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
“你记得今天在餐厅里我叫你注意看的那个人吗？那就是法朗斯瓦·米勒。”
“‘我的天哪，原来——’”
“如此！是呀，总算这一次他们没有把一个天才饿死，然后把他应得的报酬装到别人的荷包里去。这一只能唱的鸟儿可没有白唱一阵，没有人听，只落得死了之后的一场无谓的盛大丧礼。我们原来是等着遭这种命运的哩。” 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陈颀
三十五年前，我曾到斯达尼斯劳斯河找矿。我手拿着鹤嘴锄，带着淘盘，背着号角，成天跋涉。我走遍了各处，淘洗了不少的含金沙，总想着找到矿藏发笔大财，却总是一无所获。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区，树木葱茏，气候温和，景色宜人。很多年前，这儿人烟稠密，而现在，人们早已消失殆尽了，富有魅力的极乐园成了一个荒凉冷僻的地方。他们把地层表面给挖了个遍，然后就离开了这里。有一处，一度是个繁忙热闹的小城市，有过几家银行，几家报纸和几支消防队，还有过一位市长和众多的市政参议员。可是现在；除了广袤无垠的绿色草皮之外，一无所有，甚至看不见人类生命曾在这里出现过的最微小的迹象。这片荒原一直延伸到塔特尔镇。在那一带附近的乡间，沿着那些布满尘土的道路，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极为漂亮的小村舍，外表整洁舒适，像蛛网一样密密麻麻的藤蔓，像雪一样浓厚茂密的玫瑰遮掩了小屋的门窗。这是一些荒废了的住宅，很多年前，那些遭到失败、灰心丧气的家庭遗弃了它们，因为这些房屋既卖不出去也送不出去。走上半小时的路程，时而会发现一些用圆木搭建起来的孤寂的小木屋，这是在最早的淘金时代由第一批淘金人修建的，他们是建造小村舍的那些人的前辈。偶尔，这些小木屋仍然有人居住。那么，你就可以断定这居住者就是当初建造这个小木屋的拓荒人；你还能断定他之所以住在那儿的原因——虽然他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回到州里去过好日子，但是他不愿回去，而宁愿丢弃财产，他感到羞耻，于是决定与所有的亲人朋友断绝往来，好像他已经死去似的。那年月，加利福尼亚附近散居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活死人——这些可怜的人，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四十岁就白发斑斑，未老先衰。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只有悔恨和渴望——悔恨自己虚度的年华，渴望远离尘嚣，彻底与世隔绝。
这是一片孤寂荒芜的土地！除了使人昏昏欲睡的昆虫的嗡嗡声，辽阔的草地和树林静寂安宁，别无声息；杳无人烟，兽类绝迹；任什么也不能使你打起精神，使你觉得活着是件乐事。因此，在一天过了正午不久，当我终于发现一个人的时候，我油然生出一种感激之情，精神极为振奋、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正站在一间覆盖着玫瑰花的小巧舒适的村舍门旁。这是那种我已提到过的村舍，不过，这一间可没有被遗弃的样子；它的外观表明有人住在里面，而且它还受到主人的宠爱，关心和照料。它的前院也同样受到如此厚待，这是一个花园；繁茂的鲜花正盛开着，五彩缤纷，绚丽多姿。当然，我受到了主人的邀请，主人叫我不要客气——这是乡下的惯例。
走进这样一个房间真使人身心愉悦。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日日夜夜和矿工们的小木屋打交道，熟悉了屋里的一切——肮脏的地板，从来不叠被子的床铺，锡盘锡杯，咸猪肉，蚕豆和浓咖啡，屋内别无装饰，只有一些从东部带插图的出版物中取下来的描绘战争的图片钉在木头墙上。那是一种艰苦的，凄凉的生活，没有欢乐，人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这里，却是一个温暖舒适的栖息之地，它能让人疲倦的双眼得到休憩，能使人的某种天性得以更新。在长时间的禁食之后，当艺术品呈现在面前，这种天性认识到它一直处于无意识的饥饿之中，而现在找到了营养滋补品，而不论这些艺术品可能是怎样低劣，怎样朴素。我不能相信一块残缺的地毯会使我的感官得到如此愉快的享受，如此心满意足；或者说，我没有想到，房间里的一切会给我的灵魂以这样的慰藉：那糊墙纸，那些带框的版画，铺在沙发的扶手和靠背上的色彩鲜艳的小垫布和台灯座下的衬垫，几把温莎时代的细骨靠椅，还有陈列着海贝、书籍和瓷花瓶的锃光透亮的古董架，以及那种随意搁置物品的细巧方法和风格，它们是女人的手在干活的痕迹，你见了不会经意，而一旦拿走，你立刻又会怀念个已。我内心的快乐从我的脸上表现出来，那男人见了很是欢喜；因为这快乐是这样显而易见，以致他就像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话题似的答道：
“都是她弄的，”他爱抚地说，“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他向屋子瞥了一眼，眼里充满了深情的崇拜。画框上方，悬挂着一种柔软的日本织物，女人们看似随意，实为精心地用它来装饰。那男人注意到它不太整齐，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重新整理好，然后退后几步观察整理的效果，这样反复了好几次，直到他完全满意。他用手掌把它轻轻地拍打了最后两下，说：“她总是这样弄的。你说不出它正好差点儿什么，可是它的确是差点儿什么，直到你把它弄好——弄好以后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也仅此而已；你找不出它的规律。我估摸着，这就好比母亲给孩子梳完头以后再最后地拍两下一样。我经常看她侍弄这些玩意儿，所以我也能完全照着她的样子做了，尽管我不知其中的规律。可是她知道。她知道侍弄它们的理由和方法；我却不知道理由，我只知道方法。”
他把我带进一间卧室让我洗手；这样的卧室我是多年不见了：白色的床罩，白色的枕头，铺了地毯的地板，裱了糊墙纸的墙壁，墙上有好些画，还有一个梳妆台，上面放着镜子，针插和轻巧精致的梳妆用品；墙角放着一个脸盆架，一个真瓷的钵子和一个带嘴的有柄大水罐，一个瓷盘里放着肥皂，在一个搁物架上放了不止一打的毛巾——对于一个很久不用这种毛巾的人来说，它们真是太干净太洁白了，没有点朦胧的亵渎神灵的意识还不敢用呢。我的脸上又一次说出了心里的话，于是他心满意足地答道：
“都是她弄的；都是她亲手弄的——全都是。这儿没一样东西不是她亲手摸过的。好啦，你会想到的——我不必说那么多啦。”
这当儿，我一面擦着手，一面仔细地扫视屋里的物品，就像到了新地方的人都爱做的那样，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赏心悦目。接着，你知道，我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意识到那男人想要我自己在这屋里的某个地方发现某种东西。我的感觉完全准确，我看出他正试着用眼角偷偷地暗示来帮我的忙，我也急于想使他满意，于是就很卖劲地按恰当的途径寻找起来。我失败了好几次，因为我是从眼角往外看，而他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终于明白了我应该直视前方的那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悦像一股无形的浪潮向我袭来。他爆发出一阵幸福的笑声，搓着两手，叫道：
“就是它！你找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那是她的像片。”
前面墙上有一个黑色胡桃木的小托架，我走到跟前，确实在那儿发现了我先前还不曾注意到的一个像框，像片是早期的照相术照的。那是一个极温柔、极可爱的少女的脸庞，在我看来，似乎是我所见过的最为美丽的女人。那男人吮吸了我流露在脸上的赞叹，满意极了。
“她过了十九岁的生日，”他说着把像片放回原处；“我们就是在她生日那天结的婚。你见到她的时候——哦，只有等一等你才能见到她！”
“她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家？”
“哦，她现在不在家。她探望亲人去了。他们住在离这儿四五十英里远的地方。到今天，她已经走了两个星期了。”
“你估计她什么时候回来？”
“今天是星期三。她星期六晚上回来，可能在九点钟左右。”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失望。
“我很遗憾，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走了。”我惋惜地说。
“已经走了？不，你为什么要走呢？请别走吧，她会非常失望的。”
她会失望——那美丽的尤物！倘若是她亲口对我说的这番话，那我就是最最幸福的人了。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强烈的渴望想见到她，这渴望带着那样的祈求，是那样的执着，使得我害怕起来。我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这里，为了我的灵魂得到安宁。
“你知道，她喜欢有人来和我们待在一起——那些见多识广，善于谈吐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这使她感到快乐；因为她知道——啊，她几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也很能交谈，嗯，就像只小鸟——她还读很多书，噢，你会吃惊的。请不要走吧，不会耽搁你很久，你知道，她会非常失望的。”
我听着这些话，却几乎没有留意。我深陷在内心的思索和矛盾斗争中。他走开了，我却不知道。很快他回来了，手里拿着那个像框，他把它拿到我面前说：
“喏，这会儿你当着她的面对她说，你本来是可以留下来见她的，可是你不愿意。”
这第二次看见她使我本来坚定不移的决心彻底瓦解了，我愿意留下来冒冒险。那天晚上，我们安安静静地抽着烟斗聊天，一直聊到深夜。我们聊了各种话题，不过主要都和她有关。很久以来，我确实没有过这么愉快这么悠闲的时光了。星期四来了，又轻松自在地溜走了。黄昏时分，一个大个子矿工从三英里外来到这儿。他是那种头发灰白、无依无靠的拓荒者。他用沉着、庄重的口气同我们热情地打过招呼，然后说：
“我只是顺便来问问小夫人的情况，她什么时候回来？她有信来吗？”
“哦，是的，有一封信，你愿意听听吗？汤姆？”
“呢，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是愿意听听的，亨利！”
亨利从皮夹子里把信拿出来，说如果我们不反对的话，他将跳过一些私人用语，然后他读了起来。他读了来信的大部分——这是一件她亲手完成的妩媚优雅的作品，充满着爱恋、安详的感情。在信的附言中，还满怀深情地问候和祝福汤姆，乔，查利以及其他的好友和邻居们。
当他读完时，他瞥了一眼汤姆，叫道：
“啊哈，你又是这样！把你的双手拿开，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读她的信你总是这样，我要写信告诉她。”
“呵不，你千万别这样，亨利。我老啦，你知道，任何一点小小的失望都会使我流泪。我以为她已经回来了，可现在你只收到一封信。”
“咦，你这是怎么啦？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她要到星期六才回来的呀。”
“星期六！哈，想起来啦，我的确是知道的。我怀疑最近我的脑子是不是出了毛病？我当然知道啦。我们干嘛不为她做好一切准备呢？好了，我现在得走了，不过她回来时我会来的，老伙计！”
星期五傍晚，又来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淘金人，他住的小木屋离这儿差不多一英里。他说小伙子们想在星期六晚上来热闹热闹，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如果亨利认为她在旅行之后不至于疲倦得支持不了的话。
“疲倦？她会感到疲倦？哼，听他说的！乔，你知道，不管你们当中的谁，只要你们高兴，她愿意一连六个星期不睡觉的！”
当乔听说有封信时，就请求读给他听。信里对他亲切的问候使这个老伙伴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但是他说，他老得不中用啦，尽管她只是提到他的名字，那也使他受不了。“上帝，我们多么想念她呀！”
星期六下午，我发现自己不时地看表。亨利注意到了，他带着惊讶的神情说道：
“你认为她不会很快就到，是吗？”
我像被人发现了内心秘密似的感到有些窘迫。不过我笑着说，我等人的时候就是这么个习惯。但是他似乎不太满意；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有点心神不安。他四次拉着我沿着大路走到一处，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他总是站在那儿，手搭凉棚，眺望着，好几次，他这么说：
“我有些担心了，我真担心。我知道她在九点以前不会到的，可是好像有什么老是想警告我出了什么事儿。你想不会出什么事儿的，是吧？”
他就这样反反复复地说了好几遍。我开始为他的幼稚可笑感到非常害臊，终于，在他又一次乞求地问我时，我失去了耐心。我跟他讲话时态度很粗鲁。这似乎使他完全萎缩了，还把他吓唬住了。这以后他看起来是这样受了伤害，态度是这样的谦卑，以致我憎恨自己干了这件残酷的、不必要的事。因此，当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另一个老淘金人查利到来时，我非常高兴。他紧挨在亨利身旁听他读信，商量欢迎她的准备工作。查利一句接一句地说出热情亲切的话语，尽力驱散他朋友的不祥和恐惧之感。
“她出过什么事吗？亨利，那纯粹是胡说。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在她身上的；你就放宽心吧。信上怎么说来着？说她很好，不是吗？说她九点到家，不是吗？你见过她说话不算数吗？唔，你从来没见过。好啦，那就别再烦恼啦；她会回来的，那是绝对肯定的，就像你的出生一样确定无疑。来吧，让我们来布置屋子吧——没有多少时间啦。”
很快汤姆和乔也来了。于是大家就动手用鲜花把屋子装饰起来。快到九点时，这三个矿工说，他们还带来了乐器，也可以奏起来了，因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很快就要到了，他们都非常想跳一跳美妙的，老式的“布雷克道恩”①舞。一把小提琴，一把班卓琴，还有一只单簧管——这些就是乐器。他们一起奏起了三重奏，奏的是一些轻快的舞曲，还一面用大靴子踏着节拍。
①美国黑人首创的一种舞蹈。
时间快到九点了。亨利站在门口，眼睛直盯着大路，内心的痛苦折磨得他有些站立不稳。伙伴们几次让他举起杯来为他妻子的健康和平安干杯。这时汤姆高声喊道：
“请大家举杯！再喝一杯，她就到家啦！”
乔用托盘端来了酒，分给大家，最后剩下两杯，我拿起了其中一杯，但是乔压低了嗓子吼道：
“别拿这一杯，拿那一杯。”
我照他说的做了。亨利接过了剩下的那杯。他刚喝完这杯酒，时钟开始敲九点。他听着钟敲完，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他说：
“伙伴们，我很害怕，帮帮我——我要躺下！”
他们扶他到沙发上，他躺下去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一会儿，像人在睡梦中说话一样，他说：
“我听见马蹄声了吧？是他们来了吗？”
一个老淘金人靠近他的耳边说：“这是吉米·帕里什，他来说他们在路上耽搁了，不过他们已经上路了，正来着呢。她的马瘸了，但再过半小时她就到家了。”
“啊，我真是谢天谢地没出什么事儿！”
话还没说完他就几乎睡着了。这些人马上灵巧地帮他脱了衣服，把他抱到我洗手的那间卧室的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他们关上了门，走了回来，于是他们似乎就准备动身离开了。我说：“别走呀，先生们，她不认识我呀，我是个生人。”
他们互相看了看，然后乔说：
“她？可怜的人儿，她死了19年啦！”
“死了？”
“或许比这更糟哪。她结婚半年后回家探望她的亲人，在回来的路上，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在离这儿五英里的地方被印第安人抢走啦。从此以后就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
“结果他就神经失常了吗？”
“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没再清醒过。不过他只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才更糟。在她要回来的前三天，我们就开始到这儿来，鼓励他打起精神，问问他是否接到她的来信，星期六我们都到这儿来，用鲜花装点屋子，为舞会作好一切准备。19年来，我们年年都这样做。第一年的星期六我们有27个人，还不算姑娘们；现在只有我们3人了，姑娘们都走了。我们给他吃药让他睡觉，要不他会发疯的。于是他又会乖乖地等着来年——想着她和他在一起，直到这最后的三四天，他又开始寻找她，拿出那封可怜的旧信，我们就来请求他读给我们听。上帝啊，她是一个可爱的人啊！” 卡县名蛙
作者：马克·吐温
一个朋友从东部来了信，我遵他的命去拜访了好脾气、爱絮叨的西蒙·威勒，打听我朋友的朋友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的下落。这件受人之托的事究竟结果如何，我来做个交代。事后我心里嘀咕，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是瞎编出来的，我朋友根本就不认识此人。他准是琢磨着：只要我向老威勒一打听，就会让他联想起那个厚脸皮的吉姆·斯迈雷来，赶快打开话匣子把那些又臭又长、和我毫不相干的陈年旧事抖搂出来，把我顷死。要是我朋友存心这么干，那他真是做对了。
我见到西蒙·威勒的时候，他正在破破烂烂的矿山屯子安吉尔那座歪歪斜斜的酒馆里，靠着吧台旁边的炉子舒舒服服地打盹。我注意到他是个胖子，秃脑门，一脸安详，透着和气、朴实。他站起身来问了声好。我告诉他，朋友托我来打听一位儿时的密友，这人叫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也就是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听说这位年轻的福音传教士曾在安吉尔屯子里住过。我又加了一句：要是威勒先生能告诉我这位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的消息，我将感激不尽。
西蒙·威勒把我逼到墙角，拿自己的椅子封住我的去路，然后讲了一通下面段落里那些枯燥无味的事情。他脸上不露一丝笑意，眉头一皱不皱，从第一句起，他用的就是四平八稳的腔调，没有变过。他绝不是生性就爱唠叨；因为他收不住的话头里透着认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感人情绪，这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按他的想法，别管这故事本身是不是荒唐可笑，他可是把讲故事当成一件要紧事来办，而且对故事里的两位主人公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智谋超群。我听凭他按照自己的路子讲下去，一直没有打断。
列昂尼达斯神父，嗯，列神父——嗯，这里从前倒是有过一个叫吉姆·斯迈雷的，那是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年春天——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总归不是四九年就是五○年，因为他刚来到屯子的时候，那大渡槽还没造好呢；别的不说，要比谁最古怪，他算得上天下第一。只要能找到一个人愿打赌，他就赔，碰上什么就赌什么。别人要是不愿赌黑，他就赔黑；别人不愿赌白，他就赌白。不管怎么样，别人想怎么赌，他都陪着——不管怎么样，只要能赌得起来，他就舒服了。虽说这样，他照样有好运气，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十有八九总是他赢。他老惦记找机会打赌；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有人提出来，不管你的注往哪一边下，他都照赌不误，这些我刚才都告诉过你啦。赛的要是马，收场的时候他不是赢得满满当当，就是输得一干二净；如果斗的是狗，他赌；斗的是猫，他赌；斗的是鸡，他还赌；嘿，就算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跟你赌哪一只先飞；屯子里聚会他必到，到了就拿沃尔克牧师打赌，他打赌说，沃尔克牧师布道在这一带是头一份；那还用说，他本来就是个好人么。要是他看见一只屎克螂朝哪里开步走，他就跟你赌它几天才能到——不论到哪儿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会跟着那只屎克螂，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儿，路上得花几天的时间。这儿的小伙子好多都见过斯迈雷，都能给你讲讲这个人。嘿，讲起他的事来可是绝对重不了样——他不论什么都赌——那家伙特有意思。有一回，沃尔克牧师的太太病得不轻，有好几天的工夫，眼看着她就没救了；可一天早晨牧师进来了，斯迈雷站起来问他太太怎么样，他说，她好多了——全凭主的大恩大德——看这势头，有主保佑，她能缓过来；还没等他讲完，斯迈雷来了一句：“这样吧，我押两块五，赌她缓不过来。”
这个斯迈雷有一匹母马——小伙子们都管它叫“一刻钟老太太”，这话损了点儿，它跑得当然比这快一点儿——他还经常靠这匹马赢钱呢。因为它慢慢吞吞的，不是得气喘，生瘟热，就是有痨病，以及这一类乱七八糟的病。他们总是让它先跑两三百码，可等到了终点跟前，它就抖起精神，拼了老命，撒欢尥蹶子；四只蹄子到处乱甩，甩空了的也有，甩偏了踢到篱笆上的也有，弄得尘土飞扬，再加上咳嗽、打喷嚏、攥鼻涕，闹闹哄哄——赶到裁判席前头的时候，它总是比别的马早一个头，早得刚好让人能看明白。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光看外表你准以为它一钱不值，就配在那儿拴着，一副贼溜溜的样子，老想偷点什么。可是，一旦在它身上下了注，它转眼就变了一条狗；它的下巴颏往前伸着，就像火轮船的前甲板，下槽牙都露了出来，像煤火一样放光。别的狗抓它、耍弄它、咬它，接二连三地给它来背口袋，可安得鲁·杰克逊——这是那条狗的名字——安得鲁·杰克逊老是装着没什么不自在的，好像它原本就没有别的盼头——押在另一边的赌注翻了倍再翻倍，一直到再没钱往上押了；这时候，它就一口咬住另一条狗的后腿，咬得死死的——不啃，你明白吗，光咬，叼着不动，直到那狗服软，哪怕等上一年也不要紧。斯迈雷老是靠这条狗赢钱，直到在一条没后腿的狗身上碰了钉子，因为那狗的后腿让锯片给锯掉了。那一次，两条狗斗了好一阵子，两边的钱都押完了，安得鲁·杰克逊上去照着咬惯了的地方下嘴的时候，当时就看出自个儿上当了，看出它怎么让别的狗给涮了。怎么说呢，他当时好像是吃了一惊，跟着就有点儿没精打采，再也没有试着把那一场赢下来；他让人骗惨了。它朝斯迈雷瞧了一眼，好像是说它伤透了心，这都是斯迈雷的错，怎么弄了一条没有后腿的狗来让它咬呢，它斗狗本来靠的就是咬后腿嘛；后来，他一瘸一拐地溜达到旁边，倒在地上就死了。那可是条好狗，那个安得鲁·杰克逊要是活着，准出了名了，胚子好，又聪明——我敢担保安得鲁·杰克逊有真本事；他什么场面没经过啊、一想起它最后斗的那一场，一想起它的下场来，我鼻子就发酸。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呆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只要他从后头点蛤蟆一下，你就看吧，那蛤蟆像翻煎饼一样在空中打个转——兴许翻一个筋斗，要是起得好，也许能翻两个，然后稳稳当当地爪朝下落地，就像一只猎。他还训那蛤蟆逮苍蝇，勤学苦练，练得那蛤蟆不论苍蝇飞出去多远，只要瞧得见，回回都能逮得着。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曾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别看它有能耐，你还真找不着比它更朴实，更爽快的蛤唤了。只要是从平地上规规矩矩地往上跳，它比你见过的所有蛤蟆都跳得高一个身子。从平地往上跳是它的拿手好戏，你明白吗？只要比这一项，斯迈雷就一路把注押上去。斯迈雷把他的蛤蟆看成宝贝；要说也是，那些见多识广的老江湖都说，从来也没见过这么棒的蛤蟆。
斯迈雷拿一个小笼子盛着那蛤蟆，时不时地带着它逛大街，设赌局。有一天，一个汉子——他是个外乡人——到屯子里来，正碰上斯迈雷提着蛤蟆笼子，就问：
“你那笼子里头装的是什么呀？”
斯迈雷冷着个脸说：“它也许该是个鹦鹉，也许呢，该是只雀儿；可它偏不是——它是一只蛤蟆。”
那汉子拿过笼子，转过来转过去，细细地瞅，说：“嗯——原来是个蛤蟆，它有什么特别的呀？”
“噢，”斯迈雷不紧不慢地说，“它就有一件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说——它比这卡县地界里的哪一只蛤蟆蹦得都高。”
那汉子拿过笼子，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半天，才还给斯迈雷，慢慢吞吞地说，“是嘛，”他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能好到哪儿去。”
“你也许瞧不出来，”斯迈雷说，“对蛤蟆，你兴许是内行，也兴许是外行；兴许是个老把式，也兴许不是；这么说吧，兴许只会看个热闹。别管你怎么看，我心里有数，我赌四十块钱，敢说这蛤蟆比卡县随便哪一只蛤蟆都蹦得高。”
那汉子琢磨了一会儿，有点儿作难：“呃，这儿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没带着蛤蟆；要是我有一只蛤蟆，准跟你赌。”
这时候斯迈雷说话了：“好办——好办——只要你替我把这笼子拿一小会儿，我就去给你逮一只来。”就这样，那汉子拿着笼子，把他的四十块钱和斯迈雷的四十块钱放在一起，坐下等着了。
这汉子坐在那儿想来想去，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从笼子里头把蛤蟆拿出来，扒开它的嘴，自己掏出一把小勺来，给蛤蟆灌了一肚子火枪的铁砂子——一直灌到齐了蛤蟆的下巴颏——然后把蛤蟆放到地上。斯迈雷呢，他上洼地的烂泥里头稀里哗啦趟了一气，到底逮住个蛤蟆。他把蛤蟆抓回来，交给那汉子说：
“行了，你要是准备好了，就把它跟丹尼尔并排摆着，把他的前爪跟丹尼尔的放齐了，我喊个号。”然后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汉子从后边点那两只蛤蟆，那只新来的蛤蟆蹦得特有劲，可是丹尼尔喘了一口粗气，光耸肩膀——就这样——像法国人似的。这哪管事儿啊；它动不了，跟生了根一样，连挪挪地方都办不到，就像抛了错。斯迈雷又纳闷，又上火；当然啦，说什么他也想不通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
那汉子拿起钱就走；临出门了，他还拿大拇指在肩膀上头指指丹尼尔——就像这样——慢慢吞吞地说：“我也没瞧出来这蛤蟆比别的蛤蟆好到哪儿去嘛。”
斯迈雷呢，他站在那儿抓耳挠腮，低着头把丹尼尔端详了好一会儿，最后说：“真闹不明白这蛤蟆怎么栽了——闹不明白它犯了什么毛病——看起来，它肚子胀得不轻。”他揪着丹尼尔脖子上的皮，把蛤蟆掂起来，说：“它要没五磅重才怪呢！”蛤蟆头朝下，吣出满满两大把铁砂子来。这时候斯迈雷才明白过来，他气得发疯，放下蛤蟆就去追那汉子，可再也追不上了。
（这时候，西蒙·威勒听见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来去看找他有什么事。）他一边往外走，一边扭头对我说：“就在这儿坐着，老客，歇会儿——我一转眼就回来。”
不过，对不住了您呐，我想，再往下听牛皮糖吉姆·斯迈雷的故事，也打听不到列昂尼达斯·W·斯迈雷神父消息呀，于是我拔腿就走。
在门口，我碰上了那个见面熟的威勒回来了，他拽着我又打开了话匣子：
“哎，这个斯迈雷有一头独眼龙母黄牛，尾巴没了，光剩个尾巴撅子，像一根香蕉，还有——”
可我既没功夫，也没这个嗜好；还没等他开讲那头惨兮兮的母牛，我就走了。
和移风易俗者一起上路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叶冬心
去年春天我去芝加哥着博览会①，虽然结果没看成功，但是我在那次旅程中却不是毫无收获——可以说，它给了我一些补偿。在纽约，我经过介绍认识了一位正规军队中的少校，他说要去看博览会，于是我们约好一同上路。我必须先去波士顿，但这并不碍事，他说愿意一道去，不妨多花上一些时间。他这人仪表漂亮，体格魁梧得像一位斗士，但举止温和，谈话娓娓动听。他为人十分可亲，但又显得很沉着。可不是，他是完全缺乏幽默感的。他对四周的事都深感兴趣，然而他那宁静的神态却始终不受外界的影响；任何事物都不能干扰他，任何事物都不能激动他。
①美国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于1892年5月1日开幕，翌年10月30日结束，本文写于1893年。
但是，过了还不到一天，我已经发现，尽管他外表是那么冷静，但在他内心深处什么地方却蕴藏着一股热情——热衷于破除那些在琐细行为中表现出的种种陋习。他要维护公民的权利——这是他的好癖。他的想法是：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官方的警察，不受任何报偿，经常监视维护着守法与执法情况。他认为，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权利，惟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求每个公民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去防止或惩罚他本人看到的那些违法乱纪行为。
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这样做会经常卷入麻烦；我觉得，一个人这样做，无异于试图开除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公务员，而结果他也许会招来人家嘲笑。如是他说事实并非如此，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说那样做从来也不会使任何人被开除；而且，实际上你绝不可以让任何人被开除了；因为你那样做本身就是一次失败；不，我们必须改造那个人——要把他改造过来，要使他成为一个称职有用的人。
“是不是我们必须先去告发那犯了过失的人，再请他的上级不要开除他，只要训斥他一顿，然后仍旧留用他吗？”
“不，我不是那意思；你根本就不要去告发他，因为，如果那样做，他就会有打碎饭碗的危险。你可以做得像是要去告发他——那也只是到了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是极端的例子。那样就是使用威力，而威力是有害的。有效的方法是运用权术，喏，如果一个人富有机智——如果一个人肯运用权术——”
我们在电报局的一个窗口足足站了两分钟，少校一直设法引起一个年轻报务员的注意，几个报务员都只顾逗乐取笑。这时候少校发话了，他唤其中一个报务员接收他的电报。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
“我想您可以等待一会儿，行吗？”这句答话一说完，他们又把玩笑话说开了。
少校说他可以等待，并不赶急。接着，他又拟了一份电报：
西联电报公司经理：
今晚请过来和我共餐。我可以把你某分局如何经营业务的情况说给你听。
稍停，那个不久前说话那么傲慢无礼的年轻人伸出手来接过了电报稿，他刚读完电文，脸色就变了，他开始又是道歉又是解释。他说，如果这份害人的电报发了出去，他就要被辞退，也许永远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职位。如果能饶恕他这一次，他以后就再也不做人家会提意见的事情了。少校接受了这一表示让步的请求。
我们走开后，少校说：
“喏，您明白了吗，那就是我运用权术——而且，您明白那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了。一般人总是爱进行恫吓，那种做法没好处——因为那小伙子总是会舌剑唇枪，跟你针锋相对地来上一套，结果你几乎总是会输给他，让自己出丑的。可是，您瞧，权术这玩意儿他是对付不了的。温和的语言加上权术——这就是我们应当使用的工具。”
“是了，我明白了，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您那样的机会呀。并不是每个人都和西联电报公司经理那样有交情呀。”
“哦，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并不认识那位经理——我只是为了要运用权术而利用了他一下。这是为了他的好处，也是为了公众的好处。这样做是没害处的。”
我不肯随声附和，只吞吐其词地说：
“可是，说谎也会是正当的，或者高贵的吗？”
他并不注意这句问话中那种委婉含蓄的、自以为是的意味，他只是不动声色、稳重而简单地回答说：
“是呀，有时候是的。为损人而说谎，为利己而说谎，这是不正当的，然而，为了有助于别人而说谎，为了有利于公众而说谎——瞧，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道理。不必计较所采用的手段怎样：你只要看收到的效果如何。刚才那样一来，那小伙子就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就会变得循规蹈矩。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是值得挽救的。可不是，即使不是为了他本人，单是为了他母亲，也是值得挽救他的。他肯定有母亲在——还有姊妹们。该死，那些人老是忘了这一点！您可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参加过决斗——一次也没参加过——虽然像其他人一样，我也曾遇到过挑衅。我每一次都能看到那个人的无辜的老婆和小孩站在他和我之问。他们并没有招谁惹谁——你瞧，我可不能伤了他们的心。”
就是那一天内，他纠正了许多人们的小动作中所表现的陋习，但始终没引起摩擦——总是运用巧妙而漂亮的“权术”；事后别人并没感到难堪，而他本人却从那些行动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与满足，最后我不禁羡慕他所下的这一行——心想：如果需要时我也能够很有把握地在言语上偏离开事实，就像我自信经过一些练习后能够在印刷品的掩护下用笔墨所做到的那样，或许我也要采用这种办法哩。
那天夜晚，很迟的时候我们才离开当地，乘铁路马车①去市区，三个喧闹粗暴的家伙登上了车，开始在一群胆小怕事的乘客中（他们有的是妇女和儿童）左顾右盼，任意地嘲笑，说的都是些污秽轻薄的语言。没一个人敢反抗或者劝阻他们，列车员试图好言以理相喻，但是那些恶棍只顾辱骂和嘲笑他。我很快就看出，少校已经意识到这是属于他所管的事情；显然，他是在盘点自己脑子里储存的权术，正在进行准备。我想，在这个场合，只要是一句玩弄权术的话说出了口，他就会招来劈头盖脸一大堆嘲笑，也许还会导致比这更加难堪的后果；然而，为时已经过晚，我还没来得及悄声劝阻他，他已经开口了。他用平缓而冷静的口气说：
①一种旧式马拉的有轨的车。
“列车员，您必须把这些猪赶下去。让我来帮助您。”
这可是我没料到的。一眨眼工夫，三个恶棍已经向他扑过来。但是他们一个也没能接近他。他挥出了三拳，你真想不到会在拳击场以外看到那样猛烈的打击，只打得那三个人一个也没力气再从倒下的地方站起来。少校拖开了他们，把他们赶下了车，我们的车又继续前进。
我感到惊奇，惊奇的是看到一个温驯得像头羔羊的人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惊奇的是他显示出那样强大的力量，取得了那样全面的、彻底的胜利；惊奇的是他把整个这件事情做得利落而又有条不紊。由于想到整天里都听到这个“打桩机”侈谈应当怎样进行委婉的劝导和运用温和的权术，我就觉得现在的情形具有它幽默的一面，于是我想促使他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就此说上几句嘲笑的话；然而，我再向他一打量，就知道那样做将是徒劳的——因为他那副怡然自得的神情并不含有丝毫幽默感；他是不会理解我的话的。我们下车后，我说：
“那可是一套精彩的权术呀——实际上是三套精彩的权术。”
“那个吗？那不是什么权术。您根本没弄懂。权术完全是另一码事。对那种人你不能运用权术；他们对权术不会理解。不，那不是权术，那是威力。”
“瞧您提到了它，我……可不是，我想您这话大概说对了。”
“说对了？我当然说对了。那就是威力。”
“我也认为，从外表上看来它是威力。您常常需要用那种方式改造人吗？”
“绝对不是。那种情形极少发生。半年里不会多过一次。”
“那几个人受了伤会复原吗？”
“会复原？这还用说，他们肯定会复原的。他们绝对不会有危险。我知道应该怎样揍，应该接在哪儿。您注意到，我并没接他们颚骨底下。那样会要他们命的。”
我相信这话是实。我说（我认为自己说得挺俏皮），他整天里一直像只羊羔，可是这会儿突然变成一头公羊——一头撞角的公羊；但是他却显得那么恳挚可爱，一本正经地说我讲得不对，说什么撞角羊完全是另一样东西，现在人们已经不再使用它①。他这话叫人听了生气，我差点儿脱口而出，说他像个傻子，一点儿也不会欣赏俏皮话儿——说真的，这句话已经进到舌尖，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知道现在不必急，还是等以后什么时候在电话里说吧。
①在英文中“hsttering ram”的一个意思是“撞角羊”，另一个意思是古代用的一种军器破城槌。
第二天下午，我们出发去波士顿。特等客车吸烟室里已经客满，于是我们走到普通吸烟室里。过道那边顺座上坐着一个态度温和、样子像农民的老人，他面色苍白，正用一只脚勾住那扇开着的门，想要透点儿新鲜空气。过了不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制动手闯进车厢，走到门前停下，恶狠狠地瞪了农民一眼，然后猛地把门一拉，差点儿把老人的皮靴都给带走。接着他又匆匆地赶着张罗他的事情去了。有几个乘客笑起来，老先生露出了一副又羞又恼的可怜神气。
停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走过，少校拦住他，用习惯的客气态度提出这个问题：
“列车员，如果制动手的举动有不对的地方，乘客该去哪报告？是向您报告吗？”
“如果要告他，您可以到了纽黑文站去告。他做错什么事了？”
少校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列车员好像乐了。他温和的口气中微含讥嘲地说：
“您的意思好像是说，那个制动手并没说什么。”
“是的，他没说什么。”
“可是您说，他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是的。”
“后来就粗鲁地拉开了那扇门。”
“是的。”
“全部经过就是这些，对吗？”
“对，那就是全部经过。”
列车员乐呵呵地笑了，他说：
“好吧，如果您要去告他，那是可以的，可是我不大明白，这究竟算得了什么呢。您会说——我这是根据您说的话猜想的——那个制动手侮辱了这位老先生。那么，他们就会问您，他说了一些什么。您说，他根本什么也没说。那么，我估计他们就会说，既然您自己承认他一句话也没说，那您又怎么能断定那是一次侮辱呢？”
列车员这一席无懈可击的说理，引起了漠漠一片赞许之声，这使他感到很高兴——这你可以从他脸上看出来。但是少校并不介意。他说：
“瞧，现在您正好接触到提意见的制度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的缺点。铁路公司的职员们——不但公众有这种想法，而且看来您也有这种想法——都没注意到；除了口头的侮辱以外，还有其它类型的侮辱。所以，也就没人到总办事处去申诉他受到人家在态度上表示的侮辱，包括手势、表情等方式进行的侮辱；然而，这样的侮辱有时候会比任何口头的侮辱更使你难以忍受。它会使你感到非常难堪，因为它并不留下任何实质的东西，可以让你抓住它的把柄；那进行侮辱的人，即使被唤到铁路公司职员面前，也尽可以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要得罪别人。我认为，铁路公司的耶员们必须特别重视，必须迫切要求公民报告那些非言语表示的侮慢态度和无礼举动。”
列车员大笑起来，他说：
“嗳呀，说真的，这样求全责备，未免太认真了吧！”
“可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过份地认真。我到了纽黑文站，要去报告这件事，而且相信我会由于这样做了而受到感谢。”
列车员好像有点儿不大自在了；的确，他离开的时候，神情显得相当严肃了。我说：
“您总不致于真的为了这件小事去劳神吧？”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像这样的事必须随时报告。这是公众的责任，凡是公民，谁都不能规避责任。但是，这件事无需我报告。”
“为什么？”
“我没必要这样做嘛，运用权术就可以解决问题。您瞧着吧。”
过了不多一会儿，列车员又巡视来了；他走到少校跟前时，俯身凑近他说：
“得啦。您不必去告他了。他是向我负责的，如果下次他再敢那样，我会训他的。”
少校的回答是很恳挚的：
“瞧，这正合我的意！您千万别以为我这是出于什么报复心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这是出于责任心——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妻舅是铁路公司的董事，如果他知道：假使您手下的制动手下次再野蛮地侮辱一位根本没招惹他的老先生，您就要劝告那制动手，那我的妻舅会感到高兴的，这一点您可以相信。”
列车员并没像一般人所预料的那样表示高兴，反而显得忧郁不安了。他在一旁站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认为必须现在就对他进行惩处。我要开除他。”
“开除他？那样能带来什么好处？您是不是认为，更聪明的办法还是教他如何更好地对待乘客，以后仍旧留用着他呢？”
“对，这话有道理。您认为应该怎么办？”
“他当着所有这些人侮辱了那位老先生。是不是应该叫他来，当着大伙儿赔礼道歉呢？”
“我这就叫他来。而且，我要在这儿声明：如果所有的人都肯像您这样做，也都肯向我报告这一类的事，而不是当时一声不言语走开，事后在背后说铁路公司的坏话，那么，不久情况就会改善。我非常感谢您。”
制动手来道歉了。他走后，少校说：
“喏，您瞧这件事做起来够多么简单容易。普通老百姓会什么事都办不到——董事的舅子要怎么做都能行。”
“可是，您真有一位当董事的舅子吗？”
“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当公众的利益需要的时候，我永远说有这么一位。在所有的董事会里——在所有的地方，我都有一位舅子。这样就省了我一大堆麻烦。”
“这可是十分广泛的亲戚关系。”
“是呀。像他们这样的人我有三百个以上。”
“难道列车员就不会怀疑这种关系了吗？”
“这种情形我还没遇到过。一句话也不假——我从来没遇到过。”
“为什么您不随他去处理，随他去把那个制动手开除了，反而使用那怀柔的办法呢？您瞧，他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呀。”
少校回答时，那口气里的确稍许含有一种不耐烦的意味：
“如果您能静下来，稍许思考一下，您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难道制动手是条狗，只能用对待狗的方法去对待他不成？他是一个人，需要像人那样去谋生呀。再说，他总有姊妹，或者母亲，或者妻子儿女，要他去养活。永远是这样的情形——这是毫无例外的。如果你剥夺了他的生计，那你也剥夺了那些人的生计——可是，他们哪点儿招你惹你了？根本没有呀。开除了一个举动无礼的制动手，另去雇一个跟他完全相同的，那好处又在哪里呢？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难道您没认识到，先对这个制动手进行改造，然后留用着他，那才是一个合理的办法吗？肯定是的。”
接着他就用赞赏的口气叙述统一铁路公司某区段一位监督的故事，说有一次一个人已有两年经验的扳闸工疏忽大意，让一列火车出了轨，死了几个人。群众十分忿怒，去要求开除那个板闸工，但是监督说：
“不，诸位错了。他这一来得到教训，此后再不会让车出轨了。他变得比以前倍加顶用了。我要留用他。”
此后，在那次旅游中，我们只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在哈特福德站和斯普林菲尔德站之间，火车上的侍应生抱着许多广告印刷品，高声吆喝着跑进来，把一册样本落在了一个正在酣睡的先生膝上，一下子惊醒了他。那人十分恼怒，和他两个朋友气忿不平地诉说这件冒犯了他的事。他们把特等客车里的列车员唤了来，向他叙述这件事，一定要开除这孩子。那三个进行控诉的乘客都是霍利奥克的富商；显然，列车员对他们望而生畏。他试图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解释说，那孩子并不归他管，而是属于一家报刊公司的；然而，他怎么劝解也没用。
这时候少校自告奋勇提出证明，为孩子进行辩护。他说：
“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在眼里。诸位并没存心夸大，但是结果仍然言过其实。那孩子所做的，只不过是所有火车上待应生所做的，如果你们要他此后举动更稳重，态度更和蔼，那我也同意你们的观点，并且准备帮你们说话，但是，如果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就要把他开除，那是不公道的。”
但是他们很气忿，都不肯听取妥协的办法。他们说熟识波士顿-奥尔巴尼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明天宁可暂时摆开了其他的事，一定要先去波士顿解决侍应生的问题。
少校说他也去那里，要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救那个侍应生。有一位先生向他打量了一下，说：
“看来，这件事要取决于谁能对总经理施加最大的影响了。您是跟布利斯先生有私交的吗？”
少校声色不动地说：
“是的；他是我舅舅。”
这下取得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窘促的沉默持续了一两分钟；接着几位当事人就开始在谈话中“留有余地”，都含浑其词地承认自己过于火躁偏激，不久一切趋于平静友好，彼此间显得相当融洽，终于决定丢开了这件事不提，让那个侍应生保住他的饭碗。
结果不出我所料：铁路公司总经理根本不是少校的舅舅——少校这一天只是在火车上利用了他一次。
在归途中，我们没遇到什么值得记述的事。也许那是因为我们乘的是夜车，一路上我们都在睡觉。
星期六晚上我们离开纽约，取道宾夕法尼亚州铁路。第二天清晨早餐后，我们走进特等客车，但是发现那儿很冷清沉闷。车厢里只寥寥几个人，没有任何活动。于是我们步入那节车厢的小吸烟室，看见那儿坐着三位绅士。其中两个人正在抱怨铁路公司所订的一条规则——星期日禁止在车上玩牌。原来他们刚才已经开始玩那照说无需禁忌的“大小杰克”纸牌戏，但后来却被阻止了。少校对此表示关切。他对第三位绅士说：
“是您反对他们玩牌吗？”
“根本不是。我是耶鲁大学的教授，虽然相信宗教，但并不是对许多事情都存偏见。”
接着少校就对其他两个人说：
“你们尽可以继续玩下去嘛，先生们；既然这里没人反对。”
其中一个人不肯冒险，但是另一个人说，如果少校愿意跟他玩，他很想再来一次。于是他们俩把一件大衣铺在膝上，开始玩起来。过了不久，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来了，他粗暴地说：
“喂，喂，先生们，这是不可以的。把纸牌收起来——玩牌是不准许的。”
少校正在洗牌。他只顾洗着，一面说：
“禁止玩牌，这是奉了谁的命令？”
“是我的命令。我禁止玩牌。”
这时候开始发牌了。少校问：
“这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吗？”
“什么主意？”
“星期日禁止玩牌这个主意呀。”
“不——当然不是。”
“是谁想出来的呢？”
“是公司。”
“那么，这根本不是您的命令，而是公司的命令。对吗？”
“对。可是，你们仍旧不停止玩牌，那我必须强迫你们立刻停止了。”
“急躁办事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它常常只会造成很大损失。是谁授权给公司颁行这样一道命令的？”
“我的好先生，那和我没关系，再说……”
“可是您忘了，它关系到的不只是您。它可能是一件对我关系重大的事。的确，它是一件对我十分重大的事。我不能破坏了我国的一条法规，同时不让自己蒙上耻辱；我也不能容许任何人或者公司利用非法的规章来妨碍我的自由（这一点也是铁路公司一向试图做到的），同时不玷污了我的公民权利。所以，现在让我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上：公司究竟是根据谁授的权颁行这道命令的？”
“这我可不知道。这是他们的事。”
“也是我的事。我怀疑公司拥有什么权利公布这样一条规章。这条铁路要经过好几个州。您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一个州里，那个州在这方面制定的又是什么法律吗？”
“它的法律跟我不相干，可是公司的命令我必须执行，我的职责就是禁止这样玩牌，先生们，它必须受到禁止。”
“也许是这情况；然而，办事情还是不必急躁的好。在一般旅馆里，他们都把一些规则张贴在屋子里，但是照例要援引该州的法律条文，作为那些要求的根据。我看这儿并没张贴这类文告嘛。请您出示您的凭证，然后可以让我们作出决定，因为，您总可以看到，人家玩牌的兴致都叫您给破坏了。”
“我没这一类的凭证，但是我奉了命令，单凭这一点就够了。命令必须服从。”
“咱们别轻易作出结论。更好还是让咱们平心静气，仔细地探讨一下这件事情，看咱们究竟坚持的是什么原则，以免任何一方犯了错误——因为，剥夺美国公民的自由，这件事看来远比您和铁路公司想像的更为严重，在剥夺他人自由者能证明他有权这样做之前，我不容许他当着我这样肆无忌惮，再说……”
“我的好先生，您到底要不要放下纸牌？”
“这件事也许不会耽搁多久。但要看情形而定。您说这命令必须遵守。必须。这是一个强硬的措词。您自己可以意会，它有多么强硬。当然，一个明白事理的公司，不会既授权您执行这样严厉的命令，又不制定一个处罚违反规章者的办法。那样它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只会惹得人家好笑。对违反这条规章的应当怎样处罚？”
“处罚？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处罚。”
“不用说，这您肯定是闹错了。您的公司会命令您上这儿来，很粗鲁地打断一场无需禁忌的娱乐，但并不教您在执行这道命令时应当采取的手段吗？难道您不认为这种做法是荒谬可笑的吗？如果乘客拒绝遵守这条命令，那您又打算怎样对付他们？您打算抢走他们的纸牌吗？”
“不。”
“您打算到了下一站把违反规章的赶下车吗？”
“这个，不——我们当然不能这样做，如果他有车票。”
“您把他送交法院吗？”
列车员无言对答，显然感到为难了。少校又开始发牌，他接着说：
“您瞧，您毫无办法，公司让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您接受了一道狂妄的命令，您虚张声势，要去执行，可是，等到把这件事仔细一分析，您就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强迫人家服从。”
列车员端着架子说：
“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那道命令，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至于是不是遵守它，那你们就瞧着办吧。”说完这话，他转身要走。”
“可是，等一等。这件事还没完。您说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您这话说错了；即使您真的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还有一项责任要尽哩。”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准备到了匹兹堡站，去总办事处告我违反了规章？”
“不是的。那样会有什么好处呢？”
“您必须去告我，否则我就要去告您。”
“告我什么呀？”
“告您不禁止这次玩牌，没遵守公司的命令。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协助铁路公司监督它的职工照章办事。”
“您这话是认真的吗？”
“是的，是认真的。我觉得您做人并没错儿，可是我认为，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您这样做事做得不对——您没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您不去告我，我一定去告您。我要去告。”
列车员显得迷茫不解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地说：
“这倒像是我在找麻烦嘛！完全是一篇胡涂账；瞧我都被闹昏了；这可是从来没遇到的事情；人家一向依着你，从来不说一句话，所以我也就从来没注意到，那道没处罚办法的愚蠢的命令有多么荒谬可笑。我不要告任何人，我也没要被任何人告——瞧，那样会给我招来无穷的麻烦！现在你们就继续玩牌吧——如果高兴的话，就玩上一整天吧——咱们再别为了这种事情找麻烦了！”
“不，我只是为了要维护这位先生的权利，才坐在此地——现在他可以回到自己的位子上来了。但是，您在离开这儿之前，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您认为公司制订这条规章是为了什么吗？您能为这件事想出一个借口——我意思是说，一个合理的借口——一个至少表面上不是愚蠢的借口、一个不像是白痴想出来的主意吗？”
“这个，我当然能够。问到为什么要制订它，那道理很明白。那是为了不要伤害了其他乘客的感情——我意思是说乘客中那些虔信宗教的人。星期天在车上玩牌，亵渎了安息日，那会使他们不高兴的。”
“我本来也有同样的想法。可是，他们愿意自己在星期日旅行，亵渎安息日，却不愿意别人……”
“我的老天爷，您这可说到了点子上！以前我就从来没想到这一点。事实是，如果你开始仔细分析。下，就知道它是一条愚蠢的规章。”
就在这当儿，另一节车上的列车员走过来，打算很专横地禁止玩牌，可是特等客车的列车员拦住他，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解释。此后再听不到他们谈起这件事了。
我在芝加哥卧病了十一天，结果没能看到博览会，因为，刚刚能够上路，我已经需要立即启程回东方去了。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为了让我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睡得舒服一些，少校已经订了一间卧车特别包厢；可是我们抵达车站时才知道，由于调配员一时疏忽，我们的那节车没被挂上。列车员给我们留下了一对卧铺——他说，这样办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了。可是少校说，我们并不赶急，尽可以等着把那节车给挂上。列车员和颜悦色，但是含嘲带讽地说：
“也许，像您所说的，你们并不赶急，可是我们却非赶急不可呀。来，上车吧，先生们，上车去吧——别让我们尽等着啦。”
可是少校非但不肯上车，也不许我上去。他要乘他所订的车，说他非那样不行。这一来那个急得直冒汗的列车员可不耐烦了，他说：
“我们这样做，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我们没法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你们要么就是用这套卧铺，要么就索性不用它吧。由于出了一个差误，现在时间太晚，已经来不及纠正，只好将就点儿，就这样凑合一下吧。别的乘客都是这样。”
“咳，您瞧，事情就坏在这里。如果他们也都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坚持到底，现在你们就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试图践踏我的权利了。我根本没意思要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我有责任保护下面一位乘客不再这样受骗。所以我一定要乘我订的车。否则我就要在芝加哥待下去，控诉你们公司破坏了合同。”
“控诉我们的公司？——单单为了这样一件事！”
“当然。”
“您真的要这样做吗？”
“可不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列车员向少校怀疑地打量了一会儿，然后说：
“这可把我闹胡涂了——这可是新鲜花样——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可是，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事您会做出来的。这么着，我找站长去。”
站长刚来到的时候十分恼怒——恼的是少校，而不是那个造成差误的人。他态度相当粗暴，也像列车员开始那样；但是他怎么也没法说服这位措词委婉的炮手，后者仍旧坚持要乘他所订的车。但是，事情很明显，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一方能占上风，而结果占上风的一方当然是少校。站长只好收起恼怒的神情，装出和蔼的样子，甚至多少表示了歉意。这给和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于是少校作出妥协。他说情愿放弃已订的特别包厢，但必须有另一间包厢。经过一番寻觅，终于找到一间特别包厢，那包厢的主人是个好说话儿的，肯用他的包厢调换我们的卧铺，我们终于出发。那天晚上列车员来看我们，他亲切客气，十分殷勤，和我谈了很久，最后我们结成好友。他说希望公众会更常常给他们多添一些麻烦——因为那样只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他说，旅客不能指望铁路公司尽他们的一切责任，除非他们自己也多少关心那些事情。
我希望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次旅程中移风易俗的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二天早晨，少校在餐车里要一客烤鸡。侍者说：
“菜单上没这道菜，先生；我们只供应菜单上有的。”
“瞧那位先生在吃烤鸡。”
“对，可是那情形不同呀。他是一位铁路公司监督。”
“那我就更非要烤鸡不可。我不喜欢这种有区别的待遇。请您赶紧去——这就给我来一客烤鸡。”
侍者把管事的找来了，管事的低声婉言解释，说这件事是不可能办到的——这违反规章，规章是很严格的。
“那么，好吧，您必须一律执行这条规章，或者一律取消这条规章。您必须要么就拿走了那位先生的鸡，要么就给我也来一客。”
管事的惶惑无主，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开始东拉西扯地辩解，可就在这时候，那个列车员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争执。管事的说，这里有位先生，他定要点一客鸡，可这是绝对违反规章的，而且菜单上也没这菜。列车员说：
“你照章办事嘛——没其他办法。等一等……是这位先生吗？”接着他就大笑起来，说：“别去管你们那些规章吧——这是我给你的忠告，听我的话没错儿；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别让他又在他的权利问题上大发议论啦。他点什么就给他什么吧；如果你们手头没鸡，那么就停下了车去买吧。”
少校吃了鸡，但是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责任感，为的是要维护一条原则，因为他是不爱吃鸡的。
可不是，我没看到博览会，但是我学到了一些怎样运用权术的手段，将来这些手段也许对我和读者都是方便有用的哩。 哥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黄宝生
按：以下几封信里记载的生活经验无须虚构。一个侨居美国的中国人的经历不需要运用幻想加以渲染。朴素的事实就足够了。
第一封信
秦福兄：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就要离别这备受压迫和灾难深重的祖国，渡洋去那高尚的国度——美国！那里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无人受气挨骂。能自称是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这是美国独享的珍贵特权。我们和我们身边所有的人都如饥如渴地瞭望着海面，将我们故乡的贫困凋敝与那幸福的庇难所的富裕舒适作一番对照。我们知道美国曾经怎样欢迎德国人、法国人以及落难悲伤的爱尔兰人，我们知道它怎样供给他们面包、工作和自由，而他们又是怎样感恩戴德。我们知道美国准备欢迎其他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对所有前来投奔的人都倾囊相助，不问其民族、信仰或肤色。而且，不用别人告诉，我们知道那些由它从压迫和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外国难民都是最热切地欢迎我们的，因为他们受过苦，自然知道受苦的滋味；他们得到过慷慨的救助，自然渴望自己也能慷慨地对待其他不幸者，以此表明他们没有虚受美国的宽宏大量。
艾送喜
一八××年于上海
第二封信
秦福兄：
我们现在是在遥远的大海上，在通往美丽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的航途中。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人人平等和不知忧愁的地方了。
招收我去美国的那位仁慈的美国人讲定每月支付我12美元。你要知道，这是一笔巨额薪水，相当于我们在中国所得的20倍之多。我乘船的盘缠相当可观，真的，抵得上一笔资产。这笔钱我最后是要付清的，不过现在先由东家垫着，他允许我日后从从容容地分期偿还。仅仅作为一种手续，我已把我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转交给我东家的同伙，作为偿还船费的担保。不过，我东家说他们没有被卖掉的危险，因为他知道我会忠实于他，而这一点是最牢靠的担保。
我原以为我能带着12美元到美国开始生活，但美国领事要我办理乘船执照，拿去了其中的两美元。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只能向这条船收两美元，因为这条船连同船上全部中国乘客只需要一张执照就行了，但他决意强迫中国人按人头办理执照，把所有的美元落进自己腰包。这条船上有我国同胞1300人，这位领事收了2600美元的执照费。我的东家告诉我，华盛顿政府知道这种敲诈行为，严厉反对这种弊病的存在，极力要求上届议会将这笔敲诈——我的意思是这笔执照费合法化。但由于这个议案尚未通过，这位领事仍将不得不敲诈这笔执照费，直到下届议会使它合法为止。这是一个伟大、仁慈和高尚的国家，痛恨一切形式的营私舞弊。
我们的舱位是一向为我国同胞保留的那部分。它叫做统舱。我的东家说，它是专留给我们的，因为它不受气温变化的影响，也没有危险的穿堂风。这不过是美国人仁慈无私的宽待一切外国难民的又一例。统舱是有点儿挤，而且相当闷热，但无疑这种安排对我们是最合适的。
昨天，我们自己人中间发生了争吵，船长朝他们放了一通滚烫的蒸汽，烫伤了七、八十人，伤势有轻有重。有些人身上的皮烫得一片片、一条条掉下来。舱里面狂呼乱叫，东推西撞，但蒸汽笼罩着这慌作一团的人群，结果有些没被烫伤的人也被踩伤。我们没有抱怨，因为听我东家说，这是平息船上骚乱的通常办法，在美国人的二等舱里每一、二天也要来这么一次。
秦福，恭喜我吧！再过十天，我就要登上美国大陆，受到它的襟怀博大的人民的接待；我将昂首挺胸，感到我是生活在自由人中间的一个自由人。
艾送喜
一八××年于海上
第三封信
秦福兄：
我喜气洋洋地上了岸！我想要跳舞，叫喊，歌唱，向这慷慨大度的自由之地和勇敢之家顶礼膜拜。但是，当我走下跳板时，后面有个穿灰制服的人狠狠踢了我一脚，叫我留心点——这话是我东家翻译给我听的。我一转身，另一位穿灰制服的长官用一根短棍揍了我一下，也吩咐我留心点。我正要拿起我这一头的扁担，扁担中间搭着我和洪五的网篮和铺盖卷，这时，又有第三个长官用短棍揍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放下扁担，然后又踢了我一脚，意思是对我的反应灵敏表示满意。马上来了另一个人，搜查我们的网篮和铺盖卷，把每件东西都抖落在肮脏的码头上。然后，这个人和另一个人搜我们俩身上，上上下下搜个遍。他们搜出了洪五缝在辫子假发里的一小块鸦片。他们没收了鸦片，将供五逮捕，交给另一位长官押走了。因为洪五犯了罪，他们也没收了他的行李，而我们俩的行李是混在一起的，他们分辨不出哪是他的，哪是我的，就一古脑儿全没收了。我提出帮他们把我的行李分出来，他们踢我，希望我留心点。
现在，没有了行李，没有了同伴，我跟我东家说，如果他同意，我想就近溜达溜达，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一见他招呼就马上回来。我不愿流露出对我在这仁慈的庇难之地所受到的接待感觉失望，因此说话的时候竭力装出快活的样子。但他叫我等一下，说我必须种痘以防出天花。我微笑着说，我已经出过天花，这由我脸上的麻子可以看出，所以不必等候“种痘”。但他说，这是法律规定的，我无论如何必须种痘。医生决不会放过我，法律责成他给每个中国人种痘，每人收费十美元。而且说我可以肯定，作为这条法律的忠仆，没有哪个医生会迁就任何一个情愿在异国出天花的傻瓜蛋而让一笔酬金从他的指头滑掉。立刻，医生来了，行使了他的职责，搜刮走了我的每个铜板——我的十美元，这是我大约一年半受苦受累的血汗积蓄。哎，倘若立法者们知道这个城里有许多医生乐于给人种一次痘收费一、二美元，那他们就决不会规定向穷困的、无亲无友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中国人收这么高的费，这些难民正是为了躲避饥饿和艰难时世才来投奔这福地的。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第四封信
泰福兄：
我在这里呆了已将近一个月，每天学一点美国话。我的东家把我们招往这个大陆东端的种植园的计划已经落空。他的事业遭到挫败，不得不把我们全部解散，只是让我们签字画押保证偿还他垫付的船费。我们必须把在这里挣得的头几个月的工资偿还他。他说每位六十美元。
我们到达这里才两个星期，就这样被打发了。在此之前，我们大家一直挤在一间小屋里等候消息。这以后，我只得自己迈开双脚碰运气了。我开始在异乡客地过陌生人的生活，无亲无友，分文不名，只有这身上穿着的一身衣服。在这儿的世界，我这方面没有任何有利条件——没有一个，除了身体硬朗，另外，不必费时或费心看管我的行李。不、不，我忘了。我想起较之寄居别国的难民，我有一个特殊的有利条件——我是在美国！我是在老天爷为尘世间受压迫的落难之人安置的庇难所！
正当这个令人宽慰的念头掠过我脑子的时候，一帮青年放出一条凶狗朝我扑来。我尽力抵挡，但招架不住。我退到一座大门关着的门道里；在那里，这条狗完全控制了我，咬我的喉咙、面孔以及我身体的一切裸露部分。我大声呼救，但这帮青年只是取笑逗乐。两个穿灰制服的人（他们的官衔是警察）朝我望了两眼，懒洋洋地走开了。但是，有个人拦住了他们，把他们领了回来，说见难不救是一种耻辱。于是，这两个警察用短棍打跑了那条狗。尽管我当时从头到脚衣衫稀烂，鲜血淋漓，但摆脱了那条狗毕竟令我欣慰。领回警察的那个人责问这些青年为什么要那样欺侮我，而这些青年希望他不要多管闲事。他们对他说：“这些中国魔鬼到美国来，从我们高贵聪明的白人嘴里夺取面包，当我们起而保卫自己的权利时，却有人还要大惊小怪。”
他们开始威胁我的恩人，而他看到这时聚拢过来的面孔都不怀善意，只得自管自走开了。当他离开时，还挨了不少诅咒。这时警察通知我，我已被逮捕，必须跟他们走。我问其中一个警察，我对谁犯了什么罪，要遭到逮捕，他只是用短棍揍我，命令我“闭上狗嘴”。这时已有一群取笑起哄的街头顽童和二流子跟在我后面，我被带到一条小巷，送进一座石头铺路的监狱；沿着它的一边有一长排牢房，都上着铁门。我站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后面的一个人在一块石板上写下一些关于我的事。逮捕我的一个警察说：“记下这个中国人的罪状是扰乱社会治安。”
我想张口说话，但他说：“闭嘴！你现在最好老实点，我的伙计！你他妈的傲慢无礼已经有两三次了。在这里容不得你顶嘴。现在该是你冷静的时候，如果你还不安分，我们倒要看看是不是拿你没办法。你叫什么名字？”
“艾送喜。”
“别名什么？”
我说我不明白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知道我的真名，因为他猜想我这个名字是上次偷了小鸡之后换了的。说完，他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他们搜我的身。当然，搜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看来十分光火，问我打算请谁“保释或付罚款”。他们向我解释这些事情时，我说我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取保或付罚款？他们两个踢我，警告我说，懂点规矩对我有好处。我顶嘴说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于是他们中的一个把我拉到一边，说：“喂，伙计，放聪明点，跟我们装傻充楞是全然没用的。你要知道，我们这是在办公事。你尽快给我们弄到五块钱，你就立即可以摆脱数不清的麻烦。少于五块办不到。你有哪些朋友？”
我告诉他，我在全美国没有一个朋友，我远离家乡，走投无路，穷得可怜。我乞求他们放了我。
他一把揪住我的衣领，使劲地又拉又推，把我拖到监狱，打开一扇铁牢门，一脚把我踢了进去，说：“你就呆在里面发霉吧，你这个外国畜生，叫你明白美国没有你这种家伙、你们这种民族呆的地方。”
艾送喜
一八××年于旧金山
坏孩子的故事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商振永
从前有个坏孩子，名叫吉姆——不过，如果你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在你的主日学校课本里，几乎所有的坏孩子都叫詹姆斯。虽说奇怪，而事实如此，这一位就叫吉姆。
吉姆也没有一位生病的母亲——也就是他没有一位笃信上帝、身患肺病，倘若不是爱子情深、惟恐自己一死儿子遭人冷落，而宁愿躺进坟墓安息的母亲。然而，主日学校课本里的坏孩子大都叫詹姆斯，并且都有一位生病的母亲。她们都教自己的儿子学说“我要躺下睡觉”等等，都用温柔凄婉的歌声哄孩子入睡，与他们吻别，然后跪在床边流泪。可是，这个小家伙情况不同。他名叫吉姆，他的母亲安然无恙——没生肺病，也没有别的毛病。她不但不虚弱，而且挺健壮，也不敬重上帝；此外，她对吉姆毫无疼爱之情。她常说，即便吉姆折断脖子，对她也没有多大的损害。她总是用打屁股的办法催吉姆睡觉，从来不与他吻别；相反，她要离家的时候，还要赏他几个耳光。
一次，这个吉姆偷出厨房的钥匙，悄悄地溜进厨房，偷吃了果酱，随后又把果酱瓶子装满焦油沥青，好让他母亲看不出破绽；吉姆并没有顿生恐惧，也不觉得仿佛有什么声音悄然对他说，“不听妈妈的话对吗？这么做不是罪过吗？坏孩子们偷吞了自己善良母亲的果酱之后有什么报应呢？”吉姆也没有独自跪倒在地，保证今后不再作恶，然后轻松愉快地站起身来，对母亲告以实情，请求宽恕。而母亲则是泪流满面，满怀欣慰感激之情向他祝福。不。这是课本中其他坏孩子的情况；至于吉姆，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说怪不！吉姆偷吃了果酱，还粗俗下流地说真棒；他把焦油沥青装进果酱瓶，也说真棒，还哈哈大笑，说那老太婆发现之后，“必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哼哼呀呀地说不出话来”；后来母亲果然发现了，但他矢口否认，硬说不知道，结果挨了一顿臭揍，泪流满面的竟是他自己。吉姆什么事都干得稀奇，与课本上的詹姆斯们迥然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场主阿科恩的苹果树上偷苹果。可是，树枝没有折断，他既没从树上跌下来摔断胳臂，也没有被农场主的大狗咬伤，尔后也没有卧床数周，闭门思过，从此变好。总之，绝没有那回事；吉姆偷够了苹果之后，安然爬下树来；对那条大狗，也早有准备，那条狗一扑过来，他一砖头扔过去，正好击中了它。说也奇怪——这类事情那些文雅的小书里从未写过，那些小书封面上都印着大理石花纹，里面画着一些身穿燕尾服和短腿的马裤、头戴响铃礼帽的男人和腋下夹着无裙环衣裳的女人。吉姆遇到的这种情况，任何一部主日学校的课本都没写过。
有一次，吉姆偷了老师的铅笔刀，但又害怕老师发现了会受到惩罚，于是便把小刀偷偷地塞进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乔治是可怜的威尔逊寡妇的儿子，他的品行端正，被公认为村上的好孩子。乔治对母亲的教诲从不违拗，一向诚实，而且勤敏好学，他对主日学校尤为崇信。可是，后来那把小刀竟从帽子里掉了出来，可怜的乔治耷拉着脑袋，羞得无地自容，好像真的自认有罪。而那位伤心的老师认定小刀是他偷的。当老师举起细软的鞭子，准备抽打他那发抖的双肩时，那位纯属杜撰的白发地方治安官并没有突然出现，更没有神气十足地说道：“饶恕这位品德高尚的孩子吧——罪犯正站在那儿发抖呢！休息时间，我正好从校门口路过。虽然没人看到我，而我却看到了偷窃的人！”因此乔治没有挨打，那位可敬的地方治安官也没有给感激涕零的向师生们布道，然后牵着乔治的手，说他这样的孩子值得称赞，领走乔治跟他同住，让他打扫办公室，生火，跑差，劈柴，学法律，帮他内助料理家务，工余时间尽情玩耍，每月领取四角钱的报酬，自行其乐。不；书上会这样写的，但吉姆遇到的却不是这样。那个老不死的法官没有插进来制造麻烦，结果，模范孩子乔治挨了一顿臭揍，吉姆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你知道，吉姆恨透了那些模范孩子。吉姆说，他“最瞧不起这些娘娘腔。”这就是那个没教养的坏孩子吉姆所使用的粗俗语言。
但是，发生在吉姆身上奇而又奇的一桩事是：他在一个礼拜天去划船，并没有被淹死①。又一个礼拜天他去钓鱼，虽然遇上了暴风雨，却没有遭雷击，嗨，您不妨翻查主日学校的全部图书，从头至尾，反复阅读，直至下一个圣诞节，您也绝不会发现这种事情。啊，绝对不会；相反，您会发现，所有在礼拜天划船的坏孩子没有一个不淹死的，所有在礼拜天钓鱼又遇上暴风雨的坏孩子都遭雷击。礼拜天载有坏孩子的船只总是翻底，安息日坏孩子去钓鱼定有暴风雨。吉姆为什么总是能避开这些灾难，我也说不清个中的缘由。
①指星期日应该去教堂做礼拜。
吉姆的活动有符咒庇佑——准是有符咒庇佑。任何事儿都伤害不着他。他游动物园时甚至把一捆烟叶塞给大象，那大象也没有甩开长鼻敲碎他的脑壳。他翻遍食厨，却从来没有把硝酸错当成薄荷饮料喝进肚里。在安息日，他偷了父亲的枪出去打猎，也没有崩掉三四个指头。他一时气急，揍在小妹的太阳穴上，小妹也没有头痛不止，过夏就死，临终留下宽恕温柔的话语，令他破碎的心灵倍感痛苦。不；她居然复原了。最后，吉姆终于离家出走，浪迹海洋。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景况凄凉、孤苦无助，也没见他亲人长眠于安静的教堂墓地，那座他童年时期墙上爬满青藤的房屋也没有倒塌。啊，不；他跟个浪人似的，喝得酩酊大醉，没进家门就进了警察局。
吉姆成年之后结婚成家，后来又有了许多儿女。一天晚上，他突然抡起板斧砸碎了全家人的脑袋。吉姆采用各种流氓手段，欺诈坑骗而发了大财；现在他横行乡里，成了心毒手狠的坏蛋，然而却受人敬重，选入议会。
诸位请看，主日学校的课本中可从来没有哪一个坏詹姆斯，能像这位有符咒庇佑、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走运，这样称心如意的。
大宗牛肉合同的事件始末
作者：马克·吐温
译者：叶冬心
不管它对我的关系是多么微不足道吧，但是我仍想尽可能简短地向全国人说明这件事里究竟有我什么份儿，因为这件事曾经引起公众的注意，激起很大的反感，以至两大州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歪曲事实的报道和偏激夸大的评论。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在以下的简介中，每一件事都可以用中央政府的档案充分地予以证实——这件不幸的事是这样引起的：
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30大桶的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①。
①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1820-1891）：美国陆军司令官，1864年从查塔努加出发，进行著名的“长征”，沿途与印第安人激战，终于抵达亚特兰大；后又开始“向大海进军”，经过南卡罗来纳等州。
多么好的一笔买卖。
他带着牛肉去找谢尔曼，但是，等他赶到华盛顿，谢尔曼已经去马纳萨斯；于是他又装好了牛肉，跟踪到那里，可是到达那里已经晚了；于是他又跟踪谢尔曼去纳什维尔，然后从纳什维尔去查塔努加，再从查塔努加去亚特兰大——然而，他始终没能追赶上。他从亚特兰大再一次整装出发，紧沿着谢尔曼的路线直趋海滨。这一次他又迟到了几天；但是，听说谢尔曼准备乘“贵格城”号去圣地旅行，他就乘了一艘开往贝鲁特的轮船，打算超过前一艘轮船。当他带着牛肉抵达耶路撒冷时，他获悉谢尔曼并没乘“贵格城”号出航，而是到大草原去打印第安人了。他回到美国，向落基山进发。在大草原上历尽艰辛，走了68天，离谢尔曼的大本营只4英里地，他被印第安人用战斧劈死，剥去头皮，牛肉也被印第安人抢走了。他们抢走了几乎所有的牛肉，只丢下其中的一桶。谢尔曼的军队截下了那一桶牛肉；所以，那位勇敢的航海者虽然自己身死，但仍旧部份履行了他的合同。在一份以日记形式写的遗嘱中，他将那份合同传给了他的儿子巴塞洛缨·W。巴塞洛缨开列了以下的账单，随后就死了：
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尊账应偿付新泽西州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以
下各项费用：
谢尔曼将军定购牛肉30大桶
每桶售价100元 3000元
旅费与运输费 14000元
共计 17000元
收款人：
他虽然去世，但是死前已把合同留给了威廉小·J·马丁，马丁设法收回账款，可是这件事还没办妥，已经与世长辞。他把合同留给了巴克·J·艾伦，艾伦也试图收回那笔账款。他没能活到把钱弄到手就死了。他把合同留给了安森·G·罗杰斯，罗杰斯企图收回那笔账款，他层层申请，已经接近第九审计官的办公室，但是这时候对万物一视同仁的死神没经召唤就突然来到，把他也勾去了。他将单据留给了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文詹斯·霍普金斯的亲戚，霍普金斯此后只活了四星期零两天，但创造了最快的纪录，因为他在此期间已经差点儿接近第12审计官。他在遗嘱中把那份合同赠给了一位名叫“哦一寻乐吧”·约翰逊的舅父。但是，他虽然会寻乐，也经不起操那份心。他临终时说的是：“别再为我哭——我可是情愿走了。”于是他真的走了，瞧这个可怜的人儿。此后继承那份合同的共有七个，但是他们一个个都死了。所以它最后落到了我手里。它是由一个印第安纳州名叫哈伯德（伯利恒·哈伯德）的亲戚传到我手里的。这人长期以来一直对我怀恨在心，可是，到了弥留的时候，他却把我唤了去，宽恕了我过去的一切，垂着泪把那份合同交给了我。
以上是我继承这笔遗产前的一段历史。现在我要将本人与此事有关的细节直接向全国人一一交代。我拿了这份牛肉合同和旅费运费单去见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他说：“怎么，先生，有什么事我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我说：“阁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以总数为三十大桶牛肉供应给谢尔曼将军……”
他听到这里就拦住了我，叫我离开他那儿——态度是和蔼的，但也是坚决的。第二天，我去拜会国务卿。
他说：“什么事呀，先生？”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好啦，先生——好啦；本部门不管你什么牛肉合同。”
他把我请了出去。我把这件事通盘考虑了一下，最后，第二天，我去拜访海军部长，他说：“有话快谈吧，先生；别叫我尽等着。”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10月10日，新泽西州希芒县鹿特丹区已故的约翰·威尔逊·麦肯齐和中央政府订立了一份合同，议定向谢尔曼将军供应总数为三十大桶的牛肉……”
可不是，我只来得及说到这儿。他也不管给谢尔曼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我开始心里嘀咕：瞧这政府可有些古怪呀，它有点儿像是要赖了那笔牛肉账哩。第二天，我又去见内政部长。
我说：“殿下，大约在1861年Ic月10日……”
“够啦，先生。我以前已经听说过您了。去吧，拿了您这份肮脏的牛肉合同离开这儿吧。内政部根本不管陆军的粮饷。”
我离开了那儿。可是这一来我恼火了。我说，我要把他们纠缠得没法安身；我要搅乱这个不讲公道的政府的每一个部门，一直闹到有关合同的事获得解决为止。要不就是我收齐了这笔账款，要不就是我自己倒下，像以前的一些人办交涉的时候倒下了为止。此后我进攻邮政部长；我围困农业部；我给众议院议长打了埋伏。他们都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于是我向专利局进军。
我说：“尊严的阁下大人，大约在……”
“天杀的！你终于把你那份火烧不光的牛肉合同带到这儿来了吗？我们根本不管给陆军订立的牛肉合同，亲爱的先生。”
“哦，这完全没关系——可是，总得有一个人出来偿付那笔牛肉账呀。再说，你们现在就得偿付，否则我就要没收了这个老专利局，包括它里面所有的东西。”
“可是，亲爱的先生……”
“不管怎样，先生。我认为专利局必须对那批牛肉负责；再说，负责也罢，不负责也罢，专利局必须付清这笔账。”
这里就不必再谈那些细节了。结果是双方动了武。专利局打了一场胜仗。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件对我有利的事情。他们告诉我，财政部才是我应当去的地方。于是我去到那里。我等候了两个半小时，后来他们让我进去看第一财政大臣。①
①以下官职与部门等俱系玩笑的称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