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棍挟着风声袭来，我转身迎上。这下正好打在脸上。“我的眼被打瞎了！”这么想着，眼前一阵发黑，我咽下一口血，一片暖融融的玫瑰色在眼前洇开，接着就是锥心的疼痛。我用手捂住脸，在围观的人群里踉跄地打着旋儿，强忍着不出声，竭力不让自己倒下。
接下去我要说些什么已记不得了。造物的奇迹——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思想，而现在这思想已像一阵烟似的离我而去。这场面让人想到的是我们把造物的奇迹像昆虫一样在脚下践踏，就像碾死甲虫、蠕虫、蟑螂和蚊子一样。
我把手指从眼前拿开，灰蒙蒙的世界重新呈现在流淌的泪水中。此刻我深怀谢悃，因为我已不感到痛了。当两个人一边一个挟着我的胳膊拖着我穿过叽叽喳喳的人群走向囚室时，我甚至微笑起来。
这微笑、这欣悦，给他们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恼怒。我知道他们以这般草率的手法对付我是适得其反。因为我不是演说家，不擅雄辩，如果他们让我说下去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把一个人脚打瘸是否要比决斗中杀死一个人更糟糕呢？当一个姑娘被怂恿去鞭笞一个人是否也是对每个人的羞辱？这种暴行对纯洁的心灵不是一种污染吗？他们不让我说出口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语言去唤醒暴民几乎是不可能的。说到底我除了想劝诫人们用文明的举止去对待被俘的敌人还能做什么？除了反对用那种“新思维”去戕害那些跪着的人（迷惘和耻辱已在他们自己的眼中）还能反对什么？我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为那些袒身裸背的野蛮人呼唤正义吗？正义：这个词一旦脱口而出那么其终结将在何端？大声喊出“不”更容易些；引颈受戮和做烈士更容易些；设法劝阻暴行比为野蛮人而捍卫正义更容易些。然而，这里边的是是非非理得出什么结果呢？难道我们会放下武器，向那些被我们掠夺了土地的人们打开城门吗？这个遭受暴殴遭受监禁的老行政长官——法律规则的捍卫者——以自己的方式跟国家作对的人，并非没有困惑，并非没有痛苦。
我的鼻梁打断了，脸颊上皮开肉绽。左眼肿得睁不开。
麻痹缓解了疼痛却又成了一两分钟来一次的要命的痉挛，弄得我没法躺下来，只好手捧着脸颊在房间里拖着脚步走，像一条狗似的哀号着。两次痉挛的间歇中，我做着深呼吸，竭力控制着自己不要丢脸地哭出声儿。我好像听到广场上暴民们潮起潮落的喧嚣，但没法肯定那喧嚣的声浪是不是在撞击我的耳膜。
他们照常给我送来了晚饭，但我吃不下。我简直一刻都不能安宁，我必须不停地来回走动才能控制住自己不尖叫不撕自己的衣服和抓挠自己的皮肉（这是人在忍耐力达到极限时做出来的事）。我流下了眼泪，皮肉绽裂之处就像被撕扯被噬咬般地痛。我一遍遍地哼着关于骑手和刺柏的老歌，竭力回忆着某些甚至一点意义也没有的词句。一、二、三、四……我数数。我告诉自己如果坚持到晚上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捱到第二天清早，我被折磨得头晕目眩脚步趔趄，终于忍不住像孩子似的抽泣起来，我坐在墙边哭泣着，眼泪直淌下来。被一阵阵有规律的痛楚牵动着，我哭了又哭。在这种状态下，突如其来的睡眠猝然击中了我，竟歪倒在墙角迷糊过去了，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一方惨淡的日光中。虽说还有一阵阵抽搐的痛感，但总算能受得住了，说真的，已经不是那么强烈了。也许很快我就会习惯这种阵痛。
我静静地靠墙躺着，把疼痛的手掌拳在腋下，又沉入了睡眠，融入一片迷乱朦胧的影像中，我走进这里一门心思地要寻找什么，拨开眼前乱叶飘飞浮云翻动的景象，原来那是一个姑娘。她背朝我跪着，面对一座她用雪或是用沙筑起的城堡。她身着深蓝色长袍。我走过去，看见她正在城堡里掏弄着什么。
她意识到我过来便转过身。我弄错了，原来那不是城堡而是她用泥土搭起的一个灶头。青烟从炉灶后边袅袅升起。她伸手给我一样什么东西，一块说不上什么形状的玩意儿，看上去朦朦胧胧的，我晃晃脑袋，还是没看清。
她戴着一顶绣着金线的圆帽。头发编成辫子沉甸甸地拖在肩上：辫子里织入了金线。“你为什么穿上最好的衣服？”我其实是想说：“我从来没有见你这么漂亮。”她朝我微笑：多美的牙齿，多么清澈明亮的黑眼睛！现在我看清楚了，她给我的东西是一块面包，还热乎着，带着焦脆的香气。一阵感激的热浪涌过我全身。“像你这样一个孩子在沙漠里怎么学会把面包烤得这么好？”
我想说这句话。我张开手臂抱住她，脸颊流下的眼泪滴在伤口上，很痛。我倏然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走进梦中尝到那块惹我直流口水的面包。
第四章第四章（9）
乔尔上校坐在我办公室的桌子后面。桌面上没有卷宗和文件，房间里清寂落寞，惟有那瓶鲜花点缀其间。
那个年轻英俊的警官（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把一只柏木箱子拎到桌上后，回到上校后面。
上校拿出几张纸低头看一眼说：“在你寓所里发现的物品中有这只木箱。我想要你来看一下，因为里面的东西有点不同寻常，有将近三百片白色的杨木简，每片八英寸乘两英寸，许多木简上密密匝匝地缠着线。木质都疏松发脆，但缠着的线有些还是新的，有些却差不多都要风化了。解开缠绕的线头原来那是两爿合在一起的，上面刻着些稀奇古怪的字符。我想你会同意我以下的说法——”
我瞪着他的黑色眼镜，他继续说道：“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这些木简都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天晓得你从什么时候起拿这玩意儿和某个组织之间互递情报。现在你还有机会解释一下这些字符是什么意思，那是个什么组织。”
他从箱子里取出一片木简，轻轻敲一下光滑的桌面把它推向我。
端视着那些年代久远的陌生人刻下的字符，我甚至想不出该从左往右念还是从右往左念。我曾在长夜里对着这些藏品冥思苦想，算起来我藏有四百多种不同字符的文本，也许是四百五十种。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它们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一个字符代表一个事物，一个圈代表太阳，一个三角形代表女人，一个波纹代表湖；还是圈只是“圈”的意思，三角形就是“三角形”，波纹就是“波纹”？要不每个字符代表的是不同发声部位，如唇齿、喉部、胸腔之类，它们协调起来就能发出不同的声音，这就是难以想像的业已消亡的蛮族语言？也许我那四百个字符别无他意，只是二十到三十个基本字母的花饰写法，而以我之愚笨居然看不出来？
“他向女儿表示问候，”我惊讶地听见一个鼻音浓重的话音从自己嘴里发出。我从右至左点着这些字符，“他说他很久没见到女儿了。他希望她过得快活万事如意。他希望产羔季节能平安无事。他说有礼物等见面时给女儿。送上他的爱。签名可不大容易辨认，可能是‘你的父亲’或者是其他什么，大概是名字吧。”
我伸手从箱子里又拿出一片木简。那年轻警官始终坐在上校后面，膝盖上搁一个小本子，他严厉地看着我，铅笔停住不动了。
“这是接下去部分，”我念道，“‘我很抱歉向你传达这个坏消息，士兵们把你的兄弟带走了。我每天到要塞去恳求让他回来。我光着头坐在尘土里。昨天他们第一次派人来告诉我，说你兄弟已经不在那里了，被送走了。“去哪里了？”我问，但他没说。别告诉你的母亲，和我一起祈祷他的平安吧。’”
“让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铅笔停着没动，他什么也没记。“‘我们昨天把你兄弟带回来了。他们让我们进了一间屋子，看见他躺在一张桌子上被缝进一条被单里了。’”乔尔慢慢地把身子朝后仰到椅背上。年轻警官把合上的笔记本举了起来，乔尔作了个制止他的手势，“‘他们要我就这样把你兄弟带回来，但我一定要先看一下。“你们给我什么样的一个身体啊？”——我说“你们这里有那么多具身体，那么多年轻人的尸体。”我打开被单，看到那真的就是他。我看见每只眼睑上都有缝过的针脚。“你们干了什么？”我说。“那是我们的习俗，”他说。我一把撕开被单，看见他全身上下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和伤痕，双脚浮肿破溃。“他出了什么事？”我问。“我不知道。”那人说，“没有记录在案，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去问军士，但他现在很忙。”我们只好把你兄弟就地埋藏，就埋在他们堡垒的外面，因为尸身已经开始发臭。告诉你母亲并安慰她。’”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一片怎么说。看，这只有一个字符，是野蛮人的字符：战争。这字符也有另外的含义，就是：复仇。如果你把它倒过来看，也许可以读作：正义。内中的深意无从知晓。这是野蛮人智慧的一部分。
“其余的木片说的是一回事。”我把那只不带伤的手伸进箱子里搅了一下。“只是一种寓意，这些东西可以用许多种方式来读。或者说每一片木简都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读。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一部家庭日志，也可以看作是一份战争计划；横过来可以读作帝国最后时日的一段历史——我说的是旧的帝国。专家学者在研究古代野蛮人遗迹时众说纷纭。这些寓言式的文字被埋在沙漠的四面八方，到处都能找到。我是在离这里三公里处的一个废弃的公共建筑里发现这个木箱子的。墓地也是放置这类东西的好地方，虽说有时不太好找。建议你最好是随处挖掘：也许就在你站立的地方，你连着挖下去没准突然就碰上与死人相关的东西。也可以在空气里寻找：这儿的空气里充满了那种象征物和哭喊声——这是不可能消除的：如果你留神听，用点同情心来听，会听到他们在局促的空间里永不消逝的回声。最好是晚上听：有时你没法入睡，那是因为死人的哭泣钻进你的耳朵，这些哭泣也像他们书写的字符一样，可以作不同解读。”
“谢谢，我已翻译完毕。”
整个说话过程我一直眼睛不眨地看着乔尔上校。他没有再次被激怒，只是有那么一会儿，当我提到帝国，他的下级想要站起来揍我，他一只手扯住了那一位的袖子。
如果那人身子贴过来，我会用全身力气给他一下。我即便从地球上消失了也得给他们留下点印记。
乔尔开口了：“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令人厌恶。你是惟一没有跟我们完全配合的边境官员。坦白说，我对你这些小木签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一扬手，木片撒了一桌子。“它们太像赌博的木签。我知道边境上有些部落是用木签赌博的。
“我要求你冷静地考虑一下：你在这儿会有一个怎样的前途？你不会再担任原来的职务了。你给自己带来了彻头彻尾的耻辱。尽管你不会被起诉——”
“我等着你们起诉！”我大声喊道，“什么时候起诉？什么时候把我带到审判庭？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为自己辩护呢？”我狂怒起来。激越的言辞一直窝在嘴边，痛苦地折磨着我。如果此刻我能够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跟这帮人当庭对抗，我会使出羞辱他们的犀利辞锋。在一种身心健全的正常状态下，许多火辣辣的语言会在我胸膛里激荡而生。可是他们不会在你神智健全身体无恙的时候把你带上法庭。他们要把我投入黑暗的禁闭，直到我变成一个满嘴胡言乱语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白痴，然后把我拖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法庭里搞一个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聊的五分钟诉讼程序。
“处于非常时期，”上校说，“司法审判权已从民法机构移交宪警当局。”他叹了口气。“行政长官，你好像不相信我们敢对你开庭审判，你以为自己在本地威望颇高。你恐怕还不知道自己的渎职行为有多严重；你不明白自己抛弃朋友，跟下贱货鬼混的后果有多糟糕，我找来谈过话的人，没有不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的。”
“我的私生活不关别人的事！”
“但我要告诉你，我们解除你职务的决定受到本地大多数居民的欢迎。至于我个人，我没什么事儿要跟你过不去。在返回这里的几天前我就想过了，我想从你身上得到的回答，只是对一个问题的清楚说明，完事以后你可以回到你的小妾们那里作一个自由人。”
这突然使我想到对他们的羞辱也许是没有必要的，出于种种原因这两个人没准还希望看到我大发脾气、暴跳如雷，身上每道筋肉都绷得紧紧的，我提醒自己保持沉默。
“你好像还有一个新的雄心和抱负，”他继续说，“你好像给自己弄了一个新的名号叫做‘一个人’，这‘一个人’还打算为原则而牺牲自己的自由。
“我来问你：那天在广场上你那种荒唐的表现，知不知道镇上的人是怎么看你的？相信我，在他们眼里，你不是什么‘一个人’，你只是一个小丑，一个疯子。你又脏又臭，就像一个要饭的老头，一堆垃圾。他们不要你回来担负任何职务，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出路。
“我猜想你是想走进历史成为一个烈士，但谁会把你写进史书里去呢？这些边境的冲突不是什么重大事件，事情很快就会过去，边境又会有二十年的太平。人们对历史背后的事情不会有任何兴趣。”
“在你们到来之前边境没有冲突。”我说。
“这是胡说，”他说，“你对事实视而不见。你生活在一个过去的时代。你认为我们对付的是几个温顺的规模不大的游牧部落。事实上我们面对的是组织严密的敌对势力。如果你出去看一趟，你就会明白。”
“你带回来的那些俘虏——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敌人吗？你想说的就是这个？你才是敌人，上校！”我再也控制不住了。用拳头捶着桌子。“你是敌人，你挑起了战争，你给第三局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替罪羊——这事情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是一年前你把第一批蓬头垢面的野蛮人带到这里时就开始了。历史将证明我说得没错！”
“胡说。这些事儿太琐碎了，根本构不成历史。”他看上去仍不动声色，可我知道我已经触痛了他。
“你这个只会折磨人的下三滥的东西，只配给吊死！”
“去对法官说吧，你这‘一个人’。”他咕哝道。
我们四目相视。
“好吧，”他整理着面前的纸片，“有关近期你和野蛮人之间的往来，以及对他们未经许可的访问，我要你对这每一件事作一个陈述。”
“我拒绝。”
“很好，谈话到此结束。”他转向那位下属，“他归你管了。”他起身走了出去。我面前剩下那个准尉。
第四章第四章（10）
我面颊上的伤从来没洗过也没包扎过，肿得火辣辣地痛，脸上干裂的皮肤像鼓起了一条条胖胖的毛虫。左腿仅仅是一道裂口，鼻子肿胀得不成样子还带着抽搐的阵痛，我只能用嘴巴来呼吸。
我躺在臭哄哄的呕吐物中渴念着水。已经两天没喝水了。
在痛苦中我毫无尊严可言。我明白这痛苦不仅仅是痛，还要我屈服于人体最基本的需求：要喝水，要撒尿，躺下去时还须找个能够减轻痛感的卧姿。当警官迈德尔和他的手下第一次把我带回到这里，点上灯关上门时，我还拿不准一个胖胖的一向养尊处优的老家伙能够忍受多少痛楚（帝国为了他的古怪念头而对他使出的种种手段）。但我的行刑者对疼痛的程度并不在意，他们要向我证明的是活着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插进管子灌入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一片空白。关于我说过的野蛮人的事儿或是野蛮人说过什么话，他们没有再来逼问。所以我没有机会把自己早已准备好的激烈言辞朝他们脸上扔去。他们曾到囚室里向我表明人性的意义，在那一个小时里他们表现得够多了。
* *
也不是在比谁能撑到最后。我曾这么想：“他们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议论着我。他们说，‘他做硬汉还能做多久呢？一小时后再去看看吧。’”
然而事情好像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费心设计折磨我的程序，琢磨着怎么使我屈服。比如说我两天没吃喝了，而第三天却送来了饭食。“对不起，”送饭的人说，“我们忘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恨意要忘记，折磨我的人过着自己的日子，我才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迈德尔的手下大概正忙着在军需商店里清点货品或是在工地上巡逻，不住抱怨着天气太热；迈德尔呢，我相信他宁愿花时间擦亮自己的皮带扣也不愿来关注我。心血来潮时他会过来以人性的方式给我一点教训。我在他们随心所欲的攻击下能抵挡多久？倘若我在持续的折磨下屈服、哭泣、趴下，情况又会怎样？
* *
他们把我叫进院子里。我在他们面前遮掩着裸体，小心护着自己受伤的那只手，一头疲倦的老熊，已经被太多的折磨驯服了。“跑。”迈德尔命令。我在明晃晃的大太阳底下绕着院子跑。一旦松懈下来，他们就会用棍子打我屁股催我快跑。士兵们不睡午觉了，站在阴凉底下，厨房女仆撑着门框，孩子们透过门上的栅栏，一起看着我。“我不行了！”我大喘着气。“我的心脏！”我停下来，捧着脑袋，弯下身子。大家都耐心地等着我恢复过来。棍子又戳了过来，我蹒跚举步，没法跑得比常人走路更快。
他们还叫我玩把戏给他们看。他们拉起一条绳子，离地面一膝高的样子，叫我跳过来再跳过去。他们唤来厨子的孙子，把绳子的一头交给他：“拽稳了，我们不想叫他绊一跤。”这孩子用两只手拉住绳子，全神贯注对付这项重大使命，在等着我跳。我巡逡不前。长棍子接连戳到我的臀部。“跳。”迈德尔低声说。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撞在绳子上，傻站在那里。我闻到了屎臭。他们不准我去洗。苍蝇总是围着我，很有兴趣地叮着我脸上的伤处，我稍一停下就会叮上来。我两手不停挥赶着好像牛甩着尾巴。“跟他说下次一定得表现好点。”迈德尔对男孩说。男孩微微笑着把脸转开去。我一屁股坐在尘土里等着下一步的把戏。“你知道怎么蹦跳？”他问那男孩，“把绳子给这人，叫他跳个给你看。”我就跳了。
第一次被带到外边赤条条地站在那些闲汉面前，扭着身体蹦跳供他们取乐那种羞耻的痛苦实在难忘。但现在我已经不感到羞耻了。每当我跪下喝水，或是心脏像螃蟹似的紧攥住我，让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僵在那儿，我全部意识就只能对付这类致命的威胁了。我还惊讶地发现，每次只要稍稍休息一下，或是伤处涂上药膏稍稍止住疼痛，我又能走动，也能跳，或是连爬带跑地耍弄下去。是不是会有这样一刻，干脆躺倒说：“杀了我吧——死了也比这样好？”有时我觉得已经抵达这个极点。但总是没有这样做。
在这些事情里丝毫没有什么崇高可以作为安慰。如果我半夜从睡梦中醒来，那是因为在梦里陷入了更加卑琐的堕落。我甚至没法死去，除非像只狗似的死在墙角。
* *
一天，他们打开门，我走出去时没看见原来那两个看守，而是一班人马站在那里。“接着。”迈德尔递给我一件女人的白棉布罩衣。“穿上。”
“为什么？”
“好，你要是喜欢光着身子那就光着好了。”
我从头上把那件罩衣套上去，长短只及大腿根。我一眼瞥见两个最年轻的女仆一头钻进厨房里，叽叽咯咯地笑着。
我两手被反绑在身后。“时候到了，行政长官。”迈德尔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尽最大努力像一个人的样子吧。”我肯定在他的呼吸里闻到了酒精气味。
他们推着我走出院子。桑椹树下，酱紫色的桑果落了一地，一拨人等在那里。孩子们在树枝上攀来攀去。我这边一伙人走近时，那儿立刻鸦雀无声。
一个士兵拿出一条簇新的大麻绳，把绳子一端抛上树去，树上的孩子接住绳子，在枝杈上绕了几圈再挂下来。
我知道这不过又是一个新把戏罢了，旧的花样玩腻了，再给一个无聊的下午找个解闷的乐子。可是我这会儿尿急了。“上校在哪里？”我轻声问。没人理会我。
“你要说什么？”迈德尔问，“想说什么就说吧，我们给你这个机会。”
我凝视着他那双湛蓝的眼睛，蓝得好像眼球外面有一层水晶玻璃。他也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看出了什么。脑子里想到他就想到一个词：“行刑……对我用刑的人。”但这些词好像很陌生，我越重复默念，就愈觉陌生，弄到后来像石块似的压在我的舌尖上。也许是这个人，他带来帮助他和上校的人都是行刑者；也许他们都是首都哪个地方来的安全官员。但我看着他，却只看见那双湛蓝的眼睛、虽说僵硬但相当英俊的相貌，牙齿稍长，腭部微凹。他料理着我的心灵：每天把一个活生生的肉体关进栏圈，又对人的心灵百般蹂躏。然而说实在的，人的心灵在他职业生涯中留下的印象，还不如人的心脏在手术台上给外科医生留下的印象来得深刻。
“我实在难以理解你对我的看法。”我说。我忍不住嗫嚅地说出这句话，声音有点战战兢兢，我很害怕，汗水不禁淌了下来。“与其给我机会对那些我无话可说的人倾述，我更想跟你说几句，好让我知道为什么你在这事情上那么起劲；好让我知道你对我这个人——你伤害得这么厉害，这会儿还打算要弄死的人——是怎么想的。”
这话拐弯抹角地从自己嘴里冒出来，我一时惊诧不已。我难道发疯了想要找茬？
“你瞧见这只手了？”他说。他举起一只手，离我的脸只有一英寸。“当我还是个半大孩子时”——他弯了弯手指——“我就能用这只指头，”他伸出食指——“捅穿南瓜壳。”他把那只手指对着我的前额，猛地戳过来，我朝后退了几步。
他们倒是给我准备了一顶帽子，一个装盐的袋子，往我脑袋上套下去，在喉咙口用一根细绳扎住。透过袋子的网眼，我看见他们搬来一把梯子架在树杈上。我被带到梯子边，让我脚踩在梯子最下边的横档上，把作为绞索的麻绳拴在我耳朵下面的脖子上。“现在开始爬。”迈德尔发令。
我扭头看见两个模糊的人影拿着绳子的一头。“我的手绑住了没法爬。”我说。我的心脏怦怦直跳。“爬。”他说，一边用胳膊顶住我。绳索抽紧了。“再抽紧点。”他命令。
我往上爬，他也跟着上来，在屁股后面催着。我数着一共爬了十档，一根树枝挡在那儿，我停了下来。他抓着我胳膊的手掐得更紧了。“你以为我们在跟你玩吗？”透过齿缝他恶狠狠地吐出这句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动怒。“你以为我说话不算话？”
捂在袋子里，眼睛被汗水蛰得生痛。“不，”我说，“我不觉得你们是在开玩笑。”只要绳子还拉紧着我就知道他们不过是玩玩。可是一旦绳子松开，让我滑落下去，那就完了。
“那么，你还有什么要对我说吗？”
“我要说的是，我和野蛮人的战事没有关系。我只是处理一件私事，把那姑娘送回家去。没有其他目的。”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要说没有谁是应该死的，”我套着滑稽可笑的罩衫和布袋，满嘴是胆小怯懦的恶心话，“我想活，每个人都想活。想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不管是怎么个活法。”
“那还不够。”他放开我的胳膊。我在第十级梯档上摇晃着，绳子稳住了我。“你看见了吗？”他问。他爬下梯子。
没有汗只有泪。
树叶在我身边沙沙响。一个孩子的声音传来：“你能看见吗，大叔？”
“看不见。”
“嗨，猴子，爬下来！”有人在下面喊。从扯紧的绳索上我可以觉出他们在树枝间的举动。
我久久地站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平衡着自己在横档上的站位，尽可能绷紧绳子，横在脚弓间的木档使我有一种安全感。
这样看着一个人站梯子，那帮看热闹的闲人要多久才能心满意足呢？也许我得一直在这儿站下去，直到皮肉从骨头上剥落开来，被暴风雪、冰雹和洪水卷走。
但此刻绳子还紧在那里，甚至能听见绳索在树皮上蹭出刺耳的吱吱声，我必须抻着脖子以免被勒死。
这不是什么耐心的比拼，如果观众不满意，就得换花样。但这能诿过于观众吗？替罪羊已经有了；节日已经排定；法律已被中止，谁不想看一场好戏呢？在这场由我们的新政权上演的充满下贱、痛苦和死亡的好戏里，我有什么可反对的呢？我有什么政绩会被人们记住呢？这政绩还包括二十年前出于情理考虑把屠宰场从集市搬到郊外。我想喊，因大骇而大喊，因胆颤而失声尖叫，但绳子抽紧了，被卡住的嗓子什么也喊不出。耳部血管的脉流“嘭嘭”地撞击着耳膜，脚趾已经抵不住横档了。我在空中轻轻摇晃起来，两脚左一下右一下地踢蹬着梯子。耳部血液的撞击慢下来了，但我听见了耳膜的响声。
我站在一个老人面前，硬是迎风撑开眼睑，等他开口说话。那支老式的枪还架在马的两耳之间，却没有对着我。我知道四周是广袤无垠的天空和沙漠。
我盯着他的嘴唇，只要他一开口我就会灵敏地捕捉那每一个音节，过后可以在自己脑子里复忆，向自己倾说，于是我就可以找出那个问题（那一刻像一只小鸟似的从我的记忆里飞出来的问题）的答案了。
我可以看见马鬃上的每一根毛发，老人脸上的每一道皱纹，山坡下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条沟壑。
那女孩，按野蛮人的式样梳起的黑辫子拖在肩上，骑马跟在老人身后。她低着头，也在等着他开口。
我叹了口气：“遗憾，”心想，“现在已经太迟了。”
我松弛地晃荡着，微风吹动身上的罩衫拂弄着赤裸的身体。我松弛地飘荡起来，穿着女人的衣服。
我多么想踏在地上——虽说麻木的双脚失去了知觉。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身子伸展开，完全抻直，像一片轻轻的叶子，吊紧脑袋的绳子感觉松了些，还能透气，我拼命呼吸着，这还像回事儿。
头上的“帽子”掉了，阳光直刺我眼睛，脚下被人拽一下，突然一切都在面前游动起来，我一片空白。
一个字“飞”，在我意识的某处边缘出现。是了，是这样，我正在飞。
我直视着迈德尔的蓝眼睛。他的嘴唇在动，可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摇晃起脑袋，发现这一旦摇开了就停不下来。
“听我说，”他说，“现在让你试试另一种‘飞’法。”
“他听不见。”有人说。“他听得见。”迈德尔说。他解开我颈上的绳套，转而系在缚着我手腕的绳子上。“拉他上去。”
如果我能稳住手臂，能像杂技演员那样把脚拎上来勾住绳套，那就能倒转身子悬挂在那里避免受伤——这是他们起吊时我脑子里最后的意识。但我就像个病恹恹的孩子，手臂反缚在身后，看着脚尖慢慢离开地面，肩膀瞬即发出一阵可怕的撕裂般的巨痛，手臂就像被拧下来了。我喉咙里发出第一道惨烈的嚎叫，犹如滚滚砾石倾泻而下，我一声接一声嘶叫着，不可遏止。这是意识到身体惨遭蹂躏后再也无法修复的悲咷，恐惧而绝望的惨叫。就算全镇的孩子都听见了我也收不住声：我们只有祈祷孩子们不要模仿他们父辈的把戏，否则有一天他们小小的身体也将在树枝间荡来荡去惨遭噩运。有人推我一下，我两脚悬空一前一后地摆动起来，像一只被夹住了翅膀悲鸣不已的大飞蛾。“这是在召唤他的野蛮人朋友。”看热闹的人打趣说。“诸位听到的是野蛮人的语言。”一阵大笑。
①信天翁被西方航海者视为吉祥之鸟，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柯尔律治的长诗《老水手谣》写主人公射死信天翁遭致厄运后又为此赎罪，此处暗用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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