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评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
左宗棠，湖南省湘阳县人。他自幼随祖父和父亲学习儒家经传，十九岁求学于湖南名儒贺熙龄，一年后乡试中榜，后投身仕途，官居兵部郎中、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等职。他严守御"外患"与除"内忧"的忠君爱民思想，精心求学，积极探求"上慰宸辰，下安百姓，振刷纲纪，济时匡世"的途径，先后参与和指挥了围剿太平军、陕甘捻军及收复新疆等一系列战役，并推动了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既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积极一面，又有镇压农民运动的消极一面。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
目录
导论 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生平篇
第一章 乡间寒士第一节 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第二节 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第三节 "海邦形势略能言"第四节 自号"湘上农人"
第二章 幕宾生涯第一节 出山入幕第二节 再入湘幕
第三章 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渐第一节 建立楚军，出湘入赣第二节 进军浙、闽、粤
第四章 创办福州船政局第一节 近代海防的产物第二节 福州船政局的筹建与早期经营
第五章 用兵陕甘第一节 "进剿"捻军第二节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
第六章 收复新疆与开发西北第一节 "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第二节 运筹帷幄，进规北疆第三节 决胜千里，底定南疆第四节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第五节 "引得春风度玉关"
第七章 入京辅政与督师东南第一节 "入赞纶扉"第二节 "尽南洋大臣之职"第三节 "闽事吃紧，慷慨请行"第四节 "督师南下，遗恨平生"第五节 立言传世
●思想篇
第一章 左宗棠的政治思想第一节 "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第二节 忠君与爱国第三节 "为政先求利民"第四节 "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第二章 左宗棠的经济思想第一节 "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第二节 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第三章 左宗棠的文化思想第一节 "俗以程朱为宗"第二节 "穷经将以致用"第三节 "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第四章 左宗棠的教育思想第一节 "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第二节 "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第三节 "守此耕读家风"与"读书非为科名计"
第五章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第一节 "求强"观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第二节 "求富"观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主张
第六章 左宗棠的外交思想第一节 "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第二节 "诎以求伸"与"张我国威"
第七章 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第一节 "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第二节 "整军，乃可经武"第三节 "用兵之道"第四节 "海防与塞防并重"
导论 左宗棠与他所处的时代
在中国近代史上，本书传主左宗棠（字季高，又字朴存）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生活的时代，经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边疆危机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自然在"靖内"方面与民众的反清起义为敌；作为反抗列强侵略的民族英雄，他又能够在"御侮"方面誓同西方殖民主义者抗争；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巨擘之一，他则为中国的近代化立下了创榛辟莽的劳绩。如果把其生平与思想置于时代变迁的发展脉胳中加以认识，那就可以得出初步的印记：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是其功绩；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
清嘉庆五年（1800年），乃世纪之交。步入19世纪的清王朝，由盛转衰，不复再现"康乾盛世"的景象，其衰落的迹象，固然表现在统治机制的紊乱，如吏治昏暗、军纪涣散等，但更重要的则是表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和昧于世界大势。对于这一点，恰是习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所没有、也根本不愿觉悟的。
世界历史的进程在16-18世纪因新大陆的开辟、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继进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利用和机器工业代替手工操作，大为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坚船利炮成为殖民扩张的有力工具，非洲、西亚、南亚沦入西方殖民者的樊篱，位于东亚的中国在19世纪初正成为其觊觎的目标而濒临被蚕食的危险。
然而，清朝最高统治者对世界大势的这一流变却不屑一顾，他们在闭关心态的支配下，表现得过于迂腐和昏愦。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抵京后要求觐见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答应予以接见，同时申明英使觐见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阿美士德不愿行此礼节，结果被立即遣迭回国。嘉庆皇帝依然把阿美士德使团视为"贡使"，殊不晓19世纪初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为海上霸主和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他甚至把使团带来的机器制品看作"奇技淫巧"，曾"敕谕"英吉利国王称："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①对西方的近代文明采取鄙斥的态度，主张"实力禁绝"。道光皇帝在他统治的第20个年头遇到了鸦片战争。他自继位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不断侵扰，认为只要简单地闭关绝市，即可万事大吉，却不料英国的叩关脚步已在加紧。因此，尽管英吉利多次遣使来华，把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并掠走巨额白银，英舰已在中国沿海穿梭游弋，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字少穆，一字元抚，福建侯官人）到广州查禁鸦片并开始了解外国的情势之前，不仅清朝的皇帝、大臣们对外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就连驻在唯一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员也未曾注意一下英国的情况，难怪鸦片战争打了近两年时，道光皇帝还在"上谕"中问道："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①皇帝如此昏愦，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咸丰皇帝更是以虚骄著闻。庚申之役（指1860年英法联军之役）的"创巨痛深"并未扭转其闭关的心理，他躲到热河行宫不敢"回銮"，确缘于不愿至京师同外使就觐见递国书的礼节问题再起纠葛，而他在派奕为议和大臣时所告诫的"汝不值与该夷见面"的言辞却难以实现。奕在京师同英法代表议和不可能不互相见面，且奕还受到英使额尔金的傲慢相待。令咸丰皇帝不满的是"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②，他所关心的仍是天朝的所谓"威严"。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津沽失陷、京城遭劫的结局，已经使清王朝的威严扫地了。因此，清朝的"衰落"是与列强的"强盛"相较而言的。
于是，拯衰于兴、转弱为强，摈弃闭关心态而置换开放的理智，成为时代的需求。林则徐"睁眼看世界"的行动预示了中国近代新思维的脱颖而出。他"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①加以研究的创举和提出"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②的主张，被其好友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③而概括之。继林则徐之后，魏源"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忐》，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而"钩稽贯串"、"前驱先路"所作的《海国图志》，系统地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主要为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三个方面，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林、魏的主张触及到坚船利炮的器物文化层面。
善于洞悉社会环境，能够跟上时代步伐的历史人物往往在其共识方面表现出颇为惊人的相似之处，本书传主即是一例。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不过是个湖南的乡曲布衣，而他却能以超前意识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即注意对"海国故事"探赜索隐，且于战发后与其师贺熙龄（字庶农，湖南善化人）讨论战守机宜，主张"更造炮船、火船之式"，"以之制敌"。当然，左宗棠此时的认识水准还未达到"师夷长技"的高度，但他"海邦形势略能言"的自白，则证明他也已睁开眼睛瞄视着"海国"演进的情况。可贵的是，左宗棠不仅自诩为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者，而且他的行动也表明其为林、魏主张的实践者。他对林则徐被道光皇帝罢免一事深为痛惜，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者"。他在读了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等疏稿后，感到此"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与林则徐在长沙湘江木舟上的会面晤谈，更是受益匪浅。同治五年（1866年），他在林则徐的"桑梓之邦"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正实现了林氏仿造外国船舰的愿望。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莅福州组织抗击法国侵略之际，在为《林文忠公政书》作《叙》时写道："军书旁午，心绪茫然，刁斗更严，枕戈不寐，展卷数行，犹仿佛湘江夜话时也"。②左宗棠实乃林则徐事业的后继者。左宗棠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推崇备至，赞为发愤之作，并称"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以制之也"。③左宗棠确实汲纳了魏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且予以弘扬光大。
"师夷"以"制夷"，这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新命题。也就是说中国原有的刀矛弓箭、帆篷舟楫已无法抵御外国近代化的坚船利炮，要变更此况，必须学习外国的长技，使"西洋之长技皆中国之长技"，以抵御列强的侵略。这一符合逻辑推断的新主张不仅领导了19世纪40至80年代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潮流，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与开新起到了非同小可的积极推动作用。中国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之兴，无疑是"师夷长技"思想结下的硕果。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诚如时人所说："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至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①面对此况，许多有识之士决意把购买和仿造外国船炮作为救时第一要务付诸于实践。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②左宗棠指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③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认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④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建议尽快制造轮船，"以之行驶海口长江，庶为中国御侮自守之用"。⑤洋务派在谋求自强以御外侮方面达成的共识，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兴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的身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师夷长技"，即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那么怎样学习，有无必要学习，乃西学东渐之风还未强劲之晚清社会中颇有歧异的一个难题。左宗棠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做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②。这种开放的姿态同顽固派墨守旧习，闭目塞听，以为向西方学习定会"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的心态和"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④的表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然，左宗棠也界定了学西的范围，认为西方的"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强调"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⑤他把中学视为"本"，将西学看成"末"，正与中国近代化初始时期"中体西用"的理论息息相通。这虽然限制了学西的内容，但又给西学的引入加上了"正当学问"的标签，为封闭型的封建文化模式向开放型的融合中西的近代文化结构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因此，左宗棠在对待"请觐"礼仪这一久争未决的问题时，便表现得开明多了。他认为"泰西各国与中国远隔重洋，本非属国"，清朝自然就不再应以"天朝上国"自居，把西洋各国来使以"贡使"相待。况且"今既不能阻其入觐，而必令其使臣行拜跪礼，"①这是不可能的。显然，左宗棠的这种认识不仅同国际交往中的礼节习惯相接轨，更重要的是他摆正了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摆脱了闭关心理的制约。
"制夷"，即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这是时代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备受列强的侵扰和欺凌，主权受损，领土被割，财富遭劫，生灵涂炭。因此，如何御侮而自强，就成为时务之急。左宗棠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②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揭示了这个主题。一个颇应引起重视的史实是，在以求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兴起后的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内，曾发生有日本侵台、阿古柏匪帮（左宗棠称之为安集延夷人）和俄国侵略新疆、法国侵华等事件，经实践检验，"师夷长技"带来的成果改变了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完全失败的记录。日本侵台事件刚发生，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即被任命为台防大臣，率福州船政局制成的15艘轮船加紧布防，使日军感到"抵台南之船均非中国新船之敌"，③未敢轻举妄动。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可谓深谋远虑。在规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强调"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①其中在"精求枪炮"方面，左宗棠创办的兰州机器局就加紧赶制军火，以供应西征大军，保证了进取北疆、底定南疆的顺利实现。中法战争期间，左宗棠派其部将王德榜组织"恪靖定远军"，并负责转运由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武器装备增援两广前线。随后，任两广总督的洋务派新秀张之洞起用名将冯子材，会同王德榜，取得了镇南关-谅山大捷。此时，左宗棠己督办福建军务，挫败了法军侵占台湾和进一步染指东南沿海的阴谋。因此，史学界在为中法战争结局定性时所称的"中国不败而败"中的"不败"，正是张之洞、左宗棠与爱国官兵的努力使然；"而败"则是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所致。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巩固塞防和加强海防两个方面。对此，他本人也是引以为荣的。在他人生尽头仅一个月前，左宗棠以豪迈的气质作诗回顾了他出关持节和坐镇东南的历历征程。诗中"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一句，再现了西征大军随他收复新疆的壮观场景；"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须猛着鞭"②一句，则展示了他对海防的关切之情和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所以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页五二。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页。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
②《题〈疏勒望云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6-467页。
①［清］王先谦编：《东华续录》（嘉庆朝），卷四二。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776-177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第7册，第2334、25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①［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③［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7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清］魏源：《筹海篇》，《海国图志》，卷二，页四至六，光绪二年重刊本。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5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③《〈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
①《筹办夷务始未》（咸丰朝），卷七一，页一七。
②[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页一○，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五。
④《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4页，台北版。
⑤《海防档》（丙），《机器局》，第1册，第28页，台北版。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63页。
②《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三。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五。
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页二至四。
⑤《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6页。
生平篇 第一章 乡间寒士 第一节 出身于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
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棠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
左宗棠的祖辈自南宋由江西迁至湖南后，世居湘阴。湘阴位于省城长沙北面约30余里处，濒临洞庭湖，并有湘水这条长沙城下最大的河流绕贯县内，环境优美，交通方便。左家算得上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大家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①左家"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②可谓是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左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③其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以"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乡里"④而名扬乡里。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20余年，其"教人为文必依传注诠经旨"。⑤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中，接受耕读家风的沐浴，自然会深深地受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的熏陶。
左宗棠一家有祖辈遗田数十亩，岁收谷40余石，但靠此来维持一个三代十口之家的生活也不算宽裕。家境的清贫，使他的父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为人教读，以所得束修维持全家的吃穿费用，甚至出现了"非修脯无从得食"的境况，遇到灾荒，只能是"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⑥对于这样"寒素"的生活，左宗棠后来在写给他儿子的信中常常回忆述及，多有感慨。他说：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位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旬云："研田终岁营儿铺，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①吾家本寒素，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啼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闻其声也。"左宗棠成长于如此清贫之家里，逐步养成了吃苦耐劳和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
左宗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他作为年龄最小的男童，倍受其祖父左人锦的宠爱。左宗棠三岁时，常"读书梧塘"（梧塘为左家先祖课诸子孙处）。一次，左宗棠随祖父到宅后山上采栗子，他采到栗子回家后能平均分给哥哥、姐姐，"不自取食"。左人锦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③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挈家迁居省城长沙贡院东左氏祠，以开馆授徒维持全家的生计。左宗棠、左宗植、左宗棠兄弟三人随父读书，"不名他师"。左观澜对儿子们抱有厚望。他自己虽是个秀才，多年未中举人，便望子成龙，希冀他们以后能步入科举的殿堂。于是，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①左宗棠四岁时便随其兄听课。他每次听其父"讲授生徒"及其兄"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左观澜课宗棫、宗植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便问"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坐在一边旁听的宗棠即刻答道："古诗《梁父吟》有之"。②左宗棠5岁起开读《四书》中的《论语》和《孟子》，兼读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大注》（即《四书章句集注》）。他8岁开始，学习制艺（即八股文），其父"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③目的是让左宗棠对科举考试的必读和必考书《四书章句集注》，从小便能够烂熟于心。左宗棠还间读史书，留意书法，"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④这样，左宗棠在童年时代即得到其先辈的循循善诱和严格训导，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正如他后来在长沙城南书院的老师贺熙龄所说："左子季高从余游，询其学之所自，则一禀于尊甫先生之教。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余于是而知季高学业之成就，其父教然也。"⑤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页。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5页。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页。
③《<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5页。
④《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左宗植，《慎盦文钞·族谱序》，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钱南园先生文存>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6页。
③［清］郭嵩寿：《湘阴县图志》，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页。
④［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⑤《长沙徐君墓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40页。
⑥《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第四首自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8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8页。
第二节 举业坎坷与涉足经世致用之学
道光六年（1826年），14岁的左宗棠始应童子试。第二年，他又应长沙府试。长沙知府张锡谦对他的试卷"亟赏之，屡拔置前，欲以第一录送"，但"旋见某生年老"，又抑置左宗棠为府试第二名，并亲自召见之，"加奖勉焉"。①左宗棠顺利地通过了为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童子试和府试这两项预备性考试。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参加院试（又称郡试、道试）之际，却因其母亲病重而未赴院试，放弃了这次考秀才的机会。
道光八年（1828年），左宗棠于丁母忧期间，"益致力于学"。②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16岁之后为勤勉于学的得力时期。他说："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③左宗棠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没有把全部心思用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面，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颇加留意。道光九年（1829年），年方17岁的左宗棠在书铺里购得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便"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他还买到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乾隆朝名臣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诸书，更是认真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①他对家中所藏的清道光年间由著名思想家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所编的旨在"经世以表全编"②的《皇朝经世文编》则是爱不释手，加注评语，"丹黄殆遍"，详加考论。左宗棠对经世有用之学的追求，引起了许多沈醉于八股时文的士人的非议和嘲讽。对此，左宗棠后来对其儿子追述这一情形时说："土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③
道光十年（1830年），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因丁忧居长沙。左宗棠出于对这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名臣的敬慕之情，拜访了贺长龄。贺与左交谈，深为其年少学博而高兴，竟"以国士见待"。④其实此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名年仅18周岁连生员资格还未取得的青年人，而贺长龄则早已是进士出身、官至江苏布政使的地方要员。左宗棠受到如此器重，说明他在经世学问的探索上已有足以为贺所赏识的见解。贺长龄面对眼前这个"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的青年人，答应出借家中所藏图书。左宗棠"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又"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贺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左宗棠。他勉励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①左宗棠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贺熙龄曾任湖北学政，他"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②他对清代乾嘉学派重在考据、崇尚空疏的学风加以批评，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出："读书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③贺熙龄在讲学中，对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④培养的学生多为既崇奉宋儒义理之学，又能穷经而致用的有用人材。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深受贺氏思想的影响。左宗棠自己说，他"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⑤贺对左也尤为器重，曾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⑥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还与同窗好友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等人以学行相砥砺。胡林翼"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与左氏传、司马通鉴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扼塞、兵政机要，探讨尤力"。①他与左宗棠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这一年，左宗棠还到由湖南巡抚吴荣光设立的湘水校经堂学习经学，七次取得考试第一名的成绩。他在城南书院和湘水校经堂学习期间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一年前，他的父亲左观澜因病去世，左宗棠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食不给"，只能"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②但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难倒左宗棠，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力学习，并争取到优异的成绩。对此，左宗棠曾感慨他说："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③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纳资为监生，应湖南乡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的试卷须先经同考官阅看，择其优者加以评定，然后向主考官推荐，方能取中。左宗棠的试卷未能通过同考官这一关，被斥为遗卷。但由于这一科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寿辰而开的"恩科"，特命主考官搜阅遗卷，主考官徐法绩披览五千余卷，搜遗得六人，其中左宗棠位六人之首。同考官疑此为人情"温卷"，不愿补荐，恰湖南巡抚吴荣光监临闱中，他深知左宗棠才华出众，同意徐法绩复取的六人，加上"在事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④左宗棠这样才考中了举人。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乡试，在湖南已多少有了一点知名度。左宗棠参加乡试后，与周治端（字筠心，湖南湘潭人）结婚。由于无钱操办婚事，只得入赘湘潭周家。尽管左宗棠感到"居妇家，耻不能自食"，但结婚的欢悦和"婚未逾月，湖南省试名录至"①的喜讯都为他的生活增添了色彩。而且与左宗棠同岁的周夫人能文善诗，对于夫君的学行关怀备至，倾心相助，也使他领略到了家庭的温煦。
中举之后，左宗棠的下一个目标是参加第二年春季在京师举行的会试。左宗棠贫不能治装，周夫人则"出百金治行"。此时左的姐姐"贫不能举火"，他又将旅费百两"悉举以赠"。亲戚闻讯，又凑积"百金"以赠，才使左宗棠得以北行。
道光十二年（1833年）春，左宗棠在北京参加了癸巳科会试，在三场考试中的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五道策问文虽被考官评为："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②却与进士无缘。出闱后，左宗棠积所见闻，写成《燕台杂感》诗八首，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③等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在归家途中，他对沿路各地的"时务"做了考察。谓："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④
左宗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再度北上应试。这次会试，他本可榜上有名，但临揭榜时，考官发现湖南多中一名，竟取消了他的进士资格，仅给他一个"誊录"。左宗棠不甘心做一名为史馆注籍的誊录，毅然南返湘潭，在周夫人的协助下，潜心于地理学的研究，并"以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①两年之后，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召主讲醴陵渌江书院。该书院有学生60人，左宗棠对他们从严要求，每日查阅功课，对"旷废不事事及虚词掩著两次"的学生，将其"本课膏火除去，加与潜心攻苦之人"。他还于每月初一"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其有不率，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问"。②
左宗棠在醴陵结识了时任两江总督，后来成为其亲家的陶澍。陶澍任两江总督期间，在江苏巡抚林则徐、布政使贺长龄及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协助下，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荒政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并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世人的赞誉。一次，陶澍在前往江西阅兵的路上，转道醴陵回安化省墓，醴陵知县在为陶澍安排馆舍时，请左宗棠撰写楹联。左宗棠出于对陶澍政绩卓著的敬慕之情，挥笔写道：
春殿语从容，甘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看到这副楹联后，"激赏之"，急忙询问此联的作者，经知县引见，作为渌江书院主讲的举人左宗棠，终得与大名鼎鼎的陶澍会面，陶对左"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②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师参加会试。会试榜发，他仍然未能取中。南返途中，他到南京拜访了两江总督陶澍。陶"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③陶还为其子陶桄（字少云）求婚于左的长女左孝榆。表明陶澍对他这个会试落第而又具真才实学的举人非常器重。左宗棠也在三次会试失败之后，决计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诚如他所说："比三次礼部不第，遂绝意进取"。④他在家乡不仅"于农书探讨颇勤"，而且钞录了十数册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省通志，增长了地理学与军事学等方面的知识。道光十九年（1839年），左宗棠抵长沙，居次兄宗植家中。他俩常切磋学问，"或谈国故，指列时事"。"每剧谈竟夕，争驳不已，家人乃温酒解之。酒后或仍辩难，或遂释然"。⑤左宗棠为克服"气质粗驳"的缺点，注意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①这一年，陶谢逝于两江总督任所，遗七岁孤子陶桄，左宗棠受贺熙龄之托，并因与陶澍"有一日之雅故"，遂在次年初前往安化小淹陶家，承担了为陶桄教书的义务，并在陶家教书八年中饱览了丰富的典籍。对此，陶谢之婿胡林翼曾做过如此评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②
②癸巳科会试文"注"，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③《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7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楹联中"印心石"指陶澍少时读书于安化石门潭之滨的石屋，潭心有石即"印心石"。道光十五年（1835年），道光皇帝亲书"印心石屋"四字赐与陶澍。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5页。。
③《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90页。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慎盦诗文钞〉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8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②［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光绪六年刻本。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③《与癸叟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页。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②［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册，第158页。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④《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①《清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七，页三○。
②［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③［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二，页一一。
④［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掌年谱》，第8页。
⑤《〈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⑥[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一，页一一。
①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卷一，页八。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9页。
③《与郭意城》，《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五，页六九。
④《徐熙庵先生家书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1页。
①《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第三节 "海邦形势略能言"
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左宗棠方在陶家教书，战争的炮火牵动着他的心。
还在道光十九年，左宗棠已开始留意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说部以及官私各书对"海国故事"的记载。因此，当英国挑起战争，英军犯浙江、陷定海、进逼天津海口等消息传到湖南后，左宗棠以朴素的爱国热忱，对战况表示出关注之情，数次贻书贺熙龄讨论战守机宜。他指出："洋事于屡次挫衄之余，忽又失利，愁愤何可言？"认为"军兴以来，大小十数战，彼族尚知出奇制胜，多方误我，而我师不能致寇，每为寇所致"，实在令人痛心。于是，他提出的固守持久之谋为："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数者实力行之，"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①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林则徐在广东的备战御敌之举颇有相似之处。林则徐注重加强广东海口的防御，添建炮台，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对广东水陆各军进行整顿与充实，招募渔民疍户编练成水勇，并组织人力翻译外国书报以了解敌情。因而取得了九龙之战、穿鼻洋之战、官涌之战、长沙湾之战、磨刀洋之战、关闸之战和矾石洋之战的胜利。
然而，由于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昧于世界大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心态导发出昏愦的举动。当英军在广东受挫而掉转船头北上逼至大沽口时，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来犯的原因归咎于林则徐"措置失当"和"办理不善"，决定以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赴广东同英军议和来换取英国退兵。身为乡曲布衣的左宗棠闻知后深有感触，他致函贺熙龄说："洋事卒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不识谋国者复将何以待之？此草莽之臣所为日夕皇皇而不能自释者也。"②
左宗棠对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表示出愤慨之情。他指出："洋事为琦善所误"，实为"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其结果是"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琦善"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他主张："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庶有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同时，左宗棠对林则徐"恐未必即能复任"又表示叹息，认为"目前人望无如此公"，希冀朝廷能"若何殊恩，毅然图旧"，重新起用林则徐，如此，"上足昭天子虚怀善任之明，下足固岭南千里之守"，才不致负天下人之望。左宗棠还认真读了林则徐"前后各疏"，自以为"与宗棠策洋议论多有合者"。①又以"海邦形势略能言"②的诗句自勉，期待着战局能有所好转。
但是，左宗棠的愿望与事态的发展是大相径庭的。林则徐不但未被起用，却又加罪发送伊犁军台效力；琦善不仅没有被斩首军前，却因是满清贵族而受到开恩释罪。道光皇帝似乎要挽回战败的面子，派出皇侄奕山、奕经分别为"靖逆"将军和"扬威"将军分赴广东、浙江，结果奕山在广东竖旗投降，奕经在浙江靠梦幻同英军交仗而大败溃逃。道光皇帝甚至对奕山把自己求降说成是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是商欠的谎报信以为真，批答，"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之苦衷，准令通商"。③奕经在浙江溃败后，道光皇帝决定不再进行抵抗，一变忽战忽和的政策而转向对外妥协。因此，左宗棠的一腔热血只能付诸东流。可贵的是，他对清政府的腐败给予了痛陈："洋事日寝不佳，浙西复作败局。……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凡尔君子，未闻有以公是公非，诵言于殿陛间者。仕风臣节如此，古今未有也"。①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清政府步入了丧权辱国的岐途。左宗棠对这一严酷事实发出了"远殊深怅"之慨，表示："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②于是，他产生了"买山而隐"的想法，试图通过"力耕读书，以自勉其所未至"。③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一。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二至一三。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②《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04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九。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③《答吴桐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第四节 自号"湘上农人"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左宗棠"举积年修脯"所得，买田70亩于湘阴东乡柳家冲，并决定"明年移居湘上，此为有家之始"。④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左宗棠携带妻小由湘潭周宅移居湘阴东乡之柳家冲，署其门曰柳庄。他"每自安化归来，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⑤，打算从此做一个"太平有道之民"。⑥
左宗棠视"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注重农学，于道光二十五年（1835年）撰写了《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⑦他"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甚良。……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广惠爱者大矣"。①对此，左孝同记述称："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湖南在连年苦旱之后遇到大水灾，饥馑遍野。左宗棠四出奔波办理赈务，劝富有人家捐赈。他认为"捐赈是古今通义"，他于"授徒之暇，亦曾办过，统计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属所捐银钱谷米，不下五十余万"。③他还"劝族里储谷以备荒"，并对络绎经过柳庄的饥民，罄其所藏，与周夫人"散米俵食，并丸药乞病者"。④
第二年，左宗棠来到长沙，于朱文公祠开馆授徒，所带的学生如周开锡等人"颇能刻苦立志，为有用之学"。⑤这一年，在长沙湘江舟中，左宗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林则徐。这次会面对左的一生都有着意义非凡的影响。林则徐早年于江苏为官时曾被两江总督陶澍所赏拔，他在遣戍伊犁释回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担任云贵总督。其间，他视部下胡林翼为左右手。陶与林的同事关系及与左的亲家关系，胡与林的上下级关系和与陶的翁婿关系及与左的同窗好友关系，都构成林与左会面的因缘。特别是左对林则徐伟人品质的一向倾慕和林从胡处得悉左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更促成了此次湘江之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原籍途中经过长沙，遣人至柳庄约请左宗棠相晤。左宗棠赶至长沙，在湘江见到了他所崇拜的林则徐。早在这次会面的前一年，胡林翼已向林则徐推荐了被视为"楚材第一"、"究心地舆兵法"的左宗棠。由于左宗棠已为"陶婿预订读书之约，未能忽然"，无法离湘赴滇去做幕宾，惟有"西望滇池，孤怀怅结"而已。他在复胡林翼的信中表述了对林则徐的倾慕之情：
少穆宫保爱士之盛心，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宫保。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迩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乌知心神依倚惘惘欲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此刻，左宗棠与林则徐同乘一舟，心中激动不已，他视林则徐为"天人"，于"江中宴谈达曙，无所不及"。①林则徐对左宗棠则"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②"谈论竟夕，称为不凡之材"。③左宗棠对他们的这次会面作了如下描绘：
"是晚乱流而西，维舟岳麓山下，同贤昆季侍公饮，抗谭今昔。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橘洲之畔，岳麓之滨，好一派"潇湘夜话"的美景！二人纵横古今，神驰南北，尤其是对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探讨，为日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创举和收复新疆的业绩铸下了思想基础。
一年后，林则徐便奉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途经广东普宁县病逝。左宗棠在悼林则徐的挽联中写道：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个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⑤
左宗棠既对林则徐卫国御侮的历史功绩予以肯定，同时他又对其未能完成清政府赋予的镇压天地会起义的使命而感到惋惜。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时，必然是站在同人民起义对立的一面，无论是林则徐还是左宗棠都不能例外。
咸丰元年（1851年），已经39岁的左宗棠依然在柳庄过着"湘上农人"的生活。他在致友人贺仲肃的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①他还作诗道："柳庄一十二梅树，腊后春前花满枝。娱我岁寒赖有此，看君墨戏能复奇。便新寮馆贮琼素，定与院落争妍姿。大雪湘江归卧晚，幽怀定许山妻知"。②左宗棠并不想作桃花源中的陶靖节，而是以卧龙岗上的"诸葛亮自期"。③恰在这一年，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人秀，广东花县人）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骤起广西，威胁到邻近的贵州、湖南。此时在贵州任知府的胡林翼与左宗棠书信频繁，讨论战守机宜，左宗棠认为："当剧寇纵横，防剿并急之时，则用团练，断宜参用碉堡"，"以步步为营之法，同时渐进，逼近贼巢。"④此时，他已公开站出来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画策。
咸丰二年（1852年），已届不惑之年的左宗棠鉴于太平军冲出广西，攻入湖南，兵锋直指长沙的境况，慌忙从柳庄"徙居湘东白水洞，诛茅筑屋，为自保计"。①此时，曾在道光年间被林则徐"应诏举贤良"而推荐为郡守的张亮基（字采臣，号石卿，江苏铜山人）担任湖南巡抚，经胡林翼的积极推荐，左宗棠终于出山进入湘幕，开始了新的生涯。
④《唁林镜帆》，《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三。
①《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②《催杨紫卿画梅》，《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0页。
③左钦敏：《清丞相左宗棠列传》，《湘阴人物传》，第25页，1915年刻本。
④《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至四。
①《张叔容墓碣》，《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49页。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⑥《答张玉夫》，《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三三。
⑦《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八。
②［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③《答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四三。
④《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⑤《请敕署福建藩司周开锡久于署任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83-184页。
①《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九至五○。
①《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五二。
②[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二二。
③[清]胡林翼：《启湖广总督程晴峰》，《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
第二章 幕宾生涯 第一节 出山入幕
咸丰二年（1852年），左宗棠在四十岁时进入湖南巡抚幕府，是为他正式跻身于政治舞台的开始。
左宗棠考取了举人，算得上是"正途"士子，但他却因未能取得"甲科出身"的进士功名而不能沿循着"学而优则仕"的晋官之路顺利地走上仕途。同时，生长于"寒素"之家的左宗棠，既无钱而且更无意像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通过捐纳方式捐得官职。尽管左宗棠以"淡泊明志"，不是如同俗士那样热衷于入仕做官，但为了实现其以"儒术策治安"和"心忧天下"的抱负，又非进入仕途不可。这样，摆在左宗棠面前的唯一途径便是靠自己的"孝廉方正"被举荐，因为举人的身份给予他被举荐成功的更大可能性，加上他不凡的才华，也为他日后步入上层统治集团提供了条件。
左宗棠正是走了由人幕进而跃登官位的仕进之路。左宗棠在人湘幕之前，多次放弃了被清朝大员起用做幕宾的机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因在湖南安化教陶桄读书，而未能入云贵总督林则徐之幕府。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为镇压广西天地会起义任命在籍的前两江总督李星沅（字子湘，号石梧，湖南湘阴人）为钦差大臣，李星沅曾邀左宗棠"参戎机"①，但李至广西不久便病死，左也满足于"湘上农人"的生活，他的"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②这年年底，胡林翼又把他视为"楚材第一"的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矞采（字晴峰，江西新建人），由于"程请不坚，左亦漠然不愿"，遂作罢论。尽管此时左宗棠还没有出山入幕，但他的出众才华已为政坛要员所赏识。导致他最终跻身湘幕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太平天国起义军进兵湖南。在异常激烈的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殊死搏斗中，左宗棠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站到了与农民起义为敌的一面。
自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于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后，至咸丰二年五月（1852年6月）的近一年半时间内，他们在广西境内同清军对战。此后，太平军在洪秀全的带领下，经蓑衣渡之战，冲出广西，进入湖南。在湘南，太平军连克道州、郴州等重镇，清廷为之震惊。太平军突入湖南，使湖广总督程裔采极为恐惧，他"自衡州疾还长沙"，①想躲到省城避祸，并函请尚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督师湖南。赛尚阿却把湖南军务推卸给程矞采。鉴于这种状况，咸丰皇帝一面严旨赛尚阿、程矞采同办湖南军务，一面改任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巡抚，想以此来加强内线的防御。这样，担任云南巡抚的张亮基于咸丰二年五月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巡抚。张亮基抚湘，也成为左宗棠出山入幕的重要机遇。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接连攻克道州、郴州并沿途袭挠安仁、攸县、醴陵，围困长沙，由湘南而湘中，三湘形势日蹙。左宗棠急忙由柳庄"举家避居"湘阴与长沙交界处的东山白水洞，且"亲故多从之"。②恰在此时，在贵州任黎平知府的胡林翼已向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推荐了左宗棠。胡致函张说："左子季高"，"才品超冠等伦"，"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能时务"。③张接受了胡的推荐，在赴湖南上任的路上，三次派专人携带书信到山中请左出山入幕，并表示对左是"思君如饥渴"。胡林翼又致函左宗棠说："张中丞不世奇人，虚心延访，处宾师之位，运帷幄之谋，又何嫌焉。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④经张亮基遣人"备礼走请"，胡林翼积极敦促，以及与左宗棠同居山中的好友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兄弟等人的劝说，加上左宗棠于道光二十九年在湘江与林则徐会面时听林亲口称赞张亮基是一个"开爽敏干"的官员，①他遂决定应张之聘，于咸丰二年八月十九日（1852年10月2日）随张亮基抵长沙城外，八月二十四日（10月7日），进入长沙城，成了湘抚的幕宾。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正方兴未艾。
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率领下攻占湖南郴州后，西王萧朝贵得悉"长沙城卑防疏"的情况，便向洪、杨建议由他率领"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垂手可得"。②洪秀全、杨秀清同意由萧朝贵率偏师奔袭长沙，他们则留驻郴州，牵制清军主力。咸丰二年七月初七日（1852年8月21日），萧朝贵率数千太平军从郴州出发，七月二十七日（9月10日）行抵长沙城东十里扎营。第二天，向长沙城发动进攻，打响了长沙战役。此时正值湖南新旧巡抚交接之际，张亮基尚未抵长沙，城防由帮办军务罗统典负责。萧朝贵带领太平军主攻长沙城南门时被清军炮火击中而负重伤。太平军一如继往，勇猛攻城，且使"城门倒破"，清军"万分危急"。③但不久清军主力调往长沙和张亮基、左宗棠的到来，使清朝方面得以苟延残喘。也就在张、左进入长沙城仅4天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统率太平军抵达长沙城南。双方鏖战更趋激烈。
左宗棠刚刚进入湘幕，张亮基便"一以兵事任之"。④左宗棠审度战场形势，向张亮基"干以数策，立见施行"。①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认为太平军"背水面城"，而清军"援军既扼其东北"，太平军"已自趋绝地"。只有西路的土墙头、龙回潭是太平军的粮食补给线和唯一的西进路线，因此，他主张"先以一军西渡，扼其他窜，可一鼓歼也"。②看来左宗棠是妄图将太平军扼杀于长沙城南，其胃口不谓不小。但援湘清军多为乌合之众，且分隶十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先后命令总兵常存、马龙，以所部西渡，而他们都"畏贼不战"。接着，张亮基又请内召进京途径长沙的赛尚阿遣提督向荣赴西路督战，向荣渡过湘江后，初是"迁延不进"，继则在牛头洲被翼王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击溃。此时，清廷新任命的钦差大臣徐广缙抵湘潭，张亮基派江忠源"躬赴湘潭"，并"再三咨请"徐率军至长沙，也遭拒绝。③左宗棠又向张亮基建议调徐的部将提督福兴疾出河西，扼龙回潭，福兴却按兵不动。于是，张亮基欲自督兵往龙回潭，左宗棠力赞之，因此刻太平军攻长沙城甚急，城垣多次被太平军所用隧道爆破战术所"轰塌"，④张、左等人只得留在城中死守。但太平军进攻长沙80余日也未能克复，洪秀全决定从长沙撤军，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深夜，太平军主力从长沙经龙回潭转移，后转战于益阳、岳州等地，冲出湖南，进入湖北。太平军于长沙撤围11天后，钦差大臣徐广缙才敢率兵抵达长沙。对此，左宗棠在致陶桄的信中说："徐爵帅人甚朴实，用兵实非所长，……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①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识，足使清军将帅刮目相看，由于左宗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下旨将其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他总算是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人仕途。
接着，左宗棠协助张亮基在湖南一方面整饬吏治，另一方面镇压会党起义。在左宗棠的谋划下，张亮基派江忠源仅用12天就把浏阳"征义堂"会党起义镇压下去。于是，左宗棠又被提升为"以直隶州选用"。
太平军进军湖北后，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左宗棠闻讯后"不胜骇叹"，他说："孤城被围二十余日，在外救援之师不能乘机疾进，在内防堵之师不能严密固守，致蠢兹小丑竟敢猖厥至此，殊为可恨"。②他鉴于清朝正规军作战能力极低的状况，设想在湖南练就一支由绅士统领的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l月26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③左宗棠写好这份奏折的第三天，被清廷于二十多日前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由湘乡赶至长沙，他"日与张石卿中丞、江岷樵、左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①接着，曾国藩也向清廷上奏说，以往"所用之兵，未经练习，无胆无艺，故所向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他"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②这两个内容稍异但根本点相同的奏折，构成张亮基、左宗棠、曾国藩创办湘军的最初设想。他们都是想要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此后产生的湘军，较之以往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绿营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因此，可以说湘军起源实由左宗棠肇其端，而经曾国藩继其成。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和左宗棠一度离开湘幕期间，曾国藩独立承担起编练湘军的任务，这就是将前经左宗棠檄调来长沙的以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为首的1000名湘乡团练编练成了第一支湘军陆师。
曾国藩在长沙的初次出现给左留下深刻的印象，"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③左宗棠既指出了曾的弱点，也甚有相见恨晚之感。曾国藩到长沙仅5天，张亮基就被清廷调署湖广总督，张偕同左宗棠于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
左宗棠进入湖广总督幕府之际，正值太平军胜利进军之时。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由武汉下江南也，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①太平天国水陆大军直下三江。从武汉到南京1800里江防的清军主要集结在三个地区：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军依次突破这三道防线，兵锋直逼南京。②二月十一日（3月20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内城。9天后，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遂又于四月初一日（5月8日）、四月二十七日（6月3日）分别开始了北伐与西征。
张亮基总督湖广，缘于太平军一举攻克湖北省城武昌。清廷在震惊之余，试图通过重用这个"保全湖南"的巡抚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当张亮基、左宗棠来到武昌时，太平军已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而蔽江东下了。张、左遂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这年六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至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七月，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吉文元部因在河南遭清军堵截，未能渡过黄河北进，便转而南归攻入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左宗棠看出太平天国的这支南归军有由黄安经麻城、黄冈攻取武汉的意图，向张亮基建议从省城调兵勇3000余人星夜驰往团风镇，以扼"出江上窜武汉"之路。果然不出其所料，南归军从新洲乘船南下，并有骑兵在岸上护卫，但在团风镇一带遭到清军伏击。南归军被迫后退突围，经罗田取道安徽莫山（今属湖北省）等地，只剩少部分人与太平军西征军会合。左宗棠对此役非常得意，吹嘘说，"是役甫及八日，非制军相信之坚，断不能有此奇捷。用兵无他，训练得法，谋略须先贼一着，自然应手"。①左宗棠在湖督幕中也确为张亮基所重用，据他自己所说："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禀启皆我一手批答，昼夜无暇。……制军待我以至诚，事无巨细，尽委于我，此最难得。近时督抚，谁能如此？"当然，左宗棠并不满足于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他说："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何遂猖狂至此"。②左宗棠的野心可谓暴露无遗。对于左宗棠在两湖的所谓"功绩"，张亮基也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全恃季翁为我部署，此君天下才也，办土匪，歼粤匪，以战则克，以守则固，进贤进能激励兵将，以残破之两湖而渐有生气。仆何能为，皆季翁之力。吾兄为我请其出山，则此功当与吾兄共之"。③
咸丰三年八月（1853年9月），张亮基被清廷任命为山东巡抚。左宗棠遂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于九月初四日（10月6日）由鄂返湘。九月二十二日（10月24日），他抵达湘阴，次日入山回到白水洞家中。湖南巡抚骆秉章（原名俊，号儒斋，广东花县人）闻左已归湘，便以"书币见招"和遣人"入山敦促"等方式聘左再入湘幕。但左宗棠以一年来幕宾生涯使其"心血耗竭"为由，表示"不欲复参戎幕"，并"托词谢之"，打算"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①
出乎左宗棠意料之外的是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锐不可挡。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曾由左所设重防的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遂撤军至湖北黄州（今黄冈）。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殒命。4天后，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二月初一日（2月27日）至十三日（3月11日）的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威震长沙。太平军占领湘阴时，身居距县城50里山中的左宗棠听说"贼将入梓木洞得吾而甘心焉"，他感到"今幸暂免，是又得一生也"。②正是缘于死里逃生的侥幸和与农民起义为敌的本性，又加上骆秉章再三"使币入山，敦促再出"，使左宗棠感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才"不得已，勉为一行"，③又一次进入湘幕。
③《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①[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3册，第141-142页。
②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3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①《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一至一二。
②《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三。
③《张亮基致胡林翼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藏。
①《与周汝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四。
②《与夏憩亭观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六。
③《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五。
①樵：《纪左恪靖》，《晨报》，民国24年4月5日。
②《与贺仲肃》，《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至二。
①[清]李滨《中兴别记》，《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辑上册，第2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亡妻周夫人墓志铭》，《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6页。
③[清]胡林翼《启张石卿中丞》，《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六。
④[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五五，页八。
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②[清]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91页，神州国光社，1952版。
③佚名：《粤匪犯湖南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6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④[清]郭嵩焘：《养知书屋札记》，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1页。
①《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四。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1页。
③[清]江忠源：《江忠烈公邀集》附录，下册，第20页。
④[清]张亮基：《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一九，光绪十七年重刻本。
①《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九。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③[清]张亮基：《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页三五。
①[清]曾国藩：《复胡润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八.光绪二年长沙传忠书局刻本。
②[清]曾国藩：《敬陈团练查匪大概规模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页五六。
第二节 再入湘幕
左宗棠自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年4月5日）抵长沙，至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2日）出署，在骆秉章幕府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活。他入幕之初曾一度想"更名隐姓，窜匿荒山"，但因骆秉章对他"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而"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①在骆幕，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均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但主画诺"，对左的"行文书不复检验"。②骆对左的信任和依赖程度可见一斑。正基于此，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以致于许多逸闻和时人的撰述、笔记都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当时湖南即有"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③和"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④等说法。这样，身为幕宾的左宗棠在骆幕期间不仅在军事上为镇压太平军出谋画策，而且于整饬吏治、调理财税等方面均得以展示其"才能"。
在军事方面，左宗棠为谋划防守湖南和进兵湖北、江西等地而继续充当镇压太平军的帮凶。
左宗棠再入湘幕，面对的是太平军大兵压境的局势。在此之前，当太平军由湖北入湖南之时，曾国藩已在衡州编成湘军陆师15营、水师10营，实现了张亮基、左宗棠等人于湖南创设由绅士统领的军队之初衷。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湘军自衡州出动，迎击太平军，并发布了《讨粤匪檄》。太平军虽接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和宁乡，但迫于湘军的攻势，遂一度放弃这些地方，撤回湖北。石祥祯与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湖北会合后，又重整旗鼓杀进湖南，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再克岳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南进，连克乔口、靖港等地，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窜回长沙。由于骆秉章、左宗棠在长沙严密防守，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趋往长沙西南的湘潭，以成南北合围长沙之势。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太平军攻占湘潭。到长沙仅20天的左宗棠急忙与曾国藩等人商讨对策，提出以湘军主力南攻湘潭而暂不北取靖港的建议。于是，曾国藩派其部将塔齐布统领湘军陆师、褚汝航和彭玉麟率湘军水师驰往湘潭，水陆夹击太平军。曾国藩原准备动身赴湘潭，却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自己带湘军一支向靖港进发，结果被这里的太平军打得大败，曾国藩逃至铜官渡时跳人湘江自溺，被随从章寿麟救起。不久，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按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瞑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①此时，曾国藩颇为未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侬。恰巧，湘军于四月五日（5月1日）攻占湘潭的消息传来，骆秉章、左宗棠、曾国藩在兴奋之余，又妄图一举把太平军逐出湖南。入湘太平军也因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六月十三日（7月7日），湘军兵分三路直趋岳州。七月一日（7月25日），湘军占据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太平军撤离湖南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在长沙密谋出省作战问题，他们"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①遂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旋又进入江西，于年底兵抵九江。此时，胡林翼任湖北按察使。短短三个月之间，胡又由改任湖北布政使而于咸丰五年三月（1855年4月）升任署湖北巡抚。这样，基本上形成了以左宗棠经营湖南后方基地，曾国藩、胡林翼分别盘踞江西、湖北的湘系势力的发展格局。
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幸，又对其由此而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他说："东征大局为天下所仰望，自复岳州以后，直捣浔阳（按指当时的浔阳道，驻九江），节节得手，军威大振，然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敌，弟尝贻书戒之，而不我察也"。②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初）败师江西湖口，即被左宗棠所言中。
当曾国藩率湘军攻克武汉，直趋九江之际，太平天国派出翼王石达开带领西征援军由安庆抵湖口。此时，曾国藩趾高气扬地吹嘘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东南大局，似有转机，……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①于是，他分兵诸路，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石达开以敏锐的眼光看出湘军的弱点："将士皆骄，甫攻九江，即围湖口，兼击彭泽，……兵分势单，易生瑕隙"。②因此，他决定扼守各要塞，并将敌人分而歼之。结果，进至湖口的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于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的痛歼，曾国藩慌忙弃座船而逃至湘军陆营，羞愤欲寻死，被罗泽南劝止。
石达开率领太平军取得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旋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于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攻占武昌，太平军在湖北同胡林翼所部湘军及所辖绿营兵展开激战。九月初，石达开西援武昌，遂于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使得龟缩于南昌的曾国藩发出了"道途以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③的哀叹。左宗棠也对"江西全局岌岌"的势态十分震惊，他说："自章门（按指南昌章江门）数十里外，东抵吾乡，北抵鄂，皆贼踪也"，"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④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上策道："贼不得志西北，欲且逞于东南。江西一有蹉跎，则江、浙、闽、广皆为贼有，而湖南亦危，东南大局不可不问矣。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①骆秉章、左宗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初赶往江西。左宗棠遣刘部湘军援赣，使得曾国藩藉此苟延残喘，而太平天国内部情势的变化，更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本来石达开已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但天京方面却在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下令调他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证事件。"天京内证"的出现，恰为湘军的卷土重来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丁忧回藉，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左宗棠派江忠义于湖南募集1000湘勇补充刘长佑所部湘军，又调王鑫所部湘军3000人星夜驰往江西。这样，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16000余人，其每月需饷9万余两均由左宗棠在湖南筹备。左宗棠在用兵方略上主张控制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急务来对待，认为："以江西大局论，非临、瑞速得不能望转机也"。②在左宗棠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使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地大部丧失。左宗棠还与胡林翼合谋进取九江。胡林翼指挥所部湘军在攻占湖口后又于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攻克九江。这样，湘军的势力完全控制了江西。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去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湘南的局势深为震惊，他说："大股逆贼乘虚窜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灵遭其茶毒，即绅民之出境援剿者，皆不免有吞顾之忧，而东南大局且将不可复问。"①左宗棠立即在湖南动员在藉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他还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判断出石达开有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湘军"必由益阳、安化、新化以指宝庆"。②三月，石达开果然率军于祁阳强渡湘江，四月向宝庆疾进。六七月间，太平军同湘军在宝庆激战，连连失利。石达开只得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他试图攻占湘军老巢的进军目的未能实现。而左宗棠在宝庆之战后，则更为自己的筹划和湘军的作战能力大加吹嘘。他在致湘军头目李续宜函中说："宝郡为湖南腹地，左右伸缩，均足有为，故逆贼必欲甘心于此。若有差失，则吾楚将旰食不遑，而东南大局直不可问，台麾一指，虐焰旋销，其为功桑梓，造福东南，殊非浅鲜"。③左宗棠在骆幕期间，的确为加强清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鹰犬之劳。
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和调理财税。他冉入湘幕之初，便"劾奏失守镇道以下十八人，与属吏更始"。①他把奖廉罚贪视为整饬吏治的关键，并同巡抚骆秉章"以廉俭率下"，"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格"。②他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正是骆秉章、左宗棠苦心经营多年而形成的官绅结合的新的封建统治机制，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左宗棠还通过委任绅士来增收财税以筹军饷。他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③于是，他在咸丰五年（1855年）除了在捐输中委派绅士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时主张："务洗向来衙署关务一切陋规，仿唐臣刘晏用士流之意，屏退吏胥市侩，访择廉干士绅，资以薪水，令其随同委员赴局办理"。④左宗棠还在整顿赋税方面采用湘潭举人周焕南要求核定征收钱粮的办法，"以助军为名，定丁粮两加四钱，减于前三钱；漕折石银三两，减于前四两；南折石一两，减于前二两。凡减浮收银四万，实增正纳三万余两"。⑤这种大减浮收的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述：
"宗棠刚明有智略，幼读书究心舆地，夙以诸葛亮自负。秉章资其赞画，内绥土寇，外协邻军，东征兵源、饷源倚之为根本。湖南屹然强国矣。"①
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在政界声名鹊起。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的浙藉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将左列为首位，他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②六年正月（1856年2月），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清廷命左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于七月（8月）上奏复荐左宗棠为将才。于是，左宗棠成了一个为朝野所瞩目的人物。咸丰皇帝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骆秉章当然不愿让这个"素有谋略"的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湘幕，在复奏中表示"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咨送部引见"。③咸丰八年（1858年），骆秉章上奏为左邀功请赏，咸丰皇帝下诏赏加左四品卿衔。这年年底，咸丰皇帝在召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专门询问了左宗棠的情况，又让郭劝说左"一出办事才好"。④
正当左宗棠有望升腾之际，却因卷人两湖地区统治集团围绕"樊案"所展开的一场争权夺利之争而险些身败名裂。咸丰八年（1858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他鉴于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咨怨"的情况，向咸丰皇帝"参其私役兵弁乘坐肩舆"。接着骆又派人查核樊"镇署中零用皆取之营中，提用银九百余两，公项钱三千三百余串，又动用米折银两"，并"据实严参"。①樊燮被拿问审办。樊则以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为奥援，并经他们唆使，于咸丰九年（1859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呈控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进行审办。据薛福成（字叔耘，号庸盦，江苏无锡人）记载，咸丰皇帝已令官文密查，"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②樊案引起了轩然大波。
樊案的出现，正是反映了满族地方要员与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的重重矛盾。自清王朝建立后就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满汉矛盾，而满族贵族一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身居要位的满族贵族对太平军的勇猛攻势束手无策，恰恰是以汉族地主势力为代表的湘系集团的兴起，使清王朝得以支撑东南危局。因此，尽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并没有得到官府的实职，却能独立操纵战事，身为总督的官文则只能成为"伴食"。尽管官文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职务节制两湖，但他"于兵事未曾用心，亦毫无定见，但知何处请兵，即敷衍何处而已"。①左宗棠指责官文统治下的湖北"政以贿成，群邪森布"②,认为："自张石帅（亮基）去后，湖北无好督。近闻大官专以酿乱为事，尤恐一击不中，恶焰益张"③，非常瞧不起官文，还常与官文为难。咸丰五年，官文遣人到湖南劝捐，结果被左所拒绝。六年，左宗棠委派由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老湘军"王鑫部从岳州进兵湖北，连克四城。官文便想通过奏请加王按察使衔，以道员留用的办法将王部湘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左宗棠看出官文的用心，立即将王鑫调回湖南仍驻岳州，并致函王鑫说："此公（按指官文）为众所不与，润公（按指胡林翼）已与构隙"，如留在官文处，实在是"明珠暗投，固已太辱"。④左宗棠在为湘抚致湖督所拟的咨文中秉笔太直，对官文也多有冒犯。由于咸丰五六年间，正值太平军压境湖北，官文不得不借助于左、骆等人抵抗太平军，以为他的"钦差"脸上增光，只得暂时忍耐，表示他"不惟不咎秉笔者，即主政者亦并不怪"，摆出一副"廓然大公，所见者大"的样子，⑤实际他已积怨于心，等待时机予左以致命的报复。咸丰九年，太平军己基本上被逐出两湖，官文便以樊案为契机倾轧左宗棠。然而，此时的左宗棠毕竟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京师中许多人为解救他而积极奔走。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请求在南书房为咸丰皇帝教读的潘祖荫出面，潘即上奏说："楚南一军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所向克捷，由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宗棠为人，负性刚直，嫉恶如仇。湖南不肖之员，不遂其私，思有以中伤之，久矣。湖广总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绳批根之处。"①咸丰朝重臣肃顺也接受了其幕客王闿运的说项，到咸丰皇帝面前为左宗棠说情。官文也在窥视京师的动向，未敢对左加以处置。左宗棠则深为"遭此谤陷"而痛感官场的险恶，遂决定"藉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②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他向骆秉章告辞，荐刘蓉入湘幕，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幕宾生涯。
左宗棠被迫退出湘幕后，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从长沙启程，准备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三月初三日（3月24日），左宗棠一路冒风履雪行抵湖北襄阳。襄阳道毛鸿宾向左宗棠"出示润公（按指胡林翼）密函，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③，且"鄂帅（按指官文）方思构陷之策，蜚语已满都中"。④左宗棠这才大悟自己的处境险恶，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苍茫"，"帝乡既不可到，而悠悠我里仍畏寻踪"。于是，他决意"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按指曾国藩）营，暂栖羁羽，求一营官"，甘愿拼死在同太平军作战的疆场，也不肯"死于小人"。①左宗棠从鄂西北的襄阳辗转至鄂东英山县的胡林翼大营，遂又从英山抵达皖西宿松县的曾国藩大营。左宗棠在宿松时，曾国藩忽奉咸丰皇帝为左"昭雪"的寄谕。曾国藩、胡林翼先后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如"令其速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之疆土，必能补救于万一"。②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左宗棠于宿松返抵长沙3天后接到了清廷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这对左宗棠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政治生涯面临新的转机。
③《与郭意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④《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
①《与郭意城》，《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六。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1页。
①《与陶少云》，《左文翼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七。
②《答郭筠仙侍郎》，《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五。
③秦翰才：《左宗棠逸事汇编》，第14页，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④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①《〈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7-268页。
①左宗棠：《致严正基》，《名贤手札》，湖南社会科学院藏。
②《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一。
①[清]曾国藩：《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
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242页，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③[清]曾国藩：《陈明邻省援兵协饷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七，页七六。
④《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九至五○。
①[清]罗正钩：《左宗棠年谱》，第46页。
②《与王璞山》，《左丈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五三。
①[清]骆秉章，《江西大股贼匪审扰南路筹办情形折》，《骆文忠公奏稿》，卷九，页三，光绪十七年刻本。
②《与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四。
③《与李希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一六至一七。
①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页。
②[清]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页一一。
③《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三九。
④〔清〕骆秉章：《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骆文忠公奏稿》，卷八，页九。
⑤《光绪湘潭县志》，第6卷。
①［清］王安定：《湘军记》，卷二，页九，光绪十五年刻本。
②[清]宗稷辰：《保荐人才疏》，《躬耻斋文钞》，卷四。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51、59页。
④[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1卷，第20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清]骆秉章：《骆文忠公自订年谱》，页五五，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
②[清]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庸庵笔记》，卷一，页二三，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①佚名：《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1册。
②《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③《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五。
④《与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二七。
⑤《魁联给胡林翼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件，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第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①[清]潘祖荫，《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潘文勤公奏疏》，第2526页。
②《与刘岘庄》，《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三三。
第三章 从襄办军务到总督闽渐 第一节 建立楚军，出湘入赣
左宗棠得到了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任命，便从一个仅以绅士身份参戎幕府的宾客而转变成清廷的命官。从此，他得以独自建立军队，自立门户，短短几年便由襄办军务而帮办军务、巡抚浙江、总督闽浙，跃居清朝督抚要员的地位。
"樊燮事件"虽迫使左宗棠退出湘幕，却造成他政治生命的新契机，并受到清廷的重用，这与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统治集团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有直接的联系。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向寄望于它的正规军队绿营兵能夺得"首功"，即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于扬州和镇江先后建立江北、江南大营，试图依靠这两个由满族贵族指挥的绿营军收复天京。然而，江北、江南大营在咸丰六年（1856年）便被太平军所击垮。清廷重新组建这两营，江北、江南大营又先后于咸丰八年和十年被太平军围歼。江南大营的覆灭，标志着清朝正规军队的崩溃，清政府以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收功的计划破产，只能重用由汉族地主武装组成的湘军了。湘军集团成员也自此在晚清政坛中青云直上。这一年刘长佑被任命为广西巡抚，曾国藩被任命为署两江总督，不久实授。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左宗棠才否极泰来，受到清廷重用。
左宗棠在长沙得悉清廷命他"襄办曾国藩军务"后，表示出兴奋之情，感到"恩遇优渥，实非梦想所期"。①此时，曾国藩已总督两江，率军渡江扎营皖南祁门，以图攻取安庆。曾国藩函请左宗棠在湖南募练军队支援安徽。左宗棠则向曾国藩献上"保越图吴"之策，强调"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画，亦当务之急也"。②随之。左宗棠在湖南着手组建军队。
左宗棠凭借着自己两次进入湘幕的威望，"招所知湘楚旧将弁，以勇敢朴实为宗"③，得崔大光、李世颜、罗近秋、黄有功、戴国泰、黄少春、张志超、朱明亮、张声恒九人，"四出选募"，设立四营、四总哨和八队亲兵，约3500余人。左宗棠还收集王鑫"老湘营"旧部1400人，由王鑫之弟王开琳统领。由于这些湘军将弁过去曾得到左宗棠的赏拔，此时"勇将健卒多归心"，①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左宗棠就募军5000人，并正式命名为"楚军"。②楚军是湘军的一个支系，左宗棠在创立这支军队时不用湘军之名而称楚军，表明他的意向在于独树一帜，自辟蹊径，而实际上左宗棠所部楚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相较也有其独到的特色。在招勇方面，左宗棠不像曾国藩那样主要招收湘乡籍兵勇，而是主张在湖南各府县招募，其兵源来自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以避免曾部湘军"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③的弊端。在营官的选用方面，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主张"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④即以"文员"、"儒生"领军，左宗棠则强调"营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⑤左宗棠的这种办法，使其所部楚军战斗力较强，且完全听命于他的指挥，但不能像曾国藩的湘军那样其部属如李续宜等人能以文员而升为巡抚，因此，在政治势力上左宗棠一系就显得非常薄弱。
楚军以左宗棠为统帅，由王鑫之堂弟王开化总领全军营务处，刘典、杨昌浚副之，军饱由湖南巡抚饬局给领。咸丰十年六月（1860年7月），楚军在左宗棠的率领下于长沙城外加紧训练，准备开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场。
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太平军在贵州活动，并有进人四川的动向。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由湘人川。曾国藩得悉这一情况后，深恐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胡林翼劝左宗棠说："公人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①其实左宗棠也不愿人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②于是，清廷只好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楚军于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从长沙取道醴陵，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统帅军队出省作战。他对这次人赣非常重视，在家书中说："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
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方面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相继进行了东征与西征。夭京解围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俟下路既得"，"再沿长江上取"的建议，④得到洪秀全的批准。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5月），太平军开始了东征。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东下，连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太仓、常熟、松江等地，并进攻上海，建立了以苏州为首府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六月，英王陈玉成率太平军从江苏宜兴进入浙江，攻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被湘军围困，陈玉成回师救援。安庆是天京屏障，保卫安庆对太平天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即制订了西征与保卫安庆的战略决策，步骤为夺取苏、杭后，"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①八月，陈玉成、李秀成决定按原计划行动，分南、北两路大军西征，期于第二年二三月间会师武昌，逼迫湘军回援武昌而放弃对安庆的攻势。陈玉成、李秀成分率北路和南路大军西进。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人也随李秀成南路大军行动。南路军在皖南和赣北展开了攻势。
曾国藩移营祁门，目的是在皖南阻止太平军由浙、赣进援安庆，以确保长江北岸的湘军全力进攻安庆。同时祁门与赣北的景德镇临近，湘军在南昌设总粮台，军需物资均经景德镇转运祁门大营，因此皖南与赣北对湘军来说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左宗棠还在湖南编练楚军时就向曾国藩建议当务之急是筹划江西兵事饷事。曾国藩也意识到："不患贼之逼我前，而患贼之抄我后，故须广布局势，稳立脚跟"。②于是曾国藩决定由左宗棠率楚军盘踞江西，以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
就在左宗棠出湘入赣的前后，太平军已在皖南战场连连得手。咸丰十年（1860年）八九月间，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太平军相继攻占宁国、绩溪、徽州、休宁等地，在祁门东线直逼曾国藩大营。曾国藩急忙于九月初五日（10月18日）调左宗棠军从南昌东进驰援。九月二十日（11月2日），左宗棠带领楚军抵达赣东北的景德镇，二十七日（11月9日），左宗棠到祁门面见曾国藩商讨军事，然后返回景德镇驻守。曾对左"精悍之色更露，议论更平"①而深为佩服。此时，太平军兵锋直指曾国藩祁门大营，十月十九日（12月1日），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占距祁门仅60里的黟县。当时，曾国藩祁门大营非常空虚，仅有兵力3000人，如李秀成能乘势进攻，有望将大营破除。但李秀成不知曾国藩的虚实，却在黟县调转进军方向，南下改道浙江进入江西。尽管如此，其他几支太平军仍对祁门形成东、西、北三面围困之势。十一月四日（12月15日），杨辅清、黄文金部太平军攻占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北面与进围安庆湘军的联系。十一月初九日（12月20日），黄文金又率太平军攻占江西彭泽，从西面夹击祁门。十一月十七日（12月28日），李世贤部太平军又从东面的休宁逼近祁门。这样，祁门大营只有南面的景德镇为其门户了。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后，于十一月初主动出击，攻占德兴和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两地，旋因太平军进攻景德镇而回师。在左宗棠看来，景德镇"为江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傥有疏失，不堪设想"。②同样，太平军进军赣北，用意也在控制这一地区，以断皖南曾国藩湘军对外联系和粮饷供应的通道。于是，双方在景德镇一带展开了激战。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率太平军分兵五路进攻景德镇，并分军攻浮梁。左宗棠在景德镇布置防御，击退太平军。十一月二十八日，曾国藩调派鲍超由皖南赴赣北，增援左军。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61年2月18日），左宗棠会同鲍超向太平军发动反击，黄文金抵挡不住，于次日退至彭泽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军协助鲍超军加紧追击，攻克彭泽、建德。黄文金部太平军损失惨重，只得退守芜湖，无法参与皖南、赣北战事。黄文金首攻景德镇败退后不久，李世贤部太平军于正月二十七日（3月8日）从安徽休宁攻占婺源，分兵进攻浮梁和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出景德镇抵御，太平军初战失利，随后李世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王开琳败退景德镇。曾国藩急调皖南镇总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镇，左宗棠率军转攻鄱阳。二月三十日（4月9日），李世贤向景德镇发动猛攻，全歼守将陈大富一军，太平军胜利攻克景德镇。左宗棠害怕被太平军所歼，遁往乐平。李世贤回师皖南，准备再攻祁门。景德镇落入太平军手中，使曾国藩祁门大营粮断路绝。曾国藩亲率湘军从祁门抵达休宁，试图攻取徽州，打开通往浙江的饱道，结果被太平军打得大败，逃回祁门。曾国藩在绝望之中，写下遗嘱交代后事，坐以待毙。恰于此刻，左宗棠在乐平击败太平军。曾国藩绝处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败退至乐平后，经过休整，乘机出击，于乐平的桃岭、塔前击败太平军。正在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闻知左宗棠卷土重来的消息后，调转军队于三月十三日（4月22日）向乐平发动进攻。左宗棠凭借着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次日大败太平军，竟以六七千之众将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大军击退。李世贤被迫向东撤退，由赣北进入浙西。左宗棠乘势占取景德镇等地。祁门的后路又得以巩固，曾国藩大喜过望，他向清廷上奏称赞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①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安枕而卧"。②清廷根据曾国藩的奏请，遂将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改为帮办军务，紧接着又授左宗棠为大常寺卿，左的官位隆至正三品。
六月初二日（7月9日），左宗棠率军进至婺源。此地为左宗棠所崇拜的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故乡，左在这里倡导复兴程朱理学，并待机入浙作战。
左宗棠在赣北的战事，对牵制太平军西征和确保曾国藩集中兵力围攻安庆的战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太平军黄文金部和李世贤部均在赣北受到重创而分别退至皖东和浙西。李秀成部太平军绕道江西腹地抵进湖北时，陈玉成的北路太平军已从湖北撤兵两月去救安庆之急，李秀成便从湖北经江西也开进了浙江。而曾国藩则在赣北之战后从祁门移营进驻集贤关，加紧对安庆的围攻，于八月初一日（9月5日）攻占安庆。
安庆陷于湘军之手，使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上游已失去了屏障，太平天国试图通过西征而解安庆之围的计划破灭，西征军的两支主力军李世贤部和李秀成部则去锐意经营浙江了。咸丰十一年三月至九月，李世贤在赣北失利后转进浙江，克复常山、寿昌、金华、义乌、严州（今建德）等地，控制浙中地区。李秀成进入浙江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商后，即进兵克临安、余杭等地，十月初进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攻破杭州。这样，浙江大部已为太平军掌握，并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是，这些并不能弥补太平天国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已难以扭转。
也在湘军攻占安庆后不久，北京城内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等人，解除了咸丰皇帝遗命的载垣、肃顺等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开始垂帘听政，夺得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并将新继位的年仅六岁的皇帝的年号改为同治。慈禧太后掌权后，进一步对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崛起的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加以重用，使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势力不断膨胀。十月初，太平军进围杭州，清朝中央政府中的一些人如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纷纷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于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王有龄也自认无能，先是奏请由左宗棠督办浙省军务，后又保荐左宗棠接任其巡抚职位，甚至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①清廷遂于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两天之后，曾国藩也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皆归其节制，他布署了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李鸿章带领新组建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取浙江。十二月二十四日（1862年1月23日），清廷又根据曾国藩等人的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不久，左宗棠率军杀人浙江。
①[清]曾国藩：《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三，页五三。
②[清]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七，页二九至三○。
①静吾、仲丁：《吴熙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第88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①《与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八。
②《与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四二。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3页。
①[清]王闿运：《湘军志》，页八九，光绪十一年刻本。
②《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
③《与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
④[清]曾国藩：《与彭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页二。
⑤《答曾涤帅》，《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一。
①[清]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卷七六，页一。
②《答胡润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五四。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页。
④[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①[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②[清]曾国藩：《妥筹办理并酌拟变通章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一，页六八。
①[清]曾国藩：《复胡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一三，页二九。
②《答刘荫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五，页七四。
第二节 进军浙、闽、粤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了浙江战场。
浙江与天京、苏南同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着意经营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南进江苏，两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围。浙江战区主要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华为中心，以20余万的兵力设重防于浙西、浙中地区，试图阻止左宗棠由西向东的进犯。同时，李世贤还设兵于宁波、绍兴，并会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将分别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杨辅清部太平军在皖浙交界一带活动。
还在咸丰十一年底左宗棠准备入浙之前，杨辅清率太平军进攻徽州，"意在扰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为皖南、江西大局所关，且系臣军人浙后路，断不可任其滋蔓"，①遂派刘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挡杨辅清的攻势。随后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广信"拔营入婺"，进入皖南。左宗棠与杨辅清在皖南展开激战，杨辅清战败撤退，此时，清廷正"因浙省军务紧要，迭经谕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给左宗棠下达的进兵方案为：着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亲赴浙江衙州，收复金华、严州（今建德市），然后攻取杭州。但娴熟兵略的左宗棠认为，浙江大部分地盘已为太平军占据，在浙西仅有衢州府城为清军把持，该城已成孤注之势，一旦进入该城"后路将梗"。他根据多年的作战经验向清廷上奏指出：
逆贼每遇坚城，必取远势包围，待其自困而后陷之，频年东南贼踪验之，历历不爽。办贼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固之计，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所制。臣若先入衢城，无论不能固江、皖边围，亦且不能壮衢城声援，一堕逆贼长围诡谋，又成粮尽援绝之局。故决计率亲兵由婺入浙，先剿开化之贼，以清徽郡后路，饬所部老湘营由白沙关渐进，扼华埠要冲，以保广信而固衢城。
这样，左宗棠率军以开化县作为人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还以"正值戎马倥偬之会，有时奏报稍迟，或思虑未周，奏报未及详尽"为借口向清廷陈述其独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许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占开化后，遂于二月克复遂安县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严州"的建议，认为由李世贤设重兵的"金华介衢、严之中，城坚贼众，臣军若由金华进攻，则严州之贼必由淳、寿一带潜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奔者置子四旁，渐近中央，未有孤立贼中而能善其后者"。①但这时李世贤率大军出金华攻衢州，左宗棠只好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贤军在衢州一带交战相持两个多月，李世贤因久攻衢州不下回军金华，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犄角之势。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围后，改变了原先拟订"直捣严州，以规省会"的用兵计划，认为"杭州守贼无多，贼之大势趋重金华。自应并力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处次第攻剿，撤其藩篱，犁其巢穴，然后分兵严、处蹙之，以取破竹之势"。于是，他制订了"先金华而后严、处"②的进攻方略。从左宗棠战略这一转变来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与李世贤决战于金华，想走捷径从严州进取杭州。而此时他在衢州一带屡败太平军，且"新募之勇陆续前来"，又"造船调炮，添设水师"，③使左军的实力大为增强。这样，左宗棠决心在金华与李世贤决战，妄图于此歼灭太平军主力，为克复全浙打下基础。从此，左宗棠结束了在衢州一带徘徊半年的局面，把进取金华作为战略重点，展开了金华一线的会战。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左宗棠率军进攻龙游、兰溪、汤溪，以图"规复金华"。在此前后，浙江战场出现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军的局势，使太平军处于不利的地位。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转而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左宗棠入浙后，只能在浙西同太平军交战，而对浙东沿海太平军所据有的地盘望尘莫及。英、法侵略军恰是瞅准了这一时机，于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向宁波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占据宁波。接着，英国侵略者刁乐德克仿照美国侵略分子华尔组织的常胜军（原名洋枪队），在宁波募集军士1000人，以英人为教练，组成常安军和定胜军。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与法海军军官勒伯勒东募华勇1000人，后增至3000人，由法国军官任教练，名为常捷军。法国公使还照会清政府，已让勒伯勒东免去法国水师参将军职，专任中国军职--署理浙江总兵，"听浙江巡抚及宁波道节制"。清廷竟发布上谕声称"即应由该省巡抚给付札凭，以一事权"。①七八月间，英、法侵略者又协助清军攻占慈溪、余姚、奉化等地。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说："无疑地，攻克余姚，将使宁波的形势趋于完全稳定，将来克复绍兴，更会促进宁波的繁荣"。②这样，清王朝依靠着常安军和常捷军的大炮轰开了太平军占领着的城他的大门。③对清政府惜外人之师助剿太平天国的做法，左宗棠此时持慎重的态度，他认为：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猝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骛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①
因此，他对清政府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的上谕采用冷处理的办法，以"宁波距上海近，距臣军远，中隔贼氛，暂难兼顾"为由，主张"勒伯勒东札凭应由李鸿章就近发交，方资控制"。②左宗棠深知李鸿章在上海积极鼓吹"借师助剿"，主张对外人"曲意联络，冀为我用，以助中国兵力所不逮"。③
正当左宗棠率所部近万人投入金华决战之际，清军福建记名提督秦如虎于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于金华南面的处州府（今丽水），使太平军金华守军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广西按察使调任浙江布政使的蒋益澧带领广西左江镇总兵高连升的8000人湘军经湖南、江西进入浙江，与左宗棠军会合。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连升攻占寿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营距龙游城五里处的新凉亭，布署对金华外围的进攻。他饬令蒋益澧、刘典、高连升在北、西、东三面猛攻汤溪，以打破金华与汤溪等地的犄角之势。汤溪太平军顽强拼搏，与敌军血战数日，守住了该城。左宗棠对汤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旷日持久，致滞戎机"，于两军的相持中寻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时，曾国荃的湘军正加紧围攻天京，李秀成则率十余万太平军驰援天京，抵达天京城南，展开了雨花台大战。李世贤奉洪秀全之命，带领太平军7万余人从浙江赶到江苏，参加了这次战斗。李世贤率军离浙，使金华一带的太平军在同敌军的对垒中失去了优势。左宗棠乘机调整战略部署，计划"俟龙游、汤溪攻克，缓攻金华，急攻严州"①，以图在金华北面的严州打开缺口，形成对金华的围困之势。九十月间，左宗棠分军数路进攻龙游、汤溪、兰溪、严州等地，同太平军交战数十起，双方均有胜负。太平军依靠"各城及附城诸垒坚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垒穴墙开炮为得计"，导致"官军逼攻逾猛，伤亡愈多"，使左宗棠时常"不得已仍收队而还"，只能发出"盖攻坚之难如此"②的感叹。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龙游、汤溪、兰溪三城的重要性，尽管其军队伤亡颇多，还是坚持硬攻。他指出："龙游、汤溪两城为金华要道，必两城下、后路清而可攻金华，兰溪一水直达严州，必兰溪下、饷道通而后可攻严郡。"①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调整主攻方向。他认为太平军"以金华为老巢，恃严州为犄角。严州地势，外通皖南徽、宁两郡，内达杭州，形势尤重"。②于是，他派遣精兵猛攻严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严州落于左宗棠军之手，金华北面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他说："现在严郡既克，金华右臂已断，如能速克兰溪，则严州之水运通，金华孤而杭州亦震，龙、汤两城之克亦当不远"。③在这危急关头，驻扎在湖州、绍兴的太平天国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练业坤率十余万人增援金华。李世贤离浙后，负责节制金华一带太平军的忠神天将李尚扬亲赴汤溪前线指挥反击，多次扑向左宗棠大营，太平军在金华战区仍然还有可为。但是，太平军个别将领的变节行为，使左宗棠轻易攻取汤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驻守汤溪的太平天国战将彭禹兰向敌军密约乞降，遂于第二天将李尚扬等8名战将诱到城外，被埋伏于此的蒋益澧部湘军俘获。十日夜，蒋益澧率兵攻城，彭禹兰则开启西面城门，引狼入室。尽管城内太平军进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军的攻势，十一日晨汤溪陷于敌手。十二日，龙游、兰溪的太平军在经过数月"忍饥顽踞"后，鉴于汤溪已经陷落、李尚扬等主将被俘的情况，主动从两城撤离。左宗棠"见三城已复，正拟南取永康、武义，北取浦江，为进捣金华之计"，适接蒋益澧飞函报称，太平军援军黄呈忠与金华守军已从金华遁走。这样，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战而得金华，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金华府城最得地势，城垣坚固异常，考历代浙中兵事，均以此为关键，攻取之难，十倍他郡。此次乘胜而克，实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转机或在于此"。①
左宗棠在金华战区从投入兵力到占据金华府城用了半年多时间。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进取浙江省城杭州。太平军从金华撤兵后，位于金华以东的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诸暨等六县的太平军也纷纷撤离。左宗棠所部在不到一个月内接连占据武义等六县，与此同时，宁绍方面的太平军也在退却，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军伙同常捷军攻占绍兴。时隔3天之后，左宗棠一军又攻占杭州上游的桐庐，直逼富阳。二月，左宗棠移营严州，在此"调度一切"。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说："绍郡既克，浙东郡县已一律肃清，桐庐复克，杭郡上游全为我有。刘典一军追贼已抵富阳县境，当杭州之西南，距省城仅八十里。蒋益澧所部高连升、熊建益等，已饬由临浦、义桥、萧山而前，当杭州之南，距省城亦不过百余里。"②三月十八日（5月5日），清廷授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
太平天国浙江根据地在金华、宁绍两大战区失陷后，还剩下杭州、湖州两个战区。杭州战区西南以富阳为前沿，北端以余杭为依托。太平军自"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必陆续退守，兵屯富阳"。①杭州守将汪海洋亲临富阳，组织坚守。李秀成为力保杭州，也从江苏调派陈炳文部驰援富阳，并命陈统帅杭州战区诸军。
由于太平军在富阳加强了防守，使左宗棠进攻富阳的计划接连受挫。相持了5个多月之后，左宗棠看到李鸿章的淮军联合英人戈登的常胜军已于七月十五日（8月27日）进围太平天国的苏福省会苏州，而自己却连富阳也拿不下来，未免在清廷面前丢脸。于是，他改变了不联合洋人助剿的态度，调"法国总兵德克碑酌带洋炮并熟习洋枪队勇丁前赴富阳，为轰攻城垒之计"。②八月初七日（9月19日），左宗棠一军同德克碑的常捷军向富阳大举进攻，德克碑用大炮轰开城外营垒，遂于第二天攻占富阳，接着，左宗棠令蒋益澧部湘军攻杭州，杨昌浚部楚军会同康国器部粤军攻余杭。杭州与余杭的太平军则分别在陈炳文、汪海洋的率领下奋力扼守。
左宗棠围攻杭州两个月后，李鸿章的淮军于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攻占苏州。左宗棠不愿李鸿章插足浙江，在陈述战局的上奏中说："苏州既克，杭州之围正急"，"海宁、嘉兴之贼不足为苏州之患也，是李鸿章所部可缓攻嘉兴"。③但李鸿章邀功心切，命淮军程学启部由苏南进入浙北，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兴。左宗棠深恐淮军在浙江夺得首功，改变了既攻杭州，又派遣精兵援皖以堵天京后路的做法，急忙调黄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余杭二城。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太平天国杭州守将听王陈炳文弃城北走，蒋益澧部湘军和德克碑的常捷军攻陷杭州。同一天，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也从余杭北撤，康国器部粤军占领余杭。清廷以左宗棠攻下杭州，加恩赏加他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太平军陈炳文部与汪海洋部分别从杭州、余杭撤军后，在浙北德清与李世贤、杨辅清等部会合。左宗棠认为太平军湖州战区"以武康、德清为湖州屏障，石门为通杭、湖要道"，决定"先克此三城，而后可进图湖郡"。①二三月间，左宗棠派杨昌浚率楚军攻武康，饬蒋益澧率湘军进规石门、德清。李世贤、陈炳文、汪海洋等部太平军分别由德清进入皖南，后又转战江西。湖州则由黄文金、杨辅清、李远继等部太平军坚守。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李秀成携带幼天王洪天贵福逃出天京。李秀成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幼主，自己被俘。幼天王自苏南经皖东南进入浙北湖州。左宗棠会同淮军郭松林、潘鼎新、张树声等部进围湖州。七月下旬，黄文金与洪仁玕等人决定撤离湖州，沿浙皖交界一带西走。七月二十七日（8月28日），太平天国在浙江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湖州失陷，左宗棠总算夺得了全浙要地。于此，清廷又封他为一等伯爵，并赐爵名"恪靖"。
天京的陷落和苏南、浙江根据地的丧失，标志坚持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已基本失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清政府立下了鹰犬之劳。然而，太平军余部的顽强抵抗，又成为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的一个棘手问题。曾国藩与左宗棠也在对待这个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互相上奏告状。本来，曾国藩被清廷授予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权力，左宗棠是归曾国藩节制的。曾国藩深知左宗棠性格倔犟，对浙江的用兵方略只好听任左宗棠独立谋断，并常与左通过书函等形式"敬商"一切。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在攻陷天京时，不仅没有抓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反而在他们所统辖的皖、赣、浙交界一带仍活跃着太平军的余部，这使曾国藩大为难堪。于是，曾国藩把太平军余部存在的责任推给左宗棠，在复奏幼天王下落的奏片中说由于左的放纵，致使杭州一带汪海洋、陈炳文等部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左宗棠则上奏强调攻克杭州"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他进一步认为："李世贤由湖州、广德、绩溪窜徽州，旋由婺源窜江西，贼数十五六万，其时曾国藩有皖南诸城岌岌之奏"，说明太平军余部主要是从湖州撤走的，而其主力"不在杭、余两城也明矣"。①左宗棠与曾国藩无非都是在清廷面前邀功请赏。清廷恰好利用这一点，一面表示"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以使左宗棠对清廷感恩戴德，一面也通过进一步重用左宗棠限制曾国藩的势力过分膨胀。这样，在湘系集团中，左宗棠率先敢于同曾国藩分庭抗礼，他们二人的矛盾也从此臻于激化，以致于彼此不通音问。此后，作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奔往福建去镇压太平军余部。
太平军余部分为北、南两支。北方余部由皖北的陈玉成部将赖文光等人统率，与张宗禹率领的捻军会合，组成新捻军，活动于黄淮一带。南方余部由皖南和苏、浙的太平军为主，分别在李世贤、汪海洋等人的统率下，先是汇合于江西，后转战于福建、广东。左宗棠此时所面对着的正是太平军南方余部。
还在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1864年3月24日），即左宗棠占领杭州天7之前，李世贤为保存实力，令陈炳文、汪海洋从杭州、余杭撤军，在德清会合后转战江西。左宗棠在攻克杭州、余杭、湖州后，指挥所部由浙入赣，对付李世贤。洪天贵福、洪仁玕等人在天京失陷后，转道湖州折入江西试图同李世贤会合，因左宗棠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合力堵截，李世贤、汪海洋作战失利，陈炳文投降，太平军余部退至赣、闽、粤边界，致使幼天王、洪仁玕未能与李世贤会合，在江西石城被俘后就义。李世贤与汪海洋因陈炳文叛变产生矛盾，各自为战。九月中旬，李世贤经广东大埔等地攻占福建漳州。不久，汪海洋也兵抵福建长汀、连城、上杭一带。入闽太平军多达20余万人。面对这一情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闽省军情吃紧，漳州陷后贼势未识何如"①，不免有些紧张。左宗棠更担心太平军一旦由漳州北进攻占福州，于是，调黄少春、刘明珍两军赶至福建邵武一带接防，令康国器部从邵武直奔漳州攻李世贤部，饬刘典部急赴汀州对付汪海洋部，派高连升部速驰宁波乘船至福州。左宗棠也赶往福建。
十一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行抵福建延平（今南平县）扎营。他深知对太平军"欲求聚而歼之，势有不能矣"，认为太平军今后的动向"非入江西，即入粤东"，而两广总督毛鸿宾和江西巡抚沈葆桢"空有援闽之议，恐将来仍须闽之往援耳"。①显然，左宗棠的目的是把太平军撵出福建。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紧调集各路人马进攻太平军。江苏巡抚李鸿章派郭松林、杨鼎勋两军由苏援闽，抵达厦门。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来到福州。调黄少春、王德榜率楚军会同郭松林、杨鼎勋部淮军猛攻漳州，李世贤向西南败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连战失利，不得已离闽入粤，占广东镇平县（今蕉岭）。汪海洋在镇平筑营一个多月后，李世贤于六月底至汪海洋处，却被汪杀害，实在令人痛惜。可此时清朝方面则集中了来自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的军队对镇平形成围困之势。汪海洋突出重围，一度进入江西，后又转进广东，攻占嘉应州（今梅县市）城，并决计在此死守。左宗棠则一面调兵遣将进围嘉应州，一面行抵广东大埔亲自督战。清廷也发布上谕令左宗棠节制广东、福建、江西三省军队，授予他"节制三省之责"。
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①太平军坚守嘉应州城10天，终在二十二日夜间因难以抵挡敌军的攻势而启西南门退走，嘉应州城失陷。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罪过，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按指李鸿章）十倍。"②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能够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
①《遵旨督办浙江军务据探省城失守敬陈办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页。
①《复奏驻军开化马金街正可兼顾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7页。
①《复奏筹画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7页。
②《衢州东南北三路一律肃清现筹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6-77页。
③《衢州东南北三路一律肃清现筹进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7页。
①《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三二一，页一二至一三，同治十一年刻。
②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29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③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55、2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①《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125页。
②《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页。
③[清]李鸿章：《驾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页三三，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①《攻剿龙游汤溪兰溪逆贼连胜克复寿昌县城及各要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06页。
②《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18页。
①《逼攻龙游汤溪县城贼垒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2页。
②《攻剿严州克复郡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9页。
③《附陈贼情并监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35页。
①《连克汤溪龙游兰溪三县并金华府城生擒首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56页。
②《克复绍兴桐庐府县城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74页。
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克复富阳县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弟278页。
③《复陈筹办军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33页。
①《克复武康德清石门三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94-395页。
①《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13-514页。
①《孙长绂致刘于浔函》，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清咸同年间名人函札》，第128，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4页。
①《进逼嘉应东路痛剿大胜首逆汪海洋伏诛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50页。
②［清］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83页。
第四章 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一节 近代海防的产物
在近代中国，摆在国人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林则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仿造外国船舰的主张和活动，显露出了中国海防近代化的新迹象。林则徐认识到中国的旧式师船已难以对付英国的新式舰船，于是决意加以仿造。他"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①，开了中国仿造西式船舰之先例。②林则徐认为："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英夷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战胜"。①他的目的在于"师敌制敌"。
19世纪50至6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巨深，使得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重新审视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问题，以及清政府与太平天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互相克制的问题，促使仿造外国船炮的意识与初步实践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从太平天国的情况来看，其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的意图是带有打击清王朝的统治和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的双重含义的。自咸丰三年（1853年）起，太平军开始装备西洋枪炮。是年，两江总督抬良奏报查获了太平军"装载洋枪"、"火药等物"的船只。②此后，太平军使用西洋船炮的情况屡见不鲜。60年代初，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三分之二均有洋枪"。③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的军事谋略，以图"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④李世贤所率太平军余部于1865年在福建"购买大火轮船"⑤，以对抗清军的镇压。太平天国采用外国的枪炮船舰来打击清政府反动统治，这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太平天国的近代化方案中能够把"火船、火车"等西洋器物称为"夺造化之巧"、"正正堂堂之技"①带有强烈的学习西方的色彩，这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就清政府方面的情形而言，清朝统治集团面对着"内优"与"外患"的困厄，同样把购买和仿制外国船炮视为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和对外抵御列强侵略的工具。用曾国藩的活来说就是"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②须指出的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役"前，清政府的这一活动以"靖内"为主要目的。但清王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冲击后，则是把"剿贼"，和"御侮"并列，而且随着国内人民起义逐步被镇压下去，"御侮"的色彩日趋明显。
也在咸丰三年，左宗棠筹划湖南防守时主张"造船以争大江之险"③，曾国藩则着手在衡州创立了湘军水师。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同太平军展开湘潭战役时已开始使用洋炮，认为此战获胜"实赖洋炮之力"。④于是，湘军自咸丰四年起，逐步装备了洋枪洋炮。咸丰六年，光禄寺卿宋晋上奏建议雇外国轮船以助剿太平军，认为浙江"现雇之火轮船只有二只，尚觉稍单，似可仿照此法，多雇数只，庶冀一举鼓荡，使江路千里肃清，贼氛可迅就殄灭"。①对此，清廷没有采纳。咸丰十年，西方列强鉴于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攫取到了新的权益，向清政府表示了"中外合好"的姿态，并建议清政府"借师助剿"，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左宗棠抓住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暂时缓和这一机遇，开始了仿造轮船的活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罗致有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才。次年夏，徐寿等人研制出轮船所用蒸汽机一台，其机"以火蒸水气"，"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②到年底制成了一艘长约二丈八九尺的小轮船，试航于安庆江面。曾国藩亲自登船观看，建议将船"以次放大"。同治四年（1865年），轮船的放大试制在南京完成，曾国藩把该船命名为"黄鹄"。曾国藩的造船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而他向清政府提出的购船建议却因"中英联合舰队事件"而受挫。同治元年至二年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李泰国在英国为清政府买下了一支舰队，却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恩本担任舰队司令。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认为李泰国"竟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③，这是不能接受的。结果是该舰队被遣散，已买回的军舰变价出售，清政府在这次购船过程中经一买一卖的折腾花掉了70万两白银的"学费"。鉴于此况，左宗棠则是反复阐述了自造轮船的重要性，并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同治二年（1863年）初，他致函总理衙门说：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在给浙江宁绍台道道员史致谔的手札中指出：
轮舟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做我，将来必须仿制，为防洋缉盗之用。中土智慧先逊于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如宣城之历学，及近时粤东、扬州之制造钟表、枪炮，皆能得西法而渐进于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以做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李泰国之事变，实为雇佣洋人，而不使华人得与其间。闻曾节相上书恭邸，言其不可。各国公使亦共斥之，乃得了结。然恭邸斥之者，恶其谬诈，而各国公使所以斥之者，一则忌其专利，一则不欲以利器假人也。毕竟沿海各郡长久之计，仍非仿制轮舟不可。欲仿制必得买其舡，访得覃思研求之人，一一拆看，模拟既成，雇洋人驾驶，而以华人试学之，乃可展其有成。为此始有费而终必享其利，始有所难而终必有所获。鄙见如是，仍乞留心。
同月二十八日，左宗棠又致函史致谔说：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大轮舡总当刻意办理，由粗而精，不惜工本，无不成之事也。……吾辈办事，不逮泰西，望由苟安一念误之，今当引以为鉴。
左宗棠在积极倡导仿造轮船的同时，于同治三年在杭州仿造小轮船一艘，试航于西湖。他邀请法国军官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前来观看。德克碑等人认为该船与西洋轮船相较，"大致不差"，便出示法国造船图册，请求代为监造，"以西法传之中土"。由于太平军攻克漳州，左宗棠忙于"入闽督剿，未暇及也"。德克碑辞去军职回法国后，将制船图式、船厂图册及购买轮机、招募洋匠等事逐款开载，寄给日意格转送左宗棠大营，恰好左又忙于"赴粤督剿，未暇定议"。③可见左宗棠并没有急于仿造轮船去对付太平军。直到同治四年十二月（1866年2月），左宗棠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才集中精力把加强海防，以御外侮，设厂造船的问题置于主导地位。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行抵福州。此刻，他作为总督闽浙的封疆大吏，深为身莅林则徐的故乡任职而倍感自豪。26年前对林则徐在广东抗击英军的敬佩之感，17年前同林则徐相会于湘江舟中的情形，都涌动在心头。他决心将林则徐仿造轮船的未竟之业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经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于五月十三日（6月25日）正式向清廷提出了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请。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而自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列强的火轮兵船横行于中国沿海，"星驰飙举，无足当之"。针对此况，他强调指出：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觉察到了世界许多国家争先恐后的军备竞赛情况，深刻指出："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这样，"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①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大势的这一变化，诚为难得。这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活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还没有落伍于日本。很明显，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进一步染指，达到未雨绸缪之目的，是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因。
清廷对左宗棠设厂造船的奏仪表示赞许，在"上谕"中称："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见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①于是，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它成为近代海防的产物。
①［清］林则徐：《广东舟师实难分遣赴浙会剿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5页。
②戚其章：《北洋舰队》，第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①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23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册，第900页，上海书店1986年版。
④［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52页。
⑤《舟师缉获通贼洋匪解沪讯办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54页。
①［清］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526页。
②［清］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全集》，卷一四，页一○至一一。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6页。
④《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第161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①［清］宋晋：《保奏道员雇船抽厘片》，《水流云在馆奏议》，卷下，页六，光绪十三年刊。
②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50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