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自以为在“舌战群儒”中大获全胜，并对东吴谋士们不屑一顾。那么，东吴的这些谋士果真如诸葛亮所说的那样无用吗？自然不是。别看这些温文尔雅的谋士没有在辩论中驳倒诸葛亮，他们却在后来的孙刘斗争中给诸葛亮出尽了难题，而且纷纷表现出了并不亚于诸葛亮的才干。
且说孙权打算与刘备断交，但又念及自己的妹妹已经嫁给刘备。东吴第一谋士张昭为孙权出一主意：派心腹将领带五百人潜入荆州，下一封秘书给郡主（孙权的妹妹），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生女儿，郡主必然会星夜赶回东吴，那时动兵便没有什么障碍了。
张昭此计后来果然得逞，孙权之妹回到东吴，孙权从此便更加坚定了报复刘备的决心。
就在刘备进军蜀中，拓展自己地盘的时候，孙权开始计划夺回荆州了。张昭建议先不要妄动，他出一计策：修书一封给刘彰，就说刘备要取西川，好让刘彰心疑而攻刘备；另外修书一封给张鲁，让他进兵荆州。待到刘备首位不能救应时，孙权再去给刘备致命一击。
虽然张鲁并未如张昭之预料去攻荆州，但刘彰却真与刘备结怨了。不仅如此，刘彰手下大将还设下埋伏，将刘备的军师庞统射死在落凤坡。刘备不得不调荆州兵前去援助。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大队人马都离开荆州去支援刘备。只留下一个关羽防守荆州，给东吴留下了可乘之机。
再来看看那个被诸葛亮讥讽为“畏强凌弱，惧刀避箭”的步骘，此人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更是对刘备、诸葛亮造成沉重打击。当时曹操打算联合孙权共同攻打荆州。而步骘则建议孙权“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具拿下荆州。”
比起步骘来，诸葛亮的目光则短浅的多。他给刘备出的主意是：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诸葛亮的主意早在步骘的算计之中，而诸葛亮试图以攻打樊城瓦解敌人联盟的计划却落空了。后来，关羽在攻打樊城的时候，被樊城守军和曹操派来的援军击溃，而荆州也被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偷袭得手。最终导致关羽败走麦城，死在东吴手中。
至于那个被诸葛亮大骂“欲使其主屈膝降贼，不顾天下耻笑”的虞翻，在后来同样也有出彩的表现。他成功说服了被关羽派驻在公安的大将傅志仁投降东吴，傅志仁又介绍南郡大将糜芳也前来献城投降。这样便彻底断了关羽的后路，使得关羽无一点立足之地，不得不陷入落荒流窜的局面。
口舌之功的超级梦想：骂死王朗
《三国演义》中曾有一段关于诸葛亮“骂死王朗”的描写。大体意思是，蜀魏两军对垒，魏军师王朗上前劝降诸葛亮，却被诸葛亮骂了个狗血喷头，气急之下，掉下马来，吐血身亡。原文如下：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郭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顿军马，来日决战。”言讫回车。于是两军皆退。
读者阅读这一段时，一定会觉得非常过瘾，并对诸葛亮的口才惊叹不已。然而，所谓“骂死王朗”实则又是一个伪造的故事。据《三国志》记载，王朗是汉献帝、曹操、曹丕、曹睿时代的四朝重臣。他的向上劝谏往往以体恤民意、减轻赋税、严明法度为主。王朗著《易》、《春秋》、《孝经》、《周官》传、奏议论记，都传于后世。可以说是个清正廉洁、才华横溢的好官。只不过到了《三国演义》里，王朗成为陪衬诸葛亮的牺牲品。
关于王朗之死，《三国志》只是用“太和二年薨，谥曰成侯”来描述。根本没有什么“诸葛亮骂死王朗”的说法。
当雄辩走向歧途
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拼尽全力要压倒对方，却忘却了孙刘的合作大计。似乎辩论不是为了得到真理，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水平。后来，这种为辨而辨的劣根性被我们全盘继承了。
魏晋玄学一派，便是为辨而辨。很多文人出于恐惧不得不向司马氏低头，但又不愿为其卖命，便整天谈些与时政无关的哲学理论，相与论评批驳，借以显示自己学识高深。在洛阳内外，这种玄学坐谈渐渐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于是便逐渐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东晋时期，玄学之风蔓延到王公世族。他们不学无术，但也要付拥风雅，甚至相互之间出现了胡说八道的现象。由于整个国家管理层陷入了虚妄的“雄辩”风中，严重影响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导致内乱频起，外祸不断，最终发展为“五胡乱华”的格局。
诸葛亮这个雄辩者，为了达到辩倒对方的目的，不惜采用了人生攻击的方式。这种辩风在文革时期被造反派们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动辄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捕风捉影的谩骂交织在一起，使无数“牛鬼蛇神”时时刻刻都胆战心惊。
中国人的辩论，要么是因为政治的压力而不敢出声，要么就是缺乏理性的慷慨陈词和急红了眼相互攻击。仿佛声音不提高八度，就表达不出真理似的。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因其渊博的学识和特立独行的举动而受无数华人拥戴。但李敖之成名却是借助了骂人。也许李敖可算是一个专职的骂将，用他的话说，他几乎把台湾所有的人都骂过来了。尽管他的评判言论不乏真知灼见，但却充斥也很多粗话、脏话。有时直接就骂对方“王八蛋”。当然骂得多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出来了，比如李敖说鲁迅白话文写得不好。他拿出鲁迅的《战士和苍蝇》一文，指出鲁迅“苍蝇营营叫”是不对的，为什么不用“嗡嗡叫”呢？而另一位批评家方舟子马上就指出，“营营”二字早在《诗经》中就已出现，李敖批评鲁迅，说明李敖自己欠缺起码的国学功底。
近些年李敖逐渐被媒体所利用，不断在公众面前曝光。虽然其雄辩依旧咄咄逼人，但其思想的深度已经大不如以前了，甚至还让人们感到了几分娱乐的味道。
国内也有不少的愤青试图向李敖学习，然而只是学会了其骂人的气势，却全无李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通过互联网，我们经常可看到很多愤世嫉俗的言论，但却很少有能言之成理的文章。拿论坛上的反日帖子来说，只是一味地发泄，粗话、脏话满天飞，却很少思考中华民族该怎样超过日本。总之，真正能为整个民族做理性思考的人太少了。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1)
诸葛亮“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均是虚构、伪造的故事。但后代人却在这种回味“伪历史”的过程中找到了快感。中国人不仅羡慕诸葛亮的“三寸不烂之舌”，也在模仿着诸葛亮的狡辩之功。“亚洲大专辩论会”（后改名“国际大专辩论会”）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亚洲大专辩论会虽冠有“亚洲”之名，但并没有日本、韩国这样的东亚强国参加，它实际上主要以华语为参赛语言，所以参加队伍便局限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拉西亚等地区。也就是说，参赛的选手基本都是华人，是诸葛亮的后代，身上留有非常活跃的“舌战群儒”的细胞。
1986年，内地大学生首赴亚洲大专辩论会(1993后为国际大专辩论会)，代表内地的北京大学队获得金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决赛录像创收视新纪录。从此之后大陆掀起了波澜壮阔的“辩论热”。复旦大学1993年狮城夺冠，《12演播室》把复旦队教练、队员请到演播室制作节目，把选手更详尽地介绍给观众。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赛事情况，刊登决赛辩词。参赛队员回国后应各方之邀参加了不少相关活动，使他们感到仿佛进入了“世乒赛夺冠后大家都打乒乓球”的氛围中，一时间选手们成了人们心目中耀眼的明星。而内地各种辩论赛也开始火爆起来，电视节目、报纸杂志也纷纷引入辩论形式。大学生、中学生们个个摇唇鼓腮，颇有一副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架势。
在首都师范大学队仅获亚军的1997年，大专辩论会的电视收视率跌入低谷，但参赛选手王慰卿依然感受到大学生对大专辩论赛的热情，“我一辈子都没收到过那么多信，而且大学里学生宿舍配电视的特别少，很多学生是抱着收音机听完的辩论赛。所以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这种形式还是很关心的。”
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分析大专辩论赛时就会发现，大多数辩论活动根本不能带来智慧的启迪，相反倒容易使我们落入伪智慧的圈套。
在复旦大学校庆网上，刊登着一篇校党委书记秦绍德纪念该校学生“舌战狮城”的文章，文中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复旦学生获得大专辩论会冠军的历史，但笔者却从中看出了讽刺的意味，我以为这篇文章恰恰是国人贪恋“口舌之辩”的最好证明。试看该篇全文摘要：
“狮城舌战”何以在学校历史的长河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过了十年，我们逐渐明白到，那次辩论赛集中了全校的力量，全校的智慧，使得复旦的能量在一刹那集中在一个点上迸放出来，造成了令社会炫目的光芒。更重要的是，辩论赛充分体现了复旦的精神和品格。
首先是永争第一的精神。复旦历来有追求卓越的传统。要做就做最好的，是许多复旦人的信条。1993年的那场辩论赛在复旦其实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88年的首届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就已经代表内地高校捧冠而回。可是第二届另一个兄弟院校未能卫冕。于是，亚洲华语大专辩论赛改为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时，国家教委电令复旦组队参加，要求捧杯回来。复旦人有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上下同心，坚信一定能凯旋而归。党委立即调兵遣将，让学识渊博的俞吾金教授任领队教练，停教一学期，全职投入。曾任第一届辩论赛领队、头脑敏捷的王沪宁教授自告奋勇任顾问。又抽调时任副教务长，有丰富思想工作和组织经验的张霭珠教授任整个工作的负责人，人事处长张一华任联络员。精干的班子一组成，机器就运转起来了。为了学校的荣誉，广大学生们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遴选队员的一场场辩论会成了动员会，全校热气腾腾。令人感动的是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正因为有许许多多师生的全身心投入，才会有高质量的赛前准备，再次夺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赛后，当有人了解到我们曾请过五十位教授给队员们讲授天文地理、科学人文、国际国内各类课程时，不禁咋舌：你们复旦这么认真！是的，复旦人是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认准了做一件事的价值意义，就会用十二分的智慧和想象去构架，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
后辈人的“舌战狮城”(2)
其次是团结牺牲的精神。辩论赛是件有趣的事儿。层层辩论、筛选很残酷，胜者进入下一轮，负者无声无息。可是学生们仍前仆后继，踊跃参加。大家都说着一句话：目的在于参与。事实是辩证的，没有几百学生的参与，哪来优秀辩论队员的脱颖而出呢？赴新加坡的辩论也是一样，场上辩论的是四名队员，背后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在为他们作准备，大家都团结在一项神圣的使命周围。当队员们载誉而归的时候，无名英雄们没有一个伸手要分享荣誉，没有一个往前挤着出境。有一件小事至今使我很感动。当时，决定赴新加坡参赛组团的名单时，由于名额所限只能去两位教师，俞吾金、王沪宁负责赛事必须去，那末担任总负责的张霭珠老师反倒不能去了。当我为难地找到张老师时，她却坦然地安慰我说，我没有事的，你放心安排好了。须知半年里，张老师为辩论赛事做了多少工作，连她全家都对辩论队倾注了十分的感情，拿着家里炖好的汤给队员们加营养，已成了经常的事。临到有出国赴赛的机会时，她却悄悄地退到了后边，毫无怨言。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正因为许多复旦人把自己融入了共同的目标，才一定会有后来的成功。
从以上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复旦大学对亚洲（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很深的误区。学校领导过于重视辩论本身，不切实际地拔高了辩论的地位。他们的“狮城舌战”并不是为真理而辩，而只是为名次而战，为虚荣而战。为了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不惜让有名望的教授停教一学期，全力培训参赛选手。许多潜心教学、科研的教授们也放下教案、书稿，纷纷前来参与辩论会的评判工作和辩论队的讲课。其结果便是：在参赛学生得到特殊优待的时候，全校其他同学却失去了往常的学习条件。这样实际上是对学校师资力量的极大浪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无论参赛选手在辩论会上表现得多么富有智慧，也无法掩盖复旦大学在比赛活动中表现出的伪智慧。
时隔多年，当年获得最佳辩手的复旦学生蒋昌建也执教于耶鲁大学辩论队，他在媒体面前笑谈了在美国的辩论特点。他说思辩在西方是有着很悠久的传统的，甚至是催生出新知识的有效手段。在美国各大高校都有关于演讲、辩论的课程和学会，也经常展开一些辩论比赛，部分是单兵一对一的比赛，也有整体的队伍的比赛，比赛较多，但电视辩论赛并不多。不同于国内的兴师动众的大赛，他们的辩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在社团间的比赛，比较轻松。相较之下，国内的大赛往往很庄重，动用很多的资源，太在意输赢，压力也很大。
当代精英的“口水之战”
以倡导全流通而闻名股市的张卫星先生，曾经在一次讨论会上大骂某某先生的发言是“一堆狗屎”。当电视里播放张骂人的场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是那位刚批评了他的某某先生出去了，张才敢如此肆无忌惮。不过张当时宣称：即使某某先生还坐在这里，他也照骂不误。
我不知道电视台为什么会播出张卫星骂人的镜头，或许是那位某某先生的发言果真是废话连篇，真如张卫星所说的如同“狗屎一堆”？或许是张卫星看似粗鲁的话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我没有丝毫批评张卫星的意思，但我认为，电视台把张骂人的场景编辑到专题片中的做法有欠妥当。因为我们只是从专题片中听到了那句粗话，却并未听到张更有说服力的言辞。
几年以后，张卫星先生终于也尝到了挨骂的滋味。他所设计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遭到许多人的猛烈攻击。张先生不胜其烦，终于写了一篇《同行是冤家—致全流通方案设计书生们》的文章发表在网上，试图结束市场各方人士对他的挑战。不过张先生依然改不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在批评他的人之中，有一个人是冒充“牛津大学出道的洋和尚”拿出了洋化大力丸药方，痛贬张生（张卫星）的土偏方，于是获得广泛知名度；他还说后又有一个来自外太空的“金牛座”拿出了西洋参大补丸，引文历史人物鲁迅讨伐张生，引起众人侧目……
就在张卫星先生抒发其卓越辩才的时候，管理层的股权分置解决方案开始出台了。只是管理层并没有采纳张卫星的方案，也没有采纳张的批评者们的方案。
第八篇不能掌控身体怎能掌控绩效
诸葛亮是怎么死的
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时，只有五十四岁。而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也只有53.34岁。
诸葛亮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三国演义》所描述的诸葛亮生活习惯，我们大致可以推测，他很有可能患有消化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三国演义》多次描写到诸葛亮吐血的场景，这很可能是消化性溃疡引起的症状。在专业的《病理学》教材中，消化性溃疡患者发病时，往往会发生黑便和呕血现象。这主要是因溃疡底大血管被腐蚀破裂而引起的。
在诸葛亮的一生中，其作息时间没有形成规律性。他年轻的时候疏狂成性，或驾小舟游于江湖之中，或访僧道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府之内。食无定量，睡不定时，缺乏有规律的身体锻炼。“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便是他的生活写照。
自跟随刘备出山以后，诸葛亮更是缺乏必要的肢体运动。由于每次打仗他都“手摇羽扇，独坐轮车”，身体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势必影响食物的消化。此外诸葛亮还是一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这更是加重了肠胃功能的负担。到最后一次伐魏时，诸葛亮的饭量严重下降。而这一信息正好被他的死对头司马懿得知了，司马懿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三国演义》也有多处关于诸葛亮昏倒的描写。这有多种疾病的可能性，比如高血压、脑溢血、贫血、低血糖等。这些与工作压力大，长期受精神刺激，情志不调，以及营养不均衡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诸葛亮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他无法做到举重若轻，工作的每一个失误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他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北伐屡次失败，无法实现他对世人的承诺，这让他心急如焚，忧心忡忡。而身边大将的接连死亡，则更是让他伤心不已。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中原，看到赵云的儿子前来报丧，诸葛亮掷杯于地曰：“子龙休矣！”而且跌足而哭曰：“子龙身故，国家损益栋梁，吾去一臂也！”
第三次北伐，诸葛亮用计谋把司马懿杀得大败，但忽听有人报张苞身亡，于是孔明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绝于地，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蜀军不得不放弃进攻，退回汉中。
当初刘备病死，也没见诸葛亮这样伤心，为什么损失一员大将就让他悲痛欲绝呢？这是因为战争打到最后，蜀国已经缺兵少将，张苞病亡意味着孔明的进攻力又逊一筹，取胜的难度更大了。
第六次北伐中原，忽报关兴病亡。孔明放声大哭，昏倒于地，半晌方苏。众将再三劝解，孔明叹曰：“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我今番出师，又少一员大将也！”
数伐中原而不成，诸葛亮的内心已经脆弱到了极致，再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了。眼看着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无法用计胜之，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盟军东吴的联合行动上了。谁知又有一个噩耗传来：“魏主曹睿闻东吴三路进兵，乃自引大军至合淝，令满宠、田豫、刘劭分兵三路迎敌。满宠设计尽烧东吴粮草战具，吴兵多病。陆逊上表于吴王，约会前后夹攻，不意赍表人中途被魏兵所获，因此机关泄漏，吴兵无功而退。”孔明听知此信，长叹一声，不觉昏倒于地。众将急救，半晌方苏。
当这次吴蜀联合进攻行动被曹魏瓦解后，诸葛亮便彻底崩溃了。孔明叹曰：“吾心昏乱，旧病复发，恐不能生矣。”是夜孔明扶病出帐，仰观天文，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吾命在旦夕矣！”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蜀汉之实力，能维持三足鼎立已属不易。若兴兵北伐，进攻强魏，则困难重重，几乎是。然而，诸葛亮偏偏要去执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分配给众将士的任务也是非常沉重的，以至于很多骨干力量因负担太重而崩溃了。
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后，赵云也失利于萁谷，只是不至于大败而已。《三国演义》里说赵云受到了诸葛亮的嘉奖。而《三国志》则告诉我们，赵云被贬为了镇军将军，而且第二年就去世了。很显然，赵云之死与年迈征战，过于劳累有关，也与遭贬后心情抑郁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次北伐，张苞在激战中跌入山涧，撞破脑袋，只好送去成都治病，不久便身死人亡。张苞之所以跌入山涧，与过度劳累而引起的神思恍惚有关。
另一位大将关兴，没有死于阵前，而是病死于第六次北伐的前夕。
从赵云、张苞、关兴的死亡，无疑能看出蜀军将士所承受的沉重负担。
在高强度的压力面前，有些骨干开始学会投机取巧了。拿李严来说，他曾经是个难得的人才。诸葛亮南征攻打孟获前，曾说过李严“可当陆逊”，所以他非常信任李严。诸葛亮出祁山，李严负责督办粮草。但由于蜀道难，运粮不易，加上征粮困难，他担心自己不能顺利完成诸葛亮交待的任务而受到处罚，于是编造谎言，说东吴要兴兵寇蜀，骗诸葛亮撤回了汉中，然后又妄奏刘禅，说：“我已经备办好了粮草，不知道为什么诸葛丞相却无缘无故地班师回朝了？”当事情的真相暴露后，李严被贬为了庶人。
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上级领导像诸葛亮那样，不断部署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些领导的高压下，下属们纷纷走向崩溃，而且还有人开始像李严那样弄虚作假了。
在统计系统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贺铿指出，近年来地方高估GDP及其增长速度的问题日趋严重，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下达计划指标时，‘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上报统计数字时‘下级骗上级，级级掺水，水到渠成’。”贺铿说，这些弄虚作假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追求“政绩”，对统计数字进行干预。还有不少企事业单位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按需报数”，或者按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图报数。
由此看来，压力未必都是动力。来自上级的压力过大时，压力就会变成前进的阻力。诸葛亮时代如此，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亦如此。
事必躬亲的恶果
俗语说“技多不压身”，但却有很多人因为懂得技术太多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倒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才华的人却能笑傲江湖。这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每个人的精力有限，兴趣过于广泛，就会影响主业的发展。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可谓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打败专注于军事的司马懿。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会吟诗赋辞，能抚琴弄曲；发明木牛流马，设计连珠弩；他善兵法，懂阵法；他长于口才，敏于辩论。用“才华横溢”来形容诸葛亮一点也不为过。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大部分才艺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比如“舌战群儒”说服东吴对曹操动兵；“借东风”赢得赤壁之战；“空城计”抚琴吓退司马懿；八卦阵难住司马懿；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等等。但诸葛亮的这些才艺展示并没有给他带来最终的胜利。
司马懿没有诸葛亮那么多才艺，他唯一值得让人称道的便是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正因为如此，他可以一门心思地钻研打仗，并在与诸葛亮的多次对垒中取得了了不起的战绩。
对比诸葛亮和司马懿，可以看出，诸葛亮军中的专业化分工做的很不好。一个军事首领竟然亲自设计制作木牛流马，亲自察看气象变化，这让那些能工巧匠和气象分析师该如何工作？写书信羞辱司马懿也不一定要由诸葛亮亲自动笔，找个语言犀利一点的文书就可以了。可是，诸葛亮不仅做木匠活，抢气象分析师的饭碗，还自己充当秘书角色。这怎能不影响他的军事研判能力和统筹管理的绩效？
诸葛亮不仅是蜀国的最高军事首领，也是蜀国的最高政治领袖（刘禅只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用今天的话说，诸葛亮的官职至少也是国防部长+国家总理。与诸葛亮不一样的是，司马懿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他的军队总司令的职责，不用去管国家行政事务，所以他能集中全力对付诸葛亮，最终拖垮了诸葛亮。
透支生命的无奈选择
诸葛亮如同一个短跑运动员，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马拉松，结果在中途就透支了体力。所以，在与司马懿的长期对垒中，诸葛亮赢得了开场的喝彩，但却输在了后半程的较量中。
透支是诸葛亮的特点。他透支信用，导致东吴偷袭荆州并杀害关羽父子；他透支个人形象，导致自己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他透支人力资源，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他透支国力，结果留给姜维了一个烂摊子。
诸葛亮透支了一切他可以支配的东西，结果都没能战胜司马懿。最后，他不得不透支自己的生命，悲壮地离开了他未竟的事业。
主簿杨颙曾经劝谏诸葛亮：“我常见丞相亲自校对簿书，我认为没这个必要。治理军国，自有体统，上下不可相互混淆。譬如治家之道，必然是仆人耕田，婢女做饭，这样大家都有事情做，也都能够有所收获，一家之主则从容自在，高枕无忧。如果主人亲自劳动，必然形神疲困，终会一事无成。难道主人的智力不如仆人、婢女吗？当然不是，而是这样做的话便失去了主人应有的身份。所以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
为了说服诸葛亮，杨颙拿西汉两个丞相丙吉和陈平做例子。他说：“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
听罢杨颙的话后，诸葛亮不由地泪流满面，他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我受先帝托孤之重任，生怕其他人不像我这样尽心呀！”
针对杨颙所说的关于丙吉和陈平的故事，今本《三国演义》有着详细的现代汉语注释。据说身为西汉丞相的丙吉春天出行，路见因争斗而死伤的人，他不问；看见牛喘，却很关心。有人讥讽他，他说：“这时候，天气还不太热，牛不应该喘。真担心天时不正而影响年成。这是丞相职务所在，我应该注意。”
陈平是西汉文帝时丞相，文帝曾经问陈平：“全国一年判决多少案件，收入多少钱？”他回答说：“可问主管部门，丞相只管群臣，不管这些事。”
与诸葛亮不计身体本钱的做法相比，司马懿就显得更加老练和沉稳。他深知与诸葛亮的对垒是一场持久战，所以在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司马懿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算在了征战的本钱中。在司马懿的军旅生涯中，他总是一身戎装，骑马持枪。这使得他得以保持良好的身体素质。所以他能够活到73岁，一直等自己的儿子都成熟了，司马懿才放心地死去。
司马懿遇事冷静果敢，心理素质极佳，不像诸葛亮那样一受刺激便吐血昏倒。即便诸葛亮派人用女人衣物去侮辱他，他也一笑了之。
司马懿不是一个顾及自己面子的人，所以他可以做到能屈能伸。在曹爽专权时，司马懿受到了排挤。为了保护自己，司马懿故意装病卖傻，使得曹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然后他借曹爽随魏主曹芳外出游猎之机，召集旧部，发动政变，一举铲除了曹爽集团，从此奠定了司马氏家族在朝中的统治地位。
总之，诸葛亮的每一次胜利都在透支着自己的健康，所以他赢着赢着就输了，输掉的是蜀国的前途；司马懿的每一次惨败却在积累着自己的绿色绩效，因此他输着输着就赢了，赢的是儿孙的未来。
鞠躬尽瘁对得起谁
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前，祭祀昭烈庙，慷慨激昂地说：“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之死，令人遗憾，也让人感动。尤其他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话，成了历代忠臣清官铭记在心并借以勉励自己的名言。
然而，诸葛亮死得太早了，早得有点不负责任了。既然你诸葛亮生前总说别人做事你不放心，难道你就能放心地离开人世，而把蜀汉政权交给那些没有能力的人去管理？
人固有一死，但每个人都应追求死而无憾。有的人主动牺牲自己，是为了唤醒别人的意志，激励别人的斗志。这样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值得敬佩，才更有意义。而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由于急功近利所造成的身体透支而引发的。所以，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值得提倡。
当然，诸葛亮也有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特别是他的清廉，堪称为官者的楷模。《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自递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在封建王朝中，像诸葛亮这样的清官并不多见。但诸葛亮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到底算不算对得起蜀汉政权呢？
养生文化今何在
凭心而论，像诸葛亮这样英年早逝的宰相不多见。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中国著名宰相，都有着较长的寿命，如唐朝魏征65岁，狄仁杰70岁，宋璟75岁；宋朝包拯64岁，王安石65岁，司马光68岁。对古人而言，活到这样的年纪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与诸葛亮大权独揽相比较，大部分宰相都是“伴君如伴虎”，稍不留神就可能被贬官、发配，甚至丢掉性命。比如狄仁杰就曾经进过冤狱，差点被处死；王安石曾被罢官，司马光遭到过排挤。他们的处境不如诸葛亮，但却比诸葛亮活得久。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坐宰相的人往往拥有超出常人的气量。气量决定心态，有气量的人不容易被激怒，不容易跟自己过不去，所以他们的身体比起常人来也更加健康。
中国是一个养生大国，儒、释、道、医、武等各派都有自己的一套养生理念，很多士大夫也非常重视养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宰相多长寿的原因。
宋朝苏东坡，本是宋仁宗钦定的宰相人选，但却每每被官场淘汰出局。不过他不以为然，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而且还发明了很多养生的方法，所以他也活了64岁。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而那首著名的《大江东去》，则是在他被贬到黄州后写下的。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养生文化开始渐渐褪色了。那些英年早逝者往往成为倍被学习的对象，长寿者的养生理念却遭到了忽视。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搞不清该向诸葛亮学什么？是学他的身体透支呢，还是学他的清廉为政呢？当然应该是后者。遗憾的是，很多清廉的干部同时也是透支自己生命的代表人物。
像焦裕禄、蒋祝英、牛玉儒这样的好干部，人民本来希望他们能多工作几年，但是他们却过早地离开了人士。
牛玉儒得知自己得癌症后，恳请医生：“能不能把我‘留’下来，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表现出他对事业的深深眷恋。这种奉献精神是多么令人感动！可是牛书记呀，你当初为什么就不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呢？
据说，有一次牛玉儒在酒桌上与北京锡华集团的张杰庭总裁吃饭，牛玉儒感冒还没好，刚刚打完点滴。张杰庭开玩笑说，如果牛书记能把这一杯酒喝下去，我就在包头投资。当时牛玉儒将这杯酒一饮而尽，这让在座的客人大为感动。不久以后，锡华集团赶往包头调研，并开始了投资建设。
牛玉儒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后，为了推动呼市的招商引资，有时一晚赴好几场酒宴，喝酒都是一饮而尽，从不推托。而回到车上则是常常胃疼难受，在他看来，只要能为呼市招商引资，自己喝多少都无所谓。
然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过度饮酒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牛玉儒在酒桌上的豪情实际上是在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在牛玉儒去世后，一股学习牛玉儒的风潮开始在全国涌起。但是很少有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此，笔者不得不大声疾呼：在学习牛玉儒的同时，别忘记了健康管理！
第九篇运筹帷幄，决败千里
没有调查怎有发言权？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曾经告诫全党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恰恰是“没有调查，但拥有发言权。”
诸葛亮自恃“能掐会算”，追求“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所以他总是不屑于调查研究工作。
魏延曾建议诸葛亮兵出子午谷，被诸葛亮拒绝了，理由是害怕魏军在山中设伏。其实，山中有没有埋伏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派一小队“细作”先行出发，详细侦察敌情便可。由于诸葛亮平时就比较忽视情报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根本想不到要去侦察敌情。
假如经细作侦察，确定子午谷以北没有敌军把守，那么采用魏延的计策很可能就会大获全胜。而实际上，魏军的确没有设伏。当时司马懿被贬官，新任魏军统帅司马懋是个无谋之人，他怎能想到蜀军会从偏僻山中杀出？
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懋是个草包，但他还是不愿意冒险采纳魏延的计策，因为他担心在草包司马懋身边万一有高人该怎么办？实际上他所担心的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弄清楚。只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没有情报工作的意识。
由于诸葛亮过于崇尚“运筹帷幄之中”，导致了他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忽视，所以他的很多决策都“决败千里之外”，甚至决败于“十里之外”。荆州之失，在于诸葛亮没有调查清楚孙权的意图，想当然地认为主动出击可瓦解孙曹联盟，于是做出了错误决策。而街亭之败，看似是马谡之过，实则也与诸葛亮的情报联络工作的迟误有关，他对马谡阵型的掌握太晚，以至于来不及做补救措施。当然，整个北伐战争，则更是缺乏调查研究的表现。如果能对曹魏政权的实力进行客观调查，他就不会贸然发动北伐战争了。
中国历史上，不调查而乱决策的领导人很多，由此而造成的灾难也不少见。唐玄宗在位时，重用奸臣杨国忠，杨国忠两次征讨南诏，都被南诏人打得大败。但杨国忠深知，唐玄宗正沉溺于酒色之中，根本无暇调查核实战情，于是杨国忠便大胆编造谎言，说自己打了打胜仗，结果他得到了唐玄宗的封赏。
在中日甲午海战前，日本人悄悄扩充海军军力，日本皇后将自己的首饰捐献出来购买军舰，而中国大清朝的慈禧太后却在为修建颐和园而搜刮民脂民膏，清朝海军预算也被上面截留了不少。眼看着日本海军实力一天天超过了清朝海军，李鸿章认为不可与日本交战，应以斡旋、调节为主。慈禧太后却认为，中国虽打不过美英，但对付个小日本总不成问题吧。此时，翁同龢、光绪等人也力主一战。战争打响后，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战败，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在这期间，清政府上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是经过了调查而发言的，而反对他的那些人则是站着说话腰不疼的空想主义者。
不能保密，怎能安全？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述，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过程中，原投降曹魏的孟达欲起兵举事，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去攻打洛阳。而此时，也恰逢司马懿被魏主曹睿官复原职。诸葛亮知道司马懿是个厉害的对手，孟达很有可能被他消灭。于是诸葛亮修书一封，让孟达派来的心腹回去提醒孟达，要他千万防备司马懿，并让孟达千万不要让同事者知道秘密，知则必败。
诸葛亮写给孟达的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件，最终没能送到孟达手中。因为送信人在路途上就被司马懿军队的前路哨兵抓获了。
由于孟达没能收到诸葛亮的警告，便糊里糊涂把自己要起兵的事情告诉了很多亲信，这些所谓的“亲信”实际上根本就心怀诡态。在司马懿率兵打来时，孟达的心腹李辅和孟达外甥邓贤献城投降。结果，孟达被杀，诸葛亮又失去了一次攻克魏都的机会。
《三国演义》的这段描写，与真正的史实有所出入。罗贯中之所以改写历史，是为了突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然而，即便事情都如《三国演义》这样的描写，诸葛亮仍然脱不了保密工作不严谨的责任。既然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件，就要防备信件可能会落入敌手，所以应该继续派人前去提醒才是。
打开《晋书》，当我们翻阅有关孟达举兵的真实历史时，就会发现，孟达之败，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诸葛亮的安全保密出了问题。
《晋书.帝纪第一》记载，孟达投降曹魏后，司马懿一直认为孟达言行倾巧，不可信任。后来孟达果然暗中连吴固蜀，潜图中原。但蜀相诸葛亮厌恶孟达之反复无常，又虑其为患。于是诸葛亮遣一个叫郭模的人诈降，以便帮助孟达举兵。郭模经过魏兴城时，被魏兴太守申仪抓获，孟达暗通吴蜀的秘密便被泄漏了。孟达一看情况不妙，便计划提前举兵。
司马懿为了稳住孟达，便修书致孟达：“将军昔日背弃刘备，投奔我国，蜀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破我军，只是苦于无路。郭模之所言，并非小事，诸葛亮岂能轻易让事情宣露，他的真实目的你该知道吧。”
司马懿的书信意在挑拨孟达和诸葛亮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诸葛亮派郭模诈降，本来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郭模却很轻易就暴露你要起兵的秘密，这说明他诸葛亮是想加害于你呀！
这封书信果真厉害，孟达接到信后便开始犹豫不决了。司马懿乘机倍道兼行，八日到达孟达驻守的上庸城城下。吴蜀各遣其将以救孟达，被司马懿分兵拒之。与此同时，司马懿派军八面猛攻孟达，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孟达被斩杀，举兵宣告失败。
孟达之败，源于郭模泄密，而郭模又是诸葛亮派去诈降的。此中可见诸葛亮的安全保密工作有多差！而司马懿则抓住孟达多疑的缺点，极力挑拨孟达与诸葛亮的关系，用“信息垃圾”干扰孟达的决策，成功阻止了孟达提前举兵的计划，并打破常规，在未经魏主批准的情况下就发兵平叛，一举拿下上庸城，并斩杀了孟达。
错把情报送给对手
诸葛亮的最后一败，也是败在了情报战。而这次失败也是诸葛亮亲手种下的。
且说诸葛亮领兵屯于五丈原，让人去司马懿营前挑战。但司马懿就是不理睬。诸葛亮便取来妇女的头巾和衣物，盛在一个大盒子里，并修书一封，派人送到魏寨。
司马懿当众拆信观看，只见上面写着：
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以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有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战。
诸葛亮原意是想以女人衣物羞辱司马懿，让司马懿在盛怒之下出兵交战。但是诸葛亮的盘算落空了。不仅如此，司马懿还乘机抓住了诸葛亮的一个致命的漏洞。
换了别人，也许根本抓不住诸葛亮这个细微漏洞。但司马懿不愧是情报方面的专家，他假装和诸葛亮派来送信的军士随便聊天，问道：诸葛亮的寝食和事情的繁杂程度如何？军士回答：“丞相早起晚睡，罚二十以上都要亲自决定；平时的饭量也很少，每天不过数升。”
就是通过这短短的一句话，司马懿便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诸葛亮食少事烦，岂能久乎？”
诸葛亮派去的军士回营后，将司马懿的话如实相报。诸葛亮感叹道：“司马懿太了解我了！”
自此以后，诸葛亮便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羞辱都不能激怒司马懿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自己身体不佳的信息竟然被司马懿了如指掌。这下司马懿更会按兵不动，他会让诸葛亮病发而撤，根本用不着一兵一卒。此时，诸葛亮便落到了计穷的地步，他好生郁闷：这样的仗如何去打呀？
司马懿为什么能够了解诸葛亮？因为他善于对诸葛亮进行情报调查。而诸葛亮正好相反，他是把自己的情报主动送给了对手。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是长年劳累的结果，司马懿的情报战也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司马懿的那句“亮食少事烦，岂能久乎？”的话，实际上是讲给诸葛亮听的。司马懿和诸葛亮一样，带话给对方都是为了激怒对方。只不过诸葛亮的目标落空了，而司马懿的目的实现了。
迷失情报战
为什么诸葛亮的情报工作总出现失误？这是因为曹魏军队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情报战技术，而这种技术并未被诸葛亮所掌握。
迷失于情报战的还有东吴统帅陆逊。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也联合了东吴军队。陆逊派遣一个叫韩扁的心腹奉报表文，但韩扁被魏军抓获，陆逊的奇袭计划就此泄漏，魏军从此加强了防范，使得东吴无处下手，陆逊只好指挥大军撤回东吴。
据说，陆逊在表章上所写的计策非常绝妙，连魏主曹睿看过后都赞叹不已，说：“东吴陆逊真妙算也！”
然而，无论是多么绝妙的计策，一旦被敌人所获悉，也就失去了价值。总之，由于不熟悉情报战，陆逊的奇袭计划泡汤了。
诸葛亮和陆逊，这两位三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均栽在了情报战上。由此可见，曹魏军队的情报战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后代人读《三国》，看到蜀国、东吴的情报员被魏军抓住后，就感叹诸葛亮、陆逊的命真不好，却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命运的作弄，而是他们自己在情报战上的落后造成的。
商业信息战的空白点
当代中国人，似乎沿袭了诸葛亮的缺点，在信息战方面总是一窍不通。拿中国股民来说，曾经获取信息的主要办法竟然是听取小道消息。所以，中国股市总是假消息满天飞。而这些假消息也不尽然是庄家们编造的，有的消息竟然是以讹传讹而造成的。比如，今天有人猜测说某只股票有庄家，明天就有人说这支股票的庄家很厉害，后天就有人说庄家打算继续拉高股票价格。其实这些消息往往都是股民们为了自我安慰而编造的谎言，但正是这些谎言，成为了许多股民们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
与中国人相比，西方人似乎更喜欢情报战术。早在解放前，洋人就在上海滩雇佣中国人充当“包打听”。而我们中国人对洋人的理解却缺乏信息依据，比如民间互相传说，洋人的膝盖是僵硬的，轻轻一敲就会倒地等等。
进入信息时代后，西方国家更加重视情报工作。许多大企业都设有专门的情报机构，以收集包括竞争对手情况在内的对企业有价值的信息。那些没有信息部门的外国中小企业，往往会通过专业的情报服务机构来掌握相关信息。中国很多企业虽然也设有信息部门，但信息部门毕竟不是情报机构，其工作人员基本上是以负责报刊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为主，他们很少去关注竞争对手的信息。甚至像海尔这样非常有名的大企业，也没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据专业人士统计，中国市场目前只有约1000余名的专业竞争情报人员，而真正的需求却超过10万名。总之，对中国企业来说，情报工作至今还是一片空白。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情报战术的国家，偷袭珍珠港便是在情报先行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在各个领域使用商业间谍，以窃取先进工业国家的商业情报，特别是窃取新技术的核心情报。利用间谍手段得来的情报，日本企业开始对欧美企业的技术采用跟踪、模仿的战略，并逐步发展自主技术。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便在多个技术领域超越了欧美国家。
当然，获取情报不一定非要通过非法手段。情报学的专家认为，95%的情报都可以通过合法渠道获得。不过这需要进行专业的情报分析。
司马懿两次获得诸葛亮的情报，都是通过了合法的渠道。一次是抓住了诸葛亮派来诈降的人；一次是诸葛亮派人送女人衣物时暴露了诸葛亮的实情。这两次情报都是诸葛亮主动送上门的。不过，若非司马懿具有识别情报的本领，这两份情报的价值便不会被发掘出来。
西方人认为，情报学的发祥地在中国。西施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间谍。但是目前中国的情报技术发展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人过于相信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而忽视了调查研究工作。以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智慧，正在遭遇着到西方现代情报学和其他先进信息手段的挑战。
第十篇总能为失败找到借口
谁该为关羽之死负责？(1)
给自己找借口，是中国人的通病。当我们精心策划的行动付之东流的时候，我们会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连诸葛亮那样的神人都会为自己的失败而开脱，更何况我们只是普通人呢？
关羽败走麦城，诸葛亮说这是关羽咎由自取。人们也相信了诸葛亮的说法，认为荆州之失和麦城之败归根到底是关羽的刚愎自用而造成的。就这样，诸葛亮巧妙地将战争失利的罪名推给了关羽，却为自己开脱了应负起的责任。实际上，关羽之败，起因在于他执行了诸葛亮攻打樊城的错误命令。由于盲目攻打樊城，且没有其他主力部队的配合，造成了关羽孤军对抗曹孙联军，最终导致关羽的全军覆没。
当时刘备获取的情报是，曹操要联合东吴，共取荆州。诸葛亮自作聪明地说：“我早就料到曹操会有这一招。不过我认为东吴的聪明人很多，他们不会先发兵，而是一定会先要求曹操方面兴兵。”刘备问那该怎么办。诸葛亮便出了一个极臭的主意：命令关羽主动出击，攻取樊城，使敌人闻风丧胆，其联盟自然便会瓦解。
其实诸葛亮的这一计策正中东吴的圈套。孙权手下谋士步骘曾为孙权策划一个方案：“要求曹操命令驻扎在樊城的曹仁先起兵取荆州，关羽必然会分荆州之兵去攻打樊城。关羽一动，我们便可派出一员大将，暗取关羽后方，一举拿下荆州。”
由此可见，诸葛亮所谓“以攻取樊城而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计策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后来的事实证明：攻打樊城不仅没有使东吴闻风丧胆，反倒使关羽按着东吴的意愿行事了。关羽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东吴的算计之中，而东吴的暗袭计划却制定得天衣无缝，使得关羽一直蒙在鼓里。最终的结果正如东吴谋士步骘所预料的那样——东吴一举拿下荆州。不仅如此，东吴还擒获并杀掉了关羽父子二人，造成了刘备方面的惨重损失。
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其罪魁祸首当数诸葛亮无疑。而诸葛亮却厚颜无耻地将责任推到了关羽的头上。他说：“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
应当说，关羽已经尽力了。而且在攻打樊城的过程中，关羽也显示了相当的作战才华，取得了水淹七军，擒于禁，杀庞德的重大胜利。遗憾的是，关羽毕竟势单力孤，而且一直得不到大部队的支援，最终不得不败走麦城，英勇就义。
从樊城之战到荆州之失，再到麦城之败，关羽以自己的力量抗击着曹操、孙权的主力部队，其力量的对比悬殊可想而知。在曹魏方面，由曹操亲自坐阵，由曹仁、许晃对关羽进行内外夹攻，不仅解除了樊城之围，而且把关羽打得大败；在东吴方面，孙权授权吕蒙暗袭荆州，并倾东吴之精兵强将对前来反扑的关羽实施围追堵截，吕蒙、周泰、韩当、丁奉、徐盛等东吴名将悉数出战，打得关羽无半点还手之力。
再来看看关羽方面的力量：手下只有关平、廖化两员有经验的战将。曾被关羽任命为先锋官的傅志仁、糜芳是两个窝囊废，他们因喝酒而导致帐后遗火，军器、粮草被烧毁，火炮被烧着，炮火还打死了不少自己的士兵。关羽当然不能指望这两个窝囊废去带兵打仗，事实上这两个人后来都投降了东吴。总而言之，关羽面对的敌人是兵多将广，而关羽自己方面却是缺兵少将。那么刘备手下那些能征惯战的大将都到哪儿去了？张飞、赵云、马超、魏延、黄忠等均留在刘备的汉中大本营。假使这些人中有一人前去救援，关羽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由于曹操军队主力都去对付关羽了，使得汉中之地显得格外清静。汉中的主要将领闲来无事，主要精力也就是放在练兵和休养生息上。而这个时候，远在荆州的关羽却在孤立无援中浴血奋战呢。
面对如此惨烈的战役，为什么刘备的大本营却没有派人去援助关羽？后代有人曾推测可能是诸葛亮想借刀杀人，除掉那个平日里目中无人的关云长，所以他下令让关羽以弱攻强，而且还不派兵援助关羽。
谁该为关羽之死负责？(2)
笔者不想把诸葛亮看成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小人。以笔者的看法，诸葛亮之所以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援助关羽，是因为他过于自信他那愚蠢的“主动攻打樊城”的计策。他以为只要关羽能攻克樊城，孙曹联盟就会瓦解。然而战局却没有像他料想的那样发展，不仅樊城没有攻下来，荆州反而被东吴袭取，关羽也被东吴人杀害了。
关羽本来可以不死
面对孙曹联合进犯荆州，刘备、诸葛亮本来可以有多种方案应对。如果指挥得当，关羽完全可以不死。
第一种方案：主动归还荆州
荆州之地，原本是东吴即将到手的肥肉。是诸葛亮违背诺言，利用周瑜与曹军的大战，乘火打劫而得到了荆州。东吴曾多次派人讨要荆州，诸葛亮也一再表示要归还荆州，但他总是找借口拖着不还。诸葛亮的这种做法破环了孙刘联盟的友好关系，也惹恼了东吴人。可以说，若不是诸葛亮出尔反尔地违背诺言，东吴未必会联合曹操来进犯刘备。
如果归还了荆州，就可以避免孙刘两家自相残杀，也可以使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两家甚至也可以继续联合攻曹，那样的话曹操的日子便不好过了。
第二种方案：命令关羽打防守战
既然决定不归还荆州，那么就要做好防范东吴前来报复的准备。因为一旦孙权、曹操同时进攻荆州，关羽的力量就显得异常单薄了。让关羽主动攻取樊城，无疑会给东吴带来可乘之机。所以，当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关羽严守荆州，不要主动攻打樊城。只要关羽能严守城池，东吴的计谋就不会得逞，吕蒙也不敢来暗袭荆州。待到曹军粮草用尽时，荆州之围便会自然解除。
第三种方案：派兵援助关羽
命令关羽攻打樊城，必然造成荆州的兵力空虚。所以必须派另外一员大将前去协助关羽防守荆州，荆州才不会落入东吴之手。
关羽在攻打樊城的过程中，曹操曾派两批人马增援樊城，第一批由曹操手下大将于禁任总指挥，庞德做先锋。结果关羽指挥得当，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把这第一批增援部队彻底消灭了。但是曹操很快又派来第二批增援部队，此时孙权也害怕关羽的实力增加过快，于是派吕蒙袭取了荆州。孙曹两军对关羽形成了两面夹攻的局面，而且樊城守将曹仁又乘势杀出，使得关羽阵脚大乱，溃败不止。
孙权、曹操对这一阶段的战役相当重视，分别投入了绝对主力去对付关羽，曹操更是亲自坐阵，犒赏三军。而刘备的优势兵力却远在汉中休养生息。所以，关羽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抵挡孙曹联军的进攻。
可以看出，樊城、荆州之战是一场关系三国格局重新变化的生死之战，让关羽以有限的荆州之兵去抗击强大的孙曹联军，绝对是一个大败招。
谁在为诸葛亮开脱责任？
如果要追究荆州之失和关羽之死的责任，诸葛亮当数第一责任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后人很少去找诸葛亮的问题，而是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咎在关羽头上。那么，到底是谁在为诸葛亮开脱责任呢？
有人为诸葛亮辩解：孔明早就给了关羽“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是关羽自己刚愎自用，拒绝了孙权的和亲要求，于是才导致孙权投向曹操。《三国演义》曾描述，当孔明听说关羽拒绝孙权和亲后，说了一句：“荆州危险了，可派人将关羽替回。”就是这么一句话，成了很多人为诸葛亮开脱责任的重要依据。
笔者以为，“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八个字过于虚空，“北拒曹操”还好理解，“东和孙权”则不好把握。在笔者看来，即使孔明亲自坐镇荆州，也未必能处理好和孙权的关系。毕竟孔明当初从东吴手中窃取荆州，而且还一再违背诺言而得罪了东吴，使得孙权总是惦记着荆州。所以“东和孙权”又谈何容易？这就好比小偷想要和失主和好，却又不愿意归还失物一样，你说失主会答应和小偷和好吗？
有人以为，关羽与孙权的和亲可以巩固孙刘联盟。笔者以为这同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想当初孙权的妹妹嫁给刘备，也没有挡住孙权想讨回荆州的欲望。又怎能指望孙权之子和关羽之女的婚事能平息孙权内心的火气？
实际上关羽心里明白，孙权派人向关羽提亲，是为讨要荆州做铺垫的。假如孙权和关羽真的做了亲家，孙权必定要向关羽讨要荆州。而若没有刘备、诸葛亮的发话，关羽是无权归还荆州的。和亲只会让关羽陷入更加尴尬的局面。与其这样，还不如继续做个恶人。既然刘备、诸葛亮还没有归还荆州的意思，干脆我关羽就对你孙权凶一点吧。
诸葛亮为自己开脱得更彻底，他说关羽之死是因为关公自己“刚而自矜”造成的。那么换个谦虚谨慎的将领就能打败孙操联军了吗？当然不会，也许他们比关羽败得还要惨。在我看来，关羽以荆州之兵取得“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的成绩，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只是由于诸葛亮的战略错误，导致了关羽孤军奋战，最终陷入重围而全军覆没。诸葛亮无端指责关羽，实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一种嫁祸于人的行径。
值得深思的“替罪羊”现象
荆州丢失了，主要责任人诸葛亮并没有受到处罚，因为他成功地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关羽。让死人当替罪羊，是一件成本极低的事情。因为死者无法为自己争辩，人们也就不得不听信诸葛亮为自己的开脱了。
在中国历史上，“替罪羊”是普遍的现象，充当“替罪羊”的有活人也有死人，而且有些“替罪羊”一当就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杨贵妃是唐玄宗的替罪羊；秦桧是赵构的替罪羊；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
其实，让下级为上级领导顶责，在官场具有悠久的“传统”，至今也是一种积习难改的官场痼疾。
2004年１月１９日，武当山遇真宫遭到一场大火，国家文物损失严重。住在遇真宫看管文物安全的文管人员薛森，因其责任心不强、玩忽职守被开除公职。６月１４日，薛森告诉记者，他实际上是元和观的文管人员，在遇真宫“１·１９”火灾事件中，因武当山文物局领导明白在１９９６年５月后就未安排专人住遇真宫看管文物，担心大火后上级追究责任，为应付检查，则弄虚作假，叫薛森代领导担责受过成为替罪羊。
在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查处中，阜阳市太和县工商管理局的两名管理员成了县领导的替罪羊，不过事情很快就露出了马脚。劣质奶粉本属于生产领域的质量问题，应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由县工商局的人来充当替罪羊完全不通情理，而且被查出问题的“太和县勿忘我糖果厂”也不在两位管理员的承包路段。据两名被辞退的员工说，太和县工商局局长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巨大压力，按照先辞退后调查的所谓程序，无视该局没有辞退公务员的权限，在没有对事实进行调查，归责的前提下，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辞退了这两名职工，以保护县委县政府领导不受追究顺利过关。问题被曝光后，有辞退公务员权限的阜阳市工商局，同样没有认真调查两人的失职情况和责任归属，第二次决定辞退两个管理员。此事曝光后，包括阜阳市长在内的28名国家公职人员先后受到不同程度处理。
海南省儋州市建设局副局长林雪博，驾车撞死2人后，逃离现场，找来下属为他“顶罪”自首，并四处活动欲摆平此事，导演了一幕迷雾重重的荒唐剧。2001年9月11日8：50分，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判决林雪博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6年；犯妨害作证罪，判一年零6个月，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此案另一案犯替罪者陈兴杆犯包庇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零6个月。
2000年底，中纪委深入调查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的违法违纪问题。李嘉廷的情人徐福英在李嘉廷的安排下，找港商李镇桂做工作，让他在中纪委调查组面前替李嘉廷背黑锅、作伪证，顶缸当“情夫”，说徐福英是他的情人，结果弄得李镇桂被判刑四年，还要追缴3150万元。
2004年7月２６日，西安音乐学院公布对“不交三万元捐款难领录取通知书”的乱收费事件的处理结果：学院招生办主任被免职，教务处长和财务处副处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人民日报》７月２７日报道）。社会各界纷纷认为，被处罚的人仅仅是替罪羊而已。既然是学院收取的捐款，那么收取捐款的决策人，绝不可能是一个中层干部的招生办主任，也不会是教务处长和财务处长，而是学院领导层。可现在的处理结果，作出决策的学院领导成了“局外人”，三个中层干部成了“替罪羊”。
即使在一些海归派领导的身上，也有寻找替罪羊的例子。笔者在某家海归派公司上班时，由于公司总经理的领导失误，使得公司严重违反了政府的某项规定。总经理害怕被媒体曝光后不利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就找手下一位总监为他顶罪。事后为了他把这位总监提拔为副总经理，算是对他“保护总经理有功”的一种奖励。
第十一篇强人政治的人才断档
诸葛亮的用人偏见(1)
中国人喜欢听话的下属，而不喜欢有棱角的同事。二千年前的诸葛亮便是这样，他计杀傲慢的魏延，架空逞强的杨仪，结果导致蜀汉政权失去了用兵之良将和治世之能臣；他重用蒋婉和费祎，此二人沿袭诸葛遗风，循规蹈矩，不思变革，致使蜀汉走向没落。
诸葛亮防守“街亭”，用了两员大将，一员是马谡，一员是王平。马谡以前从来没有亲自领兵打过仗，而王平则身经百战。但诸葛亮却任命马谡担任街亭之战的总指挥，王平只不过是辅助马谡的副将而已。
在“街亭”之战过程中，马谡不听王平劝谏，布兵于山上，王平只好自带一批人马分扎在山下小寨。魏将张颌领兵打来后，断了山上水道，引起山上蜀军恐慌，马谡指挥失灵，士兵纷纷投降，街亭失手，马谡只身逃出。而王平命令自己所带千人，鸣鼓自持，张颌怀疑有埋伏，于是不敢逼进。此后，王平指挥部队，收拾蜀军丢下的物品，缓缓撤军，减少了蜀军的损失。
在“街亭”之战过程中，马谡昏招频出，且调度不当，指挥不力；而王平头脑冷静，指挥得当。假如是王平担任前敌总指挥，街亭必然不会失守。
那么，为什么先前诸葛亮没有任命王平为总指挥，而是把此重任交给了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呢？这是因为诸葛亮用人有偏见。在诸葛亮眼里，马谡本来要比王平厉害百倍。
首先，马谡拥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背景，他是刘备旧臣马良的亲弟弟，且与诸葛亮私交颇深；而王平则是从曹魏过来的降将，因此还不能得到重用。其次，马谡自幼熟读兵书，颇通兵法；王平虽然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他只不过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几升，恐怕未必是张颌的对手。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诸葛亮把主将之职交给了马谡。
据《三国志》记载，马谡，才器过人，喜欢谈论军事计谋，深受诸葛亮器重。刘备临死之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是在诸葛亮的眼中，已经形成了对马谡的定式思维，他认为马谡是“当世之英才。”所以他对刘备的告诫并不以为然。之后他以马谡为参军，经常互相交流，甚至通宵达旦地在一起谈论军事。
街亭失手后，诸葛亮不得不撤军回汉中，然后挥泪斩了马谡。当他想起当初刘备的告诫时，不由地泪流满面，悲痛万分。
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的招生学校和用人单位，他们对待人才的那些偏见与诸葛亮何其相似。
2005年3月，国内媒体纷纷报道了清华大学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愤然辞职的消息。原来，在众多投考陈教授的学生中，有许多学生艺术气质、修养和专业成绩都很不错，但他们因为政治和英语成绩不及格而落选，有的因为只差一分而与心爱的专业无缘。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陈丹青认为自己始终不能适应当前“学术行政化”的教育体制，而且他不想被不知不觉地异化。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专家认为：这个事件体现了我国研究生招生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制度缺乏灵活性，存在不少弊端，在形式的公平背后掩盖了实质的不公平。
就拿政治和外语来说，由于规定较死，使得无数专业人才郁郁而不得志。这与王平得不到诸葛亮重用的情况相似。在诸葛亮心目中，降将王平何谈政治素养？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则认为，凡是通不过政治考试的人，便没有资格去读研究生。诸葛亮认为王平是个大老粗，所以不能做主将；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则认为，外语不过关的人，肯定没有能力搞学术研究。
郑州航空学院在北京参加人才招聘会，接到了一份博士的简历，发现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校方赶快与此人取得联系，并见面详谈聘用细节。见此高人还犹豫不决，校方便派人三顾茅庐，诚情相邀，并把一套郑州住房的钥匙交给了此人。折腾了三个月时间后，校方终于发现此人是个假博士，甚至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其所投简历内容，全部是他自己编造的。
诸葛亮的用人偏见(2)
有关专家认为，当前用人单位对学历、文凭、外语成绩、海外背景的要求太不切合实际，所以才使真正的人才望而却步，反而为那些大胆妄为的骗子制造了铤而走险的可能性。
用人疑人杀魏延
诸葛亮临死前，授计给杨仪、姜维、王平、马岱等人，说如果魏延不听命令，就杀掉魏延。后来，魏然果然被杀，理由是魏延谋反。
计杀魏延，一直被后人看作是诸葛亮智慧过人的地方。然而，失去了魏延的蜀军，战斗力也衰退了许多。所以杀魏延是一个有疑问的手段。甚至有人认为，魏延谋反，是千古奇怨。
为了给诸葛亮计杀魏延的行为做辩解，《三国演义》虚构了两段有关魏延曾出卖自己主子的经历。
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刘备、诸葛亮曾经被曹操军队追剿，刘备欲暂且到襄阳刘琮处安歇。但刘琮惧而不出，刘琮手下的大将蔡瑁、张允指挥军士向刘备射箭，以阻止刘备进城。城中大将魏延聚众高呼：“刘玄德乃仁义之人，为何要拒之城外！”，魏延还抡刀砍死守门将士，放下吊桥，招呼刘备进城。这时城中另一大将文聘来战魏延。刘备不忍心看襄阳军兵自相残杀，于是离开了襄阳大道，到江陵寻找安身之处。魏延手下兵少，打不过文聘的人马，只好匹马逃出襄阳。此时刘备已经远去，魏延便投奔了长沙太守韩玄。
后来刘备派关羽攻打长沙，长沙太守韩玄派大将黄忠迎阵，黄忠消极怠工，韩玄怀疑黄忠通敌，下令将黄忠绑起来处死。魏延毫不犹豫，砍死刀斧手，带领长沙百姓发动起义，并且斩杀了韩玄，引领刘备大军入城。
就在关羽向刘备引荐魏延的时候，诸葛亮却大喝一声，令刀斧手把魏延推出去砍了。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且不说魏延两次背叛主子是虚构的故事，即便它是真实的，又怎能足以说明魏延是不忠不义之人呢？况且魏延早就慕刘玄德之仁义，一直心向往之，只是屡次机会错过，才不得不暂且委身于他人。他背叛刘琮和韩玄，均是为了弃暗投明，寻找他心中的圣地明主，焉能就说他是不忠不义？
那么历史的真相到底怎样？诸葛亮为什么要除掉蜀汉的第一员猛将？
中国人说某人脑后有“反骨”，并不是像《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凭面相就看出的，而是把那些总是不服从领导命令的人都比喻成脑后有“反骨”。若从这个角度讲，魏延的确就是这样一个脑后有“反骨”的人。
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魏延主动请缨，希望兵出子午谷。但这一计策被诸葛亮否决了。从此魏延便嘟嘟囔囔，认为自己的才能没有完全发挥。言下之意是，诸葛亮有很多地方还不如我魏延呢。这自然让诸葛亮感到不舒服了。
大凡脑后有“反骨”的人，往往都是能力出众的人。魏延更不例外。他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将领，但他平时又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所以诸葛亮一开始就认为魏延脑后有反骨，他在重用魏延的时候也时刻防备着魏延。可以说是“边疑边用，边用边疑。”这就违背了中国那句老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即使魏延为诸葛亮冲锋陷阵，浴血奋战，屡立战功，也没有消除诸葛亮对他的陈见。后来诸葛亮对魏延的疑心越来越重，最后他设计了一个在自己身死以后除掉魏延的计划，结果，魏延临死都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是魏延想谋反，所以才被诛杀的。然而，从史书中我们丝毫看不到魏延有谋反的迹象。他只是不愿意因诸葛亮病逝就轻易退兵，还欲继续攻打司马懿，所以他火烧栈道，拦住正在撤退的杨仪所领的大队人马。
当时魏延、杨仪都上表给刘禅，互说对方要谋反。刘禅不知道谁是谁非，于是问计于董允、蒋婉。蒋婉是诸葛亮内定的第一继承人，他自然不希望留下魏延这个最危险的对手，而董允又和蒋婉关系密切。所以此二人向刘禅力保杨仪，而坚决主张诛灭魏延。由此，魏延便落下一个谋反的罪名，并被写进了《三国志》中。
魏延被杀后，蜀国的凝聚力越来越弱，很少有魏将再来投降了。
过河拆桥排挤杨仪
除掉魏延以后，紧接着杨仪也被排挤了。当然这也是诸葛亮的安排。诸葛亮知道杨仪能力不错，而且平时与魏延不合。所以由杨仪出面诛讨魏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是诸葛亮最看不惯太过张扬的人，而杨仪这个人恰好也是个目空一切的人，所以诸葛亮没有把杨仪纳入接班人的候选单。
杨仪字威公，襄阳人。刘备做汉中王时，杨仪被提拔为尚书。诸葛亮北伐期间，命杨仪为参军，后升迁为长史，兼任绥军将军。诸葛亮多数出军，杨仪常规划分部，筹度粮谷。而且办事果断，干净利落。在调度军戎方面，杨仪也特别擅长。不过杨仪也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他和魏延之间有着非常深的矛盾。诸葛亮临死之前，交待杨仪领军还蜀，杨仪还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计策，诛杀了魏延。
杨仪以为自己诛讨魏延有功，定能替代诸葛亮秉政。然而，诸葛亮却任命了蒋婉为自己的第一任接班人。而杨仪只是被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实际上被架空了。杨仪认为自己的功劳要比蒋婉大，能力也比蒋婉强很多，所以他对诸葛亮生前的安排牢骚满腹，他的怨言没有人敢听，他就只说给后军师费祎听。后来费祎向刘禅告发说，杨仪曾对自己说过：“当初诸葛亮丞相病死之际，我若举军以投奔曹魏，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的处境！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呀！”刘禅听到费祎的告密，自然大怒，把杨仪废官为民，迁徙到了偏远的汉嘉郡。杨仪不服，上书为自己辩解，但由于言辞激烈，遂被收进监牢。绝望之下，杨仪含恨自杀。
至于杨仪到底是不是说过那些大逆不道的话，谁也不知道。毕竟只有费祎一个人告密，并无他人作证。所以，也许这是一个大怨案。费祎是诸葛亮内定的第二个接班人，他自然不希望杨仪能东山再起，所以他陷害杨仪的可能性非常大。当时主持政事的是蒋婉，而杨仪又很不服气蒋婉的才能。杨仪落到诸葛亮内定的这第一、第二任接班人的手里，你说他能有好果子吃吗？
以上的分析说明，魏延遭杨仪诛杀、杨仪因费祎告密而自杀，都是蜀汉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诸葛亮权谋运用的结果。之所以废掉了魏延、杨仪这两名最顶级的人才，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力出众但个性突出且不善内敛。之所以重用蒋婉、费祎，是因为这两个人看起来比较老实听话。
蒋婉、费祎在接班以后，果然沿袭诸葛遗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可惜此二人才华均远逊于诸葛亮，所以在他们的治理之下，蜀汉国力不见提升，反倒日渐衰落了。
如果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去世，会导致这个组织的迅速衰落，说明这个领导在人才战略方面很不成功。诸葛亮便是这样，他所勉力维持的复杂局面，没有哪个后继者可以承担。所以，蜀汉不再拥有美好的未来了。
“千里马”的悲剧
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说过这样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工厂、设备、资金全部夺去，只要保留我的组织和人员，几年后我仍将是钢铁大王。”卡耐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文字：“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卡耐基的成功在于善用比自己强的人。而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总是雇佣比自己差的人。
我们现在的领导，大多像诸葛亮那样，不喜欢桀骜不驯的员工。即使你才华出众，但如果你经常表现出对领导的不敬，那么你就要小心了，或许那一天你就会被领导算计了。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有个性的人才往往能不到很好的归宿。封建官僚体制所造就的等级观念，使得大臣们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一旦有人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那么他的下场必定是很惨的。魏延、杨仪的遭遇便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也有魏征、包拯等少数几个敢于直言劝谏的文官得到善终，但“飞鸟尽，良恭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规律依然得到了古代历史的验证。特别是那些立下战功的将军，似乎很难和皇帝达到双赢。他们知趣的话会主动解甲归田，比如范蠡，功成之后隐居江湖，成为一个商人。当然，不知趣的人还是很多，比如“精忠报国”的岳飞，他不仅功高盖主，而且还想擅自迎回二帝，皇帝赵构的十二道金牌才把他拦住，所以他被皇帝的冤狱致死了。朱元璋火烧庆功楼，怕的是功臣难管，索性一起除掉完事。鳌拜认为，做臣子太难，于是他想谋反，结果被康熙干掉了。总之，大凡有才能而又有个性的人，是很难在封建官僚体制下舒舒服服生存下去的。
第十二篇刘备是个冤大头
看错人与读错书的根源：病急乱投医
在《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片断中，刘备三番五次认错人，把崔州平、诸葛均、黄承彦等人认成诸葛亮。作者原本是想以此来表现刘备的求贤若渴。但若以理性眼光来看，刘备这种冒冒失失的求贤方法根本不是明智之举，倒更像是进入了“病急乱投医”的状态。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的职业阶层也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他们屡屡把“伪书”当作真经来读，导致“伪书”反倒成了畅销书。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一在于他过于迷信名人。那个自比为“卧龙”的诸葛亮虽隐居乡野，但名气却大得不得了，先是徐庶走马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然后又是司马徽称赞诸葛亮的雄才伟略。搞得刘备恨不得马上找到诸葛亮。这种虔诚的心理导致刘备在寻访诸葛亮的过程中几乎到了非理性的地步，也难怪他不断认错人，随便见到个人便以为是诸葛亮呢。
中国的职业阶层读错书的原因之一也在于他们太过于迷信名人，特别是迷信那些外国名人。而一些不法书商则正是利用名人效应编造了很多所谓由“名人”创作的书籍。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执行力》号称由两位顶尖美国专家联手打造：一位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哲学博士保罗·托马斯（PaulThomas），一位是剑桥大学博士、杜克大学商学院教授大卫·伯恩（DavidByrne）。结果这两名作者根本就是书商杜撰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没有任何借口》，这是一本内容、作者全出于造假者之手的伪书，不仅编造了一个名为“费拉尔·凯普（FerrarCape）”的作者，并为此人杜撰了耀眼的身份：职业演说家、咨询专家、美国职业训练和发展中心创始人，毕业于西点军校，曾任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多家著名公司独立董事和职业培训专家。当《没有任何借口》被发现是一本伪书的时候，其国内发行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册。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二在于以貌取人。当他看到有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时，便猜测这人可能就是诸葛亮，于是赶紧下马施礼。没想到这人不是诸葛亮，而是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
现代职业阶层读错书的原因之一则是以貌取“书”。当某本书有着精美的装潢，或封面上印有“美国畅销书”等字样时，便会引来无数白领争相购买。
刘备认错人的原因之三在于以文取人。刘备曾听到有两人在酒店击桌而歌，其中一人唱道：“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君不见：东海老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又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另外一人则唱道：“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桓、灵季业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青蛇飞下御座傍，又见妖虹降玉堂；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扬。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刘备以为在这两位击桌而歌的人之中，必然有一个是诸葛亮，于是前去问讯，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人是颍川石广元和汝南孟公威。
刘备的荒唐之极还在于把诸葛亮的弟弟和岳父错认成诸葛亮。之所以把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认成诸葛亮，是因为诸葛均在草堂之上拥炉抱膝地歌着：“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之所以把诸葛亮的岳父错认成诸葛亮，是因为老先生吟唱：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现代白领的荒唐之极则在于迷信于欧化的文字。只要书中的语言缺少标点符号，读起来大喘气似的，就有人认为这一定是老外写的。殊不知国内很多研究生都已经熟悉了这样的行文方式。书商们喜欢找考过托福的学生来当“枪手”，因为这些学生长期受英语语法的影响，早已失去了母语的作文技巧，写出的文章非常拗口，却恰恰能够唬住那些崇洋媚外的人。
“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1)
著名的“隆中对”是诸葛亮灌给刘备的迷魂汤，这碗迷魂汤使得刘备对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大加叹服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也使得后人对诸葛亮多了几分敬畏。
仔细分析“隆中对”，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些漏洞，比如强调“人谋”胜过“天时”，违反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再比如其分兵出击的战略，易造成被各个击破。但由于诸葛亮巧舌如簧般的描绘极具煽动性，使得刘备忘记了对诸葛亮言辞进行理性分析，从而糊里糊涂就被诸葛亮俘虏了。我们先来看看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
“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诸葛亮的“隆中对”隐藏着三个致命的缺陷，具体分析如下：
缺陷之一：重视“人谋”，忽视“天时、地利”
中国古代人打仗，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诸葛亮所提出的“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反倒狭隘的多。反映了诸葛亮潜意识中存在的忽视客观环境，夸大主观努力的思想。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刘备的确不具备恢复汉室的“天时”。诸葛亮提出以“人谋”来抵“天时”的口号，颇投刘备喜好。
缺陷之二：用兵太贪，实力分散
用兵打仗，最忌兵力分散。而“隆中对”恰恰就犯了这样一个兵家之大忌，提出“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错误主张。事实上，后来诸葛亮也坚定执行了这一错误路线，一方面让镇守荆州的关羽主动出击攻打樊城，另一方面组织汉中的大部队准备大举进攻曹操。结果由于兵力过于分散，导致荆州被孙权袭取，关羽也惨遭杀害。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毛泽东对“隆中对”的评价，他在谈到诸葛亮之败时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缺陷之三：对困难估计不足
在曹操、孙权、刘备、刘彰、张鲁这些军阀之间，刘备是实力最弱的一支力量，但刘备所怀的“恢复汉室”的希望最强烈。刘备所担心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百姓对皇室宗亲的概念将会越来越淡漠，而天命定数的观念却会渐渐占据人们的内心深处。诸葛亮向刘备描绘了一个“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美好未来，恰恰就是刘备最喜欢听的话。这一席话忽视了未来的斗争困难，却让刘备听得如痴如醉。可见，“隆中对”本身就是一副迷魂汤。
孔明临行时嘱付自己的弟弟诸葛均：“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这足以说明他对未来的困难估计不足。等到他走出隆中的时候，才发现遇到的敌人一个比一个强大，凭他的能力根本不能实现“隆中对”里的宏图大志。在他陷入与司马懿之间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隆中对”里所规划的内容已经变成了泡影，而“病死五丈原”也便成了他必然的宿命。
“隆中对”外来和尚的迷魂汤(2)
补注说明：
史学家对“三顾茅庐”的问题也有争议，虽然《三国志》认可了“三顾茅庐”的说法，但《魏略》和司马彪所著《九州春秋》均记载是诸葛亮先主动去求见刘备，而没有“三顾茅庐”和“隆中对”。还有人猜测，可能是诸葛亮先去向刘备毛遂自荐，然后才是刘备的礼贤下士，主动邀请。只不过中国人还是更愿意接受“三顾茅庐”的说法，这大概说明中国人对雇主总是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借用外脑未必灵验
世界最著名咨询公司之一的麦肯锡公司，曾是国内企业家眼中的“世外高人”。国内知名企业实达集团就曾经以３００万元请麦肯锡为实达设计营销方案。麦肯锡的专家给实达开出了管理改革“处方”：打散下属各个供产销自成体系的子公司，重组为集团统一整合的事业部制。由于这套西方先进管理方案似乎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它让公司变革历时半年，在实达内部被形容为“千人大换岗”，其直接后果是，长达半年的经营和效益大滑坡，直接和间接损失过１亿元。最终，实达只得调整回到原来的管理体制。
错用了麦肯锡的实达，与错用的诸葛亮的刘备一样，都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实达改革失败3年之后，其集团总裁叶龙与麦肯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兼总裁欧高敦、北京分公司经理潘望博和董事吴亦兵曾共同约见媒体记者，公开宣称：实达巨亏，并被ＳＴ，与麦肯锡甚至与叶龙都无关。
叶龙说麦肯锡的方案绝对是好方案，可惜他自己当年有些操之过急，把本应花１年时间做的事放在３个月内就完成，显然不太可能。叶龙还为自己辩解：虽然麦肯锡方案在实达的集团层面最终没有全面推行，但这并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因为通过这场变革，各个子公司都已经树立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意识。麦肯锡公司也公开推卸责任，其北京分公司董事吴亦兵表示：“客户并不是病人，麦肯锡也不是医生，而更像是教练。”后来便有记者撰文质疑：教练训练的球员比赛时惨败球场，难道他就不该负任何责任吗？
就在国内企业家纷纷把麦肯锡供为“神仙”的时候，网上却开始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麦肯锡的笑话：
有一个老头，正在草地上放羊，忽然走来一个年轻人，年经人走到老头面前说：老先生，我可以为您服务，我将告诉您，您的这群羊有几头，作为酬劳您需要给我一头羊。老头还未作答，年轻人就开始了工作，年轻人用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链接上NASA的内部网，调动低轨道卫星，把卫星遥感成像的图片再通过软件分析，数十分钟后，年轻人再次走到老头面前：老先生，您的羊群共有763头。说完后他抱起一只羊就要走。
老头这时叫住了年轻人：“年轻人，如果我能猜出你就职的公司，你可不可以把酬劳还给我？”“可以。”年轻人答。“你是麦肯锡公司的。”老头说。年轻人很惊讶：“您怎么知道？”老头笑了：“因为你具有该公司咨询人员的所有特点啊，第一。你不请自来。第二。你告诉我的分析结果是我本就知道的。第三。你抱走的不是羊，而是我的牧羊犬。”
当年的诸葛亮如同现在的麦肯锡一样精明，只不过当年的刘备却不及放羊老头那样明白。所以，刘备的“羊群”最终被诸葛亮搞散了。
谁来考核“外来的和尚”？
诸葛亮仅凭“隆中对”中的一席煽情话语，就得到了刘备的重用，自然引起了关羽、张飞的不满。《三国演义》编造了“火烧博望坡”的故事，让诸葛亮一出山就镇服了关张二人。实际上在后来的征战中，这二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诸葛亮这个“外来和尚”。所以有后人曾经怀疑，诸葛亮是为了除掉关羽这个“刺头”而故意不发兵援助荆州。按下这一历史悬案不说，我们先来谈一谈考核“外来和尚”的问题。
很明显，刘备对诸葛亮的任用缺乏必要的前期考察，也缺乏后续的绩效考核。客观评价诸葛亮，除了奔赴江东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外，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成绩。但刘备却给了诸葛亮丞相兼军师的职位。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重大失误。
为了掩盖用人方面的失误，刘备不得不为诸葛亮护短。在诸葛亮违背盟约而“三气周瑜”的过程中，刘备是诸葛亮的坚强后盾。当荆州因诸葛亮的战略失误而丢失且关羽英勇就义的时候，刘备也没有指责诸葛亮，听凭诸葛亮把荆州之失归罪在关羽的“刚而自矜”上。实际上，刘备是心里有苦说不出。毕竟“三顾茅庐”的故事已被传为佳话，刘备即使心里已经清楚诸葛亮有问题，也不能马上就处罚诸葛亮，否则会被世人笑话自己的眼光问题。所以刘备必须亲征东吴，用一场胜利来向孔明暗示：其实我比你更强。然后再暗暗削弱诸葛亮的权利。然而，刘备东征还是以惨败而告终了。此时再想动诸葛亮已经来不及，于是刘备不得不顺水推舟，上演“白帝托孤”的一幕。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目前的现状：海龟派人才异常走俏，颇有点孔明遇到了刘备的样子。各单位往往不假思索就对海龟派委之以重任，而对于本土人才，则以相当苛刻的条件进行约束。不论是在公司CEO，还是在学术带头人的位子上，均充斥着大量没有经过严格考察的海龟派。而那些劳苦功高的本土派人才，则被排挤到了无法舒展的地带。
外来人才和本土人才在获取同一职位时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对外来人才放宽了限制。比如，外来人才不用去考政治课程就可以被国内高校聘为教授、院长等职，而政治课程却要伴随本土人才一生，本土人才上大学要考政治课，读硕士要考政治课，评职称要考政治课。这给人一种感觉：似乎那些从来没有上过政治课的海龟派要具备更高的政治可靠度，而那些从小到大就不离马列教材的本土人才反倒很让人放心不下了？若真是这样，开设政治课又有什么意义呢？
根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曾对“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认为，“本地和尚”可能更会念好经。
萧灼基说：“我这个人被当作‘外来和尚’。有一次我到某地去讲课，那里有我的老师、同学和朋友。和他们交谈时，我发现他们的学问比我大，但出头的机会不多。其实‘本地和尚’才念好经。为什么？因为‘本地和尚’最知道念什么经。‘外来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本人没有关系；‘本地和尚’念的经好不好，和他的家庭、个人利益关系非常密切，他会更认真地考虑念经产生的后果。况且，‘外来和尚’再好也不可能全都请来，‘外来和尚’是个体，按照历史唯物论观点，群众力量超过个人力量，还是让‘本地和尚’念经好。”
萧灼基举了一个例子：国际上有个很有名的投资咨询公司，它常给中国企业做策划，少则收费几十万美元，多则收费几百万美元。有一次国内一家大公司请它来做战略方案，后来请萧灼基去评估。这家国外的咨询公司只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老外，一个是华人，他们讲战略规范、原则、案例，还有本企业情况，事实上他们讲的那些东西都是企业送给他们、再由他们归纳出来的。那一家国内大公司花了７０万美元，但国内咨询公司只收７０万元人民币就能做得很好。萧灼基说：“不要迷信高薪聘请的外国人，外国科学技术比我们先进，但管理方面不比我们强多少。”
第十三篇毛泽东看透了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诸葛亮的败因
毛泽东在召开会议时喜欢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方面说明他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说明他非常重视集体的智慧。
在那个人们对诸葛亮敬若神灵的时代，毛泽东能将诸葛亮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体现了一位军事家足够的智慧。当人们感叹诸葛亮“得其主，不得其时”，并且纷纷为诸葛亮的失败寻找借口的时候，毛泽东心中已经非常明白：诸葛亮之败怨不得天时，怨只怨诸葛亮自己还不够聪明。
在分析诸葛亮的失败原因时，毛泽东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毛泽东所说“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是关羽之镇守荆州、刘备之进攻东吴、诸葛亮之北伐中原。这“三分兵力”依次展开，前两次分兵都失败得很惨，导致蜀汉元气大伤，而诸葛亮的北伐本钱也便所剩无几。所以，毛泽东叹道：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毛泽东论赤壁之战
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巧借东风”、“华容道”等故事情节，使得诸葛亮几乎成了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而实际上，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应该非周瑜莫属。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这样一段话：“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大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赤壁之战定义为“吴魏赤壁之战”，说明他并不认为刘备、诸葛亮对赤壁之战有多大贡献。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这段话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他认为赤壁之战的头号功臣是周瑜，而并非诸葛亮。
毛泽东评点“失街亭”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中原，督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节度，举动失宜，结果被曹魏大将张颌所破，导致街亭这一重要关口失陷敌军之手。诸葛亮不得不败退汉中，演出一幕“挥泪斩马谡”的悲剧。
历代评书、戏剧在表现“失街亭”事件时，都把重点放在马谡如何违背调度，以及诸葛亮如何执法严明之上。毛泽东对此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评论到：“初战亮宜亲自临阵。”在毛泽东看来，街亭能否固守，关系到整个战役的成败，如此重大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没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去执行？而且即使派人去防守街亭，也应该不断派军去增援，假如街亭危急，甚至诸葛亮本人也应该前去亲自指挥，与敌军展开大决战。
毛泽东评价曹操
尽管在传统戏剧和小说中曹操一直是个“反派人物”，但毛泽东对曹操却有着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说过，曹操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
毛泽东曾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议论曹操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有一次，毛泽东听到自己的随行医生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他马上反驳说：“屁话！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非常喜欢曹操的诗，他认为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在和他的子女们谈话时，他也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泽东评价司马懿
由于《三国演义》中编造了许多诸葛亮打败司马懿的故事，使得后人多以为司马懿不是诸葛亮的对手。很多人假设，若不是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终归会被诸葛亮灭掉的。毛泽东对此则有清醒的看法，他认为“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还曾说过，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1)
诸葛亮与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家，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失败的军事家，后者是成功的军事家；前者是被神话的军事家，后者则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的确很爱看《三国演义》，但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早已经超过了魏蜀吴三国中的任何一位军事家，更不消说那个失败的诸葛亮了。
毛泽东从诸葛亮那里得到的大多是反面教训，所以他采用的是和诸葛亮全然不同的领导模式。以下是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的比较：
比较之一：群众基础不同
毛泽东注重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把军队建成是人民的子弟兵。正确的政治纲领为毛泽东的军事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处处得到群众的支持。而敌人则总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争相推车挑担支援前线；抗美援朝期间，无数人勒紧裤腰带省下钱捐助人民志愿军。这一切都说明，“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也是毛泽东军事胜利的保障。
而诸葛亮只注重刘氏政权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匡复汉室”，不惜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所以他无法得到广泛的群众基础。魏属领地的群众并不因为蜀军代表汉室利益就夹道欢迎诸葛亮，他们对曹魏政权的忠心要远远强于对恢复汉室的幻想。在司马懿坚壁清野的策略面下，诸葛亮无法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支持，每每因粮草不济而败退汉中。多年征战造成蜀国国力严重衰退，在诸葛亮死后不久，蜀国便从此一蹶不振了。
比较之二：决策机制不同
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而是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结晶。共产党的决策机制是民主集中制，这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思维的缺陷。虽然毛泽东晚年在政治决策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生涯中，则是很好地执行了民主集中制。
1947年冬季，毛泽东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他把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这次整军运动到1948年夏季结束。在具体的军事战役中，毛泽东也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多方听取不同意见，然后作出最后的决策。1948年1月，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即3个纵队3月下旬渡过长江进行发展。后来随着战局的发展，粟裕认识到3月下旬渡江并不是最好的行动，于是他又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仍在内线作战，以争取战局之最有利发展。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急召陈毅、粟裕到中央，并于4月30日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粟裕的方案。会议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粟裕兵团的任务目前不是渡江，而是开辟渡江道路。这次对重大抉择做出的变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对后来战局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诸葛亮的决策机制完全是靠个人智谋，这就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很多问题。诸葛亮用兵不愿意和人商量，将士们出征前往往都是一头雾水，非要等到关键时刻打开诸葛亮赠送的锦囊才能悟出诸葛亮的真实用意。这似乎很能体现诸葛亮处处高人一筹的才智。但是却不利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虽然诸葛亮有时也会接受别人的献策，但他从不会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具体的用兵方案。往往是只有他认为方案不错，也根本不会让更多的人来论证，而是自己就进行决策了。
比较至三：军事原则不同
毛泽东的军事原则是以效率为核心的，而诸葛亮的作战方案往往追求表面的胜利。1947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等等。可以说，毛泽东提出的军事原则是以谨慎、高效为核心的。这样可以保证解放军的每一次战役都建立在有针对性的目标之上，而且还有助于军队取得实实在在的绩效。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2)
从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国民党的48座县城。算下来解放军净丢失105座城市。如果只看城池的得失，你会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占了便宜，而且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透过城池易手的表面，却是另一种力量变化的对比：这段时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30万人。
诸葛亮打仗，总是忽视实际效果，有的战役看似胜利了，实际上是在赔本赚吆喝。诸葛亮在进攻曹魏时，没有什么具体的绩效目标。大概也就是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长年累月地出兵却总是无功而返，诸葛亮却不进行反思，还是一味死命进攻。第一次伐魏时，诸葛亮手中重要关口街亭失守，于是不得不退回汉中，顺便把魏地三城的军民赶到蜀国，以作为北伐失利的补偿。蜀国本来就人多地少，这样无疑会加剧蜀地人民的生活负担。但诸葛亮却把掠走敌国群众作为他的绩效，说明他的绩效观是非常荒唐的。
两军交战，对于主动进攻的一方来说，只要你没能攻破对方，即便看起来你把对方打得如何狼狈，也不代表你是胜利的一方。诸葛亮可能并没有这样的绩效意识，他长途跋涉，去远征曹魏，其耗费的军力自然要远远多于以逸待劳的魏军。可是诸葛亮却乐此不疲地发动着这样没有实际效果的战争。所以，最后的胜利肯定不会属于诸葛亮。
比较之四：对待根据地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重视根据地的发展，但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他也会主动放弃根据地。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不足1个团发展到1个师两个团，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座县城，并建立了这三县的工农兵政府。
在此之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剿”，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毛泽东并没有死守根据地，而是出动出击，深入敌后，攻击敌人其他城镇。在此过程中，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多次失而复得，而且红军还不断扩大战果，开辟了赣南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和闽西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赣西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合并，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为了迎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采用了“诱敌深入”策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而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就是在毛泽东的军事策略下惨遭失败的。遗憾的是，后来毛泽东的军权被剥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长征。
毛泽东建立根据地，往往是选择在条件艰苦的山区里。因为山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和国民党政权的瘫痪，毛泽东接连电示八路军，在敌后广大的乡村广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晋冀豫、晋冀鲁豫、冀热察、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牵制了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的根据地主要建立在大城市，如成都、荆州等地。但诸葛亮对根据地的建设是缺乏力度的。拿荆州来说，早在“隆中对”时，诸葛亮就把荆州看作是重要的根据地。后来诸葛亮得到荆州后，并没有依据这个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实力，而是把关羽一个人留在荆州进行防守，简单地交待了关羽“东和孙吴，北拒曹操”八个字。在诸葛亮的八字方针下，关羽只是消极防守，并没有在无强敌来临的时候积极扩张根据地。而当孙曹两家联手进攻荆州时，关羽却听从诸葛亮的命令去贸然出击，攻打樊城，结果樊城未得，荆州倒失。
汉中根据地是诸葛亮发动北伐的根据地。诸葛亮也曾通过“七擒孟获”征服了南方的少数民族，加强了根据地的稳固性。但在经激烈的三国角逐中，区区这一个根据地，用来防守还勉强还以维持，要想用它来包打天下则是远远不够的。在荆州失手以后，诸葛亮没有再发展其他的根据地，只是一味依靠汉中根据地发动战争，根本无法起到联动效果和规模优势。
毛泽东与诸葛亮军事谋略之比较(3)
实际上，如果实力弱的一方只拥有一个根据地，那么最适合打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战争，比如毛泽东在赣西南、闽西领导的中央根据地，就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大围剿，但当红军改打阵地战的时候，根据地就被敌人攻破了。
毛泽东曾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他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创建了多个抗日武装根据地，不仅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也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原先坚守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立即成为打击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也为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的失败，在于他只拥有一块根据地的弱小一方，试图进攻强大的敌人，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发展过新的根据地。
比较之五：对待组织建设的态度不同
毛泽东指出，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宣传队，这一思想的提出，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执行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进行“三湾改编”，确立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经党组织讨论决定。这种“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措施，有助于部队思想的高度统一。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红四军召开古田会议，确立了红军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这有利于党的思想在部队的贯彻执行。
在后来的战争中，无论是发展新兵入伍，还是接受国民党起义部队，或是收编地方武装力量，共产党的支部总能渗透在最基层的连队。这使得革命军队在不断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永远保持着思想的高度统一。
诸葛亮在组织建设方面缺乏足够的智慧，往往过于放任新收编的部队。比如攻克荆州后，没有及时对荆州兵团进行思想改造，导致荆州兵没有心思为刘备卖命。倒是偷袭了荆州的吴将吕蒙颇懂得组织建设：他在荆州，传下号令：凡荆州诸郡，有随关公出征将士之家，不许吴兵搅扰，按月给与粮米；有患病者，遣医治疗。结果荆州将士之家感其恩惠，对蜀汉的忠心便已荡然无存。当那些跟随关羽出征的士兵们得知自己家门无恙，衣食不缺时，根本没有心思再打仗了。后来关羽遭到吕蒙军队的伏击，手下将士渐渐消疏。比及杀到黄昏，关公遥望四山之上，皆是荆州士兵，呼兄唤弟，觅子寻爷，喊声不住。军心尽变，皆应声而去。关公止喝不住，部从只有三百余人。这便是诸葛亮没有做好组织工作所导致的恶果。
比较之六：面对压力的方式不同
在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中，曾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困苦，但他总是保持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他写出“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诗句，在长征途中写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诗句。这些诗句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斗志，也体现了毛泽东善于排解压力的能力。
诸葛亮面对压力时，只会劳累自己的身体。不仅事必躬亲，而且神经还紧张到极点。关兴、张苞的死亡都曾让诸葛亮晕厥在地，半晌方苏。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毛泽东身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英勇牺牲，毛泽东虽然也落了眼泪，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工作中。在毛泽东的精神感召下，志愿军战士最终以百倍的勇气把美军赶过了三八线。
到底应该向谁学管理？
前一段时间，管理界出现了一股向古人或向小说人物学管理的热潮。人们提出来的学习对象有诸葛亮、刘备、宋江、孙悟空、唐僧等。这些人物要么是失败的英雄，要么是虚构的艺术形象。看来中国的管理界有着浓重的浪漫主义情怀，离高效的管理理念还相去甚远。
为什么不去向毛泽东学习管理艺术呢？毕竟毛泽东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远，而且他才是真正成功的英雄。
与毛泽东相比，诸葛亮的所谓智谋都显得过于稚嫩。诸葛亮只能打败小毛贼，面对司马懿这样的强劲对手，他便失去了主张，七擒孟获看似花样翻新，让人叹为观止，那都只不过是军事上的小伎俩而已。在司马懿面前，诸葛亮不思进取，还想如法炮制，当然会必遭败绩。
毛泽东他不仅能打国民党，也能打日本人，还能打美国人。抗日战争打游击战，解放战争打进攻战，抗美援朝打阵地战。面对不同的敌人，他采用不同的策略，均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所以，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地去学诸葛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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