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会成为赖莎·戈尔巴乔娃。”柳德米拉重申道，言下之意是她不打算参与政治，她有自己的风格。
似乎，作为一名克格勃特工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习惯让自己不引人注目。据说她的性格却非常刚毅，好发号施令，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只是更容易受挫折。她对占星术和占星图非常着迷，在评价人时，一定非常注意那人出生时有什么征兆。
德国妇女伊莲·皮奇是“联邦德国一苏联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的妻子，她透露了一些普京夫妇私人生活的真实情况。
彼得堡市副市长的妻子柳德米拉·普京娜是皮奇的一个俄罗斯朋友。皮奇写的《令人感兴趣的友谊》一书现已翻译成俄语。
年普京娜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她被送往医院。应普京的请求，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尤里·列昂尼德·舍甫琴科过问了此事。他派出自己的外科医生并把柳德米拉接到自己的医院。她的脊椎骨做了手术，随后又发现她昀颅骨底部骨折。优秀的外科医生救了她的命。她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
伊莲·皮奇这样写道：“出院后，德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出钱让柳德米拉到德国的疗养胜地——巴特洪堡的一家克里姆林宫的主人Il从叶刹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诊所进行治疗。”
而尤里·舍甫琴科后来当上了俄罗斯卫生部部长。
后来成为普京妻子的柳德米拉·什克列布涅娃在加里宁格勒长大，喜欢在地区少年官的戏剧小组里表演节目，经常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上朗诵诗歌。她梦想当一名演员，却上了加里宁技术学院，但她大学二年级就辍学，当上了一名空中小姐。尽管收入不多，但她生活得很愉快。
柳德米拉对伊莲·皮奇说：“当我做空中小姐的时候，我们决定把夹肉面包带上飞机，卖给那些因飞机起飞太早而来不及吃早餐的乘客。我们在家里制作夹肉面包。这一想法非常成功，所有的人都很满意。乘客可以在飞机上吃点东西，我们挣得也不少。但是机长却禁止一切……”
有一次柳德米拉与女伴一起去列宁格勒，并在阿尔卡季·拉伊金（苏联时期著名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译者注）的演出上认识了普京。作为特工的普京当时能够买到任何一家剧院的戏票。他告诉柳德米拉自己在刑侦局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的确有民警证件。
柳德米拉很快就认定，瓦洛佳·普京正是她所需要的那个人。于是，柳德米拉从加里宁格勒飞到列宁格勒与普京约会。
他们的罗曼史持续了半年后，普京决定向她求婚。普京结婚非常晚，局里的干部处大概都斜着眼睛看他——因为在克格勃里不喜欢荜身汉。如果没有家庭就意味着不可靠。没有妻子就不能派到国外出差。在丈夫的影响下，柳德米拉搬到列宁格勒，并进入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速成班。
普京的岳母叶卡捷琳娜·吉洪诺娃是公共汽车售票员。
岳父亚历山大·阿夫拉莫维奇在加里宁格勒机械修理厂工作。
柳德米拉与父母的关系似乎十分复杂。她说，母亲过于挑剔，父亲又总是与好友在一起喝酒，之后，她总要洗摞得像小山一般高的盘子。因此当丈夫强迫她早起给他做早饭时，家庭生活由的总统她就非常生气。晚上，普京也喜欢陪朋友们一起聊天，有时聊得很晚，有时半夜要给他们端上几个下酒的小菜，随后又要不停地洗餐具。
结婚前几年，特别是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后，柳德米拉·普京娜过得很不愉快。没有人帮她。她把自己的家庭经历告诉了奥列格·布洛茨基。大女儿出生后，普京就开始长期出差，而年轻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由于他从来不带孩子，不买食品，不做早饭、午饭和晚饭，所以在他走后我甚至感觉轻松了，因为出院后，我要照顾丈夫和孩子两个人，但现在只有玛莎留在我身边。而且，就这一个当然负担也非常沉重：玛莎、襁褓、不停地洗洗涮涮、按时喂奶、考试、复习提纲，又是玛莎，大学，又是襁褓和商店”。
年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与在德累斯顿工作的丈夫搬到了一起，“您想想，我怀着七个月的卡佳，一手抱着玛莎，另一手提着一袋食品往六层楼爬。住在二楼的一对夫妻从家里出来时，看到我正在吃力地往上走。那场面简直是一场哑剧。那位丈夫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最后也只能叹口气说：‘柳达，你怎么这么能干？！’随后他接过玛莎和袋子，把我们送上六楼。但这是惟一的一次。像这样的历程我每天至少要走三次。后来我才知道，邻居几次对我丈夫说：‘瓦洛住，应该帮帮你妻子，应该帮帮，瓦洛佳！”’
在与自己的德国女友讲述自己的丈夫时，柳德米拉把他称为“吸血僵尸”。后来她也明白了柳德米拉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更加幽默，有时表现得非常机智，他比柳德米拉容易被逗笑。一般，柳德米拉听不懂他讲的笑话。他讲的笑话总要过了很长时间她才能发笑。她经常感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她感觉全身的力量都用尽了。”
不过，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知道，丈夫给她创造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一次女友带她去汉堡看歌剧。坐在观众大克里姆林言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厅里，柳德米拉自豪地说：“我更喜欢坐在沙皇的包厢里。”
普京有两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和玛丽娅，两个孩子的名字都是为了表示对祖母的尊敬而起的。据说，两个女孩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普京不相信本国的教育，非常有远见地把两个孩子送到在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学校。德国孩子们十分奇怪，俄国的学生是由司机开着高级轿车送来的。
普京家里养着三只狗：两只鬈毛狗——托夏和罗杰奥，一只拉长石狗——科尼，它是普京的狗。据说，在总统的新座机中已为爱犬预留了位置。柳德米拉·普京娜在采访时，把自己的狗亲呢地称做“姑娘们”。
在彼得堡，柳德米拉曾经当过精品服饰店的经理，但她很快就明白，商店雇她是因为她丈夫。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她进了一家彼得堡公司开的分支机构。现在，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已经不再工作了，而她的妹妹像以前一样仍是一名空中小姐。
当普京在总统办公厅工作时，柳德米拉曾邀请自己的德国女友到莫斯科玩。她住在普京在阿尔罕格尔斯克的办公别墅里。
女客人非常喜欢会逗人开心又有魅力的普京。
“我被他那双略微斜向威士忌酒杯的眼睛所震惊了，那是一双长在颧骨分明的苍白脸上的眼睛，就好像两只独立生活的野兽，饥肠辘辘地盯着自己的猎物……我本人没右感到丝毫的恐惧，我不难想像，当他在秘密机关工作时某个人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这是德国来的女客人第一次见到这位克格勃高等学校毕业的学生，她不知道，所有要成为特工的人都会被培养成用这种眼神看人。因为教官是同一个人，因此特工们看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这个学校的毕业生都会发出这种职业目光。
普京对皮奇说，必须要与在历史和文化上都与俄罗斯接当代饿罗新社会纪宴，书近的欧洲进行合作。他勾勒了俄罗斯式的德国社会民主模式。应该知道，在普京的家里，对亚洲的爱远不如像对欧洲那么强烈。
柳德米拉·普京娜非常喜欢出国旅行，尽管国家公务人员的工资不高，普京还是使她得到了满足：法国、瑞士、奥地利，如果普京很忙，柳德米拉就带着孩子们去。在国外她感到自信，还租汽车进行游览。
即使是1998年夏，当普京被任命为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柳德米拉还是带着孩子到法国南部休假，在那里她给自己在德国的女友通了一次电话。
“糟糕极了！”她抱怨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他向我发过誓绝不再回克格勃。当时我还觉得，他对一切都过去了感到高兴……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简直是可怕的囚禁！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能想跟谁说什么就说什么……要知道我刚刚才开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你无法想像，我过去过的是何等噩梦般的日子……”
总统与教堂被任命为总理后，普京就经常去拜访大牧首。公众很快就知道，普京是麻雀山上日沃纳恰利纳娅三位一体大教堂的教民。与叶利钦不同，他让十字架保佑自己，他也懂得教堂里的礼仪。
年12月31日，阿列克谢二世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布道台上呼吁：“祈祷上帝支持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但是普京却尽量不与外国记者谈论自己的信仰。他说：
“我不想展开这个话题，因为我认为，这是件非常私人的事情。
我认为，这一话题不应被政治目的所利用。”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刘普京的权力战略关于普京的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已传开，讲的是圣彼得堡郊外的一所别墅发生了大火，在火后的废墟里普京找寻的只是贴身带的十字架。他知道，只有东正教的精神价值才是不朽的。不知道，他是怎样开始信教的，是否读过严肃的宗教书籍，是否能深刻领会繁复的宗教问题，是否对到教堂礼拜并与神父交谈而感到满足。
自1917年以来，普京是俄罗斯第一个承认自己信教的国家元首。一些人对此感到高兴，另一些人则对此感到担忧。
信仰是私人的事情。在现在的俄罗斯，教会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政治角色，因此教会与当局的关系非常重要。
在叶利钦时代，教会感到满意的是对其关税和税收上的优惠，东正教会因此在进口烟草和酒类的买卖上挣不少钱。
在普京时代，教会希望影响社会政治生活。有人对此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只有信仰可以团结民众，而另外一些人表示反对，他们指出，俄罗斯是一个世俗的国家。
但事情还不仅在于，俄罗斯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所有给予东正教的优惠都会引起其他宗教，首先是人数众多的穆斯林的愤怒。而且在世俗的国家里，教会本身对政权的影响应该受到限制。因为这种影响既不是上帝的，也不是宗教的，而是具体某些有世俗目的的主教们的。主教们所持的观点都非常保守，化们的目的往往与社会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
报纸披露了普京的神甫的名字，他就是奉献节修道院院长吉洪（舍夫昆诺夫）修士。他对此并没有否认。2001年月，普京动身前往希腊访问前，吉洪修士对雅典的《圣咏报》
说，普京曾经到教堂找过他，因为这座教堂就位于大卢比扬卡，距离他以前在克格勃工作的地方不远。
“当总统在瓦拉姆修道院时，”普京的神甫说，“他在一次谈话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没有宗教就没有俄罗斯。在俄罗斯当前的复兴中，东正教会将起到特殊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根第廿八童家庭生活由的总统就是东正教。”
吉洪修士的观点远非是自由的。他说：“今天的俄罗斯处在两大危险之间：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和美国企图实现全面霸权的可怕野心……所谓的民主往往不知不觉地被横行霸道所代替。西方生活中最肮脏的东西就露在表面，对年轻人起着腐蚀的作用……吉洪是《俄罗斯之家》杂志的编辑，这份杂志与莫斯科电视台上的一个王牌节目在风格上十分相似。与吉洪一起进入杂志编辑部的还有国家安全部门的将军尼古拉·列昂尼德。
电视节目和杂志都是靠银行家谢尔盖·普加乔夫支持的，普加乔夫现已成为联邦委员会议员，被认为是与总统关系紧密的人。
吉洪神父与普京之间实际的关系怎样，这位修士对总统的影响力如何都不得而知。显然，某些势力很高兴地看到吉洪神父与总统接近，至少给人的印象是，这种亲近关系存在。
教会成功地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财政优惠，教会还特别坚持不仅要对宗教组织完全免税，而且还要对给其带来丰厚利润的商业企业免税。光看一看那些为教会挣钱的人所开的豪华轿车就足够了。
遗憾的是，教会却没有以身作则地促进社会的团结与统一，而是恰恰相反。
许多个世纪以前，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
至今他们之间的分歧仍未消弥。许多从事神学研究的人不明白，为什幺基督教内部的长期争吵仍在进行。
如果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但为什么要在不同的教堂里祈祷呢？为什么基督教会之间彼此的关系，说得轻松点，不友好呢？
也有人试图让所有的基督教徒彼此接近，消除彼此间的分歧。这种宗教对话运动被称为“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现代的神学家们说，任何宗教不能容忍的都是罪过，无法容忍任何会破坏宗教的事情。每一名信徒可以自己决定对待耶稣的态度，而不能把别的东西强加给他。甚至现在有人说，宗教不是有几种信仰，有几个教会就有几种宗教，而是有多少信徒就有多少种宗教。
实际上，教会之间并不急于走向和解。例如，一些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主教认为“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是异端邪说。他们认为，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信仰，不能将其混淆。
于是，多少年过去了，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仍未与天主教罗马教皇保罗二世举行会晤。这是两大教会之间的会晤，他们早在1054年就分手了，至今快1000年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最高会议认为与罗马教皇的会晤不合时宜，主要原因是天主教的传教士目前仍在俄罗斯境内传教。俄罗斯东正教会非常担心，其他教会也会派一些能力很强的传教使者来俄罗斯，国内会有许多人听从这些人的召唤。
不同教会和宗教间的永世争吵会结束吗？似乎不会。他们之间关于谁的信仰更高，谁更正确的争论实际上更多地带有争权夺利的色彩。
因此，对“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的态度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不接受“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一般表现为努力地脱离世界。这是一种排外觋象，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恐惧。
当然，不同教会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也存在着各自狭隘的利益。教会机构关心的是自己的福利，不会慷慨大方地减少自己的优惠和特权。如果不在上帝那里，就在国家那里。
普京的妻子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芙娜也说自己信教（她与丈夫大概一个月去一次教堂）。当谈到东正教在俄罗斯中的巨大作用时，她说：“宗教将成为人们团结起来的开始。”
“事实上，我一直信教。”柳德米拉·普京娜有一次说，“只是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信教。”
国歌事件当选总统不久，《消息报》就对普京进行了采访。此次采访给《消息报》工作人员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普京确实认为，国家有些松散，不妨把国家的民众稍微地“整顿”一下。有意思的是，总统的这些话没有引起记者们的担忧和反驳。
然而，有人认为，普京上台后就会残酷地整顿秩序并开始大规模清洗，这种推测没有得到证实，至少现在没有。
普京当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完全不想回到过去的苏联时代。他充分认识到发达国家的优势。他也不属于右派。据说，即使与普京共同工作过多年的人也不完全了解他：他从不吐露心声，是一个自在之物。但不能如此简单地分析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观点。很有可能，他还没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体系。他任何时候都未必会使自己陷入这种复杂的抽象思维里。在谈到自己时，他几乎没有谈过他所读过的书（除了瓦季姆·科热夫尼科夫所著《盾与剑》）。
如果他以某种形式参加到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去，那么主要是因为他已胸有成竹。于是就发生了俄罗斯国歌事件。
总统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集中精力去创造，我们不要分裂社会。但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关于国歌的既不愉快又没有必要的辩论呢？
总统借口大多数人都希望保留苏联时期由苏联人民演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少将作曲的国歌。
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只是真理的一部分。事实上，任何社会调查反映的观点是十分分散的。这就说明，社会并没有一致的观点。假设40%、50%甚至是60%的民众赞成采用亚历山德罗夫作曲的国歌，那么其他人的意见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Jf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总统跟所有的老一代的人一样，受的是党章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的教育，这个原则被称为是民主集中制，并使国家走向独裁专制。真正的民主一定要考虑到少数人的意见。而且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是全民的总统，而不仅仅是那些赞成他观点的人的总统。
我这一代人以及更老一些的人都习惯于这个旋律。确实是这样，但只要过十年，由于自然规律的原因，支持老国歌的人就会成为少数。我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打开了一本写于苏联时代的小说，他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被叫到州委会，在那里给他以记入档案的严厉警告处分。”这对于我的儿子来说，简直是一头雾水。他根本不可能知道，对于一个生活在苏联时代的人来说，这样的说法（记人档案的党内严重警告）包含了什么样的悲剧性含义。如果明天亚历山德罗夫的国歌未被通过，那么人们会很快忘记它。
我出生在赫鲁晓夫时代，亚历山德罗夫的国歌能激发我怀旧的情感。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在于，出于原则和道义上的考虑，这首国歌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对他们来说，国歌与加加林的太空飞行无关，却与古拉格里杀人的枪声紧密相连（亚历山德罗夫的国歌响起好像是对他们的嘲笑），与苏联末期有损国家尊严的停滞现象联系起来。
这垦讲的不是一小部分人。如果这些人很少的话，那么在克里姆林宫里开会仍是政治局，普京也不会当上总统，他可能还在苏联克格勃第一总局当特工……如果有很多人反对把列宁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那么现在就不要做这件事，把事情搁置下来，到以后再作决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你今天过生日，而邻居办葬礼。当然，你可以尽情作乐，请来客人，喝香槟，说我有权这样做。但是理智的人却不会这样做。在周围的人悲伤的时候，不应该热闹地消遣作乐。
用简单的话来说，能够理解和注意他人的感觉可以称为道义精神，用更加正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的智慧。但是普京强硬地决定：保留苏联时期的国歌。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他的性格。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他从不公开表明自己的打算，人们往往不清楚，为什么国家机器要勇往直前地达到某一个目标。
指针倒转我们民族精神历史的特点在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分子阶层”等概念一成不变地保留着公开的蔑视意味。其实，早就应该停止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但在这里一切都没有改变。
真正的知识分子出于其本性喜欢进行批评，努力去怀疑多数人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就注定了知识分子与当局之间的冲突。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义务成为异端，逆潮流而上，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与公认的观点作对，为那些被侮辱的人们申诉。
因此在我们的历史上，知识分子常常被扣上各种帽子：反爱国主义分子、世界主义者、叛徒和家族的亵渎者。
这种情况由来已久。1905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被镇压后，马克西姆·高尔基环游全世界呼吁不要向沙皇政府贷款。
这就被某些人认为是极端地不爱国。
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做呢？
有两种行为方式。其一，坚决地抗议反对当局的愚蠢、有害和犯罪的行为，例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就是这样做的。其二，努力在政权内部对其发挥影响，制止当局为所欲为。这样做的有《新世界》的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和经常撰写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克里姆林富的主人f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而且每一次都能达到一些自己目的的彼得·卡皮察院士。
究竟哪一种方式更正确呢？
例如，特瓦尔多夫斯基在苏共中央和新闻检查面前总是十分恭顺，但他却能够把《新世界》杂志变成自由思想的阵地。
卡皮察院士利用自己的威望帮助了许多人，他把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列夫·兰道救出监狱。
他们只能被迫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且要通过自己的合作彰显当局的威望。他们因此受到指责。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认为，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当局妥协是有害的。萨哈罗夫甚至这样说，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能保持沉默。
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为抗议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因为即使是稍微表达不满都会使自己失去某些特权：
不允许出国，不被授予周年纪念勋章。
首先，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依靠其在世界上的名望可以做许多事情。名望对他们来说成为相应的保护伞。
后来他们一个被赶出国，另一个被流放。
当有人问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他为什么要在苏联中央机关起草的那些卑鄙的集体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时，他冷淡地回答说：“我害怕！”但不少人直接承认，他们缺乏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所必须的公民的勇气。
像核武器的主要制造者之一，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获得者尤里·哈里顿达样的人，可以做许多影响当局的事情，可以拯救许多无辜蒙冤的人，但是他却不想这样做。他认为他的工作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他不能想像，当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失去了尊严和荣誉时会怎样。
其次，有一些人从心底里不喜欢持不同政见的人，认为他们是国家的破坏者。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产党籍的国家杜马议员若列斯·阿尔费罗夫不仅不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反而力图使自己所在的列宁格勒学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科家庭生活的总统学院院长姆斯季拉夫·克尔德什强迫院士们在声讨萨哈罗夫的公开信上签名。
最后，那些为了自己的原则不惜一切去冒险的人们的存在，使第三类人感到十分兴奋。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无力去为了原则冒险，但揭发那些能够进行勇敢行为的人们对他们在心理上是很重要的。这是精神上自保的本能。
’哲学家康斯坦丁·列昂齐季夫曾经说过，在俄罗斯遇到崇高的人要比遇到绝对正派的人容易。遇到绝对正派的人会令人不知所措，甚至愤怒。
据说，如果许多人早就知道苏联体系会垮台，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为人所知，他们就不会在一些集体告密信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不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蚍蜉撼大树”，索尔仁尼琴曾经这样比喻自己试图与国家机器的对抗。与橡树的任何一次碰撞小牛都会感觉不舒服。只有不多的人下决心去碰撞，例如著名的人权保卫者、国家杜马议员谢尔盖·阿达莫维奇·科瓦廖夫。他属于罕见的大公无私的那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与主流观点相左，而且从不担心自己个人的命运。但是这样的人多不多呢？能否要求某人具有类似的不妥协的精神呢？
在对国家机关表示不满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孤独的。
大多数人对当局能再次掌控社会表示满意。充分自由的年代根本没有给许多人带来幸福。
耍自己解决所有问题是无法承受的。以前人们知道，明天会怎样，可以预测十年后会怎样。突然要他自己去考虑明天该怎样生活，对此他还不习惯。并不是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年人）都能够学会这样做。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f1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社会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例如，2001年初进行的全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77%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安全局对国家来说是必需的部门。可以说，时代的精神本身也在改变。人们再也不想进行激进的变革。
他们反对革命和革命家。
“对于革命来说，”前副总理叶夫根尼·亚辛在接受《新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其特点是混乱、国家虚弱、由于国家内部无秩序导致的全体国民的不满。
“因此早晚都要开始革命后的稳定过程。这个过程在叶利钦时代就已经开始。不管怎样，这一进程是不可避免的。
在政治稳定的过程中一些过火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后的稳定进程是由拿破仑完成的，英国革命后是由克伦威尔完成的，十月革命后是由斯大林完成的。但我希望，现在的俄罗斯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也是人的本性所在：经历了一切苦难后，经历了大风大浪后，希望平静。
年12月20日，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
采访时说，有人企图把进入政权机关的前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妖魔化”。
一些曾在国家安全机关里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出现在老广场、克里姆林宫和其他许多地区，对于向俄罗斯的管理层注入“新鲜血液”是十分必要的，能够尽力发挥这些负责任的、有组织性的、在任何情沉下都保持了为国家服务精神的人们的潜力。他们不是优柔寡断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强硬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知晓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回到过去，国家必须在自由的价值观和传统的价值观合理结合的基础上发展。
不是很清楚，帕特鲁舍夫所说的传统价值观指的是什么呢？如果是指卢比扬卡的传统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与自由观点，与人权，甚至是与正常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
一些人说，国家经过长期的自由放任后需要严厉的措施，需要整顿秩序，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卢比扬卡出身的人。关键是他们不要做得太过火。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即这些卢比扬卡出身的人一定会做得过火，历史发展的指针在一定意义上要倒转，加强政权必然会导致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丧失。俄罗斯著名的历史学家瓦西里·克留切夫斯基曾经说过，当国家变强大了，人民也就变虚弱了。
普京表现出两种显著的才能：成为其他决策人的自己人以及善于与民众交谈。虽然他的讲话不是说给知识分子们听的，但他却善于向自己主要的选民发表讲话。
一位专家注意到，如果相信大众传媒，那么普京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人——就像是阿列克谢·巴塔洛夫在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所扮演的那个钳工知识分子高沙。
著名作家鲍里斯·斯特鲁加茨基在接受《新报纸》采访时说：“在大多数人眼里，普京是最后的希望：工资可以按时发放而且还会增加，退休金不会低于平均水平，窃贼会被关进监狱，晚上走在大街上不用害怕什么，俄罗斯作为一个疆国正在复兴……这是数百万人的最后希望，他们已不再相信共产党人、民主派力量，不再相信里诺夫斯基分子和久加诺夫分子们，不再相信其他所有的人。只剩最后的希望——拥有一个善良的沙皇，一个善良、有力、专制和理智的沙皇。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普京身上……“他是一个年轻、精力充沛、谦虚、可以很容易与之交谈的人，一个绝对不喝酒，有着非常健康生活方式，表面温和同时克里姆林官的主人1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又有着领导者的强硬风格的人。这是一个普通人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形象，特别是与叶利钦相对比。尽管，叶利钦有许多优点，但是他却无法整饬秩序，而性格与他完全相反的普京却做到了……”
“不会有任何稳定，”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在自己的圈子里非常公开地说，“除非叶利钦时代结束后才可能实现稳定。我们的民族已经被折腾够了，想稍微休息一下。”
苏尔科夫是在向“团结俄罗斯”党的积极分子作指示时讲这番话的，但是在会议大厅里的记者们却记下了他的话。
人们的确疲乏了，他们已对政治斗争的突变毫无兴趣。
他们把自己的权力转交给总统。他们从公民变成了臣民。谢天谢地，生活总算平静了。积极的中产阶级同样满意，他们可以挣钱，享受生活，这就足够了。非常有钱的人们也不认为一定要参加政治生活。只要他们还没有被触犯时，他们会保持对当局的忠诚。
现在，共产党人在游行中公开反对普京，就像以前反对叶利钦一样。尽管左派以前认为总统是自己人。他们喜欢所谓的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和镇压寡头。《明日报》的主编、作家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把普京称为“又一个约瑟夫·斯大林（此前深藏不露的）”。当普京开始经济改革（事实上是继续由叶戈尔·盖达尔开启的政革进程）后，当他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后，左派们愤怒了。
他们越过普京的头顶直接面对俄罗斯的特工机关，试图挑唆他们去反对总统：你们跟着普京来了，你们信任他，但他却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特工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领导机关的出现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例如，特工们占据了内务部中最重要的一些职位。许多人认为，特工们在内务部已被贿赂的机关里也相应地进行了当代馒多斯社会纪实书秩序整顿。因为很少有人记得，在安德罗波夫时代征调特工到内务部是如何收场的：这些特工们害怕民警肮脏、繁重的工作，纷纷跑掉了。
另外就是，支持普京并突然占据了高官显职的这批人过去都抱有很大的期望。但这些愿望基本上甚至完全没有实现。他们大概很失望，于是向总统施压。但重要的是弄清楚，他们有什么不满的。
这是一群非常年轻的，非常现代的人。他们希望享受生活，例如出国，见多识广。他们对旧的班子不满，希望把他们赶走，四处安插上自己的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愿望：掌握资金流动和掌管可以变为私有资产的丰厚的国有资产。因此左派对现在的这些特工们的指望同样是重大的失算。
据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普京的人说，不能把他称为“深邃的大自然”。他工作勤奋并努力证明，他之所以比其他人地位高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总统，还因为他更聪明，更精明能干。
他不是改革家，不认为改革是必须的，因为那样会改变一切。普京认为，应该改变的是那些必须改变的。他非常谨慎。
他不着急，总之是不会错的，否则就可能做蠢事。
非常令人难为情的是，普京非常喜欢听下属们的赞美，喜欢出现他的肖像画、半身塑像以及印有总统形象的T恤衫。
其实，只耍他对此表示不满，这些肖像会迅速消失。可能，他认为自己无权禁止人们赞扬自己的总统。
要知道，普京还没有完全施展自己的力量。塔季扬娜·季亚琴科对记者们说过，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有“人道的义务”，“不是对某个抽象的班子的，而是对我爸爸的义务”。
顺便说一下，并非所有不好的预言都会注定实现。
年12月，亚辛教授说：“普京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人，他今天要考虑，将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留在历史上。又是一个独裁者克里姆林言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吗？这不是什么荣耀。而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使命却是可以流芳百世的。”
那么，我们总统的性格是怎样的呢？他是不是一个果断的人，是不是有自己的坚定的立场或者他不很自信，是不是很容易受人影响呢？
就此没有统一的观点。一方面，在一些议题上他相应地表现出明显的不可让步；另一方面，例如在死刑的问题上他显然是听取了忠告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
普京正在改变。一方面他更加自信了，另一方面，他对我们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有了更多的怀疑。普京是一个固执的人，但他也善于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有的思想是他本人坚信的，是从自己的经验中汲取的，有的思想是别人让他相信的。
因此能够影响他的身边的人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显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克里姆林官里的力量对比是怎样的呢？
目前在强力部长和自由派的经济专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力量的平衡。强力部门的领导向普京许诺整顿国内的秩序，而自由派则许诺实现经济增长。谁的影响力更大一些呢？
现在还无法说清楚。如果库德林、格列弗和伊拉利奥诺夫一伙人有机会进行改革并取得成功，那么强力部长们会退居次要地位。如果改革者们的手脚被束缚并且一事无成，那么某些穿着制服的和穿着便装的人就会走到前台说：喂，现在该我们～试身手了。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新游戏中，其名字与改革联系在一起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会让他们觉得是个多余的人。不过普京本人对事态可能向这个方向发展也心知肚明。
译者的话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翻译，一本原文700页的书终于译完了。正如俄文版简介所言，该书的确是“从转轨至今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它以俄罗斯两位总统的主要活动为主线，全面刻画了叶利钦和普京的政治形象，真实再现了十几年来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本书不同于以往介绍或评论俄罗斯政治的一般书籍，材料翔实、叙事生动是本书独具特色之处。作者列昂尼德·姆列钦是俄罗斯颇有名气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的职业使他得以接触到俄罗斯政坛诸多的著名人物，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秘闻。正是在这些丰富材料的基础上，作者精心撰写了本书，让我们细致、形象地感受到了俄罗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总统选举、八月叛乱、盖达尔改革、十月事件、车臣战争、“家族”干政、“库尔斯克”沉没、寡头活动……所有这些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当然，对某一事件、某一人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受，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力求把这些不同之处客观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有一个全面、整体的印象。在本书中作者不仅是一个叙事者，作为新闻工作者姆列钦有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书中不乏精辟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如第六章未诙到叶利钦宣布普京为自己的继承人时，作者说俄罗斯虽然不再是帝制国家，“但是对王朝潜在的热爱之情保留了下来”，“渴望让沙皇之子登上皇帝宝座，不过是人们希望有一个强大领袖的这种古老愿望的体现而已”。这就把俄罗斯民克里姆林官的主人I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族传统中人们对强力领导人的崇拜之情暴露无遗。相信细心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有不少收获。
当然，由于作者接触到的人物毕竟有所局限，所以一些材料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也值得推敲。作者的评价也是一己之见，难免也有失之偏颇之处。读者在阅读时自会有所体会。译者虽然都是关注俄罗斯问题的年轻学者，但毕竟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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