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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
前言
当年惊心动魄、震撼中华大地的“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了。1971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已届而立之年。已经蒙上厚厚一层尘埃的这段历史，有必要再翻弄开吗？
看来，有这必要。
林彪出逃，机毁人亡。历史虽有判定，但也存在若干难解之谜，至今仍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近二十年来，中外作者探讨“九一三”事件和林彪其人的书籍不下几十本，文章则不计其数。这些书籍和文章不乏质高力作，使得别有用心的造谣惑众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但由于探索答案或试图“解密”而衍生出各种揣测，甚至以讹传讹，还有的提出新的挑战性说法，正在走俏。
我，作为当年视察过林彪坠机现场的成员之一，和赴京向中央领导汇报的当事人，似应恪尽绵薄，实录真相，释解人们尚存的困惑。
并且，“九一三”事件在国外的延伸，是在中苏、中蒙交恶，尖锐敌对的国际大背景下展现的。否则，林彪为何要选择蒙古为出逃路线？为何中国对蒙古的外交交涉受到阻难？为何林彪、叶群的头颅被割去莫斯科？为何包括黑匣子在内的机上遗物一直被扣留？……
“九一三”事件造成的国际影响是险恶的。
林彪出逃几个小时后，周恩来总理紧急召集军方领导人开会，着重针对外国势力可能的入侵，决定我军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军队部署的调整。
“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在苏联解体后吐露了真情。
我于1965年去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任职，1973年回国，其间曾任临时代办两年半，经历了中蒙关系严重恶化的全过程。在蒙古，我亲眼看到苏联作战部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轰隆隆开进蒙古边境，看到苏联控制蒙古的所作所为。我是深深同情蒙古人民的。
回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蒙关系，以及林彪坠机事件在国外的处理经过，也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参考，尤其是对不够明了真相的年轻人。如果由此能澄清一些讹传，那就更是得之望外了。
事隔一代人之久，不少细节记忆不准，殷望诸位读者不吝指正。
去蒙古不算出国吗？
1965年冬天，我奉派去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简称蒙古)大使馆工作。
这个冬天，北京少雪、干寒，天气老是似晴非晴，似阴非阴，早晚还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薄雾。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没有因天气而压抑，相反都比较开朗舒畅。天灾人祸酿成的三年经济困难，饿肚皮“瓜菜代”已逐渐远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老百姓营养必需的粮、油、肉、蛋，虽然数量不多且要凭票供应，但终究是家家户户都能吃到，孩子们几年来满是菜色的脸庞，也渐渐重新泛出了红晕。人们当然怀着比过去几年高得多的热忱和信心，准备迎接1966年的到来。
但是，我的心情却难能开朗和舒畅。10月上旬，人事部门通知说，组织上决定派我到驻蒙古大使馆工作，给的准备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天哪，短短四十五天那么多事我得干完：交代本职工作，阅读有关蒙古的材料，拜访相关部门领受任务，看望使馆内未见面的几个同志的家属，还有制装。蒙古属于高寒地带，必须有一套抵御严寒的装备，一件皮大衣光制作也得个把月。而且，老母生病未愈，妻子下到河北定兴县搞“四清”回不来，一个孩子刚上小学，一个孩子还在襁褓之中。为了安排好所有这些事，我简直是日夜奔忙，头昏眼花，内心一片焦躁，完全没有那个年代能够出国而感到幸运的心情。能否要求宽限一点时间?张不开口!“服从决定，决不讨价”，是五六十年代干部的普遍心态，也是我一直信奉的原则；而且，我反复琢磨，这么急着让我走，必是有点原因。
蒙古人民共和国，旧称外蒙古，是一个深居内陆有些神秘的国度。对中国人来说，它既亲近又疏远。
我的一个要好的邻居，看我忙得团团转，主动来帮我料理家务。在送走给我老母治病的医生之后，我同他闲聊起来。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到外蒙古算什么出国，那原来是中国的地方，就同内蒙古差不多。”我正在考虑怎样回答，他怕对我太刺激，马上换了一下口气：“当然，这地方离国内比较近，每年能回来休假一次，也不错。”我完全理解，邻居的话并没含有对我出国的轻蔑之意，而是同不少中国人一样，对外蒙古的沧桑巨变不甚了解。
毋庸讳言，直到20世纪20年代，外蒙古还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历史上，它北邻沙俄、东近日本，直接受到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沙俄早在18世纪，就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觊觎着这块人烟稀少、天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官方刊物曾公开声称，俄罗斯在外蒙古有特殊使命，戈壁沙漠是帝国远东和东南部的天然边界。不过，当时沙俄的侵略重点在于鲸吞整个满洲(中国东北)，对外蒙古的入侵还放在次要位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1860年清朝政府被英法联军打败，沙俄乘机强迫清廷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占去大片大片的领土，并在蒙古地区攫取了许多特权。
1904—1905年，在我国辽东半岛爆发了两个侵略强盗之间的格斗——日俄战争。结果沙俄在同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失败，遂与日本签订了划分南北满洲势力范围的密约，把南满让给日本，换取日本承认它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从此，沙俄把在中国北部侵略扩张的重点转移到外蒙古。1911年，它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之际，怂恿外蒙古喇嘛黄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自称“大蒙古皇帝”，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今乌兰巴托)办事大臣，私自签订了非法的《俄蒙协约》。辛亥革命推翻清廷的统治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于1915年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后来，沙俄陷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接着其国内又爆发了十月革命，沙皇的zhuanzhi统治被推翻。1919年夏，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撤销并呈请恢复旧制，中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宣布中俄之间关于外蒙古自治的文件无效，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博格多汗，并派西北守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古，恢复了领土主权。未几，徐军主力从外蒙古调回关内参加军阀混战，只在库伦及其以北蒙俄边境上的买卖城(今阿勒坦布拉格)留驻少量兵力。
1919年初，外蒙古的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在库伦先后成立了两个革命小组。不久这两个革命小组合并为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即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蒙古人民起来闹革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1920年夏，在中国由英美操纵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执政的亲日本的安福系军阀，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在蒙古进行阴谋扩张的安福系走狗。因此，日本决定利用被苏俄红军击溃后逃窜到中国东北的白匪军残余部队，在蒙古为自己攫取地盘。同年10月，日本的走狗、白匪头子温甘伦男爵，带着他的800名将士组成的骑兵师进入蒙古境内，利用蒙古人民对徐树铮军事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骗取了蒙古封建王公和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的支持。1921年2月3日，温甘伦的匪军击溃了中国驻军，占领了库伦。2月15日，温甘伦扶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上了“蒙古皇帝”的宝座，成立了所谓的“自治政府”，政府的成员由温甘伦指派。温甘伦的罪恶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政府，把外蒙古变成未来的反苏战争基地。因而，反苏备战和供养其军队的沉重苛捐杂税，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种劳役，全部压在蒙古劳动人民头上。蒙古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温甘伦匪帮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的反动本质，甚至一部分封建主也对温甘伦表示不满。蒙古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了。
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俄共的帮助下，在俄罗斯境内的恰克图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解放民族，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大众，进而改造社会生活”的第一个奋斗纲领。3月13日，在苏俄境内的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市举行了蒙古边境苏木(亦称旗)劳动人民代表、义勇军代表和党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人民政府。临时政府于4月10日向苏维埃俄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共同反对温甘伦白匪。
苏俄军队三个团于6月28日进入蒙古，协同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义勇军，于7月6日攻占了温甘伦白匪军盘踞的库伦。此前，于3月上旬，苏俄少量部队曾进入蒙古边境与蒙古义勇军首先攻打了驻扎在买卖城的中国北洋军阀的部队(加上2月初由库伦溃逃至此的中国军队共万余人)。这些中国驻军在色楞格省北部，沿鄂尔浑河谷进行了抵抗，但因前有红军后有白匪，孤立无援而失败，最终溃散或被俘。7月10日，在库伦以哲布尊丹巴为皇帝的蒙古君主立宪政府正式成立并宣布独立。第二天即7月11日，后来被定为蒙古国庆日，而解放买卖城的日子——3月18日，后来则定为蒙古人民军的建军日。
对于蒙古的独立，当时的中国政府未予承认。1924年，中国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享有领土主权。但由于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忙于打仗，解决悬案的谈判不了了之。1924年5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一个月后蒙古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从1924年起，外蒙古政府宣布对外闭关，断绝了同中国的一切来往，加上千里大漠的阻隔，它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除了苏联政府，鲜为外界所了解，西方称之为世界上一个神秘的国度。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沟通与苏联的联系，在蒙古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其领土建立了国际交通线，输送往来人员和文件。当时有一些中共领导干部，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来往于中苏之间。不过这条交通线是相当危险的，因为它要跨越沙漠戈壁和无水草原。
蒙古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确立的。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美、英为了促使苏联早日出兵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一致同意苏联提出的在协定第一条写上“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美国答应为实现此项条款，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5年10月，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到外蒙古“观察”全蒙古人民公决独立的投票。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参加投票的公民494074人，赞成独立的489291人，其余为弃权票。也就是说明99%的选民赞成独立。最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6年1月5日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外蒙古独立。
1949年中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继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率先与新中国建交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初，中国和苏联在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苏方希望在条约中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据说当时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对中方主持谈判的周恩来总理说，外蒙古的独立已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中蒙两国建交以后，友好关系与日俱增。1960年5月27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外长陈毅访问蒙古，于31日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中蒙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后，两国有关部门交换地图，谈判划定蒙古独立以来一直未定的中蒙边界。1962年12月，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扎格瓦拉尔来华访问，于26日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之后，中蒙之间进一步发展了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尽自己所能给予蒙古各方面的援助。可是，好景不长，1960年苏联公开反华，蒙古跟随其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蒙关系一天天变冷。
现在，我要去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怀着曲折复杂的历史情结，面对愈来愈冷的两国关系，真不知前途究竟如何。但说不算出国，我认为不能这么看。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外交关系上，承认现实从实际出发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既然我国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有关条约，就应从理智到感情上不再纠缠逝去的历史。就像60年代初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百年前沙俄强占我国远东和中亚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如同一个外蒙古那么大)，苏联政府必须承认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划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条约。1919年，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政府考虑到苏联人民已经在这些领土上定居一个世纪之久，从实际出发不要求苏方归还这些领土。虽然外蒙古问题与中苏之间的领土问题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个原则在中蒙之间也是适用的。我既然奉派到驻蒙古使馆去，就必须做一个称职的外交官，在国家关系上，忠实地贯彻我国的外交政策。
大漠中的遐想
列车当夜驶过张家口，第二天上午驶过大同、集宁继续北去，乌兰察布盟南部大草原，在太阳照耀下泛着一层金光，令人赏心悦目。但随着列车疾驰，草原逐渐褪色，地上小石子越来越多。土木尔台车站的白底黑字的标牌一闪而过，从这里列车进入了戈壁地带。以前我没有到过北方边境地区，曾经把沙漠和戈壁混为一谈，因为书上一般都把这两个词连用，误认为两者不过是一回事。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明白沙漠是大风一吹移来移去的那种细沙，基本上寸草不生；而戈壁地表是小石头和大砂砾组成，夏季可生长稀疏小草，大风可以把沙砾吹起，却无法使之成堆。戈壁滩上的低洼存水处，还可以放牧，野骆驼就是生活和游荡在戈壁滩上。
不久，列车经过了赛汉塔拉车站，由于往北一直上坡，车速比较慢。这个车站只有一片平房，房前有几棵树。“塔拉”在蒙语里是地表起伏微缓的盆地。顾名思义，这里想来是戈壁滩中的一片绿洲，可惜冬天看不出它的特点。赛汉塔拉的著名之处，还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是横亘在我国内蒙古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大漠南部边缘，古代穿越大漠的旅客必须驻足的驿站。
这片大漠，南北纵深约五百华里，东西横宽近千华里。自古以来，河北、山西北部的商人，到大漠以北的库伦一带去做生意，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穿越大漠。这是一段艰险的旅程。年年春节过后，他们分别从张家口和大同出发，带上足够的货物，组成骡马和骆驼混合的商旅，到土木尔台或赛汉塔拉住下，备足粮、水、草料，探听大漠有无风暴气象，然后就途北上。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漠，一般要十天至半个月，如果遇上风暴，就得趴在骆驼腹下，恐怖地等待。一旦沙漠风暴连续施虐，有的商旅断水断粮，就可能被大漠吞噬。艰险的一段旅程走完，商旅们到了大漠戈壁北缘的驿站倬依伦(现名乔依尔)，还要在大草原上跋涉十天左右，才能到达库伦。之后，必须在百多天之内将货物出手，8月中秋前后就得南返，再次穿越大漠。到了清朝末叶和民国初年，有些商人在漠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就在库伦开设商号，让新雇的伙计留下过冬，甚至两至三年才让回关内探亲。于是在外蒙古特别是在库伦，就留驻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人。1924年，蒙古政府宣布闭关，这些汉族人再也回不了家乡，就变成华侨，绝大部分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民族隔阂和蒙古政府排华的政策，他们无法融入蒙古社会，生活虽可维持，但政治地位低下。二十余年的闭关，他们与内地音讯隔绝，对祖国的变化很少了解。我离开北京前，侨委的同志向我讲了一则故事：新中国成立，中蒙建交，我国驻蒙使馆人员乘汽车穿越大漠，到乌兰巴托走了一个多礼拜；建馆后通知华侨来办理护照，有一天来了几个老华侨，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见了领事部主任，马上跪下磕头，口称参见领事大人，……
说起大漠，虽然令人有些恐惧，但它也是我幼年就向往的地方。小时候，父亲常给我讲古代军人跨越大漠征战厮杀的历史故事。后来自己学历史、看小说，不由得对这片荒无人烟的大漠产生了许多遐想和憧憬。我仰慕两千多年前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还有飞将军李广，年仅二三十岁，就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数度穿越大漠南北，直到南匈奴内附，北匈奴被赶西去直到地中海边。他们金戈铁马，不畏艰险，出入大漠，当年将士们不知是怎样一种感受。还有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征服强大的突厥，大将军李靖(在《封神演义》中被封神为托塔天王)率十万大军转战阴山山脉，灭掉东突厥，隔着大漠与强盛的薛延陀对峙。接着，大将军李■又率大军与南侵的薛延陀决战，薛延陀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漠北余部请求内附。唐朝遂纵跨大漠开辟一条驿道，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站，备马和酒肉供使差来往，漠北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
更令幼年的我心驰神往的，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浩瀚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处于我国大兴安岭西麓，与蒙古东部草原相衔接，额尔古纳河(古代称望建河)流域斜贯其中，沃野千里，水草肥美，自古就是我国北方许多著名的少数民族成长壮大的摇篮。二千二百年前的匈奴，一千九百年前的鲜卑，一千五百年前的柔然，一千三百年前的突厥，次第发祥和展翅于这个大摇篮之中。它们兵强马壮以后，逐渐向西向南转移，或被融合或者远徙。一千一百多年前，一个新的民族出现了，这就是后来不可一世的蒙古族。
公元840年以后，这个部族的大部分也照例向西南迁移，同留在漠北草原上的突厥语居民融合，从游猎生活过渡到游牧为主。以后，经过近三百年的繁衍，人口益众，氏族支出，地盘扩展于现今蒙古的肯特山脉以东以南的大草原上，并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又过了百年左右，原来部落林立的蒙古社会，经过相互征战厮杀，只剩下五个大的对抗集团：蒙古、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谁能兼并这些集团，谁就会成为统一蒙古民族的大汗。
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一个蒙古部落的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在仓皇奔逃避祸，她的部落已被塔塔儿兼并。其中最大的八岁男孩名叫铁木真，他怀着父亲被塔塔儿人毒死的深仇大恨和重建本部落的宏图大志，在颠沛流离的苦难中长大。正如中国古书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少年时期艰难困苦的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不拔勇往直前的性格。后来，他又在长达八年率本部落与其他部落的相互拼杀中，掌握了善于利用矛盾、联远攻近、各个击破的军事斗争策略，锻炼了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卓越指挥才能。终于在1206年他四十四岁的时候，统一了本民族的诸部落，被拥戴为蒙古大汗，号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并定都于山青水秀的哈尔和林(现在蒙古前杭爱省北部)。
成吉思汗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进步的制度和法律，创制了蒙古文字，泯灭了原来部落纷立的界限，加速了蒙古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建成了一支庞大的子弟兵型的精锐军队。成吉思汗率领这支军队，对外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他独有的雄才大略去实现征服亚欧的雄心壮志。首先于1205—1207年，向西征服地处黄河河西走廊的西夏。然后，于1211—1215年，越过大漠南下，攻击占据长江以北中原土地的金王朝，破金九十个州、郡，占领金中都(今北京)。接着，又亲率二十万大军，于1218—1223年，进行了第一次西征，先攻灭西辽(哈喇契丹)和花剌子模国(今中亚乌兹别克等地)，又西越高加索山区，大败斡罗斯和钦察突厥的阻击，把蒙古国的领地范围扩展到中亚和南俄。可惜的是，成吉思汗回师后，计划最后攻灭西夏和金王朝，但在1227年西夏国主投降前夕，不幸病死军中，时年六十五岁。
成吉思汗传奇性的一生，为蒙古民族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他是蒙古民族无可争辩的英雄。他死后，他的能征善战的子孙们，继承他奠定的事业，以军事手段为主继续扩大疆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建造了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四大汗国，其疆域西起现今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地中海沿岸的土耳其，东到朝鲜半岛和太平洋西岸，南迄阿拉伯海滨的伊朗、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印度的北部，北至北极圈附近。并且，还最后灭亡南宋，入主中原，建立了大元帝国。
诚然，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军队作战，具有从游牧部落战争带来的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抗拒的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比较大。欧洲人称之为“黄祸”，当时人们一提到成吉思汗便为之色变，小孩吓得不敢啼哭。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攻灭并统治斡罗斯各公国约二百五十年，致使直到现代的俄罗斯人，对这段历史仍然耿耿于怀。
我思古抚今，完全沉浸在大漠的遐想之中，几乎忘掉自己身在奔驰的列车里。突然，房间门被拉开，列车员告诉说，边城二连快到了。我的思绪断犹未断：是啊，过了二连就要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了，会看到各色各样的现代蒙古人，并与之打交道。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篇章已翻过了八百年，现代蒙古人是否也像我国境内的蒙古族一样，仍然是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列车缓慢地爬行，铁路两边不知什么时候已变成大大小小的沙丘，铺着小石子和沙砾的戈壁，连同它上面枯黄稀疏的小草，也都看不到了。蒸汽机车头气喘吁吁地吼了两声，列车在二连车站停下。从车窗向西望去，隔着站台是个两层楼房建筑，顶部中间挂着一个比较大的国徽，楼门楣上标着候车室几个大字，不少旅客已下车向候车室奔去，从衣着打扮看多是外蒙古人。
抵达驻蒙古使馆
列车在二连足足停了两个半小时，从北面开过来一辆柴油机车，鸣叫几声，咣当一下挂上了这一串旅客车厢。列车就要过境了。我是第一次出国，在即将离开国门的时候，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心情，似乎是对家园的恋念和对前途未卜的茫然，两种混杂的感情在回绕。
列车徐徐开动，我瞅着窗外铁路旁即将越过的界桩。虽然列车速度很慢，那一米多高上面标着国徽和红色数字的界桩却一闪而过，没有看清是多少号界桩。列车员过来告诉我，那是357号界桩，二连到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是十公里。我注意到蒙方地面上没有迥然不同的变化，是同二连那边一样的起伏不平的沙丘，然而这已是异国的土地了。25分钟后，列车抵达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车站——扎门乌德。
列车停稳，我挪近房间门坐着，拿出护照和黄皮书(检疫证)。走过来三个蒙古人，第一个穿军装，向我敬了个礼，拿起护照翻开看着，并指着内页向第二个穿蓝色制服的咕噜了一句，就把护照还给我。我把黄皮书递给第二个人，他摇了摇头，意思是用不着看了。第三个穿黑色西装，带着笑容探头瞅了瞅房间，就跟上前面两人去别的房间了。
在扎门乌德，列车停站一个小时。从车窗看出去，这个车站比二连荒凉多了，孤零零的两层站房，两根立柱撑着两面坡的屋顶，除了样式别致和大门旁的雕塑马之外，就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地方了。从车上下去十几个中国人，穿着蓝色或草绿色带栽绒领子的棉大衣，肩上挎着、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跟在蒙方海关人员后面走进候车室。列车员说这是一些华侨，他们的行李本来应当同别的旅客一样在车内检查，但蒙方海关人员偏要带进站房检查，便于他们没收“违禁”物品。我刚进入蒙古境内，就看到蒙方对华侨的某些歧视，印象非常深刻。
列车终于开动了，车速逐渐加快，不久就飞跑起来。车比在我国境内跑得快，可能是柴油机车马力比较大的缘故吧，但路基不怎么好，车体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地晃动。太阳已开始西沉，沙漠不见了，接下来的是一望无际有些幽暗的戈壁滩。这是五百华里大漠的北半部，蒙方把它划为三个省：南戈壁、东戈壁、中戈壁，加在一起比我国境内的戈壁滩更大，也更荒凉。处身在这大戈壁之中，使人有寂寞凄然之感。我不禁想起唐朝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炯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实际上，眼前这片大戈壁，也曾经是古战场，但它既没有河也没有山，看不到一只鸟兽，比李华当年描写的古战场更为凄凉。“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吊》文中这三句话，叹息古代征战兴衰交替，令人不胜感慨系之，如果再添一句“将现代欤”，不是也很贴切吗?
天黑下来，车外什么也看不到了。我熄灯就寝，伴随着列车规律而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慢慢地进入梦乡。睡得正酣，突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列车员稍微拉开房门递进话来：“再有40分钟就到乌兰巴托啦!”我急忙起床，拉开厚厚的窗帘，看到天色已透亮，赶紧去洗漱。
从两边车窗看出去，景色有了令人吃惊的变化。进入蒙境一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一边是草丛上片片残雪略有起伏的山谷盆地，列车正在两地之间的高山根部盘旋。由于南边地势高，而乌兰巴托地势低，列车只有在盘旋中逐渐降低高度，才能驶出山谷，因而有时车头车尾竟然打了照面，甚至转来转去又回到原处附近，当然高度已经下降。我想，这大约就是列车长曾谈过的为了凑足七百公里而修筑的“盘陀”路吧。在铁路专业人员看来，修路劈山取直是天经地义，最令他们反感的是无故绕行。不过，在这种地形上，少花点工程费，让列车多绕几圈，也算情有可原吧。
列车在山谷里绕了足有20分钟，才缓缓驶出谷口。一出谷口，眼前豁然开朗，一条宽宽平平的冰冻河流横躺着，看来这就是土拉河。对岸沿河布局的乌兰巴托呈现在面前。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中段有不少高层楼房，两端则基本上是平房，背后山坡上还有大片蒙古包群。
列车越过铁路桥，鸣笛驶进乌兰巴托车站。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提到站台，列车长过来道别，问使馆接站的人见到没有。我非常感谢他和列车员一路上的照顾，希望今后能再乘坐他们的车。他说那今后肯定有很多机会，不过你将来可能更喜欢乘小联运了。正说话间，两位穿皮大衣的人快步走来，问我是不是北京来的孙一先同志。他们自我介绍，我当时只记住瘦一点的是老姜，胖一点的是小毛。他们同列车长打了招呼，并跟我一起同列车长道再见，祝他莫斯科之旅一路顺风，然后提上行李走出车站。这时，太阳还没有出山，而天色已经大亮。
路上行人不多，车辆更少，我们的车开得挺快，十来分钟就抵达使馆。在车上我左顾右盼，想尽量多留下一些第一次的印象。老姜不断指点一些建筑，给我介绍是蒙古的什么部门，不过，给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只有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和它前面的广场，以及广场中间高耸的骑马的苏赫巴特尔塑像。但是应该说，异国他乡的新鲜感还是有的。车开进使馆大门，绕过主楼开到后院的宿舍楼，小毛说下车吧，到家啦!家?这个字眼我顿时感到有点生疏。他们俩帮我把行李搬上二层事先准备好的两间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房间，没有坐下，小毛就建议先去吃饭，因为食堂已开过饭，不能久等我们。饭后，他们带我走进使馆的主楼。
说也凑巧，正好张灿明大使在前厅向一位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来十分精明的同志交待事情。张大使看到我们进来，没等老姜介绍，就连说：“欢迎，欢迎!”并同我握手。张大使个子高高的，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面容酷似解放军著名儒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我在国内就听说他们是亲兄弟。张大使向我介绍了那位个子不高的同志：“这是办公室主任刘吉德同志。”然后挽着我的胳膊，一面走一面说：“到我办公室谈谈去。”上到二楼东头他的偌大的一间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我首先向他问好，并转达国内有关部门对他的问候。他再一次表示欢迎我来馆工作，询问我旅途中感受如何。第一次见面交谈，虽然有点外交程式，但洋溢着同志式的热情。
“你的外交职衔是二等秘书?”张大使问。
“是的，这是国内定的。”我回答。
“那你就在文化处负责吧。使馆下设这么几个部门：办公室、研究室、商参处、经参处、领事部，还有文化处，干部加职工总共五十多人。”张大使一口四川话，乡音未改。“你爱人为什么不一起来?”
“她在河北省搞‘四清’，明年春天才结束，人事部门说明年上半年派她来使馆。”
“国内情况怎么样?”
“经过这两年的调整和恢复，市场供应好多了，粮、油、蛋都能吃上，凭票供应，量还是不多，牛奶只给小孩和病人。马上到年底了，人们展望1966年，对生活进一步改善，挺有信心的。”
“听说最近有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
“是的，一个叫姚文元的人指名批判历史学家吴晗，说他写这篇东西有阴谋，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接着我又补充一句：“我来时随身带了一张报纸，大使有兴趣，我送来您看看。”
“好的。”他转了话锋，“中蒙关系变冷了，我国对蒙古的劳动力援助已被迫结束，经济援助也在扯皮，贸易开始下降。苏联军队一个建筑旅已开进蒙古，中东南部省份出现了好多处苏军勘探队，说是为了找水、打井，但每个队都配了野外通讯电台车。”
“苏联军队建筑旅进蒙，还有那些可疑的勘探小分队，在北京有关部门向我介绍了，他们要求我进一步注意查证。”
“是啊，你不光搞文化，可能也得来点武化喽。”说着，他和我都笑起来。
不敢过多占用他的时间，我就告辞，下楼前去另一房间看望了大使夫人杨波，她和大使同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然后，我来到文化处的办公室。
文化处包括我在内一共四人，除了老姜(振忠)、小毛(家义)，还有一位女同志乌嫩，她是我国的蒙古族，普通话说得慢但很清晰。她同小毛一样，都是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大学的留学生，但比小毛要高几班。她同丈夫张德麟是同期留学的高才生，是该大学教授、蒙古文化泰斗仁亲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夫妇二人都留在使馆工作，老张现在是研究室的骨干。四个人像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热烈地聊起来。老姜话不多，作风朴实稳健。他原来在别的使馆当过文化随员，到驻蒙使馆提为三秘。小毛说话带有南京腔，是那种厚道淳朴一看就信得过的年轻人，他的爱人在援蒙友谊医院当hushi。小乌胖胖的面庞，特别像我离京前去看望过的她的妈妈。
他们谈了不少蒙古文化和文化界人士的情况，听起来很新鲜。小乌说，要了解蒙古的历史，应该看看《蒙古秘史》这本书。我很惭愧，这本书我翻了翻，很难读，不好懂，就扔到一边。
谈了一会儿，小乌有事出去了，老姜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中蒙关系。他说，回溯50年代，那真是黄金时期，称兄道弟，我国是有求必应。中蒙苏国际铁路联运开通后，每年按里程(大头在中国一边)分别给蒙古提供上千万卢布的过境费，最多的年份，我国付给蒙方一千八百多万卢布。根据中蒙两国政府的协议，我国承担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项目，派了几千名工人来建工厂、盖楼房、修公路；还应蒙古政府请求，派了一万多劳动力(连同家属近三万人)，分配到各省搞建设，甚至种菜、养猪、养(又鸟)。蒙古领土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一百三十多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一个人，所以，劳动力援助也同经援一样，对蒙古的建设来讲十分重要。但是，到1960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苏联公开反华以后，中蒙关系开始变化。蒙古囿于自己的处境，它当时还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只跟着苏共的调子写点文章，领导人在有关会议上讲那么几句，国家关系没大影响。到1963年，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亲自出马，撰文和发表讲话攻击诬蔑我们党和国家。这年12月，蒙古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反华决议，使其反华宣传达到了空前高度。1964年更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一年的4月，片面撕毁了劳动力援助协定，把全部员工连同他们的家属，统统限期离境。此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发指的恶性事件：员工于深水被残酷杀害，员工窦海玉受诬陷坐牢。
小毛接着介绍这个事件的始末。他原来是使馆工人事务处的译员，现在的办公室主任老刘是当时工人事务处的负责人，劳援协定被蒙方撕毁后，工人事务处撤销。小毛说，1955年4月，中蒙两国签订了《关于中国派遣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1960年又续签了这一协定。派蒙员工总人数年均7000人(不包括家属，下同)，最高年份曾达到12000人。于、窦事件的缘起，是蒙古在中国的留学生杀了人被判刑的。1963年，蒙方向上海派了三名学语言的留学生，两男一女，女的起初跟一个叫那松扎布的留学生谈恋爱，后来变了卦跟另一个留学生好起来，被甩的那松扎布怀恨在心，酒后同女的大吵特吵，并猛地抽出匕首把女的捅死了。中国法院查明事实，那松扎布承认杀人犯罪，1964年2月3日，法院依法判了他15年徒刑。此后不久，蒙古有关方面为了报复，借口中国员工同蒙方人员吵嘴打架，于1964年3月6日，拘留了为首的两名中国员工，一名叫于深水，一名叫窦海玉。5月8日，蒙古法院判于、窦二人各4年徒刑。但蒙方不以此为满足，6月11日这一天，拘留所里的“犯人”出来放风，窦海玉离开房间较晚，听到外面喊中国人打架了，他以为又是蒙古人欺侮中国员工，就操起一个木棒跑出来，到外院一看，于深水躺在那里，后脑被打裂，正汩汩流血。接着，蒙古警察就把窦海玉铐起来，“认定”窦海玉杀了于深水，作为物证的木棒，原来干干净净，后来也有了血迹。使馆派人前去调查，据其他员工反映，窦海玉与于深水是好朋友，两人在同别人的纠纷中常常是互相帮助的，他不可能杀死于深水。中国大使馆对此提出质疑，要求验尸并面询窦海玉。蒙方表示同意，我国gonganbu派定了法医，但蒙方很快翻悔。而蒙古法院不顾中国使馆的抗议，迅即开庭判了窦海玉15年徒刑。半年之内还不准使馆去人探视。这显然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是蒙方对其留学生被判刑的报复。
听了老姜和小毛的介绍，使我对中蒙关系的现状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于深水、窦海玉事件”，更令我深感蒙古当局的政治偏见与野蛮无
理。此后，在我长达八年的驻蒙外交生涯中，这件事不时地浮上脑际。
中午饭后，老姜陪我在院中散步。我把那张载有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报纸，交给公务员转送张大使。我向老姜介绍了这篇文章的梗概，问他张大使干吗要看这张报纸。老姜说，使馆订阅的国内报纸，要十多天后才能来，因而大家每天晚上要听国内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张大使是“老外交”，很重视调研工作，对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关心。但是电台广播不可能把长文章字字播放，所以还得看报纸。我想，张大使等不得报纸从国内寄来，就索看这篇文章，除了关心国内形势，可能还预感到些什么
外交拜会
新年将到，张大使指示要我尽快开始拜会蒙方有关人士，争取年前要见到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便于日后开展工作。老姜同小乌一起，拟出了一张二十多名对象的拜会名单，经大使同意后，办公室打印照会，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过了一个多星期，礼宾司12月25日复照同意拜会名单中的十八人，并首先安排拜会三司司长。小乌讲，蒙方安排拜会时间比较快，拜会的人也较多，这是相当友好的表示。小乌告诉我，蒙古外交部三司主管对外文化交流，现任司长是礼宾司副司长图门登贝尔勒的丈夫，图门同中国使馆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友好。
蒙古外交部地处市中心政府大厦对面，中间隔着一个广场和一条马路，是个三层楼房建筑。外交部内设将近十个司，中国使馆经常与之打交道的有礼宾司、领事司、亚洲司(也称地区二司，一司为欧洲司)和对外文化联络司(也称三司)。蒙古的建交国有五十多个，但在乌兰巴托设使馆的仅有十一个，其中西方国家只有法国一家。
12月28日，离过年还有三天，小毛陪同我拜会蒙古外交部三司司长奥尔索。在外交部楼一层一个小型会客室见到这位司长，他是个细高个，穿着一套合身的带条纹灰西服，与我的领扣扣得紧紧的严谨的中山装形成鲜明对照。双方寒暄后在沙发上坐下。他问我：
“秘书同志，过去您在哪里工作?”
“长期在对外文委工作，到文委以前在山东做过政府工作，还当过教员。”我回答。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协助各国在我国的文化官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三司的责任。今年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执行得很好，都已如期实现了。”
“的确执行得不错，这也是您司长的一份贡献。不过，还有一项我们驻蒙文化官员访问科布多省，似乎也应在今年之内。”这是小乌特意让我催问的。
“是的，是的，这件事我们尽快安排。秘书同志，您都有些什么喜好呢?”
“我喜欢文学和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历史名人非常敬仰，比如对蒙古人民的祖先、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我就很崇拜。”
“啊，啊，我们蒙古现代也有许多名人，例如著名作家达木丁苏伦，文学泰斗仁亲教授。”
“我听说过，希望今后能够见到他们。”
双方又谈了谈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闲话，彼此还互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告辞了。
回馆的路上，小毛提醒我以后同蒙古官方人士接触时别提成吉思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提出在首都开纪念大会，在肯特省建大型纪念碑，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在苏联的干预下，把这个中央书记给撤了，还打成反党民族主义集团的头子。我不禁想到，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国，其中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五十年，那时俄罗斯人在小孩哭闹时就说成吉思汗来了，吓得小孩不敢出声。当时是为了制服小孩的啼哭，今天则是制服蒙古领导集团中的不同声音，真是可悲。
拜会在1966年新年前后继续进行。在拜会接触中，蒙古文化界人士尽管他们的党中央跟随苏联反华，声调日渐高涨，而且已开始扩展到国家关系中，但在同我交谈时，没有一个人借端挑衅。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拜会完蒙方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蒙中友协主席、人民军事务部外事处长等朋友。蒙古朋友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美协主席楚勒特木和音协主席贡其格苏姆拉给我的印象尤深。我感到这种情谊是历史上天长日久的积累，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蒙古无私援助的深刻影响，人心的向背是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楚勒特木的画风深受中国画影响，他特别敬仰我国名画家徐悲鸿。第二次见面时，我送他一幅荣宝斋水印徐悲鸿的《雄(又鸟)引吭长鸣》条幅，他特别喜欢，但不知题词内容是什么，表现有些担心。我给他解释“风雨如晦，(又鸟)鸣不已”八个字的历史背景，他若有所悟地不住点头。我同贡其格苏姆拉只见过一面，因为我不懂音乐，没有多少话题好谈。1967年6月，我国氢弹爆炸之后，小毛给他送使馆公报，他问小毛有什么新闻，小毛讲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贡其格苏姆拉听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绝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态，表明不仅是由衷地赞扬中国，且系有所指而发，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之后，苏联报刊宣称，中国可以制造十万吨级的原子弹，但其技术水平造不出一百万吨级的氢弹。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两级组织，旗以下有“佐”为基层单位。内蒙古划分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划分为4盟4部86旗。清政府还规定了旗札萨克(旗长)的权限，严格划分旗界，不准越界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限制了封建主滥施权力及相互勾结。
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人民革命党的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和新兴的政权，进行了艰巨而惨烈的斗争。
苏赫巴特尔，1893年2月2日出生于买卖城的贫苦牧民家庭。五岁时，举家迁往库伦谋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岁，被雇用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后来又回到库伦打短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封建主和喇嘛首领对下层劳动牧民的残酷剥削。1912年，他十九岁应征参加了“蒙古自治军”，不久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军队当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他在军队里受到几个同情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教官的影响，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十月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苏赫巴特尔从军队退伍后，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由于他生活艰难却很讲义气，很快有一些人聚集到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小组。1919年秋，他与乔巴山组织的革命小组开始合作，于1921年3月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
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于车臣汗部(今东方省)克鲁伦河畔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忍痛把他送进喇嘛寺院。他在寺院忍饥挨饿地当了两年喇嘛，便偷偷逃了出来，时年十七岁。1912年，他流落到库伦，在经历了一段辛酸生活之后，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学习非常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库伦，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便把与己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于1919年秋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并与苏赫巴特尔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小组合作，从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俄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取得了革命胜利。1921年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政体采用了保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帝的君主立宪体制。苏赫巴特尔在政府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乔巴山任军事部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地区的温甘伦残余匪帮的斗争。当地的人民革命党人，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并组织游击队与白匪战斗，但由于力量弱小，没有取得进展。苏俄远东共和国派遣西部一支骑兵小分队支援游击队，结果被白匪包围，与游击队一起共同战斗十余天，弹尽粮绝全部牺牲。苏俄红军远东司令部遂派大批正规部队，由库伦向西和由伊尔库次克向南，两路进军乌里雅苏台夹击白匪军，于1922年7月全歼白匪残余势力，生擒温甘伦，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其次是镇压沙其喇嘛的反gemin暴乱。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关系密切。他不仅曾怂恿哲布尊丹巴秘密勾结温甘伦白匪，而且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暗中进行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他利用失势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对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广为收罗党羽，并秘密从西藏等地运进武器，密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暴乱，进攻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便被人民政府获悉，人民军在库伦进行了大搜捕，暴乱阴谋被粉碎，沙其喇嘛被处决。
更严重的事件是人民政府总理鲍道企图发动政变。鲍道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还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蒙古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寺庙当喇嘛。革命发展到库伦，他离开寺庙加入人民革命党，受到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时被推选为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就任以后，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反对激进的改革，在国际上主张不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还应同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这就同苏赫巴特尔、乔巴山等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斗争的结果，鲍道辞去了总理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职务。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不仅在库伦积极活动，宣传他独特的思想，还向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阐述政治主张博取同情，甚至偷偷地于1922年5月跑到中国沈阳，动员军阀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回蒙古后继续同张作霖暗中来往。他的这些活动，当然为人民革命党所不容，最后以阴谋进行反gemin政变罪，将他及其同党沙格达尔扎布(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内政部长)处以死刑。
1923年2月22日，苏赫巴特尔被人毒死于医院中，这对全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党无异于晴天霹雳。苏赫巴特尔在层出不穷的反gemin事件中，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他虽然只有三十岁，也感到精疲力竭，便住进医院休养治疗。一天晚上，他服药后正躺在病房看报，忽然腹部剧痛，头晕目眩，昏迷不醒，医生进行急救为时已晚。后来检查，死于中毒。
乔巴山随即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下令捉拿凶手。蒙古内防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未能将此案彻底侦破，最后逮捕了几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
事隔二十年后，1940年12月，乔巴山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称，是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毒死了苏赫巴特尔，目的是为了引起人民革命党的内部混乱，以达到阻挠劳动牧民反对封建主的斗争。
丹尚是人民革命党的元老之一。苏赫巴特尔去世后，他担任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令。他同乔巴山由政治观点的分歧发展到内斗。在1924年8月4日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双方决裂，并在嗣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兵戎相见。丹尚及其支持者被逮捕枪决。
1924年5月20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君主立宪政体的蒙古皇帝，病死在自己的宫殿里。
6月7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体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十天后，以政府决议的形式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11月8日，第一届大呼拉尔在库伦召开，经过十八天的讨论，26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大呼拉尔还肯定了蒙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总路线。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gemin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1921年以前，蒙古经济十分落后。游牧养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牧业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居民生活必需品三分之二来自畜产品，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当时没有工业、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商业操纵在中国内地来的商人和俄、日、英等国的资本家手中。没有本民族的银行，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就是说基本上停留在中世纪的自然经济阶段。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政府，1921—1922年间，首先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使封建主失去了对土地、草场的特权，废除了商业高利贷者的债权和僧俗封建主向人民大众征收的一切捐税，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接着，又废除了旧社会封建司法机构及其刑法，取消了封建主阶级的各种特权，废除了世袭封建领主制度和农牧民人身依存关系。这些激进的民主改革措施，虽然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但因有苏俄和本国军队做后盾，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目的，从而为蒙古的经济和文化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40年，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种植业、运输业、建筑业等经济部门逐渐形成。牲畜存栏头数，由1924年的一千三百七十五万头，达到空前的二千六百零四万头，全国人均三十多头。1948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国民经济建设纳入了计划轨道。
配合苏军抗击日寇
蒙古的政权得到巩固，经济初步振兴，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不得不转向战时的轨道。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组建关东军，成立伪满洲国，蒙古的东部处于日寇的严重威胁之下。1921年进入蒙古的苏俄红军，在帮助蒙军击溃北洋军阀驻军、消灭温甘伦白匪军之后，一直没有撤退，他们大部分驻扎在乌兰巴托东北部的军营里，蒙古百姓称该地为乌兰花(意译为红营盘)。在新的国际局势下，它成了蒙古保卫领土的依靠力量。
应当说，在日军侵华的年代里，苏联军队保卫蒙古不受日军侵犯，的确是起了重要作用。不过，事情并非苏联领导人讲的那么坦荡无私的“国际主义”。苏联只有毫不退让地保卫蒙古，才能保住它的远东地区。翻开东北亚地图，人们一眼就可看出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它的广大的弧形领土，像一只展翅的巨雕，掩护住苏联的东西伯利亚和后贝加尔地区，特别是苏联通往远东的运输大动脉——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绕过贝加尔湖南端，就贴近蒙苏边境东进，如果日本人占领了蒙古，在蒙苏边境打断西伯利亚大铁路，苏联远东地区即唾手可得。据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古，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1939年，侵华日军经过两年的战争，占领了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军节节败退，蒋介石在能否坚持抗战上陷于严重动摇，在日本人的诱降之下，派出代表到香港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大为膨胀。在这样的形势下，日军大本营和政府内阁认为，最后解决中国问题已指日可待，下一步在东亚的军事战略是“南进”(打入英美势力范围)还是“北上”(入侵苏联领土)，应该予以定夺。坚持“南进”主张的主要是其军内传统影响势力较大的海军，而坚持“北上”战略的主要是掌握军权的陆军。驻扎在伪满洲国(中国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对于同苏联开仗早就跃跃欲试。“南进”还是“北上”两种主张争持不下，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试探一下苏军的虚实。
日本关东军早在1938年7月，就曾经在吉林省东部边境与苏联交界的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地区挑起过边境冲突，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反击下，日军败北。关东军将领认为这个地区处于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倒牛角尖内，地域过于狭窄，兵力无法展开，于是决定在海拉尔以南与蒙古交界的诺门坎地区进行突袭，如果苏军不参战或者其参战部队战斗力不强，日本关东军就加大兵力攻占蒙古，为下一步进攻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建立基地。
诺门坎(也称诺门罕)在海拉尔以南约二百公里的哈拉哈河畔。哈拉哈河(苏联地图称之为哈勒欣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流入贝尔湖。这条河流经的草原，地势平坦、开阔，低洼处有沼泽。翻开蒙古地图可以看出，蒙古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像一只犀牛角(禁止)日本占领的“满洲国”，地理形势对日方不利，日本关东军早就想把它切掉。位于这个突出部东北角的哈拉哈河，传统上是在蒙古境内，但边界从未划定，给了日本人可资挑衅的借口。1939年5月11日，数十名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巡逻，“满洲国”警备队奉命把他们赶回河的西岸。双方你来我往，冲突范围越来越大，遂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战役。
哈拉哈河战役(苏联称之为哈勒欣战役)是一次关系远东战局如何发展的战役，孰胜孰败无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和蒙古都是十分重要的。
蒙军在哈拉哈河战役中，配合苏军英勇地捍卫了自己的领土，受到了一次实战的“洗礼”。
蒙军从1921年诞生时起，只在当年跟随苏俄红军攻打过北洋军阀部队驻守的买卖城，而那时它只不过是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后来组建正规军，数量也不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直接威胁到蒙古东部的安全。蒙古政府决定扩军备战。到1937年，蒙古武装力量(包括作战部队和军事机关、军校等)已发展到四五万人。当时全蒙古人口约80万，军事人员占5%—6%，这对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国度来讲，动员程度如此之高，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蒙古是马背上的国家，青年人个个都是善骑好斗，入伍后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驰骋飞奔；他们性格强悍，经过一番军事训练，就可成为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参加哈拉哈河战役的蒙军骑兵师打得很好，蒙军装甲营在巴英查岗的争夺战中打得尤为出色，受到苏军指挥官朱可夫将军的嘉奖。
哈拉哈河战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9年5月11日至31日。
日蒙双方边防冲突逐渐升级之后，日军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投入战斗，并动用一个轰炸机中队。蒙军处境不利。苏军驻蒙古第五十七特别军(1937年9月增驻蒙古)以最快速度调来哈拉哈河前线，该军军长费克连科统一指挥苏蒙部队向日军反击。双方伤亡较大。苏军这么快地介入边境冲突，是日军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始料不及的，遂重新调集兵力，于5月28日向苏蒙军发起进攻，并派一个骑兵联队(相当一个团)迂回到敌军侧后进行夹击。没想到苏军坦克、炮兵火力异常猛烈，日军迂回兵力被切断退路、包围歼灭。5月31日日军不得不暂时撤离战场。
第二阶段，1939年7月2日至8月30日。
苏军统帅部基于对日军战略企图的充分估计，迅速调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的朱可夫将军赴蒙指挥。朱可夫于6月5日抵达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部、距离前线一百二十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克，了解情况之后，意识到日军很快会有报复性的大规模进攻，而苏方不仅兵力不足，并且五十七军战场准备严重不足。遂向统帅部建议，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还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和空军力量。战役准备的最大问题是运输，好在从苏境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博尔集亚车站，南下蒙古东方省会乔巴山，向东折向塔木察格布拉克，1938年就修建了一条窄轨铁路(总共二百三十八公里)，这时派上了很大用场。在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同时，朱可夫奉上级命令，取代了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职务。
日本关东军也在调集兵力。由于日方自视过高，对苏军估计不足，调集的兵力除补充损失较大的第二十三师团外，只调来关东军精锐的第七师团和一个坦克联队，但大大加强了空军兵力。
整个6月份，双方在调集兵力的过程中，为争夺制空权，空军展开了激战。其中，6月22日这一天，从哈拉哈河前线到蒙境的塔木察格布拉克，日军一百二十架飞机同苏军九十五架歼击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双方均有不少损失。
7月2日，日军开始地面进攻。其战役目标是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全部苏蒙军队，尔后前出河西歼灭苏军预备队。日军指挥部对其胜利十分有把握，甚至把一些外国武官(主要是德、意)和新闻记者请到作战地区观战。但是，由于其投入的兵力优势不大，且遇到苏蒙军的坚决抗击，战争陷于胶着状态。此期间，双方在河东岸争夺巴英查岗地域的战斗异常惨烈，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受到重创。
这时，关东军才深感苏军比想像的要强大得多，除将主力第七师团及一个骑兵团全部投入战斗外，又调集第二、第五师团前来，并在海拉尔组建第六军团指挥作战。日方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调集了比它更为众多的兵力，特别是大量的坦克、装甲部队，总共：步骑兵四个师、坦克兵二个旅、摩托装甲兵三个旅、空降兵一个旅，以及大量的炮兵。苏蒙军指挥部由57军军部扩编为第1集团军群司令部，朱可夫就任司令，他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日军第六军团。
8月20日，苏蒙军发起了围歼日军的总攻战役。这是一个星期天，日军指挥部认为苏军不会马上进攻，竟允许其将、校级军官到海拉尔等地休假。5时45分，苏军开始地面炮火准备，同时，出动一百五十架轰炸机和近一百架歼击机，对日军阵地凶猛突袭。然后，在第二次地面炮火准备开始延伸射击时，8时45分，苏军部队以坦克、装甲兵为先导开始冲击，蒙军骑兵从侧翼配合。一线日军阵地迅速崩溃，但善于近战的日军士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惨烈的战斗一直打到8月30日，日军第六军团被全部歼灭。
此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总共十万以上，够得上一场局部战争。苏军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趾高气扬的凶焰，使日军大本营清醒地意识到“北进”并不像他们1919年打到伊尔库次克那么轻而易举，在战略的选择上必须贯彻“雷公打豆腐”的原则。
苏军获胜日军惨败后，苏日双方转入外交程式的边界谈判。苏军大部分兵力留驻蒙古，组成一个集团军(苏德战争爆发后，按苏军统一序列编为第十七集团军)，主力驻扎在塔木察格布拉克，一部分兵力驻乌兰巴托。
二次大战显身手
蒙古人民军经过了哈拉哈河战役的洗礼，全军上下充满着战斗的豪情。1942年在苏德战争的战场上小试牛刀之后，于1945年，在对日军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不宣而战，迅速突破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抵达苏联的腹地。苏联军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全力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仅在1941年就捐献了一百四十节火车车厢的价值六千五百万图格里克的物资，还通过对外贸易银行捐赠了二百五十万图格里克、十万美元及三百千克黄金。苏联利用这些资金和蒙古人民直接的现金捐献，购置了五十三辆坦克和一个航空大队的飞机。蒙古标号的坦克编入苏军近卫坦克第一百一十二旅，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蒙古牧民”航空兵大队在苏空军近卫航空兵第二团的编制内，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取得了不少胜利。1941—1942年，蒙古人民还送给苏军三万五千匹马，补充了苏军的骑兵部队。
在德军进抵莫斯科城郊，苏联军民英勇保卫首都的危急情况下，蒙古人民军派出两个骑兵团，直接参加了保卫莫斯科的战役。第一骑兵团团长为丹纳多济，第二团团长为阿尔拜格，他们都是苏联伊尔库次克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都曾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两个团总共兵力一万多人，配备了最好的马匹和精良的马刀及自动步枪，于1942年2月1日，乘坐一列专用火车向苏联腹地飞驰。
这时，苏联红军已顶住了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进攻，转入了局部反击，并在筹划向德军发起总攻。蒙古两个骑兵团团长到达苏军总参谋部，见到了朱可夫大将。朱可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问长问短之后，决定将这两个团编入西方面军科涅夫上将指挥的部队。他们到达前线，正值总攻将要开始，科涅夫给他们的任务是，利用骑兵机动、灵活，可以脱离后方作战的特点，绕过敌人的炮兵和坦克阵地，从侧面楔入敌人后方，配合正面部队发起猛攻。
总攻开始，蒙古两个骑兵团犹如猛虎下山，骑着慓悍的骏马，挥舞着马刀，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军正在运动的坦克和炮兵，从侧背冲向敌阵。尤其是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蒙古骑兵团的兵力虽小，但使正在后退的德军一时陷于混乱，正面苏军得以迅速推进。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赞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蒙古骑兵更为辉煌的战绩，是在1945年对日军的最后一战。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蒙古政府也同时宣布对日开战。百万苏军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发起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其中主攻方向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蒙古东部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为中心，向两翼扇面形展开，齐头并进。蒙古军队第五、六、七、八总共四个骑兵师，被编在方面军右翼的第十七集团军的右侧，越过蒙古东南部的无水草原和部分沙漠戈壁，向中国境内多伦到张北一线的日军和内蒙古德王的伪军发起进攻。
蒙古经过战时动员，军事力量增长到八万至十万人，动员能力已达到其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就是说只要能上前线的青年人都参军了。虽然武器装备都是苏联供应，但吃穿用对蒙古国民经济来讲也是沉重负担。好在进攻发展神速，只用了八天就占领了张北、多伦和赤峰。
蒙军的英勇作战，得到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当时担任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参谋长、战后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的扎哈罗夫元帅，在其主编的《结局》一书中这样写道：
蒙军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右翼实施的进攻，具有重大的战役意义。它切断了日本在满洲和华北之间的交通线，而在华北，敌人配置了预定调往满洲的重兵集团。
敌人无论如何也未预料到，苏蒙军队会从察哈尔沙漠实施如此沉重和迅猛的突击，致使关东军指挥部陷于这般境地。可是，苏蒙骑兵(按：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只有一个第五十九骑兵师)却越过无水的沙漠和盐碱地实施了这样的突击。这次沿沙漠草原实施的机动，打乱了日军指挥部的计划，使其无法在这里组织可靠的防御。
蒙军官兵是天生的骑兵。无边无际的草原，没有明显的方位物，没有村镇，稀疏的水井，灼人的阳光，这就是蒙古人的故乡景象。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马的习惯，并代代相传；入伍后，他们不需要进行骑马训练，就可以实施长距离的行军。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勇敢军人。一周驰骋六七百公里，对蒙古战士来说是很普通的现象。
扎哈罗夫接着描写蒙古骑兵前赴后继强渡山洪滚滚的河流的动人情景。如果苏联人不是对“黄祸”代代禁忌，扎哈罗夫说不定会称赞蒙古骑兵战士不愧为成吉思汗的英雄后代。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9月14日，为了表彰蒙古军队在远东战役中的重大贡献，授予蒙古人民军二十一名将军和军官以苏联勋章。这批将军和军官，后来都成为蒙军的中上层骨干。一直到70年代初，蒙军领导人还是这些参加过“哈拉哈河战役”和“远东战役”的英雄。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与中蒙关系剧烈改变同步，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
1963年，中蒙边境没有任何异常。中国此刻正在为克服三年天灾人祸酿成的危机，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说军队有调动，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为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想乘大陆经济困难进行“反攻”。因此，苏军重新入蒙，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支持泽登巴尔集团，更严密地控制蒙古。扑灭“洛呼兹事件”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蒙古的亲苏政权必须依照“历史经验”，用“刺刀”保卫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赶走中国援蒙员工的同时，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这个旅的大部驻色楞格省的达尔汗，修建大量的楼房住宅；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从事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的修筑。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一些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有的到中国驻蒙公司的建筑工地讨酒喝。乌市东北的乌兰花热闹起来，大量建筑材料运进去，入夜电焊火花一直在闪烁，据说要在那里建指挥部。通往中蒙边界的铁路沿线，也传来了苏军在一些车站附近开始修筑机场和营房、仓库的消息。
1966年夏天一个下午，使馆全体人员打扫卫生，有几个同志在院子里剪除枯草，猛然发现从使馆与音乐舞蹈学校交界的墙头，先后跳进十三个苏联士兵，他们旁若无人、大模大样地并排向办公楼走去。使馆办公室的小刘马上截住他们进行询问，他们起初爱理不理，后来听说这是中国大使馆，随便进入就是侵犯了中国领土，都显得有点发慌，一个下士连忙表示道歉，说走错了路，不知是中国大使馆，一面说一面带着士兵向使馆大门走去。使馆工作人员马上把他们兜住，带进使馆的办公楼门厅，办公室主任老刘让小沈和小毛分别进行盘问。个个小兵都不开口，只有那个下士答话，说他是副班长，奉上级命令寻找失踪的几个士兵。问他为什么跳墙进入中国使馆，他讲上级命令是全连拉成一道防线，从东往西推进，遇到任何障碍都要越过，不能绕行。问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他说属于第二建筑旅。接着他又连忙道歉，请求放他们走。之后，小沈把他们交给大门外值班的蒙古警察，那个副班长迈出使馆大门时，还回头望望办公楼上的中国国徽。
驻蒙苏军为了寻找失踪的士兵，就明目张胆地在蒙古首都搞“拉网扫荡”，他们把蒙古的主权践踏到何种程度!对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妄为，在蒙古老百姓的居住区那不是要搞得(又鸟)飞狗跳!
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4月，苏联的陆、空军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蒙古，据说有大批坦克绕过乌兰巴托向南开进。乌兰巴托街道上的苏联军车越来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筑部队车辆，还有蓝牌子的作战部队车辆，许多车开得飞快，时常发生车祸。据华侨协会主任向使馆报告：夏天，有一骑摩托车的华侨被苏军车撞翻受伤，苏军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乌市郊区，苏军车把一华侨撞死，苏司机啐了一口唾沫，依然驾车飞驰，过路的蒙古司机看到后，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