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阅完电报，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到会同志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读了一遍。顷刻间，会议的凝重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韩念龙(副部长，分工主管亚洲司)急忙接过来又仔仔细细看了一遍。到会的同志都清楚，最紧迫的事，就是赶快把电报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9月12日下午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了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得四个小时以后才能醒来。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电报送给主席、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让王海容再一次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的、内容特别重要的电报，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王海容先用保密电话把电报内容传到主席办公室，然后手执一份抄件送给在人大会堂办公的中央办公厅赖奎。当天值班的总理的秘书是钱嘉东和纪东，他们接到王海容打来的电话，犹豫了好一阵子，决定还是叫醒总理
周总理已经七十三岁有余，在人大会堂连续工作达五十多个小时，疲惫已极，刚刚入睡一会儿，便被秘书叫醒。电报送达时，总理已在卫生间漱口，纪东到卫生间把密封电报的封套拆开，递给总理。总理迅速地看完了驻蒙使馆的电报，顿时异常兴奋，立刻驱走了困乏，两肩一耸，对着纪东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他顾不上换衣服，仍然披着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走到已移住人大会堂118厅的毛主席那里，报告这个好消息。主席和总理交谈了很长时间，无第三者在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此时他们宽慰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下午2时过后，总理给姬鹏飞打电话，说刚从主席那里回来，对外交部派人迅速把电报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对驻蒙古使馆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国有一架飞机在蒙古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封停两三年之久的专线电话，以最快速度把电报传回来，表示满意。总理要求外交部将电报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提升为副部长)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总理最后还交代，今天的电报，对凡是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从现在起，要指定专人译办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下午5时58分，符浩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王良恩已在走廊一端等候着，对符说：“你来得很准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王良恩特别提到董老(董必武)，是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董老今天来参加会议，足见会议的特殊重要性。
就在符浩办理送电报的同时，姬鹏飞与韩念龙商量起草了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指示电草就，立即送总理审核，最后经毛主席签发。主席按他的习惯，在电报等级栏一连写了四个“A”，并在下面画一横线，表明是特急提前。
符浩送电报回来，着手落实总理的第二项指示。他把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找来，同张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小王专门译办与驻蒙古使馆来往的电报，并要小王当即搬到他办公室附近的房间办公。
晚饭后，符浩本想小憩一会儿，补上昨夜不足的睡眠，但因为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便信步来到同院邻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家里。两人喝着茅台酒，围绕“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交谈起来。符望着乔家墙上新挂的章太炎题写的对联，突然忆起唐朝诗人的一首《塞上曲》，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把满杯茅台一饮而尽，说：“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新编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接着，用他的苏北口音吟了起来：“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吟后又与符碰杯饮酒，两人会意地哈哈大笑。
他们这种欣悦的心情，在看过驻蒙古使馆电报的人们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
国内要大使亲察坠机现场
9月14日下午6点多钟，驻蒙古使馆收到了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来电指示许大使去现场要详细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如有骨骸应要求带回，未烧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转交我们，写明清单和收条，并注明如有蒙方取走的物品和文件亦望查出交还我们，飞机残骸可拍照取证。国内的电报对飞机的性质、死亡人员的身份只字未提。许大使和看过电报的同志也未做任何议论，大家的心情依然比较沉重，中国飞机和这么多同胞摔死，这在蒙古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当时脑中闪了一下：是否是民航的“子爵型”飞机，由东北飞往关内，迷失方向栽到蒙古来了?
许大使要小刘马上打电话，约见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这时蒙古外交部已经下班，值班员说副外长有外事活动不在家，小刘要值班员务必设法请示额，就说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不久，值班员来电话讲，8时30分可以见面。
晚8时半，许大使准时见到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按国内指示向蒙方表示了遗憾，提出亲自带随员——二秘孙一先、译员沈庆沂和王中远，前去现场视察，希望明天上午动身。额尔敦比列格的态度格外温和，对许大使所谈表示理解，但对蒙方专机下午2时未能按时起飞去现场，多少有些抱怨。
额说：“早上我同您谈话时，我问您是否是正式提出的要求，您说是。因此，我按您的要求转达有关部门，要他们帮助你们采取措施。但是你们说需要做准备工作，又说要等候政府指示，所以要求明天去。今天早上我也说过，失事飞机乘员的尸体，由于天气转暖，容易腐烂。从失事到现在已有五十个小时了，等明天飞机飞到以后，大约要到六十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您方不会就此提出更多问题的。”
接着，额又说：“对您提出的问题，我想澄清一下。您所讲中国飞机可能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可以认为这是正式答复吗?”
“可以。”大使回答。
“是最后答复吗?”额又问。
许大使想起来蒙古后，使馆的同志向他汇报过，额尔敦比列格这个人很刁，比较难对付，因而警觉地答复说：
“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我的第一次报告以后给我的指示，即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这是正式的答复，但是我理解这不是最后的答复。”
额不顾许大使说的“不是最后的答复”而追问说：“我再问一个问题，大使同志能否解释一下，那架飞机是从哪里飞向哪里，朝哪个方向飞，后来迷失方向飞入我国领土的?”
许大使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无法答复，立即反问：“我想知道蒙方是否还有进一步的材料提供给使馆，帮助我们了解飞机失事情况?”
“除了我早上说的以外，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我想以后会有进一步通知您的东西。”额把大使的问题挡了回去，并留下一点伏笔，接着转了话题：
“我早上曾提出，希望你们能派一个能独立解决问题的人去。现在您作为大使，更有全权去那里解决乘员尸体掩埋问题了吧!您们对于九名乘员的尸体掩埋有何意见?”
大使问：“蒙方有无可能把尸体火化，我们把骨灰带回去?”
额表示：“这个问题我想在答复你们明天飞机何时起飞一起答复吧。据我所知，那个地方火化尸体的可能性不大，蒙古是没有火葬习惯的。在那里火化有无条件，我还要了解，今天24时以前答复您。”
许大使回到使馆，马上把约见情况电报国内，并请示由于蒙古没有火葬习惯，如果尸体不能火化，是否可以就地埋葬，将来适当时候把骨骸送回国内。
在使馆里，我和小沈、小王紧张地进行着视察现场的准备，一直工作到深夜。等到夜半，未见蒙方答复视察现场的动身时间和尸体能否火化问题，小刘打电话去询问，竟无人接电话，不知蒙方有何变故。
临睡前，我在院子里散步，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夜是宁静和冷清的。蒙古属高纬度地区，地势海拔又比较高，夜空像黑丝绒一般，布满了亮晶晶的星斗，虽然还是初秋，但院子里的草已基本枯黄，最低气温降到了5℃左右，比之北京一带的气候，差别可达一个半月。繁星夜空下秋虫此起彼伏的奏鸣，在这里已经听不到了，只是偶尔有几处蟋蟀的悲声。我紧裹大衣在环绕主楼的甬道上快步走着，脑海里仍然思绪翻滚。为什么我国飞机飞到蒙古来了?究竟是什么样的飞机?是不是“子爵型”民航机?它迷航的偏差为何这般大?死掉的九个人都是些什么人?难道只是一些机组人员而没有乘客?明天见到这些死难同胞该做点什么?蒙方说它是军用飞机，那会不会是迷失航向飞入蒙古领空后被苏蒙防空部队击落的?……我抱着这么一团捉摸不定的疑问，回到宿舍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第二天，9月15日，天傍亮的时候，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这封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时钟刚敲响8点，小刘就打电话询问蒙古外交部，什么时候可以动身去现场?蒙古外交部起初说不知道，后来又说温都尔汗地区气象不好，不能接受飞机降落。小刘每隔半小时催问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这套话。其实蒙古的秋天非常晴朗，万里无云，蒙古朋友常常以此自豪地比拟他们的民族性格。“当地不能接受飞机降落”，显然是借口，昨天还催我们动身，今天却一再推托，蒙古外交部在搞什么名堂?
飞往温都尔汗
1971年9月15日，中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讲，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两点半以后可以起飞。许大使和我、研究室的沈庆沂，还有新来文化处的蒙文译员王中远，带着应用物品，并提着一箱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急忙动身去乌兰巴托西南郊民航机场。这个机场离乌市中心十七公里，是50年代中期扩建的，跑道长约二千五百米，可以起降伊尔18和安12等大型螺旋桨飞机，但不能起降大型喷气式飞机。自从该机场扩建后，中蒙之间按照已签订的民航协定，每个星期有一个班次的伊尔18或伊尔14飞机，来往于北京—乌兰巴托之间。1964年两国关系变坏，旅客大大减少，这个航班陷于停顿。
1966年初夏，由石油部唐克副部长率领的、铁人王进喜等劳模参加的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路经莫斯科回国时，在这个民航机场降落加油，并停留了一个晚上。唐克副部长是张灿明大使在新四军时的老战友。大使请他在礼堂给使馆全体人员做了一次报告，讲我国石油开发情况，以及王进喜等劳模的英雄事迹。当他激动地讲：中国已把贫油的帽子，永远地甩到太平洋去了!大家深受鼓舞，长时间热烈鼓掌。使馆人员对王铁人敬佩之至，几乎每个人都拉他一同照像留念，他来者不拒，待人十分平和可亲。
为了保障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乌兰巴托机场的安全，使馆的外交官两人一组，轮流前去同机上乘务组人员一起看守飞机。我在看守飞机时，曾向多次飞过北京—莫斯科这条航线的老飞行员询问这条航线的情况。他讲，这条航线基本上是沿着中蒙苏三国的铁路飞的，即使夜间也不会迷航，不过在沙漠戈壁上空，因气流变化无常，有时颠簸厉害。他还说，乌兰巴托这个机场，由于南、西两面有山，跑道也比较短，像伊尔18这类大型飞机，必须刮北风时顶风才能起飞。第二天下午，专机起飞，使馆有几个同志乘机回国休假。我很羡慕他们，心想什么时候也能乘飞机回国?
没想到，乘飞机的愿望五年后付诸实现，但不是回国，而是在蒙古境内。
9月15日下午两点一刻，许大使和我们三人，一到乌兰巴托机场，就看到在候机楼前停着一架较旧的伊尔14飞机，螺旋桨已在缓缓转动，舷梯下站着几个人，有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亚洲司专员古尔斯德，还有一个不相识的高个军人。我们走近机前相互问好后，古尔斯德用流利的中国话介绍说，这位军官是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他是这次视察现场的蒙方首席官员。高陶布接着向许大使解释，蒙方参加视察活动的除了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务局的官员外，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以及电影摄制组人员。他边说边引导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登上飞机，在前面几排座位就坐。我往后舱一瞅，嗬，无怪乎蒙方一再推延答复动身时间，原来他们组织了这么一个庞杂的班子，看来蒙方对这次视察活动是相当重视的。坐定不久，飞机就滑向跑道，随即平稳腾空。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2时45分。
机场跑道是东南—西北走向，时值9月中旬，乌兰巴托多西北风，因此飞机朝向西北起飞，升空后很快将航向转向正东，目的地是邻接中央省的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航程约三百公里。
在飞机前部座位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和蒙古外交部的几个人，双方都不讲话，气氛显得冷清沉闷。许大使眼望前方，目光凝滞，似已陷于沉思。小沈、小王在打瞌睡，弥补昨夜的缺觉。我虽然也困，但却想从上空看看乌兰巴托及其附近地区。从舷窗向外看去，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乌兰巴托市以南的山区，海拔二千二百五十七米的博格多汗山，高踞在土拉河边，它的周围是一道道东西走向的起伏山峦，来自中蒙边境的铁路，从它脚下的山谷中蜿蜒伸向乌市中心车站，然后又穿过市区往北通向蒙苏边境。从地形上看，这片山区是乌兰巴托非常好的天然屏障。山上密密层层的松林，因天气转冷而开始发黑。树都长在山的北坡，南坡只有已经开始枯黄的绵延不绝的草丛。这是由于高耸的博格多汗山，挡住了来自北冰洋经过西伯利亚吹来的湿润空气，夏季降雨和冬季积雪都比较多，因而山北坡宜于树木生长。这同我三年前到蒙古中北部旅行所见相同，只不过博格多汗山上的松林更为茂密，而乌兰巴托市也因之较蒙境同纬度地区，气候不那么十分干燥。
我转头向左方看去，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一带的北山上，苏联驻军的几部远程警戒雷达都在不停地转动。在我的印象里，这几部雷达好像有半年之久，可能是从1971年春天开始，就不这么一齐转动了，只是单部轮换转动。
飞机很快飞到了乌市东南的那来赫矿区上空，我看到矿区东南方向的苏联空军基地，大约三千五百米长的主跑道和滑行道组成的矩形机场，成东南—西北走向躺在略微倾斜的草原上。滑行道边停着一大排几十架喷气式歼击机，都脱去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熠熠发光。在它们的后面沿着滑行道的外缘，一串串机窝历历可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机场的全貌。我突然想到在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中国飞机，会不会是这里的歼击机打下来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片幻景：浩瀚的蒙古戈壁草原上空，飞着一架迷失方向的中国飞机，几架苏军歼击机追逐着它，迫它着陆，它倔强地挣扎着摆正航向，企图飞回祖国，突然响起一阵爆炸声，中国飞机带着一团烈火，无望地坠落下去，……啊，我猛然联想，这不正是蒙古外交部强调是“军用飞机”的原因吗?!
这时，我们乘坐的伊尔14已越过中央省东部的丘陵和山区，飞进肯特省南部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平展展像一个金黄色硕大无比的瓷盘，一簇簇白色的蒙古包，像是撒在大盘子上的疏疏落落的珍珠。这么大而平坦不下一百公里宽阔的草原，是我来蒙古六年走过的省份中所没有见过的。地面上的草已变得枯黄，更显出草原的寂寥。我努力寻找着防空导弹一类的军事目标，然而，除了草原上来往汽车轧出的无数条天然公路蜿蜒伸展，白蚂蚁般游荡着的畜群外，其他什么也没找到。
下午3时46分，飞机在温都尔汗机场降落，飞行时间恰好是一个小时零一分钟。
驰往坠机现场
肯特省是蒙古东部一个物产丰饶的大省。我原以为省会温都尔汗的机场是比较大比较正规的，却没想到竟是一个简易机场，跑道是在草原上轧出来的，上面似乎铺了一层红黏土压实，加上飞机起降摩擦，显得硬光光的。机场上没有指挥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一处平房旁边一根高高的杆子上，挂着有气无力的风标筒。机场周围非常平坦开阔，既没有土包，也没有高树，只有远处一排电话线杆，与跑道平行成东西走向伸往远方。
飞机停稳后，我们首先走下飞机，肯特省的副省长、省府责任秘书(相当我国的秘书长)、机场场长以及另外几个人，在飞机旁边迎接许大使，双方寒暄几句后，高陶布司长趁着蒙方人员下飞机的机会，介绍了随行几个组的主要人员，其中有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组员卓乃大夫。此外，他还介绍了就地参加视察现场的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务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嗄勒中校，以及温都尔汗机场场长策伯格默德中校。介绍完毕，高陶布直截了当地对许大使讲，中国飞机坠毁现场离这里还有七十公里，趁天色尚早可以换乘汽车去看看，晚上回温都尔汗市休息。接着，我们换乘两辆嘎斯69车，许大使和小沈由高陶布司长陪同在前，我和小王由古尔斯德专员陪同在后，其他人乘坐一辆大轿车，4时整离开机场，绕过温都尔汗市区，往东北方向驶去。
起初，沙土公路沿着克鲁伦河延伸。这条在大小地图上无不标出的克鲁伦河，原来是一条比北京西郊的运河还要窄浅的小河，有些河段河中块块沙渚把水劈成股股细流，河床才显得宽阔一些。河岸上稀稀疏疏点缀着一些低矮柳树和若干灌木丛，它们还没有完全变黄，显得草原上有点生气。同车的古尔斯德似乎看出我对蒙古东部这条名河的失望情绪，告诉我说这条河很长，大大超过乌兰巴托附近的土拉河，夏天涨水很厉害，河床宽度甚至有三五百米，雨一过水就落平，有些河段可以徒涉。他又说，这条河的下游，在东方省边境有条小河，叫哈拉哈河，1939年在那里蒙苏军同日本侵略军曾有过一次大的会战。我说我知道，这是有名的哈勒欣河战役，是苏联朱可夫元帅指挥的，是朱可夫的“成名之作”。古尔斯德点头称是，但纠正说那个战役名称译成中文，应当是哈拉哈河战役，因为第二个哈字后面蒙文有个语尾，相当于中文“的”，所以发“欣”字音。我知道他在去蒙古外交部之前，曾在国立大学担任中文讲师，他的说法无疑是准确的。谈到河，他又兴致勃勃地讲起蒙古北部的两条大河——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强调说色楞格河像中国的黄河一样，是蒙古的“母亲河”。我说，对于这两条河，我有着深刻的印象，1968年我担任临时代办时，在您老兄的陪同下访问北部几省，不是曾到过并几次渡过这两条水量充沛的大河，还在鄂尔浑河钓过鱼吗？我告诉他，我至今仍然留恋色楞格河清澈丰满的流水，和两岸绮丽的风光。他说，色楞格河中下游海拔在五百米以下，比中央省低一千二百多米，正因为地势低，蒙古中北部的大河都流向北方，经苏联境内注入北冰洋，独有这条克鲁伦河同中国的几条大河一样，是流向东方的，汇入中国境内的呼伦贝尔湖，注入黑龙江，流进太平洋。
汽车在我们谈论着蒙古河流的时候，沿着平坦的克鲁伦河岸行驶约一个小时，然后转向东北，进入一片丘陵起伏的草原，除了断续的馒头形土包外，时而还可以看到一些二三十米高的石头山。无怪乎蒙古人好夸耀肯特省的丰饶，这丘陵间的草场草长得又高又壮，有些地方深可没腰。由此联想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统帅的部落之所以迅速壮大，不正是这肥美的草原提供了营养吗？我问古尔斯德：“这里离成吉思汗的老家不远了吧？”他说：“是的，就在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肯特县，那里的草场比这里还要好。”
汽车在丘陵间颠簸得很厉害，路上时而碰到塄坎，把吉普车高高弹起。汽车继续前行，向东北又走了不到一个小时，离开沙土公路拐入正北一条草丛小道。这里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在小道的左边是一连串较高的山丘，右边是一片往上的漫坡，蒙古司机抬头努努嘴巴咕噜了一句，小王告诉我：“已经到现场了。”我紧张地注视着右前方。果然，随着汽车往上爬坡，逐渐看到坡顶上黑乎乎一条烧焦了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边缘上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喷气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它迎着夕阳，上面喷涂的五星红旗依然艳丽夺目，机号“256”也非常清晰。汽车开到坡顶，凄惨的景象一下子全部展现在面前。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架失事的中国飞机——喷气式民航机。
现场初勘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北端是一座高二十米上下的小山包，南头是几个起伏并列的大约十多米高的土丘，东边是一连串五到十米高低不等的土包，西沿则是向下倾斜的漫坡，连着我们来的小路。草长得茂盛，齐膝盖那么深，踩下去软绵绵的，原来地面全是沙土，只是因为草根盘结，人们走过才不致陷足。古尔斯德告诉说：“这块地方牧民管它叫苏布拉嘎盆地，属于南边二十公里的伊德尔莫格县管辖，西北约十公里有一个著名的萤石矿——贝尔赫。”事后小沈查了一下苏布拉嘎这个词，意译是“塔形”。看来“塔形盆地”可能是指地平面的形状。
从这块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靠近焦土南部，散布着一些白点，陪同人员讲，那是盖着白单子的机上人员尸体。根据飞机炸碎的程度推测，我想尸体大概都已变成了看不出人形的焦骨。
我们从现场北端看起。高陶布对许大使讲，现场有死难者的一些遗物，是否只看不取，待视察完毕由蒙方统一移交。许大使同意。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喀嚓喀嚓响个不停。桑加上校建议许大使先看看飞机擦地着陆的痕迹。我为了躲开蒙方的摄影机，以便能够自由拍照，便约了小沈同许大使分手，没有一同去看飞机擦地着陆痕迹。许大使则由小王陪同，听取蒙方空军少校指认着陆点的介绍。我同小沈各用一架照相机沿着烧焦草地的中轴线边往前走边拍照。飞机的小碎片零零散散，由少到多。我拣到一张英文单页的“NOTE”（注意事项），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我马上明白过来，这不是普通的民航机，也不是“子爵型”，而是一架我未曾听说过型号的飞机。但由于我“文革”期间不在国内，不了解这种飞机的管理和使用情况，估计可能是一架专机。
走了约一百二十米，燃烧区的横宽由三十米扩大到约一百米，逐渐看到机身的较大块碎片。首先看到的是机身的一块蒙皮和一块发动机的底包皮，两者间隔约十米。再前行不到五十米，发现一块弧形的机身，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连着摔碎的舷窗斜卧在焦土上。这块机身大碎片以东偏南二十米左右，一截断机翼尖上有“56号”字样，看起来是从机号“256号”的2与5之间炸断的。在这片机翼旁边看到炸瘪的发动机尾端喷口。沿中轴线再前行一百二十米，就看到了机舱内部的饰物，最突出的是一扇门，从合页连接处炸下来，没有一点着火的痕迹，门上钉着中文塑料刻字“旅客止步”。门扇东南侧三十米左右，有一台炸裂的发动机外壳。在大片机身碎片南偏东二百米处，有三个三连装座位架，有的还有坐垫，成不等边三角形分布，边距三十至五十米左右。座位架这么少，进一步肯定了这是一架专机，而不是多座的客机。座位架东四十多米又有一截机翼，上有“中国”两个大字，从形状看这是一个完整机翼的外展部分。在南北两组座位架之间，有一条细漂布被套，半折半展，白白的一点也没有弄脏。还有一条宽条纹的小型毛毯，上面印着PIA三个英文字母（巴基斯坦国际民航的缩写）。在靠南的座位架东边不远处，有一扇厚厚的机舱门，炸裂但没有散开。这里离盖着白布单子的尸体不远了，许大使和小王及大部分蒙方陪同人员走得较快，古尔斯德翻译桑加上校说的话指着尸体做讲解。小沈拿的是许大使的照相机，正在对尸体进行拍照。我由于拍照飞机残骸，落到了后面。
为了抓紧日落前还有阳光的时间拍照，我和小沈紧忙奔向被炸掉的机尾。飞机在天上飞，机尾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是一个庞然大物，竖立在那里足有三层楼房高。是从中间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只剩下一截发动机外壳与尾部连结。机尾的位置基本上在燃烧区的中轴线上，距北缘约四百八十米，这里的燃烧区横宽已扩展至二百米左右。机尾的南北四十多米处，各有一台发动机。在机尾东南约十八米处，有一个外壳大部分被炸掉，露出贴近内腔的发动机反推力装置。机尾没有着火，最末端断裂处空空洞洞，露出一大堆各色各样杂乱无章的电线，有的电线还裸露出线芯的铜丝。另有一条粗电缆连着一块碎片垂在外面，随风摇曳。机尾垂直舵没有损伤，右水平舵尖有些卷曲，左水平舵插在泥沙里，支撑着斜卧的整个机尾。垂直舵前竖板上是喷涂的五星红旗，旗下方是机号：256。
后来，据当时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的云登讲，在中国使馆人员到飞机坠毁现场视察之前，苏联已派人检查了现场，拆走了机尾上的主发动机；机内发现的航图标出了航线，从河北省的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次克。另外，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分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它们就自动开始工作，其安装位置是在飞机尾部，万一飞机失事时易于保存下来。因此，似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失事飞机粉身碎骨
我和小沈看到这架中国民航飞机已经粉身碎骨，心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太阳已近落山，许大使和蒙方人员边走边察看边交谈，已快走到南端的机头位置，小王招手示意我们快些过去。我不能在机尾继续逗留，就急忙奔向蒙着白单子的死难者尸体。这些尸体散作三堆，陪同人员一一把盖布揭开，我一眼望去不禁十分惊异，这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尤其是那具女尸，简直就是仰卧在那里熟睡的一个人，只不过脱光了衣服。我来不及细看，匆忙照了几张相就继续朝前走。
小沈走得快，正在第二、第三堆尸体之间，察看一个被炸裂的方形食品柜，它的旁边有一堆什物，是收集起来放的，有蒙方便衣人员在看守。在这堆什物中间，有驾驶人员用的两个图囊，一个烧剩了一半，另一个基本完好，打开看看，航图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支黑铅笔和红蓝铅笔插在一边。我问航图哪里去了，陪同人员摇摇头不说话。图囊旁边有一堆手枪，有几支枪把烧焦，里面露出空的子弹梭子，大多数完好无损，我数了数总共六支。其中五支枪身上都有“59SHI”字样，一支是苏制AK型。蒙方人员问59SHI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他，这是手枪的型号，1959年中国制造的。此外，还有一支微型冲锋枪，样式很别致，比制式冲锋枪小得多，没有烧过的痕迹。子弹散乱地堆在一起，共有四十三发，统统是“五九式”手枪的子弹，估计是蒙方在收拢枪支时从枪弹夹中退出来的。我注意翻找，没有发现任何空弹壳。另有两个手枪套和几个空弹夹。这时，小沈拿起一本六十四开的铅印小册子，红色塑料皮大部分烧焦了，看不出书名，但文字部分只烧了一个角，开头是“首长和同志们”，最末尾是括号里“长时间热烈鼓掌”，看来是一个讲用报告，内文讲我国空军的发展，其中有一部分讲的是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举例说有一种微型电台超过了国际水平，其型号和数据……让小沈端着，我把这几页可能涉及到国防机密的内容拍照下来。心想：这样的小册子蒙方为什么没有拿走？小沈从什物堆里拣出一个出入证，是嵌在塑料夹中的临时性出入证，是空军大院正门和后门的，编号0002，没有贴持有者照片，但填写着他的姓名：林立果，男，24岁，干部。小沈让我把这个出入证拍下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许人，按年岁及住空军大院推断，估计是机组的一名成员。我顺手拣起一个巴掌大的拍纸本(即没有装订的空白本子，一头用胶粘住，用完一张可随时撕掉)，前面几页有用铅笔写的零零散散的一些字，像是随想随记的，内容不连贯，难以猜透它的意思，我只好把有字的几张拍照下来。此外，还有一本《法兰西内战》，一个空白的红塑料皮“学习”日记本，一个汽车驾驶执照的塑料封皮，数张一角钱的人民币，以及扑克、小勺、水果刀等。我让小沈把枪支号码、子弹数量及其他物品登记下来。他说没带笔和纸，我说快去把小王唤来，他带着本子和笔。小王过来后，我协同他把应该登记的一一登记下来。
在这堆什物的旁边，我看到了几只散落的鞋子，有一只是模压底半高腰黄色翻毛皮鞋，烧得拧成麻花状，但黑色鞋带还系在上面；有两只乳白色半高跟浅口女皮鞋，鞋面镂有带花纹的小孔，式样新颖，做工精细，一看就是舶来品。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烧焦了，另一只就像那白漂布被套一样，连点黑灰也没有沾上；还有一只男布鞋，完好无损。我问陪同人员，为什么这些死难者的遗物要收集起来堆放？他说因为怕丢失。可是，这样一来，除了那双白色女皮鞋之外，就找不到属主了。
我们是下午将近6时抵达现场的，初步巡视花去大约一个小时，夕阳开始被地平线吞没，血红的余晖洒在这片烧焦的草滩上，也涂在这些死难者尸体盖着的苫布上，冷飕飕的秋风阵阵袭来，使人心中格外凄凉。
我和小王来到现场南端，同许大使会合。我脑子里还在盘旋着那个涉及国家机密的小册子，我让小沈去把它拿回来。小沈过去想拿，蒙方看守人员不让，只得空手而归。
现场南端距飞机着陆点五百三十米左右。飞机停在机场上或起飞时，机头那种昂然雄姿完全不见了，眼前只有烧毁了的一堆大小碎件、电线、管道和灰烬。其中倒卧着一个比大衣柜还要宽的带格子框架，看来是镶嵌各种仪表的架子，大约是驾驶舱里的仪表盘。这里燃烧火势最猛，铝合金机壳都已成灰。机头正东二十米处有一截大片机翼，上有“民航”两个大字，是周总理的笔体。看来这段残翼与座位架正东的有“中国”二字的残翼，同属一个完整的机翼。当民航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人们从地面可以仰望到这几个大字。它们是在机翼的下面，为什么现在跑到翼面上了呢？我问蒙方陪同人员，折断的机翼是否移动过位置？他们说现场物品除小件收拢起来，大件没有任何搬动。我仔细察看，也未发现移动的痕迹。这截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个大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正是我要找的证据吗？翼根厚度五十厘米上下，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民航”的“航”字旁边，直径四十多厘米，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它的旁边有兔耳朵形的细长洞两个，与大洞并不连接。翼根连接机体处的铝蒙皮凹陷，但没有燃痕。我进一步探查这个洞的底部，却发现并未穿透，机翼另一面完好无损，这只是一个向一面开的大洞。我默想，这个大洞很像是一枚地空导弹打的，但它却与我过去看过的被我军击落的国民党U2飞机不同，那枚导弹是齐翼根处穿透，打掉了整个机翼，而这个洞为什么只朝一面开口？莫非是这个飞机大、机翼厚？那又为什么洞口朝上呢？我从各个角度拍了这个洞的照片，蒙方陪同人员很注意我的举动。离机头灰烬前方约八十米处，在烧焦草地的边缘，有一个从根部炸断的起落架，而起落架上完好无损的轮胎，则滚到它的南边二百来米未燃烧的草丛中。
双方协议土葬死难者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成灰烬的飞机头旁，高陶布司长询问死难者尸体怎么处理，强调已搁置三天怕会腐烂，而且个个luoti(被禁止)暴尸令人不忍。许大使要求对死难者火葬。高陶布说蒙古没有火葬的习俗，即使勉强举行，在这片草地上也无火葬条件。许大使根据国内关于火葬确有困难时，可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的指示，同蒙方商量决定，对死难者就地土葬。埋葬地点，我方意见是在失事现场边缘的土包上，以资纪念。高陶布表示，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蒙古习俗应葬在面向东方，能看到早晨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和桑加上校领我们走下现场西坡，越过来时行车小路，走到距现场一千一百米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当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坑。此时已到晚上8点多钟，天色完全黑透，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冻得人们发抖。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蒙古士兵，他们都还穿着夏季军装，冻得瑟缩不已。我从汽车上拿来随身带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他们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立即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在返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我、小王和古尔斯德谁也没有讲话，来时谈论蒙古河流那种情绪已经没有了。我默默地瞅着车灯在前方照射出的一片光亮，它飞快地掠过沙土路面和两旁的枯草，脑海里则浮现着刚看过的现场，翻腾着一系列思绪：这架飞机多么不幸，竟然摔到蒙古这异国他乡了，看来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机上没载什么旅客，否则损失就更大了。可是为什么这架飞机的机组有这么多人？可能是专机的需要吧？飞机究竟是怎么摔下来的？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个个仰卧朝天？那个机翼上的大洞……
回到温都尔汗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掸去身上厚厚的尘土，到餐厅同蒙方主要官员一起进餐。由于他们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我们虽然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晚餐时双方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我们又拿出几瓶汾酒、一听中华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就更加活跃了。餐间，许大使同高陶布商量死难者墓上立碑、放纪念物和收还死难者遗物等问题，他们边吃边谈。
高陶布首先说：“今天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
“我很想听听司长同志的意见。”许大使表示。
“那么，晚饭后一起商量。”高陶布不肯在会谈前透露内容。
许大使转而提出：“死难者遗体埋葬之后，我想在墓上立一块碑，上面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高陶布回答：“让我们商量一下。”
“按贵国风俗习惯，墓上应该放一件纪念物，我想把写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残机翼放上去可以吗?”
“可以放，但我要同部里谈谈。”高陶布说。
“死难者遗留的文件和其他东西如何处置?是否由我写个收条，你们交给我们?”许大使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
高陶布表示：“我们将做研究，还要报告中央。”
许大使实际上已把我方将在餐后会谈时提出的主张，利用轻松的交谈摆了出来。之后，许大使问高陶布对于飞机失事的原因怎么看，桑加上校接过话题说，飞机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从地面看是机翼擦地翻倒后着火的。
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稍事休息后，于夜半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双方协议当天（9月16日）为死难者举行安葬，然后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尸横焦滩 惨不忍睹
9月16日上午7点30分，我们从温都尔汗再次驶往苏布拉嘎盆地。途中发生了一起事故：许大使和小沈乘坐的汽车，在丘岭间颠簸前进时，司机图快，路上一个塄坎，把车高高弹起，坐在后排的小沈，鼻梁蹭在车棚的横梁上，擦破了好长一块皮，血流不止，眼镜也蹭掉了。幸亏许大使坐在前排(高陶布司长有事乘坐大轿车)，否则也要受伤。车队不得不停下来，等待大轿车上的卫生组大夫赶来，给小沈涂药并贴上纱布。古尔斯德把那辆车的司机严厉地训斥了一通。
9时30分，我们到达现场。昨夜降霜，草地比较湿润，肃杀秋气显得更为浓重。许大使嘱咐我，利用天气晴朗光照好的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情况，特别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多拍些照片，以便送回国内研究鉴定。
我和小王暂时同许大使、小沈分手，首先选择了盆地北端约二十米高的小山，登上去俯瞰整个失事现场。我们用指北针确定了方向，然后往正南方远远望去。失事现场那堆烧成灰烬的机头，偏置于现场中轴线的左（东）边，它的后面朝北偏西一条弧线上，散布着三堆死难者尸体。机尾被远远地抛到了机头右后方，靠近烧焦草地的边缘。看来机上人员和机尾都是在机身炸开一瞬间甩开来的，但是，它们并不处在一条直线上，令人有些不解。经昨天的步量，机尾离机头大约六十米，最远一具尸体离机头大约五十米，甩得那么远，可见飞机爆炸时的猛烈程度。从机头到机尾这条东南—西北的斜线，与三堆尸体朝北偏西那条弧线，大约成三十至四十度的夹角。在这夹角范围内，散布着被炸碎的机身内部的部件及饰物，在这个夹角范围以外，则是机身、机翼的大块碎片及零零星星的中小碎片和物品。
在小山上，我和小王特意转身向北，朝山背后与现场相反的方向望去，希望发现一点草地着火的痕迹。如果有着火点，即可证明飞机降落前在空中已经着火，落下了燃烧物。然而，金黄色的草场静悄悄地向远方伸展，没有任何黑糊糊的面和点。小王同意我的判断，也认为飞机降落前在空中没有着火。
我们下了小山，踏着枯草向南走约一千五百米，来到盆地中央，察看昨夜许大使要我们仔细研究的飞机着陆痕迹。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这些问题不禁萦绕在脑际。我一面
走一面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已来到死难者尸体跟前。
这些死难者，除两个剩有上衣外，其余都是赤裸裸（禁止），仰卧暴露令人不忍卒睹。它们赤裸裸的躯体都已僵硬，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像是爆炒过度的大虾的颜色，亮晶晶的宛如蜡人一般。
高陶布司长询问许大使，法医是否可以开始工作，逐个进行检验？许大使认为死因已十分明显，不必再折腾了。尽管如此，双方对尸体仍然看得比较仔细。由于不知他们姓氏名谁，我向许大使建议，由北向南把这些尸体编为1至9号，以便区别。随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为先导，双方随员跟进，对一具具尸体进行察看。我从各个角度拍摄了照片，小沈在做翻译的同时，也抽空拍了一些镜头。蒙方的摄影人员，除了拍摄尸体外，还对准许大使和我们几个随员拍个不停。
大家首先来到第一堆死难者旁边察看。这里有三具尸体，他们基本上并排仰卧，脑袋统统向西，相互之间距离二至三米。
第1号尸体，朝天仰卧，四肢叉开。左臂骨折，肘以下的断臂放在耳朵旁边，似要伸手摸脑袋；右臂斜放，小臂上擎，手心朝胸。左腿内屈，右腿斜伸，腿肚上有碗口大的绽裂，露出胫骨。头发烧光，显出圆圆头颅，面部较扁平，缺乏棱角，面皮烧黑，两眼紧闭。右眼外角有一伤痕，肌肉外翻，血迹流凝脑后。上下(禁止)的布军装没有完全烧光，但下(禁止)已成缕缕布条。上衣襟敞开，腹部有人字形两条灼痕。右衣襟压在身下，侧翻后从衣襟口袋里，掏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其中夹着一张二寸两人站立合影照片和一些底版，其中有两人合影120底片两张，男女单影或合影135底片三张，背景为大海，人物全是军人。《语录》里还夹有一个纸片，上面记了许多电话号码，我要小王逐个抄录下来。后来查证其中有毛家湾（林彪公馆）值班室和汽车保养厂及三座门（军委领导办公地点）汽车班的电话。
第2号尸体，夹在1、3号尸体中间，衣服全部烧光，赤身露体，只有两脚踝部剩有几缕残布。个子较高，身体健壮，肌肉发达，上身仰面朝天，下(禁止)略向右侧。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盖上。右臂平伸，手心向上，指尖烧焦；左臂内屈，掌心向下扣在腰前，似要抓腰间手枪。枪套基本完好，枪已由蒙方收拢，剩有空弹夹插在一边，手枪皮带尚未烧焦，皮带梢缠在左小臂至胸前。皮肤烧灼不重，但胸部有一大片焦痕，似渗有烧干的柏油。头部上仰，面部皮肤烧成焦麻状，嘴微张，牙外露，眼半阖，眼眉及头发焦而未光。鼻孔下至右嘴角有几道血迹流向右腮、右鬓。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面部表情痛苦、狰狞，像是很不甘心的样子。
第3号尸体，体胖仰卧，衣服烧光，皮肤烧灼较轻，裤腰残片及腰带仍在。两腿胫部交叉，踝部缠有裤脚残布。左臂下垂，肩部亦有衣服残片；右臂横伸，手心朝左前方，指尖大部烧焦露骨。头部伤势很重，脑壳从鼻尖向上开裂，正如俗话所说脑袋开花，脑浆烧干脑骨变焦。大嘴横张，像是头部炸裂时痛不可忍，龇出两只虎牙。从身下压着几块烧剩的军装碎片中，发现钥匙一串，指甲刀一把。
令人诧异的5、8号尸体
看过1至3号尸体后，大家向东南绕过又一扇舱内的门，这门已被炸裂破碎，来到第二堆死难者旁边。这里是四具尸体，与第一堆的距离三十多米。
第二堆尸体，与第一堆躺卧方向不同，它们参差错置，不在一条直线上。令人诧异的是，4、6、7号尸体成一弧形，拱卫着5号尸体，而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其余三人头部统统朝西，相互之间几乎是等距离的三至四米。
第5号尸体，个子瘦小，虽然每具尸体烧后似乎都有些缩短，而且由于皮肤肿胀显得年轻，但这具尸体看来缩得更厉害一些，像个大孩子。全身衣服烧光，但皮肤烧灼不重。上身平仰，下(禁止)略向右侧。头部上昂，秃顶，头皮有绽裂，露出几道灰白色头骨。有额纹，眉烧光，眼睛烧凹深陷。颧骨较高，下巴较尖，脸部棱角明显。鼻子较大，鼻尖烧焦，露出两个朝天的黑洞。嘴张开，右门牙及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血迹沿额部流至右头顶。右臂平伸，手心向上，左臂内弯，手心扣向腰眼。右腿直伸，脚心向下，左腿内屈，踝部搭在右膝上，胫骨炸断，肌肉外翻，上胫骨刺露。两脚底及手心都烧起燎泡。这个尸体的面部轮廓看起来眼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第4号尸体，个子瘦高，趴卧在地。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腰间皮带尚在，但裤子全部烧光。两腿叉开，脚心朝上。两臂下弯，右臂肘朝外，手心朝上，左手压在腰下。头发未烧光，头顶焦发中发现一伤痕，血迹流至右耳上部及眼角。翻过身来，面部全被摔烂，血浆沾着沙土，非常难看，在软地面上摔成这个样子，足见飞机爆炸时被抛得较高。拉开皮夹克的上兜，发现一把拴着短链的钥匙，按人们的习惯，这似乎是家门的钥匙。
第6号尸体，仰卧，衣服基本烧光，只剩左襟、左上袖、衣领及脖子下一个衣扣，经鉴定穿的是布质飞行服。长方脸，头发略焦，眉毛已无，眼睛睁开露黑瞳，嘴圆张，舌头外吐，含在上下唇间。鼻下经鼻尖至左耳，有一道伤痕，右眉心有血迹流至左额角。上肢上伸，两小臂及手心内扣，像是要抓什么东西。两腿斜叉开，膝盖向上，脚心朝下，做蹬地状。这具尸体翻身朝下时，便溺约二十秒钟，证明尸体的膀胱和尿道都没有烧坏。
第7号尸体，个子小，体较胖，仰卧。衣服烧光，只剩裤腰和裤带。头部上昂右挺，头发焦而未脱，眼紧闭，鼻尖以上两眉以下的面皮烧灼较重，条条起垄，牵拉歪斜。嘴微张，牙略露。两臂横伸，小臂上擎，右手心向上，左手心下扣。右腿直伸，左腿内屈，脚心朝里。肚皮上亦出现如同2号尸体那样的焦油状烧痕。
察看过4至7号尸体后，大家转过身来就看到了第三堆死难者，这里有两具尸体，离第二堆仅八米，距机头残骸也不远，大约10米。其中第8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她安详仰卧，头略向左偏，像是睡熟。全身衣服烧光，只剩脖下及两肩上成缕状的白丝质背心。头发基本完好，只是额前略焦。尖长脸，面部没有烧黑，只有右颧骨连着眼角处，烧焦了银元大的一块，左嘴角烧歪，露出上排白牙齿。两眉焦而未脱，眼半睁，似向前看。两臂贴地斜伸，手心向上，似乎在表示无可奈何。左臂内弯部绽裂酒杯大伤口，肌肉外翻。(禁止)较平，两腿微屈，膝盖外向，脚成八字形，阴户塌陷，(禁止)脱垂，两只相对的脚心均有串串燎泡。左大腿有白内裤残片一缕，两小腿各有烧剩的袜腰一圈，右袜腰下还剩有开裂的一段裤脚。将其翻过身来，背上皮肤白皙，有皱纹，臀部贴着裤裆残片，右臀往下有裤管残片。估计这位“空中小姐”已不大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令人奇怪的是，她离严重烧毁的机头很近，却只把衣服烧光，皮肤灼伤一点点，而且身下压的枯草仍是黄黄如新。
第9号尸体，躺的方向，不同于头向北的8号尸体，而是头部朝东，向着烧毁的机头。这个人个子高大，体格魁梧。衣服全烧光，只剩腰间皮带。仰面朝天，两臂上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皮肤烧灼很重，两手掌及手指均烧焦。面部嘴以上焦泡连连，糊成一片，分不清鼻子和眼。头发全烧焦，但未露头骨。胸部左右锁骨上下，各有一大片皮肤绽裂。腹侧及两腿也有串串焦泡。两腿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看来死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无名无姓，按号下葬
这些尸体姿态各异，共同点是基本上都仰面朝天，而且大多数头部向西，只有5号尸体头部朝东略偏北，8号尸体头朝北略偏东，9号尸体头朝东，对着机头。他们的伤痕，看来多是皮肉挫伤，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等摔撞伤。从直观中推测，飞机着火爆炸时，有些人当场摔死炸死，有的则只是摔昏而有下意识，至少2号和9号是这样，他们似乎在无情的草地大火中挣扎过，但由于燃烧加窒息，最后仍然逃不脱死神的摆布。他们的衣服，除1号犹存布上衣，4号犹存皮夹克外，其他全部烧光。说明的确良一类化纤衣料极易着火。2号、7号胸前柏油状物质，据后来听行家说，是的确良军装燃烧所致。为什么每具尸体都红胀如蜡人呢？事后我请教过一位外科医生，他说烧死的人往往伴随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泛樱桃红色，如果人死而皮肤未焦，内脏未坏，放置时间稍长，就形成皮下水肿，变得亮晶晶的，像是蜡塑的人，而且看去显得比较年轻。当然，这与气温也有关系，天热很快腐烂，就很少有这种现象了。
我们注意到，每具尸体手腕上都没带手表，询问蒙方陪同人员，据讲在草地上拣到九块手表，个别烧坏，大部完好，有的还很名贵，已单独保管起来。我们还注意到，具具尸体脚板都是光光的，按说有人穿着结带子的皮鞋，可能烧坏，但不容易甩掉。后来一位常乘国际民航的外交部信使告诉我：飞机迫降擦肚皮着陆时，冲撞扭曲很厉害，机上乘客必须事先把身上硬东西，如手表、眼镜、钢笔、手枪等拿掉，以防冲撞时扎入体内，鞋也要脱掉，这不仅怕冲撞时脚被挂住扭伤，而且因为飞机落地，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人们下滑时一般都要光脚，免得硬鞋底把充气滑梯划破，或者一旦被绊住人要翻筋斗。
在我们察看一具具尸体的时候，蒙古士兵在每具尸体旁放了一口白茬棺木。这些棺木是蒙方连夜赶做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编号顺序装入棺材。9号尸体身躯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看看许大使，许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吱喀吱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按住棺盖，钉上钉子。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点五米的土圹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士兵移棺下葬。棺木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具具放下去，棺与棺间留有大约二十厘米的空隙。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按蒙古的习俗，应在每具尸体上覆以长条黑布镶以红边，然后盖上棺盖，由于时间短促，入殓前来不及准备，遂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为此高陶布司长还表示歉意。最后，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锨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因堆坟需要一段较长时间，蒙方邀我们到大轿车上继续昨夜的会谈。
中午12时坟已堆起，略高于地面。许大使询问蒙方，昨夜提出的关于墓碑和放纪念物问题是怎样考虑的？高陶布说墓碑暂不定，纪念物可以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不写字。小沈出主意，把写有“中国民航”四个大字的两截机翼放在上面，蒙方推说那个东西太大不容易搬动。小王说不如把从机尾上炸掉的那个发动机进气口环搬来。高陶布和桑加互换眼色后表示同意。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都拉来放到坟顶上，一眼望去不锈钢的环和中间尖朝上的分流锥，明晃晃的十分扎眼，这不仅可作为永久的纪念，也是一个显著的航空标志。
最后，许大使和我以及小沈、小王一起向死难者致哀，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蒙方人员统统避开走远，我急忙拦住蒙通社一位记者，让他用我的相机拍下这一场面。事后看来，蒙方对死难者身份同样缺乏应有的估计，失掉了这一对他们很有宣传价值的镜头。他们明白真相以后，肯定要后悔的。
这些无名无姓的死难者的遗体，后经查证：5号是外逃的副统帅林彪；8号是他的妻子、林办主任叶群；2号是林、叶的儿子“老虎”林立果，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3号是他们的死党刘沛丰，空司办公室副处长。其他遗体，1号是林彪的专车司机杨振刚；4号是机组空勤特设机械师邰起良；6号是机组空勤机械师张延奎；7号是机组空勤主管机械师李平；9号是机长、驾驶员潘景寅，时任空军专机师副政委。
最后的告别
将近12时半，安葬处理完毕，许大使和小沈同蒙方主要官员先回温都尔汗。
我和小王又驱车回现场，进行测量和补充拍照。国内发来的指示电报，一再强调要拍照作证，看来国内肯定要进行仔细研究，况且飞机尚不能排除被击落的可能性，我和小王都有这样的意识，在现场务必把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收集齐全。可是，除了机翼上那个大洞之外，哪些残骸是有力的证据呢？在缺乏应有的空难知识的情况下，只有不漏掉任何一个较大的残骸碎片，并测量其相互距离，按方位和距离把它们串连在一起，争取绘成一张像样的现场示意图，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们从飞机擦地着陆处开始，沿中轴线南行。蒙方陪同人员没有紧跟我们，而是在机头残骸附近，远远注视我们的行动。由于除了指北针以外，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只好在确定南北方位后，以大块飞机残骸做标志，三步相当于两米，一路跨步测量。我在50年代曾学过场地简易测绘，现在派上用场了。小王没有学过这种测量方法，但他领会和掌握很快，因此我们进展顺利，纵和横的结合点，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正。与此同时，我又将昨天已拍照过的大块残骸，重新定点拍照，小王记下所拍物件的名称、距离和方位，以及胶卷的编号。我为自己50年代迷上了摄影技术而感到自慰，今天总算“一显身手”了。也感谢国内发给“莱卡Ⅲ型”（当时联邦德国最新式的）这样高级的照相机，这次充分发挥了作用，共拍摄了七个胶卷。加上小沈拍摄的三个胶卷，共有三百五十多张照片，留下了历史性的见证。
后来听中央专案组的同志说，现场步测示意图和这些照片，对中央同志了解情况，以及空军专家组分析判断飞机坠毁原因，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什么能比自己的工作成果得到承认，得到肯定，得到褒奖，更令人高兴呢？我感到可惜的是，使馆没有配备电影摄影机，否则，拍上一部电影纪录片该多么有价值！
我们步测走到昨天察看的那堆什物旁，小王指着两个黑色人造革手提包说：“咦，怎么昨天没见这两个包？”我问蒙方陪同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昨天就放在这里。我俯身察看，一个是扁平的工具包，装的是扳手、钳子、螺丝刀等修理工具；另一个是机关人员用的文件包，拉链没有完全拉开，里面也有一些工具类东西，但其中有一把手枪，还有一支像是昨天见过的微型冲锋枪。这样一来，在现场发现的手枪已有七支，微型冲锋枪两支。因为急于向机头方向步测，对这两个包没有打开细看，只各拍了一张照片。在机头残骸附近，着重察看和补拍了有“民航”字样那截机翼的大洞。并到二百米以外草丛中，拍照了那个一点损伤痕迹也没有的飞机轮胎。
工作完毕已到下午2时，登上汽车，开向现场以西的慢坡，我让司机折往埋葬死难者的墓地。我和小王来到墓前，望着一堆黄沙土的新坟和1至9号的木牌，肃穆地站了一会儿，心中默念：“来跟你们最后告别了。”坟堆得扁平，土不够高，我跟小王说：“最好明年春天，咱们能来培培土。”小王点头并补充了一句：“听说这里野狼很多，可别让它们把坟扒了。”
汽车向南开去，我探头车窗外，往回又看了一眼那明晃晃的发动机进气口和导流锥。
回温都尔汗的路上，极度紧张后的疲劳重重袭来。来现场前的9月14日夜，我没有睡好，9月15日夜至16日凌晨，由于举行第一轮会谈，睡了不到4个小时。为了抵御困倦，我这个从来不抽烟的人，在车上猛抽了两支中华烟，然而仍然支持不住，尽管汽车颠簸得厉害，也不由得昏昏入睡。一觉醒来，已到了克鲁伦旅馆的门口。
双方第一、二轮会谈
温都尔汗坐落在肯特省南部广大而平坦的草原上，傍近克鲁伦河边，城市居民有1万余人，半定居半放牧，建筑物多是平房和蒙古包，但也有一些低层楼房，像我国内蒙古牧区一个旗的中心。我们所住的克鲁伦旅馆是新建的两层楼房，屋里摆着捷克斯洛伐克高档家具，铺着苏联化纤地毯，生活器皿也较讲究。但是，由于建筑用木材未经烘烤干燥，墙壁和地板凹凸不平，门窗也关不严实，冷风从手指宽的缝里一个劲往屋里吹。吃的主要是羊肉，做得半生不熟，膻味挺大，我和小沈、小王还能适应，对于刚来蒙古二十多天的许大使，就有些困难了。
我们同蒙方的会谈已进行了两轮。第一轮是9月16日凌晨，首次视察现场返回晚餐之后。第二轮是16日上午11时许，在现场安葬死难者的间隙。
第一轮会谈，于16日零时25分至3时举行，蒙方出席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古尔斯德专员及所有参加视察现场的成员，我方参加的有许大使、小沈、小王和我。主题是讨论如何制定文件反映双方视察现场和安葬遇难人员的情况。
首先，桑加上校讲，蒙方认为至少需要三种文件来证明这件事：第一个是双方调查现场情况的纪要，第二个是卫生组关于死难者尸体检查情况的纪要，第三个是死难者入葬问题的纪要。然后，他着重说明第一个文件的写法。内容包括7点，其中第一点表明飞机失事的情况，讲述9月13日凌晨现场附近居民所见。他说，该日凌晨两点半左右，贝尔赫萤石矿值夜班工人，听到一声很响的爆炸声，随即发现东南方远处有一片大火，他连忙把人唤醒，分乘两辆卡车奔赴火场。因为按蒙古政府规定，无论谁发现草场着火，都必须立即设法扑灭，否则要受处罚。工人们抵达火场时火势尚猛，透过火墙看到了遇难的飞机，他们一面扑火，一面派人向温都尔汗报告。伊德尔莫格县的牧民们，看到距该县中心不远的巴音汗山东北燃起了野火，也很快赶来了，同工人们一齐协力把火扑灭，这时才看到了躺着的九具尸体。省里来人时天已快亮了，立即调gonganbu队看守现场，并报告乌兰巴托。
许大使问：“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回答：“都没有听到和看到。”
接着，桑加上校讲文件第二点关于飞机失事原因。他说：“是在没有外来影响下，出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而发生爆炸而失事。”他强调：“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9月13日2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
关于文件第三至第六点，是说明飞机型号、残骸、死难者尸体及遗物等情况。第七点，关于飞机的性质。桑加强调“这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要竖立墓碑需要这样写。
高陶布谈第二个文件的写法。强调这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飞机，内乘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死亡，双方观察不经解剖只从外表来确定死亡原因的纪要”。
许大使表示：“在现场时，我同意不必解剖，就是说这几个人因为飞机失事身亡，双方同意不必解剖。”
卫生组负责人桑加道尔吉补充高陶布的意见说：“因为不解剖，所以要把每个死者的情况写下来。”
许大使说：“我们同意这些人是在飞机失事时死亡的，不必解剖，每个死者的情况也没有必要详细写。”
桑加谈第三个文件即“安葬飞机失事死难者”的写法。建议安葬死难者之后详细讨论。高陶布接着问，文件制定后怎么签字？许大使表示可以用换文的方式。
最后，许大使要求将死难者遗物和飞机上的文件开列清单，一并移交中方带回国去。高陶布说，遗物基本都在现场，我方没有拿到更多东西，有些东西怕雨淋湿，由地方上保管着，至于移交问题，这次没有得到授权。许大使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回乌兰巴托再谈也可以。
第二轮会谈，是9月16日上午11时，在墓地旁的大轿车中举行，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桑加念蒙方起草的关于安葬死难者的纪要稿子，序言强调这架“三叉戟1E”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在苏布拉嘎盆地失事。纪要内容讲安葬地点、如何装棺入土、参加安葬的双方人员姓名。他不再提这架飞机是“有中国民航标记的”。许大使听后只表示，这个文件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简单一些，没有就分歧点展开讨论。
蒙方提出《会谈纪要》稿子
9月16日下午，我和小王在现场步测拍照完毕，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点多钟，抓紧时间美美地睡了一觉。晚饭后将近10时，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第一、第三纪要稿子，看来第二个纪要他们不打算搞了。小沈、小王同志顾不上劳累和困倦，紧张地进行翻译。译完已经午夜时分，随即开会进行研究。担心房间里装有窃听器，小沈把收音机打开。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行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按：后来古尔斯德口头通知“2时左右”改为“凌晨”)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深入领空，在东经111°14′35″、北纬47°42′20″（蒙方后来更正为东经111°15′、北纬47°42′），即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失事。蒙古方面：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司长高陶布，外交部工作人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法律专家达希泽伯格，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法医莫尤，卫生组组长桑加道尔吉大夫、卓乃大夫，肯特省检察长乌尔金道尔吉，和中国方面：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许文益，二等秘书孙一先，译员沈庆沂、王中远，于1971年9月15日和16日通过共同在现场进行的调查，确立如下几点：
1.9月13日2时左右，苏布拉嘎盆地发生火灾，当地人员前往灭火，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失事，在800米×200米的面积上，燃烧着飞机残骸及周围的茅草，扑灭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了失事飞机的情况。
观察飞机失事的情况，从最初着陆的地方强烈擦地，从29米起着火，又21米起机身部分破碎，并向周围散落。从第一个点开始到二三百米处有标着“……56”号码的机翼部分、三连靠背座位两个，在500米处留下了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有喷气发动机（按：飞机尾部残骸实际上已没有喷气发动机，当时我方不知道）、编有“256”号码的飞机尾部，在东边约五十米处，作为失事要害的头部已完全烧毁，金属熔化、凝结。
2.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自身的不明原因，降低飞行高度，试着用腹部着陆时，左翼(按：在会谈中我方提出，根据现场调查应为右翼，蒙方确认为右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因此发生爆炸而失事。
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9月13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五十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
3.失事飞机是装有英国制“三叉戟-1E”型喷气发动机的用于远程飞行的客货机。
4.除失事飞机主身、机翼、尾部、发动机之外，没有留下完整的东西，完全损坏，不能使用。
在这架飞机上除九名遇难者的遗体外，没有发现装有其他货物的痕迹。
5.从飞机失事地点找到八男一女共九人的尸体，从外表看死亡的情况，都是由于飞机爆炸烧灼皮肤和骨头，头部损坏，手腿折断，除一人的皮夹克没有烧毁外，其他人的所有衣服全部烧毁，赤身被抛到不同的距离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提出建议，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因此双方商定不进行法医解剖而埋葬。
死者的脸形已分辨不清，从烧毁衣服的特征、周围的武器、某些死者身上没烧毁而留下的手枪套、子弹带和从失事地点找到的某些证件来看，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
6.在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枪1支（按：实际上是两支），有的已烧毁，子弹43发，枪套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货币5元券1张、10元券6张，共65元，烧了一半和完整留下的军服、床上用品、椅套、书籍本子、手表等东西。其中有些东西由地方有关部门保管着。
7.这些迹象证明，失事飞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人员使用的。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蒙方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稿子，全文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1971年9月13日夜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于同日夜2时在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试图降落时失事的“三叉戟-1E”型飞机旁九人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1.九人遗体于1971年9月16日11时安葬在距失事地点西1.1公里的无名高地的东坡，东经111°17′40″， 北纬47°41′20″。
2.将死者逐个装入木头棺材，并排合葬在一个1.5米深的大墓穴里。由于没有得到了解他们姓名的具体材料，在墓上竖有1—9号的木牌。
3.参加安葬遇难人员的，蒙古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中国方面有（人员名单同前一纪要）。
代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
边防内务军事务管理局处长 中国驻蒙特命全权大使
桑加上校 许文益
1971年9月16日
于温都尔汗
第三轮会谈，我方提出修改意见
我看了蒙方起草的《纪要》稿子，感到蒙方的意图已经比较清楚，他们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安排我们进行视察和善后处理，但在《纪要》上却要写上中国的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没有外来影响而坠毁这些文字，目的无非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正可借此推卸责任。这是会谈的要害所在。由于我们的惟一根据是国内的来电，看了现场之后，更加确认这完全是一架中国民航飞机，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空中小姐”看上去年岁大了一些，估计是专机的需要。当时，我们每人脑子里都有些问号，但是谁也没有讲出来。小王看到林立果的出入证，曾联想到是否“林副统帅”的儿子，因为他在北大外语系上学时，知道林立果是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文革”开始时辍学离开北大。但是，他考虑天下重名者很多，讲错了担不起责任，就闷在肚子里。这种心理状态，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炼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当然他当时如果讲出来，视察现场可能进一步发现一些问题，对尸体和文件可能观察更为仔细。但是，他不讲也是无可非议的。
我向许大使讲了自己的感觉。许大使讲，蒙方在处理死者遗体入殓和安葬方面的确是友好合作的，《纪要》也没有像额尔敦比列格那样把我机说成是“侵犯”或“入侵”蒙古国境，而改用“进入”一词。但是，他们强调“军事人员驾驶的”、“军事人员乘坐的”，甚至说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无非是想在政治上捞到些有利的东西，这我们不能迁就，必须按中央指示精神，坚持“民航飞机误入蒙境”的立场，进行说理斗争。至于飞机是否是被击伤而坠落，因证据不足，应该实事求是慎重对待。
在讨论中，集中研究了会谈的对策，决定在暂不追究飞机坠毁原因的前提下，争取达成协议，写出可以接受的《纪要》，以便把死难者的遗物接收过来（视察开始前蒙方提出，现场物品只看不取，死难者遗物待双方会谈结束后移交，我方同意）。但是，在飞机的属性上，蒙方居心叵测，一场“民”字和“军”字之争看来难以避免。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我方对蒙方起草的第一个文件《现场调查纪要》稿子，提了九点修改意见。
第三轮会谈开始，已是9月17日凌晨4时25分，我们又是一夜未眠。
双方坐定，许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和蒙方人员的友好协助，使现场视察和死者安葬工作顺利完成，表示深切谢意。接着，他对蒙方起草的稿子提出了我方九点修改意见：
第一点，在序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一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改成“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第二点，主要在文字的叙述方法上做些修改，不用“确立”字样，而用“叙述”，把“确立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
第三点，在第一条最后加上“在东面二十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
第四点，第二条开头一句改成：“该机由于不明之原因，在降低飞行，试图用腹部着陆时，右翼撞地，引起爆炸失事。”
第五点，第二条最后（气象情况）与现场调查没有关系，无必要写。如蒙方认为要写，则应加上“根据蒙古方面提供的材料说……”。
第六点，第五条第二段，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同意九名人员死亡是由于飞机失事造成的，所以双方同意没有必要进行解剖。双方同意不进行法医解剖而进行埋葬”。
第七点，第五条第三段，内容跟第六条有重复，第六条讲了子弹多少，枪支多少，都讲了，其最后一句“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可放到第七条后改写。
第八点，把第七条改写为“这一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第九点，把第六条最后一句改为第八条，即“因飞机失事死亡的九名人员的遗物和机上的文件、资料，有的在现场，有的由蒙古方面有关部门保管着，应列具清单作为本纪要的附件。中国方面要求蒙方将这些遗物、文件、材料交还中国。双方同意就此问题继续商谈”。
另外，建议把现场示意图作为附件给我们一份。
许大使对第二个文件《遇难人员安葬的纪要》，建议在开头序言部分加上蒙方的友好协助，认为可以这样改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
许大使讲的过程中，古尔斯德字斟句酌地做了翻译，有的词他要小沈用蒙文告诉他，蒙方人员尤其是桑加上校，紧张地做记录。
许大使讲了约一个小时，时间到了9月17日晨5时25分。蒙方建议休息10分钟。后来，蒙方又要求推迟至上午10时以后再谈，看来他们感到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针锋相对，需要仔细研究。
第四轮会谈，蒙方态度僵硬
天色大亮以后，小沈外出解手（室内无卫生间，因温都尔汗市没有自来水系统）观察到，蒙方人员进了邮电局，估计是向乌兰巴托打电话请示。许大使考虑，不能被拖在温都尔汗，得尽早回使馆以便向国内报告现场情况，听取国内指示。他让我去向蒙方提出：因为我国国庆22周年将到，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料理馆务，建议谈判移到乌市继续进行，如果蒙方一定要在温都尔汗谈，由我作为大使的代表。我当即约见古尔斯德转述大使意见，他听后感到有些意外，答应马上报告高陶布司长和桑加上校。
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双方举行了第四轮会谈。我尽可能地记录下双方的对话。
桑加(以下称桑)首先开讲：“今天第一个工作，从答复大使对第一个文件的修改意见开始。”
许大使(以下称许)打断桑的话：“我想问，对我今天回乌兰巴托的计划，你们的意见如何?”
高陶布(以下称高)：“现在说不好，不知道去乌兰巴托的时间。”
许：“在我走前谈完更好，如果谈不完，由我们的孙秘书在这里代表我谈。”
桑加没容许大使再讲话，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昨天大使提的第一条意见‘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大使意思是飞机迷了路误入蒙古国境的。现在我方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许：“9月14日晚，我奉政府之命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说明，‘失事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副外长当时未表示不同意见。这是我们政府的指示，我是奉政府的指示这样说的。”
高：“副外长有没有表示异议，当时我们也不在场。我们是用现场有的东西来证明。”
桑紧接着讲：“第二个问题，大使意见把‘确定如下几点’改为‘情况叙述如下’，作为正式纪要在修辞上这是不合适的，因为纪要不是清单表，纪要应该有在现场对失事原因做出结论的阐明。”桑对修辞也不放过，看来要对许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面驳回。
“第三个问题，大使建议在第一条第二段最后加上‘在东边……的机翼，上面有民航二字’，不必要加这段话。为什么?如果这个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第四点，纪要第二条开头我们写‘该机在没有外来影响下，而由于……’，就是说这架飞机失事没有受到外来影响，我们清楚，你们也清楚。所以，我们意见这句话仍应放进纪要。第五点，关于气象一段的写法，我们同意大使提出的意见，但修辞要改一下：‘据蒙古人民共和国气象部门的报告’。第六点，关于纪要第五条第二段，大使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意见只把句子变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死者是由于飞机失事而死亡是清楚的，……’。”
接着，桑把大使提出的第七、八条修改意见并在一起驳回：“我们认为‘死者脸形已分辨不清’是实际情况，应该保留。‘证明他们是军事人员’这句话还要，这表明死者的外表穿的是军装。这个文件不写死者死后的情况是不可以的。第九个问题，你们提出把纪要第六条第二段拿出来专写一条，我们不这样看。另行提出这个问题是你们的权利，我们建议第六条仍然原样不动。第十个问题，大使提出要现场示意图，我们回到乌兰巴托可以作为这个文件的附件附上。”
桑加几乎是一口气把我方对纪要的修改意见逐条驳回，意思是蒙方起草的这个稿子一个字也不能改。许大使虽然耐心地听完，但气愤的样子已从面色上表现出来。高陶布看到谈判桌上的气氛不大好，有“爆炸”的可能性，就连忙插话来缓冲了一下：
“大使同志亲自来肯特省现场工作，我们很高兴。我们来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和分析情况。双方都有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说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你的工作很忙，大使也可能了解我们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我的主张是按实际情况正确解决问题，不要为一个词去争。我希望有经验的大使同志给予协助。大使说要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我对大使的主张表示欢迎。”
许大使按下了心头的怒火，发表了长篇讲话，耐心地说服对方：
“经过这两次会谈，可以进一步了解，双方哪些是同意的，哪些是有不同意见的。有关纪要的谈判，我们才进行了两次，双方存在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但我相信，通过友好的实事求是的互相谅解的反复商谈，问题总会得到解决。我从第一次接触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他通知中国飞机在蒙坠毁这件事开始，到我们在这里的前几次会谈，总的印象是蒙古政府对中国256号民航机失事的处理，是本着友好精神的。所以，我相信只要双方很诚恳地把这种精神贯注到谈判中来，很多分歧是可以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