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杯！”
……（完）
《抉择》
永生永世为老百姓而写作——代后记
张平
在北京因《天网》和《法撼汾西》这两本书打官司时，几个临汾的老农民千里迢迢地赶来声援我。”七月的北京，像火炉子一样。他们挤着公共汽车好不容易问清地址赶到丰台法院时，法院的公开审理已经结束两天了。天知道他们是怎么打听到群众出版社并找到我的住处的。当我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们的衣着是那样的不入时，脸色是那样的黧黑，满脸的皱纹流露着深深的关切和焦急，浑身的汗渍浸透着一种赤诚和真挚。他们一见了我就忙不迭地问输了还是赢了，法院是向着他们还是向着咱们，然后便问他们能帮点什么忙。他们说他们已经给丰台法院的人说了，他们村的人本来都要来的，因为不知道情况，所以就让他们先来探探消息，要是法院把作家张平判输了，宣判那天，他们全村的人都要来北京当众给作家挂匾！咱老百姓就看它法律怎么判！我们就是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咱们老百姓支持的就是像你张平这样的作家！
后来他们就死了活了地要请我吃饭给我压惊。在一个很普通的小饭馆里，他们很奢侈地点了八个菜。有一个大概是第一次来北京的老农民，竟然为我点了两份过油肉！说是让我好好补补身子，攥足了劲跟他们好好打！一瓶二锅头把大家喝得都满脸通红。吃到后来，他们把那个时时抱在胸前已不知是哪个年月的人造革提包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裹了好几层的油纸袋，然后从油纸袋里抽出一沓钞票来，说这是大伙临时凑下的500块钱，你先拿着用，你一个穷作家，为我们老百姓写书也挣不下几个钱。人家都是当官的，你耗得过人家？如今打官司没钱可不行，不过你放心，咱们老百姓都支持你，就是卖牛卖马也要帮你把这场官司打赢！
一时间，我又止不住地泪流满面。看着这由十块五块凑在一起的厚厚的一沓钱，好久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就这样几个普普通通、朴朴实实的老百姓，就这样几个贫困山区尚未脱贫的老农民，他们用他们的善良和真诚，在那样的日子里，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时时催我奋进的激情和信心。让我感到温暖，让我感到踏实，让我感受着一种永久的激动。
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总是止不住地再一次地湿润了眼睛。
其实在后来的日子里，这样的事情几乎时时在发生着。
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报道了我吃官司的消息后，尤其是北京电视台在“北京您早“栏目里对那场官司进行了专题报道后，竟有那么多的人能在人群里认出我来。我到饭馆里去吃饭，老板娘把我看了又看，后来终于忍不住地问我，你就是那个被人告了的作家？我点点头说是。老板娘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回去没多久便端出两大盘子菜来，说这两盘子菜是她亲手炒出来的，你就消消停停在这儿吃，今天的饭，不用你掏钱！日后你就天天来这儿吃，一律免费！那些日子，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那是一个老大不小的宿舍院。打官司前，门房老头对我这个外地口音的陌生面孔总也是很凶。有时候，打电话忘了付费，他便会对我大声怒喝：回来！缴钱！你连说对不起他也绝不会给你一个好模样。没想到那一天我去打电话时，他默默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慈祥和温和。当我打完电话，他说敢情你就是那个被告作家呀，还真没看出来。小伙子，你听着，我一个老头子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日后这电话你随时随便打，不收你的钱！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靠过来悄悄对我说，我在山西插过队，那儿的情况我了解。你放心，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支持你。有一次去公园，有几个正在打牌的老人竟也认出了我。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说，你肯定输不了，北京人心里明镜似的，啥事不清楚？要是让你这样的作家输了，北京人的脸还往哪儿搁？
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究竟出现过多少次，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天网》、《法撼汾西》，从发表到打完官司，前前后后收到过近两千封读者来信。尤其是在打官司期间，电话和来信源源不断。新疆、四川、广东、黑龙江、云南……我真不清楚这些读者是怎样得到我的住址和电话的。10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收到过4封！500人以上的联名信，我前后收到过12封！有一个读者在来信中写到：张平作家，你一点儿也用不着回避，即便是你输了，那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我们老百姓心里，你将会是永远的赢家……
激动之余，我常常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你一个区区写了几本薄书的小作家，何以能得到这么多人的关心和支持？不就是因为在你的作品里，描写了一些深受老百姓拥戴的领导干部，关注了一些老百姓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多多少少地为老百姓说了几句公道话？
所以自己也就常常为自己的遭遇而感到庆幸，为自己的作品而感到庆幸。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假如没有《法撼汾西》、《天网》、《孤儿泪》、《抉择》这些作品，时至今日的你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所写的作品都是花前月下，杯水风波的感受和体验，都是象牙塔里的纯而又纯的“阳春白雪“，都是舞场歌厅，酒宴饭桌，堆金积玉，惹草沾花的豪华奢靡和恣行无忌，都是拿读者当试验品的云遮雾罩般的技巧翻新和新潮卖弄，这些老百姓读得懂你吗？又能记得住你吗？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关心和支持你？
有什么样的作品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反过来，有什么样的读者也就有什么样的作品。”阳春白雪“有人需要，”下里巴人“也一样有人需要。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生活属性必然决定着你作品的用性，你对什么样的生活熟悉，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也就必然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你对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生活非常熟悉，你就会写出十分逼真的歌厅酒吧赌场情场的环境和氛围；对男男女女的事情情有独钟，你就会写出十分真实的男女之间的体验和感受；你要是常年生活在一个极其孤独的小天地里，那你就不可能写出轰轰烈烈，情绪饱满，黄钟大吕似的史诗般的时代文学；而如果你要是时时关注着社会的变迁和老百姓的生活，那你同样不可能一直只写那些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消闲和游戏之作。对一个作家来说，生活本身、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的优劣，决定作品优劣的东西应该是对生活的态度和对文学的理解。
我们总是埋怨读者的水平太低，埋怨读者的不成熟，埋怨知音难觅，以至想把自己的作品留到下个世纪供人们去研究。下笔之前，我们总是想着应该如何更新，如何突破，如何超越，如何让专家们耳目一新，如何让同事们心服口服，如何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解构，颠覆，破坏，摧毁……文本是游戏，语言是牢笼，终极无意义，阅读即误读……甚至反意义，反解释，反形式，反体裁，反美学……我们注视的是这些，研究的是这些，攀比的也是这些。这种既有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我们的下意识，时时刻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写作。面对着自己以往的作品和想往，连我自己也感到说不出的震惊。为什么生活在千千万万精神和物质世界尚还贫乏的老百姓之间，却会渐渐地对他们视而不见？为什么与这块土地血肉相连的自己，会把自己的眼光时时盯在别处？什么时候自己对老百姓的呼求和评判竟会变得如此冷漠而又麻木不仁？又是在什么时候自己对自己以往的责任、理想和忧患意识放弃得如此彻底而又不屑一顾？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是什么促使自己变成了这样？与此相反，我们却似乎很少去想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盲，还有数以亿计的尚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半文盲，还有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我们似乎很少有人这样去想去做：我这一部作品就是要写给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写给这近十亿的农民和工人看。面对着市场和金钱的诱惑，我们的承受能力竟也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或者只盯着大款的钱包；或者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职责；或者把世界看得如此虚无和破碎；或者除了无尽的愤懑和浮躁外，只把写作作为一场文字游戏……写作如果变成这样的一种倾向，那么老百姓的生活也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处处都有生活，处处都有素材，处处都能产生语言游戏的欢欣和情欲，时代和生活也就没了任何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品高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读者群也越来越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又拿出“边缘化“、“多极化“的理论，以印证文学的倍受冷落和读者群的减少势在必然。面对着人们的呼吁、批评和不满，我们却还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讨论着文学作品究竟应该不应该有理想、责任、良知、正义和崇高。面对着国家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变迁，无动于衷，冷静得出奇的一些作家们却仍然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依然故我地做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文学梦。或者一览众山小地显示着自己的清高，或者把自己贬为微不足道的码字匠。也许这才是文学跌入底谷元以自拔的最致命的原因。
我们的时代需要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但我们的时代决不需要那些充满钢锈和私欲的伪文字和伪文学。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作家绝不可以远离时代和人民。不关注时代和现实、没有理想和责任的作家，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作家，但绝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道理：文学不关注人民，人民又如何会热爱文学？
在创作《抉择》这部作品前，我曾在省内外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一个极为令人深思的现象，使我从另一面对文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越是那些厂长、经理、老板、大款、董事长以及那些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工、总工和领导干部，越是不看文学，他们甚至连电视剧也不看。他们没有时间。太忙，太累，应酬太多。在作家们眼里几乎是不入流的文艺作品：流行歌曲，他们却非常熟悉。老歌新歌最时髦的歌他们几乎都能唱，而且唱得非常到位。与此相反，偏是那些最基层最普通的工人，对文学艺术却接触得最多、最广。电影、电视、戏剧、小说、散文，最真诚最忠实的观众和读者群仍然是他们！在广大的农村，这种现象更为普遍。让一些作家最为鄙视最看不上眼的作品，如像《包公案》、《施公案》、《三侠五义》，农民们依然一字一句看得津津有味。甚至给他们孩子的启蒙读物也依然是这些作品。对我们当代文学来说，这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和莫大的讽刺？我们以为最不会流传的作品仍然在广泛流传，而我们觉得最应该流传的，却几乎以每三年、五年一茬的淘汰率被淘汰掉……
还用再问一句为什么吗？
更新观念和技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一步到位地更新我们的基础；超越自我和文本，也不是说就可以不管不顾地随意超越我们的时代。我绝不相信一部连本国人民也不认可的作品，会堂而皇之地走向世界；我绝不相信一个作家的作品在生前没有任何影响，在身后却会成为久盛不衰的经典；我也绝不相信在当代没有读者的作品，会在将来拥有大批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情况，那也绝不是我的追求和愿望。
《抉择》这部作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去年我和几位同仁在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时，根本没有想到工人们对我们的采访反应会那样强烈。这同那些似乎早已被采访腻了的厂长经理们根本不同，工人们一听说我们要采访他们，而且是要他们实话实说，情绪激动的他们竟然蜂拥而至，需要采访什么，他们就会满足你什么。他们说了，这么多年，已经很少有人来采访他们工人了。有时候来些采访的人，大都是想在企业里弄点钱的，或者是那种属于广告性质的象征性的采访。找几个厂长经理信任而又能说会道的，坐在一起把厂里领导的光辉业绩夸上一通，把厂里的美好前景毫不负责地宣扬一通，然后再照照相，吃吃饭，于是皆大欢喜，拍拍屁股走人。从来也没有人真正问过我们工人究竟需要什么，究竟在想什么。好多人一遍一遍地问着我们，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写我们工人呢？那么多的编剧，导演，作家，艺术家，为什么就只把眼睛盯在那些厂长经理和大款们身上？我们工人不是国家的主人吗，不是国家依靠的对象吗？为什么你们会把我们给忘记了抛弃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写一些反映我们工人让我们工人看的作品？
惭愧和内疚之余，我无以应对。
我能说我对你们的生活不熟悉不了解吗？不熟悉，不了解，那就到我们这儿多走走，多看看不就熟悉了解了吗？那些给厂长经理领导干部树碑立传的作品，难道那些作者们对他们就很熟悉很了解吗？听说你们作家有不少人都在深入生活，有的还下去挂职锻炼，那为什么就不能到我们这儿来深入，到我们这儿来挂职？莫非你们这些作家们也一样是嫌贫爱富，只拣有钱有权的肥窝富窝跑吗？
我真的无言以答。
1995年跟随北影的导演和编剧一块儿去平遥采访时，我们在一个偏远山区老农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黑发卷，残破不全的《天网》。这位老农让我在书上签名时，我几乎找不到一个能落笔的地方。我想象不出这本书有多少人传看过，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在这样的书上写些什么。末了，我只写了一句话：谢谢您，老大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的深情厚意！我当时的感觉非常真诚，这也是我当时唯一的感觉。真的，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努力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我以前说过，我现在还要再说一遍，我只盯着现实，现实比一切都更有说服力。如果别人卖的是人参，那我就心甘情愿地卖我的胡萝卜。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那我也一样心甘情愿，心满意足了。一句话，我认了！如果我以前没有真正想过我的作品究竟是要写给谁看的，那我现在则已经真正想过和想定了，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而写作！
《抉择》
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评长篇小说《抉择》
张德祥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只关注自己身边的那点“生活“或“私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走进“象牙之塔“。仍然有作家关注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着广阔时代背影上的社会现象。张平的长篇新作《抉择》（率先刊载于《啄木鸟》1886年第2、3、4期）所展现的生活画面、所揭示的矛盾冲突，都包含了某种艰难的阵痛，触及到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可谓多年来少见的一部描写时代现实的深刻之作。
一、睁眼看现实
文学要不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虽然有些人早就抛弃了文学的“反映“论、“镜子“说，但文学又毕竟不能天马行空地“超现实“。于是有人提出要“直面世俗“，要写人的“俗“生活。文学也就“世俗“了许多，也“势利“了许多。聪明的作家不是写“风月“，就是写“风流“，媚时媚势的媚世之态可掬，直把渐渐“富“起来的人看得心满意足、心猿意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风月““风流“呢？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阵痛“也就被轻轻地掩饰过去了，承受“阵痛“的人们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烟消云散“了。于是，”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于是“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不，应当是“放心喝酒，游玩大吉“，历史毕竟进步了许多。文学也就变成了“消闲“的把戏。
但是，读过《抉择》之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中除了“发财“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并没有“发财“的人，还有艰难、还有沉重，还有生死攸关的“抉择“——不仅仅是普通工人的抉择，也有市长的抉择。很显然，《抉择》不是“闭眼“文学，而是睁眼看现实的文学。记得黄秋耘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难道还有什么“疾苦“吗？是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难从文学中看到什么“疾苦“，而今却从《抉择》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当一个企业已经瘫痪、停工、濒临倒闭之时，与这个企业共命运了几十年的职工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写出他们的命运不仅需要艺术勇气，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呢？
我之所以看重《抉择》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部作品是继《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几近20年之后再次关注国有企业及工人命运的作品，重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现了新的现实关系！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触及这种新的现实关系。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变化不仅仅是人们衣着服饰及衣食住行的变化，不仅仅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更深层的变化是现实关系的变化，即“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把《抉择》与《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切都已大异其趣了。这个企业里的“领导者“不是当年的“改革者“吗？但这里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变成了无工可做的工人。这里的领导者形成了一个权利阶层，国有资产通过权力变成了“资本“，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90年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工薪阶层“，但媒体讳言与“工薪阶层“相对应的那个阶层是什么阶层。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关系的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的变化。理由是那样堂而皇之，手法却是如此“暗渡陈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关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比一切职业政治家、道德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东西还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马克思称狄更斯、萨克雷等作家为“杰出的小说家“，称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几乎可以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张平的《抉择》通过市长的视线，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动描写，可以说，揭示了这个企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破产“的边缘，揭示了现实关系在这里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把《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与这部《抉择》联系起来看，也许破产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重要的还有曾经在人们心灵中坚守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抉择》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这十多年现实变化的一种历史描写，或者说，描写了历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又是文学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一个侧面。长篇小说《抉择》恰恰是通过市长而不是别人目睹了这个侧面，这是市长难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改革是激流，是荡涤腐朽的激流，那么也不能不看到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这激流中的暗礁与漩涡。正是这漩涡差点把市长也卷了进去，而且已经把许多人卷了进去，把国家的财产、工人的血汗也卷了进去，卷入了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在直面现实的边缘徘徊，甚至“直面现实“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现实“，以“世俗“的喧嚣掩盖“现实“关系的秘密变化，掩盖鼠窃狗盗之徒的猖獗行为。还有人大唱“宽容“的高调，要人们“宽容“什么呢？市长李高成终于认定了一个事实：“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纵容和放过他们，都将是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这是亲眼目睹了漩涡黑洞之后的市长李高成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坚决的抉择。
“现实“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关系。不敢揭示世俗红尘掩盖下的这种现实关系，文学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世俗表层上粉饰现实，就会离开现实主义。如果说，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应当说，张平的这部《抉择》无疑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从《年底》、《大厂》、《穷人》、《破产》、《分享艰难》、《苍天在上》、《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到《抉择》，可以看出这个“冲击波“的特征首先是“睁眼看现实“，看破“世俗“掩盖下的现实关系。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
阅读《抉择》时，不知道遇到了多少个疑问句、反问句，触目即是。叙事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事态的追问。这是作家张平，也是市长李高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一幕幕触目惊心之事的追问，这一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
那么，作家究竟要追问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学得“聪明“或学会“糊涂“？在人们变得“聪明“了许多的今天，还有谁愿意问“为什么“呢？还能问出什么青红皂白呢？不是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么？“钱“不就是最大的“理“么？不是说“有理没钱莫进来“么？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么？不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么？这正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团信奉的逻辑，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肆无忌惮地侵吞了国家的财产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利用手中的职权化公为私，把自己由国家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贪污者，变为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变为鱼肉人民的恶霸。仅仅十几年时间，为什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个阶层？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的逻辑吗？他们究竟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蛀虫？他们耀武扬威、花天酒地、为所欲为，难道对他们的逻辑与行为就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吗？
也许人们已经司空见贯，懒得再去问“为什么“；也许人们学得“聪明“了，学会了那难得的“糊涂“，大彻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必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呢？也许人们觉得已经难以问出结果，问也白问，倒不如不问。总之，在我们的文学家的笔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学中那种执着的“为什么“了。文学似乎一夜之间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说法，放弃了对现实的针砭与追问，而更愿意躲进“自我“的天地“与世无争“。从认同存在到屈从的叙事姿态，可以看出文学淡化了对现实的“热情“与“激情“；从拥抱现实到疏离乃至逃避现实，可以看出文学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穿透能力。对现实的逃避与放弃“为什么“的追问，构成了90年代后期文学整体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颓废景观对现实的淡漠与对良知的淡漠，互为表里，说明了文学立场的后撤，撤退到“旁观者“的“看客“立场上，睁只眼、闭只眼，“醉眼中的朦胧“，有什么过不去呢？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似乎是呐喊、启蒙、呼唤、干预了一个世纪的文学的最后的“恍然大悟“？
但是，只要把现实状况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无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无法完全平静。就比如“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当他真正了解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情况之后，了解了工人的处境及公司官僚阶层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吃惊了，他愤怒了，他无法平静了。他犹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但一颗没有泯灭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吗？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停产与破产，一边是“寄生“在这些国有企业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热火爆；一边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与生活艰窘，一边是那个“阶层“的暴利与暴富，”就仅仅只因为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会生出这么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来？摊子太大，怎么在这摊子之外又能多出这么多新摊子？管得太死，又怎么会乱成这样？权力太小，如何会干出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端来？……为什么却一个要死，一个能活？““对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完全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委给社会。推委于客观，像郭中姚一样，推得干干净净。但能这样推委吗？这样推委能向眼巴巴望着他的几万工人交代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市之长，因为他心里还想着几万职工的生存问题，想着社会的稳定，想着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无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样，无法像省委副书记严阵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或者干脆包庇这些鼠窃狗盗之徒，赶快让这个国有企业破产而不了了之。他无法做到让国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损失而问心无愧、无动于衷。因为他还有一颗良心，还有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是非原则、善恶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污合流。相反，这一切激起了他的爱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边，站在了国家利益一边，站在了正义与法律一边。
是的，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追问，是以良心为动力的。一个人要丧失了良心，也就丧失了是非原则，甚至会同流合污。历史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文学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光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人的良知良能，来自于人的良心。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丑、是善是恶，让它们显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价值，让丑恶、邪恶、卑鄙在这个天平上无地自容。一个人，一个作家，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平在《抉择》中塑造了一个市长，通过他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慰藉——面对现实，问心无愧，他作出了自己的良心的回答和选择。坚守自己的良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处处都有着利诱的现实环境中。事实上，《抉择》中的那个阶层，不是一个个都把良心拍卖了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竟存在着一种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的观念。坚守良心的人常常被视做“傻瓜“，相反敢于卖身卖心而不择手段地掘取金钱的人常常趾高气扬，正如郭中姚之流一样寡廉鲜耻反而如鱼得水。这种没有良心的人恰恰是瓦解国家资产的、损人利己的一先锋“，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英雄“，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邪气嚣张。作家终于让这伙人落入法网，也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不容也。如果把这些贪污腐化分子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他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财大气粗，可谓“大款“、“大腕“，重得不行。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金钱的天平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放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还有一点人味吗？难道文学不应当守护人类的良心，不应当揭破这些鼠窃狗盗之徒的罪恶，而应当为这些“蛀虫“脸上贴金么？把他们描写成“谁发财谁英雄“的“时代英雄“么？很显然，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或者像市长李高成说的那样，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而真正的英雄恰恰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人——李高成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人们。
无疑地，如果说近两年文坛出现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抉择》的出现，便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其意义在于正面地揭示了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在于把社会现实放在良心的天平上进行价值追问。这两点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虽然这部作品在叙事上、在人物塑造上还嫌不足，在艺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多欠缺，但这些遗憾都不足以掩盖作品本身散发出来的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及理性精神的透视，这一点在当前的文学中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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