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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伪智慧的宿命：诸葛亮必败 作者：剑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
《诸葛亮必败》编辑推荐
我们总盼望能遇到一个“三顾茅庐”的主子，结果等到老，也没有“刘备”光临。《三国演义》使我们成了幻想主义者，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却在等待中逐渐丧失了。
我们总想做只动口而不动手的点子大王，所以特别羡慕那个“运筹帷幄”的军师，实质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战能力太差了。
我们不讲信用，潜意识中也是受了孔明之毒：他不是曾答应东吴要归还荆州，却三番五次赖拖延，而且还“三气周瑜”，导致盟国的军事统帅一命呜呼了么？
我们急功近利，干什么事妄想一蹴而就，像极了诸葛亮在条件不成熟时强攻曹魏的情形。
我们喜欢做秀，诸葛亮可以做我们的祖师。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为自己做足了形象包装。
我们出了问题便喜欢互相推诿，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早就做出了示范。他把关羽败走麦城归结为了关羽自己的问题，却把自己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应负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无法做到“举重若轻”，一点点针尖大的小事，也让我们耗费心神。这不就是那个事必躬亲的诸葛丞相的形象写照吗？
我们为事业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诸葛亮为事业则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连起码的健康知识都不懂，怎能算得上是智慧的化身呢？
这是一部颠覆传统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缜密的历史分析，还原了诸葛亮之死的真相。
这是一部警示现代的震撼之作，书中展现思辨流畅的笔调，揭示了中国伪智慧的宿命。
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所信奉的诸葛亮神话，如同皇帝的新衣，愚弄着我们自己的心智。外国皇帝的新衣已经被外国小孩识破了，但中国丞相的旧衣却依然供奉在中国人心头。这是中国人精神中毒的集体症状，也是中国式悲哀的集中体现。
本书纵横捭阖，贯通古今，将大量现代政治、经济事件巧妙融合于历史分析中，既是一本精彩的社科读物，又是一本很好的管理教材。
《诸葛亮必败》目录
序言第一篇诚信缺失的代价三气周瑜”与诸葛亮的诚信问题盟友反目：诚信缺失的代价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第二篇战略固执的致命之处细节未必决定成败创意未必挽救命运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第三篇急功近利酿恶果诸葛亮的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是民族特性吗？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GDP崇拜心理第四篇耀眼光环下的绩效泡沫“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赔本赚吆喝的北伐战争弄不懂的历史功绩现代人的赔本赚吆喝第五篇面子工程害死人面子工程之一：远征南蛮面子工程之二：北伐中原现代人的面子工程面子工程的文化背景诸葛亮的自我“包装”断了退路的做秀者企业家形象虚高的惨重代价第六篇错把投机当投资诸葛亮的投机之路中国式投机中国人炒股：一种搏傻的游戏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冒险产业发展救不了投机事业第七篇雄辩之误“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当雄辩走向歧途后辈人的“舌战狮城”当代精英的“口水之战”第八篇不能掌控身体，怎能掌控绩效？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事必躬亲的恶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养生文化今何在？
第九篇运筹帷幄，决败千里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错把情报送给对手迷失情报战商业信息战的空白点第十篇总能为失败找到借口谁该为关羽之死负责？
关羽本来可以不死值得深思的现代“替罪羊”现象第十一篇政治强人的用人迷局诸葛亮的用人偏见用人疑人杀魏延过河拆桥排挤杨仪“千里马”的悲剧第十二篇刘备是个冤大头看错人与读错书的根源：病急乱投医“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借用外脑未必灵验谁来考核“外来的和尚”？
第十三篇毛泽东看透了诸葛亮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败因毛泽东论赤壁之战毛泽东评点“失街亭”毛泽东评价曹操毛泽东评价司马懿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
《诸葛亮必败》序言(1)
自打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老人们津津乐道地讲述着“三顾茅庐”、“舌战群儒”、“三气周瑜”、“六出祁山”、“死诸葛下退活仲达”的故事。仿佛诸葛亮就是活神仙一般，至于诸葛亮为什么没有彻底打败司马懿，反倒被司马懿拖垮了身体，最终殒命五丈原，则是人们都不愿意提及的事情。很显然，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智慧的神像，不忍心让他有一点点破痕。遗憾的是，我们所奉信的这个神像原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智慧泡沫，而且它还侵蚀着我们的理智，使我们沉迷于伪智慧而不能自拔。
《三国演义》只是一部演义体小说，但人们却总喜欢把它当历史来读，并试图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智慧。于是，大多数人都掉入了伪智慧的陷阱。这个陷阱的上方便是诸葛亮——这个看似伟大实则虚妄的目标。
自《三国演义》成书到现在，已经有5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诸葛亮一直作为智慧的化身而被后人奉若神灵，而真正具有大智慧的司马懿反倒被人们遗弃了。500年来，我们对自己飞蛾投火般追逐孔明式伪智慧的行为却浑然不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追逐伪智慧的结果便是，中国的“诸葛亮”泛滥了，却缺少了司马懿这样的精英人物。可以说，我们中《三国演义》之毒由来已久，受其毒害程度也已经很深了。
大凡中国人，有谁没中过《三国演义》的毒害呢？我们身上所隐藏的愚蠢的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欺欺人，往往就应证了这一点。我们自身与诸葛亮伪智慧有关的缺点，至少能够列举出如下几点：
我们总盼望能遇到一个“三顾茅庐”的主子，结果等到老，也没有“刘备”光临。《三国演义》使我们成了幻想主义者，我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却在等待中逐渐丧失了。
我们总想做只动口而不动手的点子大王，所以特别羡慕那个“运筹帷幄”的军师，实质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实战能力太差了。
我们不讲信用，潜意识中也是受了孔明之毒：他不是曾答应东吴要归还荆州，却三番五次耍赖拖延，而且还“三气周瑜”，导致盟国的军事统帅一命呜呼了么？
我们急功近利，干什么事都妄想一蹴而就，像极了诸葛亮在条件不成熟时强攻魏国的情形。
我们喜欢做秀，诸葛亮可以做我们的祖师。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发动自己的亲戚朋友为自己做足了形象包装。
我们出了问题便喜欢互相推诿，诸葛亮在这一点上早就做出了示范。他把关羽败走麦城归结为是关羽自己的问题，却把自己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应负的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无法做到“举重若轻”，一点点针尖大的小事，也让我们耗费心神。这不就是那个事必躬亲的诸葛丞相的形象写照吗？
我们为事业往往忽视了自己的健康。诸葛亮为事业则透支了自己的生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他连起码的健康知识都不懂，怎能算得上是智慧的化身呢？
历史上的诸葛亮，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的失败是由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诸葛亮之所以不能战胜司马懿，不仅仅是因为其时运不济，更重要的原因他缺乏足够的智慧，他所拥有的多是些伪智慧而已。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之间的胜负原本没有悬念。就诸葛亮的自身条件来看，即使诸葛亮能多活20年，他也未必是最后的赢家。实际上，诸葛亮是被司马懿拖垮、累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诸葛亮打败了司马懿，而是司马懿打败了诸葛亮。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些天真的人试图要改写历史，硬是把不是悬念的东西当作悬念去挖掘。于是，他们无限地夸张了诸葛亮的智谋，将诸葛亮供奉为智慧的化身，并编织了一个美丽的假设：如果诸葛亮没有早死，他一定能够打败司马懿，并最终消灭曹魏，恢复汉室。
遗憾的是，我们所编织出来的智慧化身根本就是一个伪智慧的形象。即使诸葛亮真如《三国演义》所塑造的那样足智多谋，那也都不过是些小伎俩而已。经过《三国演义》神话过的诸葛亮。其实更加可笑，更加愚蠢，更加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但读者们却接受了被神话后的诸葛亮，于是诸葛亮的伪智慧便一代一代被流传了下来。
《诸葛亮必败》序言(2)
从《三国志》的出炉，到《三国演义》成书，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是诸葛亮从人变神的过程。“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规律竟然没有体现在诸葛亮的身上，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意外，也反映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天真性。
从《三国演义》成书到现在，大约有500年的历史。这个时期，人们普遍接受了被神话后的诸葛亮，并向往自己能拥有诸葛亮的谋略和智慧。可以说，这是一个人们被伪智慧洗脑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的随波逐流特征。
中国人学习诸葛亮500年，追逐的却是诸葛亮的伪智慧。假如司马懿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哭笑不得：你们干吗去向一个失败者学习呢？
的确，我们为何要追逐伪智慧呢？毕竟我们已经得出结论：诸葛亮必败。
第一篇诚信缺失的代价
“三气周瑜”与诸葛亮的诚信问题(1)
有一个外国商人曾经告诫自己的儿子：你千万要记住，承诺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兑现。儿子问：怎样才能做到兑现承诺？商人说：那就是，你永远都不要去承诺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信用很重要，为了维护自己的信用度，最好别去承诺什么。
中国人似乎很容易拍胸脯承诺，但兑现承诺的时候却总是非常困难。就像诸葛亮拍胸脯承诺东吴“一定会归还荆州”一样，我们开出的多是些口头支票。
科利华公司曾经向购买学习软件的家长承诺：你家的孩子如果没有考上大学，本公司一定退款。结果后来科利华公司被家长们告上了法庭，因为公司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科利华公司的祖师爷就是诸葛亮，他当初很轻易答应要把荆州归还东吴，却根本没把兑现承诺当回事。
中国的房地产商喜欢向购房者进行承诺，等消费者住进去以后，才发现这其中隐藏了很多的承诺陷阱。双方之间的纠纷往往围绕着承诺的兑现问题。而在整部《三国演义》中，吴蜀之间的矛盾也几乎是围绕着诸葛亮、刘备的承诺兑现问题而展开的，如果不是诸葛亮的“信用欺诈”，东吴就不会和刘备反目成仇。
中国某航空公司因延误航班，而遭乘客要求退票，竟然被空姐骂“不要脸”。鲁肃向诸葛亮讨要城池时，也曾经被诸葛亮骂过“不通理”。
中国的商人喜欢搞行业联盟，以防止价格战的发生。但每每在关键时候，总有人会违犯同盟协议而主动降价，致使整个同盟土崩瓦解。这与《三国演义》中的吴蜀同盟如出一辙：诸葛亮总是算计自己盟友的地盘，于是使得吴蜀联盟的威力大打折扣，从而使得曹操赢得了休整和反扑的机会。
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曾强制一些居民偿还银行贷款，可还是有很多人装作没钱的样子而拒绝还钱。待检察院调查到他们中有人在隐匿巨资，且暗中炒股，于是决定要进行加倍处罚时，这些人才慌了神，急忙表示要马上还钱。检察院说，你们现在后悔，为时已晚，罚款是躲不过去的了。这种情况与诸葛亮、刘备的信用缺陷非常相似：先答应要归还城池，再想理由尽量往后拖延，最后干脆隐匿资产，说还不起，因为自己正缺少地盘呢。等遭到东吴无情报复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在推崇《三国演义》的国度里，没人把信用放在重要的位置。而那个善于进行“信用欺诈”的诸葛亮，被我们在各个领域仿效着。可有谁能知，正是由于诸葛亮的信用问题，而导致了吴蜀联盟的名存实亡呢？
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原本也是一项非常高明的战略。但这项策略一直没有得到过很好的实施，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它有赖于吴蜀的合力抗曹。但自此后，吴蜀之间便开始勾心斗角，不断破坏原先约定的同盟协议。在这方面，诸葛亮是首开“信用透支”先河者。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想一鼓作气，渡江拿下南郡，但他非常担心刘备、诸葛亮会乘火打劫，坐收渔利，于是亲自前去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也为南郡而来。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
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将曹仁打得大败，东吴也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令周瑜感到愤怒的是，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悄悄偷袭了南郡。而且还利用南郡的兵符骗取了荆州和襄阳曹军的信任，从而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就这样，周瑜辛辛苦苦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却被诸葛亮窃取了。当时他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当然作者丝毫没有责怪诸葛亮不讲信用的意思，在作者的引导下，500年来也没有哪位读者去批评诸葛亮的失信于人。
“三气周瑜”与诸葛亮的诚信问题(2)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原谅诸葛亮的诚信问题呢？潜意识中我们也受到了作者笔下诸葛亮的影响：荆襄九州，是刘景升之基业，景升虽死，其子刘琦还在。刘备以叔辅侄，有何不可？
就算诸葛亮说的有理，何苦当初欺骗人家，说是前来协助攻取南郡呢？事情是明摆在那里的：刘备、诸葛亮根本就没有打算要兑现他们对周瑜的承诺。不仅如此，孔明又对前来表示抗议的鲁肃开了一个空头支票：刘琦死后，必将城池还给东吴。
面对诸葛亮的强词夺理，鲁肃虽然很恼怒，但他还是看到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刘琦酒色过度，病入膏肓，面色嬴弱，气喘淤血。他断定，不出半年，其人必死。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没跟诸葛亮过于计较，并回去安慰周瑜，让他耐心等待。
果不其然，刘琦不久便病发身亡。于是鲁肃再一次前去讨要城池。诸葛亮却突然变脸说：“鲁子敬你好不通理。这天下本来就是我汉高祖斩白蛇以后创下的基业，如今奸雄并起，各据一方，以后还是要天道好还，复归正统的。我主是汉室的后代，岂能无土地封分？况且刘景升是我主之兄，弟承兄业，有何不顺？你主是钱塘小吏之后代，平素根本无功德于朝廷，现在倚仗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却还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图。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你家主人姓孙却想强争？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这一席话让鲁肃瞠目结舌，沉吟半晌才说道：“真没想到你会再次食言，你这让我回去如何交待？”
孔明的空头支票再次开出：“为了让先生面上好看，我劝主人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图得别的城池时，便还给东吴。”鲁肃追问：“孔明待图得何处，还我荆州？”孔明承诺：“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
鲁肃带着诸葛亮的空头支票回去，按理说他是死罪一条。周瑜说得明白：“子敬中诸葛之谋也！名为借地，实是混赖。这等文书，如何中用，你却与他做保！他若不还，必须连累足下，主公见罪奈何？”好在周瑜念鲁肃当年有恩于自己，决定帮鲁肃开脱过错，要不然诸葛亮必然会害死鲁肃这个大好人。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周瑜设下美人计，让孙权假将妹妹嫁给刘备，未曾想被诸葛亮看破，并将计就计，最终让东吴“赔了夫人有折兵。”这便是“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当然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妨假定其为真实）。作者想要表述的是，这“二气周公瑾”是周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何尝不是诸葛亮主动与同盟交恶呢？既然你已经识破对方计谋，不去娶亲便也罢了，何苦要杀对方兵士，气人家主帅呢？要知道，吴蜀合力，才是抗曹大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已经想置对方于死地了。
后来，诸葛亮“三气周公瑾”，便把周瑜给气死了。有人说，不对，诸葛亮并不是有意要气死周瑜的，他前去给周瑜吊丧就是最好的说明。周瑜之死是因为他自己度量太小，才导致金疮崩裂的，
我们说诸葛亮这个人不仅狡猾，而且虚伪，读者都被他在吊丧时声泪俱下，悲痛万分的样子给迷惑了。连鲁肃都暗自思量：“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而。”其实早在周瑜扬言要助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诸葛亮就大笑说：“周瑜死日近矣！”因为诸葛亮已经想好了气死周瑜的妙招。后来周瑜中计，诸葛亮夜观天文，又一次大笑：“周瑜死矣！”
盟友反目：诚信缺失的代价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一点有关周瑜陷害诸葛亮的文字，也找不到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只言片语。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为“信用欺诈”而叫好的。
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刘备、诸葛亮的确有一些诚信问题，只不过远没有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过份。但恰恰就是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诚信问题，导致了东吴的疯狂报复。
那是在刘备大军占领益州后，孙权希望刘备能转让荆州给东吴。刘备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备的托辞而已，于是不断派兵进攻刘备的属地，给刘备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备的诚信缺失被放大了很多倍，而且是被当作一种智谋来进行宣扬的。
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大军夺得西川后，诸葛亮也没把“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的承诺放在心上。不过东吴自然还在惦记着这件事。张昭献计，让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索要荆州，并声称：倘若不还，就杀了诸葛瑾全家。
面对东吴的动作，诸葛亮、刘备、关羽联合上演了一出戏，先是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瑾到荆州索要三郡时，却被关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了。诸葛瑾在回西川找自己的亲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瑾再次找到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极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三国演义》以赞许的口吻描述了诸葛亮、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的经过，使得东吴终于认清了对方所谓的合作诚意，于是暂缓攻击曹操，转而制定报复刘备、诸葛亮的计划，连鲁肃这样的忠厚人，也成了坚定的报复刘备、诸葛亮的一份子。
诸葛亮信用缺失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东吴图谋报复——关羽败走麦城且被杀身亡——刘备兴兵报仇——张飞被部将所杀，刘备更加失去理智——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白帝托孤。
费尽一切心机，赖着不想归还荆州。结果荆州还是被东吴夺回去了，而且还伴随着如此悲惨的牺牲和损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信用欺诈”是很不划算的。假如他早点让刘备归还了荆州，也不至于弄得个关、张惨死，刘备托孤的结局。
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失信于周瑜，是为了维护对刘备的忠义。再者说，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也是排最后一位的，远没有“忠义”那么重要，就连那个“智”，也排在“信”的前面。
也许正是因为诚信被排在智谋之后，才使得中国人屡屡将诚信抛在一边，而去尝试计谋和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出发，诚信应该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团体若缺乏了诚信，就必然会遭到其它团体的攻击。当年刘备受诸葛亮之计策而背信于孙权，导致了孙权的疯狂报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小看了诚信的重要性。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各带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还能相互救助，可一旦实力膨胀，便开始背弃盟约，互相搞磨擦。最后大家分道扬镳，一个在北京搞大顺政权，一个在成都搞大西政权。最后被清兵各个击破，分头消灭。
清代义和团闹事，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太后一看这些“拳匪”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暗中支持他们到京城闹事，专找洋人的麻烦。洋人大怒，认为慈禧政权失信于他国，于是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1)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任度指数只有9.68。上市公司的平均信任度指数为35.6，而该指数满分为100。
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主要表现在发布虚假报表、信息披露不及时、擅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内幕交易等等。
再看食品饮料行业。嘉裕长城葡萄酒被曝年份做假，其委托生产的企业成立于1998年，但嘉裕长城公司却有大量的92年葡萄酒摆上柜台，而且其所谓92年葡萄酒价格要高出近年份产品很多。而嘉裕长城公司则称：虚标年份已成行业“惯例”。长城、丰收、威龙等各品牌均有自己的年份酒，其中92年份价格都要比其他年份酒或普通葡萄酒高出很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葡萄酒、果酒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评酒专家组组长陈泽义指出，目前市场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1992年的国产年份酒，实际上，我国从1996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产干红葡萄酒，1992年时国内种植的葡萄产量及葡萄酒产量都非常少，只有数十吨，另外，葡萄酒也需要严格的储藏条件，在1992-1996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厂家有实力生产年份酒，所以目前市场上大量出现的“92年份”、“95年份”酒令人怀疑。
在诚信危机到来的时候，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处理方法不同。2005年，肯德鸡遭遇苏丹红事件，雀巢遇到碘超标的问题。这两家国际企业正式向消费者道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恰好上海光明乳业公司这一段时间被曝“回炉奶”事件，光明乳业董事长先是矢口否认，后来又说国内乳品厂都有回奶罐。这种说法遭到其他乳品企业的强烈抗议，认为光明乳业是在推卸责任。消息一出，各界哗然，人们不知道到底是光明乳业在推脱责任，还是国内乳品行业均有问题。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大的乳制品生产商及著名品牌之一光明乳业(BrightDairy)销售大跌，因为有人指责该公司隐瞒了产品存在安全问题的有关消息。尽管西方企业有着丰富的消费者投诉经验，但是上海最强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光明乳业对回应投诉尚不习惯，更不要说承认有关产品有问题了。光明在含糊其辞近3周后，才证实有关报道，即在炎热的夏季，它在河南省的一个下属企业将牛奶产品存放在户外，原因是冷库已装满。
为了解决诚信危机，有的行业采用了承诺制。比如国内上市公司喜欢在圈钱前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告承诺，但一旦圈钱到手，这些承诺便付之脑后。国内上市公司交大博通(600455)曾在招股说明书中向股民承诺，保证王卫东、于雷、刘斌、邬树新四名发起人股东三年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但仅仅一年以后，这四股东便将持有的全部交大博通非流通个人股转让给经发国际有限公司。
看起来，在中国违背承诺的成本很低。由于相关配套法律还不健全，使得企业、个人肆无忌惮地挑战着信用的底线。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信用体系和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呢？这里面当然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比如人们为诸葛亮“三气周瑜”而拍手较好，把孔明的信用透支当成了智慧的表现等等。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2)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也为了我们长远的利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诸葛亮”们的信用度了。
第二篇战略固执的致命之处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1)
现代管理也是如此：当战略失误的时候，战术细化必将劳而无功；当方向走错的时候，努力创意只会加快灭亡。
有一本叫《细节决定成败》的书，曾经成为国内市场上的畅销书，很快市面上又有《细节左右成败》、《决定成败的细节》等跟风之作出现。据说有很多企业家也要求员工必须去读这类书，原因是国内员工被认为普遍不注重工作的细节。
我并不反对注重工作细节，但我以为注重工作细节应该要以正确的工作方向为前提。否则，钻头打歪了，出来的肯定不是油。诸葛亮就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诸葛亮的事业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这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细节未必决定成败。
下面我将以诸葛亮为例，来分析战略与战术细节的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诸葛亮以用兵谨慎而出名。但诸葛亮的这种谨慎只是一种细节上的重视，它并没有表现在战略高度上面。不仅如此，他的战略决策行为简直可以用“盲目”二字来形容。“隆中对”中“荆、益二州分兵出击”的策略虽然打动了刘备，但却带来了兵力分散的缺陷，导致后来荆州被袭，关羽致死；北伐中原则完全忽略了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纯粹是为了实现个人虚荣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可以说，诸葛亮不是一个长线投资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炒短线的投机分子，只不过他比别的投机者要谨慎一些而已。
诸葛亮的谨慎实出无奈，毕竟它所从事的项目太过于投机，面对的风险非常巨大，稍有不慎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他不得不每前进一步都想好退路。如果说他在大的战略方面决策正确，那么小的战术上则可以有一些弄险的余地。但是由于诸葛亮在大战略的定位上相当盲目，小战术方面必然要做弥补工作。这也便是他不敢弄险的缘故。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算度精细几乎到了“料事如神”的地步，但百密也有一疏，他算对的东西虽多，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东西也不少。
诸葛亮算准了自己一定会遭周瑜的嫉妒和陷害，于是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反击周瑜，不仅从周瑜手中窃取荆州，还导演了“三气周瑜”，最终制周瑜以死地。但诸葛亮并没有算计到东吴会怎样给周瑜报仇，也没有料到孙权会时时刻刻惦记着荆州。以吕蒙、陆逊为代表的东吴将领继承了周瑜遗志，把夺取荆州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真可谓“一个周瑜倒下了，许多个周瑜又站了起来”，连那个被诸葛亮玩得团团转的鲁肃，也开始为夺回荆州而到处奔波。这一切都是诸葛亮没有想到的。诸葛亮的这些思想上的疏漏便正是荆州被袭和关羽被杀的根本原因。
那么，以用兵谨慎而著称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思想疏漏呢？其根源在于战略上的失误。由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将荆州和益州划入了刘备军团志在必得的关键领地，所以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攻取荆州和益州，甚至违背承诺，冒着打破孙刘联盟的危险去窃取即将被周瑜攻取的荆州。这种错误的战略决策必将给未来的战术运用带来很大难度，所以无论诸葛亮在获取荆州的过程中表现得多么严谨和仔细，也无法保证在防守荆州时不出差错。总之，荆州早晚要被东吴夺回的，因为诸葛亮的思维已经无法顾及到太多的细节，而他所顾及不到的细节恰恰是东吴正处心积虑要谋取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荆州能不失去吗？
诸葛亮每一次出征都似乎“机关算尽”，谨慎而又谨慎，但每一次都要出点问题。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算准了司马懿必取街亭，于是派马谡前去守街亭，但他没算准马谡会很轻易就把街亭给丢了。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派姜维诈降，结果大破曹军，就在众将士以为他会一鼓作气继续乘胜追击时，他却发现自己所带的随军粮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只好撤退。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2)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摆八卦阵重创司马懿，未曾料司马懿买通蜀军的粮草官苟安，苟安回成都散布流言，说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将篡位。刘禅大惊，遣诏宣诸葛亮回师。诸葛亮不得不传令退军。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把司马懿正杀得落花流水时，忽报永安李严有书告急，说东吴与魏谋和，欲联合进攻蜀国。诸葛亮只好撤军，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李严根本就是怕军粮置办不及，于是才编造东吴与魏谋和的消息来哄骗诸葛亮的。
第六次北伐，诸葛亮屡败司马懿，司马懿不敢应战，据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去女人衣物去戏弄司马懿，谁知司马懿并没有被激怒，反而从诸葛亮派去的人那里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要信息，并得出结论：诸葛亮活不了多久了。
以上六次北伐，有很多战例并不是历史事实，仅仅是民间艺人们的创作加工。但不论人们怎样神话诸葛亮，都改变不了诸葛亮北伐失败的事实。这也更说明了一个道理：当战略思想出问题的时候，无论你怎样小心谨慎，都难以避免战术细节上的疏漏。
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总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心说诸葛亮怎么那么不走运，本来仗打得好好的，但却总在一些小事情上出差错。现在想想，不是诸葛亮不走运，而是他自己的确有问题。由于战略定错了，战术上就难以做到周全了，不出这个问题，也会出那个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因战略固执而导致战术失效例子很多。拿李自成来说，自其攻入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防御清兵入关。但李自成却把重点放在了继续剿灭各地明军的残余力量上。他的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虽然大顺军在各地连连取胜，但吴三桂放清兵入关后直接威胁李自成的京都，李自成虽然率军平叛，但由于兵力不足而惨遭败绩。
近几年中国商界试图向王熙凤学管理，殊不知王熙凤也正是一个重细节轻战略的管理者。王熙凤执掌贾府管家一职时，正值贾府由盛转衰之际。表面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贾府，实际上早已暗藏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贾政焦急似火暴打宝玉的原因。所以，此时的贾府，需要的是未雨绸缪和低调处事。然而，作为管家的王熙凤，却变本加厉地剥削下人，以维持贾府奢侈的生活，这无疑加速了贾府的毁灭。
管理界所热炒的王熙凤的能力，主要是指她在细节管理上的优势。作为贾府的管家，王熙凤要面对一大摊子庞杂琐碎千头万绪的事体，但她丝毫不厌其烦。无论大事小情，王熙凤都要亲自过问，在她的管理之下，整个贾府里里外外都是井然有序，妥帖周详。然而，王熙凤在细节上的努力越多，贾府在灭亡的路上就越多走了一步。因为她没有从战略的高度去培养全体贾府成员韬光养晦，从而错过了力挽狂澜的机会。
由于王熙凤的战略性固执，导致自己没能落下一个圆满的结局。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注重细节的诸葛亮，总是在细节上功亏一篑，这是因为他没有进行及时的战略修正，所以，细节的努力必然毁在细节的漏洞上。后人多没有反思诸葛亮的战略错误，而是对诸葛亮的命运长吁短叹。这说明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着和诸葛亮一样的战略性固执的毛病。
中国足球队曾与沙特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按照两队的积分看，沙特队只要保平就可出线，而中国队则必须战胜对手才能出线。人们以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中必定会豁出去采用拼命式打法，哪知道比赛一开始人们便傻了眼：中国队没有豁出去，豁出去的反倒是沙特队。沙特人大打攻式足球，把中国队压缩在自己的半场狂轰滥炸。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队被淘汰出局，而沙特队则幸运地进入决赛圈。赛后中国队教练金志扬为中国队的战术辩解：根据前几场比赛经验看，中国队只有打防守反击才能有机会赢球，所以最后一场比赛没敢采用主动进攻的打法，而是继续打防守反击。为了保证防守反击的成效，中国队教练组把前几场进球的细节认真回顾了几遍，然后又细化了最后一场比赛的战术分配，要求队员细细揣摩赢过的那几场球。然而队员们到头来也没能找到进球的感觉。
细节未必决定成败(3)
这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在于整体战略方向错误，所以战术细节根本不能起到作用。两队交锋，积分落后的一方必须主动进攻方可赢来生机，这是最普通的战略常识。最后这一场关键的比赛既然只有赢球方可出线，此时不拼，更待何时？但积分落后的中国队反而拟定了防守反击战略，希望对手在进攻中出错，自己好乘机进球。结果对手没有出错，倒是中国队员白白浪费了90分钟的上场时间，难得有几次去射门。指望这样的错误战略，战术细化又有何用？又岂有不败之理？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1)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比如“草船借箭”、“空城计”、“离间计”、“八卦阵”等。他在战争中使用的计策可谓花样繁多，推陈出新。这些富有创意的计策也拥有一定的杀伤力，比如诛王双、射张颌、退仲达等。但是孔明的创意最终还是没能挽救他自己失败的命运。因为他的战略大方向是错误的，战术上的局部胜利并不能挽救战略上的失败。
中国人向来崇拜那些足智多谋的人，同时也虚构了许多足智多谋的人物。除了诸葛亮这个人物以外，人们还塑造了徐茂公、吴用、刘伯温这样的智慧形象。据说这些人都是军事上的点子大王，往往能在战争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实我们所塑造的这些人物，有着很大得夸张成分。徐茂公在军事上的成就远不如唐朝大将李靖，刘伯温则更是徒有虚名。据考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开始对付那些功高盖主的将领，真正能征善战、能谋善断的人才都给他除掉了。后来在竖立英雄典型的时候，实在找不到能说得过去的将领了，便只好让刘伯温这个从没有上过战场的普通文官来充数。
至于《水浒》中吴用这个形象，无论他再怎么聪明，再怎么有点子，都不能改变他成为宋江陪葬品的事实。按说吴用与宋江关系密切，对宋江欲投靠朝廷的想法早该清楚，可他却没有认识到接受诏安就是去送死。吴用在战争中为宋江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这个“点子大王”却不能站在战略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到头来不得不面对失败而悬梁自尽。
总而言之，战争绝对不是靠点子大王赢得的。拿朱元璋来说，若不是采纳了朱升的韬晦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是绝对不会夺取天下的。民间评书中塑造了一个“点子大王”刘伯温的形象，也正说明中国人缺乏战略性思考。
前些年中国出过一个叫何阳的“点子大王”，以及很多拍脑门帮企业想点子的人，但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战略却不闻不问，实际上他们也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他们出的点子其实都很简单，比如，在卖不出去的手帕上印交通图，提高手帕的附加值；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就用糯米做调料包，好处是不用撕，一冲就化而且还能食用。企业刚开始还觉着新鲜，不断有人请他们做报告，向他们问点子。到后来企业回过味来，感觉这些点子也没什么了不起，比如手帕上印交通图，那该用多大一块布才能看清呀？再比如方便面调料包难撕开的问题，留个锯齿状的小口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何必要用糯米去增加产品的成本。与此同时，企业家们还发现，当经营战略有问题的时候，再好的点子也白搭。所以点子大王们越来越受人冷落了。后来，何阳因涉嫌诈骗宁夏酸妞饮料公司的广告款，被宁夏公安局抓捕了。据说宁夏的公安人员也很有点子，他们冒充客户约何阳在西安见面，何阳一下飞机就被戴上了手铐。
点子大王何阳的被捕，并不说明中国人从此就改掉了拍脑门决策的毛病。点子大王们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把点子改称为创意。他们的缺点依然是不懂得企业发展战略。
在某些企业培训的教材中，曾经把“将梳子卖给和尚”的能力，视为考核销售人员的主要指标之一。有些企业家天真地认为，只要聘请一些善于花言巧语的销售天才，就能将自家的劣质产品销售出去。
若想把梳子卖给和尚，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很多营销人员便发扬“点子大王”的才能，有的建议和尚把梳子当作礼品赠送给香客；有的建议和尚用梳子按摩头皮；还有的建议用梳子挠痒痒。看起来，这些人似乎真的很有点子，简直可以把黑的说白了，把死的说活了。
然而真正有才华的营销人员是不屑于解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的能力施展在没有前途的产品上。他们甚至认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营销高手的侮辱。
笔者曾经在58位不同企业的销售人员中做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题的内容是：你怎样看待“将梳子卖给和尚”的销售理念？以下是笔者给出的选择：
创意未必挽救命运(2)
（1）绝对信奉这一理念，而且全力摸索如何“将梳子卖给和尚”的技巧。
（2）努力做到“将梳子卖给和尚”，也要留意更需要梳子的有头发的消费者。
（3）最好是把梳子卖给有头发的客户，万不得已才尝试“把梳子卖给和尚”。
（4）决不把心思放在“将梳子卖给和尚”，全力以赴寻找最需要梳子的客户。
在填写问卷的调查对象之中，有4人选择了第（1）项，有8人选择了第（2）项，有19人选择了第（3）项，17人选择了第（4）项。
笔者发现，选择第（1）项的4人都是刚进公司不到半年的新员工，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都刚刚接受过一次洗脑式的销售培训，显然对市场的艰难程度还没有做好准备。选择了（3）、（4）项的大都是拥有三年以上销售经验的员工，他们深知：‘将梳子卖给和尚’只是一种投机取巧，即使成功了，也只不过是一种巧合。
在一次销售经验交流会上，大部分销售经理都认为：最好的销售人员应该把最合适的产品卖给最合适的人，“将梳子卖给和尚”是对优秀销售人员的极大浪费。还有人指出：“如果连女性都不认同这种梳子了，说明这样的梳子不值得去卖。聪明的销售人员应该立刻跳槽，去卖那些更有市场前景的梳子。”
“将梳子卖给和尚”是一种“重技巧，重点子，重创意，而忽视发展战略”的营销理念，也是普遍存在于企业界的认识误区。长期坚持这样的观点，必然会“抓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诸葛亮就是这样，明知道自己的梳子不行，还偏要挖空心思把梳子卖给和尚，却不在改进产品上下功夫。也许有些和尚买了诸葛亮的几把梳子，但这丝毫不能阻挡诸葛亮的梳子厂关门倒闭的命运。
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
诸葛亮的战略固执，有着其文化背景的因素。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原本就是运行在一个固执的方向上。好比一条直线，刚开始时还基本处于跑道上，但越向前延伸就越偏离正道。
诸葛亮在起跑的时候，也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有其一”。但由于他固执地坚持“隆中对”时制定的战略，结果越到后来，就越走向失败。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确值得我们骄傲。但中国文化也存在着严重的战略固执。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化牢牢占据了主流思想阵地，“百家争鸣”的景象从此未再出现。
在中国文化的战略固执之下，文化人只能在细节上小功夫，于是便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出现，文人墨客们流连于风花雪月之中，他们咏山、咏水、咏妓女，就连许多著名的官吏，也醉心于儿女情长的文字之中。难怪自汉朝以后，中国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政论文章，也没再出现说得过去的哲学思想。
长期的文化固执，塑造了中国人固执的思维模式。身处这样一个文化背境之下，诸葛亮身上的军事战略固执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篇急功近利酿恶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1)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寻访诸葛亮，正巧遇到诸葛亮的好友崔州平。崔州平认为诸葛亮出山不合时宜，于是对刘备说了下面一段话：“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可以看出，崔州平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他认为世道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当时正值由治世进入乱世，再次进入治世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凭刘备的实力，做乱世英雄还行，但要一统江山则操之过急。即使刘备有诸葛亮辅佐，也不可能“斡旋天地，补缀乾坤”，若要强行出击，则必将受到世道规律的惩罚。
然而，孔明毕竟自视甚高，岂能把“天道”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人谋”可以胜过“天时”。在诸葛亮的军事生涯中，他总是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强行用兵，强行用计。结果他的努力只是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最主要表现在北伐中原上。蜀军在夷陵之战惨败给东吴后，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原本应该好好休养生息，但诸葛亮却在刚刚平定完南蛮人叛乱不久就选择了北伐，这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冒进。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前，曾有太史谯周反对，谯周认为北方旺气正盛，难以攻克。但诸葛亮认为天道变易无常，所以人不应该拘泥于天道。后来诸葛亮的六次北伐均告失败，而且自己还丢掉了性命。这不能不说是急功近利之下违背天道所酿成的恶果。
对于诸葛亮的失败，陈寿在《三国之》中有很深刻的评价：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韬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易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
在陈寿看来，诸葛亮虽有一统山河的抱负，但却不具有攻城略地的军事才能，加上敌强我弱，所以诸葛亮无法攻破曹魏政权。可诸葛亮却不断兴兵动武，攻打曹魏，这是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特征。
蜀、魏相比，众寡悬殊。蜀国若想以弱胜强，除非实现以下条件：
一、曹魏政权走向腐败，国力衰退，且民心思变。
二、蜀汉政权经济繁荣，国力昌盛，人才充足，人民渴望恢复汉室。
从当时天下格局看，以上两个条件并不具备。尽管诸葛亮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据说，在诸葛亮的整治下，蜀汉地区出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和强大的曹魏政权相抗衡。
曹操自“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北方大部分土地以来，笼络天下豪杰，招揽各方人才；扶和戎狄，安定边界；旁施勤政，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贰心；采用屯田制，积极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盐铁业，使全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曹丕在位期间，主动施展仁政，对鳏寡孤独及贫困不能自立者赐谷，遇灾害时期，则下令官府开仓放赈；全国上下奉孔尊儒，加强王化教育，维护政治稳定；同时曹魏对外继续采用扶和之策，开通丝绸之路，与西域通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曹睿继位以后，更加显现出沉毅果敢，善用人才的品性。为鼓励农民积极生产，曹睿亲自到田间耕种示范；为减轻农民负担，他下令免去贫困者的赋税。在军事方面，曹睿放手让司马懿去抵御诸葛亮。为了减轻司马懿的负担，他命令司马懿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去抵御东吴的进犯，一举打败东吴军队，彻底瓦解了吴蜀的联合行动。
从曹操、曹丕，再到曹睿，曹魏政权不断稳固，且全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军队中人才辈出，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样的政权，岂能幻想一击而摧垮之？然而，诸葛亮却低估了曹魏政权的实力，以为靠自己的智谋就能摧毁敌人。
诸葛亮的急功近利(2)
很显然，诸葛亮对北伐中原的困难估计不足，每每欲一战而决胜负，却每每因意想不到的难题而功亏一篑。要么是手下将领违背调度而招致失败，要么是自己身体欠佳无法继续再战，要么是粮草用尽而军无斗志。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若想战胜曹魏军队谈何容易？
诸葛亮屡次北伐均告失败，粮草不济是其最主要的因素之一。那么，为什么诸葛亮每次都不能带够必需的粮草，非要等粮草出问题而使北伐中途夭折？这是因为：一来他对战事的持久性估计不足，总想速战速决；二来蜀道难，运送粮草较为不易；三来他也对劫取魏军粮草抱有幻想。这些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诸葛亮屡次栽在了粮草问题上。基本上每逢国内庄稼大熟，诸葛亮便会兴兵动武，每遇粮草耗尽便行撤兵。偶尔劫取敌军粮草，也只是杯水车薪的一小部分，根本维持不了多久。
与诸葛亮每逢大熟便出兵相比，曹魏政权却年年在减轻贫困者的赋税。很显然，蜀汉地地区人民的负担要远远重于曹魏统治下的北方人口。蜀国人民生产的那点粮食都被诸葛亮用在打仗上了，魏国则有充足的粮食为灾民开仓放赈。由于蜀汉地区人民常常面有菜色，使得诸葛亮的征粮工作遇到了困难，做蜀军的征粮官成了一份不容易的差事，李严便是在征粮工作的重压之下而编造谎言让诸葛亮撤军的。
假如诸葛亮没有在北伐的问题上操之过急，而是采用稳健策略，先建设好自己的汉中根据地，让蜀汉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至少能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并积极进行人才储备，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耐心地等待天时的变化。或许他还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统山河的理想。只可惜，由于他一直没有改掉急功近利的毛病，蜀汉政权的根据地不仅没怎么增加，国力却被损耗殆尽了。更糟糕的是，诸葛亮还把自己的生命也提前透支掉了。所以，他没能等到曹魏政权与司马氏家族斗争的最高潮阶段，从而也失去了克敌制胜的最佳时机。
急功近利是民族特性吗？
历史上中国人有很多次吃过急功近利的亏，但每次吃亏都没有让我们长记性。我们仍然还是在不断地急功近利着。
宋朝王安石变法，由于追求改革的速度，招致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抗，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明代李自成起义，急攻北京，得手后急于享受胜利成果，全军上下贪恋京城浮华生活，结果使明将吴三桂有了勾结满人的机会。面对清兵入关，起义军无法有效抵抗，很快便走向了失败的道路。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也是急于享受胜利成果。于是洪秀全在南京建都，开始体会当“国君”的滋味。然而，太平军此时根本不具备建国的势力。过早建都，必然引来各地清兵的围攻，甚至连地方乡勇团练，都积极主动地前来进攻太平军。面对中外军事力量的联合进攻，太平军起义宣告失败。
大跃进时代，为了超英赶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结果我们却被三年自然灾害弄伤了元气。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1)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现象。诸葛亮的影子犹如隐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总是那么操之过急。
中国人目前似乎最着急的就是赚钱，但越是着急，就越是赚不到钱，即使赚到了，也不能长久。长期的急功近利，造就了很多隔天就会完蛋的暴发户，也造就了很多耀眼而短命的所谓“明星企业”。
河北的旭日升集团，自1993年起率先推出了旭日升“冰茶”，由于这种饮料非常适合中国老百姓的口味，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宠爱。当年，旭日升集团便获得了数百万元的市场回报。为了扩大发展规模，公司先后在全国建立了48个营销公司和200多个营销分公司。到2000年，旭日升总产量达到了103.6万吨，在中国大陆饮品行业十强中位居第二。
然而在高度发展的同时，旭日升集团管理根基薄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可以说，这个企业的成功多少靠了几分运气，很多人买“冰茶”，是冲着这个产品名称去的，因为它可以给人一种冰凉的感觉，从而诱发人的购买欲望。可当更多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类似产品的时候，旭日升的好日子便到头了。很显然，旭日升集团在过去产品畅销的时候只顾着埋头扩大生产，增加销售网点，却忽视了管理水平的提升。所以，面对着像娃哈哈、可口可乐这些企业的进攻，旭日升很块便招架不住了，而且是全线溃败。最终成了债台高筑的亏损大户。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非常巨大的消费市场，各类新产品特别是消费品很容易在中国立足。即使是匆匆上马的生产线，往往也能在头几年就大赚其钱。正因为如此，很多企业根本顾不上自主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只是直接引进国外全套技术，或干脆以贴牌方式进行生产。这种生产方式造就了很多粗放式经营且善打“价格战”的中国企业，也导致中国企业一直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因而总是受制于拥有强大技术实力的欧美日韩企业。
以手行业为例。1999年约30家国内企业向信息产业部及国家计委申请手机生产，结果东信、中兴、厦华、海尔、TCL、康佳、科健、南方高科、波导这9家获得了生产许可证。到200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国产手机的市场份额突破了30%，2003年则一举跃至60%。再看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四家外国手机企业，其1999年的国内市场份额为84%，2003年变成了24%。至此，洋品牌手机在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了。
然而，就在国内手机企业纷纷弹冠相庆之时，危机悄悄来临了。一方面，洋巨头们正积极考虑向国内GSM制式终端供应商征收专利费的问题，使得国内手机企业顾虑重重，不得不分心去考虑是否要将利润中更多的一部分拱手相让给这些专利厂商。另一方面，外国手机企业已经摸透了国产手机企业赖以成功的招数：不外乎是国产手机能够更加贴近中国消费者，在款式、价格上较有竞争力；另外国产手机采取了端对端的合作方式，实行了销售渠道的变革。当这两大成功秘诀被外国企业看破后，很快便出现了新一轮的格局变化。外国企业纷纷加强渠道变革，以跟随战略顶住国产手机在外观、造型上的攻势，然后以其强大的技术优势对国产手机进行疯狂反击。从2004年以后，国产手机便开始进入了溃退阶段。据信产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TCL的CDMA手机在持续两年多的高速增长后，2004年下滑61.7%，而科健手机销量同比下滑了51%；波导利润下降18.30%；夏新净利润同比更是下降67.67%之多。根据手机经销商的估算，国产手机至少出现3000万到4000万台的积压。
国产手机之败与诸葛亮之败有类似之处。诸葛亮没有核心竞争力（比如经济优势、人才优势、文化优势等），靠的只是计谋策划，一开始也能把司马懿打个狼狈不堪。但当司马懿看破诸葛亮的进攻路数后，开始胸有成竹地进行防御，最后采用了最轻松的对弈方式——坚守不出。因为坚守不出就等于把诸葛亮拉到了拼粮草、拼经济、拼国力的阵地上，这是蜀汉政权的软肋，所以诸葛亮不得不败。当国产手机被国外手机拉到拼技术、拼服务的阵地上后，等待国产手机的也只有溃退的命运。国产手机若想东山再起，只有先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入手了，否则，还是避免不了灭顶之灾。
现代社会的急功近利(2)
与国内企业的急功近利相比，一些老牌国际企业却显示出了司马懿式稳扎稳打的智慧。可口可乐公司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企业之一。
可口可乐在解放前夕退出中国市场。1979年，中美恢复邦交，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在其重返中国的头10年内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可口可乐公司并不为此担忧，而是不断加强与国内厂家的合作、合资，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规模效应。13年过后，可口可乐公司终于扭亏为盈。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其全球第六大市场，而它在中国碳酸饮料市场的占有率也已经超过了52%。
急功近利的GDP崇拜心理
每年8%的GDP增长，是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20年过去后，我们才突然发现，GDP崇拜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那些盲目为GDP争做贡献的地方领导，往往实施最毁坏资源、最浪费能源、最缺乏持续发展力的政绩工程。
以电解铝为例，这是一种高耗能的产品，而这个产品恰恰是很多地方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争相上马的项目。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指出，2003年我国电解铝出口创汇收入比2002年增加了6.9亿美元，但扣除成本上涨、环境污染、耗电量等因素，直接经济损失约100亿元，盲目上马带来的后果则是2005年电解铝全行业亏损。
经中国地质调查局等部门评估，几十年来，长三角因地面沉降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3150亿元。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进荣认为：“地面沉降完全可以控制。”之所以造成目前难以控制的局面，是因为防治地面沉降无法立即体现政绩。
人类社会之所以要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谁又能注意到，发展经济同样也可以带来社会破坏力，比如污染、生态破坏等等。如果不把这种社会破坏力限制在最小的范围，社会生产力的成绩就会严重“缩水”。这些年来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提高了，但我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多少。这是因为我们的GDP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成长中有18％ＧＤＰ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杨朝飞司长提供的数据显示，五十年来，我国工业累计产生约55亿吨废物和上亿吨有害废物；在造成环境污染的排放废物中，有70％来源于制造业；每年全国因大气污染损失740万个工作日。据世界银行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相当于3．5％至8％ＧＤＰ损失。
值得庆幸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GDP崇拜的负面作用，而且计划用3至5年时间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并将其纳入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之中。相信随着这套核算体系的启动，诸葛亮式急功近利的领导将失去市场，而司马懿式厚积薄发的领导则会大行其道。
第四篇耀眼光环下的绩效泡沫
“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1)
要想认识那个真正的诸葛亮，就必须先搞清楚诸葛亮是怎样被神话的。《三国演义》神话诸葛亮的手法主要是编造绩效和夸张事实。
我们所熟知的“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骂死王朗”的情节，全部是无中生有的杜撰。而征南蛮和伐曹魏，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三国演义》却对这两部分进行了夸张性的改写。
撇下那些无中生有的杜撰先不说，本章我们单分析夸张性改写的两个部分，即“七擒孟获”和“六出祁山”。希望能以此挤去诸葛亮的绩效水分，达到客观评价诸葛亮的目的。
“（建兴）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这是《三国志》关于诸葛亮平定南方的记载。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用了四个章回的篇幅（第八十七回——第九十回）来描写诸葛亮南征的这九个月的时间。其间着重描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绩效案例。
读者看“七擒孟获”，可能会感觉非常过瘾，因为诸葛亮每每都把对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最后还迫使对手不得不俯首称臣。然而，在笔者看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实在过于拖泥带水，甚至是一种画蛇添足。
像孟获这样的反王，你对他宽大一两次也就足够显示诚意了，何必需要七次擒之？第三次抓住他，就完全可以杀了以威震蛮人。可诸葛亮倒好，不仅不思速战速决，还与孟获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抓了放，放了抓的，仿佛自己就没有别的事情似的。诸葛亮就这样很耐心地跟孟获玩了下去，一直到后来连孟获都厌烦了这种游戏才算结束。
为什么诸葛亮会没完没了地玩擒放孟获的游戏呢？这是因为他想收服人心。而马谡的话也对诸葛亮的决策起了一些作用，马谡对诸葛亮说：“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叹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孔明遂令马谡为参军，即统大兵前进。
虽说“攻心为上”的策略没错，但用“七擒孟获”的方式去攻心，其成本实在太大。其实早在第一次擒住孟获后，大多数蛮人就“心服”了。那时孟获手下的元帅董荼那也曾被诸葛亮擒获，被释放后就不再想为孟获卖命。很多蛮人酋长也对董荼那说：“我等虽居蛮方，未尝敢犯中国，中国亦不曾侵我。今因孟获势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机莫测，曹操、孙权尚自惧之，何况我等蛮方乎?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无可为报。今欲舍一死命，杀孟获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涂炭之苦。”
在诸多蛮人包括孟获帐前两员亲将的帮助下，董荼那擒获孟获，献给诸葛亮。这说明孟获在蛮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即使在“二擒孟获”的时候就杀了孟获，蛮人之乱也会平息的。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看清形势，又一次释放了孟获，导致孟获向董荼那疯狂报复：用计把董荼那和另一个元帅阿会喃诓去，令刀斧手砍了这二人，并残忍地弃尸于山涧。
两名起义的元帅被孟获杀害，致使很多蛮人不得不重新听从孟获的调遣，原本处于崩溃边缘的孟获集团又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后来，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杨锋率自己的两名儿子抓获孟获，押赴诸葛亮营中，诸葛亮同样还是放了孟获。
孟获在军事方面虽然是个业余级选手，但一次次被抓使得他越来越狡猾。诸葛亮的仗也越来越难打。由于诸葛亮总是把被投诚者绑送来的孟获放走，导致别人再也不敢“弃暗投明”，于是他的“心战”策略开始失效。万般无奈之下，诸葛亮使用了火攻，烧死了孟获借来的3万名乌戈国藤甲兵。这下子才吓倒了孟获，表示以后再也不敢造反了。其实，若诸葛亮能早点干掉孟获，也不至于下此凶残手段。
“七擒孟获”使“心战”落空(2)
就这样，原先打算以“心战”征服蛮人的诸葛亮，到头来还是用“兵战”解决了问题。
即使是“七擒孟获”后，蜀国的南方少数民族地界也并未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从此平安无事了，蛮夷叛乱仍然时有发生。《三国志》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由此看来，诸葛亮的“心战”策略算是完全落空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不如第一次就消灭孟获呢。
成语“画蛇添足”来自于一个有名的典故：据说楚国有几个人为了争喝一杯酒，决定比赛画蛇，先画完者可喝此酒。其中一人先画好了一条蛇。他拿起酒杯正想喝，看见别人还没有画完，便得意忘形地说：“看这条蛇没有脚，让我给它添上几只。”正当他在给蛇添足时，另一个人从他手里夺了酒杯，大声说：“蛇本无足，你画的根本不是蛇?”说罢，举杯一口饮尽。
诸葛亮的“心战”之术如同画蛇，第一次擒住孟获就已“画蛇”成功，但他却不断放了孟获然后再重新去抓，相当于画蛇添足。导致的结果是，南征不再是“心战”，而变成了烧死三万藤甲兵的残酷“兵战”。
楚国人的“画蛇添足”被人作为笑柄，但诸葛亮的“画蛇添足”却成为一种美谈，所以中国人骨子里面还是改不了画蛇添足的毛病。
拿当今中国文艺界的演唱会来说，不论什么样的唱法，总喜欢弄进去些伴舞表演。看过春节晚会的人恐怕不会忘记，几乎每个歌唱节目都有伴舞表演。由于缺乏配合，伴舞的动作设计根本就不符合歌曲演唱的内容，甚至有些伴舞反倒喧宾夺主，让观众搞不清出这到底还算不算是歌唱节目。
中国的电影人也喜欢画蛇添足，而激情戏便是“蛇足”，不论是不是符合剧情的发展逻辑，导演们总要硬塞进去一些激情戏。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就曾被人批评有画蛇添足之嫌，特别是章子怡扮演的女主角动不动就被男主角按倒在地上，明显是为了刺激感官，而并非是出于剧情之需要。
赔本赚吆喝的北伐战争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总是对诸葛亮的北伐赞美有加。因为在与强敌司马懿的对垒之中，诸葛亮运筹帷幄，妙计迭出，令敌人闻风丧胆，把司马懿打得闭关不出。所以，尽管诸葛亮没有最终打败司马懿，他的成就也已经算得上是光芒万丈了。
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却发现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在赔本赚吆喝，而司马懿的每一次失败则是一种绿色绩效的积累。因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的绩效观是有问题的。
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放弃蜀军已经占领的南安、安定、天水三城，但把这三城的军民却赶到了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诸葛亮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第二次北伐，诸葛亮用计杀了魏将王双；第三次北伐则打败郭淮、孙礼，袭取陈仓。刘禅为此而下诏恢复诸葛亮的丞相职位，诸葛亮在一番推辞后接受了这个封赐。看起来诸葛亮的仗打得的确漂亮，但到后来由于粮草匮乏，他还是放弃了陈仓，退回汉中。而且在第三次北伐中，诸葛亮手下大将张苞不慎掉入山涧而头部受伤，后来送去成都养病但却不治身亡。可以说，诸葛亮表面上的风光难掩其军力的损失。而诸葛亮也并没有因为北伐损失惨重而进行自责，说明他的绩效意识是非常差的。
当代人中有学诸葛亮的，如某地方主管煤矿的领导在总结工作的时候说“我们今年少死100人”，并以此为业绩向上级邀功请赏。这种夸大功劳，粉饰问题的绩效观充斥了整个煤炭行业，使得2004—2005年成了中国的矿难多发年。
第四次北伐，诸葛亮用八卦阵大败司马懿，但此前诸葛亮的手下大将陈式曾违背诸葛亮的命令，擅自追赶魏兵，结果遭遇埋伏，损失四千多士兵，陈式也因此而被诸葛亮问斩。可以说，诸葛亮八卦阵之胜丝毫也不能弥补陈式之败。
第五次北伐，诸葛亮派伏兵射死前来追赶的魏将张颌，但班师回汉中后，诸葛亮手下大将关兴也告病亡。诸葛亮的北伐依然功不抵过。
第六次北伐，蜀军首先吃了败仗，且大将吴班被乱箭射中，落水身亡。之后诸葛亮也打了几个小胜仗。司马懿干脆防守不出。诸葛亮在焦急之下病倒在军营，终于星陨五丈原。
有人说，张苞摔伤致死和关兴病亡不关孔明的责任，要怪只能怪孔明运气不好。笔者以为张、关二将的死亡是因为长年征战，得不到休息，身体劳累过度，所以张苞才会失足跌落山涧，而关兴也才会病亡。所以他们二人的死与孔明有着直接的关系。
六次北伐，总是轰轰烈烈地开场，万般无奈地撤退。尽管其中不乏精彩之处，但诸葛亮还是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弄不懂的历史功绩
当我们为诸葛亮赔本赚吆喝的北伐而喝彩的时候，其实也暴露了我们在绩效管理方面的缺陷。这样的缺点同样也表现在了我们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评价中。
一提起郑和下西洋，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认为那是一项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伟大功绩。因为郑和的伟大足迹遍布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红海……最远到了非洲东海岸。而且，他增进了亚非广大地区之间的友谊，发展了友好的经贸合作关系。然而，谁又能知道，这项壮举对明朝来说，恰恰是一次赔本赚吆喝的行为呢？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获得“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心理满足感。在这过程中，朱棣强征役夫，暴敛税赋。郑和七下西洋过后，长江三角洲的官营手工业户逃亡3/4，使得许多精妙的造船技术就此失传。永乐年间，用于打仗、下西洋、建筑宫殿等“面子工程”的花费是明王朝每年财政收入的两到三倍，明朝财政和国力从此一蹶不振。
现代人的赔本赚吆喝
在中国企业界，有一个“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的说法，多少折射出一种赔本赚吆喝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企业片面追求市场份额，不计成本地加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之中。结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彩电当作大白菜卖”。照此下去，中国企业的命运恐怕会像诸葛亮那样，在长期的低效努力中悲惨地死去。
除了家电行业，中国民航业也存在着“赔本赚吆喝”的现象。据业内专家介绍，目前国内机票的收支平衡点是６折左右，而市场上却往往喊出３折的惊人低价！
国内企业“宁让利润，不让市场”的美好愿望也未必能够实现，往往会发展成“让了利润，丢了市场”。由于缺少产品的价值提升，单纯的打折降价势必不利于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发现，反而使企业自身陷入打折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虽然企业在不断降价，但企业的规模却没有上去，利润也没有上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赔本赚吆喝”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唯有那些真正具有规模优势的企业才能够采用“赔本赚吆喝”的做法，以此来挤垮别的企业。小规模的企业则只能靠提升技术含量来赢得立足之地。而国内企业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不管自己是不是具备规模优势，都死命地加入价格大战中，结果很快弄得伤痕累累。
自从中国加入了WTO，国内企业便要与国际公司进行直接竞争。我们的很多企业自以为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就可以和国际企业进行价格战了，于是便急急忙忙地开始了“赔本赚吆喝”的生意。谁知却被碰了个头破血流。
中美航线一直被航空界认为是“黄金”航线。意图进行价格战的国内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亏损连连，其中，国航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国际航空公司，经营中美航线时间最久，几乎年年亏损。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公司在这条航线上却挣了大把的银子。
在中美航线的竞争中，单纯的价格战已经不能起到作用。据《中国青年报》记者周伟调查：对于中国的航空公司来说，用于生产的绝大多数投入要素，如飞机、航材、飞行模拟器、燃料等等都需要在全球化的市场中购买。中国航空公司与国外航空公司相比，在飞机、航材等固定成本方面明显不具备优势。而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国内公司规模较小，缺乏市场竞争力，导致很多时候不得不比国外航空公司付出更高的价格。既然成本降不下来，打价格战就只能承受亏损的压力。
除了成本压力以外，国内航空公司也面临着服务竞争的挑战。由于国内航空公司的舱位舒适性不足，乘坐远程航班很累，所以头等舱、公务舱客座率奇低。而美方航空公司却相反，头等舱和公务舱的客座率很高，剩余的经济舱的机票就拿出来与中国公司“拼低价”。因此，同样是打折，美国航空公司的机票打折还能赚钱，而中国航空公司的处境则很艰难。
第五篇面子工程害死人
面子工程之一：远征南蛮(1)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蛮王孟获反叛，诸葛亮决定亲去平定时，有一个叫王连的谏议大夫不同意诸葛亮的做法，他劝阻诸葛亮：“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乡，丞相秉钧衡之重任，而自远征，所非宜也。且雍闿等乃疥癣之疾，丞相只须遣一大将讨之，必然成功。”孔明说：“南蛮之地，离国甚远，人多不习王化，收服甚难，吾当亲去征之。可刚可柔，别有斟酌，非可容易托人。”后来王连仍然苦劝不止，但诸葛亮根本就听不进去。《三国志》对这段故事也有记载，说当时王连劝谏诸葛亮“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但“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
讨伐孟获，原本只需一员大将足矣。诸葛亮亲征南蛮，属于典型的面子工程。而且既然是“丞相亲征”，出兵的排场也就小不了：赵云、魏延为大将，总督兵马；王平、张翼为副将；并川将数十员，共起川兵五十万，对付孟获区区十万犯境人马。这简直是对蜀国资源的严重浪费。
如果“七擒孟获”真能让蛮人永不再反，倒也不失为诸葛亮的一大丰功伟绩。然而，在诸葛亮南征结束后，蛮夷之祸仍然此起彼伏，甚至愈演愈烈。根据《三国志》记载：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县，去郡八百余里，其郡徒有名而已。《三国志》还有一处记载：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
由此可见，诸葛亮并没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才干，他的表现充其量可以用“战而不屈人之兵”来形容。诸葛亮南征并没有让南蛮真正心服，那场耗时大半年的“七擒孟获”只不过暂时平息了南蛮人的叛乱而已。诸葛亮所谓攻心之策根本就没有实现过，这也充分暴露了一个事实：诸葛亮征南是一个典型的“面子工程”。
诸葛亮为什么会追求“七擒孟获”的面子工程？其根源在于他急于向世人证明他的能力，于是便做了他本不该做的事情。自诸葛亮辅佐刘备以来，其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贡献还很少，除了赤壁之战前夕赴江东说服孙权以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军事成绩。他期待着以一场漂亮的平蛮战役来证明自己的军事谋略，所以也就顾不上别人的反对了。
那么，蜀军中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南征的人选呢？当然有。根据《三国志》记载，蜀将张嶷、马忠都曾征南，并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而且他们的胜利比诸葛亮更牢靠。
诸葛亮征服孟获不久，南蛮人杀了越巂郡的太守，吓得新任太守不敢住进越巂郡。后来张嶷被任命为越巂郡太守，他诱以恩情，使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后来，张嶷随姜维出征陇西，临阵陨身。“南土越巂民夷闻嶷死，无不悲泣，为嶷立庙，四时水旱辄祀之”。（《三国志.张嶷传》）
建兴十一年，刘胄在蜀国南土造反。马忠受命前去平叛，一战而亲斩刘胄，平定南土。之后马忠长期驻守民夷混杂之处，使得南夷不再敢有人造反，他因此也被刘禅封为镇南将军。“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至丧厅，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三国志.马忠传》）
无论是张嶷，还是马忠，他们都只是用少量的地方守军就平定了南蛮人叛乱，比起当初诸葛亮的五十万大军，数十员大将来说，此二人的投入产出比绝对要高于孔明。而且他们对南方少数民族都恩威并用，管理有方，维持了蜀国南土的安定，所以深受各民族群众的拥戴。比起孔明烧死三万藤甲兵的凶残手段，此二人更懂得攻心之术。由此看来，孔明“虑诸将才不及己”的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而已。
中国历史上似乎很流行最高领导人亲自远征的风气，其中有不少御驾亲征完全出于“面子”工程。
比如明成祖朱棣，一生共发动了五次御驾北征，以清除漠北蒙古势力的威胁。第五次北征时，朱棣已65岁，且久病风痹，却仍坚持亲征于人烟稀少的荒漠中，不过此次并没有寻找到鞑靼军的踪影。只好返程。行至途中病情加重，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
面子工程之一：远征南蛮(2)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个好面子工程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宁王宸濠起兵造反，于是他决定御驾亲征，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他自己——南征讨逆。其实叛军势弱，根本用不着皇帝亲征。当大军到达涿州时，大将王守仁已活捉了宸濠报捷，告诉皇帝别再南征。这下朱厚照可不高兴了，其爪牙欲逼王守仁放了宸濠，等待皇帝擒拿。王守仁深知放虎归山的危险，于是他为了满足朱厚照的面子工程，便重新报捷，表示是“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把皇帝的宠幸们都列入捷报。
面子工程之二：北伐中原
张嶷、马忠先后镇守南土时，诸葛亮正在进行着另一项更大的“面子工程”，那就是北伐中原。
按说诸葛亮身为丞相，应该以管理国务为重。但他毕竟是一个有宏图大志的人，早在青年时期就自比管仲、乐毅，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陵边境，震荡宇内。所以他怎能甘心只是老老实实做一个平庸的丞相？
然而孔明的才能与他的宏图大志实际上还相去甚远，若只做一个丞相应该还算称职，但要做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则有很大的难度，因为他在打仗方面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用陈寿的话说：“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三国志.诸葛亮传》）。也就是说，诸葛亮擅长治军，但缺乏打仗的奇谋；他治理内事的才能要远远高于军事谋略。只可惜诸葛亮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反倒认为除了自己，蜀国就没有什么军事人才了。诸葛亮担心在自己死后，蜀国没有人能够“韬涉中原、抗衡上国”，所以便连年用兵，屡耀其武。再看诸葛亮所进攻的对象——曹魏政权，其正值国力旺盛，兵精粮足，猛将如云。凭诸葛亮之才和蜀国之弱小国力，去攻克强大的曹魏政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诸葛亮搞错了自己的定位，放下丞相应该做的工作不去做，却去亲自带兵打仗，而他又不能认清自己不具备优秀军事指挥员的素质，所以才把北伐中原的“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结果糊里糊涂陷入了自己编制的美丽幻境中，幻境的背后便是无法自拔的泥潭。
诸葛亮的“面子工程”最终还是失败了，而且诸葛亮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屡次北伐掏空了蜀国的国力，给后继者姜维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姜维能力更逊于孔明，而且他也无法阻止刘禅重用宦官黄皓。眼看着蜀国因此而衰败，姜维却继承孔明的遗志而北伐中原，使得蜀国经济更加雪上加霜，国力不能为继。终于导致了蜀国的灭亡。
重蹈像诸葛亮覆辙的后代领导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工程，而不顾自身实力亲率大军远征，结果招致惨痛代价。
隋朝炀帝时，曾三次御驾亲征，攻打高丽。隋炀帝不顾国内危机四伏，强行亲征高丽。沿途已有大批士卒逃亡。虽然第三次亲征获得胜利，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丽军队。但国内农民起义烽烟四起，隋炀帝无心再战。不得不班师回朝。三次亲征消耗了大量自己的主力军队，而且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为大隋王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明朝英宗在位时，重用宦官王振。正统十四年（1449），瓦刺也先率兵犯边，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怂恿英宗贸然亲征。英宗自己也想重现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的辉煌，于是此不顾大臣们的劝谏，草率亲征。结果，明朝50万大军被瓦刺3万骑兵冲垮，王振不懂军事，指挥失误，导致全军覆没，英宗只好束手就擒。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现代人的面子工程
中国人好面子，中国人的“面子工程”也是出奇的多。诸葛亮如此，我们现在的地方政府领导也是如此。
如今的地方政府领导，不喜欢默默无闻地低头干事业，稍微有点成绩便想让上级领导知道。为了得到上级的承认，就在“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贴金工程”、“政绩工程”上下功夫。动不动就要搞什么“世界第一”、“亚洲之最”，根本不管地方财政力量是不是允许。结果不仅把地方财政搞得一塌糊涂，还把很多财政负担转嫁给了地方上的人民群众。很多地方的百姓说“政府盖幢楼，百姓背座山”，“一年政绩债，十年还不清”。
江苏省某市耗资100万元建起了一座“最大公厕”。该公厕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钢架结构，内部的瓷砖、玻璃等装饰材料都属高档次的，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而此时该市很多居民正为附近没有普通厕所而犯愁呢。
原在安徽阜阳当市委书记、后来升任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是国内面子工程的代表人物。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忠提出了将阜阳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设想，与之相匹配的是“大机场”计划，目的在于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从1995年动工到1998年完成，阜阳机场耗资从预计的6000万追加到3.2亿。结果机场建成后，客流量少得可怜，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总共为920人次，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加上190多名员工的工资和庞大的运转、折旧费用，徒有其表的“大机场”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据估计，王的一系列“政绩工程”使阜阳到期财政负债达20多亿元，相当于目前财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结果，从1995年到2000年6年间，阜阳GDP同比没有任何增长。
大量的政府官员热衷于“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实际上是扭曲了政府的职能。那么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下国家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和帮助贫困人员。而我党也一直强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官来说，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是真正的绩效目标。人民群众希望政府加强就业保障，改善就业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然而，在某些官员眼中，为群众谋利益是不容易被上级领导看见的事情，所以就放弃了这些神圣的工作，转而去追求那些能够起到“轰动效应”的项目之中。一时间，各地政府都开始招商引资，大兴土木，唯恐上级领导看不见自己的成绩。
根据《南风窗》杂志报道，1995年阜阳飞机场扩建工程正式动工，阜阳市的政府工作人员、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从当年起，阜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下达硬性财政收入指标，某乡镇曾经发生过一起乡长带枪强收提留款打死村民的事件，而王对此不闻不问。
一个与王怀忠关系“很近”的县委书记坦言，王怀忠在一次酒后向他附耳传递了几句“箴言”：“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就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
像王怀中这样的“政绩”干部其实还大有人在。建设部官员在2004年09月25日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面子工程的文化背景
诸葛亮时代已经过去近二千年，诸葛亮所经营的面子工程至今还被人们赞颂着，“征南蛮”和“伐中原”成了后人眼中的丰功伟绩，而司马懿这个真正的“里子工程”的代表人物却被后人当作了诸葛亮的陪衬来看待。
崇奉诸葛亮的中国人，自然是热衷于面子工程人。从古代到现代，都有无数中国人活在面子工程中。或许这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弊端吧？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非常在乎自己的成绩排名。中国的孩子在美国上学，有家长向老师问起自己孩子的成绩排名，老师往往拒绝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老师认为搞成绩排名会助长孩子们的虚荣心，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中国人好面子，所以中国人的婚礼非常讲究排场。不管家里是不是有钱，都要硬着头皮大摆宴席。用豪华轿车迎亲几乎成了婚礼上不可缺少的风景，婚礼蛋糕从3层增到9层、11层，有人还邀请歌手、乐队甚至是模特队前来助兴表演。有婚庆公司的老板说，如今中国人办婚礼，就像是在比着花钱。天津新报主办了“天津市首届婚庆主持人大赛”，为了回报社会，比赛中的35位金、银奖得主希望为一些贫困家庭义务主持婚礼。结果只有一位主持人得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难道是天津就没有贫困家庭了吗？当然不是，之所以婚庆主持人的善意的不到领情，原因是没有家庭愿意说自己是贫困家庭，他们觉得这会很没有面子。
有人说，现在中国人买车，不完全是做代步工具，很大程度是买给街坊邻居看的，是“面子工程”。在欧洲汽车市场，高档小型车很成功。欧洲人只是把汽车当代步工具看，追求的就是实用性。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喜欢四平八稳的三厢车，内饰要漂亮，配置要高档，注重车的静态表现，而不太注重技术含量。所以高档小型车在欧洲流行，在中国却卖不好，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小型车不高档，开小型车很没面子。总之，中国人要的是大车，开大车才有面子。为了所谓的城市形象，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竟然限制小排量的汽车上路。最近中国中央政策研究部副主任郑新立在北京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旨在节能环保的新的汽车消费税政策，称新政策不久便会出台。其实，这样的政策早该出台了。
在中国做生意，面子很重要。如果你能和对方一把手搞好关系，让他感觉到很有面子，那么你的生意就成功了一半。海龟派精英王维嘉先生在谈论中美企业家的区别时说，中国的CEO要花时间喝酒、打球、聊天，因为整个商业环境当中，面子变得无比重要。所以，在美国，一个大的客户来时，陪吃饭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如果不陪吃饭就完蛋了。
中国人好面子，即使在大难临头时也要把面子摆在首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因擅自进行石油期权交易，而遭国际投机大鳄伏击，使得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屡屡追加保证金且面临爆仓的危险。但陈久霖却在庆祝酒会上强作欢颜，谈笑风生，继续摆出一幅年薪千万的精英模样。他的装腔作势掩盖了公司的危机，使得公司错过了最佳的平仓机会，最终把公司逼到了清仓破产的边缘。
日本与中国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日本的企业也有好面子工程的，但日本企业往往能够及时进行反思，很快地从面子工程中走出来。在日本有“经营怪杰”之称的北田光男，做煤矿生意时，已经发现有石油冲击，必须改行，却为了面子问题，继续苦撑，终于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的命运。经过这次沉痛教训，北田光男在后来的经营中不再为面子而固执己见，而是扎扎实实，努力经营好“里子工程”，不断获取实实在在的利润。经过一番努力，他所创立的电器株式会社，现已成为日本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的才华横溢。但谁又能注意到诸葛亮对自己的过度“包装”呢？
年轻时代的孔明，躬耕南阳时，就以卧龙自居，喜欢做《梁父吟》（一种词牌名），他经常指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说：“你们可以做到刺史、郡守。”别人问起他的志向时，他总是笑而不答。每每以管仲、乐毅自比。
管仲、乐毅分别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名人，此二人本是不同类型的人，管仲以治理国家见长，而乐毅则以统兵打仗为擅。而诸葛亮则认为自己可兼具此二人之长。这的确有些太过夸张了。但诸葛亮的自我包装却使很多人对他大加叹服。司马徽就认为，诸葛亮比管仲、乐毅还要厉害，司马徽甚至把诸葛亮比做是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旺汉四百年的张子房（张良）。
诸葛亮给自己的服装设计是“头戴冠巾，身披鹤氅。”因为这样比较符合智者形象。而且诸葛亮自出隆中辅佐刘备以后，继续不断地包装自己，营造一种神秘莫测的氛围。
如果谁总是在冬天扇扇子，你一定会认为他可能是疯了。可诸葛亮恰恰就是利用一年四季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来打造他的智者形象。偏偏我们也就认可了这样的智者形象。可谁又能想到，这样常年坐车，容易导致运动缺乏，并造成腿部肌肉萎缩、坐骨神经疼痛等问题呢？
诸葛亮的自我包装越来越过分，后来甚至到了吹牛的地步。诸葛亮率军与零陵大将邢道荣对阵，诸葛亮用扇子指着邢道荣说：“吾乃南阳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万之众，被吾聊施小计，杀得片甲不回。汝等岂堪与我对敌？”邢道荣大笑说：“赤壁鏖兵，乃周郎之主谋，干汝何事，敢来诳语！”
鲁肃向诸葛亮讨要荆州的时候，诸葛亮就表明自己是赤壁之战真正的英雄，他说：“况且赤壁之战，要不是我军协力，加上我巧借东南风，他周瑜不要说是展半寸之功了，或许早被曹操将二乔置于到铜雀宫了，即使你鲁肃的家小，恐怕也是难保。”
诸葛亮的形象虚高给他自己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既要做管仲去治理国家，又要做乐毅去统兵打仗。由于精力有限，结果这两样都没怎么做好。
诸葛亮的老对手司马懿，是一个不喜欢做秀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总夸诸葛亮是“天下之奇才。”常叹曰：“孔明之才，吾不如也！”总之，他把表面上的风光全都让给了诸葛亮，但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
司马懿抬高诸葛亮的水平，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这样即使自己偶有失败，也容易得到别人的谅解。诸葛亮与司马懿正好相反，他总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天下第一，所以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大，也就更经不住失败的打击。后来，诸葛亮动不动就口吐鲜血，昏倒在地，这都与他自己过度做秀而给自己造成的心理负担有关。
断了退路的做秀者
有人说，中国人是一个内敛而谦虚的民族。这话不完全对。在某个时期，中国人是非常张扬的。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来说，他们看似不羡仕途，坚决与官僚划清界限。但他们却奇装异服，故意做出一幅放荡不羁的样子，有时还驴鸣长啸。他们不是真正的隐士，因为别人随时还能找到他们。当然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未必和你合作。他们会羞辱前来拜见自己的客人：“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是我的衣服，你走进我的屋子，就是钻进了我的裤裆。”
“竹林七贤”的行为就是做秀，是为了引起别人的重视。七贤之中，有的果然受到政府重视，而封以官位。有的则惹怒了当权者，引来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可见，做秀也要恰到好处，要善于顺台阶下。否则就会把自己逼到绝路上。
魏晋之后，文人中的做秀者少了，因为害怕政府迫害。但皇帝中的做秀者多了。
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在走向浮华和迷恋女色的同时，他开始了自己的个人做秀，专心于书法和音乐的研究。他是唐代隶书代表人物，现存作品有立于西安碑林的书刻《石台孝经》和刻于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李隆基在音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唐代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他的杰作，代表了我国古代音乐史上歌舞音乐的最高水平，是流传千古的不朽佳作。只可惜他只顾得做秀而耽误了国事，给安禄山造成了可乘之机。安史之乱突然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隆基的好日子就此结束。
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一边做秀，一边享受奢靡生活。他工书法，善绘画，精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过度做秀自然会影响治国大计，所以他很快作了赵匡胤的俘虏。投降以后的李煜，更加词情大发，写了不少流传后世的词。不过这些词大都在表达对亡国的深痛，对往事的追忆。所以引起了宋太宗的不满，派人把李煜毒死了。
宋徵宗赵佶，也是一个会做秀的主。在书法上，他所创“瘦金体”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历代楷模；在绘画上，山水、人物均有涉猎，尤其擅花鸟画。他勤于创作，被后世公认为承前启后的“大家”。只可惜这个做秀高手命运悲惨，被金人掳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去了。
明朝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处理国家大事时糊里糊涂，但有一手极好的木工活。他好造漆器、砚床、梳匣等精巧器具，尤在雕刻上见工夫，作品施以五彩，精致妙丽，出人意表。做秀的皇帝不愿意治理朝政，于是把大权交给宦官手上，使得明朝江山日落西山。在他死后，崇祯继位，接过来的已经是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了。
企业家形象虚高的惨重代价
企业家，本是经济社会中最直接的逐利者，其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但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一点，不小心就为他们戴上了“英雄”和“精英”的帽子。而这些企业家也乐得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他们所领导的公司也被人们寄予了厚望。殊不知，在企业家形象虚高的背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正与日俱增。终有一天，企业家会像诸葛亮一样，为自己的“形象透支”而付出巨大代价。
一度被称作为中国首富的南德集团前主席牟其中，曾经以与苏俄“联合投资、研制、发射”卫星；用货易货的方式置换苏俄客机而轰动商界。“牟其中现象”被学术界作为专题研究，“南德文化”被无数企业奉为商战秘籍。牟其中成为了中国“一代儒商”的佼佼者，不仅两次登上“世界经济论坛”，也成为各大学争相礼聘的客座教授。然而，牟其中的豪迈多有华而不实之嫌，如“华尔街办银行”、“中美俄放卫星”、“再造北方香港”、“炸开喜玛拉雅山”……
1997年9月，一篇《大陆首骗牟其中》的文章出现在了《市场法制导刊》97增刊上，引起全国一片哗然；在这不久之后，《南方周末》一版头条又刊出记者质疑：《牟其中：首富还是首骗？》，从此牟其中走下了“首富”神坛。2000年8月被司法机关裁定犯信用证诈骗罪，并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时间，“首富”成了“首骗”，牟其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近来有人对那时的判决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牟其中完全可以翻案。假如果真如此，牟其中的“南德文化”恐怕也未必能恢复到往日的辉煌。
科利华公司董事长宋朝弟，将“量子理论”运用到信息产业和未来的知识经济社会中，他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量子时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连续、不确定和跳跃的，如同量子力学中的量子，呈一种波动的趋势。由此他认为他的企业也是可以跳跃的。1999年，科利华借大肆炒作《学习的革命》一书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同时以1.34亿元资金收购了股票市场上的“壳”资源——阿城钢铁。同年，宋朝弟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富豪第十名。未曾想，喜欢“量子跳跃”的宋朝弟这次跳进了陷阱里。在重组阿城钢铁时，他才发现该公司隐瞒了大量的债务，从此科利华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当初的高价网络股已经龙落到了今天的“ST龙科”，科利华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
第六篇错把投机当投资
诸葛亮的投机之路
谁也不能否认，诸葛亮是有才华的。但才华横溢的诸葛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却走的是一条投机之路。
什么是投机？投机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胜利寄托在对手的失算上，却丝毫不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是投靠刘备，并获取刘备的信任。尽管《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有关于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但史家对此是有所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推销了自己，然后刘备才反过来主动邀请诸葛亮的。
按下上面这个有争议的故事不说，单讲诸葛亮的《隆中对》。这本是一个华而不实的战略方案，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隆中对》存在致命的缺陷。但就是这么一个闭门造车弄出的玩艺儿，却打动了刘备，使刘备对诸葛亮五体投地。也使后人把《隆中对》奉若致宝，甚至还把它编进了教科书中。可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投机成功了。
在这以后，诸葛亮又进行了多次投机，比如承诺把荆州归还给东吴但又故意拖延；命令关羽攻打樊城以解荆州困局，但却不派兵增援关羽；远征南蛮，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北伐中原等等。只可惜这些投机大都收效不佳，有的还招致惨败结局。
诸葛亮对东吴失信，导致孙权投靠曹操，而孙刘联盟则进入了最低潮时期；关羽攻打樊城，使得荆州后防空虚，结果被东吴人吕蒙钻了空子，于是，荆州被东吴占领，关羽也被杀害；七擒孟获虽然取得胜利，但动用五十万人马，数十员大将，耗费9个月时间，还烧死南蛮人三万藤甲兵，使得安抚少数民族的计划泡汤，七擒孟获失去了“心战”的意义；六出祁山则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投机行动，不仅连年出兵却无功而返，还耗尽了蜀国的国力，最终导致了蜀国的衰败和灭亡。
总之，除了第一次投机获取刘备信任外，诸葛亮的其他投机行为基本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中国式投机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就像两个人下棋，诸葛亮明知自己实力不济，但却偏要和对方下棋，还幻想着对方可能会出昏招。总之是把胜利寄托在对方的误算上。
司马懿这个人，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他的每一次出战都是依靠了强大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大程度地调配了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诸葛亮希望司马懿出昏招，可司马懿却表现的滴水不漏。所以，诸葛亮在司马懿面前的投机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了。
中国人喜欢自作聪明，所以常常不自量力地去投机。中国人甚至敢在神仙面前进行投机，这从我国传统民俗中就可窥见。比如送灶，腊月二十三日，老百姓认为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所以家家户户都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据说这样可以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坏话。
清朝义和团，开始是一帮练气功的人，后来不知怎么，就相信自己具有刀枪不入的特异功能了，于是决心扶清灭洋，以血肉之躯冲向枪林弹雨。结果投机失败，义和团付出了血流成河的代价。
前些年中国又一次兴起了特异功能热，这次的大师们比义和团还要玄乎，据说能改变导弹的航向，更别说治病救人了。按照大师的理论，似乎中国人不需要辛辛苦苦搞科技，只要大家好好练功便能屹立于世界了。这种投机理论还真唬住了不少人，甚至连一些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也都相信了特异功能。庞大的练功队伍，说明了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
中国人炒股：一种搏傻的游戏
中国人的投机，反映在国内股市，则明显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搏傻心理，即明知股票没有投资价值，却还要冒险介入，希望还有更傻的人来给自己“抬轿子”。所以，中国股民大都是热衷于短线炒作的投机分子，很少有人愿意成为价值投资者。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股民很少用“投资”二字来形容自己的行为，他们最多用的是“炒股票”三个字，整个就是一种纯粹的投机行为。由于大部分股民都是投机分子，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股市的机制健全问题。也难怪吴敬琏先生曾撰文《何处寻找大智慧》，批评人们对行情关注太多，抨击出版界只知道出版关于炒股技巧的书籍。
在国内股票的投机风潮中，股民并不是唯一的投机主体。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管理层、媒体等均脱不了投机的嫌疑。上市公司的投机目的是“只圈钱，不改制”；证券公司的投机目的是上市前的“虚假包装”和上市后的“行情操纵”；管理层的投机目的在于“重上市公司利益，轻股民利益”；媒体的投机目的在于“只关注行情，不关注体制”。总之，中国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是全民性的。
当初管理层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找到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同时也能推动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但这一想法却没有照顾到股民们的利益。导致新股发行定价过高，股票投资空间有限，股民们只好寄希望于“博傻”的游戏中。
中国股市发展已经十多年，但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体制改革依然进展缓慢。而且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利用一股独大的有利地位，操纵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由于圈钱来的容易，而且还不影响自己的绝对控股的地位，很多企业依旧延续过去的经营模式，不思进取，滥用募集资金，随意进军不熟悉的领域。结果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能完成自己的盈利目标，并且导致经营业绩连年下滑。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不会从体制改革上入手，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新的圈钱之道。发行新股募集的资金用完后，他们会想出配股的办法，配股以后又会想出增发的新招。
眼看上市公司经营不尽如人意，再融资又遭股民用脚投票，国有企业即将遭遇新的资金恐慌，管理层又想出了国有股减持的办法。但由于国有股减持并不能改变第一大股东继续操纵上市公司的现象，此方案被认为是又一次圈钱运动。所以，国有股减持方案在小范围试点后便告失败。
证券市场发展到2005年，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市场的体制问题。管理层把“股权分置”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试图真正改变过去上市公司只重圈钱，不重改制的局面。只可惜投资者等待这一刻的时间太久了。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舆论在向老百姓宣传证券市场的时候，过多地偏重于股市的投机套利功能，很少探讨股市的投资功能。媒体不厌其烦地回顾着第一批股民发财的故事，根本不提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问题，导致整个市场陷入疯狂的投机风潮，国内股票的市盈率远远高出西方国家的股票。
股市里的投机奇观：“涨停板敢死队”
股市中的庄家很像诸葛亮，他们屡屡强行发动上攻行情，丝毫不顾及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庄家、主力的操盘手们则一个个自诩为“赛诸葛”、“小孔明”，他们置基本面情况而不顾，一味寻求投机取巧之门道，试图以概念炒作来刺激市场，以假消息来诱骗股民，以技术陷阱来攻克中小散户的钱袋。
在早年的中国股市，缺乏经验的股民们的确很容易被各式各样的概念、题材和市场传言所蛊惑，掉入眼花缭乱的技术陷阱中。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股民队伍日渐成熟，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股市里题材泛滥，概念生硬的现象，开始尝试更加冷静的投资方式。他们不再是可以被轻易玩弄的“孟获”，而是越来越具有了“司马懿”式的才智。
眼看着股民们趋向理性，一些庄家却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试图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于是干脆抛弃了所有的题材和概念，利用巨额资金猛冲猛打，不断拉升股价，连续制造涨停板行情。人们把这一类型的庄家称之为“涨停板敢死队”。
在股市大盘绵绵阴跌的日子里，恐怕也只能有“涨停板敢死队”给投资者些许幻想了。在250多个交易日中因涨停上榜270余次的银河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营业部，被称为是“涨停板敢死队”的大本营，自2004年年初以来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对象。媒体总在不厌其烦地报道着“涨停板敢死队”所进攻的股票，咨询机构在执著地预测下一个有可能被“涨停板敢死队”相中的股票，被套牢的股民则在为“涨停板敢死队”摇旗呐喊，还有人在网上兜售“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秘籍。
然而，当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涨停板敢死队”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终归是要被消灭掉的。连诸葛亮那样聪明的投机者都难免失败，这些“涨停板敢死队”又怎能幸免于难？虽然他们也能把孟获这样无知的蛮汉股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如果遇到司马懿这样的长线投资者，他们便一定会走进穷途末路。根据本人的分析，“涨停板敢死队”的死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死法：不断急攻急退，导致资金损耗殆尽
“涨停板敢死队”是典型的游资群落，根本没有长期投资的耐心。他们的炒作手法还是沿袭了最原始的搏傻式杀人游戏，即纯粹凭借资金实力拉高股价，然后突然抛给前来“抬轿子”的人。和那些勾结上市公司来操纵行情的庄家相比，“涨停板敢死队”的操作手法更加直接，更加干脆，他们实际上是把宝押在别人的愚蠢和失误上，就像诸葛亮把胜利押在司马懿的失算上一样。但在投资者日趋理性的今天，这样搏傻的结果往往是把自己弄傻。只要其他投资者能沉得住气，使出司马懿对付诸葛亮的坚壁清野之方法，坚决不碰“涨停板敢死队”所攻击的股票，那么这些敢死队员就会无功而返，而且不得不白白损失交易手续费。
第二种死法：被技术指标的“假象”毁灭
“涨停板敢死队”未必真的敢于“死亡”，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不是赔钱。在他们连续拉涨停的过程中，一旦接近上次的成交密集区，便会很快折返后撤。比如，双鹤药业在连续7个跌停板后又被连续上拉6个涨停板，第7个涨停板没能完成便又重回跌途。进攻者心里明白，上次的成交密集区就是套牢密集区，如果多走一步，便会为别人充当解放军而把自己套入其中。于是，他们选择的进攻目标往往是跌幅已经很深、即使拉几个涨停也还远离成交密集区的股票。如同诸葛亮伐魏不敢采用魏延的奇袭计划，因为整个大战略就已经很投机了，小的方面就不得不小心一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据说“涨停板敢死队”购买了一套非常厉害的分析软件，用以设计技术陷阱以伏击散户。即便如此，对他们来说也充满了风险。在资金链普遍吃紧的时候，不计成本地抛售股票是很多老庄家的自救策略，假如“涨停板敢死队”碰上了这样的股票，十有八九会遭到伏击而尸横遍野。
2004年5月12日，“涨停板敢死队”将桂东电力拉至涨停板，当天解放南营业部买卖金额达到1600.71万元；5月13日该股在冲击涨停板15.50元时，被巨量抛单打到13.65元，5月14日，“涨停板敢死队”仓皇出逃，导致桂东电力跌停收市。
第三种死法：因违规而被处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无论是战争，还是投资交易，都有一定的游戏规则。谁违背了这个规则，谁就会遭到惩罚。
诸葛亮违背了信用承诺，结果引来东吴的加倍报复，蜀军就此元气大伤。“涨停板敢死队”也违背了投资交易的游戏规则，所以也必败无疑。
根据我国1999年7月1日实施的《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我国《刑法》第182条之规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收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而涨停板敢死队具有明显的股票操纵特征，已经违反了《证券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
职业经理人的投机冒险
不只是普通的股民有着严重的投机情结，很多职业经理人也被投机心理所左右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航油集团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便是这样的人物。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取得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授权后，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在此期间，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搞金融的人都知道，期权交易是一种以小博大的杠杆交易行为，其风险是现货交易的几十倍。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陈久霖很快便被严重套牢。
做过期货的人都知道，没有谁能在这个市场上永远赚钱，而被套牢则是家常便饭的事情。只不过如果你能及时斩仓，则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交易风险。显然陈久霖并不具备忍痛割肉的勇气，他总是幻想行情能向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所以每每在平仓的一瞬间又改变了自己的计划，转而追加新的保证金进去。然而，市场行情是无情的，它往往会站在幻想者的对立面。油价继续飙升，使陈久霖的损失不断放大。每桶油价每上涨1美元，陈久霖就要向银行支付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导致新加坡公司现金流量枯竭。在不断加重的亏损面前，陈久霖几乎已经失去了理智。至到公司的保证金全部赔进去的时候，他才想到要向集团汇报。
当集团公司得知这一噩耗的时候，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了。陈久霖的希望是，集团公司能够继续帮助新加坡公司追加保证金，但集团还有哪个领导敢冒这个风险？所以他们没有“救陈久霖一把”，而是忍痛下令全部斩仓出场了。这次由陈久霖造成的损失高达55.4亿美元。事后陈久霖很委屈地说：如果再给我5000万美元，我就能挽回损失。陈久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就在他斩仓不久，国际油价就大幅回落了。
实际上，陈久霖的那个“如果”是根本不成立的。油价之所以会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国际投机基金借陈久霖斩仓之机而获利了结。那么，假如陈久霖重新追加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是否就能挽回损失呢？当然不是。因为陈久霖进行的市场外交易，他早已被国际炒家给盯上了。中航油的钱再多，也多不过这些国际炒家。你陈久霖追加5000万保证金，人家国际炒家就可能再追加5亿美元的保证金。总之，不把你打爆仓，对手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产业发展救不了投机事业
在经历了多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终于意识到了攻打曹魏的难度，为了稳扎稳打，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时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打算久驻而战。看起来这是一种消除投机的稳妥战略，但这依然挽救不了诸葛亮失败的命运。因为他已经踏上了投机的不归路，局部的弥补措施对于消除投机风险是无济于事的。
很多人读《三国演义》时，曾为诸葛亮扼腕叹息：如果诸葛亮能多活几年，他的分兵屯田之策一定解决将士的粮草问题，因此也就一定能够最终打败司马懿。然而，这又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试想一下，远道攻伐，士兵已经相当疲惫了，再命令他们在敌人的眼皮下屯田种粮，他们能种得好吗？再说，蜀军本来就人少将寡，动用所有兵力都无法攻克曹魏，更别说分兵屯田之后能有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这种一心二用的战略注定也是要失败的。实际上，当诸葛亮发现这一所谓的稳妥方式其实并不稳妥的时候，他便万念俱灰了。这也便是他病死五丈原的直接原因之一。
曾经是中国股市一面旗帜的新疆德隆公司，也如诸葛亮一样，试图以投资弥补投机风险。德隆以炒股起家，很快成为股市里的庄家，后来搞了一些产业投资，如收购了一些上市公司，希望以此来化解其因操纵股市行情而带来的投机性风险。
不过由于德隆在产业经营方面并不专业，其收购的上市公司大都业绩平平，丝毫不能冲淡整个德隆集团的危机。于是，德隆不得不继续在股市投机上加码，其入主重组的德恒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以3%-23%左右固定收益率的承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进行疯狂的高额融资，非法吸收资金208.9亿元，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护德隆手中股票的价格。
有人说，德隆系股票和其他庄股不太一样，因为德隆是做产业的。然而，德隆做产业并不专业。德隆在骨子里还是投机炒股票的。介入产业投资掩盖了德隆的投机行为，却不能化解德隆的投机风险。所以，后来德隆还是失败了，而且几乎是全军覆没。
第七篇雄辩之误
“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1)
中国人历来对雄辩者抱有好感，总认为雄辩者必然拥有着出众的智慧。然而当我们将目光瞄向历史纵深处时，就能发现，雄辩者往往在把人们引向伪智慧的误区。
“舌战群儒”原本就是一出伪造的故事。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诸葛亮赴江东主要是为了面见孙权（所以他没有必要去“舌战群儒”）。虽说诸葛亮曾在孙权面前使用激将法，但最终促使孙权下决心抗曹的关键人物并不是诸葛亮，而是江东大将周瑜。至于“舌战群儒”，史书中并无记载，估计是出自于民间说书艺人们的艺术加工。这种艺术加工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很让人过瘾。但仔细推敲之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漏洞。只不过，几百年以来，人们习惯于沉浸在阅读“舌战群儒”的快感中，却把事情的逻辑关系忘却了。
如果读者喜欢推敲逻辑关系，那么就不会相信“舌战群儒”这样的故事，而且也应该把“舌战群儒”当成一个反面教材来对待。
第一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必要？
诸葛亮赴江东，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服孙权。但是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却花费了很多时间去“舌战群儒”，简直是在舍本取末。如果说，孙权打算根据孔明与江东谋士们的辩论结果来进行军事决策，那么“舌战群儒”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而事实上，孙权只是想单独听取诸葛亮的意见。由此看来，“舌战群儒”的确是多此一举的行为了。
江东大将黄盖规劝诸葛亮：“愚闻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何不将金石之论为我主言之，乃与众人辩论也？”可见黄盖已经看出“舌战群儒”只是徒费口舌而已。黄盖还斥责张昭等人：“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难，非敬客之礼也。曹操大军临境，不思退敌之策，乃徒斗口耶！”。这句话何尝又不是说给诸葛亮听得呢？言下之意便是：既然你孔明是当世奇才，就不要在这里斗嘴了，赶快为我家主人出谋划策吧。
第二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成效？
既然“舌战群儒”不会影响到孙权的决策，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还会去浪费唾沫呢？《三国演义》认为，“舌战群儒”是张昭等江东谋士所挑起的争端，而诸葛亮的回应主要是为了灭掉这些谋士们的威风。《三国演义》曾描述道:孔明自思张昭乃孙权手下第一个谋士，若不先难倒他，如何说得孙权。也就是说，孔明把难倒对手当作了说服孙权的必经之路。这样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幼稚的。试想一下：在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讨论会上，岂能把相互为难当成是辩论的目的？
按照《三国演义》的安排，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大获全胜，江东谋士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且灰头土脸。在我看来，“舌战群儒”是一场未分胜负的辩论。江东谋士们仅仅是一时“语塞”而已，他们并没有心悦诚服。所以这场辩论并不意味着孔明的胜利。
假如诸葛亮通过“舌战群儒”让江东谋士们在孙权面前彻底失语了，那么“舌战群儒”就卓有成效。而事实上，一时“语塞”的江东谋士们并没有在孙权面前失语，而是继续阻挠孙刘联盟，并且搞得孙权举棋不定。若不是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提醒请出周瑜来，孙权的决策是无法出台的。
第三项推敲：“舌战群儒”有没有负面作用？
“舌战群儒”并不是一个有理有节的辩论，倒像是一场不断升级的骂战，发展到后来，便变成了夹带着人生攻击的唇枪舌剑。这样的“舌战群儒”岂能不伤了和气？
在诸葛亮与江东谋士的争辩中，对方的表现始终是温文尔雅，而诸葛亮则是尖酸刻薄，咄咄逼人。
江东第一谋士张昭虽然暗讽诸葛亮，但他还是很客气的用“愚直之言，幸勿见怪！”的言辞。而诸葛亮的还击则言辞激烈：“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舌战群儒”的逻辑推理(2)
诸葛亮让江东谋士“语塞”的方法主要是：贬低对方，抬高自己，甚至摆出蔑视对方的姿态来，以达到羞辱对方的目的。比如他骂虞翻：“今江东兵精粮足，且有长江之险，犹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由此论之，刘豫州真不惧操贼者矣！”他挖苦步骘：“畏强凌弱，惧刀避箭。”他骂薛综：“薛敬文安得出此无父无君之言乎！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今曹操祖宗叨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公乃以天数归之，真无父无君之人也！不足与语！请勿复言！”骂陆绩：“公轩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骂严酸：“寻章摘句，世之腐儒也，何能兴邦立事？”骂程德枢：“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从整个“舌战群儒”的过程看，诸葛亮的犀利与江东谋士们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方的提问虽暗含讥讽，但基本还算礼貌；而诸葛亮的回答却不留情面，几乎像是在骂街了。还好当时孙权并不在现场，否则他也未必能容忍诸葛亮的猖狂。
第四项推敲：口才背后的能力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