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海防档》（甲），《购买船炮》，第1册，第161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①《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4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第247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4页。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63页。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页。
第二节 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被清廷批准后，即着手于船厂的筹建。他函邀时任江汉关税务司的法国人日意格和正在越南海滨旅行的法国退役军官德克碑速到福州商讨设厂造船等项事宜。
选择局址是一项首要任务。日意格于同治五年七月初十日抵福州后，随同左宗棠前往马尾，"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宽大二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②选定马尾作为福州船政的局址具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马尾地理位置险要，沿闽江而上距离省城福州有60余里，顺闽江以下抵五虎门海口约80余里，闽江口外有许多岛屿，星罗棋布，沿江的金牌门、长门、罗星塔等处设置有炮台，江的两岸群山环绕，"只要布置几个水雷，便能阻住入侵的船只"。①局厂设于马尾，前面临江，背面依山，有利于设防。
局址选定后，左宗棠同日意格议订了设局、建厂、工程期限、经费、造船、驾驶等事项，并草签了合同，由日意格去上海面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到达福州，左宗棠向他出示合同，德克碑无异词。
正当左宗棠派德克碑去上海见白来尼，"并约日意格及始议之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等同来定议"船厂事宜时，忽于九月初六日（10月14日）接到清廷调他担任陕甘总督的谕令。左宗棠感到离闽在即，速遣德克碑赴上海白来尼处画押后再返回福州"面订移交后任"。同时他加紧了船政局的筹建工作，并物色主持船政的人选。他上奏指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设局制造，一切繁难事宜，均臣与洋员议定，若不趁臣在闽定局，不但头绪纷繁，接办之人无从谘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臣尤无可诿咎。臣之不能不稍留两三旬，以待此局之定者此也。惟此事固须择接办之人，尤必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②经左宗棠"再四思维"，认为只有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可以担当此任。沈葆桢不仅"在官在籍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而且是林则徐的女婿，左宗棠把举办船政的重任托付于他，用意十分明显。左宗棠"三次造庐商请"沈葆桢，希望他"主持此事，必期就绪"，而沈"始终逊谢不遑"。左便请求朝廷出面"温谕沈葆桢勉以大义"，并特命沈"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①左宗棠还布置设局经费由署理布政使周开锡会商福州将军和督抚调取。一切工料及延聘洋匠，招募华工，开设艺局等，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
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的消息传出后，沈葆桢与绅民百余人联名呈称："创造轮船一事，关系甚巨，非常之功，非他人任。……事成则万世享其利，事废则为四裔所笑，天下寒心。诚使督臣左宗棠驻闽中，豫将赴甘之师先行部署，俟外国工匠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即移节西征。"②
清廷同意左宗棠提出的宽限数旬赴陕甘和闽省绅民恳留左暂缓西行的请求。左宗棠"昼夜忙并"③，抓紧进行人事、购机、筹款、制订船政章程、艺局章程、购买局厂地基、挑选驾船人才等事宜的落实。
在人事方面，沈葆桢经左宗棠反复劝说答应总理船政，从而为左离闽后船政局创建工作"不致中乖"和早期经营的较顺利展开确定了得力的入选。左宗棠于九月二十二日向清廷递上《请简派重臣接管船务折》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后，立即将该折抄给沈葆桢阅看。沈以丁忧人员不应与闻政事为由，"且呈固辞，引经据义，坚不可夺"。左宗棠则以总理船政究与服官不同，"所履之地，并非公署，所用之人，亦非印委"来打消沈的顾虑，并向沈陈述他"奉命西征，克日就道，洋员回闽，即须与之要约，以便交替，非得中外仰望之人担荷远猷，无以坚远人之信"的利害关系，"复以此商之沈葆桢"。沈被左的数次真诚相邀所感动，致函左答应待第二年六月丁忧期满后"始敢任事"。至此，左宗棠才如释重负，发出了"庶大局可冀有成"的肺腑之言。进而左宗棠请旨敕下沈葆桢于"未任事之先，所有船局事宜，仍一力主持，以系众望而重要工"。①左宗棠对船政局的接替人如此看重是有其道理的。他奏请创办船政时已列出社会上纷纷扬扬的7个难题，此时他要离闽西行，最担心的就是船政局的主持人问题。他建议由沈葆桢总理船政的上奏也被清廷采纳。清廷原拟由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并"特经谕令吴棠接办"船政，现"据左宗棠奏清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折"，决定由沈葆桢"总司其事，并准其专折奏事"。②不出左宗棠所料，他"西行以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因此，他再次吁请清廷："船局一事，蒙皇上天恩，交沈葆桢经理，事有专司。"③正是在左宗棠的一再呼吁、清廷的积极支持和沈葆桢勇于以船政为己任的情况下，才使得福州船政局的兴办和早期经营能够有所起色。沈葆桢从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1867年7月18日）正式担任总理船政大臣到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赴两江总督任的8年多时间内，对船政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福州船政局设总理船政大臣，这是左宗棠的灼见，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空前的创举。总理船政大臣的有折奏事的权力，地位相当于督抚，这是只设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所望尘莫及的，反映出福州船政局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左宗棠在举荐沈葆桢总理船政的同时，还奏请将"二十年前从臣读书湘中，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①的周开锡和"才长心细，熟谙洋务"②的胡光墉交由沈葆桢差遣，以协助沈主持局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866年12月7日），左宗棠收到清廷于十月十三日下发的任命沈葆桢总理船政的谕旨，感到"船政交沈葆桢总理，尤深幸慰"。③正是鉴于船政"接办有人"的情况，左才于得悉清廷这个谕旨10天后放心地启程离闽。
在经费方面，左宗棠估算购机及机器的保险、装运，洋员的薪水及往来盘费、募雇洋匠的盘费、盖造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外国员匠公所住屋，并置办一切用器、购买地基等项费用"约需银四十三四万两"，请"准由四成结款项下拨银四十万两"④，作为建厂经费。清廷在左宗棠的奏折中批道："著照所请"。⑤除上述购机建厂费用外，左宗棠还奏请船政局每年的造船等项经费，即常年经费由闽海关六成项下每月拨银5万两，"概行拨充轮船经费"。①对此，清廷也谕令"如数筹拨，毋许迟误"。②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胡光塘偕同日意格、德克碑到达福州。日意格等向左宗棠禀呈经白来尼印押担保的《保约》、《条议》、《清折》以及《合同规约》各件，经左"逐加复核"，认为"均尚妥洽"。接着，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商定："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船政局开设学堂，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义子弟入局肄习"，"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③
左宗棠除将日意格、德克碑所呈禀《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照抄咨报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他还亲自制订并"胪举船政事宜十条"，和"艺局章程"，上奏呈报清廷。《船政事宜》（即《船政章程》）所胪列10条中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船政局雇洋员为正、副监督。即"以日意格通晓官话汉字"，"令德克碑推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为之副"。"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
第二，船政局内设立艺局"以拔人材"。"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此项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
第三，规定5年期限。"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俟铁厂（按指机器厂）开设，即为习造轮机之日。故五年之限，应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
第四，定轮机马力，并搭造小轮船。大轮船轮机马力以150匹为准，除拟买现成轮机两副外，其余9副由铁厂自造。5年期内造150匹马力大轮船11艘，80匹马力小轮船5艘。
第五，饬洋员与洋匠要约。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船局所雇洋匠的"赏罚、进退、辛工路费，非明定规约，无以示信"。
第六，预定奖格，以示鼓舞。"洋员及师匠人等，须优定奖格，庶期尽心教导，可有成效"。5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轮船，加奖洋员、洋匠银共108000两。
第七，从国外购买机器须交纳按洋法包装费和由洋行保险费。
第八，凡需用纹银之项，应准开销银水。闽省通行银色，向较江、浙、广东为低。船局支发各款，除在闽境采办物料无庸补水外，其采买洋料等用款，应准将补水银两作正开销。
第九，宜讲求采铁之法。轮机水缸需铁甚多。据日意格说，中国所产之铁与外国相同，但开矿之时，熔炼不得法，故不合用。现拟于所雇师匠中，择一兼明采铁之人，就煤、铁兼产之处开炉提炼，"庶几省费适用"。
第十，轮船中必需之物宜筹备。轮船中应用星宿盘、量天尺、风雨镜、寒暑镜、罗盘、水气表、千里镜、玻璃管，以及垫轮机的软皮等件，现饬日意格等回国探问制造器具价格，如所费不过数千金，即由日意格等筹购一分，并约募工匠一人同来，"一并教造"。①《艺局章程》分为8条，主要是明文规定了船政学堂学生的学习纪律、学堂的规章制度、奖惩办法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待遇等问题。左宗棠派人对该章程加以刊刻，"出示招募艺局于弟"，"逐加遴选，方准报充，以昭慎重"。②
日意格、德克碑向左宗棠所禀呈的《保约》实际上是一个担保合同书。该《保约》中称："所有奉委采买外国傢伙物料、募雇员匠教造轮船并造船傢伙，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教导监造驾驶诸事务，理合出具保约。除拟呈详细条议附开款目清折并拟定合同规约与外国员匠要约外，合具保约是实。"《条议》共18条，其主要内容为日意格等遵奉左宗棠"宪谕饬查募雇外国员匠制造轮船暨采办外国傢伙、物料一切价目，并开设学堂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教成中国员匠能自监造驾驶各事宜款目"，"开具条议"。《清折》则为"遵议采买制造轮船各厂傢伙及轮机物料先领银两，分别全半数目，开具清折"。①《合同规约》为船政局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承左宗棠令，与所雇外国"谙练员匠三十七名"所订立的规约，共14条。其中规定："今本监督等荷蒙中国大宪饬委监督制造，倘有尔等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办理不妥，系归本监督等两人自问"。外国员匠受雇期间自铁厂开工之日起以5年为限。"五年限内，该正副监工及工匠等务各实心认真办事，各尽所长，悉心教导各局厂华人制作迅速精熟，并应细心工作，安分守法，不得懒惰滋事"。"该正副监工及各工匠等或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教习办事不力，或工作取巧草率，或打骂中国官匠，或滋事不法，本监督等随即撤令回国，所立合同作为废纸，不给两月辛工，下发路费"。本《合同规约》至"限期满工竣日销"。②
上述《船政章程》等项条文的制订，表明左宗棠设厂造船的构想已经有计划地着手实施，反映出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所要达到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的，其特点有二：
首先，明文规定了船政局使用外国人监督和指导造船属于雇佣性质。作为正、副监督的日意格和德克碑是由左宗棠"责成"其"承办"，他们是"荷蒙中国大宪饬委监督制造"。其他外国员匠由日意格、德克碑代船政局雇来，受到合同的约束。船政局雇佣日意格等39名员匠明确定下受雇期为5年，限满予以辞退。这种以合同的形式雇佣外国员匠指导造船的方法实力左宗棠的开创之举，而与福州船政局同一个时期创办的金陵机器局（1865年由李鸿章创办）、天津机器局（1867年由崇厚创办）分别以英人马格里和英人密妥士为监督，却根本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以致于马格里、密妥士在局中飞扬跋扈，自行其是，辞退他们也颇费周折。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雇佣洋员洋匠的过程中先与立约，才使得船政局的筹建和早期经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且船政局的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日意格在致沈葆桢函中承认这一点，他说："中国创造船政，派钦宪为总理大臣，盖总中国外国员匠而理之也。总理之下，设立监督，固有约束洋员匠督工教造之任，然而每事必请示于钦宪而后行，盖以钦宪膺船政之重责也"。①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在致总理衙门的函中也声明，日意格等人在船政局的活动"均应随便中国做主，本大臣绝不过问"。②因此那种认为船政局长期被法国势力所把持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其实，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雇佣外国员匠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对此沈葆桢讲了一句剀切之言，他说："当左宗棠之议立船政也，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不得不问之洋将。"③
其次，明确规定在5年期内不仅要造成大、小轮船16艘，而且更重要的是当5年限满时外国员匠须教会中国员匠能按图自造轮船和自行驾驶轮船，船政学堂"学成制造、驾驶之人，为将来水师将材所自出"。这表明左宗棠不但要把船政局建成国内第一个近代化的造船工厂，进而还要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培养海军人才的基地。可见左宗棠在实现5年的近期目标时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达到自造、自驾轮船的长远目的。诚如左宗棠所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也①如果轮船学造已成，夺彼所恃，彼将弭耳贴伏，不敢妄有恫喝矣。……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
十月间，左宗棠布置"买用马尾山下民田二百余亩作为局厂地基"，③为建厂开工做好准备。他还荐举"好善急公，熟习洋务"①的广东补用道叶文澜及参与议拟船政章程的侯补同知黄维煊入船局差遣。派五品军功贝锦泉亲自驾驶闽省新买一只取名"华福宝"的轮船"由上海展轮来闽"。"并令贝锦泉多募宁波少年，在船习练驾驶，庶将来成一轮船，即有驾驶一轮船之人，无须外雇。迨五年轮船成，局中船主之学亦成，人才固不可胜用也"。②他还认为对"士绅民商中可用之才，应由沈葆桢随时搜访，札调入局差遣"。③
这样，左宗棠自九月初六日接奉总督陕甘的谕令后，经过50多天的"赶紧筹商"和连日奔波，"至十一月初三日，轮船局务俱有眉目"。④于是，他在十一月初五日连续呈递了上述《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等有关船政局的8个折、片。十一月初十日（12月16日），他自福州西行。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这些上奏后，在"上谕"中称："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自当坚定办理，方能有效。左宗棠所见远大，大臣谋国，理当如此"。"其所议优待局员酌定程限甚为周妥，均著照所请行"。"其余所议各条亦属妥协，并著照所议办理"。"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此后"遇有船局事宜"的陈奏，"均著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始终其事"。①左宗棠得此高度评价，是当之无愧的！他"身虽西行，心犹东注"②的愿望也得到了清廷的认可。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1866年12月23日），船政局的建设工程破土动工，标志着福州船政局的正式成立。③自此至同治十二年底左宗棠与日意格等订立的合同期满④，外国员匠被遣散，船政局培养的员工、学生已能担负轮船的自造工作，这7年可以划为福州船政局的早期经营阶段。对这一阶段的情况作些简要的叙述，可以进一步明晰左宗棠所议船政章程等条款的实施结果。
在建局工程方面，自同治五年冬开工后，先筑起船坞，然后在坞内滨江处依次建有船槽及铁厂、轮机厂、机器厂等厂房。船坞的东北面为船政局办公处所，附近设有外国员匠住房、船政学堂等。依山而上，建有中国员匠住房及护厂楚军营垒等。到同治七年底，船政局的基建任务基本完成，"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局内设有铁厂、水缸厂、打铁厂、铸铁厂、合拢铁器厂、模厂、轮机厂、船厂、钟表厂、帆缆厂、火砖厂、舢板厂等16个分厂①，工人数目达到2500人，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近代造船局厂。
在轮船制造方面，日意格依照合同的规定，于同治五年底动身去法国办理购买机器、轮机和招募洋员匠等事宜。次年九月，他带领所雇洋员匠回到福州。十一月，由日意格从法国购到的各种机器及轮船所装配的轮机运至船政局。十二月，船台建成，为轮船的组装、制造做好准备。同治七年正月（1868年1月），沈葆桢、日意格亲自督率中外师匠开始"绘一百五十匹马力船式于地板之上"，"按图仿造"第一号轮船。到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1869年6月10日），这艘被命名为"万年清"号的轮船造成，"自陆入水，微波不溅"，"且一律用中国人驾驶"。②八月底，该船展轮北上，驰驶天津海口，由清廷派大臣勘验。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对福州船政局试造轮船的成功给予肯定，并认为："该船均系中国人驾驶，并不搀用洋人，尤为难得。"
福州船政局为轮船自驾确实开了个好头。福州船政局在早期经营阶段共成船15艘，其中150匹马力轮船9艘，250匹马力轮船一艘，80匹马力轮船5艘。根据左宗棠与日意格订立合同规定应造150匹马力轮船11艘，因第7号轮艘"扬武"号改为250匹马力，日意格认为该船的费用与制造难度相当于两艘150匹马力轮船，得到沈葆桢认可。因此，造船计划是与左宗棠原议基本相符的。值得称道的是，从同治十年制造第5艘轮船"安澜"号始，船政局所造的其他8艘150匹马力轮船的轮机全部为自造，也实现了合同的要求。"扬武"号的制成，提高了造船技术，该船以其马力大的优势后来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第13号轮船"海镜"号以商船模式制造，后来被轮船招商局承领。此外，从第一号轮船制造起，"船上铁轴、铁胁俱能打造"，"大而铁柱，小而齿轮，俱可成功"。其他配件、配物，"大自桅舵、烟筒、煤舱、舢板，小至明窗、水管、绳缆、栏梯，精自舵表、气表、远镜、号气钟，粗至帆旗、衣装"等，各分厂均能"逐件制造"。①这样，福州船政局在造船和驾驶两方面的成绩，与左宗棠"设厂制造轮船、习造轮机兼习驾驶为当今应办急务"②的初衷是相符合的。同治十年，远在西北的左宗棠深为"闽局各事日见精进"而感到高兴，认为："去海之害，收海之利，此吾中国一大转机，由贪弱而富强，实基于此，快慰奚如。"③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设立船政学堂以培养制造和驾驶人才，他在离闽之前在福州城内初设学堂。沈葆桢同样看重人才的造就，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④同治六年（1867年），船政局学堂基建工程基本结束，原由左宗棠设于福州的学堂迁至此处，名为"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即制造学校，专习法文和轮船制造技术。后学堂即驾驶学校，专习英语和轮船的管轮驾驶技术。此外，为培养制图人才，这一年又增设绘事院。第二年又创办培养技术工人的艺圃4所。在船政局就学的艺童、艺徒有300多名，造就了中国第一代轮船制造和驾驶人才。同治十二年六月（1873年7月），也就是在船政局按合同遣散外国员匠半年之前，沈葆桢今日意格逐厂考校，挑出中国工匠艺徒之精熟技艺、通晓图说者为正匠头，次者为副匠头，由外国员匠付给造船图表，"即不复入厂，一任中国匠头督率中国匠徒放手自造，并令前学堂之学生、绘事院之画童分厂监之，数月以来，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此教导制造之成效也"。后学堂学生学习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就船教练，俾试风涛"，"现保堪胜驾驶者已十余人"。"管轮学生凡新造之轮船机器皆所经手合拢，分派各船管车者已十四名"，"此教导驾驶之成效也"。①船政前、后学堂的学生已能胜任轮船的监造和驾驶任务，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对于船政学堂所取得的成绩，左宗棠曾兴奋他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②
十月十八日（12月7日），沈葆桢在《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中认为："中国匠徒能放手自造，与遣散洋匠两无妨碍"。于是，他决定按合同如期遣散洋员洋匠。沈葆桢还指出："此后如为节省经费起见，则停止造船"，那么"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族之垂涎尤可虑"。因此，他建议每年"仍造船两号，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而洋人辛工岁可省十余万"。他意识到"中国员匠能就已成之绪而熟之，断不能拓未竟之绪而精之"，要求派遣前、后学堂学生分赴法、英两国留学，以"窥其精微之奥"，①迎头追赶西方先进的造船与驾驶技术。总理衙门对沈葆桢的建议表示赞赏，并将其同意每年造船2艘和拟派留学生赴法、英的意向函告左宗棠。左宗棠在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说："幼丹诸疏，语语切实，能见甚大。尊疏议允其每年造船两只，庶几有基无坏，日起有功，洵为开物成务要图"。"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②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74年2月16日），由左宗棠与日意格等所签订的合同中规定的5年限期届满，福州船政局辞退了外国员匠，进入自造轮船阶段。
应该指出，外国员匠在福州船政局受雇期间并非尽心竭力，他们"大率唯利是趋，节黠者又居其半，动辄挟制居奇"。③并且"随事沾沾自喜，虽极平常之法，亦不胜珍惜，必几经催促，而后出以示人"。①"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即如康邦机器，外国通行已久，而该局迟至光绪年间始行改用"。他们还故意拖延工程进度，"因恐成船太速，不能久留以食薪饷，往往派华匠造一器，必先宽其期；有先期而成者，必以为不中程式弃之"。②这是应当引以为训的。
福州船政局的造船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如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制成，其排水量仅1500吨，而此时英国所造成的"朱庇特"号轮船的排水量已达10000吨。③但是，不能就此来否定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要求福州船政局在短短几年中就赶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造船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近代造船业能够从无到有，且培养了轮船自制和驾驶人才，这是应当肯定的。至于同治十年十二月（1872年1月）清朝内阁学士宋晋所说："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④，对福州船政局大加指摘，无非表现出封建顽固派的目光短浅、冥顽不化。而1874年英国势力所操纵的《北华捷报》把福州船政局说成"不过是个大玩具而已，完全无用"①，则是纯属诬蔑不实之词。福州船政局恰是在不断提高造船技术方面求生存的，在其创办21年后的1887年，它的发展情况是："昔者匠作悉借洋员，今则尚象考工，华人能集其事也；昔者机器购由外国，今则绘图模式，厂所各擅其能也；昔者船皆木质，器尽立机，马力不过百五十匹，今则由木质而铁胁，而快船，由立机而卧机，而康邦，其马力且由七百五十匹推而大至二千四百匹也。"②
总之，由左宗棠创办的的福州船政局，使我国有了第一家机器造船工厂，有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派出了第一届留学欧洲学生，有了第一代轮船布防于沿海7省。这些，为左宗棠和福州船政局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2页。
①［法］日意格：《福州船政局》（p·Giquel：《TheFoochowArsenal》），第9-10页，1874年英文版。
②《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3页。
①《清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3页。
②《同治五年九月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奏》，《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4页。
③《调补陕甘未能迅速卸篆起程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38页。
①《筹款购买轮船机器请令沈葆桢仍管船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56-157页。
②《同治五年十月十三日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7页。
③《遵旨密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81页。
①《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83-184页。
②《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5页。
③《恭报西征起程日期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5页。
④《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掌全集》奏稿，第3册，第197页。
⑤《开造轮船请暂动结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8页。
①《闽海关展限月协五万两请拨充轮船经费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98页。
②《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9页。
③《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7页。
①《洋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附清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9-342页。
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42页。
①《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36、37、40页。
②《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左宗棠咨呈附清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3─46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11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68页。
③《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5页。
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8页。
②《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③《铁船槽多用银两拟就续拨关税年提用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5页。
①《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7页。
②《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7页。
③《咨送闽浙官绅交船政大臣差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8页。
④《复陈业经交卸闽浙督篆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36页。
①《上谕》，《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48-49页。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59页。
④左宗棠与日意格所订合同规定"五年限期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铁厂于同治七年底基本建成，日意格向沈葆桢提出5年之限以同治八年正月初一日（1869年2月11日）为始。《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2页。
①［清］林维煊：《福建船政局告成记》，《怡善堂賸稿》，卷上，光绪十九年刻本。
②《同治八年五月十二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4页。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04页。
①《同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86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五三。
③《答胡雪严》，《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四。
④《同治六年八月初八日总理船政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55页。
①［清］沈葆桢：《船政教导成功吁恳奖励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六，光绪六年刊。
②《答沈幼丹中函》，《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八至九。
①［清］沈葆桢：《船工将竣谨筹善后事宜折》，《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四。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至四一。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207页。
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193页。
②《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247页。
③［美］罗林森：《中国为发展海军的奋斗》（J·L·Rawlinson，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第52页，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④《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05页。
①《北华捷报》，1874年3月5日。
②《船政奏议汇编》，卷三五，页一八至一九，光绪戊子（1888年）刊本。
第五章用兵陕甘 第一节"进剿"捻军
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而改任陕甘总督，纯系清廷鉴于"回氛甚炽"，而前往陕甘总督杨岳斌"办理未能有效"，便以"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为由，特授左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圉"。①这样，左宗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交卸闽浙督篆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月的近7年时间内，先后镇压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其历史上又留下了暗淡的一面。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十日（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从福州启程，拟经江西、湖北、取道河南赴京"入觐天颜"。十二月间，他行至江西九江，忽接清廷于初六日命其"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毋来京陛见"的谕令。紧接着，清廷于十六日和十九日又因陕西巡抚刘蓉对捻军督剿不利，复令行至湖北的左宗棠"带兵迅即入秦，杜贼窜鄂"。①清廷亟切盼望左宗棠将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活跃于安徽、河南和山东西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的农民起义军。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北伐路过安徽、河南，捻党纷纷响应，捻军起义由此兴起。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首领齐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推举张乐行（又作张洛行）为盟主，建立黄、白、红、黑、蓝五旗军制，规定"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②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后又加封"沃王"，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同治二年（1863年），清军僧格林沁部进攻雉河集，捻军战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余捻军转战各地。次年，太平天国因天京失陷而基本失败后，太平军北方余部在遵王赖文光率领下与梁王张宗禹、鲁王任化邦统率的捻军会合，组成"新捻军"。新捻军依据太平军的编制进行整编，并改步兵为骑兵，提高了在北方平原作战的战斗力，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山东曹州（今荷泽）全歼清军僧格林沁部，随后又重创前来反扑的曾国藩部湘军和李鸿章部淮军，声势复振。同治五年（1866年），新捻军在河南许州（今许昌）分兵两支，一支为东捻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继续抗清；一支为西捻军，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督率，进兵陕甘，联络回民起义军。陕甘回民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起义的各地少数民族起义中的一支。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军进入陕西，渭南的回民相继发动反清暴动。清政府先后派出胜保、多隆阿、都兴阿等人率军赴陕西，并任命湘系要员刘蓉为陕西巡抚，一度将陕西回民起义镇压下去。"会陕回为多军所败，窜清水、华亭，甘军不能抵御，于是回蜂起响应"。①回民起义在甘肃省内不断高涨。甘肃回军逐步形成了4个中心，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马化龙部，河州（今临夏市）马占鳌部，西宁马永福、马桂源、马本源部和肃州（今酒泉市）马文禄部。②陕西回军则主要活动于陕甘交界的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一带，主要首领有禹得彦、崔伟、马正和、白彦虎、马长顺等。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面对的正是西捻军和陕甘的回民起义军。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1867年2月14日），左宗棠于湖北黄州（今黄冈市）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的用兵方略："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勘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道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意进剿，可免牵制之虞。……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①于是，左宗棠把对清朝统治威胁最大的捻军视为首先拔除的目标，而其后在"进剿"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战略构想进行的。
左宗棠从福建启行时仅带楚军3000余人，他奏请由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并委托刘再从湖南募兵3000人。他在湖北接见黄州守令，得知捻军已"大入鄂疆"，并接到清廷有关陕西剿捻不利的"寄谕"。他决定于原拟6000人外再加募6000人，合成12000人。鉴于捻军"易步为骑"的特点，左宗棠主张训练马队，制造炮车。他还奏请调派陆路提督高连升随同征剿，并请敕广东巡抚蒋益澧于香港"购办上好洋枪二千杆"。左宗棠把粮食补给和西征饷项视为军事行动的要着。他建议于湖北省城设立陕甘后路粮台，于陕西省城设立甘肃总粮台。因"甘肃饷事，向恃外省协济；陕省饷事，向恃本省钱粮，非若东南各省有大宗厘税、关税，堪资捐注"，且"近值捻回迭扰，窘迫殊常"，"贼之难办，甚于各省；饷之难筹，亦甚于各省"。①左宗棠奏请除福建、广东、浙江等省协甘之饷仍拟解甘外，另由左军在上海设立的"采办转运局"委员胡光塘与洋商借银120万两，以应急需。左宗棠为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已不惜血本。
正当左宗棠为进兵陕甘而积极谋划之际，清廷于同治六年正月十八日特授左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清廷同意左提出的"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的用兵方略，并令左宗棠速入陕西，指挥"老湘军"刘松山部和鲍超等部军队，"不虑无兵调度"。清廷还谕令左到陕西一意督剿，其陕甘总督督篆哲由穆图善署理，左仍以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身份任事。
二月二十日和二十四日，左部楚军分前、中、后三路从汉口启行向陕西进发。六月十八日，左宗棠抵达陕西潼关，驻营西关外。此时，陕西境内活跃着捻军和"乘捻逆之乱，络绎回陕"的陕西回军，以及被视为"土匪"的董福祥等武装势力。左宗棠主张"务将捻逆尽之秦中，免致流毒他方，又成不了之局。捻逆既平，则办理回逆余逆，亦易为力矣"。②他的用兵之道，基于如下分析："陕省全局之患，在捻与回。以贼势论，回狡而捻悍，回散而捻聚。以贼情论，回之通捻，图借捻以抗拒官军，遂其剽掠；捻之通回，图借回以牵制官军，便其纵横。盖回逆意在乱秦，捻逆意在窜豫，彼此各有所图，两不相喻。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故旋合而旋离也。官军之讨贼也，宜先捻而后回。盖捻强于回，捻平则回益震，一也；捻在秦不过秦之患，窜豫则中原之患，两害相形，在秦为轻，又一也。"①因此，左宗棠在陕西尽管受到捻军、陕西回军、董福祥等武装的夹击，始终以"剿捻"为首要任务，他亲自驻扎邻近河南的潼关，目的是防止捻军攻入河南以威胁中原。
西捻军在受到左宗棠和刘典分别由陕东和陕南的夹击后，被迫于九月初向陕北进军，转入北山，试图打开进入山西的通道。左宗棠急忙重新部署兵力，力图阻止捻军进入山西。十月，清廷在给左宗棠的"寄谕"中称："晋省为畿辅屏翰，左宗棠当如何力筹兼顾？陕西兵力不为不厚，总当就地歼除，不可以驱贼出境即为了事。倘任贼东渡，阑入晋疆，惟左宗棠是问。"②左宗棠也试图把捻军剿杀于秦境，但他又深知剿灭捻军良非易事。还在其入陕之初，便认为"剿捻之难，甚于发逆（按指太平军）"。③因此，他到潼关后，"凡所布置，均为就地歼贼起见"，对捻军"大举围逼，期歼贼于渭、洛之间"。他设防于陕豫、陕鄂交界处，防范捻军向豫、楚"奔逸"，却不料捻军向北突围，且"北山荒瘠殊常，官军追剿，皆以无粮不能急进"④，加上陕西回军的牵制，使左宗棠对捻军的作战并不得力。十月下旬，捻军接连攻占陕北的延川、绥德二城。左宗棠调派与捻军作战的军队仅有刘松山所部10000人，郭宝昌3000人，刘厚基3000人，而高连升和刘典各所部5000人只能去应付陕西回军。"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而东，亦千有余里"①，左宗棠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7年12月18日），西捻军由宜川强渡黄河，从陕西进入山西。左宗棠非常惊慌，急派刘松山、郭宝昌入晋追剿，自己也随后拔队入晋。西捻军从山西经河南入直隶，于同治七年正月十二日（1868年2月6日）逼近卢沟桥，清廷大为震惊。清廷鉴于西捻军进入直隶的状况，"降旨"先行将剿办捻军的钦差大臣李鸿章随后并将署直隶总督官文和左宗棠"交部严加议处"②，以让他们戴罪立功。清廷指令"左宗棠前赴保定以北，妥为督剿，以赎前愆，毋再延误"。③二月初，左宗棠率军抵保定近郊。李鸿章、官文和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也督军加紧对进入直隶的西捻军予以堵防。
张宗禹率西捻军由陕冲入晋、豫、直三省，原是应东捻军赖文光之求救以解东捻军在运河被困之势。但当西捻军仅到达晋、豫之际，东捻军已于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的扬州之战中被李鸿章部淮军全歼，赖文光被俘后就义于扬州。张宗禹不知此情，一意率西捻军北进，固然逼近京畿，但也陷入清军的重围。
左宗棠在直隶不仅亲自率军"追贼"，而且明定斩捻军的"首级赏格"，并对生擒、阵斩张宗禹等人"从优悬立赏格"，"以作士气而速戎机"。①这一手段是非常拙劣的。西捻军在清军的追剿下，被迫撤出直隶，于同治七年二月三十日（1868年3月23日）夜渡过漳河进入河南。三月初，左宗棠旋督军追至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西捻军又从河南进入山东西部并转入直隶静海。四月初四日（4月26日），左宗棠赶至山东德州。五月初，捻军在直隶作战失利，转入山东海丰（今无棣县）宁津、陵县、临邑、济阳后，又从陵县转向西南进入德州。六月中下旬，张宗禹率西捻军试图从德州高家渡抢渡运河，结果为清军击退，被迫退至德平、平原、茌平。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的在平南镇之役，西捻军被淮军全部击溃，只有张宗禹率十余骑突围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②至此，捻军起义失败，清廷论功行赏，着加左宗棠太子太保衔。
①《调补陕甘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23页。
①《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51～353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0页，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
①曾喻瑜：《征西纪略》，《回民起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第26页，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
②灵州当时属甘肃省宁夏府。宁夏于1928年置省，1958年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宁府当时属甘肃省。1928年青海置省。
①《敬陈筹办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72-373页。
①《遵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06-407页。
②《分道入秦妥筹办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29页。
①《剿捻三胜截击回逆归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40页。
②《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93页。
③《请散捻逆胁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01页。
④从《和厚两营遇回逆失利并遏捻东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493页。
①《捻逆连陷州县回逆狓猖自请严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511页。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0页。
③《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3页。
①《皖豫两军另悬赏格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30页。
②《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8页。
第二节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清政府在扼杀了捻军之后，又急忙把镇压的目标对准了陕甘回民起义。于是，清廷一方面答应了左宗棠进京"陛见"的要求，一面以"陕甘等省军务紧要"为由，令左宗棠节制陕甘各军，统带刘松山等各军迅速"回剿"。①八月十五日（9月30日），左宗棠被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召见时询以陕甘之事何时能了结，左回答"非五年不办"。"慈圣颇讶其迟"②，但为左面陈"西事艰险"等理由所说服。左宗棠还在上奏中陈述了陕甘"筹饷之艰"，"转运之难"，"抚之为难，尤甚于剿"等8个方面的困难，希望清政府拨发实饷，使他"得从容整理，以奠危疆"。他"立意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者，区区之愚，盖以办回逆与剿群寇不同，陕甘事势与各省情形各别，将欲奠此一方，永弭后患，则固不敢急旦夕之效，而忘远大之规也。"③这可以说是左宗棠谋略陕甘的基本方针，他试图通过剿与抚兼施的政策不仅把陕甘回民起义弹压下去，而且通过"善后"之方以保持西北地区的长久稳固。因此，左宗棠进一步要求"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关键在于"饷足，则将能驭军，而军不敢犯；兵能卫民，而民不受扰"。他认为："无论筹剿，则必裹行粮、储刍粟、设转运；筹抚，则必筹安插、给口食、散籽种。非有宽余款项应手，不能随时举办"。他强调："一面用兵，即须一面筹办善后，庶几一了百了，后必无灾"。他还向清廷表示"与西事相终始，期挈全境还之朝廷"。①
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1868年11月26日），左宗棠抵达西安，即与署陕西巡抚刘典等人会筹军事，调度军食，把目标对准了陕西回军和董福祥等部"土匪"。左宗棠分析了陕西局势，认为进兵的重点乃陕东北的"土匪"势力和陕西南的董志原陕回"十八营"。于是，左宗棠调派高连升、周绍濂、魏光焘、刘端冕、吴士迈等军"剿回"；令刘松山军从河南经山西赴陕北与陕北清军刘厚基、成定康、刘厚填等部进攻"土匪"，署宁夏将军金顺也已驻扎陕北榆林。十二月十八日（1869年1月30日），刘松山等军在延安府定边县的镇靖堡击败董福祥军，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弟弟董福禄向清军投降，董福祥突围后被唤回来乞抚。左宗棠从董军挑选千余人改编为董字三营从征，并对镇靖堡一带"御回力竭，无家可归，迫而为匪"②者加以招抚。随后，左宗棠加强了对董志原一带陕西回军的进攻。据守董志原的十八营回军于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多次分股反击，均被左军击败，他们在"饥蹙日甚，屡次乞抚，复无成议"③的情况下，遂倾全力主动迎击，结果余彦禄等人战死，其他首领败退董志原。在这种情况下，陕西回军只好"挈眷先徙金积堡"，将十八营并为四大营，以其半护家口、辎重先行，留崔伟、马正和等人断后。二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4月4日-5日），左军雷正绾等部先后攻占泰昌镇、西峰镇、萧金镇、直抵庆阳府城，董志原一带为左军占据。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对准了甘肃回军。同治八年六月（1869年7月），左宗棠抵达甘肃径州。他首先攻剿灵州金积堡马化龙部。灵州一带回军以金积堡为中心，周围有堡寨四百数十余所。金积堡首领马化龙曾多次向清朝官府求抚，旦改名马朝清，以表示对清朝的归顺，于同治四年由宁夏将军穆图善奏请赏加副将衔。本来左宗棠对陕甘回民起义表示"剿抚兼施"，但他因陕西回军曾阻挠其镇压捻军，以致捻军进入山西、直隶，左宗棠为此受到清廷的指责，于是他决定全力剿杀陕西回军。左军在攻打董志原时，陕西回军曾得到马化龙的粮食和军火接济，特别是陕西回军遁往金积堡，左宗棠更为未能"一收聚歼之效"而恼火。于是，他对马化龙"阳虽就抚，阴实助逆"大为不满，遂决定对金积堡马化龙部实施痛剿。左宗棠表面上讲"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但实际上他在为镇压马化龙部已找到了借口。他上奏清廷说："业经就抚之灵州金积堡回目马朝清即马化漋，清水县张家川回目李德昌，或以马械、粮食显与市易，嗾其扰陕；或以官军声势浩大，劝其暂就安抚，相时而动。皆以同教一家，隐相亲附。外虽貌为恭顺，无异王民，内则暗肆狓猖，仍滋他族。"①"若壹于主抚，贼必以抚愚我，阴集其党众蚕食汉民，又将抚不可抚，窃恐渐渍既久，势不至如云南抚回为回所制不止！臣前疏所言攻心为上者，窃以为大局虽终归于抚，然非俟其畏剿之极，诚心乞抚，则固未可漫然允之。"①可见左宗棠坚持要对马化龙部采取"主剿"的政策。他认为："以大局计之，欲平陕甘回逆，非先攻金积堡不可。"②左宗棠分兵三路，除南路直趋秦州（今天水市）以扼陇南回军外，中路和北路合力进剿灵州金积堡一带回军。八月初六日，刘松山与马化龙所部回军开始交战。自此至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向左宗棠军投降止，进攻金积堡等堡寨的战斗持续了一年三个月。在此期间，回民起义军屡次痛击左宗棠军，左的亲信战将刘松山在同治九年正月（1870年2月）进攻马五寨时被飞弹击中身亡，左以刘的侄子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为"老湘营"总统。金积堡被攻克后，左宗棠将马化龙杀害。尽管左宗棠打垮了灵州金积堡一带的回军，但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不得不承认："陇事艰阻万分，先攻金积，尤非时局所许，一年之间，连丧大将，人心震骇。……仆十余年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无逾此役者。"③
金积堡之役结束后，左宗棠进兵河州马占鳌部回军。河州属兰州府，且与省城相连接。河州回军对陕甘总督治所兰州构成威胁。早在左宗棠初任陕甘总督时，他就向清廷陈述须"俟剿捻事竣，自当先剿陕甘交界之回，节节扫荡而西。惟不敢冒昧从事，急趋兰州，致蹈杨岳斌故辙。"④他在部署进剿金积堡时，署陕甘督篆的穆图善奏请清廷令左宗棠由泾州赴秦州接篆，然后就近进入省城。左宗棠则把进攻目标重点放在金积堡，坚持在泾州一带指挥作战，而不立即到兰州赴任。他说："臣若舍泾州而进秦州，局势何以异此！人之议臣者必且谓知有穆图善而不知有国事，知有兰州而不知有陕甘。"①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确比杨岳斌、穆图善高出一筹。左宗棠在进攻金积堡时，专门派出南路军到秦州以牵制河州回军并壮兰州之威。当金积堡被他攻占后，自然移兵由东向西挺进。据有河州的马占鳌获悉金积堡遭荡平的消息后，急于求抚。左宗棠感到"马占鳌求抚之心乃益切"，认为"此时而言招抚，固可省兵力而赴戎机"。但他也强调"此等嗜乱之民，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②同治十年八月初二日（1871年9月16日），左宗棠率军抵达安定（今定西县）后，即向河州马占鳌部回军发动攻剿。马占鳌被迫于同治十一年初向左军投降，其"所递央保投诚禀词，极为迫切"。③左宗棠决定对马占鳌予以招抚。左宗棠认为："办抚之道，以编审户口为要；编审户口，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安插之地，汉、回各有攸宜。"④这样，左宗棠比较顺利地解决了河州问题。不久，左宗棠又从马占鳌回军中挑选两营，饬马占鳌督带，并赏马占鳌五品顶带翎顶。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五日（1872年8月18日），左宗棠在"肃清"陕甘后路的情况下进驻兰州。这是他被任命为陕甘总督7年后第一次进入总督驻地。他的下一步进军计划为"致力西路，以清边圉"。①
八月初，左宗棠调派刘锦棠等部军队向西宁马永福、马桂源、马本源部回军发起攻势。鉴于清军来势凶猛，马永福及逃至西宁的陕西回军首领崔伟、禹得彦等于十月中旬向刘锦棠交出马械投降。马永福的两个堂侄马桂源、马本源兄弟则撤出西宁至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陕西回军头目白彦虎也西逃，后来至新疆。接着，左宗棠调驻守河州的前山西按察使陈湜率军进剿巴燕戎格，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将马桂源、马本源捕获。马氏兄弟原先曾受到清政府的重用，马桂源担任西宁府知府，马本源为西宁镇标中军游击，他们在西宁率领回民起义，被左宗棠视为"罪大恶极"，遂在兰州遭杀害。至此，甘肃回军的4个中心只剩有肃州（今酒泉市）。
还在左宗棠抵安定开始进攻河州回军的前七天，即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五日（1871年9月9日），左宗棠接到了清廷的一个"上谕"，内称俄国已派兵于五月十七日侵占伊犁，"并闻俄人尚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清廷认为："伊犁沦陷，兵力未能顾及，致俄国从而生心，难免觊觎要求情事，若乌鲁木齐再为该国收复，则更难于措手。"于是，清廷令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统率所部出关，以"肃州一带关系紧姜，着左宗棠迅即调派劲旅前往扼剿窜匪，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剿贼，毋得以兵力不敷稍形推诿。刘铭传所部已谕令鼓行而西，绕赴兰州北路，由甘，凉、肃一带出关，节节前进，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左宗棠身任兼圻，本应统筹全局，况镇、迪一带又系该督所辖，尤当妥筹兼顾。"①左宗棠指出俄国占取伊犁，"名虽代为收复，词近顺而心甚狡"，应当以武力对付。他一面咨商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人），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所部徐占彪一军速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替出成禄一军出关。左宗棠还把肃州视为通往新疆的通道，认为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然后一意西指"。②这样，他派徐占彪赴肃州的目的除替出成禄出关之外，就是要消灭肃州回军，以打开西进的道路。十一月二十七日（1872年1月7日），徐占彪军驰抵高台，与成禄会唔，交接防务，开始对肃州发动进攻。肃州回民起义军首领马文禄率部抵抗长达一年九个多月。同治十二年八月十二日（1873年10月3日），左宗棠亲抵肃州，驻营城南两里许，指挥攻城。左部各军用后膛大炮和劈山炮等新式武器对肃州城猛烈轰击，马文禄与所部回军难以抵挡，遂于十五日出城投降，随后被杀。清军在夜间闯进肃州，"诸军入城纵火，枪轰矛刺，计土回五千四百余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口外，尽付焚如，肃州以平"。③
至此，活跃了十几年之久的陕甘回民起义基本被镇压下去了。这是左宗棠继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犯下的又一严重过错。左宗棠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镇压国内人民起义方面确实是竭尽全力。特别是左宗棠在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开始"陆续招募马、步土客各营"，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肃州克复截至年底止"，共开销白银40148500余两①，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清廷在左宗棠"平定"陕甘之后，赏加他为协办大学士。
①《料理西征就绪即行赴京陛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59页。
②《与吴子儁庶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五一。
③《陕甘饷源奇绌请旨拨实饷折》，《左宗棠全集》奏槁，第3册，第778779页。
①《饷项苦绌恳增拔巨款以利戎机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85-788页。
②《刘松山径捣贼巢并剿败北窜回逆现筹安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4页。
③《回逆全股东犯迎剿大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49页。
①《进驻泾州筹办军务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22页。
①《复陈查明刘松山各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95页。
②《答刘寿卿》，《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③《答王子寿比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三五。
④《遵旨复陈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504页。
①《敬陈分道进剿布置联络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4册，第132页。
②《敬陈进兵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00页。
③《迭攻太子寺屡胜两挫逆回乞抚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09页。
④《收复河州安插回众办理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81页。
①《后路肃清进驻省城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311页。
①《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3页。
②《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4页。
③《克复肃州尽歼丑虏关内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503页。
①《遵旨开单报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6-67页。
第六章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 第一节"引边荒艰巨为己任"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一大壮举。正是在"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使命感支配之下，左宗棠勇于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提出塞防与海防两者并重的主张，并经过积极的谋略和艰苦的筹备，为清廷制定规复新疆的决策起了关键的作用。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年间，中国的文献中已把此地称作西城。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西汉政权曾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西汉政府又命郑吉为西域都护，遂设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权力。及至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开始勘定西域，四年后将西域改名新疆。①清政府在伊犁（今伊宁市）设伊犁将军，为新疆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另设乌鲁木齐都统，为该地区的军政长官，地位仅次于伊犁将军。乌鲁木齐以东设镇西府和迪化州，由镇迪道统辖地方民政事务，隶属于陕甘总督。新疆回部事务，则设立伯克管理，伯克由清政府任命。
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各种矛盾的激化，人民日益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全国许多地区的起义纷起响应，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各族人民也先后在库车、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举行起义，打击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但起义的成果却被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所据有，新疆地区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即以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中心的金相印、司迪克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璘（妥明）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黄和卓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玛福迪、哈比布拉汗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迈孜木杂特政权。这些割据政权的混战，给伺机入侵新疆的外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同治三年十二月（1865年1月），位于我国新疆西面的浩罕汗国利用金相印、司迪克向其求援的机会，派阿古柏带领侵略军进入新疆，先后攻下天山南路的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县）、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同治六年（1867年）又攻占乌什、阿克苏和库车。阿古柏在喀什噶尔悍然宣布建立"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自立为汗，据有南疆。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势力又向天山北路扩展，在北疆打败妥得璘政权，占取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新疆几乎沦为异域，阿古柏野蛮势力浸染天山南北。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加剧了正在觊觎新疆的俄、英两国的争夺。俄国是攫得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俄国趁火打劫，共割占了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西北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继而俄国又把侵略目标对准南疆，试图把喀什噶尔置于沙俄的"保护之下"。①当俄国吞并了中亚地区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3个汗国后，便急不可待地策划"对东干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②阿古柏先后对喀什噶尔和乌鲁木齐的侵占，俄国不免有姗姗来迟之憾，便于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1871年7月4日）出兵侵占伊犁，宣称"伊犁永归俄辖"③俄国还"欲带兵前往乌鲁木齐"。④显然，俄国想把新疆据为己有。第二年，俄国向喀什噶尔派出使团，与阿古柏订立《喀什噶尔条约》，以承认阿古柏政权为交换条件，俄国得到在南疆通商等权益。俄国的目的是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肢解出去，再一次蚕食中国的领土。英国作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攫得侵华权益，其势力不断向长江流域渗透，而且对中国的西北、西南边疆也是垂涎三尺。阿古柏侵入南疆后不久，英国侵略分子已频繁到喀什噶尔表示对他的支持。阿古柏为得到英国的庇护，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①同治十三年（1874年）初，阿古柏与英使订立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英国同样无视清政府对新疆的领土主权，以承认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为独立国而换取了在新疆的特权。阿古柏也"遣使"到英国，并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武器弹药的资助，阿古柏一心投入英国的怀抱，成为英国势力插足新疆的工具。
这样，新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阿古柏的入侵，更为严重的是俄国、英国正在实施着分割新疆的图谋！因此，收复新疆，对于反对外国的侵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清政府长期积弱的情况下，要把俄、英侵略势力逐出新疆也并非易事，左宗棠勇于把收复新疆引为己任，正是他爱国与反侵略思想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得悉俄国派兵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即一面速派徐占彪抵肃州以替出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出关，一面致函请假在湖南的刘锦棠说："俄入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于九月率以西行，是为至要"。左宗棠还说他"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他的职责主要是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且他此时已年届60，又有多种疾病缠身，他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告休回籍。再则清王朝自乾隆以来派往新疆主管军政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向以满族贵族等旗员充任，当阿古柏和俄国军队先后入侵新疆后，清政府依然把规复新疆的希望寄托在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提督成禄身上，而像左宗棠这样的汉族地方要员是难以得到督办新疆军务职位的。然而外国侵略势力对新疆构成的严重局势，又使左宗棠逐步坚定了收复新疆的信念，进而又向清政府筹议出关大略，敦促清廷立排浮议，制订用兵新疆以保卫领土主权的决策。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左宗棠连续在家信中谈及他的想法。他指出："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遣带兵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②"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驻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躯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左宗棠以新疆军务的"局外人"能对谋略规复新疆考虑得如此周密，这正是其甘于以"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体现。接着，左宗棠于十二月上奏请简派新的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以收复新疆。他说："关外局势，以区区之愚揣之，实非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不可"。"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他建议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篆务的理由是"精力心思迥不如前，设有疏误，边城安危必更烦朝廷异日之擘画，问心何以自安！"②显然，左宗棠并非知难而退，他的上奏目的从根本上讲是强调对收复新疆必须"从内预为布置，从新预为调度"。他对荣全等人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他试想说服清廷简派陕甘总督去谋略新疆的用意已是不言自明。清代官场上欲进先退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对左宗棠的做法亦可以如是观。
正如左宗棠所说的那样，当俄国侵占伊犁后，清廷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回伊犁城池"，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相机规复乌鲁木齐"，调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迅速出关赴任所。荣全从蒙古的科布多行至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市），向俄人交涉收还伊犁，俄国侵略者则采取狡狯蛮横的手法，宣称已向清政府说明他们无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使荣全在谈判交涉中不得要领而归。景廉、成禄都按兵不动，待机观望。特别是成禄自同治四年新疆人民起义后不久就窜至甘肃高台逃避战事，他"屡奉谕旨，敕令出关"，却直至同治十一年仍"尚无出关确耗"。此时，阿古柏已窃据乌鲁木齐二年，俄国侵占伊犁一年。成禄不仅在高台"截留省粮，为数甚巨"，瞒报营数，其"实数不过五六营"却自称十二营，以多领军饷，而且"久驻高台，蓄养戏班，相为娱宴"，"并遣人赴都接取第三妾来高台"，把"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甚至"虚报胜仗"，可谓""谬率乖张"。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一年上奏说："如成禄者，此时迁延不进，固失事机；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期其振作有力，克当一路"②，建议将成禄撤职。
鉴于新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衙门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向左宗棠询问有关情况。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首先指出俄国侵占伊犁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
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机窃踞。
左宗棠旋又对荣全、景廉等关外所用清军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俄国"狡然思启，必将不夺不厌，恐非笔舌所能争也。荣侯深入无继，景都护兵力本单，后路诸军久成迁延之役。兵数虽增，仍多缺额。且冗杂如常，并无斗志。望其克复要地，速赴戎机，实无把握，并虑徒增扰累，以后更无从着手。"于是，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应办事宜和用兵方略，他指出：
宗棠所以有从内布置、从新筹度之请也，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维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抚诸戎傅安其耕牧之旧，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遣使奉国书与其国主，明定要约，酬资犒劳，令彼有词可转。彼如知难而退，我又何求。即奸谋不戢，先肇兵端，主客、劳逸之势攸分，我固立于不败之地。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宜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要之，目前要务不在预筹处置俄人之方，而在精择出关之将，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左宗棠的上述建议可以说为清政府筹划规复新疆从总体上进行了谋略，此后左宗棠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沿循此战略构想进行的。特别是左宗棠提出国家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主张，反映出他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是多么鲜明！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八月率军攻克肃州（今酒泉市）从而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即把战略重心移向关外，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他调派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部"嵩武军"抵达玉门关。三月，清廷派前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和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率军出关。张曜也随即率军行至哈密。七月，清廷以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帮办大臣。八月，清廷命左宗棠在肃州设西征总粮台，督办粮饷转运。此时，金顺所部前锋与额尔庆额马队已抵达新疆古城。
尽管清廷给予左宗棠的职权是负责从关内筹解粮饷以达古城，但左宗棠仍为谋略新疆积极献计献策。左宗棠认为景廉"以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采粮一石，运至古城需银十余两，劳费多，停止之"，遂"奏请出关粮料，应由关内接济"①的做法是不妥的。其实，从关内运粮至哈密，每石"已费银十一两有奇"，再"由哈密至巴里坤、古城又千余里，均责关内转挽接济，是西师永无见贼之日矣"。②因此，左宗棠对景廉只派前锋抵古城，按兵不动，且留主力于肃州、安西，"观望不敢继进"③的所作所为是不满意的。左宗棠上奏陈述了他对出关之师粮饷转运和设立粮台的看法。他说："军行粮随，移台之举自不容已。……西疆地形，以天山为界，划分南、北两路，哈密全部介居其中：由哈密北行，迤而西，历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各城，达伊犁，为北路，准部旧地也；由哈密西行，历辟展、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各城，达喀什噶尔，为南路，皆回部错居之地。"因此，景廉进军北路，不宜在肃州设粮台，而应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粮台以供支北路之军。他认为"应顶为筹措，厚其储峙，备支应续进之军"。①左宗棠的这一建议未被清廷采纳，他只能"实力筹办，力任其难"。②
正当左宗棠为出关各军筹办粮饷转运之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日本侵略台湾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加强海防的讨论。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1874年5月6日），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陆续从琅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率自造轮船赶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清政府迫于压力，于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签订《台事专条》，规定中国赔款50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日本侵台事件在朝野上下引起很大震动。总理衙门在九月二十七日的上奏中指出，对于日本侵略台湾拿件，"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日本"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③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6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请求饬令沿海、沿江有关大臣讨论。当天，清廷发布"上谕"，令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兼署江苏巡抚李宗羲、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沈葆桢等10余人详细妥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有海防之议。此时左宗棠因在陕甘总督任上，所辖并非滨江、沿海地方，不在饬议之列，但总理衙门认为他"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将筹议海防的6条措施等函寄左宗棠，希望他能"筹议切实办法，以为集思广益之助"。①内地督抚将军中，受总理衙门之器重者唯左宗棠一人而已。
同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1874年11月21日），左宗棠收到了总理衙门的来函。他函复总理衙门筹议海防的6条措施可谓"因应之妙，道合自然"，"闳远精密，无少罅隙"，认为就"海防言之，凡所筹画，宜规久远"。这表明左宗棠对加强海防是完全赞同的。同时他感到用兵新疆主要依靠沿海各省协济军饷，担心"沿海各省因筹办海防急于自顾，纷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拨之饷，大局何以能支？"②左宗棠如此估计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他在督办陕甘军务时常常遇到沿海省份应拨协甘之饷拖欠的情况，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复奏中不仅是要停止西征之饷，而且竟谬提放弃新疆，实令他为之寒心和气愤。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0日），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论及"筹饷"一条时公然提出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认为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己为不值"，而且新疆已被俄、英势力围困，"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何况"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因此，他强调只能重视海防。他指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建议对西征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①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年3月6日），清廷下"旨"令亲王、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等廷臣对沿海、滨江各地方大员的复奏和左宗棠致总理衙门函进行"廷议"，限一月内复奏。二月初三日，清廷不待廷议复奏汇集之前，又"密谕左宗棠通筹海防、塞防全局并关外兵事粮运"。清廷将李鸿章停西征之军和西征之饷的奏议转寄左宗棠，令他统筹全局，酌度机宜，妥筹具奏。清廷在"上谕"中认为："如可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原于财用不无裨益。惟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②看来清廷在海防和塞防孰重孰轻问题上尽管模楞两可，但为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规复乌鲁木齐的用意主要是防止"回匪"。从这个目的出发，清廷加强塞防的意图在这个"上谕"中是显而易见的。清廷不仅令左宗棠统筹全局，还将协助左宗棠办理粮台的户部侍郎袁保恒因"彼此龃龉，殊失协和之道"而撤回北京，并以左宗棠"老成谋国，素著公忠"，令其专司粮运事宜。清廷还令左宗棠就关外景廉等统帅及兵力的情况予以密陈。
二月十二日左宗棠接到军机处的密寄"上谕"后，于三月初七日（4月12日）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左宗棠批驳了李鸿章的论调，提出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他指出："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他肯定了乾隆皇帝用兵新疆，统一祖国的功绩，认为"圣意闳深"，"拓地二万里"。他针对"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而放弃新疆等条陈，强调指出：
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戍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①
从李鸿章、左宗棠的见解来看，就塞防与海防的关系而言，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亦是错误的。左宗棠能够从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着想，虽身处西北，仍关心东南沿海的防务，他坚持用兵新疆是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角度考虑的，其"海防与塞防并重"主张的提出，无疑丰富了国家总体防御的战略思想。在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议中，左宗棠的主张是正确的。
左宗棠还建议对关外统帅加以调整，认为景廉"泥古大过，无应变之才"，请求"以景廉之任改畀金顺"②，由金顺任乌鲁木齐都统，以统驭关外诸军。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被清廷所采纳。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筹办海防塞防的奏疏"所见甚是"，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仍帮办军务，调景廉等来京供职，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这样，身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这对于左宗棠来说，他多年甘愿引边塞之苦为荣，决心收复新疆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
就左宗棠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言，清朝最高统治者不仅对海防与塞防同样予以重视，而且一改以往任用旗员节制、统辖新疆的惯例，不是以金顺接替景廉负责关外用兵事宜，而是赋予左宗棠以督办新疆军务全权去收复新疆，表明一向在反侵略战争中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此时也强硬起来，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清政府难得做出的一次正确抉择！对于左宗棠的新使命，署两江总督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在致左宗棠函中称此为"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①这一评说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左宗棠本人在接受新任两年后的回顾中也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生平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无总要之处可以安兵；乌鲁木齐各城纵克，重兵巨饷，费将安出？……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
无疑，左宗棠用兵新疆，并非要为个人利益去"立功边域"，他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已任"的"不自忖量"之举，恰出于对祖国边疆安危高度负责的责任感。尽管征途坎坷，困难重重，但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规复新疆的历史重任。
①《清高宗实录》，卷五九九，页三三。
①《红档》1927年，第21卷，转引自黄鸿钊：《沙俄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侵略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第63页。
②［俄］巴布科夫：《我在西伯利亚的回忆》，第440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③《西国近事汇编》，卷三，页一四，光绪三十二年上海石印本。
④《派兵前赴肃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113页。
①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185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①《与刘毅斋京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一，页四七至四八。
②《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2-173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7页。
②《请特简贤能接任陕甘总督并钦差大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03页。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宣统三年刊印。
②《成禄出关难期振作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254-256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一至三。
①［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68页。
②《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二○至二一。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68页。
①《敬筹移设粮台办理采运一切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19-121页。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78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八，页一九。
①《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等奏折附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1册，第105-106页。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四六、四七、五二。
①［清］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页一九。
②《附录上谕》，《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54-155页。
①《复阵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88-191页。
②《遵旨密陈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6-197页。
①［清］刘坤一：《复左宗堂》，《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8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2页。
第二节运筹帷幄，进规北疆
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可以说是为中国近代反对外国侵略斗争史揭开了新的一幕。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承担起收复新疆重任的唯有左宗棠。对此，就是左宗棠本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家书中说：
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顾"。……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
左宗棠预筹出关的举措主要包括进行军事部署和充分考虑、实施后勤保障问题两个方面。
在军事部署方面，左宗棠注意从制订战略战术计划和整顿营伍以提高战斗力两点入手。还在左宗棠被任命为督办新疆军务前的有关加强塞防的奏折和函牍中，他已陈明先歼灭阿古柏匪帮，然后索还伊犁的战略构想。他还认为实现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应分为两步走，即首先平定北疆，接着再底定南疆。他分析新疆地形时说："天山南北两路"，"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①他督办新疆军务后，认为必须布署周妥，乃可定师期，令刘锦棠"自定出关马步二十余营，以缓进速战为义"。②左宗棠召集各军"分统来兰会商办法"③，共同讨论军事问题。随后，左宗棠确定了消灭阿古柏势力的具体步骤。他指出："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著手。"④"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陕甘窜逆及上回合势死抗官军，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⑤在进行战斗部署的同时，左宗棠还依照"整军乃能经武"的古训，一面对已出关和准备出关的军队予以整顿，将金顺、景廉、穆图善等部加以裁并，一面强调"精择出关之将"，任用"英锐果敏，才气无双"的刘锦棠总理行营事务，对其他"统领、营哨各员，均酌简相信员弁乐事赴功者用之"，⑥并对各军严加训练。
在筹划军队的后勤保障方面，左宗棠把精力主要用在筹粮、筹饷和筹转运上面。左宗棠认为行军打仗离不开粮食的供给。他说："师行粮随，事豫则立。"因此，"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粮耗。"他建议北路于归化（今呼和浩特市）设立北局，南路以肃州（今酒泉市）为南局，负责北、南两路的粮食补给。他还命令已出关各军在巴里坤、哈密等地办理采粮、开垦，并对"蒿武军"统领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惜劳瘁"的做法给以肯定，认为"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①左宗棠为筹饷问题在议论海防、塞防两者并重时强调应保障西征用饷。西征军的军费每年支出约800万两，但实际收到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各省之协济洋防者，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以致西证军"出款日增，入款大减"，光绪元年西征军"每年只发一月满饷"。②因此他多次上奏请求敕下各省如数拨解协饷，并主张暂借洋款以补不足。西征军饷源匮缺的情况受到清廷重视。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督率大军出关之际，清廷发布"上谕"称，"左宗棠出师塞外，必须士饱马腾，方足以壮军威而张挞伐。各营将士踊跃前驱，尤深廑念。各省协解西征饷银未能足数，致有积欠口粮。此次远道进兵，粮饷必须充裕。……加恩着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①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不能自己！"②出征将士总算有了物质上的保障。除筹粮、筹饷之外，左宗棠还十分重视粮食和军火物资的转运问题。西征之师须驰骋数千里，筹划转运也并非易事。左宗棠主张关内运粮以车驼为主，关外则以驼运为主，解决了粮食转运的难题。他还通过上海采办转运局、汉口后路总粮台、西安总粮台等转运军火物资，并由兰州机器局自造枪炮供应前线。
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西进，三月十三日（4月7日）抵达肃州（今酒泉市），就近指挥收复新疆的战略决战。
从四月初开始，左宗棠与刘锦棠"熟商进兵机宜"之后，令刘"率各营长驱大进"③，开赴新疆哈密，旋进至古城。五月，"蜀军"徐占彪部出关进驻巴里坤。此时，张曜部"蒿武军"已先期驻扎哈密，金顺所辖军队在济木萨、古城一带活动。左宗棠目送出关各军，心情格外激动。他说："前军已陆续开拔，大约五月内始有战事。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忠哉我军。"④"出塞诸军，英气勃勃"⑤，这正是对为保卫祖国领土而挺进新疆的西征军出关情形的真实写照！
左宗棠规复新疆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进取北路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重点是攻克乌鲁木齐。
新疆北路被阿古柏匪帮侵占后，原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至新疆投入阿古柏的怀抱，成为民族败类。阿古柏盘踞南疆，在北疆则委派所谓的乌鲁木齐阿奇木伯克马人得联合白彦虎代行其统治，据有乌鲁木齐和玛纳斯等城，其主要兵力集中于乌鲁木齐东北面的古牧地。
此时，先后出关的西征大军已由东向西依次进驻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左宗棠认为，金顺驻军济木萨，距乌鲁木齐尚远，"贼之精锐多在古牧地，是处距阜康县城九十里"。因此他命令刘锦棠"到济木萨后，以大队径驻阜康县城，出队捣古牧地。此关一开，则乌垣红庙子贼不能稳抗，白逆必窜吐鲁番，以寻去路"。①根据左宗棠的部署，刘锦棠带轻骑至济木萨金顺行营，商定进兵方略。然后，刘锦棠返回古城，率湘军马步各营于六月初一日（7月21日）抵济木萨。刘锦棠、金顺二军会合后，均于六月初八进至阜康。白彦虎知悉清军已兵临古牧地附近后，便从乌鲁木齐移踞于此，试图负隅顽抗。阿古柏也从南疆调遣援军前来助战。刘锦棠于八月二十一日潜师夜赴，会金顺所部，进袭黄田。由于"官军奋威猛击"，二十二日"攻拔黄田坚卡"。二十三日，刘锦棠派营分扎古牧地城正东及东北面。次日，大军开始攻城，各营"士气愈奋，皆冒枪炮斩关而入，立将城关攻破"。二十七日，刘锦棠、金顺饬所部各营急攻，于第二天攻克古牧地城。白彦虎带领残部向南疆逃窜。刘锦棠乘势于八月二十九日（10月16日）直捣乌鲁木齐。这样，被左宗棠视为"新疆关键"①的乌鲁木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刘锦棠、金顺会同署伊犁将军荣全派兵于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又乘势克复玛纳斯城。阿古柏匪帮在北疆的势力被全部驱除。
①《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194页。
①《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
②《答曾沅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三九。
③《答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
④《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
⑤《新疆贼势大概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21页。
⑥《请敕两江迅解老湘全军月饷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30页。
①《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等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88-289页。
②《清敕各省匀济饷需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328-329页。
①《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1页。
②《钦奉恩谕拟缓借洋款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2页。
③《驰抵肃州各军分起出关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58页。
④《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五。
⑤《与雷纬堂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一六。
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六，页二九至三○。
①《会师攻拔古牧地坚巢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大慨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91-494页。
第三节决胜千里，底定南疆
左宗棠在乌鲁木齐克复后，即筹划进军南疆的第二步战略计划。他一面拟商金顺布置各城堡要隘和善后事宜，一面"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他认为："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②。
左宗棠认真分析了南疆的局势，他指出："安集延酋帕夏已派贼骑五千，合乌垣、红庙逸去之贼，踞乌垣南二百余里之达坂城即噶逊营，以拒官军。帕夏自踞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与其悍党守之"。白彦虎窜入托克逊，阿古柏"待之甚倨，并勒其随行贼众剃发易服，傍三城以居"。"察度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③因此，要进兵南疆，必须集中兵力击破吐鲁番、达坂、托克逊这三城所形成的犄角防线，痛歼阿古柏的主力，这样才能为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南八城"打开通道。
左宗棠在对南疆的敌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规复南疆仍须采用"缓进急战"的战略战术，告诫刘锦棠在北路肃清，"屡胜之后，尤宜慎宜加慎，勉力图维，断不可掉以轻心，致贻后悔。"①因此，他不同意刘锦棠提出的在克复乌鲁木齐后急于进攻南路的建议，指出："所议会师进规南路八条，可采者多，已分别咨行照办矣。惟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牵掣，可保万全。"②左宗棠决定第二年春季进兵南疆，同时强调"目前应办之事必应迅速办理"。他命令刘锦棠、张曜、徐占彪等部抓紧进行军队休整和军需补给工作，并奏请调派驻山西包头的"卓胜军"记名提督金运昌率所部至乌鲁木齐，以替出刘锦棠部南下。
光绪三年（1877年）春，西征军南进的时机成熟。此时，金顺已被清廷任命为伊犁将军，驻守玛纳斯以西，负责北疆西部地区的防守，并监视伊犁俄军的动向。金运昌所率"卓胜军"抵达乌鲁木齐，与刘锦棠部湘军换防。三月初一日（4月14日），刘锦棠亲率马步各营及炮队由乌鲁木齐逾岭而南，进军达坂城，开始了规复南疆的战斗。与此同时，张曜和徐占彪分别从哈密和巴里坤西进吐鲁番。这样，西征军对达坂、吐番鲁、托克逊一带的阿古柏匪帮主力形成了从东面和北面的攻击态势。
阿古柏面对着清军攻取乌鲁木齐和即将进规南疆的局势，极为慌恐不安。于是，他试图通过英国主子说服清政府让其在南疆"立国"。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利用处理"马嘉理案"与李鸿章谈判之机，要求李鸿章转告总理衙门，称英国可以代阿古柏乞降"立国"。总理衙门将此事函告左宗棠。左宗棠认为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及吐鲁番"，且勾结白彦虎盘踞乌鲁木齐等地，"中外共知"。威妥玛代其请降，又称阿古柏为"喀王"，"请为属国"，竟"敢以此妄渎尊严"，实属可恶。左宗棠拒绝了威妥玛的"说情"，揭露了其真实用意，即"英人代为请降，非为安集延，乃图保其印度腴疆耳，俄英共争印度数十年矣"。左宗棠表示向南疆进军的信心和决心是不容动摇的。他致函总理衙门大臣说："南路贼势重在达坂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仗，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①阿古柏企望英国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图谋未能得逞，便想依恃天山之险布重兵于达坂、吐鲁番、托克逊以继续顽抗。达坂是由乌鲁木齐进入南疆的必经通道。从达坂至东南方向的吐鲁番有200里，至西南方向的托克逊为百余里。因此，阿古柏在达坂重点设防，委派爱伊德尔呼里防守于此。吐鲁番旧有满、汉两城，阿古柏遣白彦虎等据守此地。托克逊为阿古柏侵入新疆后长期经营的老巢，其主力盘踞于这里，阿古柏看到清军来势勇猛，便离托克逊到距此700里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遥控战局，并令其次子海古拉守御该城。阿古柏自以为"设险重叠，有恃无恐"，却不料在刘锦棠等部"取急风迅雷之势"①的打击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在仅仅11天之内就全部被西征大军所攻克。
三月初三日（4月16日），刘锦棠率部抵达柴窝铺，留营驻扎。当天夜晚，刘锦棠调派兵力"乘贼不觉，径趋达坂"，"立合锁围，杜贼窜逸"，向达坂发起进攻。第二天，刘锦棠亲率大军"环列圆阵，匀布整齐"，敌军"擎洋枪指击，并发开花大炮"。"我军伤亡十余人，屹立如故"。刘锦棠在自己的坐骑中弹立毙的情况下，又"易马而前"，饬各营奋勇攻城。经数日激战，刘锦棠率军于三月初七日攻克达坂城。接着，刘锦棠率各营于十一日"潜师夜起"，至十二日抵白杨河。刘锦棠分兵二路，一路由道员罗长祜等带领驰往吐鲁番会同张曜等部主攻此地，一路则由刘锦棠率领"由西南进，直捣托克逊城"。经一夜激战，刘锦棠部于十三日晨攻克托克逊。同一天，张曜、徐占彪，罗长祜等部也一举攻占吐鲁番满、汉两城。白彦虎、海古拉自闻西征大军即将攻托克逊时，便分别从吐鲁番、托克逊"踉跄而逃，曾不停趾也"。②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克复后，左宗棠指出："以目前局势言之，南八城门户洞开，应即整旆长驱，以符'缓进急战'之议。"他正告阿古柏："如知去逆效顺，缚白彦虎，献南八城，固可不重烦兵力；否则，深沟高垒，先据形势，图老我师，则官军分道长驱，集粮转馈，事不容已。"①左宗棠决定迅速收复南八城。他命令刘锦棠速谋进取，务出万全。调张曜同赴前行，兼筹粮运。饬徐占彪留吐鲁番办理善后，西征大军已锐不可挡，南八城的收复也为期不远。
阿古柏在西征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知人心已去，日夜忧泣"，遂于四月行至库尔勒"饮药自毙"。②海古拉集结残匪向喀什噶尔溃逃，又被其兄伯克胡里杀死。阿古柏建立的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清廷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的有利形势下，令左宗棠就南疆和伊犁问题"通盘筹画"，"统筹全局"，迅速密奏。左宗棠在上奏中指出：
"立国有疆，古今通义。……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舆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贻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只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只白彦虎率其余党偷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
这段议论可谓高瞻远瞩。左宗棠不仅阐述了保卫新疆的重要意义，而且第一次正式向清廷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为清政府的正确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1877年8月25日），刘锦棠等部经4个月休整后开始向南八城进军。刘锦棠先派提督汤仁和率队由托克逊进扎苏巴什、阿哈布拉两处，继派总兵董福祥等率营由阿哈布拉、桑树园、库木什、榆树沟一带至曲惠安营，随后刘锦棠率部由大路向开都河进发。开都河源于天山之麓，汇而南趋，横贯库尔勒和喀喇沙尔。白彦虎逃窜至喀喇沙尔渡过开都河西岸后，"即壅开都河水以阻官军，漫流泛滥，阔可百余里"。①刘锦棠师至，只好令将士凫水径过或搭浮桥转运军械。九月初一日（10月7日），刘锦棠军不战而入喀喇沙尔。此时白彦虎因惧被歼，早已窜至库车。九月初三日，西征军进入库尔勒，又是空城一座。接着，刘锦棠督率所部于当月十二、十八、二十日先后进取库车、阿克苏、乌什。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已为西征军克复。左宗棠认为："新疆南路以阿克苏为关键，北通伊犁，西连乌什，东接库车，迤西达喀什噶尔，又可达叶尔羌、英吉沙尔，稍南而东，则达和阗，为形势所必争。阿克苏既复，该逆窜路悉穷，既由乌什边外逸去，非至喀什噶尔，别无归宿。所盼大军围剿，或可聚歼。"此时，左宗棠激动不已，他看到"此次官军浩荡西征，一月驰驱三千余里，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四城，南疆八城已复其半。"
刘锦棠部在阿克苏会师，张曜部也于十月初二日由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遄指库车，"前矛既锐，后劲仍道，戎机顺迅，古近罕比。"这样，"如叶尔羌速下，官军会攻喀什噶尔，并规全局，似戡定之期当亦不远矣"。但他仍告诫西征将士要保持冷静，指出："军事瞬息千变，非敬谨襄事，必蹈危机，固有不可轻心尝试者。"①十一月间，刘锦棠分兵两路进攻喀什噶尔，伯克胡里与逃至那里的自彦虎窜往俄国境内。西征军于十三日占领喀什噶尔。随后，又于十七、二十、二十九日连克叶尔羌（今莎车县）、英吉沙尔、和阗。南八城中的西四城均为西征军夺得。这样，除伊犁外的新疆领土已全部光复。于是，清廷晋封左宗棠二等侯爵，以资激励。
左宗棠在底定南疆后，总算是舒了口气。他总结了前此进兵的经验，肯定了西征军将士的功绩，在家书中这样写道：南疆底定，以事功论，原周秦汉唐所创见。盖此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克名城百数十计，为时则未满两载也。而决机制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细看事前各疏可知大概。至其本原，则仁义节制颇有合于古者之用兵。理主于常而效见为奇，盖自度陇以来未有改也。贼以其暴，我以其仁；贼以其诈，我以其诚，不以多杀为功，而以妄杀为戒。故回部安而贼党携，中国服而外夷畏耳。实则我行我法，无奇功之可言，在诸将士劳苦功高。朝廷论功行赏，礼亦宜之。至于锡封晋爵，则在我实有悚息难安之隐。②
左宗棠此言感人肺腑！这正是他高风亮节政治风格的映照。他还在致刘典函中说：新疆用兵，全以关陇为根本，同心断金，乃收其利。前折所陈数千里一气卷舒，虽但指新疆而言，其实则自关陇以至酒泉，自沪鄂以至关陇，何独不然？如琴瑟然，手与弦调，心与手调，乃能成声，此理易晓。周秦汉唐之衰，皆先捐其西北，而并不能固其东南。我国家当天下纷纷时，不动声色，措如磐石，复能布威灵于戎狄，错杂之间，俾数千里邱索，依然全瓯罔缺，以此见天心眷顾，国祚悠长，非古今所能几其盛美也。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宗棠的爱国热忱呼之欲出！
②《详陈攻拔古牧地克复乌鲁木齐迪化州城战状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509-510页。
③《搜剿窜贼布置后路进规南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548页。
①《与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一四。
②《西宁刘道禀乌垣克复急宜进攻南路应办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73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至三二。
①《湘军刘总统禀规取南路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3页。
②《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54-659页。
①《攻克达坂城及托克逊坚巢会克吐鲁番满汉两城详细情形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59页。
②《逆酋帕夏仰药自毙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98页。①《遵旨统筹全局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01-703页。
①《进规新疆南路连复喀喇沙尔库车两城现指阿克苏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55-756页。
①《穷追回夷连复阿克苏乌什两城请奖恤出力阵亡各员弁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76页。
①《答刘克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
第四节"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
如果说左宗棠指挥西征大军歼除并驱逐了进犯我国新疆的阿古柏匪帮，为规复北疆和南疆立下了不朽的功绩，那么他下一步亲自率大军出关，以武力为后盾从俄国侵略者手中索还伊犁，更为伊犁回到祖国的怀抱和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做出了永远值得称道的历史贡献。
本来左宗棠在同治十年（1871年）得知沙俄侵占伊犁的消息后就非常愤慨，他曾致函刘锦棠指出俄国"窥吾西陲"的阴谋，并决心"与此虏周旋"。俄国在入侵伊犁之后，也玩弄了花招，向清政府表示只是"代为收复"，"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①此时，俄国根本不相信清政府能收复乌鲁木齐。然而，左宗棠规复新疆的壮举，表明中国不仅在北疆，甚至在南疆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中国从俄国手中索还伊犁按理说已不成问题。但是，俄国不仅在中国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后拒不交还伊犁，就是南疆底定之后仍想赖帐，拒绝了清政府提出的由左宗棠与其交涉索还伊犁问题。这样，清政府于光绪四年六月（1878年7月）决定派署盛京将军崇厚去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清廷还就伊犁"交还以后，如何防守"问题令左宗棠"先事图维"。②左宗棠对清廷偏倚外交谈判索还伊犁的作法只能表示赞同，但他仍然强调："前疏所称地不可弃者，窃以腴地不可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敌势，非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将愈进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立军府，所忧不仅西北也。伊犁收还以后，应于边境择要筑垒开壕，安设大小炮位，挑劲兵以增其险。……伊犁未收还之前，金顺大军驻库尔喀喇乌苏，其西精河地方，势处要隘，向驻马队，以资扼截。"③左宗棠对收复伊犁有他自己的"图维"，他希望以武力收复。
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0月2日），崇厚在出使俄国后擅自在克里米亚半岛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伊犁条约》（即《里瓦基立条约》）。按照该约，俄国虽交还伊犁，但割去中国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素尔山口等要地，使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且俄国还攫得伊犁"代守费"和通商、免税等权益。消息传来，全国舆论大哗，群情激愤，要求改约，甚至"街谈巷议，无不以一战为快"。①左宗棠更是义愤填膺，他上奏指出："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他回顾了俄国在伊犁问题上施用的伎俩，主张武力收复伊犁，并亲率大军出关。他说："俄人自占据伊犁以来，始以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既见官军势强，难容久踞，乃借词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巽词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起衅端，可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妄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他决定"明春解冻后，亲率驻肃亲军，增调马步各队，出屯哈密，就南北两路适中之地驻扎，督饬诸军，妥慎办理"。他还"务期内外一心，坚不可撼"①，以收复伊犁。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先是将崇厚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继则把崇厚定为斩监侯，待秋后处决，并于光绪六年正月初三日（1880年2月12日）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定崇厚所订的条约，并令左宗棠做好军事准备。
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离开肃州（今酒泉市），出嘉峪关向哈密挺进。据说左宗棠为表示收复伊犁的决心，曾"舁榇以行"②，甘愿拚死于疆场。他68岁，抱病出关，表现出的正是"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③的豪迈之情。五月初八日（6月15日），左宗棠行抵新疆哈密，布署三路进兵以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一路由金顺进驻精河从正面佯攻，以牵制俄军主力，且防俄军向东进犯；一路由张曜从阿克苏越过天山进击伊犁南部；一路由刘锦棠经乌什越冰岭直赴伊犁西面的后路。左宗棠对"生力之军络绎而至，足供指挥"④的战局充满必胜的信心。因此，论者谓如果这次中俄之战真的按左宗棠的计划而实施，那将是他战场事业的新里程碑⑤，此言是有道理的。
然而，正当左宗棠为收复伊犁积极备战之际，清政府却在列强的胁迫和俄国的武力进逼面前有改变以往在新疆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而转向妥协的意图。首先，清政府对崇厚的处置，遭到西方列强的抵制。列强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影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自写信给慈禧大后为崇厚求情，俄国也声称如不对崇厚予以赦免，便不同曾纪泽谈判。清政府迫于压力，宣布免去崇厚的斩监候之罪。其次，俄国加紧调兵遣将，对清政府进行武力恫吓，不仅增兵伊犁，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并调集20余艘军舰组成一支舰队由黑海驶往日本长崎，扬言封锁中国沿海，威逼京津。再次，英人戈登的游说确实起到了恶劣的作用。此人曾任"洋枪队"头目，与李鸿章有私交，他此时受清政府之聘，为中俄伊犁交涉调停。戈登至天津面见李鸿章，威胁说："如果你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把政府档案和皇帝都从北京迁到中心地带去，并且准备作战五年。"①本来就不主张收复新疆且对崇厚签订条约加以支持的李鸿章非常恐慌，他立即将"戈登赠言"进呈清政府，内称："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著。"②果然，清廷发生了动摇。七月初六日（8月11日）清廷以"现在时事孔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③为由将左宗棠调至北京。临战易帅，恰表明清政府在是否敢于以武力抗俄问题上举棋不定。
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左宗棠接到调他赴京供职的"谕令"。他对清廷的用意虽不十分清楚，但也预感到这次内调已意味着清廷的政策有所变化。因此，他在家书中说："俄意欲由海路入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慨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既奉朝命，谊当迅速成行"。①他致书帮办新疆军务的张曜说："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为恐喝之计，谟谋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是混淆，计抵京时，错将铸成矣，为之奈何？"②但左宗棠仍对主战抱一线希望。他致函总理衙门说："察看情形，实非决之战胜不可。究之言战本是一条鞭法，无和议夹杂其中，翻觉愈有把握。"③他奏请由刘锦棠接任督办新疆军务一职，以便继续抗击俄军，并致函刘锦棠说："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④左宗棠期望着早日抵京，"拟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⑤左宗棠于十月十二日（11月14日）从哈密启行入关，经兰州交卸陕甘总督篆务后，又于十二月初四日（1881年1月3日）从兰州赶往北京。
这个时候，曾纪泽正在俄国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问题。在谈判中，曾纪泽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据理力争，于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与俄方签订了《改订条约》（又称《中俄伊犁条约》）。此约较崇厚条约争回了一些主权，俄国交还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但仍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且在赔款方面有增无减。这依旧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恰在曾纪泽与俄国谈判代表订立条约这一天，左宗棠经日夜兼程抵达北京。他得悉条约签订的消息后，气愤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①左宗棠"一振积弱之势"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他"不复以出塞为苦"的坚定反侵略举动，确实为伊犁的收回起到了关键作用。
左宗棠为新疆"长治久安计"，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四次奏请于新疆置行省，设郡县，他在调任两江总督后又作了第五次疏请。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1884年11月17日）在新疆正式设省，以刘锦棠为首任巡抚。从此，新疆与祖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①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五四，页四，《交涉志二》。
②《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
③《复陈新疆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三，页三一。
①《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二一，页一○。
①《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一至三九。
②王安定：《湘军记》，卷一九，页二二。
③《答赵玉班》，《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二七。
④《答刘毅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四四。
⑤张家昀：《左宗棠》，第97页，台湾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年版。
①［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卷，第369页，三联书店1958年中译本。
②〔清〕李鸿章：《述戈登回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一，页二五至二六。
③《清实录》（光绪朝），卷一一五，页六。
①《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6页。
②《答张郎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二。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四。
④《与刘毅斋爵堂》，《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五。
⑤《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六。
①《答刘兰洲》，《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六一。
第五节"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在用兵关陇、进军新疆的过程中，除了每到一地加紧布置善后措施，以恢复民众的生活并重组官府的统治秩序外，他在开发西北方面的建树，堪称是度得"春风"与漠漠边疆。
唐代诗人王之涣在描写塞上风沙之景的《凉州词》诗中写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一情形在1000多年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光绪五年（1879年），新任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的杨昌浚目睹了左宗棠在西北的所为，赋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①该诗不但颂扬了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功绩，而且对他沿道植树，开发西北的成效大加赞赏，以"引得春风度玉关"作了形象的比喻。
左宗棠不仅仅是个军事家，他对于发展西北的经济颇为关注。他鉴于甘肃"地气高冷，节候暑少寒多，物产甚稀，民生日蹙。蚕桑既限于土宜，裘褐亦艰于购制。……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的状况，建议广种棉田，以解决穿衣问题。他认为："甘省各地方，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棉花。"于是，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又购觅纺车织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目的在于"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计也"。他还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分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并对"其因地土不宜种棉者，亦饬令广种杂粮，以裕生计"。他强调"严禁罂粟，劝种棉花，在甘肃尤当务之急"②，且期望此举能"为甘省开万年之利"，"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
左宗棠在西北注意修河、治路，于沿河、沿路"广种榆柳"，"数年来陇中遍地修渠、治道、筑堡、栽树，颇有成效"。①尤其是植树绿化举措颇得后人称赞："左恪靖命自径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是为艳称的"左公柳"。②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之际，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主张开荒屯田和兴修水利。这固然出于军事目的，却也具有开发大西北之用意。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债；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于是，他令张曜率军在哈密办屯垦、水利，垦得荒地19000余亩，获粮数千石。他根据张曜垦荒的经验，强调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储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张曜躬率所部，殚力经营，而后得著成效。以后踵而行之，固此奥区，保绥戎藩，可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③
左宗棠还善于因地制宜，依据新疆许多地方"可渔可牧，不必垦田种粟亦可足民"的特点，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④这种主张对发展畜牧业是有利的。
对于左宗棠的上述举措，新任新疆巡抚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署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沟渠、馆舍，每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蚕织、畜牧诸政罔不因势利导。"①
把近代机器生产引入西北，更是左宗棠的一大功绩。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兰州织呢局的创办，揭开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序幕。同治七年（1868年），左宗棠在参与镇压捻军后抵西安，他为解决所部使用的军火从上海等地采办价值甚昂的问题。决定在西安设立机器局。他从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调募一批工人，并购买机器，从事枪支、子弹的制造。
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进住陕甘总督任所，他将西安机器局的机器搬至兰州，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以精通西洋枪炮制作的记名提督赖长为该局总办，并从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抽调了技术工人。兰州机器局生产的项目主要有枪、炮、子弹、炮弹。兰州机器局的设立，既有镇压回民起义的用意，更有针对关外、收复新疆之图，因为在该局创办前一年，俄国已派兵占据伊犁，左宗棠便在筹画规复新疆和收回伊犁时提出"精求枪炮"的主张。很明显，他在兰州设局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诚如左宗棠所说："尝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做我，索一解人不得也！"①他还说："于省城设局制造枪炮，饬镇领其事，盖欲仿洋式制造枪炮及大小开花弹子，为攻坚之用，兼备守具。……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克肃州，即得其助。……见在新疆各城，次第速复，惟西四城所得贼遗大小炮位一百数十尊，余则空城一座。正须增添布置，伊犁收回，旧炮既不合用，俄人枪炮岂肯留以赠我，将来颇费周章，……是此项制造不能停工。"②
军事工业的创办不但引进了近代机器生产和出现了雇佣工人，而且促成了民用企业的兴起，这在西北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中也得到同样的验证。如果说福州船政局的创设引发了轮船招商局的创办，那么兰州机器局的设立又导致了兰州织呢局的兴办。光绪三年（1877年），赖长在兰州机器局内试制了一台织绒机，用甘肃所产羊毛织成一块绒布，呈送给左宗棠验看。友认为此绒"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赖长打算从国外"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③，得到左宗棠的支持。左宗棠即写信并附赖长所绘织机之图给在上海的采办委员胡光墉，以甘肃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机器便省工力等由请他访购织呢机器。左宗棠创办织呢局的消息传出后，得到舆论的支持。《申报》载文称："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①
光绪四年（1879年），经胡光墉向德国采购的全套织呢机器运至上海。从上海往兰州运送机器，是非常艰难的，据上海《大清国》杂志记载："机器系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②光绪五年（1880年），织呢机器全部运至兰州，织呢局正式开工，中国第一家纺织工厂在西北诞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
左宗棠看到机器运抵兰州，非常高兴，他认为"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且"由关内而及新疆"，实乃"数世之利也"。③他还设想以原料就地而取，"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④可见左宗棠创设该局具有对内以利民用，对外以挽利权的双重效应。兰州织呢局由左宗棠委派赖长为总办，采用官办近代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购机建厂费用约合银31万两。⑤局内雇佣德国人石德洛未为洋监督，由10余名德国员匠教习织呢技术。至于该局的规模与生产情况，据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十二月（1881年1月）的上奏称：
"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二十具，见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应由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励，庶几人心竞奋，利无不兴矣。"
左宗棠把兰州织呢局视为"气象更新"之举，他为兴此利民善举可谓费尽苦心。
但是，兰州织呢局的生产并不像左宗棠预期的那样理想，其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②左宗棠在光绪七年（1881年）对该局产品做了进一步调查后，也承认"已织成洋绒若干匹，其质略逊于洋呢，然可供着用"。③特别是到了光绪八九年间，由于"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和所"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①的原因，该局在创办后仅4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光绪十年（1884年），兰州织呢局被迫停办。
对于这样的结局，《申报》载文认为，该局"功败垂成，实力可惜"，"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②由官办企业转向商办，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兰州织呢局恰为中国近代企业这一经营机制的调节和重组提供了借鉴。近代维新思想家陈炽（字次亮，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在述及兰州织呢局时指出："左文襄前任甘督，亦尝购买机器，仿织呢绒。然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大重，不利行销。"③此论切中实际。左宗棠经营近代民用企业的这次尝试未能成功，但他勇于在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把机器生产率先引入西北，已是一个创举。
①引自秦翰才：《左立襄公在西北》，第163页。
②《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字堂全集》奏稿，第6册，第27-29页。
③《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9页。
①《延榆绥刘镇厚基禀兴修河城工程经费不敷及举办地方事宜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66页。
②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63页。
③《督办新疆军务敬陈筹画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88-289页。
④《黄令长同禀查明罗布淖尔河道暨哈萨克输忱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
①《新疆巡抚刘锦棠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一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
②《与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四二至四三。
③《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
①《申报》，1879年1月10日。②《大清国》，1881年1月3日。
③《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1页。
④《关册》，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8页。
⑤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38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甘肃气象更新请将王必达等各员奖叙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四七至四八。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899页。
③《陕甘总督左宗棠片》，载《京报》和《北华捷报》，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0页。
①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903页。
②《申报》，1884年2月16日。
③瑶林馆主：《续富国策》，第1卷，第39页。
第七章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 第一节"入赞纶扉"
左宗棠入京辅政，乃晚清政坛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他从西北抵京后第三天，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九日（1881年2月27日），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并管理兵部事务。清廷赋予左宗棠直接参与和决策中枢的政治、外交、军事诸要务的权力，这对咸、同之交崛起的汉族地主地方大员来说是前所未有之事。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为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过世，左宗棠与李鸿章所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章更是支持崇厚并反对左宗棠的求战主张，使左愤愤不平。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奕诉则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因与慈禧太后争权而被罢免议政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慈禧亦不断寻找机会压制奕。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恰出于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按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暗倾恭邸（按指恭亲王奕诉），其势其焰，几于桓温。"①
左宗棠入京辅政的原因，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章的用意之外，如上一章所述，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李鸿章等人的馋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姿态，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到妥协，这也是事实。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们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侗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①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侗上奏列出"不可许"的10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此论与左宗棠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②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③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以削其兵权，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众的老臣的倚界。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大后谈及他数载"忧劳"，"声泪俱下"。①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品性正直，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他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奢想。左宗棠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拟遂请开阁缺，终老邪寓"②，"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③他在北京，"窃见时局，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好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知忝窃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靦(tian)颜就列，良非得已。"④
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⑤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⑥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对于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述。翁多年为光绪皇帝的师傅，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①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修治河道是左宗棠的一贯主张。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目睹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生计萧索，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②，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左宗棠只得调派他的部将王德榜、刘璈、王诗正率各军抵涿州一带修治永定河，他还"躬亲其役"，莅涿州工次，勘察金门闸坝，巡视南岸河堤。经4个多月的加紧施工，永定河疏通和加固堤坝等工程基本完工，被认为是"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永定河经左宗棠的治理有了较大改观。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①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事实，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征税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重难返，惟加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湮其流"。②左宗棠上奏指出：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惟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
左宗棠痛陈了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他提出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对于试图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从外国鸦片贩子的疯狂倾销和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积弊方面来看，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
左氏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前此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于加价一节，犹龂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刺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①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做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②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侪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惟事有是非，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惟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处所，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③
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了的清朝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他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①的局面。尤其是他"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与李鸿章等人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时，甚至予以攻击。同奕交往甚密的军机大臣宝婆竟然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使翁同龢感到"正人在位之难"。②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京"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③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描写成一个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由奕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①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似乎成了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左宗棠在奕、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于是连续告假3个月，随后疏请退出仕途。清廷为了王公贵族的利益，在对左作了一番"慰留"之后，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1881年10月28日）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里比较一下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入京辅政两个阶段的情况是有必要的。他为规复新疆，甘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发出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的豪情壮语。他被调进京且"入赞纶扉"，这在一般人眼里可谓炙手可热的官位，但左宗棠起初并不情愿，继而因日本有踵俄国之辙试图进行要挟的状况才使他挺身而出担任新职，并力图使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外交格局得以改观。他如果在宦海随波逐流，随俗浮沉，也许就会在京城安度晚年了，但他并不愿违逆素志，结果只能被官场恶习所排斥。左宗棠几乎是被人撵出京城的！拍手称快的则是奕、李鸿章之辈。李鸿章甚至回顾了他与左宗棠唔谈的感想，贬低左"不但无鞭挞四夷之心，抑且无经营海上之志，外强中干，概可知也"。②左宗棠离开北京时的状况同他9个月前从新疆赶往北京那种"闻命不宿，振旅入关，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胥惶然如失所覆，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则奔趍愊亿，顶香膝跃，呼感恩，数十百里无绝声"①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尽管左宗棠在入京辅政期间成绩斐然，且有目共睹，而他却被排斥出枢垣，这只能说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确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然而，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入赞纶扉"的挫折而后退，他依然在两江总督任上为加强海防和投入新的抗法斗争而努力拼搏着，他的行动恰与李鸿章的诬蔑不实之词相左。
①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8、52页。
①〔清〕张佩纶：《大臣奉使宜策万全折》，《涧于集》奏议，卷一，民国七年刊。
①〔清〕张之洞：《熟权俄约利害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二，页一至六，民国十七年刻本。
②〔清〕邓承修：《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语冰阁奏议》，卷二。
③〔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页一九。
①《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六七。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七三。
④《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⑤〔清〕刘坤一：《复李若农》，《刘坤一遗集》，第4册，第1934页。
⑥《答冯展云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五。
①［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一五、二○，民国14年影印本。
②《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七。
①《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89页。
①《严禁鸦片请先增洋药土烟税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四至一五。
①［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304页。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92页。
③《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三八。
①徐珂：《左文襄公见畿而作》，《清稗类钞》，第7册，第335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七年，页五八。
③[清]车鸿章：《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
①[清]薛福成：《左文襄公晚年意气》，《庸庵笔记》，卷二，页四一至四四。
②《复丁稚黄宫保》，《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一九至二○。
①[清]周寿昌：《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88页。
第二节"尽南洋大臣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