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无妨存以备用： 「咱们拉回了佟、赵二位，大家更要鼓舞起来。 《木兰从军》的成绩当更巩固，《卓文君》一炮打红自不待言，此外还可再接再励，另排新戏。今天路过钟楼，倒勾起我一段回忆。鄙人当年在辅仁大学就读，辅大校址，离此不远——就在什刹海前海西边的定阜大街。什刹海前海北沿，昔日有『会贤楼』饭庄，我少不得常去随意便酌。在那饭桌之上，听得一段『铸钟娘娘』的故事，煞是动人。话说乾隆年间，重修钟楼之际，铸钟匠姓邓名金寿，有女杏花，年方二八，窈窕聪慧，侠骨香风。金寿连铸数钟，皆不理想，眼看期限将近，一筹莫展。杏花怕父亲误期获罪，奋身投炉，遂得精铜，铸出一钟，声洪音清。投炉时其父阻拦未成，只捉得绣花鞋一只。乾隆得知此事，敕封杏花为『金炉圣母』，民众遂在铸钟厂前建庙，叫她为『铸钟娘娘』。传说昔日每晚鸣钟时，阖城母亲尽对小儿女说：『睡吧睡吧，钟楼敲钟啦，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智珠，你看拿这故事，编上一出《铸钟记》，你饰杏花，岂不妙哉？……」 当时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不禁哄然叫好。连澹台智珠的公公也说：「确有这么一个传说。现在鼓楼西大街上，不还有铸钟胡同吗？鼓楼后身，还有钟库胡同。现在鼓楼后墙根下，还放著一口废弃的大铁钟，更可见那好钟非一次铸成。对了，鼓楼前大街上，后门桥往南，路东天汇大院和拐棒胡同当间，现在不还有条小小的死胡同，叫『杏花天胡同』吗？莫不是那杏花归天以后，存灵彼处？」 澹台智珠听了，虽然觉得不无可供考虑的余地，但兴致毕竟不高。她淡淡地说：「说起来容易，编排起来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比如『杏花投炉』一场，唱腔身段谁给设计？」 濮阳荪却兴致勃勃，他手舞足蹈地说：「唱腔你自创嘛！身段包在我的身上。这『投炉』一场，你要边唱边舞，边舞边唱，幽咽婉转，满台扑跌。啊，清朝故事，水袖难用——我倒心生一计，何不学吾师筱翠花于老板，踩跷出场？想我当年，仿吾师筱翠花于老板出演《海慧寺》，过足了踩跷之瘾，博得了满堂彩声……如今我虽人老珠黄，少不得重作冯妇——智珠，我来教你跷功，你只要拜我为师，我是毫无保留，把手传技，包你一月速成！……」 濮阳荪说到这儿，李铠已经明显愠怒，一个人仰脖干了一杯白酒，布著血丝的双眼瞪著濮阳荪，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别人都只望濮阳荪，没有发觉这个「险情」，唯有澹台智珠仅用双眼余光一瞥，便已亮然于心。她便正色对濮阳荪说：「算了，别瞎扯了。这戏我是演不了的。你自己去演那杏花吧。」 濮阳荪毫不知趣，仍旧滔滔不绝：「退回二十年去，我怕真还当仁不让。如今我甘拜下风，权作绿叶。你既饰那邓杏花，我便饰一穷书生，两人自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定姻缘，只待花烛……谁知杏花决意投炉，书生劝阻无效——呀，那『投炉』一场，可效『梁祝化蝶』，来个双人舞蹈，岂不令观众神迷心醉？……」 李铠忽然站起来，一下子走出了房门。澹台智珠忍不住想大声唤住他——但又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仅仅出去方便一下？何况李铠这一回的动作，竟毫无声响，饭桌边的其他人，因为都被濮阳荪的高谈阔论吸引住了，暂时谁也没有发觉…… 澹台智珠咽回了对李铠的呼唤，冷冷地截断了濮阳荪的谈话，劝大家多喝一点鸡汤…… 李铠竟一去不返。连濮阳荪也觉察出气氛不对。二胡和大阮知趣地站起来道谢，濮阳荪方知自己酒后失态。他们草草地告辞而去。临出门前，濮阳荪提醒澹台智珠：「明儿个下午，一准「萃华楼』会齐，不见不散啊！」 客人们走后，澹台智珠瘫在沙发上，仿佛不仅骨头散了架，灵魂也散了架。 公公耐心地收拾残局，又让小竹到胡同里去找他爸爸，却并不惊动澹台智珠——既不劝她回屋靠靠，也不对她说几句宽慰的话。他知道眼前最好是让媳妇自便。澹台智珠仰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目，似睡非睡，就那样呆了好久…… 当公公洗刷完全部碗筷，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那间屋里，倚在床上歇息时，澹台智珠却忽然站了起来，她几下围好那条鹅黄色的拉毛加长大围巾，急促地走出了屋门，跑出了院子…… 她倚靠在沙发上的那段时间，大脑非但没有休息，反而好象一张同时放映著几部影片的银幕，往事今景，杂遝相叠；又如同公园中越转越快的大型电动「登月火箭」游戏机，幻化出许多「救急解危」的场面，轮番比较，莫衷一是…… 她不能坐待凋敝，她必须采取行动！ 冲到了胡同里，她忽然又闹不清自己究竟是要采取什么行动。 李铠何在？薄幸郎！难道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去找他？真是冤家对头，管他作甚！……那么，自己刚才想到的顶顶要紧的，究竟是干什么呢？啊，对了，打电话！事不宜迟，这就去打…… 澹台智珠朝胡同里的公用电话快步走去。公用电话在一个副食代销店里，她推门进去，只见一个小夥子正打著，一个大姑娘和一个半老头正等著，便站也没站，转身出来。她走出胡同，另觅公用电话，于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鼓楼脚下。鼓楼斜对面，鼓楼西大街路南把口的地方，立著好大好高一幅宣传画，下面写著一行脸盆那么大的字：「为了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澹台智珠虽然常从那里经过，以往却从未注意过这幅宣传画，现在猛地扑入她的眼廉，使她陡然一惊……「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这对她不啻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再定一定神，才发现那幅宣传画的主题不过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她苦笑了。 「哟，这不是智珠吗？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她听见一个声音呼唤著她，偏过身一看，原来是同院的邻居海老太太。海老太太住在院内北边的西耳房中，她过继的一个孙子海西宾住院内北边的东耳房中，祖孙二人相依为命。海老太太彼时正坐著自带的小马扎，在鼓楼墙根下晒太阳。那里每到晴和的冬日午后，便有住在附近的一些老人聚在一起晒太阳。老头子居多，老太太较少，他们一般都自带坐具。有的还带著鸟笼，没有地方悬挂，便托在手中，累了，便站起来，垂下鸟笼前后晃动，原地「遛鸟」。也有带象棋来的，棋盘往地下一铺，便俯首鏖战起来，不仅交战双方聚精会神，就是观战的，也完全忘却了身后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更多的自然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扯闲篇，也有兴致高起来，或扬声侃侃而谈，或执意抬扛不止的。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都有这种老人聚会的角落，类似西方的「老人俱乐部」，或「老人公寓」中的「公共起坐间」。他们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也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岛」。没有进入他们行列的壮年、青年、少年、儿童，虽然时常从他们的「岛屿」边缘驶过自己的「生命之船」，对他们却大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澹台智珠，就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个鼓楼根下，有著这样一个定时浮现的「人海孤岛」。 「老人岛」上的老人，一般是不主动招惹周围人海中的过客的，即便是路经的邻居；偶尔招呼，他们也并不改变原有的姿势，用为被招呼者大都比他们辈分小。但这天海老太太却不但热情地招呼著澹台智珠，更破格地从马扎上站了起来。 澹台智珠只得打叠起精神，勉强微笑著应答说：「海奶奶，您在这儿歇歇？」 海老太太先不跟她对话，而是招呼一旁的一位乾瘦老头说： 「老胡，这不就是澹台智珠吗？」 那老头在海老太太招呼澹台智珠时已然从小凳上站了起来，听了这话，忙凑拢澹台智珠身前，激动地说：「咱们就住一条胡同，可难得见著你呀——又上什么新戏码呢？昨儿个我还跟『匣子里』听您的《木兰从军》来著，嗓音真脆！真有点子当年尚小云的味道！」 海老太太对澹台智珠说：「这老爷子是咱们胡同 7 号大院里的老胡，孩子们都管他叫胡爷爷……刚才我们扯闲篇还提到你呢……老胡当年不光听过尚老板的戏，还听过绿牡丹、芙蓉草的戏哩！都是在烟袋斜街口外头那儿听的。当年那地方叫『北城游艺园』，早先光有单弦、大鼓、相声什么的，曹宝禄、魏喜奎、王佩臣……都跟那儿唱过。王佩臣的『醋溜大鼓』，听著真跟吃『八达杏』似的……后来才有戏班子偶尔来露露。对了，于连泉于老板——筱翠花，当年也跟这儿露过；也有次一路的，象梁小鸾、黄玉华……咳呀，瞧我，一扯就扯个老远，成了『十八扯』了！」海老太太说话一贯虚虚实实，没准谱儿，这澹台智珠是知道的，她只「嗯」、「哈」地敷衍著。谁知海老太太意犹未竟，又冲著胡爷爷自豪地说：「智珠在我们院最仁义了，别看是个名角儿，一点儿也不拿大（摆架子叫「拿大」，「不拿大」就是没架子。）；你以后想看智珠的什么戏，甭客气，给我递个话，我去找智珠，她一准儿不驳我的面子，准有你的票！……」说到这儿又转过头来向澹台智珠：「智珠，是不是呀？」 澹台智珠便对胡爷爷说：「您别客气，您想看就让海奶奶带话儿……您看了多给提意见！」 胡爷爷感激几至于涕零：「哟，那可——让我怎么说好呢？算我福气，遇上好人了呗！」 海老太太还要叨唠什么，澹台智珠忙对他们说：「我得赶著办点事儿去，改日再聊吧！您二位歇著，歇著！」 两位老人频频向她哈腰点头：「你忙吧，忙吧！慢走，慢走！」 澹台智珠便横穿过马路，朝前走去。她估计那二位老人一定还望著她的背影，便加快了脚步。 这场遭遇，冲淡了澹台智珠原来的烦恼。她边走边想：自己有一天，不也会老的吗？你看海老太太如今一张脸就象核桃壳儿，瘪著个嘴说话，实在难看；可是她也一定有过二八青春，也想必有过引以自豪的年月……但今天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她只能倚仗著回忆，倚仗著从我澹台智珠身上「借光」，才能使自己和别人确定她的价值……人生都有个从盛到衰的过程，谁能永远处在峰尖上？自己已经年过四十，还能蹦达几天？何必把眼前的事情看得那么了不起？……她又想：人老了，退出竞争了，倒也是件好事。那胡爷爷，不就是经常在胡同里翻垃圾桶、捡废纸的那个老头吗？他捡了好多年了，听说他就靠卖那捡来的废纸为生——对了，听同院詹丽颖说过，他有儿子，但儿子儿媳妇对他都不好，让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只有四平方米大的小屋里；儿子屋里有电视，却不欢迎他去看，嫌他身上有味儿，只给了他一个早该淘汰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池还得他自己掏钱买，怪不得他只听过我的唱，而没从电视上看见过我的演出呢……詹丽颖这人真活跃，其实她搬到这儿比我还晚几年，怎么就知道胡同里那么多的事儿！……不过，胡爷爷一到那鼓楼根下，到了老人堆中，看来也就同别的老人平起平坐；对了，刚才一瞥之中，不是看到吴局长了吗？他正跟人杀象棋呢。吴局长现在不是局长了，他离休了，就住在隔壁院里；他还当著区商业局局长时，不还来找过我，请我到他们局的先进工作者发奖会上清唱吗？后来我把整个剧组都带去了，给他们演了出《柜中缘》，那时候他主持大会，好神气啊！可现在他也加入了这个「老头会」，跟卖过菜的、蹬过三轮的、糊过顶棚的……乃至于还捡著烂纸的胡爷爷一起晒太阳、聊天、下棋！……人生也真有意思，没长大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一块儿玩，一块儿闹；越往大长，差别就越显，人跟人就竞争上了；可到老了的时候，瞧，就又能差不多了，又一块儿玩，一块儿聊…… 澹台智珠这么胡思乱想著，走过了「马凯餐厅」，走过了烟袋斜街街口，走过了百货商场，一直走到义溜胡同边上了，才猛地清醒过来——啊，我是来找公用电话的啊，怎么竟把自己火烧眉毛的事情撂一边去了！ 义溜胡同旁边，是地安门邮局的报刊杂志门市部，也兼卖供应集邮爱好者的成套邮票。澹台智珠发现自己陷在了一群青少年居多的「邮迷」中。她早听说这二年兴起了「集邮热」，几乎每发行一套新票，人们都要抢购一通。老实人天不亮就到邮票发售处排长队，刁钻鬼想出许多种办法「捷足先登」，竟有一买就买几十元上百元的，据说有的十几岁的中学生，也一买就至少是一个「大全张」；跟邮局里的营业员熟识时，买零票能得著「边票」（带印张边缘部分的邮票），「边票」当中又有什么「色谱边票」、「署名边票」、「编号边票」……也不知道都图的是什么？难道真是为了欣赏吗？为了艺术吗？看来不少人是把邮票当成了「不会贬值的信用券」、「利息最高的储蓄单」，有的人简直就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渔利。一张刚从门里面买下的新票，一出门就能八分的卖一毛五，一毛的卖三毛——因为外面总有懒得排队而获票心切的「邮迷」。真不象话！听詹丽颖说，同院那位不常回家的慕大夫，也是个「邮迷」呢，难道她也会拿著个集邮本儿，站到这种人群当中，从事「现场交易」吗？想来不至于吧？她那么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志，搞医务的，怎么也迷上了邮票呢？世界上的事情，就总这么新鲜！…… 一个把头发烫得全是波浪的小夥子，凑到澹台智珠面前，??眼问：「您有『猴票』吗？出不出？……」 澹台智珠慌忙躲开了：「我可不集邮，我是过路的！」她想：真讨厌！想办件事就这么难——总有人打岔！她本能地横穿过马路，来到大街东面，啊，邮局！正好——她推门走了进去。太好了！玻璃隔音间里的公用电话正好闲著，总算是吉人自有天相！ 走进隔音间，她从衣兜里掏出小小的通讯录，立即查到了她们团长家里的电话号码。 其实她早该来打这个电话。尽管团长一贯宠著「师姐」，毕竟他得秉公办事；倘若容忍「师姐」这种「挖墙脚」的卑劣行为，看吧，不要多久，团里肯定大乱！ 她怕占线。团长家电话十打九占，咦，这回倒一打就通了。她听见那边问：「哪一位呀？」 她仿佛不是在打电话，而是面对著团长本人，晃著脑袋，娇嗔地说：「我呀！您连我的嗓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还没『塌中』哪！」 也许是那边电话线出了毛病，团长竟一个劲儿地问：「谁？我听不真——哪一位？」 「哟！」澹台智珠嗲声嗲气地说，「您真听不出来吗？奴家澹台智珠是也！」 「啊啊——」对方告诉她，「你找你们团长吧？他不在呀，他出去了——我是他家里人。你晚上再来电话吧！」 对方「夸搭」把电话挂断了。澹台智珠不觉一楞。细一想，那声音也确乎不是团长。自己竟没弄清接电话的是谁就撒上了娇！她回忆到自己刚才的声音，想象出自己刚才的贱相，蓦地脸红了。 她曾经反省过她们——不仅她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戏校毕业出来的女孩子们——在领导面前的这种娇态。当她们刚毕业的时候，才十九二十岁。当她们初放光华的时候，也不过二十出头，那时候在领导面前说话嗲气一点，做派佻达一点，似乎还情有可原——年纪既轻，且又是唱戏的职业……可是，很奇怪，当她们已经三十几四十岁以后，不少人却还时时不自觉地延续著这种在领导面前的撒娇做派，她本以为自己算其中较为清醒的，没曾想临到打这个电话，却把劣根性暴露无遗！呸！贱相，真是何苦！真是丢人！ ……团长不在家，怎么办呢？……乾脆，直接给那「师姐」打个电话，她家楼下就有公用电话，自己的通讯录上有她的电话号码，直截了当地向她发出质问，看她怎么回答！ 一不作，二不休，打！她拨通了电话，让传呼者去叫「师姐」。传呼者非要她说出她这里的电话号码，让她先挂上，等「师姐」来了再打给她，她只好照办。 她站在电话隔音间里，等「师姐」给她回电话。时间过得真慢。她既盼那电话快点打来，又怕电话铃过早地响起来——即将要「短兵相接」了，她的战略战术却还没有确定！ 她听见一阵响声。偏头一看，原来是隔音间外面有人等著打电话，嫌她站在里头发呆，敲那玻璃门催她要打快打。 她心里更加烦乱起来。她忽然悟出——「师姐」是不会给她回电话的，「师姐」哪会那么愚蠢呢？她刚才要不挂断电话，拿著话筒让传呼的人去把「师姐」叫下来，那倒还可能让「师姐」上当……现在怎么办呢？ 她盲目地翻动著通讯录，忽然，她心头一动——她立即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当她在家里仰靠在沙发上时，她也闪过这个念头：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打电话。这位评论家曾经写过关于京剧旦角表演艺术的评论，对她也有所提及，并且他们在戏曲界的一些座谈会、茶话会上多次聚谈过，对她很是关怀，很有鼓励……她想，也许到头来这位有著相当权威性的评论家，在这关键时刻能给予她宝贵的帮助？…… 电话一打就通了。评论家的女儿接的电话，说她父亲刚刚开始午睡。 澹台智珠顾不得许多了，她恳求地说：「如果他还没睡著，劳驾你给请一下……我实实在在是有急事！」 那女儿叫去了。评论家真是个好人，他很快便来同澹台智珠通话。 澹台智珠激动地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倾诉出了自己的全部苦恼和困惑：「……我该怎么办呢？是认倒楣，听凭团里随便再给我拨个京胡和小鼓来，凑合著演呢？还是跟那没良心的冤家争夺到底，把那老赵和老佟拢住？还是乾脆撂挑子，吹灯拔蜡？……跟您说实在的吧，出现这号情况，我认为不是偶然的。我的思想全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认识！您看，我把难题出给您了，我知道您本来是只管就戏论戏，不管搭班子这些个机构问题……可我实在是没辙了，万般无奈，求您给我捋捋思路，想想辙……」 评论家坦率地在那边说：「唉呀，这倒真是个原来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呢。现在改革之风吹遍了各个角落，你们团的这种动向，我看也是无风不起浪啊！究竟该怎么组织艺术生产？怎么既鼓励志同道合的艺术追求，又防止相互拆台？怎么既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又保证年轻的艺术家有一定的经济上的竞争能力？怎么确定合理竞争的起跑线？……确确实实都很需要仔仔细细地研究讨论！不过，澹台智珠同志，我以为你倒也不必这么苦恼，这么慌乱，更不必悲观。我以为波动一下是好事，听说你们团这些年年年亏损——」『可不是，』澹台智珠证实说，「年年月月要国家补贴！」 「所以说，不搞体制改革不得了啊！」评论家对她说，「你应当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挖墙脚』当然是不对的。『不辞而别，另上别船』确实也让人恼火。可是这种波动也恰恰说明，原来的体制是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当然，我一下子也还想不清楚，或者，我们当面细谈谈！」 澹台智珠高兴而且感激，她说她巴不得现在就去拜访，评论家表示欢迎。打完电话出来，澹台智珠几乎忘记交费。 可是，当她走出邮局，来到喧阗的街头时，她的心情又灰暗下来了。评论家的那些话语，当时听著，颇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但此刻一想到「师姐」那傲慢的嘴脸，心里又堵上了石头。改革团里的弊端，让「波动」朝著健康的方向发展，谈何容易！ 评论家住得离鼓楼很远，需要乘坐公共汽车，澹台智珠朝汽车站走去。蓦地，她想到了李铠。李铠回家了吗？如果他仍旧没有回家，会在哪里？在干什么？天哪，他会不会干出荒唐事来？小竹呢？怎么刚才跑出家来的时候，没看看小竹在不在他姥爷屋里；小竹该不会找不到爸爸，倒把自己弄丢了吧？唉，事业，生活，你们可真太沈重了，让我怎么禁受得起！ 一阵风迎面吹来。澹台智珠把围巾围得更紧。她走到了车站。 ２２．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 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著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著三十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著二十七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三十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一九八二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著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部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著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著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著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胶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楞。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著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著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沈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著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沈甸甸的旅行袋来，「嗤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 「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著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著。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速食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沈，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 「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著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 「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著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著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著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著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啊，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份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著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楞了一楞：「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假货，不中用的意思。）！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著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三月，这一期一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四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五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六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七月的已经开始著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七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地就在北京那么等著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定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呆著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决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著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著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著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著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著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凯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靉叇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凯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象是纪元后十二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靉叇』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著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象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象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象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著怎么对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 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著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呆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著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夥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呆著？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乾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疯？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象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一九六八年。女儿十七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部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部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著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象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著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去到派出所的。他骑著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一九六八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三十九岁，而女儿才刚刚十七。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象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著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著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著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象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五十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一九二九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沈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沈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三十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六千首，精选出三十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三年左右的「干校」生活，一九七三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 ——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一九七八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垄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叠，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著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划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著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入情吗？合理吗？ 答录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褛；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 「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十六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Fm 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资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著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齐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２３．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茄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著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学。象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 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著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著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著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乾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 Em 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著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著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 Em 纶棉的穿著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著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著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茄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稚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 姚向东吵闹著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 Em 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著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著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著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嚷著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著穿。」说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著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十六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著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崩儿」（金属分币。）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般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著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呵，怎么那么多的人，坐著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著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象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著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的十元人民币。），那就更「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在这里「拽」要读??a?；「子」读如英文字母「Z」。）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著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顶剪绒帽子，穿著一件式样新颖的皮茄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拍婆子』去？」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著。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 「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