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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德国

_5 黄永祥(当代)
济的转变可以顺利完成,不会遇到什么障碍.有利之处只是相对于其他东欧国家而言,若与实现市场经济的目标要求相比,东德地区的体制转型同样会遇到很多问题与阻力,有些问题可能还是东德地区特有的.首先是体制转换来得过于突然,人们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无法在短期内适应.联邦德国的法律制度非常繁杂,即使专业人员也难以全面了解,更何况在计划经济下生活了几十年的东德地区人民!
他们对联邦德国的法律、规章可说是一无所知,现在要按全新的规范生活,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东西部人员常感到相互之间难以交流. 思想、行为方式差别太大,造成新体制在运转上的困难.其次是社会市场经济在东部地区缺乏制度性基础条件,经济运行尤其是宏观调控难以顺利进行. 经济体制中的信息传递系统,监督调节系统和组织系统可视为体制运转的基础条件.组织系统是体制的“硬件”
,信息系统和监督调节系统包括法律规则是体制的“软件”。两德统一后立即抓了组织系统的再造和法律规则的推行,但很多基础条件仍不具备,统计、会计、审计、金融等系统就十分薄弱,这使联邦德国的管理制度在东德地区遭遇种种障碍.再次,东德地区的经济环境突然改变,原有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其它东欧各国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尚能根据本国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一些保护和调节措施,以尽量减少冲击.而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后,立即置于整个德国统一的竞争体系之中. 不仅如此,由于德国市场是整个欧共体大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东德地区企业实际上被突然置于同整个西欧企业的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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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16
竞争环境之中. 这对于东德地区企业实在是太难了. 尽管东德地区经济本身素质比其他东欧国家好,但由于竞争环境太严酷,因此转轨过程中陷入的困境远比其他国家为甚.工业体系几乎陷入瘫痪,工业生产下降40—50%,企业开工率只有30—40%.东德地区的农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先进的,但面临欧共体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加上居民赶时髦,只愿购买包装精良的西方货,东德农产品无人收购,大量积压、腐烂,整个农业陷入40多年来最深重的危机之中.最后,东德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结构和思想观念对转向市场经济也形成障碍,尤其是在私有化问题上表现更为突出. 不少东德地区人民基于以往形成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难以接受全盘私有化,有些过去的既得利益者从根本上反对私有化而以各种方式抵制,有些经营情况尚好的国营企业领导不愿把企业命运交给托管局并不与之合作. 联邦德国政府还允许原来的私有主索回财产,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一方面造成过去的工人阶级的反感,另一方面也给产权界带来麻烦,影响投资.客观地看,几年来的转轨实践也已显出了积极成果.从总体上看,东德地区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要比其他东欧国家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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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政治统一走向经济统一
○“O型血”
:西德马克
货币金融是现代商品经济的“血液”
,没有货币流通,就没有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两德统一也从货币统一开始.190年2月,科尔总理向民主德国政府提出,用西德马克取代东德马克,条件是接受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建议为当时的民主德国政府所接受.7月1日起,民主德国全境实行统一的货币兑换,从此西德马克成为德国的唯一法定货币.货币兑换主要有三个任务.第一,通过工资的货币兑换来保证或建立民主德国经济的竞争力;第二,通过货币兑换给统一的德国经济注入适当的货币流量;第三,通过民主德国国民的债权兑换,使他们在新的统一国家里具有初始的资产形成,以作为未来生活的起点.无疑,要达到这三个目标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三个目标本身就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什么样的货币兑换率才能保证民主德国劳动力有足够的竞争力?多少货币流量对于统一的德国才是适宜的?民主德国居民应拥有多少初始资产才能适应统一后的起码需要?
这些问题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意见.这三个任务都要通过确定一个唯一的货币兑换比率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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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36
成,这就更加难了. 所以从一开始,兑换比例就一直是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激烈争论的问题. 科尔总统为了争取民主德国选民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曾公开许诺要以1∶1的比例兑换民主德国马克,但银行不同意,因为民主德国的官方换汇率为4∶1,所以科尔的1∶1的许诺显然高估了东德马克币值.如果按这一比例兑换西德马克,民主德国人岂不是太幸运了?
正确反映币值的应当是购买力平价,而以平均消费品价格计算,东德马克和西德马克的购买力十分接近1∶1,东德马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西德马克的购买力还要高一些. 所以,1∶1的兑换比例并非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不可思议.190年7月1日,按照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东西德实现了货币统一,向德国经济、社会统一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货币统一的主要内容如下:(1)
德意志马克(西德马克)
为东德地区的唯一法偿货币,联邦银行成为唯一的货币当局;(2)
市场导向的银行体系引入东德地区,资本流动不受限制,利率自由决定;(3)
工资、薪金、房租和其他现金支付以1∶1的比例兑换为西德马克;(4)
东德地区居民14岁以下可平价兑换200西德马克,14—58岁可兑换400马克,59岁以上者可兑换600马克;(5)
其他国内金融资产与负债按2∶1的比例兑换成西德马克;(6)
非东德地区居民与机构持有的以东德马克计算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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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1989年前到期的以2:1比例兑换,1989年12月31日后到期的以3∶1比例兑换.多数民主德国人在货币兑换中是受益的,因为民主德国的90%存款掌握在10%的人手中.所有居民均按兑换额的上限兑换西德马克,绝大多数人未遭受任何损失,过去要用10∶1的比例在黑市上兑换西德马克,现在一下子可半价兑换到相当数额的西德马克,在心理上也感到某种满足,尽管从经济分析上也许并不真正合算. 有些存款较少的人在替存款较多的人代兑中还获得了一些额外好处.西德马克是硬通货,货币兑换使民主德国人的支付能力增强了,他们可以自由购买所需要的消费品,可以自由到国外旅游.西德地区商品大量涌入东德地区,对于东德地区的生产部门是巨大冲击,但对消费者来讲却并非坏事,因为原民主德国商店货物品种稀少的状况彻底改观,东德地区人民消费选择性加强,生活质量提高.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货币兑换的效应是正向的,人们对货币统一基本上表示满意.
○银行体系的一体化
货币统一客观上要求分别存在于东西德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银行制度归于一统.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货币流通的畅通,才能使唯一的中央银行—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全德范围内得到有效实施.因此,迅速完成对原民主德国地区银行体系的改造,成为统一后的当务之急.既然民主德国已全盘接受联邦德国的经济社会制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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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56
行体系的重新构建也就必然仿效联邦德国,这就需对联邦德国的银行作一简要介绍.联邦德国的银行从法律形式上看,可分为公法银行与私法银行两类. 从职能上看,一般分为3类:(1)
中央银行,即货币发行银行;(2)
商业银行,可从事各种货币与资本业务,直接为顾客服务;(3)
信贷中介机构,或专业银行,如住宅储蓄银行等.民主德国的银行体系比之联邦德国要简单得多,除国家银行外,还有少数几个专业性的商业银行.民主德国的银行体系并不发达,金融业实行国家统制,银行业本身缺乏独立性,银行体系不发达.7月1日货币兑换后,加速了民主德国银行体系的改造过程. 联邦德国各银行纷纷来到东部建立机构,开拓业务,促成了民主德国新银行体系的迅速发展.德国信贷银行刚刚建立,联邦德国两家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德果斯顿银行—马上进行大量投资,瓜分了其分支机构.统一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德国三家最大的银行雷厉风行开进东部地区,在350个地方开张营业,商业银行在90年底已建起了50个分行.长期的计划经济不仅使东部居民对现代金融尤其是证券知识一无所知,而且使银行职员本身对西方金融业务也非常陌生.因此,各个联邦德国银行在拓展业务过程中都非常注重人员培训.在货币统一后,西部银行还紧急动员一大批通讯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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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计算机专家,通过迅速安装定向天线,借卫星通讯实现了新建分行与联邦德国银行的数据网的联网,以装备成计算机在线操作系统.西部银行不仅向东部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还提供复印机、电子打字机、个人微机等各种办公设备.
○稳定货币
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会,但同时也产生了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反通货膨胀与保持物价稳定,是联邦德国的一贯方针,统一对德国的货币政策与货币管理能力是一次新的考验.两德统一后,造成通货膨胀可能性的主要因素是:(1)
财政赤字增加.自7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每年都有财政赤字,统一后的财政形势更加严峻.对东德地区的大量补贴,大幅度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致使90年联邦德国的财政赤字高达480多亿马克.(2)
工资上涨的压力.东德地区的工人工资大约只有西德工人工资的13,统A一后如果不提高东部地区工资,就会造成大量东德地区人流往西德地区.工资水平迅速接近势在必然,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势必造成成本推进的工资膨胀. 另一方面,以西德地区经济繁荣为背景,西德工人也会要求增加工资.(3)
需求扩张的压力.统一给德国经济带来新的需求. 西部商品大量向东部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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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推动了西部经济的繁荣.而以往的事实证明,在需求过旺,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往往容易产生通货膨胀.(4)
价格一体化造成的物价上涨.物价上涨除了需求增加的原因外,还有东部地区价格结构变动的因素.东西德价格差异很大,一般说来东部的生活必需品包括住房有大量的政府补贴,价格大大低于西部,服务价格也比较低,但耐用消费品和服装则比西德贵.这种价格结构必须改变,随着物价补帖的取消,价格调整也将造成价格水平的上升.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联邦银行的态度十分明确,即坚定不移地奉行稳定货币的一贯政策,把通货膨胀降到最低限度.从总体上看,联邦银行在统一后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
○财落谁手?
两德统一并不是在对等谈判、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实现的合并,而是一方加入另一方,并以承认和接受对方的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为前提,因此对民主德国国有财产进行私有化就成为联邦政府的既定方针. 具体行使私有化职能的机构是直属联邦政府的托管局.两德统一后,如何处理已被国有化的财产成为令人瞩目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采取的是“49”
规则,即财产归还与赔偿以1949年为界,1949前被没收的财产作为历史的后果处理,不接受赔偿要求.而民主德国建立以后所没收的财产,原则上都应归还给所有者本人或其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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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局拥有大约7900个东德企业,除1900余个公共性企业可能转变为地方社团所有制外,大部分企业都要通过出售实行私有化. 私有化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将民主德国的国营企业改造成合股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大多数联邦德国企业都采取后一种形式.第二步,企业将按照国际资本市场上的价格出售,对购买者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托管局提供了全部待售企业的详细清单和基本情况,来自全世界的投资者均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所提供的任何一个企业或一个车间,或一部分资产设备.待售企业应是具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其条件是:(1)
该企业的生产项目具有一定竞争能力,预计的收益能够得以实现;(2)
该企业在一个稳定的、通常是区域性的市场中活动,其收益的波动性相对较小;(3)
具有可随时支配使用的担保资本,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周期性波动.综合考虑就业岗位创造、投资、出售价格等因素,对那些值得投入运营的企业托管局将优先予以出售.根据购买者的来源,购买企业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待售企业的领导人或职工单独或合伙购买,称为内部购买;一种是外来企业或个人购买,称为外部购买.无论内部购买还是外部购买,企业的全体职工原则上都可对企业进行资本参与.参与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例如,平均的资金参与、发行企业债券、购买企业股票等.在出售企业过程中,有几个最令人关心的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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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有职工是否能在企业售出后继续获得就业岗位.(2)
企业原有债务如何处理?
民主德国企业的债务主要是向原国家银行贷的款. 按照90年债务清偿的规定,企业如果通过了整顿与改组,增强了竞争力,就可以部分或全部减免债务,即不再还贷或少还贷;(3)
出售企业的价格如何确定?
理论上是根据企业的产出能力来计算,由于民主德国经济萧条,大量生产能力过剩,故难以据此来确定价格.实际上的价格主要是根据供求关系,由托管局与购买企业讨价还价形成的,以下几个因素对出售价格影响很大:——企业领导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否实现较高利润,并给企业带来前途和希望;——是否能尽可能创造具有较高盈利水平的就业岗位;——是否能获得尽可能多的投资量.从私有化的部门结构来看,能源部门和股务业在售卖金额中占的比重最大.从私有化的地区结构来看,原民主德国地区工业最集中、经济实力最雄厚的萨克森州、柏林进展最快.托管局不仅通过对企业的整顿、改组和私有化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权制度转换,而且负有为东部经济发展筹集资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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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就业问题
统一后的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德国政府与公众.这种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失衡的表现,也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时出现的一种必然结果.进入80年代以来,西德地区经济增长缓慢,到1989年,失业人数为204万,失业率为7。
9%.与联邦德国相反,民国德国一向以消灭了失业为自豪.在民主德国的经济生活中,确实长期存在着人手短缺的现象,但实际上,人手短缺现象的背后是隐形失业,或称过度就业.两德统一后,形成了全德国统一的竞争性市场,而且通过联邦德国为传导,加入欧共体市场,这就迫使原民主德国加入新的竞争体系,建立起新的就业规范和准则. 因此,过去企事业单位很多可有可无,可要可不要的工作岗位都要取消,尤其是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管理机构都大量裁减人员.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存在着明显的就业结构偏差. 在物质生产领域,民主德国投入的劳动力比例要高于联邦德国,而服务业、商业等非生产性领域则相对较少.分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就业结构差还可看到,在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部门,往往联邦德国的就业相对比重较大.由于存在着就业结构差,所以一旦把两德放到一个经济体内,问题就充分暴露了.两德统一后,联邦德国由于市场需求迅速增长,经济持续繁荣,各工厂开工率提高,因此失业率减少. 西德地区失业率90年降到7。
2%,91年上半年进一步降到5。
5%.而东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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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业率却大大上升.90年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只有6。
5%,91年上半年失业率达到12%,但这并未反映真实情况. 因为原东德地区的许多退休工人不到退休年龄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大约有50—60万人. 此外还有180—220万人在打短工,其中大约一半人每天工作半天,他们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但在官方统计中已不属于失业范围.这样,在两德统一过程中,东德地区经济中的隐性失业问题很快暴露出来,迅速转化为公开性失业.同时,西部就业也深受劳动力流动的冲击. 两德统一后,东西部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环境,所有企业被置于同一体系中,但东西两部分企业的竞争实力很不相同.从保持原东德地区企业的竞争力来考虑,东部地区的唯一选择是维持工资的低水平,同时大量裁减多余劳动力,以此部分抵消市场经营能力差和技术落后的弱点,发挥低劳动成本的优势.但是,这样作势必驱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大量流向西部地区.这时的东西德已经是同一国家,任何阻隔劳动力流动的行政、法律、地理上的障碍均不复存在. 面对汹涌而来的迁徙浪潮,西部地区政府和企业只能陷入无可奈何的境地. 移民迫于生计,将愿意接受比较苛刻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条件,这就产生同西部地区工人的就业竞争,有可能加剧西部已经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导致西部居民不满,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联邦德国政府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东德地区企业大量裁员并削减工资,这就必然造成大量人口迁徙,加剧西德地区劳动市场的压力;如果容忍隐性失业,并大幅度增加工资,从而把东德地区的劳动力继续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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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地区,这又会提高劳动力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效率和东部企业的竞争力,同时还会大量增加财政负担.“两害相权取其轻”
,德国政府从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需要出发,选择了后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采取了各种措施减少东德地区劳动力向西部的流动,稳定东部人口,并尽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它推行积极的劳工政策,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业岗位的创造首先是与企业整顿和私有化相联系的,通过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91年底已创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其次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鼓励各经济、社会组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这方面的措施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了支持和保证.为了促进就业,联邦政府在财政预算中为新联邦州建立了“就业岗位创造”
的专设基金. 凡是为了创造就业岗位而实施的建设项目,可向联邦劳工局申请财政补贴.同时发放短工补贴.统一后东德地区的国家职工由于企业停产或私有化而失去了原有工作,10—250万人靠打短工为生. 为了避免过多失业,联邦政府建立了短工工作基金.劳动管理部门出面支付短工工资及医疗和养老金保险,条件是劳动者必须接受劳动部门的职业介绍,以便劳动部门可随时地把他们介绍到别的企业.此外,支付老年过渡基金,以减少老年劳动者的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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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允许年满57岁的男性劳动者和55岁以上的女性劳动者提前退出工作岗位,领取相当于原来平均净工资65%的老年过渡金.最后,进行职业培训和技术培训,提供就业帮助.东德地区劳动者参加职业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 失业人员可以参加全日制面授,每周25课时,也可参加电视教育;有小孩需要照顾的人可部分参加教育,课时为12—24小时,不得少于12小时;没有受到失业威胁的人也可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白天上班的可晚上或周末参加听课.为了鼓励人们参加职业教育和转业训练,劳工局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 例如,国家承担部分或全部必要费用,补助教育机构,给就业者发放补助金,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东德地区结构性失业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趋势,但毕竟有助于缓解面临的巨大失业问题,并以此为起点,把压力变为提高素质的动力,造就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劳工队伍.
○输血
东德地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出现的适应性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这样一种观念:这种史无前例的体制转换过程仅凭市场的力量是不能自发完成的. 人们必须采取各种经济促进政策,尽可能平衡两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即使在德国西部地区,政府仍需要采取公共政策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消除结构性和区域性经济危机. 目前,德国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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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经济危机程度深、幅度广,更加迫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由于重新统一的过程非常迅速,人们来不及制订详细的促进计划.德国统一使波恩的财政政策陷入一片混乱,根本无法适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货币联盟实现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新建立的各州只有获得一定的资金援助,才能在今后几年内运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逐步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水平.有人曾主张通过货币兑换给东德地区以支持,即人为提高东德马克的汇率,使东德地区人民容易进入市场经济.这在经济政策上很快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东德马克人为的升值不仅会影响东德地区产品在国内的竞争力,而且会造成这些产品在东欧市场上滞销.因此,增加财政补贴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日益明显.早在190年,民主德国政府就已采取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促进政策.190年3月,民主德国修改了税法,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譬如,新建立的私有企业可以进行快速折旧,享有一定时间税收减免的优惠等. 当时,民主德国的私有企业还从联邦德国的有关机构获得一定的资金援助. 借助于这种援助,原东德地区的小型企业第一次有能力购买西方的投资品,即先进的机器和运转工具.如果没有,这些资金援助,当时小型企业的投资活动几乎无法进行.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建立后,许多原先适用于联邦德国的重要经济法规开始适用于各新州,这为企业从事红营和投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制度条件.以联邦德国为楷模,人们制订了一系列的促进政策:作为税收优惠措施的投资补帖政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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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促进设备的现代化,对公共经济发展的投资奖励政策,其目的是改善区域经济结构;还有早在年初已经实施的旨在促进自有资金形成的利息优惠政策等.190年7月,联邦经济部将原先用于促进中小型企业咨询的计划也推广到民主德国企业.此外,联邦德国为了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实行出口信贷担保制,以降低贸易商从事进出口所承担的经济和政治风险.现在,这种出口信贷担保制也在东部地区实行.除采取促进私有经济发展的措施及有关的社会改革外,东部各州和地方的预算资金的筹集也日益成为议论的中心话题.原民主德国地区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社会需求,迫切需要大规模增加投资,而自有资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地方政府拥有的资金甚至不足于应付日常的支出,根本不可能腾出资金来实施经济促进政策.州和地方政府本身也需要资金援助.为了缓解这一矛盾,90年8月,国家拿出约30亿马克的财政资金用于发展基础设施.190年10月3日,统一条约正式生效.德国实行了统一的法律制度,经济利益在全德范围内获得了法律保障.法律的统一也为在各新联邦州从事投资活动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统一条约规定、根据以前民主德国法律制订的许多促进措施,其有效期到190年底结束.这是因为,联邦德国的经济促进政策必须受欧洲共同体的政策的约束. 德国东部地区在过渡时期进行结构调整具有特殊的需要,促进政策的明确目标是促进经济结构尽可能迅速地实现转换.统一条约指出,各政府主管部门应制订具体的政策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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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 这些计划在内容上应包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改善乡镇经济的社会条件、促进中型企业的迅速成长、加强经济现代化和结构调整. 在这些方面,政府制订并实施了约30项不同的资助计划,这些资助计划必将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191年1月1日,在增加了个别过渡性规定条件下,联邦德国的财产税和交通税法开始在各新州全面施行. 联邦德国的所得税法在东部各州生效后,一切自然人将依据统一的法律基础纳税,个别职业阶层享受的特殊优惠将完全取消,税收的平等和合理性得以恢复.191年初,人们清楚得看到,东部各州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来源严重不足. 税收收入和“德国统一基金”
提供的资金估计最多只能满足其三分之二的经常性支出,其余的三分之一以及巨额的公共投资缺乏相应的资金.联邦政府决定,在194年以前,额外提供550亿马克的资金,用于改善东部各州及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 鉴于东部各州的生产就业和财政状况严重恶化,联邦政府在“东部复兴的共同计划”
中决定,增拨240亿马克财政援助,其中191年和192年各为120亿马克.联邦政府打算多方面帮助和刺激社会投资的高涨. 在这些措施真正起作用之前,联邦政府有必要逐步扩大公共需求,架设“就业桥梁”。
“东部复兴的共同计划”
的目的就在于为改善就业状况点燃火种.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的投资活动,重建信贷署还制订了一项新的信贷计划,准备向新建立的各州提供总额为100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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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77
克的贷款.为了使经济结构转型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决定建立特别的雇员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从长远看,职业培训和创造就业措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政府创造就业措施主要针对那些具有公共利益而没有政府资助无法上马的投资项目.191、192两年所有资助项目的资金总额高达1800亿马克.除了从联邦财政预算中拨出资金支持东部建设外,联邦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吸引国外以及西部地区的资本流向东部地区. 例如,投资拨款,加速资本折旧、税收优惠、贷款优惠、贷款担保,等等.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联邦德国于191年修改了税法,相对减轻了东部各州的税收负担. 191年和192年,联邦德国将不在东部各州提高营业资本税和财产税的税率.以191年4月开始,经济资助的使用状况已有明显改善.企业在获得经济资助的情况下,大规模调整现有的经济结构,着手进行现代化建设. 直接补贴、税收优惠和信贷政策等各种资助措施综合运用有助于兼顾各种企业的不同利益. 不管是东部还是西部的德国企业,不管是大型还是中小型企业,资助政策都有助于它们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让所有的东德地区企业在获得资助方面享有平等的机会,让东部各州的企业在资助中真正受益,这是促进德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重要的战略目标.在促进实物投资的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改善东部地区的就业状况. 此外,私有化的发展对资助政策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在真正实行私有化后,东部地区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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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仅拥有西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技术,还具备了明确的企业观念和相应的资本.
三、两德统一的经济后果
○1+1>2
两德统一对德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统一来得如此迅速和突然,人们在惊愕之时,首先必须适应这一巨大变化,而对其带来的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一时还来不及细细品味,很难作出准确的评价.但是,勿庸置疑,德国统一首先有利于德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首先统一后,德国的领土增大了将近三分之一,人口增加了近四分之一,经济规模扩大了,东德她区每平方公里为108人,西德地区为249人,东德地区的人口密度低于西德地区,而且土地资源丰富,也有一些矿产资源,这都为德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从动态上看,东德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西德地区一半左右,这种差距就是潜力,能够在今后的发展中把这种潜在生产力充分动员起来,将使德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在欧洲和世界的经济地位得到巩固和提高.其次,统一给东西德双方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就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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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而言,由于政治障碍的消除,西德地区资本、技术可以自由进入东德地区,能够迅速促进东德地区产业结构转换和企业技术创新,因而能在不久的将来促进经济的加速增长,最终赶上西德地区水平.对于西德地区来说,统一为其提供了新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西德巨人的生产能力受到市场狭小的制约,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相当部分要通过国际市场才能实现.现在,西部完全拥有一个新的全开放市场,对于生产过剩、需求约束很弱的联邦德国,无疑是一个强刺激,统一使德国一些陷入衰退的部门获得了新的活力.统一也给西德地区的资本找到了新的出路. 西德地区存在巨大的过剩资本,80年代除1981年外,都是净资本输出,198、89年分别达到1276亿和1362亿马克. 东德地区资本短缺,可以大量吸收西德地区的过剩资本,东德地区拥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且无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只需尽快消除几十年体制不同造成的隔膜,乃是颇为理想的投资场所. 因此,从纯经济的观点看,统一有助于生产要素在东西德之间的优化配置,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再次,统一能够减少东西德对峙造成的国民收入虚耗,有利于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 在统一前,东西德处于相互对立,互相封锁的局面、每年在军备、安全、情报等方面相互都要花费大量资金,西柏林作为联邦德国与共产主义势力斗争的“桥头堡”。每年都要从联邦德国获得大量的财政援助,以解决被民主德国四面“围困”
而造成的各种困难与不便. 这其中的许多开支都是由于国家分裂而人为地造成的,对人民生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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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利增长没有任何好处,是社会总福利的一种扣除. 统一后,军队大量削减,军备减少.从191年起每年减少国防开支约70—80亿马克,其他用于防范、相互干扰的大量费用随之消除,从而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财富创造和生活质量改善. 此外,通过取消西柏林和边境区域的资助及税收优惠,减少的费用也超过100亿.原向民主德国支付的过境费,公路使用费等也减少,从而带来国家对财政预算的精简.当然,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会增加,但这种支出主要是用于建设,其意义与作用已不同于以往.统一对于德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作用并不始终都是积极的.在最初几年,用于制度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转换的支出会大量增加,这种支出并不会立即增加总产出和总福利,相反会影响福利水平,同时由于东德地区人均国民收入较少,统一后全德国按人口计算的国民收入水平将会降低.此外,急剧的制度变换和陌生的经济环境短期内会使东德地区的产出水平在原有基础上降低而不是提高,由此会对整个德国的短期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只有经过一段过渡时期以后,这些不利影响的作用才会逐渐消失,统一的正向经济效应才会逐渐显示出来.在统一后的不同时期,东西德两个部分对整个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统一初期,全德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西部地区推动,而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以东部市场开放、需求增长为契机.因此,这时统一对增长的作用是以迂回曲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当东德地区经济经过调整,转入正常发展后,其增长速度将超过西德地区,从而带动整个德国经济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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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统一对德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将表现得更为直接.统一对德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而东部地区经济实力的强弱,关键在于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是否以及何时赶上西德水平.关于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估价,概括起来有三种:一种是乐观的估计,认为5年左右,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就可赶上西部地区. 其理由是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不在于人,而在于物. 东德地区企业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并不低,主要是技术设备落后,制约了劳动者潜力的发挥,如果在三五年内通过大规模投资解决设备更新问题,劳动生产率立即会赶上西部地区.第二种是谨慎而又乐观的估计,认为赶上西部地区需要10—12年,这是托管局官员的意见. 理由是经济体制转型需要较长时间,但东部地区有西部地区帮助,又有战后经济复兴的经验可资参照,可缩短这种追赶的历程.第三种是悲观的估计,认为至少需要20年,因为生产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有形的技术、设备条件,更取决于主观条件、无形的条件.东德地区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也不能一下子改变,东德地区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与现行体制的适应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不结束,生产发展水平不可能赶上西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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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受益,谁受损?
两德统一既是一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大转换,又是一次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的大调整. 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到东德地区居民,而且也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收入与财产,是物质利益的现实存在形式. 因此,收入关系与财产关系是我们考察经济关系变动的主要对象物.但是,收入关系与财产关系并不仅仅是分配方式变动的结果,而是整个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撇开东西德内部财产占有的差别,仅从两个地区的整体差异来看,东德地区居民在统一初期的财产拥有量要大大低于西德地区.90年西部地区每个家庭平均拥有的净货币财产约为10万马克,而东部地区每个家庭平均只有2万马克. 这种差别首先是由于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财产积累与积聚的功能由社会承担,所有权也由国家掌握,故东部地区居民的个人资产很少.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但更直接的原则,则是私有化过程中对原属东部地区居民的财产进行剥夺,以及货币兑换使东部地区居民的金融资产受到损失而造成的.在统一后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这种差距不能进一步加大,而应该尽量缩小,这是德国政府在谈到社会政策时特别强调的.但是,人均拥有的净资本也是统计上的,并不说明个人实际财产拥有状况.无论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个人财产占有的差别都将扩大. 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政府对财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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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资本投资的种种优惠措施,必将产生一种“马太效应”
,使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不断增加.从收入分配情况来看,尽管有物价上涨等因素,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是普遍提高的.如果仅从物质利益来判断,从统一中获利最多的是西方投资者,主要是来自西部地区的投资者. 据统计分析,统一后西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的资本收入增长率为10。
2%,纯福利所得为27亿马克.东部地区居民尽管损失了国有化的财产和部分金融资产,但从收入增长中获得了一些补偿.现在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西德地区的三分之一、而工资和人均收入相当于西德地区的50—60%,这两者的差额可视为纯收益额或补偿额. 真正为统一支付费用的是西德地区的工人.但问题还并不那么简单,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精神利益是密切相关的.东部地区居民的物质福利增加的同时,还有政治地位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失衡. 统一后一切都以西部地区作法为准,大批西部的人来到东部担任领导职务.东部地区的人处于被支配地位,政治上似乎是二等公民,经济上则有“穷亲戚”
之感. 许多人对此表示愤慨. 统一后社会秩序恶化,犯罪增加,新纳粹主义抬头,这都与利益格局变化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有关.在东部地区内部、东西德之间如何进一步调整利益格局,理顺经济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看来仍需作艰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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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名词?新内涵?
——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揭密
联邦德国的经济如此辉煌,令人眩目,引来众多羡慕的目光. 然而,人们更感兴趣的,还是更本质的东西. 这就是有德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从阿登纳政府到科尔政府,都奉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为法宝,在联邦德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 而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已历四十余年了.其间,它面临过接踵而至的严竣考验,但它能够不断地克服困难,走向成功,从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新思路,新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西德向何处去的问题人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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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厂泛激烈的争论.战败之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采取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基督教民主联盟也主张“资本主义的政权制度应当结束”。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者则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主张采取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1948年2月,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家艾哈德被选为英、美联合占领区经济方面的领导人.于是,他开始着手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从理论转变为实践.1948年6月20日实行了货币改革. 同年6月24日,公布了《货币改革后关于经济和价格政策的指导方针的方案》,取消了对于经济的一切强制办法,使西德经济由统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货币改革以后,西德经济发展得十分迅速.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而支持艾哈德的经济政策.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1949年的党纲中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社会民主党也在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中承认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确性. 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8年到1966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社会联盟与德意志党或者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艾哈德先任经济部长,后任总理.当时,西德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应当实行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尽可能地让市场力量来自行调节经济活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政府进行干预.由于西德利用了国内外的种种有利条件,采取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政策,50年代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8。
6%,增长速度居西方主要国家首位.60年代上半期增长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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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仍然是比较快的.从1966年到1982年为第二阶段.1966年联邦德国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面对危机艾哈德无能为力,因而不得不下台.196—1969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1969—1982年,社会民主党又同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在此期间,由于社会市场经济遇到重重困难,社会民主党开始宣扬总体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在他们看来,总体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的综合.但是,国家干预的过度加强又导致了过多的财政支出,从而使得国债大量增加. 政府为了实现其福利国家的理想,采取了过多的福利措施,60年代后半期直至80年代初,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增加过快,因而影响了企业家的投资积极性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在国内外诸种因素的作用下,60年代下半期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下降到4。
7%,居西方第四位.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2。
8%,居西方第五位.从1982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1982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 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的政府上台,科尔担任总理.科尔改弦更张,纠正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它要求财政开支增长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减少了国家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它认为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的增长不能影响企业利润和投资,放慢了工资和社会福利费用的增长速度.其结果是,联邦德国经济得到了缓慢的然而又是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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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81年的398亿马克减少到85年249亿马克,通货膨胀率从80年的5。
5%下降到85年2%,为此科尔政府的财政部长施托尔腾贝格被称为“使德国成功的自由经济政策的象征”
,被称为“全国声望最高”
的人之一.
二、市场经济新模式
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包括以下四大基本要素:一是通过法律保护竞争、反对垄断;二是独立的金融体系;三是比较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四是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生存竞争,适者生存!
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垄断对于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因而竭力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艾哈德就任经济部长之后,一直致力于制订一项限制卡特尔的法律. 1957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反对限制竞争法》(简称《卡特尔法》)。
196、1973、1975、1980年四次修订了该法.1966年修订的《卡特尔法》规定:法律许可的横向、纵向协定的细节必须在卡特尔局立案,卡特尔局可以对妨碍竞争的垄断机构随时采取限制措施. 雇佣工人1万以上或者周转额达5亿马克以上的企业合并必须在卡特局登记.1975年修订的《卡特尔法》进一步规定:禁止大企业在生产或者劳务等方面签订限制竞争的卡特尔协定. 一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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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占据市场三分之一,年销售额达2。
5亿马克以上者,或者5个企业以下占据市场三分之二,年销售额各达1亿马克以上者,均属“控制市场”
,严加禁止,违者罚以重金或者交法院审理.为了贯彻《卡特尔法》,联邦德国还建立了卡特尔局.卡特尔局的法定任务是:(1)
禁止企业之间达成垄断价格的卡特尔协议.(2)
禁止妨碍竞争的大企业合并.(3)
监督和禁止垄断企业作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决定.《卡特尔法》常常被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足见德国人对保护竞争的重视. 该法的实施对促进竞争无疑是有作用的,但这种作用不能估计过高.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所有. 33个工业部门平均,头十家最大公司在销售总额中的比重已从1954年的31。
1%提高到1983年的44。
2%,这说明反对限制竞争的行动并未阻止生产集中和垄断强化的趋势.
○货币主义
《联邦银行法》规定:“德意志联邦银行为了完成本身使用,必须支持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 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
联邦银行是联邦德国的中央银行,根据1957年颁布的银行法于同年8月1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法兰克福,开业资本为2。
9亿马克,全部为国家所有联邦银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在人事上,联邦银行行长,各州中央银行行长以及联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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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98
行理事会成员都由联邦总统任命,任期8年,而联邦总理任期为4年,这样可以避免因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而引起中央银行领导人的变动,从而保证联邦银行各项政策的连续性.在制定政策方面,由中央银行理事会独立地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联邦银行虽有支持政府经济政策的义务,但不受政府指示的约束,如果双方在经济政策上发生意见分歧,最终只能由联邦议院出面裁决.因此可以说,联邦银行是对联邦议院负责的.为了保证联邦银行在保卫通货上的独立权力,联邦政府在讨论涉及到货币问题的重要经济政策时,必须邀请联邦银行行长参加.联邦银行享有政府工作人员同样的权益,以确保该行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全国中央银行系统按照联邦银行法授予的权限,制订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流通和经济的资金融通,保卫通货稳定,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服务.联邦银行由于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在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基于自己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估计,较少受政府干预的影响.它掌握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控制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贴现政策,公开市场政策,存款准备金政策,外汇政策等.联邦银行主要用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控制货币供应的工具. 制定中央银行货币量指标的依据是预期的生产能力增长率,设备开工率的变动,不可避免的物价上涨率以及预期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等.联邦银行从1974年起公布中央银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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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量指标.1988年起,这一计划指标被放弃,改为采用货币量M3.另外还灵活运用了再贴现利率和银行清偿率等各种手段,调节货币需求,以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平衡.联邦银行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对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联邦德国还是世界上实行多功能银行制度最早和最好的国家之一.联邦德国的银行向社会所有行业,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公司、个人或公共部门提供存款、贷款、发行和买卖各类证券、办理贸易结算等银行服务.多功能银行不仅对私人客户提供全面的投资选择范围,而且也千方百计为机构投资家提供各种服务项目.实践证明,多功能银行制度对客户、银行和经济都有好处. 一方面,它使客户不必和许多机构打交道,免去了许多麻烦.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保有客户的存款帐户、贷款帐户、还有工资帐户、安全保管帐户等,因而十分了解客户的资金运用情况,可以对客户提出比较合适的融资和投资建议. 在联邦德国,银行的客户可以非常容易地将定期或储蓄存款转到证券投资上,或将证券转化为定期存款或储蓄存款. 由此观之,多功能银行制度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和引导资金的流向,是适合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优越的银行制度.进入八十年代后,美国、英国等国作了许多努力争取向多功能银行制度转化. 美国在努力取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划分;英国的存款银行和清算银行已经参与商人银行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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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世界银行业的这种发展趋势,联邦德国坚持这种银行制度的信心和决心更大了.联邦德国也重视银行法制建设,健全监督制度.1957年联邦德国颁布了战后第一部银行法,此后作过多次较大的修改. 该法对银行开业、银行业务,自有资本和存贷款的比率、大额贷款的限额,外汇经营以及营业报告制度实施严格的监督.这些法律条文可使银行的风险压低到最小限度,使银行业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从而也有利于经济的稳定.联邦德国的银行监督机构为“联邦信贷监督局”
,是一家独立的联邦高级机构,总部设在西柏林.该局的主要任务是依据法律监督银行机构的业务经营活动,保护银行客户的存款安全,保证银行业务正常地进行和有益于国民经济.联邦银行协助联邦信贷监督局搞好检查监督.各银行必须依法向联邦信贷监督局和联邦银行提供业务报表,联邦银行设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检查监督各家银行的具体业务经营情况,如何发现违法情况,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直到吊销违法银行的营业执照.联邦德国的银行白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对经济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此外,联邦德国还高度重视金融市场建发.联邦德国的金融市场相当发达、许多城市都设有金融市场,比较著名的有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汉堡和慕尼黑的金融市场.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不仅叹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也为本国的剩余资本提供了广阔的投资园地,满足了经济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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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类资金不同程度的需要,对经济的稳定发展十分有利.
○“社会伙伴关系”
及劳资关系的处理
西德称劳资关系为“社会伙伴关系”
,工人和雇主在许多方面实行“共同决定制”
、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共同承担责任. 战后四十年来,西德经济迅速发展,跃居为西方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强国,究其原因,是与国内劳资关系缓和,少对抗多合作,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分不开的,广大劳动群众生活安定,整个社会气氛宽松,很少发生大的社会冲突. 这方面,西德是西方国家中的一个佼佼者.联邦德国建立了企业三级组织制度,赋予职工一定权力.根据西德《企业法》规定,企业必须建立监事会、董事会、企业职工委员会三级组织,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监事会是一个对公司企业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实现“共决权”
的机构. 从1967年起监事会职工代表由原先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即雇主代表和职工代表在监事会成员中各占一半. 由此得名“平等的共同决定权”。监事会的任务是决定董事会董事长和其他成员的任免或调换,讨论并审查董事会的年终报告,审查并通过董事会提出的顶决算报告,确定企业的经营方针等.董事会由监事会任命,代表资方负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董事长即总经理或厂长受命于监事会,只对监事会负责,他们的责权是受限制的.董事会其他成员如技术、商业、财政和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没有职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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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白鹳凌云39
企业职工委员会由年满18岁具有一年以上工龄并有选举权的企业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任期三年,第三年的3月1日至5月31日为全国各公司企业的企业职工委员会改选的统一日期. 凡5人以上企业必须建立企业职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多少视企业规模大小而定.企业职工委员会成员在任职期间享受与其他职工同样待遇. 企业职工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企业为职工利益. 而制定的规章制度、劳资合同的执行情况,维护职工的工资、福利、劳动安全等权益,参与讨论雇主招工,解雇和与职工有关的一些问题.西德《企业法》规定:“企业主和企业职工委员会都应抑制企业任何派别政治活动”。公司企业是生产劳动单位,除企业职工委员会以外,不允许建立任何政党和群众团体组织.职工个人可以从属于某一个政党或组织,但他们在企业内不得建立党的支部、小组或工会组织.职工不能搞与生产劳动无关的活动,不能搞具有党派色彩的政治宣传. 在工作时间之外,他们可以从事他们愿意的活动. 因此,从狭义上讲,公司企业里没有政治活动,只有生产劳动,充满着劳动者进行生产竞争的紧张气氛.其次,联邦德国还倡导劳资对话与合作.德国雇主协会联邦联合会(简称德国雇联)
和德国工会联盟(简称德国工联)
是西德最大的两个利益集团,分别代表着全国大小企业主和职工群众的利益,是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两个最大社会伙伴.德国雇联是企业主组织或资本家组织,全国8%的企业主为其会员,总部设在科隆,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生活经费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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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的会费.德国雇联向全国各行业企业主通报经济和政治信息,提供企业经营政策的咨询和帮助,代表企业主向联邦议会、联邦政府提出建议和要求以及反映企业主利益的各种法律提案,代表企业主同德国工联进行对话和合作.德国雇联向企业主提供咨询的主要内容是:劳资公同政策、劳动权利政策、企业人事政策、“共决权”
问题决策、就业政策、社会安全政策、职工教育政策和做好公共舆论工作政策.德国工会联盟是代表西德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重建于1949年,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下辖17个分工会. 德国工联以经济斗争为主,围绕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的经济条件和地位等经济目标而不断斗争.德国工联颇有些政治影响,它可以通过两条渠道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第一个渠道是联邦议会的工会议员.第10届联邦议会(立法机构)
520名议员中,德国工联的工会议员占230名,占44。
3%.《世界报》对此评论说:“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今天的职业政治家都尽可能炫耀自己是工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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