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到此完而未完，作者在该书最后一章，引用“赵研极的回忆录”，说1973年汪东兴透露了干掉林彪的安排，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的，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就已确定了实施计划，而且“毛泽东坚持在林彪所选择的政变地点，来打他和林彪的最后一仗”。
从这本书的以上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它的险恶用心所在。它钻了我国保密制度严格，关于林彪外逃细节及其座机坠毁详情一直没有发表官方详细材料的空子，大肆造谣生事，混淆视听，并且一版再版，扩大发行范围。它的污染范围之大，影响之深，使当代许多演义性小说望尘莫及。无论是北美、欧洲、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还是从这些国家回国的留学生，或者常驻国外和临时出国的公务人员，都传闻林彪并非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这些国家的老外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容易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当我向自己接触到的海外归来的年轻人讲明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以《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论点，同我争辩。
我深感有必要也有责任，向公众说明导致林彪机毁人亡的事实真相，以澄清视听。于是，在我任职期满回国以后，1986年冬天，在一个出版社的朋友劝说下，以笔名“伊白”写了一篇文章《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发表于《万象》杂志1987年1月号上。这份杂志虽然很快被抢购一空，一些小报争相摘登，好些读者给我写信，但它的影响毕竟有限。
撰文揭示历史真相
《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央党校党史专家于南教授的注意。他于1987年4月22日给我来信，说1979年4月至1981年2月，他参加过“两案”的审理工作，看到驻蒙古使馆报回的关于林彪坠机事件的文电和照片。说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林彪问题，在一些地方讲过“九一三”事件；由于当年看驻蒙古使馆文电和照片时不准抄录，仅凭脑子记忆有限，因而我的这篇文章为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在最近给党校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课中，运用了这篇文章的材料。他在信中指出了我文章中记忆不准的几个情节。
我此前并不认识于南教授，他是在参加审理“两案”时，看到我1971年9月24日，写给周总理关于林彪座机残翼那个大洞的分析报告，从而知道了我的真实姓名，后来又从我50年代一位老邻居那里，打听到我的下落。在这以后，我同于南教授建立了联系，并在1987年6月和1988年5月，应他之邀到中央党校给党史师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讲过两次课。
于南教授在同我的交往中，给我看了《党史信息》上刊登的胡耀邦总书记1986年11月16日的一段讲话，并交换对《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的看法，共同感到不能听任国外恶意造谣这样广泛流传，我国官方应该发表文章，揭示林彪外逃坠机的真相，澄清国内外视听。
胡耀邦的这段话，大意是：“中央对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了决议（按：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但只能是原则地说说，有不少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要说年轻的中央委员不知道，就是有些年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大清楚。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不在我们中央委员中讲清楚，将来老同志不在世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此，中央委员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应该知道。”接着，胡耀邦列举了10个题目，要求有关部门研究编写：
1.张闻天、王稼祥“二十八个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2.“三反”、“五反”是怎么回事；
3.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
4.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在哪里；
5.庐山会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起来的，为什么把彭德怀同志给“揪”出来了；
6.“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搞起来的；
7.林彪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8.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
9.“四人帮”是怎样被抓起来的；
10.华国锋同志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把他换下去。
胡总书记讲话以后，社会上兴起一股写“文革”、写“九一三”事件的热潮。我给许文益大使打电话，建议外交部组织编写有关材料。许大使给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主任裴坚章写了一封信，建议由他找同去林彪座机坠毁现场视察的沈庆沂、王中远和我，组成编写组，研究写出视察坠机现场和外交交涉的经过这段历史真相。1987年5月，编写组成立，调阅了外交部的有关文电，并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档案，访问了李耀文、韩念龙、符浩等同志。经过半年的研究和写作，最后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许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任务——“九一三”事件的对外交涉》，另一篇是我们三人合写的《视察林彪叛逃飞机坠毁现场纪实》。另外，外交史编辑室还请符浩写了一篇《“九一三”事件补白》。这三篇文章刊登在内部发行的《外交史资料》1987年第6期上。后来，1988年1月15日，公开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总第一期)予以刊登。1990年5月，又收入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一书中。
许大使的文章，除在《世界知识》等国内报刊上刊登外，1988年5月，还译成英文，在向海外发行的《北京周报》第21、22期上发表，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注意。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时报》及其他海外中文报纸全文或摘要登载。有的外国报纸发表短评或质疑，他们不明白中国官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披露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真相。
1988年1月31日和2月1日，新加坡的《联合晚报》，连载了我在1987年1月发表于《万象》杂志上的《林彪折戟沉沙目击记》，他们换了个标题：《荒原上的疑云》，而作者用了我的真名，不是发表该文时的“伊白”。
1988年春天，我应《解放军报》两位副总编的要求，写成《罪与罚——林彪坠机现场视察纪实》一文，从4月25日至5月30日，连载于该报第三版上，在军内引起热烈反应。由于这份报纸是在军内发行，因而社会上看到的人不多。
以上“亲历者”所写的这些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编造的谎言。
澳洲记者寻根究底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加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某些报刊兴风作浪，他们散布大量怀疑论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80期(1994年7月8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道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1993年5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西方的媒体认为，彼德·汉纳姆所进行的采访，“其意义在于，中国官方关于林彪之死的解释，第一次由一个西方记者通过客观的独立的调查给予证实”。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十二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回到乌兰巴托，找到一个过去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的人。此人讲，中国飞机坠毁不久，gonganbu找他去翻译一张英文纸片，他看了有点惶惑，原来是避孕药的说明书。gonganbu的人笑了，说这个说明书是放在失事女尸的手袋里。汉纳姆据此分析，叶群时年五十一岁，已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由此判断这个女尸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不是在飞机上就很难说了。
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
克格勃调查组虽然带来了“九一三”以后中国再没有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资料，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这种残酷的做法，外行人看来实在是异常恐怖。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干净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真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但他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知道了他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分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原是一个歌舞团演员、老红军的后代，“文革”期间经过“选美”来到毛家湾，成为林立果的“未婚妻”。“九一三”之前，她随林家到了北戴河96号楼。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他们的对话如下：
“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
“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
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的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头骨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部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X光片一致。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二十二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汉纳姆的采访报道问世不久，新华社《参考消息》1994年5月21日，登载了俄罗斯军队的《红星报》报道的《林彪事件鉴定始末》。据称他们于1994年5月派记者采访了托米林。托米林的真实身份是退役少将军医，当年已是著名的犯罪侦察学家、经验丰富的法医和高级专家，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法医学实验所所长。与他同去蒙古进行调查的，有克格勃的侦察员扎格沃兹丁及其助手病理学家沃尔斯基。
托米林回忆说：
“9月的一个早晨，克格勃的一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立刻出一趟国，我说当然可以。”“几天之后，我们乘飞机抵达乌兰巴托……在蒙古士兵的保护下驱车找到了飞机坠毁现场，一群野狼已在那里筑了窝，士兵们对天鸣枪驱走了狼群，我和沃尔斯基则开始掘尸检验。尸体共有九具，全部烧得面目全非并已高度腐烂。我在两具尸体的口中发现了做工相当精细的金齿桥和金牙套，于是决定将这两具尸体的头骨带回乌兰巴托。我只是凭直觉才这么做的，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猜想。”
托米林回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翻阅几本杂志时看到了林彪的照片，他心里一动，脱口而出：“真像啊！”回到莫斯科以后，他便收集大量的林彪的照片，在一张脱帽照片中，发现了林彪的右太阳穴稍上处有一道明显的疤痕，而从蒙古带回的头骨上也有这么一条伤痕。当他找来林彪过去在苏联治病时的病历，一张X光片上清楚显示了其肺部结核钙化的硬结。于是他决定再次飞往蒙古，陪同他的是人体形态学研究所所长佩尔米亚科夫。
“当时已是11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5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
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夫斯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状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不差。
彼德·汉纳姆的报道和俄军《红星报》的采访，从蒙古方面也得到了印证，并有进一步补充。1998年2月18日，《参考消息》刊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对“九一三”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的采访报道。云登肯定地说：
9月14日，蒙方本来要派专机运送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去温都尔汗视察现场，突然接到苏方通知，苏军直升机已从赤塔飞到中国飞机坠毁现场进行调查，并拆走飞机上的一座引擎，因而运送中国人员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至15日下午起飞。云登还证实，死难者尸体掩埋四五周（按：此时间与汉纳姆所讲一致）后，苏联掌握了情报，认为“似乎是林彪乘坐的飞机”。10月中旬，苏联国防部法医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两名将军到现场，从墓中挖出了据信是林彪及其夫人的遗体，割下头颅带走了。11月，这两位将军再次来到现场，详细检查了被割掉头部的男性遗体，并带走了上半身。当时有蒙古的两名法医在场，但在事后蒙古政府被抛在一边，尸骨也没有归回原葬墓地。云登透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发现了大量军用物品，包括：中国空军密码，含师级名称在内的飞行指示书，写有部队名称的燃料购买证，出入部队的身份证明书，军用手枪（中国造六支、苏联造一支）及一支自动步枪，军装和军队相关书籍，等等。蒙方认为中国军用飞机侵犯领空，进行间谍飞行或破坏工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机上遗物情况没有告诉中国方面。中国方面虽要求归还机上遗物，但当蒙方要求提交全体机上人员名单时，中方撤回了自己的主张。
后来，云登又接受了日本《星期日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对上述说法做了若干补充，其中较重要的是：“我方人员在机内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造的高度仪”，“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入时便已安装好的普通高度仪，另外一个是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高度仪，属于当时苏联最尖端的仪器，并未供应给任何国家，即便是同盟国的蒙古。”
决疑的答案在哪儿?
事情到此本该了结。但是，国内近一两年却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道热。究其由来，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来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在我所看到的与此有关的回忆录和分析著作当中，比较有分量的有：1997年4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的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1998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宁：自己写自己》；1999年2月，《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1999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而其中张宁的书最具挑战性。
张宁，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步入社会以后，正在憧憬着美好的人生，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年代，陷入“红颜薄命”不能自拔的宿命怪圈之中，差一点登上林彪出逃的飞机，成为林家在蒙古苏布拉嘎盆地坟墓里的殉葬品。后来又几经坎坷，几乎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代给她造成的悲剧，使人们不禁同情而喟叹。凡是知道她的人，无不祝愿她下半生能真正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在移居美国后写的这本书，却又使她显得有点光怪陆离。
张宁的书，名为《自己写自己》，实际上并不限于写自己。这是她1997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尘劫》（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删节本。张宁在自己的书中叙述了“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以她所见所闻提出了与历来说法不同的观点：林彪出逃是由叶群、林立果劫持所致，并非林彪自愿叛党叛国，影射周恩来和另外一个什么人（见该书246页），在促使林彪出逃中起了某种作用。甚至在香港版的《尘劫》中，专列章节说明林彪9月8日的政变手令“永胜：盼照立果、宇驰指示办。林彪。”（按：原文如此。实际上物证手令无抬头，内容为“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是有人模仿林彪的笔迹伪造的。说《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是林立果的所谓秘书程洪珍借职务之便，把林立果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与人开玩笑，起绰号，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林立果对时政的批评，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抨击，都背着林立果偷偷追记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林彪死后，逮捕程洪珍，从他的宿舍里搜出这本笔记。至于“小舰队”一词，则是林立果一次看电影兴致所致，信口说出，并没有具体的组织程序。诸如“三国四方会议”、“江田岛精神”，都是戏说玩玩，并不存在什么秘不可宣的重大意义。此外，张宁在书中写“九一三”事件之前，还专有一节“引子：庐山会议”，对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发表了很多评论；在叙说“中央专案”之后，专写一节“林彪在‘文革’中”，为林彪在“文革”过程中所作所为辩护。
我反复读了张宁的书，并把它与其他著作的有关内容加以对照，综合比较，希冀画出一个粗线条的但却力求明确的概念，供人们做出自己的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有的问题作者之间是针锋相对的，有的则是各自表述无意中碰撞，并非彼此质对。为了使本书读者能够较为透彻地了解问题所在，我不厌其详地引用了这些作者笔下的原文。
(一)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
张宁写道：
9月13日凌晨，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啦!快穿衣服走吧!”
李处长从门外探进头观看动静，叶群向他命令：“快去找大杨!通知他备车!”李处长转身跑出去。
林立果命令小陈和小张：“快给首长穿衣服!”
直通林彪卧室的地下车库，杨振刚发动了防弹红旗车，李处长坐进了车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后座，刘沛丰提着公文包也挤了进去……
车子继续向莲花峰出口疾驶。下面一段是李处长在专案组里所说的情况：
李处长突然命令大杨：“停车！”
大杨刚刹住车，李处长迅速开门跃出，返身问车内人：“你们想到哪里去？”
车内一时无人答腔。
瞬间后，听到林彪说：“到伊尔库次克！”
李处长说：“当叛徒我不去！”
林立果向李处长开了一枪。
李处长负伤，拔枪还击一枪，然后倒地，车子门从里面关上急速开去。
李处长枪伤在胳膊上，由张青霖（按：林立衡的未婚夫）和8341的医生共同进行急救包扎。张青霖是外科手术室医生，检查伤口时发现枪伤是自伤。
张宁这样写，当然惹起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文普的愤慨。他在1998年12月，接受了《中华儿女》杂志的专访，专访的题目是《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发表在《中华儿女》1999年2月号上），澄清了事实真相。他说：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位的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的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号楼时，我突然听到林彪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
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号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次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产生了激烈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有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
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58号楼二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青霖。姜大队长和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青霖给我包扎的。
杨森是空政保卫部派来的处长，专做林立衡的警卫工作，当时住在56号楼，后来转业到大港油田任保卫处长。他证实：
枪响，一个人倒地，警卫部队去人看是李文普被打伤，当时即送医院，不是张青霖和林立衡给包扎的。中央专案组在几年的审查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李文普受伤是自己打的。
至于张宁说，林家三口离开96号楼时，是“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声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汽车”，李文普亲身经历是：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吗?”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说，他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他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要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号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这时，杨振刚已把车开了上来。
张宁的书，最让李文普愤怒的，是其中诬陷他是8341或更高的人安插在林彪身旁的“内线”。张宁是这样写的：
李处长为什么命令大杨备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己先行上车?
李处长为什么自伤?
李处长以谁的名义做大杨的工作?
周恩来的电话是李处长报给叶群的，为什么要隐瞒说话时间?
“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事后得知都被李处长监控。
当夜，叶群的情绪变化，北京方面掌握得十分清楚，“适时添火架柴”，96号楼里的“内线”是谁?
张宁书中这一连串的问号，够吓人的。《尘劫》一书中还有一句定性的话：林彪如果是主谋，李文普便是策划者和安排者。
李文普在《不得不说》一文中，针对张宁说的他是中央警卫局派在林彪身边的人，组织关系一直没有调来“林办”，林彪的习惯之一是，内勤警卫李处长不先上车，他不上车……李文普声明说：
我不是毛泽东、汪东兴派在林彪身边的警卫。我是1948年入伍的，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调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睡不着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组织关系在1964年就已调到“林办”。至于上车问题，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首长不上车，警卫人员不可能先坐到车上去。
张宁说，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9月10—11日两天，李文普找他谈话后，情绪陡变，从不喝酒的人却喝得醉醺醺的，直到12日深夜开车载着林彪等人进机场，一同上了飞机，死在外蒙古。并质问：“这个关键人物的工作是谁做的?”张宁这段话的含义是，李文普找杨振刚谈过话，强迫他开车载着林彪等人上飞机出逃。
李文普指出：
杨振刚为人忠厚老实，过去在西直门专家招待所当司机，表现好，由总参管理局调给林彪开车。他从来不喝酒，事件发生前每天准备好红旗车，随时听林彪外出转车，没有发现他喝闷酒、情绪不高，更没有谁给他做思想工作。把杨振刚说成是林彪逃跑死亡的关键人物，把我说成是知道林彪、叶群、林立果阴谋的帮凶，这完全是对杨振刚、对我的极大污蔑。
至于“报电话”问题，张宁说从李文普报给叶群，到叶群与周恩来谈完，足有半个时辰，而李文普后来在专案组讲，他在旁边听到的内容时间不长。张宁认为李文普一定向周恩来报告了什么，李是上面安插的内线。李文普对此愤怒地反问：“如果真是这样，我应当立头功，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却成为监护审查对象，被关押四年之久?!”张宁在《尘劫》一书中，也讲到李文普被放出来就没有工作，没几年退休脱去军装，成了百姓，在街道居委会找点事做，挣些钱养家。
张宁和李文普之间尖锐的矛盾是，如果李文普不证明林彪问过“到伊尔库次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那就可以肯定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劫持出逃的。
(二)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
张宁的书中写道：
空中传来了飞机声，所有人的心往下沉，跑向坡顶向空中眺望……大家都看见飞机往东南方向飞去。
我躺在床上，昏睡中觉得有人推搡我，睁眼一看，室内灯光通明，小王坐在床沿上，见我醒来，问道：“听到飞机声没有?”“听到啦，怎么啦?”此时空中真的传来飞机声，小王掉头跑出去……
事后才知道，这是飞机飞走后返回的声音，离第一次起飞时间相隔二十多分钟。
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
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张宁的这段描述，近似呓语或者幻觉，“三叉戟”那么大的飞机，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96楼上空盘旋?退一步讲，即使可能，从山海关机场飞到北戴河上空，也用不了二十多分钟。
1997年4月，即在张宁的书出版前一年零五个月，《传记文学》杂志登载了广辛写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作者真名康廷梓，是本书前文提到的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的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师专机大队第二中队队长。9月12日晚，林立果乘这架飞机去北戴河时，康廷梓与整个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13日凌晨，林彪一家三口仓皇登机出逃，机组九人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康与另外四人未来得及登机。康在机场亲眼目睹了飞机强行起飞。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
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听出是调度室主任在叫门。同屋的领航员和我几乎是同时被叫醒。此时，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敏捷动作，以最简单最快捷的速度穿衣服。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和通讯员已跑在了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飞机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的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法使我理解的现象。我顾不得去细想，只知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整个停机坪呈现在一片混乱之中。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号飞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地移动。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的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紧追问他是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此时，在停机坪上所有的人几乎都意识到飞机就要起飞了。果然，在听到飞机发动机轰鸣声增大的同时，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我快步朝机场调度室走去，以最快速度沿阶梯登上塔楼。这时，荷枪实弹的战士已把塔楼给包围起来。进了塔楼，我发现刚才停机坪上那紧张气氛，一下子移到这里面来了。
机场调度员手握话筒，通过无线电指挥塔台不停地呼叫着256号的代号。但，接收机的音箱里死一般的寂静，没有答话。最后，调度员干脆呼叫256明码：“256，256，××在呼叫，听到快回答，快回答!”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专心致志地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按：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244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按：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是一条折线。
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亲历其境的描述，否定了256号飞机曾在机场上空盘旋和飞北戴河96楼上空绕圈的说法。那年康廷梓只有32岁，是专机中队里最年轻有为的飞行员，他的记忆力应该是无可挑剔的。
(三)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
林彪出逃飞机坠毁的原因，一直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其中一个说法是，飞机被解放军防空导弹击伤，进入蒙古境内坠毁。
《周恩来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7年5月出版)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文字交代：
(1971年)10月12日、13日，(周恩来)在广州期间，两次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联的人和事的情况汇报，并简要讲述“九一三”事件经过。在谈及为何不将林彪座机击落时说，他是副统帅，打下来我怎么向人民交待?只好打开雷达监视飞机的行动，直到飞机飞出国境，才算是真相大白。这件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跑，有什么办法。
可以做这段文字详细注解的，是《共和国秘闻录》杂志刊登的肖思科写的《林彪死因真相》。该文写道：
1971年10月，周恩来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到广州参观交易会，送别外宾离境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做报告，说了林彪叛逃的一些内情。会上，有人递条子问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座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条子，非常严肃、郑重地讲了下面一席话：
“我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当然了，林彪座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走，就由他走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止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错误，还可以给他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宽容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
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我估计是作者肖思科听到当时参加过会议的人讲的，或者看到听讲人的记录，可能语句不那么十分准确，但这段话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
张宁在《自己写自己》一书第五章末尾也讲道：
空军司令吴法宪，12日当夜与周恩来一起监视雷达跟踪情况，吴法宪与叶群关系密切，怕惹祸上身，主动建议道：要不把它打下来?周恩来当时是制止的。
但是，张宁在《尘劫》(278页)中，又讲“三叉戟256号”是被导弹打下来的，她引述了第二炮兵一个转业军人的话，这个人说：
当年出事时，我在基地当兵，我们接到开炮命令，不知道是什么目标，以后听到文件传达，心里才明白是林彪座机。
张宁问他是不是搞错了，打的恐怕是周宇驰的飞机。这位二炮的转业军人笑道：
打直升机哪用导弹?周宇驰的直升机是在北京郊区迫降的，根本没用开炮。我们导弹发射的方向不是北京。我们用的是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当时打伤了飞机。
对二炮的武器和任务，稍有常识的人，决不会相信这位转业军人的信口开河，更不能用来证明林彪座机是被导弹打的。在“三叉戟256号”坠毁现场的残骸中，的确有一截断翼上有个向一面炸开的大洞(另一面完好无损)，因此就编造什么“新式导弹，弹头进去反向爆炸”，这只能骗骗小孩子。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弹头打进飞机能反向爆炸的地空导弹。
(四)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
不久前，朋友送我一本张聂尔著的《风云“九一三”》。我越读越被书中的论证和论据所吸引，一气读了多遍。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近年来写“九一三”事件最好的一本书。文笔铿锵有力，内容旁征博引，既有广度，也有深度。对于林彪和毛泽东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文革”中党中央上层的矛盾和斗争，不回避敏感问题，分析比较透辟。
作者是一位女作家，其父是建国初期从陆军调来建设空军的那批元老之一，因而在“九一三”重灾区的空军，她熟悉不少人，包括当年牵连进去的以至犯事判刑的人，诸如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鲁珉等。她对这些人进行了采访，获取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
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做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草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施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地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如果说，毛林体制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开始确立的，则到了1969年4月的“九大”正式写在党章上时已经产生裂痕，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历史的进程证明，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表面上似乎达到其政治地位的顶峰，但“九大”，恰恰又是他败落的开始。
张聂尔颇有感慨地做出这样的判断。
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共有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上文所引“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来自纪要第六部分。
林彪是否看过这个纪要?张聂尔写道：
至今无人知晓。但这个纪要中的某些东西，如对时局的分析，倒是表达了林彪的某些思想。不管怎样，纪要至少代表了“小舰队”的思想，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除了李伟信之外，没有第二个活着的人在“九一三”之前看过这个纪要，……不过，这个纪要肯定存在，因为其中的某些用语，如“B52”，如“舰队”，在极少数人中早已流传。而且字迹是于新野的，这一点肯定不会错；再者，那一天，当周宇驰、于新野从直升机上下来后，义无反顾地喊着“林彪万岁”去自杀，可见他们是应当有一个纲领，即《“五七一工程”纪要》，或什么比之更完整的东西的。但是没有人发现比之更完整的东西。
关于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其真伪历来说法不一。据原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交代，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立果乘专机从北戴河到达北京，给他看了这个手令。9月9日凌晨，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密点里，给小舰队的刘沛丰、刘世英、程洪珍传阅了这个手令。9月11日晚上，原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被叫到西郊机场平房里，被迫参与暗害毛泽东的密谋，也看过这个手令。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无人怀疑这个手令的真实性。但是，只有江腾蛟在林彪出逃机毁人亡之后，于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前撕碎后拼起来的不一样，字体不像。
张宁在《尘劫》一书第七章有一节专门谈到手令，她认为林彪从来不用小、中号红笔书写，而是用红油笔，这个被撕碎的手令是别人模仿的。
那么辨别手令真伪的关键在哪呢?
我认为在于弄清林彪是否知道林立果和“小舰队”暗杀毛泽东的密谋。
张聂尔书中的分析，可资佐证。她写道：
从林彪最后的叛逃看，似乎可以做出两种推测：
一种如中央文件所说，林彪和林立果紧紧地站在一起，是他直接指挥林立果布置杀毛；在得知毛离开上海后，认为杀毛机会已失去，又让林立果布置南下另立中央，与毛对峙。但在12日深夜，突然得知毛到京的确切消息，认为毛回来后可以禁航和封闭全国机场，使南下不可能实现。此时，惟一的选择只能是逃往苏联，像王明一样做寓公，以待东山再起。
另一种可能是：毛的南巡讲话使林彪感到毛同自己已完全对立，关系无法挽回，心情沮丧，决定“坐牢”或“从容就义”。而林立果的小舰队则决定谋杀毛。但毛及时离开上海，林立果感到杀毛机会已失去，于是飞往北戴河用各种理由说服林彪去广州“避风”，林彪同意去广州。但这天深夜，林立果、叶群得知毛泽东回京的确切消息后，认为在毛的眼皮底下连去广州也不可能，林立果即向林彪摊牌：原来布置了杀毛，没成功，想去广州另立中央，现在看来也不行，毛回到北京，一切将被知情人泄露，儿子、老婆干的事，林彪推不掉责任。那时全家将遭杀身灭族之祸，与其成为俎上肉，不如逃。林彪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与老婆儿子去苏联。
这两种可能哪一种更合逻辑?
当然，无论是林彪要林立果去杀毛，还是最后林立果告诉了林彪自己要杀毛，林彪出逃的决心都只能说明林与毛已完全对立，林至迟在出逃前已知道杀毛阴谋，这使林无法再面对毛，连“坐牢”和“从容就义”也不可能。林面前只有一条路——跑。
自古判官司有句名言，叫做“死无对证”。林彪出逃之谜，只能由众多作者广泛地占有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最后的答案。
“九一三”事件，真是一部写不完的书!
今日的坠机现场
许多人关心林彪座机坠毁现场今天的情况怎么样，飞机残骸还在不在。
1997年1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该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独家报道《今日温都尔汗》。这是二十六年后，第一次有中国记者去到坠机现场。
1997年10月中旬，敖其尔在蒙古《消息报》记者巴图孟赫陪同之下，从乌兰巴托驱车去温都尔汗。深夜两点抵达温都尔汗，住宿在巴音旅馆。
第二天一早，巴图孟赫找来了两位当地的知情者，一位叫巴图苏赫，原来是肯特省呼拉尔主席，一位叫巴塔。在早餐中相互敬酒以后，巴图苏赫说，坠机事件发生那年他在军队里，当时他听说有一架中国飞机在苏布尔古山谷坠毁，不知道是谁坐的这架飞机，只记得当时部队突然进入战备状态。1984年，他去过一次飞机坠毁的地方，看到飞机机翼等残骸还在。1992年，蒙古的查士顺赫尔公司拉走了坠机的一个残损的发动机，现放在离乌兰巴托二十公里处该公司的旅游点中展览，以吸引旅游者。据说，飞机其他两个发动机，一个早被苏联拿走，另一个下落不明，后来听说在贝尔赫矿区一个院子里。飞机的一个机翼也在这个矿区的院子里。
巴塔老人1990年以来，去过坠机地点两次。他说，第一次去时听说，飞机坠毁时差一点把一个牧民的蒙古包天窗刮掉。第二次是1993年4月，他亲眼目睹中国海拉尔一家农垦公司，开着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带领十几个人，拉走一吨多重的飞机残骸。
同两位蒙古的知情者交谈以后，上午10时敖其尔和巴图孟赫乘车从温都尔汗出发，向东北方向的苏布尔古山谷行驶。中午1时抵达目的地，在山谷西北山腰停下了车，开始四处寻找坠机地点，一个小时过去了，毫无结果。忽然，一个蒙古人骑着红色摩托车直奔过来，他叫巴雅尔赛汗，原是这个地区的警察。他知道了敖其尔的来历后，主动提出帮忙，骑摩托带领敖其尔等，在草原上奔波了半个小时，终于在呼和山西北草地上，找到了当年飞机坠毁的地点。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宽二十米、长三十米的寸草未生的灰堆。这里大的飞机残骸已经不见了，但已烧成黑色的碎件还不少，中国瓷器碎片上，还能清楚地看出“唐山裕丰瓷厂”字样。敖其尔用手在灰堆上挖了一尺多深，发现了已烧毁的各种电器零件，烧成一团的铝块和一些精密器材碎片。在离灰堆一百五十米的草丛中，又发现一堆飞机残骸，其中有飞机后轮的支架，还有圆形钢板等。
根据巴塔老人提供的线索，敖其尔一行来到了苏布尔古山谷西北一个名叫扎森的小山南坡，找到了丧生者九具尸体埋葬的地方，这里距飞机失事现场大约四公里。墓地虽然被一尺多高的茅草覆盖着，但凹形坟地还是很明显的。墓上还立着三块长一米、宽二十厘米左右的木板，上面的字已无法辨认。
据巴塔老人说，墓地被苏联人来挖过两次，第一次是飞机坠毁后五个礼拜，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来蒙古，挖开坟墓割下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把它们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了苏联。老人记不起苏联人第二次来时是哪一年，只记得已经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苏联人在坟墓边搭起了帐篷，再次验证那个年岁最大的人的尸体。后来听说他们把这些残缺的尸体火化了。
敖其尔一行在苏布尔古呆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时30分，一位骑着黑马的蒙古老人飞奔而来，他叫拉腾格尔勒。据了解，这位老人曾是省里有名的摔跤手，他的家离飞机坠毁地点只有五公里，当年曾保护过飞机坠毁现场。老人邀请敖其尔一行到他家，予以热情款待，桌面上摆满了酒、奶食和面包，还煮着满满一锅肉。吃饭中间，敖其尔问起当年飞机坠毁事件，不知为什么，老人不想透露具体内容，故意转移话题。但在最后，他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她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三公里的地方，现在住在苏布尔古山南二十公里处。
敖其尔一行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时多。老人已六十七岁，中等身材，穿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老伴已去世。家里摆设特别简单，家境并不富裕。
提起当年的飞机坠毁事件，拉哈玛摇摇头说：“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据她回忆，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天亮以后，看到飞机坠毁的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飞机上的人都死了，其中有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的尸体。乌鸦和老鹰一直在空中盘旋。第二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老百姓靠近。拉哈玛最后说：“死者埋葬时，坟上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敖其尔回到乌兰巴托以后，查阅了蒙古报纸。有的报道说：1971年9月15日早晨，苏联一架直升机突然飞往温都尔汗，据说在中国飞机坠毁的地方，发现飞机上组装的苏制低空飞行器PB—YM。还有一种报道说，1971年9月12—13日，温都尔汗市停电，贝尔赫矿区没停电，所以夜里飞行的中国飞机，把贝尔赫矿区误认为是温都尔汗，坠毁在离贝尔赫不远的苏布尔古盆地。
《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的采访，使人们了解到今日坠机现场的情况，以及当地人对坠机的说法，无异是有相当价值的。只可惜他晚去了几年。其文中提到的地名、墓地距离等，与我参与现场视察时听到蒙方按地图讲的不一致。这可能是当地牧民约定俗成的叫法。至于拉哈玛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
《环球时报》记者敖其尔上述报道中提到1993年4月，中国海拉尔一家农垦公司，到飞机坠毁现场拉走残骸一吨多。这件事从《解放军报》有关的采访报道得到证实。
1998年7月24日，《解放军报》在周末版上刊登《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一文，报道了对海拉尔某边贸公司邬经理的采访。邬1991年7、8月份，到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洽谈贸易，曾与当地官员联系，想到林彪坠机的地点看看，结果被一口回绝，说是那里有专人看管，有铁丝网圈围，无法靠近。
邬经理再去温都尔汗，已经是1993年3月，蒙古国内政局已经发生了变化，邬听说“256号”残骸已经没人管了，有人把残骸上的铝都抠下来卖了。他便向负责外事接待工作的达先生，再次提出到坠机现场看看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确切答复。事有凑巧，在达先生与乌兰巴托的通话中，邬经理获悉，近日将有一个美国记者要去温都尔汗，接触林彪座机残骸，上司要求当地官员给予配合，尽量满足这个记者的要求。邬经理马上向达先生表示不满，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去现场，中国人反倒不行?达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
3月20日，邬经理来到坠机现场。这里很荒凉，似乎罕有人迹。他发现还有一些大块的飞机残骸，其中起落架和轮毂就有数百公斤重，在以坠机中心为圆心差不多五公里(按：疑为五百米)直径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他决定把这些具有文物价值的残骸运回国内，赶紧雇车找人，把起落架等沉重的大件先搬上车。后来又雇了当地二十几个小孩帮助搜集，甚至不放过隐没在草丛中的螺丝，最后统统装上卡车，重约三至四吨。他去现场前，曾在一蒙古朋友家中看到一个发动机的外壳，朋友告诉他这台发动机的内芯让港商买走了。回国途中，他寻找了一个运废铁的同行，把飞机残骸分装两车，上面覆盖废铁板加以伪装，沿克鲁伦河走了七天，又在蒙古的外贸口岸等了十几天，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运回国内。
就在《解放军报》登载上述报道的同时，邬经理已与秦皇岛市有关部门商定，在长城老龙头附近开办了“林彪折戟沉沙展”供旅游者参观。这些残骸包括起落架支腿、刹车轮和中轴、刹车盘、发动机涡轮残片、传动装置及支撑架，以及大量的飞机蒙皮和零散部件。国内许多报刊报道了邬经理搜集运回飞机残骸的事迹。当“九一三”事件已完全进入历史范畴的今天，林彪座机的残骸无疑是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
邬经理谈及他收藏的原因，这样说：“我认为‘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256号’飞机残骸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物证。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这样一些物证运回国内并收藏起来，不论吃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都值。”
残骸运回后，曾有一个姓黄的台商开价六十万人民币，要求收购这些残骸，邬经理一口回绝。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舍着命去收藏这些残骸。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物，不能随意处置。”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为筹备建国50周年“中华百年风云”展览，经过驻蒙古使馆的政务参赞沈庆沂，从蒙古人手中买回了另一个起落架的支腿及若干散件。
可惜的是，“三叉戟256号”精华部分的三台发动机，一台主发动机让苏联人拆走了，一台内芯被港商买走了，另一台留在蒙古人开办的一家旅游公司手中，他将这台残损的发动机放在四轮木车上展出。还有那个比较完整的飞机尾翼和一个有大洞的大片机翼，不知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