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小毛，男，现年十八岁，家庭出身工人，一九六七年二月入伍。李犯在新兵营集训期间，用枪刺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刺去，以发泄其刻骨仇恨，……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开除军籍。”
“现行反革命分子孙阿苟……”
坐在主席台上的陈镜泉政委心里在想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一方面是大歌大颂毛主席的光辉功绩，大树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力开展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而与此同时，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突然变得这么多了呢？在部队开展“三忠于”教育，就是为了使每一个战士都提高觉悟，解决好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问题，却意外地冒出这么多恶毒的反对者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是宣传的还不够？难道是运动的声势还太小了，因此这些人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不是，肯定不是，目前全兵团所有部队，都做了忠字牌背在身上跑，都实行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只要在连队生活一天，哪怕你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也应该懂得当前的气候了，除非你是死了的人。这些反动的家伙为什么那样难改造？他们的骨头是什么东西做成的？是铁做成的也应该在火热的群众运动中被熔化。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怀着那样刻骨的仇恨呢？是曾经杀了他的父母？是剥夺了他一生的幸福？是前世结下的冤仇？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孩子，连队开忆苦思甜会，他们都有苦可诉，有甜可思。那么，他们是疯了？真是疯了就不应该判刑，而应该进精神病医院给他们治疗。但事实上他们都不是疯子。对这种奇怪现象，谁能解释清楚呢？哲学家行吗？心理学家行吗？当然，目前有一种现成的解释，就是“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尖锐、复杂、严重”。这实际上是讲的现象，不是原因。还有一个解释法，“革命人民越是热爱，阶级敌人就越是仇恨。”这也不叫做解释，因为这些罪犯原来并不是阶级敌人，而是我们信任的对象。也还可以这样说吧？“这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在腐蚀青年，使少数意志薄弱者被资产阶级争夺过去。”是的，是的，肯定是争夺过去了。但资产阶级怎么那样厉害呢？我们的宣传品那样多，我们的政治教育抓得那样紧，就算是刚从农村来的青年，农村目前也在跳“忠字舞”，竟未能把他们教育好，反而让资产阶级从我们手上抢走了！政治思想工作真难做啊！陈镜泉政委搞政治工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难题。他回忆起解放战争的时候，只要把忆苦教育一搞，只要说明解放以后将实行“土地还家”，那些一字不识的农民就立刻变得无比英勇，死都不怕。就凭着那比较简单的政治思想教育，竟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也许老一辈的政治工作者已经无能了？他们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政委不禁产生了莫名的悲伤，他觉得自己是瘫软地坐在那里，对于下面的宣判，很少听清内容。他痛恨那些愚蠢的罪犯，也恨自己的无能。这些犯罪的战士和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他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得不犯罪，但他没有做到，他受到一种责任感的严厉谴责。他应该原谅他们，下令不给他们判刑，教育教育，使他们以后再不犯了。但他没有那样大的权力，就算法院院长能够听你的，你自己总有一天会要代替他们受刑，你有那样的勇气吗？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所以他感到瘫软无力。
宣判在继续进行，又是一名战士，二十岁，贫农出身。罪名是，他把毛主席画像扔在地下，用脚去踩。他的刑期是六年。当院长宣读完以后，他自动抬起头来，当众大喊：“冤枉！”这喊声立刻被怒吼声压下去。战士把他推出会场，他这不怕死的，竟一边走一边高喊：“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冤枉哪！我不反对毛主席啊！我不敢反对毛主席啊！……”
彭其司令员的脸色在变，好像是非常仇恨和讨厌这大喊冤枉的畜生。你看他的样子多么难看！他的眼睛正在喷出火来，他的手搁在桌上紧握着拳头。他也许会突然站起来，走向那些反革命分子，一人给他们一拳吧？久而久之，你才发现他的眼睛是痴呆的，既不望那位法院院长，又不望那些背对着他的罪犯，他一眼不眨地望着队伍中比较靠后的某一个地方，好像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反革命分子。
目前镇压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只有一宗是不好办的，人家心里在想什么很难侦察出来。就如这位彭司令员吧，他心里想的和你从他表情分析出来的完全不一样。他并没有在队伍中发现一个什么新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打算突然站起来去给罪犯们一拳头。他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有点感到眼睛发花，头脑发胀。首先，他看到一个负责押罪犯的战士自己也变成了罪犯，那雪亮的枪刺成了插在他背上的标子，立刻就要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怎么回事呢？怎么会产生这样奇怪的错觉呢？在人们没有注意的时候，他打了一个冷战将脖子扭动了一下。后来，他又产生了更大的错觉，看到全场的干部和战士都变成罪犯了，都在大声喊着：“冤枉啊！冤枉！”这是对着他喊的，那拳头是挥向他的，所有的拳头都通过一种奇妙的电波击在他的身上和心上。最后，他感觉到自己变成了罪犯，有一个无形的、冰冷的手铐把他铐起来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的，也是他的罪状。他自己也想叫喊了：“冤枉啊！冤枉！”但就在这时他清醒了，重新意识到自己是司令员，正坐在主席台上监督这场宣判会。意识清醒了，头脑开始痛，他把拳头握得紧紧的，痛苦地坚持着。
罪犯们被一个个打发走了，法院院长正在宣读倒数第二名的罪状。这时，陈政委偏过头去对彭司令员讲了一句话：“你看见没有？”
“什么？”司令员像从梦中惊醒。
“文工团要搞什么名堂了，有几个人在队伍中间走动。”
“在哪里？”
“喏，那里。”政委不便于抬起手来指，只用嘴努了一下。司令员在人群里搜索了半天，眼花，看不出异常变化来，只好不理会。
十名罪犯全部宣判完毕，法院院长把罪状材料整理了一下，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走进了侧幕。主持大会的政治部主任走近陈政委说：“请政委做指示。”
话还没有说完，文工团的造反英雄范子愚从台口一纵，爬上台来，使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怔。他并不向谁打个招呼，抓住话筒就开始喊话：
“革命的机关干部、战士同志们！今天这个公审大会开得好！开得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威风……”
除了正在造反的文工团员们以外，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对范子愚投来厌恶的眼光，心里都在骂他：“出什么风头！司令员、政委都坐在台上，你跑上去做总结，你算什么？”有的机关干部为了表示不满，举起手来高呼口号，继续呼着刚才送走罪犯时的那些口号，企图压住范子愚的叫喊声。
“静一静！同志们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范子愚连嗓门都叫哑了。
政治部主任走过去问他：
“你要说什么？”
“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
主任不好阻拦，只得随他去。
“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大家对他的请求毫无反应，他只得不再请求了，耸人听闻地宣布说，“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一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揭发……！”
台下的人开始注意他的讲话了，呼口号的人渐渐静下来，有的在交头接耳，嘀嘀咕咕。
“同志们！”范子愚正式开始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革命越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革命群众越是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阶级敌人越是要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在我们兵团，是不是所有的反革命分子都受到了惩罚呢？没有！就在我们兵团领导机关，还有一个猖狂已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至今还逍遥法外。这个人……”范子愚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皮小本子来，翻到其中的一页，“这个人明目张胆地反对群众热爱毛主席，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主席也是一个人，不是菩萨；说早请示晚汇报是念经一样；污蔑红海洋是马桶铺；攻击群众热爱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是一风吹，新花样；指手划脚要人家把红海洋马上洗掉、刮掉；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他恨得咬牙切齿，说到了八十岁也要当兵，要把他们当作土豪来打。就是这样疯狂到极点的反革命分子，现在还坐在我们中间参加公审大会。同志们！在我们的身边躺着一条毒蛇，我们不把它挖出来行不行啊？”
文工团的人齐声回答：“不行！”
战士当中也有一些人跟着喊。
这显然是指的胡连生处长。胡处长目前正席地坐在他的队伍中，范子愚的揭发刚刚开头，他就意识到灾难来了，依照平常的脾气，他可能会跳起来骂人，今天不知怎么那样老实，像根木头呆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直觉得浑身被细麻绳捆住了，越来越紧，一丝也不能动弹。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张开血盆大口，一齐向他吼来，向他扑来，就要把他撕成碎片。他清醒地知道，往日的怒骂已经没有用了，天在崩，地在裂，谁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好像正坐在一朵飘游着的云块上，等待忽然之间被摔下地来。“这个人就是……”范子愚憋足一口气，然后全力喷出，“管理处的胡连生。把反革命分子胡连生带上台来！”
台下出现了一片惊慌，都在左顾右盼，想知道胡连生坐在哪里，想看又不敢正眼看着这场骇人的戏剧。台上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及其他首长都板着面孔，谁也没有找谁商量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突来的事变，只是呆呆地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文工团四个大汉早就挤进管理处的队伍坐着在等待了，范子愚一喊，他们呼的一声弹跳起来，扑向胡连生，一把将他从地下提起来，由两个人分架两条胳膊，一个人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按住他的脑袋，另一个人走到他前面，喇喇两下，将领章扯掉，把军帽取了。在文工团带领下的一片口号声中，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被揪上了斗争台。勇士们把他拖到台口的一角，两个架手臂的勇士同时提起脚来照着他的膝窝用尽全力踹下去，他便咚的一声跪在地下了。这时候他的姿势更加难看，头被压得额头接地，手臂被拉得挺直，高高地向后抬起，背上还被踏上一只脚。这种姿势，造反派称为“驾飞机”，其含义是：“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斗争方式，在北京是司空见惯的了，在南隅，地方上也许实行过，而在空四兵团，这还是首次采用。
邹燕和文工团其他一些造反男女共十多个人一齐冲上台去。由邹燕站在话筒跟前领头喊起了口号：
“打倒反革命分子胡连生！”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
范子愚走去在胡连生头上踹了一脚说：“胡连生，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老实交代！”
这时的胡连生，脸上红得发紫，由紫变青，只听见他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还要顽抗到底？”
“叫他向毛主席请罪！”
“向毛主席请罪！”
于是，四名勇士把他的胳膊一扭，揪住头发转向台内，用脚踩着他的头，对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像，连续叩得地板咚咚地响。叩完了头，又提回原处，范子愚揪住他头发把头提得仰起来，吼道：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广大于部、战士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你这条老狗，竟敢狂犬吠日，用尽畜生的言语来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低毁群众热爱毛主席的‘三忠于’活动。我们按捺不住阶级义愤，广大干部、战士今天要跟你算清这笔账，你敢不老实交代，决不饶你！交代！说！”
台下的干部战士此刻究竟怎么样呢？是的，他们很气愤，你看，只要有人领呼口号，几千个拳头一齐举起来；他们的脸绷得铁紧，没有一个人思想开小差，没有一个人为这个该死的老红军辩护一句，没有一处在交头接耳。操场的空气好像固化了，人们都被压在这固化了的空气底下。也许正是因为对胡连生的仇恨才使空气固化的，正是需要在他的身上发泄义愤才能使空气重新复原？
怒吼声此起彼伏，仇恨的火焰从四面八方喷向胡连生。在这仇恨的火海当中，人的性情在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心慈的，狠毒起来；温存的，狂暴起来；胆小的，勇猛起来；含蓄的，外露起来。仇恨的火海把所有人冶炼成同一性格，发出同一种表明其性格的嘶叫声。
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千万个病患者在这里接受治疗。不管他是不是愿意承认，他内心的病是实实在在的——包括那些掀起这种仇恨浪潮的人。
赵大明不就是那掀起浪潮的参加者吗？他是头头之一，当然也是策划人之一。当范子愚提出要在今天的公审大会上搞突然袭击时，赵大明有过犹豫，但毕竟没有站出来阻挠——谁也不会阻挠。而当形成决议以后，他也就发现自己心中有病了。是什么病呢？是一种常见的侧隐之心。侧隐之心，人皆有之！一想起那个老红军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他的心就在微微发颤。他总是注意着那个席地坐在队伍当中的胡连生，一些零乱的思绪忽闪忽现：
……这个可怜的倔老头，几十年戎马生涯，多少回在潮湿的荒野里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真是生就的苦命人，直到如今还得跟年轻人一起坐在地下，不久还将把他一脚踩住……
……过去钻进他身上的那几颗敌人的子弹全都长了眼睛，有意留下他这条命来。因为他欠下了魔鬼的债，必须在老来受一段比死还痛苦百倍的熬煎，然后才准他归天去……
……他是那样的可恨，不识时务，不辨潮流，自以为是，与新的革命风暴抗争。谁能使他清醒而免遭厄运？他愚蠢地坚持着自己的耿直、光明……
……可怜他是一个粗人，没有文化，不理解当前的伟大革命。凭心自问，很难相信他是真正的阶级敌人……
……他的心还是好的，为国家节省开支，为人民减轻负担；也许他想得正对，红海洋真会永远保持下去吗？难得有人像他这样敢说真话，而不顾自己的死活……
……他呀，他也是一个人，假如即将到来的厄运是落在自己身上呢？不堪设想，可怕的，令人战栗的……
……但是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千刀万剐也不足以填平他罪孽的深壑……
这些零乱的思绪一直持续到把胡连生揪上台去的时候，也是病患者们接受治疗的时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治疗——通过蹂躏那同情的对象来麻醉自己的心。这也是一种改造，把那同情敌人的、属于普遍人性的错误的感情压下去。通过自己点燃的这仇恨和愤怒的火，把斗争对象烧弯，像烤炙虾子一样；把自己烧得挺直，像焙熟一条肉虫一样。这是痛快的，麻木的，轰隆轰隆如在冶炼炉中一样的。
为了掩盖心中那不愿意承认的侧隐之心，他把口号喊得最响，把样子做得最可怕，藉以表示在斗争中改造自己那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感情的决心。为了能在敌我分明的斗争台上，光荣地站在革命一边，专政者一边，而不是敌人一边或旁观者一边，他感受到一种受宠者的骄傲。
——也就在这时，赵大明发现了自己那颗年轻的心，原来也有那样复杂的、不光明的一面！
顽固不化的胡连生任你呼口号也好，揪起头发来亮相也好，在背上重重地踩也好，拎起耳朵来命令他老实听着也好，他始终是一语不发，像一个死了的人，死了而未曾僵硬的人。斗争会陷入了僵局，造反者们把要讲的话几乎讲尽了，下面不知该怎样推上新的高潮。这时，江醉章部长从侧幕里从容地走出来，做了他宣传部长该做的说服工作。
“同志们，停一停，停一停，同志们，听我讲两句。”他走近话筒，“今天，文工团的革命群众，对胡连生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抱着极大的阶级义愤，采取了这个行动，是对的。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你资格多老，职位多高，我们都应该跟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是一样。不过，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志们虽然没有打他，但是这样架起来，踏上一只脚，不利于他老老实实交代他的罪行。我建议现在放开他，让他站在这里讲。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让他讲话嘛！讲的不对，我们就批判嘛！这样好不好呢？”他转向造反者们，“范子愚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放开他。”范子愚命令部下说。
江部长从容地走下台去。
罪犯胡连生被放开了，他趴在地下，半天没有动弹。怒吼声又起，仍旧不动，等吼声平息下来以后，他才慢慢地撑着地躬身站起来。他紧闭着嘴唇向全场缓慢地扫了一眼，又回过头去看东席台，把目光停留在他的两个老战友——司令员彭其和政治委员陈镜泉身上，眼里冒出愤怒的火，久久地盯住，把牙咬得紧紧的，突然抬起手指着他们两个，大骂着扑了过去：
“你们这两个没有心肝的家伙，坐在那里像死了一样，娘卖X的！要死一起去！”
主席台上的首长们惊愕地一齐站了起来。胡连生扑过去，隔着条桌伸手要抓陈镜泉，被旁边的参谋长一把攥住了他的手。他这时力大如牛，猛地一甩，参谋长的手被甩在桌面上，痛得触电一样缩回来。幸而文工团的造反勇士们冲上来了，架的架手臂，抱的抱腰，拖的拖脚，才把他制服住。
他在四个大力士的绑架下破口大骂：“我反，我反，我什么都反！老子生成一副反骨，十六岁就反了土豪！反来反去，我成了反革命！娘卖X的！我是反革命，你们革命，我就是要反你们这个革命！你们革得好啊！革得连是非都没有了，革得坏人当道，好人挨整！革得个军营变成了马桶铺！你们革！革嘛！革我的命！赶快把我枪毙了！彭其，你这个混账东西！你不把我枪毙我要毙了你！你赶快下令，把我枪毙！把我枪毙！”
彭司令员全身发抖，抡起拳头往条桌上一捶，喝道：“胡连生！不要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我还没有说完！”胡连生跺着脚说，“我就是要说，我不像你，不像你陈镜泉，怕死！怕丢官！怕当反革命！心里有话也不敢说！你们丢了红军的脸！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几千个烈士都在哭！你们害得他们哭！那个扭着颈根死的彭四保在哭！你们也把我砍了吧！我也要扭转颈根看着你们砍！你们砍了我的脑壳吧！四十年前团防局没有砍成，如今你们砍吧！砍吧！”
彭司令员命令法院院长说：“先把他关起来。”院长把手一招，上来几个年轻干事，从文工团员手里把胡连生接过来，蚂蚁抬螳螂似地把他抬走了。
狂叫声还在远处传来：“砍了我呀！砍了我呀！你们快点砍了我呀！砍了我呀！……”
台下的干部、战士有的流出了眼泪，但巧妙地利用挥拳呼口号的机会，用衣袖擦去了。就连文工团那些造反勇士们也呆若木鸡池站着，许久不知道动弹。邹燕则完全忍不住了，偷跑到露天舞台后面去，紧急擦了擦眼眶，还不行，进而走进厕所去。胡连生的喊叫声听不见了，口号也没有人喊了，数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政治部主任这时才想起来应该散会了，便重新来请陈政委讲话。走近一看，陈政委脸色苍白，用他那惟一的右手捂住响口，喘不过气来，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上来好几个，扶着陈政委上了车，开往医院去。
政委不行了，只得请司令员讲话。司令员恼怒地把政治部主任瞪了一眼，不置可否。假如不是在这个主席台上，他也许会大发雷霆，把桌子掀翻，把茶杯砸了，把政治部主任骂得狗血淋头。因为他太烦躁，太伤心！是什么魔鬼闯进了这个庄严肃静的军营，而改变了这里的一切？是什么力量使他这个兵团司令员丧失了掌握一个会场的权力？他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底下，不能够动弹，眼睁睁看着那惨剧发生。他早就料到了！不识时务、不知死活的胡连生总有一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却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快。当文工团的人把他架上台来打翻在地的时候，彭其的脑子炸开了，但他还有理智，知道是不能硬碰硬的。胡连生遭受的全部折磨都痛在他的心上，他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死去了的人。真是寒心啊！那时候热血沸腾，一声喊，就都拿起了武器，奇迹般地在偌大一个中国建立起了今天的政权；绝大多数最初革命的人，把尸骨铺平了通向今天的道路。假如他们真有灵魂并且真能显灵的话，今天这个大操场要不黑了天才怪哩！但愿真能来那么一下，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山崩地裂，让一切都跟着见鬼去！他想不通胡连生究竟犯了什么罪。就算他思想反动，是的，非常反动，可以罢他的官，撤他的职，降他的级，罚他做检讨，也用不着从精神和肉体上将他这样折磨吧？哪怕是犯了死罪，也不该遭受这般待遇呀！把他枪毙就是了，何必这么残忍地作践他！
政治部主任见司令员情绪不好，只得自己走到台前，简单说了两句，宣布散会。散会以前，照例要唱一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还必须喊一阵口号。歌声一停，最先呼响口号的是警卫连，领呼人刚喊完一句，全场骚动起来。
“什么事？”刚走到台口处的彭司令员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主任答道：“喊了一句反动口号。”
“什么反动口号？”
“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他把亲字喊成了拼。”
司令员气得脑门暴起了青筋，指着警卫连的队伍说：“把他带来！”
政治部主任叫人到警卫连队伍里传达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连连长把正在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那个战士带到台口来。战士早已吓得半死了，一来到司令员跟前，便畦的一声哭了，跪在台阶上。司令员走下去，骂一声：“混账！”扬起手照着那年轻战上的脸狠狠地打下去，将要接触到脸上时又忽然控制住，只轻轻地落了下去。打完，他走向自己的轿车，回头对警卫连长说：“把他送到我那里来，我要亲自处理。”
黑色的轿车开走了……
第九章 做人难
彭司令员回到家里，走进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倒在藤睡椅上出了一口粗气，不动了。
他的办公室很安静，除了电话机有时要响以外，其他如办公桌、沙发、椅子、保险柜，这些东西都是不吭声的，同他一样，一动也不动。但司令员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想吃一片安眠药睡上一阵，但懒得起身，手和脚都像棉花一样松软无力，又像是被人驾着“飞机”，想动也动弹不了。他假定那安眠药已经吃了，便闭上眼睛。眼一闭又出了怪事，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活动起来，有腿的都在走动，没有腿的便在空中浮动。那些家具不断地向他撞来，撞得他头脑一阵阵疼痛，每撞一下，嗡隆嗡隆的声音就强烈地响一下。他只得又把眼睛睁开，望望办公桌，望望沙发，望望保险柜，全都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抽一支烟，一摸衣袋，烟盒己经空了。房里有烟吗？茶几上没有，办公桌上没有，保险柜里更没有。找许淑宜要烟去？可还是懒得动弹，忍受着吧，静卧一阵再说。这时，耳里听到的声音变了，原来是钢琴的声音。是湘湘又在弹琴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敲得人烦死了，老在那个低音区滚上来，滚下去，滚上来，滚下去。讨厌！安静一下不行？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从睡椅上站起来，怒气冲冲拉开门，朝女儿的房间走去。捶了两下，女儿开门了，惊愕地望着爸爸。
“你又在弹琴？”
“我什么时候弹琴了？”女儿奇怪地反问。
“是谁在弹？”
“谁也没有弹，钢琴还锁着呢！”
彭司令员朝钢琴望了一眼，琴盖扣得严严的，连琴凳都不放在跟前，他自语一句：“出鬼了？”
离开女儿的房间，又想到抽烟的事，便去捶另一张门。许淑宜开门望着他的脸正要说话，他劈头就训了她一顿。
“你怎么那样好的精神？把我的烟东藏西藏，又藏到哪里去了？”
“谁藏你的烟了！不是在办公桌上吗？”
“哪里有？”
许淑宜费力地挪动步子，领先走进办公室去。在桌上明摆着一个中华牌的罐装烟筒，她揭开盖子亮给彭其看。
“这不是？”
“真是奇怪，连眼都瞎了。”他接过烟筒，又躺到睡椅上去。
“你怎么啦？脸色那样难看。”许淑宜走过来问他。
“出去！出去！”
他也不回答，连连向门口挥手。脾气很好的许淑宣只得走了。
他点了一支烟，使劲抽了几口，放在烟缸边上，重新闭目养神。钢琴的响声小多了，房里的家具也不动了，只是头脑还在胀痛。他做着深呼吸，企图使自己平静一点，也许就不会痛了。
在这个环境优美的院子里，有一株大凤凰树正好长在司令员办公室的窗外。这种古怪的树，一到冬天就长出一种鲜红的叶子，远看像是盛开着鲜花。树上常有小鸟来嬉戏，彭司令员已经习惯于和它们相处了。今日不知怎么忽然飞来一对喜鹊，看来是正在谈恋爱，因而很快活。一只停在较高的枝上，另一只停在较低的枝上，对叫几声又把位置颠倒过去，卿卿我我，嬉笑不停。窗户猛然间往两边一扇，吓得喜鹊腾地飞起，逃到远处去。彭司令员烦躁地站在窗户跟前，嘟哝一句：“吵死人！”
见喜鹊已经飞走，他走到办公桌前坐坐，又到沙发上坐坐，再回到藤睡椅上躺下。不久又起身去抓电话机，抓起来又放下。那对喜鹊偏偏爱上了这棵树，在别处转了一圈又飞回来，老远就互相喊喊叫叫，十分高兴地在原来玩过的枝条上站住。喳喳喳！喳喳喳！有唱不完的歌，说不完的话。彭司令员恼火已极，恨它们恨得咬牙切齿，忽然从身上掏出那支自卫的五九式小手枪，指着树上骂一声：“我叫你见鬼去！”砰！枪响了，那对情人当中的一个，乱扑了几下翅膀，斜飘到哨兵的跟前坠地，另一只逃得无影无踪了。
哨兵听见枪响，敏捷地提起半自动步枪准备应付意外，见有一只喜鹊落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司令员放枪以后，又产生了惋惜心情，便走到窗户跟前去看，在看到死于地下的喜鹊的同时，也看见警卫连长把那个喊了反动口号的战士带来了。他只当没有看见，走到沙发跟前坐下。邬秘书推门进来。
“司令员，警卫连连长来了，他问……”
“告诉警卫班，给他一间小屋，让他一个人蹲到里头。”
“要不要他写个什么……”
“写。”
邬秘书转身。
“等等，你叫他们连长来一下。”
邬秘书走后不久，门外有人喊报告。
“进来！”
警卫连长进门行了礼，等着指示。
“他平常表现怎么样？”司令员问。
“全连最老实又最勤快的一个兵，只是不爱讲话，不大暴露思想。”连长简短地汇报。
“好了，你去吧！今天晚上他不回去了。”
“是！”
连长又立正行了个军礼，向后转走出了司令员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就到吃饭的时候了。警卫员连续来请他两次，他都说：“等一等，等一等。”后来许淑宜来了，站在门口说：“你到底吃不吃饭呢？”
“唉！”司令员站起来，“去吧！”便跟着妻子进了餐室。圆餐桌上摆着四小碟菜，一碗汤。其中有一样是沤红辣椒炒烟熏腊肉，这是彭其司令员最爱吃的家乡菜。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在街上都是买不到的，为了让厨师学会做，他亲自动手做给他看，告诉他红辣椒要怎样才能沤得既不过酸又不太咸，到冬天拿出来吃，仍像新鲜的一样。这道菜只有他一个人爱吃，许淑宜和湘湘都不伸筷子。尤其是湘湘，她不但怕辣，而且很不喜欢那烟熏腊肉的烟子气味。
彭其和许淑宜侧面坐下，开始吃饭了。老头子手上还拿着烟，静坐着吸了几口，扔进烟缸，把桌上的菜扫了一眼，提起筷子，夹了一片红辣椒放进嘴里嚼着，便把筷子放下了。许淑宜叫湘湘给爸爸盛了一小碗米饭，放到他面前，他望了一眼没有动。
“你又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许淑宜发问。
彭其摇头。
“今天下午从哪里回来？”
“开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值得你那样伤脑筋？”
“胡连生挨斗了。”
许淑宜有点吃惊，湘湘也放下调羹注意着父母的谈话，她插了一句：
“他活该，谁叫他到处乱说！”
“你别插嘴。”妈妈制止她。
“文工团那些造反派，”爸爸望望女儿，“像土匪一样，把他不当人整。”
“那个小赵参加了没有？”妈妈问。
“参加了！”
湘湘听着，故意不动声色。
彭其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又夹了一点辣椒，放下碗筷说：“今天这个会尽是出鬼，临散会了，警卫连有个战士又喊错一句口号。”
“听人讲，地方上也常有这样的事，喊错口号挨斗的，个个单位都有。有些人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许淑宜近乎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有意无心！”女儿发表议论，“都是精神太紧张了，本来想表现自己积极，热劲儿一来就脑筋不清醒，想做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根本不到学校去，免得喊错了口号挨斗。”爸爸和妈妈都未就女儿的高论发表评论，埋头吃了一阵饭。彭其忽然想起，对女儿说：
“你吃完了吗？”
“嗯。”她点点头。
“你拿个大碗盛一碗饭，腾出一个菜盘来把各种菜都夹一点，多夹点我这个，”指沤红辣椒炒腊肉，“送到警卫班去，给那个喊错了口号的小伙子。”
湘湘应一声开始动作。
“要多盛一点饭，年轻人，能吃，四十五斤的标准。”
湘湘端着饭菜出门时，回头问：
“他在哪里？”
“你去问警卫班长，他晓得。”
湘湘走了，许淑宜就此事问彭其：
“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不把他带来，你晓得他们连里会拿他怎么搞？老老实实一个孩子。”
湘湘去不多久，把饭莱端回来说：“他不吃，在那里哭呢！我说服不了他。”
许妈妈说：“你这个大司令员，样子吓死人，他知道你要拿他怎么处理？”
“我还打他了。”司令员心有内疚地说。
“你怎么打人呢？”
“唉！你不晓得，你不晓得。”
他的晚餐就这么算吃完了，起身到盥洗室洗了脸，重新走回办公室，在藤睡椅上躺着。
“我还打他了，”他心里继续在想，“不打他又怎么行呢？我不光打了他，我还命令法院院长把胡连生关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把他关在哪里？有人给他饭吃吗？他会吃饭吗？”
警卫员给他泡了一杯毛尖茶，他让他放在茶几上没有去动它。
胡连生扑向他和陈政委破口大骂的那些情景又在眼前闪现。“你们丢了红军的睑，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这个话像一块骨头卡在司令员心里。这个放肆的胡连生，当着那么多干部、战士的面就这么大骂起来，真是一条野牛，太粗野！太不成体统！但他那嘴巴你是封不住的。他这一生里吃了多少回嘴巴的亏！当然还有别的缺点，不爱学习，爱喝酒，喝醉了就更加胡说八道，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司令员和政委是老同乡、老战友，只怕连个管理处的处长都搞不成。这个人你说他不好？他也有他的好处，不怕死，不怕丢官，不怕当反革命，革命胜利了，还保持最初闹共产时那种脾气。只是也太不能适应新形势了，肯定要被淘汰。别的你可以不勉强来适应，文化你还是要学一点吧！六○年的时候，干部搞文化学习，总是看不见他的人，去找他，他就说：“我有这么多够了，认得自己的名字，几十年都过来了，如今就过不去？读书叫我的子女去，这么老了，读什么书！读了也记不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也不晓得读书的重要性，不晓得现在一些问题比那时复杂得多，没有点文化，不学着转点弯子想问题。就要倒这样的霉。唉！这个蠢家伙！该不会还在那里胡闹吧？
电话铃响，司令员走去拿起话筒：
“是我，……唔，……唔，……唔，他吃了饭吗？……要强迫他吃点饭。……不要带他来，我不见他。”
话筒放下了，正是法院院长打来的，胡连生在那里大吵大闹，要见司令员。这时候怎么能见他？他仗着跟司令员是老战友，异常放肆，不顾一切。他又从来不讲究什么策略和方式方法，一味地任着性子行动，这时候让他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处？若要救他就不能见他。
彭其把眼睛一闭，胡连生在拘留所大吵大闹的样子好像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司令员从来没有去视察过拘留所，他假定那里有一个钉了铁条的窗户洞，胡连生便在那窗户洞里对着外面大骂，把口水喷到看守他的战士的脸上来。他会骂些什么呢？无非是白天那些老话。不过，白天骂人的话里提到一个彭四保，是能打动彭其和陈镜泉的心的。那年在浏阳打土豪，彭四保也是他们一起的。农军要在文家市会师，开往井冈山去，而彭其、陈镜泉和胡连生正执行任务追捕一个大土豪去了，因此没有得到通知。彭四保与他们几个年龄相近，最是要好，自告奋勇要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再一同去赶队伍。找到以后，四人朝文家市方向奔去，哪知白军已到处设卡盘查了。走到一个叫作伏牛岭的地方，遇上了白军的暗哨，彭四保叫他们快走，由他一个人与白军纠缠，并约定在前面不远的一座山上等候。三个人一路疾跑，听见背后不断有枪声，到了约定的山上以后，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整整捱过了一晚。次日清晨，知道没有希望了，只得含泪离开，继续去追赶队伍。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上了井冈山。这三个人夜夜悬念着彭四保的下落，后来从浏阳逃出来的同志嘴里知道，彭四保被白军捉住，押到文家市牛马场杀头了。在砍头的时候，彭四保把脖子扭过来对后面的刽子手说：“快点！老子要看着你砍，过二一十年我又是一条好汉，夺过刀来再砍你们的头。”那刽子手吓得手一软，大刀落在地下。换一个刽子手又来，彭四保仍是扭着头，骂道：“胆小鬼！砍哪！老子变鬼了好上山去报信，明日杀下山来，一个还我二十个。”彭四保要是能活到今天，他的性子可能跟胡连生差不多。不过也难说，四十年里，风风雨雨，人是会变的。不要说别人了，就说彭其自己，要是去年那个空军党委会放到今年来开，他也不会那么傻里傻气去向吴法宪开炮。目前拿这个胡连生怎么办呢？这个蠢家伙，专门给你出难题。就这么关下去？给他戴一顶反革命帽子？给他判几年刑？可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呢？他无故杀人了？他贪污了？他抢别人东西了？当了小偷？他九死一生参加革命四十年，换一个讲话的权利都不行吗？是不行，当然不行，不要说他只当了个处长，你当了司令也不行。能行的只有像彭四保他们，变成鬼了，随便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去骂准就骂谁。今夜里，彭四保可能正在骂彭其，骂他没有良心，看着别人把胡连生不当人来整，你这个司令一个屁都不敢放……
司令员拿起了电话：
“给我拨门诊部。”他等了片刻，“门诊部吗？……找你们主任。……你是值班员吗？……你去把你们主任找到，要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是司令员。”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随便走动走动，有点像当年在陆军当纵队司令的时候，正在考虑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那样。那时他要年轻多了，脑子的效能很高，虽然也常常沉思默想，但动作很机敏，从注视地图到叉手靠在椅背上，从静坐转变为走动，从吸烟到忽然扔掉烟头，都是很快的，断然决然的。现在却不然，他的动作慢起来了，使人感到是在敌人的地雷阵里建起的司令部，不能随便乱动。而他自己感觉到的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支了，脑子的效能急剧地低落下来，往往一件小事要做很长时间的思考。惟一保持了过去那种风格的是，一旦思考成熟，便果断做出决定，再也改变不了。
他在窗前看到门诊部主任方鲁通过了门卫，将要提步登楼时，遇上了邬秘书，被邬秘书挡住寒暄。司令员皱起了眉头。邬秘书带着方鲁来到司令员办公室。司令员叫方鲁坐下，问道：
“下午送陈政委到医院去，你去了吗？”
“我去了。”方鲁回答。
“他的情况怎么样？”
“是因为受了刺激，引起心脏病发作，大问题没有，在那里休息两天就可以回来。只是，他这个病，要尽量让他心情平静一点，不要经常受刺激就好。”
“是啊。”
邬中按照平常的惯例，掏出保密本来坐在一侧准备记下司令员布置的任务，便于以后协助检查督促。
“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事，”司令员向他下了逐客令。秘书只得收起保密本走了。
“你还等一等，还有事。”司令员对方鲁说。
“您身体不舒服吗？”方鲁主动发问，他以为司令员夜晚叫他来，除了看病不会有别的。
“不，不。”司令员摇着头说。
方主任一看不是为了治病，估计是要布置什么工作了，便拿出记录本来。
“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最不喜欢随便讲点什么都要去记。过去打仗的时候，哪有那样多笔记本！记多了还怕落到敌人手里去。无论布置什么任务，都是记在脑子里，脑壳一挨了炮弹就算了。”
方鲁被司令员的幽默言谈引笑了。
“你过去是学什么行当的呀？”司令员问。
“一直在部队工作，人手不够，有时要无牛得拿马耕田，什么都摸过一下。”
“那你会不会治神经病呢？”
“神经病……像神经官能症这样的病，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不是，不是，我是讲癫子，癫子。”
“疯子啊？那叫精神病。”
“对对对，就是你们讲的那种精神病。会吗？”
“我们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条件。”
“我不要治，我只要你看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疯子，这你会看吧？”
“这当然会啰！”
“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给谁看哪？”
“不要急，你不要急。”司令员说着，拿出一支烟来，他知道方鲁是不吸烟的，便没有给他。刚要点燃，又想起了别的，忙把烟放下，“慢点，我有烟抽，你一点吃的都没有，给你泡杯茶吧！”说完他自己起身泡茶去了。
方鲁怎能要司令员给他泡茶呢？连忙起身想去夺杯子，说着：“司令员，这怎么行！要泡我自己动手。”
“怎么不行？要是我到了你的家里，你给我泡茶不？”
“那当然哪！”
“坐那里去，你是我请来的客嘛！”
司令员把茶端来，方鲁起身双手接上。
“唉！”司令员坐下，“革命革到现在，上下级关系有点隔膜了。你们这些人呢，也总是首长首长，恭恭敬敬，其实那心里，不见得买我这老头子的账。”
“那不，”方鲁说，“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一些老首长，都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英雄，现在革命胜利了，应该尊敬他们。而且我还觉得，老一辈的人有一种朴实的本质，那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养成的。现在出来的人，就是缺那点朴实的美德，花花草草太多。”
“要是那个老头子有一天被打倒了呢？”
“就是被打倒了也应该客观评价他的一生，不能因为他今天倒了，前几十年都是反革命。”
“你这个话不见得是对的呀！”
“我反正跟司令员讲……”方鲁笑笑说。
“是啊，”司令员点点头，“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的。”
一个喝茶，一个抽烟，相对沉默了一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