是说,代表们给他的这份材料,决不仅仅只是一份,很可能在给他的同时,也分别送给了其他领导和更高一级的领导!
  给他以震惊的同时,又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气恼。如今的人都怎么了?动不动就弄出一份份材料来,然后复印上几十甚至几百份,上上下下、沸沸扬扬撒得哪儿都是。计算机、复印机的普及,连告状似乎也现代化了,真让你防不胜防,想捂都捂不住。不过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既然哪儿也知道了,那么大家就都有了责任,开会呀、讨论呀、研究呀,也就用不着再那么需要解释和汇报了,大家都知道了告状的内容,也都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提起来就可以直奔主题。当然也有坏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责任也就应该由大家来分担。大家都有责任,也就等于都没了责任。如果你们都不想管,那我也一样可以不管。
  然而眼前的这两份材料,却让李高成越想越觉得沉重,越想越觉得无以摆脱。
  因为在任何人眼里,都会有一个牢固的看法: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点是你李高成的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班子是你一手促成的班子,当初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典型也是你亲手树立起来的典型。所以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任何问题和变化都将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你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也摆脱不了的。
  昨天想好的安排似乎被这几个不速之客一下子全打乱了。
  他本来想一早先同市委书记杨诚好好谈一谈,把发生在中纺的情况和问题详细地、实打实地给杨诚通通气,两个人先商量商量究竟该怎么办。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几乎是每一次市委常委会议都要一再研究的议程,但这一次同以往则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次是市里特大型企业之一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严重问题,发生了一个建国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恶性事端,以至发展到要冲击市委市政府、冲击省委省政府!在一些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不引起高度重视,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要让中记先重视起来,在开市委常委会以前,如有可能,最好先给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同志做些汇报和请示。因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关系着市里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和人心的沉浮。一点点也马虎不得、推托不得。
  然而这几个人来了以后,把他事先想好的这一切全给推翻了。其实真正推翻的并不是别的,而是他原先所持有的立场、态度和措辞。说实话,昨天听了中纺公司那些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他对中纺公司的感情和看法确实变了许多,尤其是对公司的这些主要领导的看法有许多也同工人们截然相反了。昨天晚上他想了又想,一再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对两方面都要予以客观的分析,各有各的不足之处,也各有各的偏激之处,两方面的情绪应该予以理解。一句话,对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但对待广大工人,则要从关怀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在积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对他们多做思想工作,对他们的情绪要善于引导,尤其是对那些对改革对打破铁饭碗感到不满的人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真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因具有固定工资、优越待遇和种种特殊身分而被人称作“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于其它阶层的高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眷恋于“铁饭碗“的情绪,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对改革具有阻碍作用的情绪。如果能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和看待国有企业职工的不满情绪,许多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看法,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对工人们要正确对待、对工人们的情绪要正确对待,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对什么事情也要一分为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对公司的这些领导,也一样要正确对待和正确理解。对那些确实存在的腐败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该调查的就调查、该处理的就处理,如果查出问题,查到谁就是谁,查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违纪的就严惩,违法的就判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但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让职工强烈不满的国有企业领导,同样也应该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国有企业的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管理不善,这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遗留下来的无穷后患,所有的这些同现有的国有企业领导并无根本的、直接的关系,如果把眼前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这一切问题和困难全都推在这些领导身上,这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唯物的,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历史的和我们国家特有的经济阶段的问题全都归罪在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身上,像平常所说的那些术语,什么观念转变不快、开拓意识不强、领导魄力不够、传统思想束缚太深等等等等。这么说起来不难,但真正去干有那么容易吗?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黑道白道,想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可以那么去做吗?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做不行,而且非做不行,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但同样的事情,私营企业屁事没有,什么也不必担忧,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一旦有人告了你、捅了你,上面派人一查,顷刻间就能让你作阶下囚!民不告,官不究,如今人人都在讲这句话,好像这句话已经成了一以贯之。屡试不爽的真理。同样的事,没人告什么事也没有,若有人一告,立刻就全完。如今的单位,尤其是企业,什么样的问题查不出来?只要你扳下脸来,要什么问题就能查出什么问题,就看你上一级当领导的怎么掌握分寸了。
  李高成昨晚想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想同市委书记杨诚商量商量怎么掌握分寸,怎么把握度的问题。两个正确理解,这是前提;两个正确对待,这是原则。在这样的前提和原则下,然后派出调查工作组,既要理顺群众情绪,也要稳住干部队伍,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着手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只有到了这时候,才能考虑如何把公司运转起来,如何把公司搞活的问题。
  他当时觉得这是个最稳当的策略,也是个最牢靠的办法,至少不会出了大问题,也不至于会闹出个什么大冤案大事端来,惹得人们耻笑,最后让你自己也下不来台。
  然而当他今天面对着这些再次找来的职工代表、面对着这两本厚厚的上访材料时,昨天让他思之再三的想法和观点的理论基础,顷刻之间便动摇了、坍塌了。
  面对着这厚厚的一本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面对着这不知经过多少人明查暗访、得之不易的调查材料和帐目清单,面对着这么多工人的呼声和企盼,面对着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腐化和如此明目张胆的丑行,虽然这一切并没有真正开始调查,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定,但你就能这么随随便便、轻描淡写把这一场如此严峻而又激烈的矛盾冲突,变成两个正确理解正确对待吗?事情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吗?双方都有责任,批评加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满天的乌云一下子也就全散了,中纺的问题真的就能这么解决了?也真的就这么好解决吗?
  是想徇私隐情、瞒心昧己呢?还是太有点漫不经心、麻木不仁了?
  当时自己在中纺公司那么多的干部职工面前,曾做出了那样信誓旦旦的保证和许诺,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多么的激昂和热烈!然而等到一转过身来,当那些自己当初提拔起来的手下再次恭恭敬敬地坐到自己面前时,那些保证和许诺,那些激昂和热烈似乎一下子全都变调了、变冷了。面对着你过去的部下,尽管你是那样的毫不留情、冷面如铁,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种昔日的同事情结仍是那样的牢固和难以分离。
  说穿了,对中纺的问题你还是下不得手,也不忍心下手。你还是想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凑凑合合地把事情绕过去也就算了。如今大家过得都这么艰难,都这么不容易,既解决问题,又谁也不伤害,这才是顾全大局、保持稳定的上上策。既然是和平年代,为什么非得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再说,如果一有人告状,一有单位集体上访,就立刻答应全部条件,下边说怎么办,政府就答应怎么办;下边说要处理谁,政府就答应处理谁;下边说搞腐败的是谁,上边马上就大张旗鼓地查处谁。不闹不管,一闹就全管;不闹不给,一闹就全给。如果政府的形象成了这样,下边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争相仿效,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政府可就真的要永无宁日了。这才真正是不利于深化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
  想想自己所考虑的这一切都是如此有道理,自己也确确实实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一面对着这些一脸憔悴、满腹沉重的干部职工代表,一面对着这两份厚厚的。沉甸甸的请愿上访材料,所有的这些道理便全都让他感到是这样的无地自容、羞面见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反差为什么会这么大,今天见了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冲动和激越;明天再见到那个,思想立刻又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是能力太差,还是太感情用事了?
  平时的那些理智都到哪儿去了?假如中国所有的干部都像自己这样,那政府的事情岂不是全都乱套了?
  他让自己冷静了一阵子,然后给中纺公司挂了个电话,让马上通知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和党委书记陈永明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再见见这两个人。他想再次印证一下自己的感觉,究竟是自己错了,还是有什么人在欺骗瞒哄了自己。
  不到半个小时,两个人便同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两个人仍是那么一脸惶惑恭顺而又小心翼翼的神色,打招呼的声音他几乎都没有听得见。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坐下,又悄悄地眼巴巴地瞅着自己。那神态、那表情,就像两个孩子见到了严厉的父亲一样。
  也就是这么一下,李高成的心里止不住地又颤了一颤。他突然觉得,自己眼下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感,也真的就像老子见了儿子一样!
  他禁不住地在心里责问自己,为什么一见到中纺的这些领导,自己脑子里生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会是他们真的会变吗?真的会像人们反映的那样吗?真的会有那么坏吗?
  总感到他们并不容易,总觉得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总认为他们的本质很好,一句话,打心底里总是想护着他们,不想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便是你那个很难撕开的同事情结,那个永远也会绕在你心底里的战友情结。
  也许,真不应该让自己来处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既然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班子,那自己理应回避。否则,很可能让你陷入到一种两难境地,只会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但你回避了就能跳出这个两难的境地吗?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越会怀疑你的态度和立场,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就越会认定你的暧昧。而一个市长态度、立场不明朗,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将有很多人不会表态,你暧昧他会比你更暧昧。这是你市长的领地,你没有态度,别人最终只会看你的哈哈笑。好了当然是你的荣誉,坏了、出了事那你也只能自作自受。反正应该是你的事情,连你也不想管,别人又何必好腿插上一脚泥?
  这也一样会让你进退两难。
  看来最终还得你管,与其这样,迟管不如早管,被动管不如主动管。何况你是一市之长,像这样大的问题也只能由你来拍板定夺,你想躲也躲不了,想避也避不开。
  没有事情的时候,似乎什么人也当得了官,连老百姓也说了,你要是连个领导干部也当不了,那你还能于了啥!想想也没别的,无非就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假若一旦有了事端,有了真正的大事端的时候,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可就真正到了考验你的时候了。能干还是不能干,将才还是庸才,真货还是假货,犹如真金见烈火,顷刻间就能显出你的原形来。
  李高成想到这儿,便牢牢地盯着他俩,良久,才说了一句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的话:
  “好啦,事到如今,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也不必再绕什么圈子弯子了。我今天把你们这么急急地叫过来,就只问你们一句话,一句实话,一句掏心窝的话,一句一点儿也不掺假的话。你们各回答各的,用不着商量,也不必解释,也不必担什么责任。我就只问你们,中纺究竟有没有问题,你们究竟有没有问题,中纺的班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有多大?属于违纪,还是属于违法?我说过了,不要解释,不要辩解,简简单单,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办公室里好一阵没有一点儿声息,寂静得就好像无人存在。
  党委书记陈永明不断地向总经理郭中姚看了一眼又一眼,但郭中姚却好像陷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沉思之中,好久好久,既没有看李高成一眼,也没有看陈永明一眼。从郭中姚的表情上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既看不出紧张,也看不到压力,更看不到惊慌和害怕。郭中姚的这种沉思,就好像是一种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一切都不顾了的沉思。只是一种微微的伤感、一种微微的沉重、一种微微的沮丧、一种微微的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微微的东西,却让李高成感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自己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让人无法接受、太让人感到伤心了?或者,是不是太让人感到屈辱、太让人感到难以回答了?
  这真的很难回答么?
  如果真的问心无愧,两个字就足够了:没有。
  我没有把国家的钱装在自己的兜里,也没有占过国家和企业的便宜,更没有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
  这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干部,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里有着相当威望的一个名称:共产党人,这个问题真的应该很好回答。
  除非你已经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
  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回答吗?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并没有做过那些利令智昏、以权谋私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干过那些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所以,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问题,确实让人非常难于回答,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真的会有这样的回答吗?或者真的会有这样的答案吗?
  李高成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两个公司的主要领导,也一样好久好久一声不吭。他觉得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能说,也不应该说。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一说点什么,甚至一流露出点别的什么表情来,办公室里这种正颜厉色、栗栗危惧的气氛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他觉得有点顶不住心理上压力的好像不是眼前这两个下属,而恰恰是他自己。对一个始终漂泊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的企业领导,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一尘不染、冰清玉洁?
  以你自己来说,你能吗?你做得到吗?你能很容易地拒绝一次非参加不可的极其丰盛的宴会吗?你能轻而易举地把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接踵而至的钱财礼物全都一干二净地拒绝掉吗?你能同那些明知道有腐败行为却又找不出任何证据的干部和上级领导保持距离、不进行一切来往吗?你能对那些有着特殊身分、于某一项工作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和上级领导的嗜好与要求严加拒绝、不予理睬吗?
  再算一算你自己,每年每月从你手里批示出去的带有贿赂性质的礼品礼物有多少?只要你愿意,堂而皇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邀请你参加的饭局几乎时时都有!仅去年的一次不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只是对那些港商、台商、外商的招待费、娱乐费。观光费、礼品费就有数千万之多!
  如果有什么人或者上一级的领导问你这算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两个字一下子就回答清楚?
  他不禁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给他说过的那些话,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大家都有,国家有、政府也有,没有理由只让中纺的领导来承担,也同样没有理由让你个人来承担。因为这本来就是集体的责任,并不是个人的责任。
  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想起了妻子的话。
  办公室里依旧很静很静。
  与总经理郭中姚的表情举止相反,党委书记陈永明显现出来的则好像是没有任何主见的东张西望。一会儿紧张地瞅瞅郭中姚,一会儿又偷偷地瞧瞧李高成,似乎想从别人脸上看到什么答案或暗示后,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回答。
  不过这也难怪,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陈永明虽然是个党委书记,但从资格上讲,郭中姚要比他老;从年龄上看,郭中姚也比他大;从能力上说,郭中姚也确实比他强;何况如今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中纺公司具有法人代表身分的是郭中姚。所以一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如果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的位置,往往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摆在了依从的地位。作为党委书记的陈永明,也许他早已把自己摆在了第二位,或者他以自己的准则,清楚这个时候只能先让郭中姚来说,只有明白了郭中姚的意图和想法后,他才能定好自己应该怎么来回答。从另一方面来说,陈永明的压力毕竟要比郭中姚小得多,因此陈永明能有这种表情和举止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郭中姚依然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陈永明依然是那样毫无主见地东张西望。
  也就是在这时候,桌子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几乎把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电话是吴爱珍打来的,这不禁使李高成颇感意外。平时妻子极少会这时候给他来电话,妻子知道这是他最忙的时候,即便是有重要的事情也很少会在这时候打电话给他。至多是告诉他的秘书一声,让秘书在他不太忙的时候把要说的话转告给他。这其实也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默契和规矩,尽量避免在双方工作都很忙的时候相互打搅。尤其让他感到纳闷的是,妻子知道他今天一早要见市委书记杨诚的,又怎么会在这时候把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里?
  妻子的话语今天显得特别柔和,让李高成感到有点恼火的是,妻子好像也没什么太要紧的事情。说了好半天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儿,也没说到正题上。好在他这会儿也不便发火,其实也想拖拖时间,所以也就由着妻子有点不着边际地往下说。然而说着说着,便有些让李高成警惕了起来,他渐渐听出了妻子电话的来意。
  “听说中纺的几个告状的,一大早就闯到你的办公室里去了?”妻子好像是不经意地问道。
  “哦?你也知道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个堂堂的大市长,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妻子话里有话,似乎在告诫他什么。
  “那也不会有这么快么,要是没人给你通风报信打报告,你哪能人还没走就什么也知道了?”李高成也话里有话,但却说得含而不露。
  “有这么多人关心你盯着你,也不见得都是坏事。”说到这儿,妻子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哎,高成,说正经的,那几个告状的都还在你那儿?”
  李高成一时语塞,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要还在你那儿,那我就长话短说。”妻子当真了,话音也压低了许多,“真是怕出来的狼、吓出来的鬼。你看看,这不说来就来了。你去了一趟中纺,所有的事情不都朝着你来了?这个责任明摆着不就是想让你一个人承担么?我问你,到目前为止,杨诚没有给你打电话吧?“
  “……没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
  “市里别的领导也没人给你打电话吧?”妻子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也确实没有,一不过我昨天已经让吴新刚给杨诚打了电话了,说好了今天一早就要同杨诚碰头的。”
  “吴新刚算什么,他只是个小秘书。杨诚你一个市委书记,正儿八经的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情,只听小秘书的几句话,就那么放得下心来?一天一夜了,连电话上也不问问?这不明摆着要把这一堆糊涂事全都往你这儿推么!”李高成注意到,明摆着这个词,妻子已经说了两遍了。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对什么事情都请来猜去的,那还能干工作么。好了,要没别的事,回去了再说吧,这儿还有客人呢。“李高成对妻子在电话上毫无顾忌地说这些话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想挂了。
  “听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妻子一副不依不饶的劲头,“你也知道,你工作上的事,我从来也没说过什么的。可这件事同别的不一样,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你想想,工人们闹事能跟你没关系?市里的领导没一个人过问这事能跟你没关系?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找到你的办公室里还能说跟你没关系?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让你派人去查么,无非就是要把中纺的领导班子连锅端掉么!事情要是真走到这一步,你还能说不是冲着你来的,还能说跟你没关系,还能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昨天就说过了,查中纺就是查你,端中纺的班子,就是想端掉你。你要是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让我说,他们既然已经找了你,那就让他们也找找杨诚、也找找别的人。不管是谁来找,你都一视同仁,不要让他们光找你一个人。你也用不着老把责任往自己这儿拽,你离开中纺这么多年了,中纺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越是个人的责任,事情就越大越多;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是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是一查就查到大家头上,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是一查就查到某个人头上,那可就没完没了,吃不了也得让你兜着走。一会儿见了杨诚,查与不查、管与不管,让人家来定。你也不是不知道,眼下不管哪儿都这样,无论啥事,谁想管也就成了谁的事。国有企业的问题,连中央都觉得头疼,咱们这会儿又拿得出什么好办法?就算你把中纺的问题查清了,把中纺的班子全端了,中纺的问题就解决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李高成好了好了连着说了好多遍,才总算把妻子的话匣子给止住。
  放下电话好半天了,妻子的那些话似乎仍在耳旁统来绕去。妻子的话有道理没道理,他倒没更多地去想,让他感到吃惊的则是妻子的这一套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原则“,他实在有些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时候装进妻子的脑子里的。
  真让人感到可怕而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妻子的反贪局长要是也这么当的话,那可就太有问题了。
  当他抬起头来有些询问地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时,才发现他们好像已经默默地注视他好久好久了。
  办公室里的气氛随着这个电话,似乎已经完全变了。
  李高成突然觉得,对眼前的这两个人来说,这个电话打得真是太及时了,几乎就等于是救了这两个人的驾!
  他不禁有些纳闷,妻子是怎么知道了一大早有人找他的事情的?他走的时候,妻子分明还在酣睡之中。
  肯定是有人告给了她的。
  那么是谁告给的她?告给她的意图何在?她又为何打来这个电话?仅仅就只是不想让他一个人介入吗?
  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电话铃这时又响了起来。
  市委书记杨诚的电话:
  “老李,我一直在等你呀,是不是今天上午过不来了?”
  “昨天中纺的那些职工代表又找来了,另外有些情况还想再核实一下。”李高成看了看表,然后说道,“你看这样吧,20分钟后我就过去。”
  “要这样我看就放到下午吧,都快11点了,这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谈完的事情,正好中纺那几个职工代表也到我这儿来了,我不妨也先听听他们的。咱们干脆到了下午再好好谈一谈,你看怎么样?”杨诚的语气非常柔和,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气。
  “可以,下午一上班我就过去。”
  李高成放下电话,肚里悬着的那颗心好像一下子也放下了。
  原来那几个人也找了杨诚!此时此刻他们就在杨诚的办公室里坐着!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起来。猛然间,妻子的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越是个人的责任,事情就越大越多;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是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不禁对自己刚才的感觉有些警惕和惭愧起来。妻子把这些行为举止变成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你感到是那样的厌恶和可怕,然而当你每天的言行举止确实是像妻子所说的那样时,你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什么。同前者相比,这岂不是让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事情?
  他再一次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也同样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良久,他朝他们挥了挥手,有些无力地说:
  “你们要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那就回去吧。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来。“
  党委书记陈永明终于急了:
  “李市长,你问的话,真的是不好回答呀。你要是只对我个人,那我当然敢向你保证,我个人没有任何问题,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但你要让我说中纺的班子有没有问题,整个中纺有没有问题,那我真的没法回答,真的不好回答呀。这么多的干部,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我真的是不能断定有没有问题呀。“
  瞅着党委书记陈永明那张沮丧的脸,李高成突然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确实是问大了。自己当时的出发点,其实也是自己一开始介入中纺的问题时就感到最担心的一点,那就是害怕中纺的整个班子都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纺的班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集体腐败的问题。如果这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是一种看法;如果这不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则就是另一种看法。这一点也许正是中纺问题的关键,对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下一步至关重要。所以他把中纺的这两个主要领导找来就只问这么一句话,那只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思而来的。他只是想在这方面再往实里砸一砸,别再在这儿给我出了大问题。至于他们能不能、好不好回答,他并没有更多的去考虑。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不好回答,或者觉得回答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讲,兴许并不是坏事。
  末了,李高成又把脸转向了总经理郭中姚:
  “你呢?是不是也觉得没法回答?“
  郭中姚瞅了一眼李高成,然后一把抱住自己的头,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
  “市长,你真要我说实话么?”
  李高成不禁愣了一愣,多少年了,郭中姚和中纺的领导们,见了他总是李市长李市长地叫,他还从未听到过他们去了姓,只单叫他一个市长。隐隐约约之中,他感到了郭中姚的话中有一种很硬的东西。
  “是不是你以前给我说的那些都是假话?”对郭中姚的这种情绪和态度,李高成不禁感到有些恼怒,“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这样阴阳怪气。”
  “既然这样,那我就实话实说。其实中纺的情况同别的地方并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真查就真有问题,你要是不查就没有问题,你要是小查,就是小问题,你要是大查,就是大问题。“
  李高成再次愣了一愣,他没想到郭中姚竟会这么说。
  陈永明大大地瞪着两眼,他也好像根本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
  办公室里顿时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抉择》
 
 
第十三章
 
 
  下午两点十分左右,李高成走进了市委书记杨诚的办公室。
  不迟也不早,这个时候来应该最合适。在中国,人们午睡的习惯是同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对忙忙碌碌、十分劳心的领导干部来说,午睡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单位里吃点饭,然后轻轻松松地再在办公室里躺上一会儿,这种午间休息既是调整思绪所需要的,也是补充体力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一般都会设置一张简单却是十分必需的床或者是能躺的沙发。而在办公室里休息,既安静省事,也避免了家人的唠叨和造访者的搅扰,这对政务纷繁又时时不得安宁的领导干部来说,真是太宝贵太需要了。知道这一点的人,如果没有要命的事情,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领导的。
  两点上班,两点十分到,正好。留点时间让人家醒醒脑子,赶赶睡意,擦把脸,泡杯茶。等你进去了,其实也正好说话,免得人家心不在焉,忙这忙那,到了还是要耽误半天。
  然而等李高成走进杨诚的办公室时,才发现杨诚好像根本就没有睡午觉。
  杨诚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等到李高成走近了,才发现摆在杨诚面前的正是那两份厚厚的请愿书和上访材料。
  杨诚看的原来是这个!
  李高成的心里不禁动了一动。
  杨诚伸了个手势,让李高成坐在沙发上,然后泡了两杯茶,也一块儿坐了过来。
  两个人挨得很近很近。
  杨诚比李高成年轻将近十岁,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属于既有学历,又有阅历;既有思想文化,又没有受到太多迫害冲击的那一拨幸运者。由于文革的断层,当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时,他们正好是中流砥柱。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当领导干部时,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里被找了出来,全都被选拔到最需要和最重要的岗位上,以至于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他们当初想也没想过的位置上。那时候的提拔,比起现在来,真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那时候的提拔干部,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被提拔者也似乎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往上跑。国家急需,又是青黄不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连被提拔者个人也毫不知晓。以至于等到找他谈话时,常常会吃惊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再等到一个通知下来,就已经是位置显赫的领导干部了。干中学,学中干,哪有什么考验期、试用期,也一样不问有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使不是党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人了就是了,有什么关系?而如今我们国家的一大批分布在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提拔起来的,杨诚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在李高成的心底里,对这批干部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大都是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情况下被提拔起来,所以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位置来得比较容易,对丢官保官也就看得不会那么重。有真才实学,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阅历,虽然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但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当然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国家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又是什么。自己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懂得怎样才是对知识的尊重。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是改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杨诚尽管调来时间不长,但李高成凭自己的直觉,对这个还算年轻的市委书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让他感到放心和可靠的是,杨诚这个已经是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也像他一样,身后并没有什么太太太深的背景。只这么一条,就让他感到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感情上也亲近了许多。人们都说如今的体制,让省长和书记、市长和书记、县长和书记以及乡长和书记成了天生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党政部门和政府部门很少有不闹矛盾的。书记管干部,市长抓经济;一个管人,一个理财。想想并没什么可冲突的地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接触,可就处处是矛盾,时时有抵触。比如市长抓经济,抓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一批懂经济、会管理、有市场意识的企业领导人才。但如何起用这些企业人才的决定权却不在市长手里,而是在书记手里。这一根本的矛盾,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矛盾的长久性、尖锐性和广泛性。然而在李高成当市长这么多年来,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一来是他这个人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正像妻子说的那样,只知道谋事,不知道谋人。二来也可能跟他搭班子的这几任书记有关,比如像上一任书记,他当市长时,书记就已经58岁了。年纪大了,知道自己离离退休不远了,一切也就都跟他商量着来,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像现在的杨诚,又只四十六七岁,年龄又几乎比他小了将近十岁,何况在杨诚调来之前,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好多人都看好他李高成,对这一点,杨诚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段以来,两个人始终配合得很好。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尤其感觉得很明显,杨诚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在一些比较大的人事决策上,杨诚都确实做得非常民主,既公开也公正,并没看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再者,李高成觉得他本人在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上,向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没什么难以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了。
  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市委书记杨诚的感觉确实不错,至少现在感觉不错。
  杨诚是个很直率很果断的人,商量什么事很少跟你客客套套、闪烁其词,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两个人一坐下来,杨诚第一句话便说道:
  “听说昨晚工人们闹得很凶,是不是你都看到了?”
  “没错,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要再晚去一会儿,说不定真要闹出事了。你没见那阵势,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李高成自然也实话实说。
  “听吴新刚说,差不多有一两万人?”
  “只多不少,反正公司能出来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冰天雪地的整整一夜,老的小的,好像都不怕冷、都不瞌睡,劲头憋得都很足。看得出来,干群关系实在太紧张了,根本就坐不到一个桌上去。“李高成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的气氛和情绪里,心里一时又感到格外的沉重。
  “老李,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杨诚的眼睛离他是这样的贴近。
  “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他只能这么说。
  “老李呀,我看咱俩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矛盾激化到这样的地步,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说明在中纺公司这样的一个国有大企业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存在和积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想,要想真正解决中纺的问题,首先就应该闹清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样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纺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这很可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听着杨诚的这些话,李高成反倒好半天无以应对。他没想到杨诚竟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平时想着很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既保不住这个班子,又让我们失掉了民心。老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决心了?”
  从理智上讲,应该说杨诚的看法和想法确实是成立的,从某个方面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要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感情上李高成却无法接受杨诚的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即便公司的那些领导十恶不赦,但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这么过早地下结论、而且是如此严厉的结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草率、过于武断了?何况你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你并没有同公司的领导干部进行过任何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就这么急急定论,想把公司的整个班子全都摞到一旁?还有,这次工人闹事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工人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背景,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闹清楚,怎么就可以这样盖棺定论地下结论?特别是让李高成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是,中纺的问题是我一个人亲自去处理的,中纺的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我应该是最熟悉的,中纺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我也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中纺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对中纺的问题如何下结论,首先应该由我来做,至少也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作为一把手的市委书记,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听我的汇报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下结论呢?沉思片刻,他便对杨诚说道:
  “杨书记,是不是你听了今天上午那几个职工代表的反映,所以就觉得中纺的这个领导班子已经不可救药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话里不满和嘲讽的意味,同时他对自己立场的瞬息变化也不禁感到暗暗吃惊。在来这儿以前,他还想着如何说服市委书记下决心解决中纺的问题,尤其是想说服市委书记应该尽快组成一个比较大的专案调查组,马上到中纺进行全面的审核和清查,与此同时再组成一个暂时性的工作班子,全面接管中纺的领导工作。然而不知为什么,来到杨诚这儿还不到一刻钟,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好像一下子就全变了,就仅仅是因为杨诚的那些话刺激了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让自己感到无法下台吗?他突然觉得,原来在自己感情的深处,还是容不得别人对同自己有关的情感和事项上的任何伤害。所以在自己的下意识里,对中纺的那个领导班子,更多的只怕还是爱怜和袒护。自己怎么会这样?自己又为什么会这样?想到这儿,他赶紧又口气委婉地补充说道:“其实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听了那些工人们的诉说,一看了工人们的那些材料,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不,老李,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对中纺的问题尤其不应该这样看。”杨诚依然沉浸在一种困心衡虑的思考和沉重之中,对李高成情绪和语气上的变化,好像仍旧没有丝毫的察觉和领悟,“这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这么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如果只凭感觉可就太片面了。老李,不知为什么,在中纺的问题上,我总是有一种预感,觉得咱们俩的观点和看法很可能会不一致。刚才我已经给你说了,我所说的那些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我之所以先给你说出来,也就是想先给你亮明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也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对中纺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在眼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咱俩最好应该先达到基本一致,如果达不到一致,那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双方都清楚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相互都通了气,也就不必再相互猜测了。这以后再上常委会,由你作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让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拿出一个比较妥善和可行的办法来。不过老李你一定要记住一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样去解决,大的方案最终还得你拿。有一句话我不管你生气不生气、理解不理解、恼火不恼火,我现在也必须说出来,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抉择》
 
 
第十四章
 
 
  李高成和杨诚一块儿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的来说,两个人谈得还算投机。但在这一次同杨诚的真正接触中,李高成也再一次领略了这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市委书记的工作方式和领导个性。
  自从杨诚调来以后,这是他这个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谈论问题。
  首先让李高成没想到的是,在他还没有汇报以前,杨诚就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亮给了他!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这样做确实让他感到意外,也许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含义?联系到较早以前杨诚对中纺问题的一些看法,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市委书记杨诚在工作上的一种硬朗而又强悍的作风,这种作风是他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上很少碰到过的,所以也就让他感到很难对付。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却是不是有点太霸道、太强横了?对一个比你大了将近十岁,而且原本应该当市委书记的老市长,用这一套方法,用这种口气,用这种思维,是不是太欠考虑、太不尊重对方了?
  不过反过来一想,似乎也没什么可奇怪、没什么可埋怨、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杨诚对中纺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就在1995年杨诚刚上任不久,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次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会议上,杨诚就直言不讳地以中纺为例,说像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众意见这么大,亏损这么严重,对它的领导班子早就应该考虑换一换了。说实话,当时李高成对杨诚的这番话是非常反感非常有看法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么,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好像这么大一个省会市,以前的工作就没有几件是正确的。这样的领导其实是最没有出息的领导、最没有本事的领导,也是头脑最简单的领导,同时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对自己的前一任政府、前一任书记,就算他们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决策失误的地方,也决不应该在上任之初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大讲特讲。这既是一个涵养问题,也是一个品质问题。好长时间了,李高成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满腹牢骚。不管怎么说,一个省会的市委书记,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是不应该有这种举止和失误的。后来之所以他对杨诚的看法有所改变,一是因为杨诚确实是个干实事有能力的人,二是因为杨诚也确实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三来也因为杨诚以他的行为最终证明他是一个很讲民主、很有公开性的人。对杨诚的这些特点,并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杨诚不会记仇,不会背过弯鼓捣人,也从不搞团团伙伙,尤其是从不搞一言堂,什么事也从不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像对中纺的问题,他当时一直是主张大动手术的,而且在会上也多次这么讲。但后来由于李高成的不同意见,不同意大动手术换班子的做法,最终杨诚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听从了李高成的意见,并且仍然决定由市长李高成亲自挂帅,全面主管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阳纺织集团公司。
  好多人在事后对李高成说,这是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最终以市长一方胜利而告终。
  然而李高成却从来也不这么看,在他心里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相反,他反倒常常觉得自己在表面上占了上方,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绳索,把真正的主动权让给了对方。
  有时候,李高成也在心里暗暗思量,假如按照杨诚所说的那样办,如今的中纺可能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就算没有什么成效,但是,连李高成自己也不想面对的就是这个,但是,不管怎样,也绝不会像中纺现在这个样子。也确实如此,就是组成一个再次的班子,像中纺现在这个班子这样的情形不也就到顶了?至少也不会让群众这么愤恨、这么怨气冲天。
  这就常常让李高成越想越有压力,越想越感到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纺发生了那么严重的情况时,他也没给市委书记杨诚通报,而是只身一人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中纺在闹事现场解决问题。
  这是不是就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要是想去维护一个人、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就得为这个人、这个集团的利益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要受到它的株连和牵涉。对了是你、错了是你,出了问题也一样会是你!
  这是中国的文化,也一样是中国的政治。
  中国政治对其自身的制约,这大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是你的责任,你就得为其负责!
  有一点让李高成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是,在多次的接触中,包括今天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中,他觉得杨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一点让他感觉很深的是,他觉得杨诚这个人没城府,不世故,不算计人,以至于让他感到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好像有点太单纯太实在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有时候又常常让他觉得杨诚这个人小瞧不得。他这种单纯和实在,往往会让你下不来台、让你难堪万分。觉得不对的事情,一旦发现,他会主动认错;而若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即便是要得罪一大片人,他也会坚持下去。
  没有小心眼,却又十分细心。你觉得他不会在意的事情,常常是他比你知道的还清楚。
  像今天下午的汇报,在许多地方着实让他暗暗吃惊。对于中纺的一些问题,他根本没想到他会比他还清楚。尤其是公司领导讲过的一些话,甚至是小范围讲过的一些话,他居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对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甚至比他知道得还多。比如他就知道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坐的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党委书记陈永明坐的又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副总经理冯敏杰虽然坐的是桑塔纳,但这辆桑塔纳的车内装修就花了将近20万!而这都是那些上访材料上根本没有的东西,简直无法想象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信息。
  他同杨诚的一段对话,到现在还让他觉得有点惴惴难安、不寒而栗。
  “老李呀,我有一个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对中纺的问题,我总是觉得其实你比我更清楚,比我更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大概你只是想再拖一拖,再看一看,希望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
  李高成愕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出来。这个问题他没想过,他不知道自己在心底深处,是不是真有这种想法。然而有一点则是千真万确的,他真是做梦都在盼着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为中纺的工人,为中纺的这个班子,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自己什么呢?是解脱?是名誉?还是情感?也许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这么一个中纺,他实在是有点太累了。心累,活得也累。
  见李高成没说话,杨诚却不依不饶地又说了一句更耐人寻味的话:
  “对你这个市长和对我这个市委书记来说,中纺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这个班子有没有问题,也不是这个班子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班子有问题,换了就是了,领导干部有问题,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这都好办,没什么可担心的。老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中纺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等到这座冰山全都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这市长书记也许才会面临到最严峻的考验。到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我能不能顶住,你我还能不能这样坐在一起……”
  李高成当时有些惊奇地发现,杨诚在说这些话时,这个向来给人以刚强果断印象的市委书记,竟显得是那样的伤感和忧郁。这种伤感和忧郁的情绪又是那么快地传染给了日己,他突然感到杨诚说的这些话意味是这样的深长、是这样的令人沉重、令人深思。
  冰山一角,这个词真让人感到恐怖。
  冰山一角的下面会是些什么?如果将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那么这严峻的考验又将会是些什么?
  还有杨诚的那一句说了好几次的话,也一样让李高成感到难以吃透:
  “……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还是因为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只是想着如何保住这些人过关?或者说,仅仅只是因为我的存在,中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就是想解决也解决不好?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杨诚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中纺的问题,必须是由你来挂帅,必须还得由你亲自去解决,否则任何人也处理不了中纺的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
  是不是这样想的?
  真会是这样?
  他不相信。
  但杨诚却好像是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他的眼神里全是真诚和恳切,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掺假和虚伪。这眼神里的东西是这样的让人动情,又是这样的让人感到信赖和难以推卸。
  这究竟又是因为什么?
  “年纪轻轻的,却是这么个老滑头。”这是妻子对这一疑问的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尽管妻子说话的声调不高,却让他感到这样的刺耳。
  “怎么能这样说话,杨诚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对妻子的认识打心底里觉得反感。
  “我知道,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坏人。”妻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仍然是那样一脸的柔和。这也是妻子最大的也是最让他感念的优点,越是他生气的时候,妻子反倒越没有脾气。
  妻子今天比他回来得要早,饭菜也格外可口,其中有两个菜还是妻子亲自下厨做的。
  在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吃饭时,妻子则有滋有味、满脸春色地不住地看着他。就好像是他又被提了一级,或是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
  妻子对他下午同杨诚的谈话基本感到满意,她觉得他的基调拿得还算准:“就得这么说,不管怎样,中纺是咱起家的地方,在别人眼里,那可是咱的后院,要是后院起火,别人可就要看咱的笑话了。对中纺的事,咱怎么说也可以,别人若要想指手画脚,那可绝对不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咱提拔起来的干部哪能让他们这样随随便便想说就说,想查就查!如果这事由了他们,在市里的干部中,你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到了那时候,谁还会死心塌地地跟你、拥护你?你自己的人你还不保、或者保不住,别人还会指望你什么?“
  “你这一套都是从哪儿来的?”李高成皱了皱眉头说。
  “人都是不断在进步的,哪有几个像你这样一成不变的。”妻子仍是那样笑盈盈地对他说道,“你以为杨诚也会像你一样傻?既然他把中纺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又把中纺的班子说得那么一无是处,为何又偏偏还是让你来解决中纺的问题?居然还说中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了,能不能解决得好,关键就在你身上!问题这么严重,却又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你这儿,你还说他不是滑头?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这件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市里这会儿还有谁能管了中纺的事情,还有谁能负了这个责任?“
  “当然只能由你来负责,谁想插手也不行!”
  “那你还攻击杨诚让我来管这事?真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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