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变年代里，最著名的列宁格勒人就是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布恰克。索布恰克曾被认为是政府总理或者是副总统。他也许能够当一名称职的副总统。另外，他还甚克星姆林官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至可能成为总统。
叶利钦身边的人大概因此非常仇视索布恰克，并开始对这位彼得堡领导人恶意中伤。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索布恰克败落，随后他被人告上法庭，那些人想让他坐牢。后来，当案子了断时，索布恰克的身体也垮了，他甚至没能看到他的前助手成为国家元首，看到新的“彼得堡帮”登陆莫斯科。
彼得堡的干部首次“空降”莫斯科是在伊戈尔·盖达尔组建政府期间。他亲自邀请阿纳托利·丘拜斯等人人阁。在过去的10年里，这些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彼得堡帮”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帮派。他们彼此互相支持，正是靠这一点，普京到了莫斯科。普京自身的经验使他坚信，彼得堡人应该互相帮助。
显然，“彼得堡帮”希望为自己的故乡城市做点事情，他们想给圣彼得堡拨些钱让它像莫斯科一样改变面貌。另外，彼得堡人希望在首都占据更多的重要位置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这里仍带着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们。
重要的是，两个城市的竞争与对立不要再带有政治色彩。
总之，绝不能再发生“列宁格勒事件”或者“莫斯科案件”了！
第廿五章 “库尔斯克号”沉没“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悲剧是对普京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当时他正在南方休假，他不知道是否应该立即停止自己的假期。
普京的助手们后来试图替他辩解，说他当时飞到北莫尔斯克（北方舰队的总部所在地——译者注）没有任何意义，他的出现不会加快救援工作的进程，而且没有人要求总统亲自领导救援工作。但是，当全国都在经历这场悲剧时，难道国家元首却还能在南方享受温暖的阳光吗？难道总统不应该（至少从表面上）与自己的国民一起分担痛苦吗？
年8月12日，星期六，23点30分，获知“库尔斯克号”多用途核潜艇指挥员仍未报告上浮的情况后，北方舰队司令维亚切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波波夫随即宣布战斗警报。其实，早就应该对潜艇的命运表示担忧，因为原定当天点之间，“库尔斯克号”应该进行鱼雷发射演练，却没有进行。舰队里居然没人担心。
此外，11点28分27秒，北约的声纳设备发现在北方舰队演习的海域发生了水下爆炸。2分15秒后发生第二次爆炸（或者是一连串爆炸），爆炸威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北约声纳兵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他们认为听到的是爆炸声，并得出惟一可能的结论：一艘俄罗斯潜艇出事了。
而北方舰队不如何故什么也没听到，也没有引起恐慌，更没有向谁通报。舰队领导一直等到深夜，“库尔斯克号”仍未发出联络信号，毫无疑问，悲剧发生了。
随后，俄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库罗耶多夫海军上将来克里姆林富的主人If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到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局科拉半岛地震中心了解地震仪器的显示情况。
地震中心也记录，8月12日11点30分在北方舰队演习的巴伦支海域发生了地震。摩尔曼斯克的地震学家仍不能断定这是一次潜艇爆炸还是一般的地震。
在悲剧发生的当天，国家杜马主席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与普京进行了会谈。据谢列兹尼奥夫讲，总统“只字未提巴伦支海的突发事件……我们讨论了一系列工作上的问题，我发现总统休假前的心情非常好”。
据谢列兹尼奥夫所说，“军方要么根本就没有向总统报告发生事故了，要么没有汇报所有情况”。此刻，“库尔斯克号”
潜艇已经沉到海底，而且一些船员还活着。他们还能坚持个小时，一年半后当潜艇被打捞上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情况。
如果当时北方舰队的指挥员能及时醒悟，如果立即开展救援工作，如果有救生员和救生设备的话，那么……平常一向谨慎的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后来再也沉不住气了：“如果军方领导人不首先救船员，却依旧把军事秘密放在最优先的地位，遵循海军的特殊原则，那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都没有看到舰队领导发给总统的密码电报，也看不到呈递到总统办公桌上的情况报告，我们也没有参加总统办公室里普京与助手们商讨对策的形势讨论会。我们只能根捃结果来评价整个事情。
“库尔斯克号”悲剧发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感觉在被欺骗。据说，军方使总统本人陷入困境，他们很晚才向总统报告并试图粉饰事态。
我认为，海军领导不会让自己的最高统帅如此狼狈。况且向总统传递信息有多个渠道。
当然，海军并不会急于用损失了一艘核潜艇这样的消息去取悦于最高统帅。但是，如果海军上将们企图隐瞒什么，那么海军中直属于联邦安全局的特别机构也会立即上报。
只有奇迹才能帮忙第二天，8月13日，星期日，“彼得大帝号”巡洋舰的回声探测器发现了“库尔斯克号”。此时是凌晨4点36分。潜艇躺在海底。但是这一天他们还没有向国内透露潜艇事件。
直到星期一，我们才得知这起事故。使我们感到放心的是，仍与潜艇保持着通讯联系，救援工作已经开始，船员们生命没有危险。国内没有人知道巴伦支海上发生的这一悲剧规模有多大。
月15日，星期二，《莫斯科共青团报》在第三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疲惫的潜艇驶向海底》的文章，“潜艇的发动机发生故障，结果潜艇失去控制被迫坐沉海底。目前还能与潜艇保持联系。舰队的领导称，‘库尔斯克号’上的主要动力装置已被关闭并且在船员的控制之下”。
《莫斯科晚报》称，救援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两夜，“确切地说，所有活着的船员（伤亡的人数可能很高）都集中在潜艇尾部隔舱，氧气要节省用……救援人员已经把钢缆放到潜艇上，通过钢缆就可以输送氧气以及与船员保持经常联系……美国和英国已经提出给予援助，但是我们宣布，对此不是特别需要。一切救援所必需的设备北方舰队都有，只是天气不好”。
《新闻报》在第三版刊登了潜艇发生事故的消息，并援驯了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库罗耶多夫星期一晚上的讲话，“很遗憾，成功营救的机会不大”。
“潜艇上的船员没有在预定的时间进行联络，而且大概有两个多小时不清楚核潜艇在什么地方。后来终于与潜艇联系上，但潜艇已经无法浮到水面上了，因此决定让它沉到100米克里姆林宫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深的海底……与潜艇的联系是通过‘钟’救生装置进行的。通过这个装置，可以向潜艇提供燃料、氧气和送风系统……”
《商人报》把“库尔斯克号”发生事故的消息当做重要新闻放在第一版，“由于不明原因，潜艇无法继续行进，沉入102米深的海底，潜艇的头部严重受损。有证据表明，此次事故已造成几十名潜艇船员死亡”。
月16日，星期三，各家报纸纷纷报道：据潜艇总设计师称，不要怀疑“库尔斯克号”的生存能力。他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船员也还可以坚持两昼夜。核反应堆已经关闭，显然，用于氧气还原再生的蓄电池已开始工作。
只有外国专家警告说，只有奇迹才能帮助俄国人。要进行救援，必须使用深水微型潜艇和救生潜水钟。
早在1930年，美国人就用救生潜水钟营救了失事潜艇中的32名船员。救生潜水钟在所有的舰队都有，一些在海洋大陆架开采石油的公司也有这种设备。 ，微型潜艇能够与沉没的潜艇对接，它与在太空中的对接是一个道理，从而能把船员抢救出来。微型潜艇一次可以把人救出水面。美国人现在有两艘微型潜艇，它们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两艘核潜艇失事后设计的。英国人也拥有深水救援设备。
“不要施加压力……”
美国、英国、挪威随即要提供帮助，怛莫斯科却没有反应。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打电话告诉俄罗斯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克林顿总统准备提供任何帮助。
但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失望地说：“俄国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
月l7日，星期四，各报纸报道称，库罗耶多夫海军上将库尔斯克号沉没表示，救援行动正在积极进行。“鳇鲟杂交鱼号”和“锦标号”
两艘救援设备试图与受损的潜艇对接，但由于能见度太低，事故发生海域风浪太大，没有成功。
如果对接不成功，就应该尽力把潜艇打捞出水，或者把潜艇船体切割开，从而通过船尾的故障舱救出部分船员。这时传来了最新消息，俄罗斯终于答应接受外国的帮助。
月18日，星期五，报纸的内容与前几天一样：“船员仍然可以营救。”退休的海军船员们说，潜艇上的氧气足够。如果动力装置和电子化学还原系统无法工作，还可以使用氧气传送装置。另外还有一种呼吸气体还原装置。目前，与艇上船员仍可通过敲击艇壁的方式进行联系。他们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遭遇：敲一下表示发生事故了，敲两下表示发生爆炸了，敲三下表示触底了……其实，除了海军的领导外，谁也不知道潜艇上的人已经全死了。
大概，自亚美尼亚大地震以来，类似的悲剧还没有发生过，当人们在倒塌的废墟里挣扎时，救援人员和专用营救设备都不够，但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火速赶到灾难现场，并在第一时间接受了外国的援助——没有经过外交和技术上的协商，世界各地的救援者直接飞抵现场参加救援。
但在“库尔斯克号”的救援工作上却截然不同。呵以说，潜艇上的人是我们眼睁睁看着死去的。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都无能为力。但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其实总统、政府、武装力量的领导、海军领导都可以做些事情。
船员们的性命只取决于那么一点东西——现代化的救生设备和深水潜水员。这是每个舰队必备的东西，在装备编制表上都有，而实际上没有。因为海军缺乏资金，于是就在深水潜水员身上搞节约。但为什么不省掉海军上将们的经费呢——每逢参谋部召集开会，将军们肩章上硕大金星的反光就克里姆林宫的主人f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能照瞎人眼；为什么不省掉购买导弹和鱼雷的经费——弹药基数已经满了，而偏偏省掉了用于深水潜水员的经费。
结果是明知道发生事故后却无法救援，还是要派价值十几亿的核潜艇带着众多乘员出海。
“库尔斯克号”多用途核潜艇是俄罗斯海军中最现代化的潜艇之一。它于1994年下水，第二年编入作战队伍。“库尔斯克号”的主要武器是24枚“花岗岩”兀- 700型远距离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些导弹专门用于攻击航空母舰。
可以反驳说，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没有过错，海军确实经费不足。事实并非如此，钱已经给军队拨了。最近一段时间，国防部购买了20枚携带核弹头的“白杨-M”洲际弹道导弹。
在同一时期，即便是美国也没能买这么多的导弹。仅不到一枚导弹的钱，就足够今后100年所有舰队救生设备所需的费用。这就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军队改革十分必要。武装力量和军事预算的分配应该根据国家的能力及现实需要进行。
仅分舰队在地中海的航行就要花一大笔钱。当得知黑海舰队出海烧掉的燃油等于乌克兰全年燃油的总量后，赫鲁晓夫被吓了一跳。为了国防事业，必须要去地中海航行吗？向远洋派遣分舰队多半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满足海军上将们和最高统帅的自尊心。
应该这样认为，以一开始，海军领导就知道，“库尔斯克号”上没人还活着，因此援救行动展开得如此缓慢。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急着赶往北莫尔斯克，谁愿意当掘墓人呢？但是无论是当局，还是军方都下不了决心向国民说出实情。他们指望，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谈论一两天后他们就会把“库尔斯克号”忘掉。
但是，全国民众都在谈论，都在关心着“库尔斯克号”的灾难。人们非常痛苦，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当一些人濒临死亡库尔斯克号沉没当代饿罗斯社会纪宴书的时候，总统却能安然地在南方休息呢？军方怎么能拒绝外国的援助呢？人们在一戈比一戈比地捐钱，好让“库尔斯克号”上船员的家属们能够前往北莫尔斯克。
而总统普京这时正在索契与院士们举行会议。电视台播出了这一幕。为什么要把院士们召集到索契呢？与他们会面完全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浪费在这个既奢侈而又不合适宜的活动上的钱，对于那些需要钱买车票的船员家属们来说绰绰有余。
总统本人谈到“库尔斯克号”事件是在星期三，当时他是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他真正感到难过是在星期日，一周以后的星期日。给人的感觉是，他很不情愿，为什么他要被迫谈论这个讨厌的话题？他不是那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马上就能改正并与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的人。
很久以后，船员们死亡的真实情况才为人所知。我们逐渐知道了哪些人是什么时候死的。但在那个时候，为了哪怕只拯救一个人，也应该采取一切措施，特别应满怀感激地接受外国的援助。
现在，他们是要我们相信，军方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根本就不可能拯救“库尔斯克号”上的船员；即使一开始就把英国人和挪威人请来，他们也来不及从海底救起一个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在医学上，拯救生命直至最后一刻井不是白费的，即使是对已经没有希望甚至将死的病人都要救治，因为总是存在着希望：突然出现奇迹，就可能把人从死神的包围下拯救回来。
曾经在那些不幸的日子里参与决策的人，他们难道能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已尽一切所能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从开始到最后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他们能救，但是没有救吗？
国家和海军的领导人日复一日地反复强调，具备一切救援所必须的东西，不需要特别的帮助。我们派往布鲁塞尔北克里姆林官的主人}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约总部商谈合作细节的一位海军少将非常生气地对记者说：
“不要施加压力了，我们潜艇上的船员是勇敢的人！”
但是，俄罗斯的救援人员终究也没能进入潜艇。
总统为何缄默不语显然，总统得知了社会的愤怒反应后，作出接受外国的帮助的决定是合乎逻辑的，这时当局通过电视和报纸也知道了国内民众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当时，总统已开始替自己辩解，休假停止了，挪威人和英国人也请来了，一周后政府给“库尔斯克号”船员的家属们拨了专款。
他们为什么早没想到呢？现在才看清楚，一个软弱无能的班子执掌了政权。当时，最令全国震惊的是将军们和官员们的无情、冷酷和缺乏道德感。他们会检阅部队或者授予勋章，但在困难时刻却吓呆了。
普京为什么沉默这么久呢？
显然，他缺乏政治经验。对于这样的事，有经验的政治家会立刻作出反应。也许，向他汇报的情况不够详细。
年8月21日，挪威深水潜水员只用了20分钟就在救生舱上打开了一个天窗。我们北方舰队用一周时间也干不了的事，挪威人几个小时就做到了。挪威人还确定，帮助来得太晚了，潜艇上已没有人活着。
月24日，在摩尔曼斯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透露，在“库尔斯克号”上发现两名达吉斯垣出生的人，他们是“一家里海企业的代表”。帕特鲁舍夫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搜集情报，但没有任何材料表明他们参与了这起悲剧性的事件。”
在帕特鲁舍夫讲话之前，没有人想过要弄清楚这些船员们的民族，并由此作出某些结论。只是因为这两个人来自达库尔斯克号‘一沉没当代健罗斯社会纪实丛书吉斯坦，就认为他们与爆炸有关，这既不合适，也不道德。
国家领导人经常对我们说，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整顿秩序和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而在我们的武装力量中就存在着这样的垂直权力体系——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总统：州长们不行，联邦会议也不行，将军们也不能反对，只能敬完军礼后跑着去执行总统的命令。但当灾难降临时，这种垂直权力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呢？
一切都像旧时代发生的那样：开始西方说我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随后我们的官员对此进行愤怒地驳斥，再往后就是不情愿地承认，一切就是这么回事。
整整一周，全俄罗斯都生活在这个事件中，人们处于休克状态，焦虑不安，纷纷表示愿意提供帮助。我们在被欺骗，因为从小到大的官员都相信，对民众不能说实话。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官员的天性。只是独立的大众传媒妨碍了官员们。如果没有电视和报刊，国家领导人就根本不会想起那些海员的家庭……月22日，普京签署命令，宣布8月23日为“库尔斯克号”罹难船员的哀悼日。但船员的家属们要求普京取消悼念活动。全国各地的哀悼活动都没有取消，只有船员们家庭的所在地的哀悼活动被取消了。据说，总统应该与家属们一起出海并按照海军的传统问罹难者告别。于是，普京被迫放弃原定计划，返回了莫斯科。官员们为总统设想的告别仪式落空了。
结果是，全国都向死去的“库尔斯克号”的船员们告了别，他们的遗体也都下葬了，但对于船员们的亲人来说他们都还活着。他们的要求只有一个，继续救援工作。他们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已经死去。
这一点从人道的角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有人从卫国战争起就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或者父亲归来。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如果我们轻易地忘记亲人，把朋友从记忆中抹掉，那我们就一文不值。
海军大尉的字条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当局与人民之间出现了鸿沟。在应该立即进行救援行动的时候，掌权的人都不知到藏到哪里去了。而当一切都结束之后，那些竞选高手、支持率分析专家和公关做秀的大师们都突然睡醒了，他们开始向总统出谋划策，根本不考虑船员亲属的感情和民众的情绪。
总统答应，将向每名“库尔斯克号”船员的家庭支付牺牲者10年的工资。按我们的标准，这是非常慷慨的抚恤。但由此又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其他牺牲了亲人的军人家庭得不到这样的抚恤呢？在车臣有几千名军人阵亡，他们的家庭只得到了很少的一点钱。可能有人认为，他们牺牲得不够英勇，但那些失去供养人的家属就无权从国家那里获得现实性的帮助吗？
电视里播出了普京从牺牲的“库尔斯克号”指挥官家里走出来的镜头。我们看到了一个破烂简陋的大门。核潜艇的指挥官就曾住在这里面，要知道，像他这样高水平的专家全球也不过几百人。
大概每个人都会想，我们应该为潜艇海员们建造好的住宅。但是飞行员、陆军军官也是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甚至全国一大批居民住的也是这样的房子。
“库尔斯克号”失事后，如同经历了所有悲剧后，国家的生活应诙有所改变。所有人都希望，当局要从中吸取深刻教训。
但我们看到，总统的班子在遇到考验时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掩盖一切、限制信息的获得，哪里也不让记者去。当局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其远离祸库尔斯克号一沉没端，但事实上这是把自己孤立了。当民众不知道当局在做什么，总统在想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起这个政权了。
当德米特里·科列斯尼科海军大尉身上的字条被发现后，我们似乎又重新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再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帮助那些我们眼睁睁看着死去的人们。
因为要我们所有人相信的是，“库尔斯克号”上的船员是一下子全死了，这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安慰，至少他们没有经受折磨。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如果是死，就应该在瞬间……但事实并不是一开始我们被告知的那样：爆炸并未造成所有的船员都死亡，还有一些活着并在痛苦中死去的人。这就是说，声纳探测到的敲击声是船员们绝望的求救信号。
后来，我们知道了德米特里·科列斯尼科夫大尉写了些什么：“问候所有的人，不要绝望。”他在说，没有人能够活着浮出水面。
不难想像，这名军官在那不幸的时刻在想些什么。他显然知道，在援助到来之前他就会死去，于是向家人告别以防万一。他记录下了所有在巨大爆炸后仍然活着的人的姓名。有人会说，我们最好不要知道这些！这样，家属们就会感觉轻松些。现在他们就要想，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们是如何在痛苦中死去的……但事实就是这样。
但是，只有科列斯尼科夫海军大尉不迭样想！字条不仅仅是写给亲人的，他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被找到，人们会尽力弄清楚潜艇上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船员未能获救，为什么救援来得如此晚，而且潜艇不是沉没在世界大洋中的某个地方，就直接在自己舰队的眼皮底下。科列斯尼科夫海军大尉知道，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以便吸取教训，让其他的人不再死去。
难道他能预料到，当时的副总理、国家打捞“库尔斯克号”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j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委员会主席伊里亚·克列巴诺夫告诉我们，声纳操作员听到潜艇上的敲击声不是绝望的求救信号，而是金属相互碰撞时发出的机械声音吗？
科列斯尼科夫海军大尉不会知道，那些岸上的将军们告诉我们，尸体不必打捞了，就让潜艇成为这些弟兄们的棺椁吧。他们为什么不想把尸体打捞上来？是出于海军传统的考虑呢，还是被我们将会知道船员们的真实遭遇这个不好的预感所苦恼呢？
海军上将的说法负责所有核潜艇研制的“红宝石”中央设计局的总设计师一开始非常吃惊：为什么不救援那些爆炸后还活着的人？但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设计潜艇时是否更多地考虑过船员的救生设备呢？难道这是潜艇建造者和订购潜艇的舰队应该考虑的问题吗？
苏联第一艘派出海的核潜艇发生了事故，船员都受到了大剂量的核辐射。但没有关系，这些潜艇船员还要被迫出海航行，因为人的生命在过去是没有什么可在乎的，现在也一样。潜艇和武器对于国家来说是重要的，它们可值钱呢，但军队里的人却可以无偿获得。
国家杜马议员们放弃了行使自己专业职责的权力，没有成立专门的议会“库尔斯克号”失事情况调查委员会。议员们对能够派代表到政府调查委员会中去已经深感满足。
副总理伊利亚·克列巴诺夫说，委员会中的议员代表将研兖政策，而该委员会需要的是专业的分析。听起来似乎非常理智。事实上我们政府中的某个领导人根本不清楚议会调查的意义所在。
政府委员会是一个本部门委员会。它只能进行纯技术细库尔斯克号沉没节的分析。例如，海军代表承认自己指挥有误，而设计制造厂的代表承认潜艇存在缺陷，那又有什么用呢？
只有议会委员会能够进行客观独立的调查。弄清这场酿成全国性悲剧的原因是议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多数专家迅速认定，潜艇沉没的原因是鱼雷舱发生爆炸。为什么会发生爆炸呢？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故障鱼雷发生爆炸，与其他潜艇发生碰撞。
海军总司令弗拉基米尔·库罗耶多夫海军上将坚信，“库尔斯克号”是被外国舰船撞沉的，“我有事实证明，但目前证据不足。但一定会找到，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美国五角大楼随即断然否认“库尔斯克号”与美国潜艇相撞的可能性。北约的潜艇确实在监视俄罗斯海军进行的大规模演习，但距离很远。
发生潜艇水下相撞的事件不止一次了，因此美国和苏联的潜艇船员都记录了假想敌潜艇的水声特点，以便在战时易于识别。
潜水艇在水下其实是个瞎子，他们只能互相听到对方。
在我们看来，海洋是寂静无声的。但对于海军声纳员来说，海洋是非常嘈杂的地方，如同马丁炉车间。每一艘潜艇都有自己的“嗓音”——螺旋桨、涡轮机、抽水机和透平发电机发出的噪音。
如果真的发生相撞，另一艘潜艇也必然受伤，而且会非常严重。专家们认为，这艘潜艇至少要用一昼夜的对间才能开启发动机逃离出事地点。
就在寻找“库尔斯克号”的一昼夜里，俄罗斯舰船上的声纳员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就在附近进行维修的外国潜艇呢？
那么受重创的潜艇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北约潜艇的驻地、维修地都是已知的，我们的卫星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这些地方还有俄罗斯的军事侦察间谍在活克里姆林宫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动。出现一艘需要大修的潜艇不可能不被察觉。如果是死了人的话，那就更难以掩盖了。
海军人士断定，有三艘外国潜艇在监视北方舰队的演习，其中有两艘美国潜艇。他们甚至说出了可能导致“库尔斯克号”失事的那艘潜艇的名称。
月18日，美国“孟菲斯号”核潜艇驶入挪威的卑尔根港。据说，这艘潜艇需要进行维修。这就证实了“相撞说”。
但后来才搞清楚，这艘潜艇驶进挪威港口不是要进行维修，而是补给食品并让船员们休息。挪威军方证实，这艘潜艇早在“库尔斯克号”失事前两个月就已经提出进港的要求了。
当“库尔斯克号”被打捞上来后，总检察院的调查员否定了“相撞说”。我可以大胆假设，海军参谋部从一开始就知道潜艇是为什么失事的。有关与北约潜艇相撞的谈论只不过是试图回避责任。
年12月1日，普京总统会见了总检察长弗拉基米尔·乌斯季诺夫。总检察长报告了“库尔斯克号”事件调查的阶段性成果、北方舰队演习的组织情况和海军总体情况。谈话当然是闭门进行的。后来总检察长还是坦诚地说了些情况。他说，潜艇上存在“俄罗斯所固有的玩忽职守”现象，而且“库尔斯克号”在航行时故障天线发射系统和故障浮标都是关闭的。
总检察长的报告给普京很大的震动，他随即挹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和海军总司令库罗耶多夫海军上将叫到克里姆林官。当着乌斯季诺夫的面，普京把刚听到的报告复述了一遍，他要求提出干部任免建议以及采取改善海军状况的一系列措施。
干部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三个小时后，伊万诺夫部长提交了一份拟被解除职务的高级军官名单，总共有14人，解职原因是，在对北方舰队的调查中，发现他们严重违反纪律以及在管理和日常作战训练中疏忽大意。
库尔斯克号一沉没在莫斯科，海军作战训练局局长尼古拉·米赫耶夫海军中将，装备使用和维修局局长瓦列里·潘菲奥罗夫海军少将、搜‘寻和事故救援局局长根纳季·韦里奇海军少将都被解除职务。
在北莫尔斯克，还有十几名军官被解职，包括北方舰队司令维亚切斯拉·波波夫海军上将和北方舰队参谋长米哈伊尔·莫察克海军中将。其实，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要么降级，要么退役。他们都选择了后者。
波波夫海军上将拒绝到原子能部工作，尽管在那里他将负责回收旧潜艇并参与建造新潜艇。但作为补偿，他当上了联邦委员会的议员。
而莫察克将军被调到圣彼得堡，担任了总统全权代表切尔克索夫将军的第一副手，负责强力部门。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I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第廿六章 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普京在对外政策中的最初几个举动，似乎预示着俄罗斯即使不会回到冷战状态，至少也将会与美国公开对抗。普京的朝鲜和古巴之行也被认为是展示俄罗斯外交的新方向。这个结论下得为时过早。
奇怪的是，“库尔斯克号”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与西方接近，因为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反而真心实意地希望给予帮助。
年9月11日，当美国发生重大恐怖事件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第一个把电话打到布什总统飞机上以示支持和同情的外国领导人。
普京对布什说，他知道美国武装力量都已处于全面战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以防万一，莫斯科通常也会下达类似的命令。但普京下令不采取任何回应措施，不给美国人带来多余的麻烦。布什后来说，“在那个时刻，他（普京）让我清楚地认识到，冷战真的结束了”。
第二天，普京再次给已经回到白宫的美国总统打电话。
普京告诉布什，他已经签署命令，宣布鉴于在美国发生的恐怖事件造成的悲剧性后果，俄罗斯全国将默哀一分钟以示哀悼。
普京在命令中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行为“是对美国人民和全人类史无前例的犯罪”。
“俄罗斯人民分担美国人民的痛苦，对在这场悲剧事件中罹难者的亲友表示深切昀同情。”
“为了声援美国人民，我命令：
、宣布莫斯科时间2001年9月13日12时，俄罗斯联邦全国默哀一分钟以示哀悼。
、2001年9月l3日在俄罗斯联邦全境降半旗志哀。
、建议电视广播公司和文化机构在莫斯科时间年9月13日12时暂停一分钟播放娱乐性节目。
普京总统所持的立场激发了所有正常人对他的好感。他在向美国讲话时表示：“我们和你们在一起！”这是一次政治选择，一次内心的激荡，价值很高。
诚挚而高尚的政策迅速获得了政治红利。正是在这几天里，俄罗斯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精神上受到刺激的美国突然意识到自身的脆弱，心怀感激地把普京当做自己的伙伴，俄罗斯在瞬间就变成美国必不可少的盟国。
年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果断地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加到民主俄罗斯的天然盟友——西方国家阵营。
普京不仅声明将为打击恐怖主义出力，更重要的是他同意增加对阿富汗北方联盟的援助，并不反对中亚国家参加打击塔利班的行动。
年11月，在访美前，普京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
当记者提到，苏联和美国在南亚的对抗有很久的历史时，普京说：“这不是对抗过了吗？在某一个时候就应该停下来。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该停下来的时候了。”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普京继缤说道：“如果我们仍然从以前的恐惧心理出发去制定外交政策，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的外交政策……”
普京果断地转向与西方国家结成紧密的伙伴关系令许多人感到惊讶。起初则恰恰相反，他倾向于“鹰派”，认为西方是俄罗斯永远的敌人。
国际恐怖主义不仅重创美国，而且使俄罗斯也深受其害。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在当今的世界里，我们的盟友是那些为“9·11”而哭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而不是那些看到数千名无辜平民被害而无法掩饰内心兴奋的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
多年来一直以各种形式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名单已经公布。其中没有瑞典和芬兰，而是一些近东的国家。这些国家控制着一批早被列入名单的恐怖分子，他们认为恐怖活动是公平合理的。
普京宣示的政策需要有切实的行动：那些帮助恐怖分子的国家都应被孤立，不能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不能对他们给予帮助。但我们国家里有不少人和组织仍对向近东出售武器并在那里建立核设施感兴趣。一些人从中渔利，另一些人则喜欢在那里受到沙皇般的待遇，还有一些人痴迷于对美国的仇视。但是，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违背。
年10月17日，国防部举行了一次会议，用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尼的话说这是一次“急风暴雨般”的会议。
这个词意味深长。因为在最高统帅面前，军人没有提反对意见的传统，更何况普京被认为是军方绝对支持的人。
但是，大多数军人无论怎样都不会喜欢普京总统当天在会议上宣布的决定。普京决定，放弃俄罗斯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以及在古巴卢尔德的无线电监听站。
金兰湾水深10米，是一个封闭性的优良海湾．旁边就是有4公里起降跑道的军用机场。
修建金兰湾海军基地是为了让苏联海军不仅在太平洋，而且在印度洋都能充满自信。在谢尔盖·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统领的年代，苏联海军希望与美国海军平起平坐，因此开始建造航空母舰并在全球修建海军基地。
放弃金兰湾意味着放弃在他国领土上拥有海军基地的海军强国地位。其实俄罗斯早就没有这些奢望了，因为花不起钱，越南人每年要3亿美元的租金，而基地对俄罗斯来说没有任何用途。首先，俄罗斯没有远洋舰队。其次这样可以结束与美国在陆上和海上的全球性对抗。对于撤出金兰湾这个很久以来就没有使用的海军基地，大多数军官还是非常平静地接受了。
但是决定放弃在古巴的无线电监听站就是另一码事了。
这个中心是一个先进的无线电侦察站，可以监听整个北美洲的范围。在卢尔德的这个中心属于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和联邦政府通信与信息署通信设备无线电侦察总局，在那里，俄罗斯的专家们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那里的设备可以窃听到电话谈话、读到传真文稿，截获电子邮件以及卫星发送的通信联络，还可以监听到华盛顿高级官员、五角大楼军官、特工人员以及外交官的私人谈话。这个侦察中心有用吗？当然有用。而且不只对于国防有用！总参谋部可借助于卫星和早期预警系统定位仪获知对俄罗斯发动的进攻（但愿不会发生）。
在卢尔德的监听中心还可以为间谍部门服务，例如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弄清楚，哪个美国官员喝酒了，谁去找妓女了。
这些情报对于招募间谍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花费也非常昂贵，每年仅租金一项古巴人就要2亿美元。但钱还不是主要问题。
放弃在古巴的监听中心表明，普京根本转变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是认真的。
这是普京给美国的一个明确信号——我佃不把你们当做敌人。叶利钦也说过这样的话，但为了不让军官们伤心，他没有下决心关闭卢尔德的监听中心。而普京下了决心。显然，军官们非常痛苦地接受了这个决定，当他们选举普京当总统时显然也是希望能够恢复国家的军事实力。
当然，总统也不失时机地为军人们办了一些好事。他拨出了更多的钱用于维持军队和购买作战装备。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但关键是心理问题。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相信，美国和北约是他们最主要的敌人，美国想攻占俄罗斯，他们迟早要与美国人打仗。但是，普京突然改变了政策。
军人们认为这是战术上的临时退却。而作为最高统帅的普京总统需要让自己的将领们相信，这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年底，在访美前夕，普京来到武装力量最高指挥成员集训班。他不仅向将军们发表了讲话，还与军区和舰队的司令进行了单独谈话。他随后要求政府对于军队的拨款不能吝啬。
普京的主要目的是安抚这些因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突然转变而受到惊吓的将军们。很有意思的是，当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当安全会议秘书时，他被认为是执政精英中“鹰派”
的主要代表。而现在在国防部里面对自己的下级时，他又变成了“鸽派”。不是因为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而是普京总统彻底改变了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
普京试图向将领们灌输两个思想。第一，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不要用与美国的核战争吓唬民众，不能总是要求民众做出牺牲。第二，主要的威胁不是来自西方和北约，而是来自南方。如果我们不打算与美国进行作战，那么拥有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就足够了。
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俄罗斯与美国的利益在客观上是一致酌。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俄罗斯首先是赢家，我们摆脱了塔利班的严重威胁。早在1996年，当时的安全会议秘书列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就曾建议援助阿富汗其他的武装派别，否则塔利班就会侵入布哈拉（与阿富汗毗邻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一个州，其首府也叫布哈拉——译者注），以后进俄罗斯后就谁也无法阻挡了。俄罗斯的官方人员也曾威胁过要空袭塔利班。现在，美国人清除了这一威胁。
那么，普京怎么了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所有对外情报人员都是天生的西方崇拜者吗？他们始终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应该在那些美好的国度里度过。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恰恰没有意识形态。如果他们有某些观点，那么工作上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就会把他们害死。因此，有太多的间谍跑到西方。另外一些人喜欢长期在国外出差。很有可能，“9. 11”事件为普京提供了机会，从而能够实现这种天生的亲西方……这种解释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显然还有其他的说法，即总统是一个非常年轻、现代的人，他多次去过西方国家，亲眼看到那些国家的人是怎样生活的，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优点。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希望自己的国民能生活得像在德国一样，而不是像在伊拉克。他显然摆脱了许多俄罗斯政治领导人所固有的偏见。
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俄罗斯第一个能没有任何成见地看待近东冲突的大政治家。他本人显然不讨厌以色列人，也不认为有必要对巴勒斯坦人表现出礼节上的热爱，而我们的政治家们认为那样做是必须的。
毫无疑问，总统正在承受来自政治精英的强大压力，他们充满了反美情绪。这些人要求总统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俄罗斯运动员在盐湖城冬季运动会上的失利，美国人建立反导弹防御泵统的计划，美军教官出现在格鲁吉亚，俄罗斯向美国出口钢铁关税的提高——所有这一切都点燃了反美情绪的怒火。同时，他们想告诉普京，把赌注押在与美国人结盟上是他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
但是普京明白，与西方国家进行不必要的争吵会使国家一无所获。如果那样做，对俄罗斯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中断克里姆林富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与最重要伙伴之间的正常合作，最坏的结果就是被迫拿出更多的钱进行危险的军事对抗，尽管只有军工企业对此非常高兴。
三位英雄普京显然希望俄罗斯人达到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列举了三位可以作为自己榜样的历史人物，他们是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和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戴高乐将军的高傲形象给年轻的政治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就职演说前，普京要求手下给他搜集有关戴高乐的生平以及1958年他在法国是如何行事的详细资料。
年，当人们要求戴高乐返回巴黎时，他还住在非常幽静的农村，而且已经远离政治六年了。当时戴高乐已经岁，正在写回忆录。
法国人要求他回到国家机关的职务上，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1954年秋，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爆发了武装起义。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独立。起义无法被镇压下去。
许多法国人仍然认为，阿尔及利亚应该是法国的。但把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又非常不合算。法国被迫在那里维持万人的军队。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场无休止的悲剧。
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法军内部，对政府软弱的不满在上升。军队不想离开阿尔及利亚。对于一些军官来说“法国的阿乐及利亚”这个词简直具有神秘的意义。
军队需要果断的行动。既然文官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军人就决定由他们自己来领导国家。在阿尔及利亚出现了所谓的民族救亡委员会。显然，要准备进行国家政变了。
这时政府希望戴高乐去驯服军队，而军队希望戴高乐允许他们用炮火和刺刀镇压阿尔及利亚人的起义。
如果戴高乐站在军队一边，他就会以一个维护国家尊严的真正爱国者的形象受到欢迎，就会继续进行这场根本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但是去过一次阿尔及利亚后，戴高乐就表示：
“我就确信，无休止地继续战争只会导致我们军队精神上的死亡。”在越南，美国人很晚才明白这一点，俄罗斯在阿富汗也一样。
于是，戴高乐将军表示反对军队（尽管他过去一直是一名军人），反对那些自诩为真正爱国者的人。这时候他开始被称为叛徒。法国一些军人，军队中最优秀的军官开始捕杀自己的总统。他们组织了几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活动，他险些丧命。
今天，法国人惊恐地注视着自己的伊斯兰居民，其人数大约有500万人。这些人居住在法国，却不想融人法国社会。
如果法国用武力把阿尔及利亚留下来，那么今天穆斯林人口可能会占法国人口总数的将近一半。而且在阿尔及利亚的家庭里生养的孩子要比法国的多。阿尔及利亚留在法国的时间越久，仇视法国的伊斯兰分子就会变得越好战，越激进。
但很难说，戴高乐将军遇到车臣问题会持怎样的立场普京心目中的另一个英雄就是路德维希·艾哈德，他是西德第一位经济部长，被称力“德国经济奇迹之父”。在20世纪，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如何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的政治家为数不多，艾哈德就是这样的人。他取得了成功并在有生之年享受到了自己的成果。当了14年的经济部长后，他被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总理。
他制定了著名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许多人认为路德维希·艾哈德的思想是一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结合克里姆林官的主人l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起来的第三条道路。完全不对！艾哈德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有效率，他相信只有市场才能使社会繁荣并达到社会公平。
在我们国家，那些反对市场的人也把艾哈德当做盟友。他们说，艾哈德一直在尽力加强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这就使人彻底糊涂了，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艾哈德证明，政府惟一的任务就是为正常和成功的企业活动创造条件，主要是给人们提供工作和挣钱的机会。国家过分地干预经济会破坏人们的工作愿望。
他清楚地界定，国家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完全没有想过要建立强大的垂直权力体系。艾哈德认为，最明智的莫过于给人们机会，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国家应该帮助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人——伤残人员、病人和非自身原因导致失业人员。
艾哈德十分鄙视那些只会说为了给人们发工资，就应多印钞票的政治家。他认为，每个挣工资的人都应该相信，国家不会从他那里把钱要回去。没有保障地印钞票只能导致通货膨胀，那简直就是抢劫。
现在看来，德国人的一切都来得十分轻松。艾哈德来了，他说该怎么办，一切就立刻实现了。事实上，经济成功的道路非常艰难。人们咒骂他，对他表示愤怒，用最恶毒的话指责他。左派说，艾哈德是国家的危险，他的路线将把德国变成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垲狱。
在改革的最初岁月里，根据他的思想要取得一些成就没有一点保证。但艾哈德坚强而巧妙地挺住了，让自己的国民相信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他是个聪明的政治家，也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在主要的问题上，尽管面临着最强大的反对声音，他也不作让步。
德国人当然是热爱劳动的人民，但他们不想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工作。一旦出现了工作和挣钱的意义后，他们就开始拼命去干。
当物价开始下降后，对德国人的震动不亚于我国盖达尔改革时期。德国政府立即压缩通货膨胀，不再多印钞票。德国人发现，支付给他们的钱是可靠的，用这些钱可以买到好的商品。这对愿意努力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是最好的刺激。
我们国家在进行了这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后，大多数人仍未感觉到从中受益，而在德国却要快得多。由路德维希·艾哈德创造的现代经济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使得德国人能够享受生活了……似乎，弗拉基米尔·普京与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形象十分相近。普京说，罗斯福的天才在于，“他了解自己的人民并做了必须做的事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人民觉得有希望，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领导人。这样才能推行政治经济改革”。
有可能，我们的总统夸大了语言的力量。美国总统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他认识到政府与商业活动之间进行密切合作的客观必要性。尽管“二战”结束后，美国也经历了一段萧条和失业的时期，但是，这次萧条根本无法与“大萧条”和年代的困难相提并论。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而是一个原则：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战略，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但普京的行动表明，他更关心国家机关能否控制社会舆论。否剐当局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力气去控制重要的大众传媒，首先是电视台。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第廿七章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年10月，经济发展部长格尔曼·格列弗说，我们将不依靠寡头们，而是要依靠不行贿的新商人。
检察机关和其他部门的搜查行动，为搜查和逮捕行动颁发奖章，要求偿还贷款的诉讼案件，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像某个计划中的一部分。意图非常明确——当局认为，他们要收回寡头们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一切。
权力的逻辑是这样的，总统普京和他的班子控制了克里姆林官后，他们发现他们手上没有任何资源。国家就更加贫穷，甚至没有钱向国家官员们支付优厚工资，从而让他们能做点什么。从哪里弄钱呢？从寡头们那里盘剥。在1917年，这叫做剥削剥削者。
如何处置寡头们当今的国家领导人根本不想回到社会主义。相反，他们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人，享受着资本主义的诱惑。他们喜欢带上孩子到国外度假。总之，他们认为，不会有其他的发展模式。
普京本人对大商人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根本不喜欢一些工业家和银行家，因为这些人以前反对过他。他也根本不喜欢他所了解的另外一些人。一次，普京会见大商人们，某人开始抱怨国内有人不喜欢他们。对此，普京强硬地回答说，如果您坐着飞机嫖娼，那还要怎样爱您呢？于是所有的人都独立屯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下意识地看着那个商人。
因此，计划显然是这样的，打压所有不守规矩的寡头，为与自己亲近的商人们开辟一切道路。
据说，总统亲自下令调查一些寡头的案子。其中涉及到的人的确名声不佳。但这毕竟不是总统、联邦安全局长和内务部长的差事…一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在企业经营理事会会议上说：“我们不赞成单由政府来推动国家经济。经济增长是企业家们的功劳。政府应该为你们的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这是一句重要的坦言在普京的班子里存在着劳动分工。经济班子在努力提高经济机制的效率。这个班子里包括副总理阿列克谢·库德林及其副手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总统助理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经济发展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和他的副部长阿尔卡季·德沃尔尼科维奇。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呢？首先，无论是他们还是他们身边的人都不“行窃”，这对于我们被腐蚀了的机关来说是非常罕见的。第二，他们确实想在经济上搞出点名堂。
而强力机关的人仿佛是在维持国家稳定，保障克里姆林官和政府大厦的决定能够贯彻实施。强力机关迫切希望把松散的国家凝聚起来并把国民管束起来，这使经济专家们感到十分担忧，尽管他们都在一个班子里。经济专家们看到了潜在的危险，因为使用铁腕整顿国家秩序晟终可能会毁灭国内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同时把经济发展排除在外。当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方案。
最近几年发生了什么呢？在经济领域里国家的作用加强了。这将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好，关键是没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有效率。统计显示，国家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者。
如果俄罗斯按照自由主义的模式发展，那么年经济增长将会达到5%，这一数字将给我们以希望，我们的国家将不会如此贫困。
如果我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所有的大型企业都将被国家官员掌握，那么年经济增长不会超过2010。到那时，我们的经济将滑人谷底，我们就无法赶上发达世界。
普京的经济班子对此非常清楚。但他们的言论在克里姆林官的争论中不是最有分量的，最有分量的言论来自强力部门。
攻击独立电视台当开始对原独立电视台发起进攻后，这种担心变成了现实。在1999到2000年的选举过程中，独立电视台和其他属于弗拉斯米尔·古辛斯基控制的媒体都不支持普京和“团结”
运动。记者们总是对新总统及其政策进行批评。
总统身边的人认为，独立电视台在履行政治订货，而记者们认为，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但是他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电视频道的“忠君”路线相差很大。
可以这样认为，独立电视台不愿意执行统一的路线引起了最高领导的担忧。
对独立电视台的进攻完全是按照兵法规程进行的。在首都组织了一场真正的清洗活动。身着迷彩服、头戴防护面具、手持自动步枪的几队士兵出现了。他们直接夺取了古辛斯基“桥一媒体“公司所属的几幢大楼。
这场“面具秀”是由税务警察的部队策划的。一般只有在捣毁有武装保卫的匪帮巢穴并可能发生交火时，才能动用税务警察的贴身保卫部队。总检察院的工作人员预计可能会发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当代饿多斯社会纪宴丛书生武装对抗，他们以为“桥一媒体”的老板古辛斯基和他那可爱的第一副手伊戈尔·马拉申科会使用机关枪扫射。
如果检察长们对文件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不戴着勋章，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获得呢？显然，他们还有别的用意。要么是想在大规模的搜查中找寻什么秘密材料，要么就是想吓唬一下他们。
年时的“桥一媒体”是怎样的一家公司呢？它包括独立电视台、《今日报》、《总结》周刊、“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及其他分支机构。这给人的感觉是，当局试图吓唬、惩罚独立的大众传媒。
顺便说一下，当头带面具手持冲锋枪的士兵闯进这些大楼时，所有待在里面的人都被置于嫌疑犯、犯罪分子的地位。
他们被禁止出入，不允许打电话。他们被赶到一个房间里并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他们根据的是哪一条法律？
总检察院对“桥一媒体”的大楼进行了搜查。这些国家最通晓法律的人士却没有想到他们损害了许多公民的权利。好像多么了不起的事，简直是小事一桩！
如果总检察院都可以这样做，那么其他强力部门还用说吗？
年6月13日，因在搜查中发现一把他人赠送的手枪，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被传唤审讯，同时在没有任何罪行被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丁强烈的反应。
对于任何犯法的人都应该提出刑事起诉，无论其地位高低，财产多少。如果古辛斯基有重大犯罪嫌疑，那么就应该对其进行调查。但是为什么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没有提出任何克里姆林官的主人l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指控，就把他关入监狱呢？古辛斯基既不是系列杀人犯，也不是拿着菜刀满街砍人的街头流氓。其实，要求他签一份不离境的保证就足够了。
我们的检察院却不习惯这样行事。首先要把犯罪嫌疑人关人监狱，因为剥夺自由本身就会使任何人变得容易说通，于是他就急于承认一切，只是盼望尽快开庭。到了法庭上还可以宣称自己无罪，因此我们的许多案件都在法庭上翻供词，需要继续进行调查。
调查工作要求高超的专业技能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但如果把嫌疑人抓起来，他自己承认一切，那还要让自己受那份罪干什么呢？
但对于古辛斯基这种情况，就不能指望他会服软并在不利于自己的供词上签名。很快就十分清楚，没有人想审判古辛斯基，只是想向他施加压力，让他放弃自己的媒体帝国。
当时，正在国外的普京总统坚决而肯定地说，他对准备逮捕古辛斯基一事一无所知。这句话使专家们感到愤怒：怎么可能不提前向国家总统报告这么重大的行动呢？
即便是在最民主的国家里，护法机关和检察院在调查有社会影响的重大案件时，也必须向国家元首通报。总统被认为是应该知道所有机密的人，因此总检察长无权向总统隐瞒逮捕某个重要人物的计划。
国家总统有权知道这些事情，但不是从报纸上。他应该为类似的逮捕行动可熊产生的政治后果提前做准备。
检察院的工作一直是在总统办公厅毫不松懈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他们是想让我们相信，由于普京与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联系不上，乌斯季诺夫就向总统隐瞒了行动计划，而且根本不想告诉他这件事吗？
我们国家的车臣有人体炸弹，他们用自己的身体与联邦武装力量的士兵们一起爆炸。总检察长不像是人体炸弹。难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道是总检察长想随心所欲地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教唆全社会反对总统，齐心合力地破坏总统的首次正式出访吗？
的确，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天总统、总理、安全会议秘书都不在莫斯科。在家主持事务的只有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他是有名的“热恋”古辛斯基和独立电视台的人。
一些出入克里姆林官的记者说，沃洛申早就威胁要把古辛斯基送进监狱。无论是沃洛申本人，还是总统新闻办公室都没有驳斥这种说法。像许多人一样，沃洛申实现了自己很久以来的愿望，批准逮捕古辛斯基。
但可能会是这样吗？当然，沃洛申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但毕竟这种影响是在总统赋予他的权力范围之内。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官员们未经总统的直接同意就采取某些微妙的行动，同时给总统留下转圜的余地，如果事态发展不利，那么总统就会说对此一无所知，或者一切都是由玩忽职守的下属替他做的。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下属肯定自己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自己只会受到表扬不会受到惩罚时，才会发生。
给总统送手机逮捕古辛斯基引发的丑闻产生了国际影响。在这件事情上有两个受害者，一个是被关入狱的古辛斯基，另一个是总统普京，他首次成为非国有媒体大规模批评的主角。
总统的班子无法通过解释来帮助总统．也不能替他想出一条合理的行为路线，研究一些反击方法和有效举措，或者起草一个有力的声明。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所听到的一切都会引起人们的嘲笑，特别是当普京说，很不凑巧，他无法与总检察长乌斯季诺夫联系上，无法了解为什么要抓古辛斯基。总统的话引发了许多克里姆林宫的主人J|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杈力战略笑话，许多人表示要给总统送手机。
记者们，尤其是独立电视台的记者们的讲话更加使总统的班子相信，独立的大众传媒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从一开始，进行这场行动的人就打算把事情进行到底。
对俄罗斯众多政治家和实业界人士提出保留独立电视台和“桥一媒体”的要求，他们只是平静地当做耳旁风。如果当局想平息这场丑闻，他们会接受这个建议。但是他们的目的是，在警示全国时要表现出自己的果断、坚决。
就在这几天，普京开始对西班牙和德国进行访问，那里等待他的是热情的欢迎。这些欧洲领导人与普京同属一代人，他们希望与俄罗斯新总统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普京来说，柏林之行应该是一次凯旋，是实现自己夙愿的证明。当年他离开德国首都时，还只是一名没有前途的安全部门军官，回来时却是一个大国的总统。
但是普京却无法陶醉于这次凯旋式的欧洲之行。对于独立电视台的进攻给西方公众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而且对于美国克林顿总统也无疑是一记耳光——克林顿不久前造访莫斯科时，为引入注意，特意接受了属于“桥一媒体”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采访。
所有这一切迅速改变了普京访问的气氛。他原本打算谈一谈俄罗斯的改革计划和即将进行的改革，说明俄罗斯已经进入新时伐、需要投资等等，但是他被问到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打击批评政府的独立电视台？
普京对此非常不高兴。刚开始他还是轻轻地笑着谈论着自己与古辛斯基和独立电视台的渊源，好像他对被问到这么小的事情感到非常吃惊，很快他就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并发起了火。但他终究还是被迫说了几句别人想听到的话：检察院做得可能有点过火，根本没有必要把独立电视台的老板关起来。
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所有的人都错误地以为，普京改变主意了，这是在向检察院发出信号：放了古辛斯基！如果这样想，那就根本不了解普京。显然，根据其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来判断，他绝不能容忍指责他软弱，说他容易受他人影响。
“桥一媒体”事件使许多从事政治、新闻和商业活动的人感到十分恐惧。他们想，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当他们面临讲真话还是沉默、做应该做的事还是按照领导要求的去做的选择时，这种恐惧始终在折磨着他们。
同时也不能过高评价抗议的力量。愤怒的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公众整体上对此事持无所谓的态度，或者相信逮捕古辛斯基是正确的，而且应该把所有的寡头都关进监狱。“桥一媒体”事件不是某个人的主意，而是整个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意图非常明显：凡是就重大问题批评总统和政府的传媒都不允许存在。
另外，声势浩大的保卫独立电视台的运动以及全面的言论自由也只能让普京的班子坚信，必须把对抗的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
此次行动的组织者当然知道在国内和国际上会出现什么反应，但是他们认为对此不能太在意，应该表现出无畏的精神，表明当局在压力面前是不会让步的…．其实，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一样，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的命运不舍令人特别担忧，因为他们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令人担忧的在于，他们两个人都掌握着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媒体，这些媒体对于我们这些观众、听众和读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要媒体是非国有的，由不同的人控制，才能使我们有可能看到真实的生活。
普通公民没有理由对总检察长采取行动的正确性提出质疑。我们不知道，他掌握了哪些材料。但是所有人都清楚，在俄罗斯巨额财产的产生途径都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包括所克呈姆林官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有拥有巨额财产的人。但总检察院为什么偏偏对古辛斯基和 I看别列佐夫斯基两个人感兴趣呢？ l妻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部现代商业史，可能永远也不会有。 l独有谁敢说，自己的巨额财产是每天通过非法的途径挣来的吗7l寰只有在当局的直接赞许和参与之下才能这样做。正是当局允l怠许与其亲近的人暴富起来。新的政治班子上台后会有什么变 垂化呢？只有与当局亲近的人知道。
如果当局和护法机关的确对俄罗斯所有工商业界巨头行 嘉为的合法性进行认真而严格的调查，如果对所有至今仍出入}莲克里姆林宫的商人们展开调查，那么检察院对古辛斯基和别 鎏列佐夫斯基的关注就不会引起任何非议了。因此，毫无疑问， |嘉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控制非国有的传媒，首先是电I基视。
不曾发生的犯罪一开始对检察院指控古辛斯基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视频”
电视台的股份化过程中参与侵吞1000万美元。但三天之后，古辛斯基在签署了不离境的保证书后，被突然释放。
所有的人都认为，检察院会继续调查古辛斯基的案子。
但实际上，检察院只采取了诱导的手段——古辛斯基与新闻部长米哈伊尔·列辛举行了秘密谈判，期间要求古辛斯基交出“桥一媒体”。
年7月20日，古辛斯基签署了关子把“桥一媒体”公司卖给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协议。第二天刑事案件以冠冕堂皇的说法结束——“缺乏犯罪要素”。换句话说，古辛斯基对于当局的犯罪在于他掌握了独立电视台。如果他把独立电视台交出来，相应地他也就不再是一名犯罪分子。
借钱不还终归是不好的行为。既然“桥一媒体”公司欠了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钱而无法偿还：那就应该到法庭上打官司。
但检察院为什么要干预这起纯财务纠纷案呢？
众所周知，一些投资者雇佣劫匪，或者雇佣百万富翁来免除债务。结果，总检察院把有重大犯罪嫌疑的古辛斯基迅速抓了起来，随后又以“缺乏犯罪要素”为由把他放了，总检察院本身不就是起了个门房的作用吗？
事件中另外一个让人感觉蹊跷的地方在于，要求免除古辛斯基债务的主意并非由贷款一方提出，事实上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领导们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在叶利钦时代，根据一纸总统令，天然气工业公司就拿出一大笔钱贷给“桥一媒体”发展电视事业。这是1996年选举之后的事，当时叶利钦感觉自己欠独立电视台的人情，而且也不可能从预算里拨款给独立电视台，于是找了一个间接的办法。
如出一辙，一频道（公共电视台）也从对外经济银行获得了大笔贷款。据说，至今仍未谈及偿还的事情。但要求古辛斯基还钱。这一切都发生在新政权对独立电视台的态度发生迅速变化之后。
普京坚决反对天然气工业公司出于某种原因向私营的独立电视台提供资金。他要求天然气工业公司总经理列姆·维亚希列夫强迫古辛斯基还钱。当局想让维亚希列夫明白，他本人也可能很轻易地就丢掉在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职位。
夭然气工业公司的钱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领导对新闻界一向非常慷慨，不仅仅只是对“桥一媒体”集团。他们向《共青团真理报》提供资金，扶持《劳动报》。与此同时，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对合作的法律程序不在意，而且并没有用自己的钱去换回这些传媒公司的克里姆林富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股票。
这其中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呢？天然气工业公司向独立电视台注资近10亿美元。难道独立电视台值那么多钱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中，天然气工业公司从来不遵循经济的逻辑。它向独立电视台提供资金完全是应当局的要求。为此，天然气工业公司会有什么回报呢？我们只能想像：可能免交税务或者许诺不干涉天然气工业公司内部及其子公司之间的资金流动。
如果某个人能说出其中的奥秘，那就太好了。那么，他们就错了。随后就决定进行整顿秩序，追回失去的钱，尽可能挽回损失。这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他们所感兴趣的。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和美国CNN电视公司创始人泰德·特纳向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想收购独立电视台的股份。10亿美元当然无法偿还，但总之应该有所收获。似乎天然气工业公司的领导应该接受这个建议，卖股票的钱可以再投入到天然气的开采上。但不知为什么天然气工业公司拒绝了这一建议。
维亚希列夫说，不打算卖掉独立电视台的股票，要留下股票的控制额度并将使该公司赢利。
这也就是说，抱怨着缺乏资金的天然气工业公司打算向独立电视台再注资10亿美元。天然气工业公司这样做值得吗？当然不值得。这样做是出于某种耍求。很难想像，俄罗斯当局会把一个电视频道双手奉献给外国人控制！把一个电视台从古辛斯基手中夺回来，难道会把它交给一个根本不会去克里姆林官领受总统指示的外国传媒大亨吗？这简直不可想像！
用天然气工业公司代替已出国的古辛斯基有什么不好？
唉，如果把古辛斯基和天然气工业公司都当做独立电视台的房顶来比较，那么必须承认古辛斯基这个房顶更好。他会根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当代越罗撕社会纪宴丛书据自己的目标，建立一个最专业、最有能力的电视台，并为此不惜花大钱。
但无论是天然气工业公司，还是维亚希列夫本人都不需要自己的电视台。难道天然气工业公司准备从政吗？当然不会。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其他人要控制电视台。
但是，维亚希列夫的殷勤却没能帮他。总之，他丢了自己的位子，尽管他在清除“桥一媒体”的过程中出了力。
《今日报》被关门了，《总结》杂志由另一批人按照新的宗旨出刊了。为了不受国家的监视，一年后，《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工作人员决定转到其他电台工作。但是最重大的事件还是驱散原独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年4月的一个美好夜晚，独立电视台有了新领导。
第二天早晨，人们上班后发现，他们的领导和编辑政策都变了。以前的公司总经理叶夫根尼·基谢廖夫与大多数的创作人员都离开了第四频道（指独立电视台——译者注）。
说实在的，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呢？新的主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财物。对于电视观众来说，关键在于：对独立电视台的监控行动对节目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新闻界倍受尊敬、曾多年担任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的亚辛·尼古拉耶维奇·扎苏尔斯基把这一行动称为“阉割独立电视台”。
与此同时，许多人非带高兴以前的那个独立电视台消失了：他们已经厌倦了风暴和动荡，不想再听到令人不愉快的新闻。
事实上，当局的顶层人物对此是满意的。对他们来说，不能控制电视台，当电视台每天播放的都是事实的真相，展示的都是官员的平庸、愚蠢和不称职，把骗子说成是骗子，是不可想像的。难道可以容忍这一切吗？
许多记者同行对这一行动也是满意的，因为自由的电视台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如果在你旁边有人在继续说真话，克里姆林富的主人l1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而你却在那里说谎，那你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他们还希望那些仍在唱反调的人能尽快闭嘴，而且最好是加入到大合唱中。
别列佐夫斯基和公共电视台随后展开了对一频道（指公共电视台——译者注）的争夺。一频道是国家最重要的电视台，其节目在俄罗斯全境都能看到。在竞选活动中，公共电视台竭尽所能支持普京。但问题在于，克里姆林官的新主人们对事实上掌握电视台的别列佐夫斯基不满意。公共电视台的立场完全取决于别列佐夫斯基个人的好恶，尤其是大选后，别列佐夫斯基感到孤独并想亲自在政治游戏中玩耍。他居然当选国家杜马议员，并发表总统班子很不希望听到的讲话。于是，他们要求别列佐夫斯基卖掉一频道的股份。
开始，有关公共电视台命运的谈判是由别列佐夫斯基以前的生意伙伴阿尔卡季（他常被人称为巴德利）．帕塔尔卡齐什维利出面参加的。
年夏，帕塔尔卡齐什维利在接受《商人报》采访时说，他会见了时任安全会议秘书，经常以总统的名义行事的谢尔盖·伊万诺夫。秘密谈判是在位于科西金大街上的政府大厦里进行的。他与伊万诺夫讨论了出售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所有大众传媒的问题。
当局向别列佐夫斯基施加压力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有关航空公司的刑事案件。当由叶夫根尼·涉波什尼科夫元帅主管的航空公司濒临破产时，别列佐夫斯基从自己的“洛戈瓦兹”公司选派了两个人给沙波什尼科夫：尼古拉·格卢什科夫当上了沙波什尼科夫的第一总经理，亚历山大·克拉斯年科尔成为主管商业与广告的副总经理。
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格卢什科夫建议把航空公司160多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家驻外代表处的所有资金都集中到一家外国公司。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这样航空公司各驻外代表处80%的外汇被转到名为“安达瓦”的瑞士公司的账户里，而别列佐夫斯基和格卢什科夫却购买了这家公司78%的股份。
总检察院认定，这是一个犯罪组织，他们把航空公司的钱转移到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人的私人账户里。航空公司前副总经理尼古拉·格卢什科夫因此被捕。
阿尔卡季·帕塔尔卡齐什维利证实，作为出售公共电视台的交换条件，他与别列佐夫斯基在谈判中要求解除对尼古拉·格卢什科夫的拘押。
帕塔尔卡齐什维利与伊万诺夫见过两次面，他在接受《商人报》的采访时说：“他们表示允许我做任何生意，但不能搞政治，也不能从事大众传媒业。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释放格卢什科夫。”
据推测，从别列佐夫斯基手中收购公共电视台的将是“卢克”石油康采恩的董事长瓦吉特·阿利克佩罗夫，随后他就会把这些股票交给国家。
帕塔尔卡齐什维利说：“显然，阿利克佩罗夫既非常想讨好当局，又想不付钱。结果谈判无果而终。”
这时谈判的调门变了。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后来证实，总统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在与他谈话时教训说：要么交出公共电视台的股票，要么就坐牢。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他的助手侗都没有驳斥别列佐夫斯基的话。有可能这次谈话就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
也许，电视台属于国家而不属于私人是一件好事呢。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据说，国家电视台各个频道的负责人每周都会到克里姆林宫见沃洛申，从他那里得到如何播出节目的指示。这样，电克里姆林富的主人J，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视台并没有被国家以某种形式控制，而是完全被具体的某个有影响的人控制了，而这个人本应该管总统办公厅里的事。
显然，有人想让谢尔盖·多连科与别列佐夫斯基断绝关系，于是他被请去见普京。多连科对此没有保密，他公开了总统的讲话：多连科如果加入到总统的班子里，就会继续留在公共电视台工作。多连科对此表示拒绝。他解释说，他的班子是观众。而就在最近，谢尔盖·多连科的电视节目被取消播出，他也丢掉了公共电视台副总经理的职位。
这也就是说，普京抱着这种目的会见了许多著名电视工作人员，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总的来看，电视台少了一个多连科，而其他的人都向总统宣誓效忠。
也就是说，电视台属于国家这句漂亮话应该正确理解：其实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总统、总统的班子和官员们。
换句话说，总统的班子重复着法国国王的那句名言：国家就是我们。克里姆林官的官员们在向我们暗示，他们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对这一观点很难苟同。众所周知，官员们在从未忘却自身福祉的同时，分享着国家的利益。
当然，总统有权关注大众传媒。难道出现过当总统想向人民发表讲话时，他没有可能进行讲话的情况吗？正相反，总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细心周到地传达给民众。国家电视台侬靠纳税人维持，应服务于社会而不是服务于当局。
难道总统机构有权让靠民众资金生存的电视台去为部门利益服务吗？
一频道的问题解决得很轻松。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卖掉公共电视台的股票大挣了一笔。据说，股票是新任楚科奇州州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通过一家离岸金融公司购买的。
显然，他的当选是当局的回报。截止目前，还不清楚谁是公共电视台的老板。但是当局对一频道的立场是满意的。
阿尔卡季·帕塔尔卡齐什维利后来受到检察院的调查，他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被指控涉嫌参与策划前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尼古拉·格卢什科夫越狱。帕塔尔卡齐什维利逃到格鲁吉亚。
电视六台的命运尽管别列佐夫斯基面临可怕的指控，但他还是若无其事地出国了。有些人推测他就此不再参与政治了。他卖掉他公共电视台的股票好像就是为了赎身。但是，他那不安分的天性不允许他简单地满足于生活。他不仅继续谈论敏感的政治话题，而且把赌注押在另外一个电视频道——电视六台上。
他从该台的创始人爱德华·萨加拉耶夫手里购买了股票控制额。
别列佐夫斯基把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班子请到了第六频道，这是一个大手笔。这些勇敢而有才华的记者仅用了几个月就改变了电视台的面貌。因为有过痛苦的经验，他们在新闻节目和其他公众性节目上的表现无懈可击，目的就是不给那些指责他们有对立倾向和反总统活动的人以口实。要知道，一方面当局已经决定彻底剥夺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拥有的所有大众传媒，另一方面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的班子在专业上取得的成功也引起了某些人的愤怒。
处理电视六台要比处理原独立电视台迅速得多，因为已经有了经验。这一次利用的是“卢克”石油公司，他的子公司“卢克一保障”公司控制了莫斯科独立广播公司（电视六台）的股份。狡猾的律师们成劝地利用了2002年1月1日到期失效的法律条款：股东有权要求亏损的公司破产。其实，早在基谢廖夫等人到来之前电视六台就亏本了，但各投资方对此并不在意。
最高仲裁法院在这个案子上表现出罕见的效率，赶在年最后几天宣布公司破产并命令将其撤销。而一切都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发生在电视六台开始挣钱并将实现赢利的时候。
对于电视六台来说，主要问题显而易见：是消灭这个频道从而直接执行普京总统的意志呢，还是做那些总统身边的人希望做的事从而有可能得到总统的规许呢？
叶夫根尼·基谢廖夫对自己的记者同行们说：“我对克里姆林官里及其周围的生活是如何安排的略知一二，也非常清楚总统不会向任何人下达任何正面任务。总统从来不直接干预任何案件。”
有人认为这是一场经营主体之间的争执，必须严格地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这种言论除了引起人们的嘲笑外，不可能产生任何的结果。石油巨人“卢克公司”的子公司要求消灭电视六台，这样做将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假如“卢克公司”
对钱感兴趣，那么它就会得到这笔钱，因为电视六台15%的股份是一笔非常大的钱。但是“卢克公司”要挣钱首先要与当局建立良好的关系。几年前，为了讨好当时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卢克公司”更换了《独立报》的领导层。
至于说到法院的决定，那么案件在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说，至少从法律字面上的意思来看，就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们的法律还非常不完善。如果过时的法律行文与合理的看法相矛盾，那么法官就不能不考虑这个矛盾。而矛盾足非常明显的。
电视六台新的领导人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开始挣钱了，与此同时电视台将被当做一个亏损企业而撤销。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该想一想，他是否作出了不公正的裁决。法官不是咖啡自动出售机，把硬币投进去，就会拿到一杯加奶的咖啡。这就是罪与罚。诉讼程序的目的就在于此，就是要求法官应注意案件的所有情况。
如果法官不考虑这些的话，那么就会使人产生这样的感觉，即法庭不仅要遵循法律规范，而且还要遵循政治动机。
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而我们的政治环境是这样的：当局希望给人们提供广阔的经济自由——让大家富起来。但是当局又认为一些强大的反对派的存在将会妨碍它，允许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电视台存在就更加危险。因此绝不能允许与普京作对的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电视六台……电视六台被停播的第二天，公司的工作人员开了一个会议。这实际上是一次告别会。斯韦特兰娜·索罗金娜对记者们说，她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们一直在被一个或者说是一群狂热的精神病人追赶，“我们尽力与他们商量，或者躲避，或者搬走，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似乎一定要把我们抓住，直到整死为止”。
普京应该不会忘记，当索罗金娜还在独立电视台的时候，他曾会见过该电视台的记者们，也应该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公开批评他的。
“忠于帝王的人”
上文提到的曾担任普京竞选总部副主任的克谢尼娅·波诺玛廖娃说过，批评意见是最令新总统恼火的事情。“他认为，没有人有权批评总统的行为。”
在访问古巴和加拿大前夕，普京接受了加拿大记者的采访。当他被问道国内有没有反对派时，普京说：“如果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不是反对派，那是什么呢？那么就是流氓行为。”
普京没有说明，他所说的电视流氓行为指的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想，他显然指的是独立电祝台的《玩偶》节目。
至于如果讲到流氓行为，如果某个电视节目真的超越了法律的界限，那么在这方面有法律，可以也应该把其告上法庭。如果没有告上法庭的理由，如果某个节目仅仅是以讽刺克里姆林宫的主人I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的形式嘲笑政治家们的言行，那么这只是社会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节目当然让政治家们不高兴。但这是政治家获得权力满足时应当支付的“费用”。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交付给政治家们，政治家们依靠我们缴纳的税金过活。因此他们应该容忍社会挑剔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如果清除了所有的非国有大众传媒，如果镇压了反对派，如果强迫公众生活在恐惧之中，那么政治家就能避免这一点。
难道应该走古巴道路吗？古巴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说，他的国家只有两个政党，一个在执政，另一个在监狱里。悲剧就在于，这样的社会陷于极度的贫困之中，也正如我们前往古巴的代表团所看到的那样。
任何一个当局都不希望民众知道他的错误、失策、不够内行和不够专业。如果没有独立于当局的电视台来告诉我们国家究竟发生什么了，那么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有两只眼睛时，他便不会怀疑，有两个视角就可以让我们看到世界的本来面目。而那些不幸失去一只眼睛的人们则会知道，世界会在刹那间变得不可救药。
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普京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的批评是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政治家们应对此容忍，要知道新闻自由对国家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恚义。
直到去世前，经验丰富的德国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国内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曾自费出版了一本对他来说非常荒诞的漫画集，并送给自己的客人。他公正地认为，在自由社会里，这本漫画集对于所有人的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对他来说也是另外的一种广告。
研究普京家庭族谱脉络的记者奥列格·布洛茨基指出：
“一切迹象表明，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家里第三个不是出生在专制时代的孩子。”布洛茨基曾写过一本热情洋溢地介绍普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京的书，他显然是想让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在俄罗斯自由的历史是多么地为时不久。
戈尔巴乔夫时代和叶利钦时代实在太短暂，以至于自由传统尚未深入人心。因此，当人们愿意服从领导，不敢说任何一句违抗的话并竞相表白忠心时，社会就很容易回到被控制的状态。人们准备排成纵队和横队，但没有料到的是，口令一下才意识到当局准备使用的是突击队或者某种更厉害点的东西。
的确，这是更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对领导满腔激愤地仇视、鄙视，同时又服从他、指望他。
驻远东地区的总统全权代表康斯坦丁·普利科夫斯基将军列举出那些工作出色的州长们的名字，并满意地把他们称为“忠于帝王的人”。
国家从1917年2月起就没有了帝王。人们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帝王。经过选举产生的州长们不应为最高领导人服务，而应为自己的选民服务。但许多官员和普利科夫斯基将军一样，确实对此并不清楚……事实上，是有人在挑拨人们去反对大众传媒。他们说：电视台在说谎，记者在骗人……但是，好像没有一名记者会像官员那么会说谎。
对于官员们来说幸福的日子来临了。自由的大众传媒是他们惟一有些害怕的东西。当展示了他们自己究竟是些什么人时，他们就会感到难为情，领导也不会高兴。现在他们夏活了，他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他们看到领导对于社会通过大众传媒表达的意见再也不感兴趣了。
怎样解释总统对电视台的态度呢？这其中好像有一些个人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谢尔盖·多连科可谓自食其果。别列佐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在电视台的协助克里姆林富的主人f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下可以有计划地消灭政治家，例如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和尤里·卢日科夫。普京不想跟他们一样陷入困境。
总之，普京还不习惯作为一名公众政治家的角色，不习惯他的一举一动都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被讨论、评价、批评和嘲笑。他经常感觉不公平：我考虑的只是国家的利益，我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在工作，我不遗余力，却遭到批评！
而我们之中有谁又喜欢批评呢？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批评是不合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错误。总统犯错误就可能非常危险，因此就要有不隶属于他的议会、独立的法院和非国有的能够向所有人实事求是地讲述一切的大众传媒。
普京总统在回答美国著名电视记者拉里·金有关“库尔斯克号”潜艇的命运的问题时，给人留下了非常难堪的印象。
“你们的潜艇怎么了？”拉里·金问道，他希望俄罗斯总统能够告诉观众“库尔斯克号”失事的真正原因。
“它沉没了。”总统以一种轻蔑嘲讽的语气回答道。
我不知道，船员的亲属们是否亲眼看见“库尔斯克号”上的死者。但是国家总统、最高统帅在谈到这场空前的大悲剧时带着的这种轻蔑的笑容却震惊了全国。我不知道，当时普京有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当然，他可能想打断这位美国著名证者的话，从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文雅的现代人。
但结果却相反。人们认为，这种高傲的微笑只有那种不管他人死活，不管死者家属的痛苦的人才会有……之后，普京有可能一直不痛快，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俄罗斯人们都看到了这令人难忘的轻蔑笑容。很难推断，对于克里姆林宫的班子来说，这一幕也是要打击大众传媒的一个证据，因为他们播放了不应该播放但却是真实的东西。
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新总统开始建立了垂直的权力体系。大家都同意，联邦法律应该在全国境内实行，而州长们绝不应成为专制的封建主。其结果怎样呢？
克里姆林官认为，只要把州长们从联邦委员会赶出去，让总统有权解除州长们的职务就足够了。
联邦委员会是议会上院，并不是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而是由各州州长和地方立法会议的领导人组成。
这虽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俄罗斯也不是惟一这样做的国家。
在德国，议会上院称为联邦参议院，同样也是由地方政府领导人组成的，他们也不时地从事立法工作。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弱国！
普京总统认为，如果州长同时担任联邦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就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我们的总统喜欢的英国，在许多有着长期民主传统历史的国家里，部长们同时都是议会的议员。在一些国家里，议员委任也是必要的条件，只有获得选民信任的人才能成为政府成员。三权分立的原则也没有被破坏。
另外，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和独立的法院之间应该明确划分各自的权力也非常重要。这样使州长们在联邦委员会里开会也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原则。
给人的感觉是，州长们被赶出联邦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剥夺他们额外的权力、影响以及议员豁免权。总统的班子认为，独立自主的州长是全面控制国家的障碣。
因此，当总统驻杜马代表亚历山大·科坚科夫向州长们转述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内务部上将的话后，他们的恐惧是正常克里姆林宫的主人}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的。这位内务部上将说，一旦州长们的议员豁免权被取消，那么他们其中至少有16人马上就会被关入狱，其余的不久也会被关进去。
总检察长后来说，科坚科夫所讲的一切都是臆想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针对州长的案子。但一切都不言而喻。
普京想获得罢免州长们的权力。但要根据哪些过错事实呢？如果州长们犯了刑事案件，那么就将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如果他不胜任，那就是地方立法机关和选民的事了。美国总统不能罢免任何一名州长。只有州议会才有这样的权力。
如果州长违犯了联邦法律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进行复杂、长期的弹劾程序，其中包括最高法院和联邦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案件的审理以及联邦委员会投票表决。因为州长不是官员，他是被选举到这个位置上的。如果总统有权以自己的命令罢免州长的话，那就是对选民的不尊重。
同样也禁止州长们罢免其属下的地方行政长官。总统于是提出与州长们做一项交易：你们承认我罢免你们的权力，我就给你们解除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这样就把州长们变成了谁也不敢与之顶嘴的封建男爵。
国家当然应该强大。但国家的力量在何处呢？不在于高级官员能够罢免、解除下级的职务，而在于充分发挥所有国家机制的作用。州长们的专横就是我们贫困的结果。
件么最令人感到不安呢？是价格上涨、失业、低工资和低退休金。在这个领域需要迅速而积极的行动。修改宪法，变更联邦体制，联邦委员会的前途以及州长们的命运等问题的解决都应该平心静气、深思熟虑。
结果怎样呢？州长们和地方议会的领导人从联邦委员会消失了。新的上院议员都是一些未经过选民选举产生的人，相应地他们不用考虑自己选民的利益。银行家、退休的政治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家、总统的支持者、退役将军等一批不受欢迎的人进入了联邦委员会，总之他们基本上都是永远不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人。
接替经验丰富、小心谨慎的伊戈尔·斯特罗耶夫领导上院的是谢尔盖·米罗诺夫，又一位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人。上任后，米罗诺夫马上宣称，总统的四年任期实在太短了，应该延长总统任期。因为普京选择了他，受宠若惊的谢尔盖·米罗诺夫希望以此作为回报，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博得普京的欢心。
如果这种想法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官的，那么米罗诺夫把话说得如此坦白，从而引起了无数的嘲笑，以致于普京本人也被迫声明根本谈不上延长总统任期的事……联邦法律禁止占据最高国家位置超过两任。
确实，这种限制似乎是不合理的：一个还能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却要被迫退休。但是难道总统的职位是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惟一途径吗？
顺便说一下，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是在对于政治家来说还很年轻的岁数上离开白宫的，许多人在这个岁数上刚刚开始在官场上发迹。许多美国人对克林顿的离任非常惋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总统。但问题不在于刻板地遵守法律，而在于法律的理智。法律能够使国家避免经历大的不幸。
被选举出来的、有一定任期的政治家受自己选民的左右。
他知道，如果傲了违法的事情，他就要负责任。对于那些自己想掌多长时间权就可以掌多长时间权的政治家来说，他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们国家几乎没有限制过掌权的时间。在赫鲁晓夫时代，曾经规定担任最高职务不能超过两个任期。但赫鲁晓夫刚一下台，这一条就被取消了。当时的州长们，也就是州委会第一书记在自己的位置上平均要干15到20年。重病缠身的克里姆林富的主人f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着我们，直到他们去世。
应该相信好人的说法是幼稚的。我们应该知道政权的神奇魔力。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如果没有监督，即使是天使也会做孽。
总统在建立垂直的权力体系并使松散涣散的国家体系走上正轨方面已花费了数月的时间。
奇怪的是，一切好像并不那么复杂。原先还在考虑，该如何迫使州长们就范呢？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反抗。只是稍微把他们吓唬一番，以前任性放肆的人就都消失了。所有的人都愿意向总统宣誓效忠，排好队，步伐整齐地向前走去。
所有的人都把功劳归功于总统：当局不再受制于寡头和州长们，而且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增加下去——当局也不再受议会左右。
“一切都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躺倒在普京脚下。”鲍里斯·涅姆佐夫对记者说，“总统及其办公厅用两年的时间对政治田野进行了清理，现在政治田野看起来就像平坦的平原，在中央一个名为‘总统权力’的无限高的纪念碑拔地而起。国家杜马只是总统办公厅的一个分支机构，联邦委员会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小部门。州长们害怕出头，都默不作声。国内大多数政治力量都奴颜婢膝地对当局唯唯称是。”
结果是，权力越来越不受左右。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这种强右力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呢？要知道，我国仍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极度贫困，还有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困苦，这对于21世纪文明世界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对这些人我们该怎么办呢？在我们国家，强有力的政权首先是指庞大的、具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将吞噬我们的金钱。如果强有力的政权不会改善人们的生活，那么要它有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什么用呢？
在与总统交谈时，来自农工议员团的议员问他，什么是他最大的障碍？普京回答说，是官员们。诊断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机关专权。一般认为，应该宣布进行新一轮机构裁减，例如把4个部合成1个部，把5个蚕0总理减少到2个。
这本身就是十分有益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官员的数量，而在于国家机关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没有官员是绝对不行的，重要的是用什么去制衡专权。
最近两年，我们总统的最主要敌人——官员们所发挥的作用却在不知不觉中提高。随着其他的公共机制（议会、政党和现已由可靠人掌握的独立大众传媒）失去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的作用会继续提高。
我们的“新贵族”
可以说，车臣是特工们现在惟一的伤痛。但是，自普京上台后他们的幸福日子就来临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就发生了改变。
直至自己掌权后期，叶利钦依然不信任国家安全机关。
此外，他还坚决秉持最重要的几项民主原则。他根本不想成为一个独裁者，甚至没有去尝试做一个独裁者。大众传媒多年来一直往他身上泼脏水，但他仍决定保留舆论自由，没有一个记者怕他。大骂总统要比辱骂任何一名官员都安全得多。
而到普京时代一切都变了。记者和知识分子再次感到无法忍受批评和反对意见的国冢机关的压力。
特工们复活了，他们变得更加积极和引人注目。他们又重新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
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说：“当我向我们的孩子们颁授政府奖章时，我都仔细地看克里姆林富的主人I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他们的面容。前额宽大的分析研究专家、宽肩的特工警卫、沉默的爆炸技术员、严肃的侦查员、稳重的反间谍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外表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种重要的品质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是一群执行公务的人，如果恰当的话，就是现代的‘新贵族’。”
帕特鲁舍夫使用的这个漂亮词是下属们想出来的，但他却没有想过，“新贵族”的存在是以把其他民众看做是贱民（没有任何权力的平民）为先决条件的，贱民们须在三步外脱帽向“新贵族”行礼。
这些特工——新贵族们开始在国家生活中寻求更加显要的位置，甚至参选议员和州长。沃罗涅日州国家安全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库拉科夫将军当选该州州长。
年春，专业特工穆拉特·穆罕默多维奇·贾济科夫少将当选印古什共和国总统，他曾经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总统驻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紧随其后，斯摩棱斯州国家安全局局长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马斯洛夫少将当选该州州长，他的功劳都标记在胸前的“荣誉反间谍工作者”徽章上。
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军官从未当过州委第一书记或者州执委会主席。这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盖达尔·阿利耶夫，但在阿塞拜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制止腐败。
鲍里斯·普戈在拉脱维亚．吉维·贡巴利泽在格鲁吉亚都也都是从加盟共和国的克格勃主席当上加盟共和国第一书记的。但他们两人都不是职业特工，一生在从事党和共青团的工作……“俄罗斯的官僚们恢复了元气就把一切活的东西压在身下，”诗人德米特里·苏哈列夫在《新报纸》上撰文写道，“科学院的中央机关是什么呢？就是过去某个时候的作家联盟秘书处，克格勃的一个分支机构。为了不被解雇，他们曾一度潜藏起来。但现在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们已在科研院第廿七幸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所里恢复了第一批机构，正在恢复那种我们已经不习惯了的生活风格……我们背靠着我们的老朋友和暗探们（我们永远的监护人）……镇压和清洗靠的只是政治意志。我只能希望他们没有这种意志。”
年5月，曾经在内务部和克格勃工作过的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古罗夫中将也愤怒地说，俄罗斯的强力部门使得可耻的告密风气再度复活。
由联邦安全局组织的几起案件非常引入注目，主要针对被指控有间谍活动的科学家。他们被指控泄露机密材料，尽管他们没有可能获得属于国家机密的材料，而且也没有被要求签署不泄密保证，他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秘密。这些案件更多地被认为是为了吓唬人，为了减少与外部世界的广泛交流。
科学院主席团像苏联时期一样下发了工作条例，要求学者们汇报自己与外国人的接触情况以及出国访问后要报告。
居住在远东的著名学者弗拉基米尔·索伊费尔教授年被特工们指控犯有间谍罪。当丑闻闹起来后，才发现对他的指控没有证据。于是，他们想灵活地赦免索伊费尔，这对联邦安全局来说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教授犯了错误，但被原谅了。但索伊费尔拒绝接受赦免，要求通过法院撤销对自己的指控。此后，联邦安全局滨海边疆区局花了半年的时间考虑如何撄脱这桩愚蠢的案子。
年夏，联邦安全局滨海边疆区局调查处处长向索伊费尔发了一个通知，说他的刑事案件由于缺乏证据已经结案。
但是特工机关里有谁因为这起冤假错案受到惩罚呢？当被国人骂为罪犯和间谍时，又有谁去补偿索伊费尔教授所遭受的损失呢？联邦安全局打算采取什么措施避免这样的假案在以后不会出现呢？……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演讲时质问的话语，是不会有任何答案的。
克里姆林宫的主人II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两只手国家杜马议员、著名的保护人权专家谢尔盖·阿达莫维奇·科瓦廖夫直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克格勃掌权的国家里。克格勃在行动，而且是训练有素地行动。国家悄悄地在朝警察控制的方向走去，一个警察国家正在建立。”
普京当然不喜欢这样的名声。他试图摆脱这个称号。例如，他许诺将加快为在政治清洗中牺牲的人士进行平反的工作。换句话说，他答应将开放那个他曾在里面长期工作过的部门——克格勃的秘密档案。
专门有一个总统委员会从事平反工作，该委员会已经存在十多年了，以前叫“政治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存在以及进行平反工作完全取决于一个人，他就是该委员会的不换班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院士。
以前，能否打开秘密档案的大门并把文件公开完全取于决雅科夫列夫与戈尔巴乔夫，后来是叶利钦总统的私人关系。
每一次与总统见面后，官员们都压住心头的怒火解密一大批文件并转交给历史学家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总统的命令不再有效，档案馆的大门就“砰”的一声关上了。内行的官员们于是又把所有的事情“据为己有”。
当叶利钦退休后，许多人认为雅科夫列夫的委员会很快就会被取消。国内有许多人简直是憎恨雅科夫列夫及其领导的委员会。主要原因是，稚科夫列夫的委员会不仅恢复了被消灭人们的名誉，同时还在撰写我国真实的历史。由于强力部门竭力反对公开档案，我们的历史是不能讲的，里面充满了神话。
因为这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原因，部门的利益和小团体的名誉，为什么要向我们公开档案文件呢，这些档案是在一个令第甘七章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人厌恶的世界里描述着我们的部门，而我们应该向年轻人讲授一些积极的例子，而这里充满了犯罪！封闭档案文件的理由永远存在——总是说，这些档案里包含了许多秘密，使之家喻户晓将给国家带来损失。那么怎样审查呢？
国家机关始终竭尽全力阻挠雅科夫列夫的工作。官员们相信，特工骨干出身的新总统普京希望停止这项工作。但是普京也要做出不同的姿态，其中包括做出一些自由主义的举动。后来，普京在克里姆林官里接见了雅科夫列夫，答应支持他并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通过对现有材料的研究，弄清楚我国有多少人死于政治镇压。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想接受任何档案材料。例如，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对于谈论任何政治镇压始终都表示十分愤怒，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至今仍有人相信列夫·托洛茨基或者图哈切斯基元帅是德国间谍。而雅科夫列夫院士本人也被认为是美国间谍。他们认为，雅科夫列夫是一个自愿上前线的人，回来时已经是一个残疾人，一个不怀好意的爱国者！
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30年代国家就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坐牢，另一部分人让人坐牢。数百万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和劳改营。同时有数百万人参加了镇压活动。每几名囚犯就配一名看押人员，每几十名囚犯就有一个倮卫分队，另外还有监视人员，劳改营的领导，机动肃反部队，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机关——古拉格。地方上的国家安全机关保证源源不断地向劳改营遣送新的犯人。
即使战争年代前线非常缺人时，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有万人在工作。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庭成员算在一起总共有好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说，“古拉格”劳改营系统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好的。相反，这个差事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地位。
克里姆林富的主人ll从叶利钦到普京的权力战略 馓如果再把庞大的党和国家的机关人员及其家人计算在内，又会怎样呢？当别人坐牢时，他们同样过得很不错。如果社会上对镇压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看法上存在着非常对立的观点，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已经有许多人高喊：够了！对谈论这些事已经厌倦了！而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谈论…令人吃惊的是，总统普京一方面许诺关心政治镇压中的牺牲者，表示十分清楚地认识这段悲剧性的历史，与此同时却又下令恢复克格勃大楼上的安德罗波夫纪念牌。这就说明，我们不知道也不理解自己的历史。也有可能我们是不想知道，不想理解……第廿七章独立电视台、电视六台、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第廿八章 家庭生活中的总统普京的妻子第一次公开露面是与奈娜·叶利钦娜一起参加赖莎·戈尔巴乔娃的葬礼。当普京成为总统后，人们就开始能经常见到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普京娜。她去过几家妇女教养院，就儿童犯罪和毒品问题发表过讲话。她还从事保护俄语的工作，也专门为她成立了俄语特别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