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黄河集团董事长乔金岭突然自杀，震惊了所有的人，包括乔秋生在内。
事后回忆，整个事情并不是没有一点征兆。出事前一个星期，乔金岭特意把孙子（乔秋生的儿子）接到他那住了几个晚上。无意中，他还对乔秋生提过：“前两天心里有些不舒服。家里有过自杀的先例，我奶奶就是投井自尽的。”据说乔金岭自杀的当天早上，还曾经派人找过乔秋生，但是当时没有找到。
可是这些只言片语和“巧合”当时谁也没有把他理解成什么重要的先兆。尽管乔金岭的自杀带着很多神秘色彩，但是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乔金岭的突然离去，让黄河集团一下子失去了重心，黄河旋风股票一路走低。信心在这个时候成为人们最需要的东西。
有地方媒体报道：黄河集团再也没有了乔总和政府、银行的默契关系，工行已经停止了对黄河的贷款等等。总体而言，没有了乔金岭的强大影响和个人魅力，黄河集团四个字在人们心目中变得脆弱不堪。
黄河集团独自撑起了长葛市财政收入的半边天，解决了当地大量的就业人口，在对待黄河集团的问题上，大家的态度是很一致的，疑虑归疑虑，但是没有谁希望这个庞大的企业就此垮掉。乔秋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而成为了新的董事长，财产继承的争端和就任的异议也几乎不存在。
长葛市市委副书记李英杰亲自主持了乔金岭的追悼会，很多人士认为这至少表示黄河集团并没有失去政府的支持。李英杰说：“董事长去世后，担子自然落在秋生身上，乔秋生接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以来，管理有方，以诚待人，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市委市政府是信任的，相信乔秋生能够担当重任，大家应该支持他。”
乔秋生也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表态：“在很多方面，我暂时还比不上父亲，但黄河集团有一个团结的领导班子，由一套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一定要坚持老董事长既定的发展战略，将黄河集团的事业发展壮大！”“我请求各界领导、社会各界、董事会及4 000名员工，监督我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如果不称职，我将自动辞职，按照董事长提出的智、勇、仁、信、严的用人标准，选用贤能，带领企业发展。”
这次，全部的担子真实地落在了乔秋生一人的肩上。
当家
接任黄河集团董事长一年多来，乔秋生开始全面当家做主。
乔金岭在世的时候，曾经尝试过多元化经营，黄河集团的业务曾涉足饮料、医药、旅游等多个行业，还争取到了80公里高速公路建设的经营权。乔秋生2004年对公司的业务作了全面调整，其中比较重大的决定就是对涉足的领域“过筛子”。
首先就放弃了这80公里高速公路的经营权。当初争取经营权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困难，乔金岭不但作了这个决定，其中很多谈判和筹备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乔秋生来完成的。
乔秋生曾对媒体说：“隔行不取利，国家的宏观调控让我们更清醒，80公里，要投24个亿，继续下去很可能拖垮公司，现在退了，心里的石头算放下了一块，现在看决策是正确、及时的。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决策人头脑不冷静，肆意扩张，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2004年，乔投资2亿元于主业，在德国、印度、法国设办事处，在郑州高新区、上海浦东设立研发中心。
据乔秋生介绍，今后一段时间，该公司将做好八大工程。投资1亿元实施大吨位压机高品位金刚石项目，安装104台直径为600毫米压机，今年8月底完工；投资3 000万元扩大黑色亚金刚石、原晶细料的生产规模，12月底完工。可使现有规模扩大三倍；投资2 000万美元实施中日合资金刚石砂轮项目。1月9日已正式签署协议，一期投入5月份即可开工生产。
三、黄河实业：平稳的权杖交接(4)
这么大笔的投入和发展金刚石主业，黄河集团的前任副董对此很惊讶：“小乔比老乔步子迈得大。”但是他肯定这种突出主业的做法是正确的，“还是年轻人有开拓精神。”
一些当年跟着乔金岭打江山的老将们茶余饭后谈起乔秋生，有一点倒是统一的，那就是当年人们聊起乔金岭总是褒贬不一，会有争议；但是现在对乔秋生的好评倒是比较一致，尤其在用人方面，小乔表现了自己的眼光。①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1)
谁将接任董事长？财产继承有无纷争？“逸飞”品牌的价值如何得以延续？……陈逸飞留下的商业草图需要有人继续描画
逸飞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很可能是执着的陈逸鸣。或者，由陈凛来挂名，而实际操盘者仍是他的叔叔陈逸鸣。
一幅商业王国的草图
陈逸飞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画了一张未完成的商业草图，而且可以设想，如果他不是这么过早地离去，其内容还会无限增加。但他似乎没有想过要把它们完善起来。没有贷款，他可以用卖画的钱来补充公司现金流的不足。
“我现在做的很多视觉产业的东西，都是用我画画卖来的钱。我试图证明，我是真心爱做这些事情，而不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2005年4月20日，上海龙华殡仪馆陈逸飞遗体告别厅前的大屏幕上，反复在播一部记录陈逸飞生前工作、生活的短片，这句话以相同的间隔一遍遍进入来参加陈逸飞追悼会的上千人的耳朵。这话符合追悼会的基调—前来凭吊的人大多数是为了送别“艺术家”陈逸飞的。
但是他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他还留下了一座商业王国的雏形。
5个月前，人们在这里送走了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两个人相差21岁，都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的企业，在商业上有着相同的敏锐。不同的是，王毫不掩饰他对利润的追逐，陈逸飞至少在言语中否定了商业的最原始的动力—赚钱。
比起陈赖以起家的油画，正是电影、服装、杂志、广告等等这些商业符号，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它们的作者原来是一位艺术家。无论“挣更多的钱”是否陈的初衷，至少它应该是一个客观结果，否则他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西西弗斯—他一定不愿意。
商业草图
“我相信他还是有赚钱的期望的。”逸飞集团执行董事、陈逸飞的长子陈凛对笔者说。但他表示，这在陈逸飞肯定不是第一位的。
2000年11月，这对画家陈逸飞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他与日本伊藤忠商社、软银、法国最大的投资基金Vevendi和香港上市公司锦海捷亚签订风险投资协议，成立逸飞集团。逸飞集团注册资本是4 000万元人民币，4家投资机构向逸飞集团投入风险基金230万美元，占总股份的18.7%，其他的大部分股份则由陈逸飞持有。
逸飞集团的主力军是其1995年底创建的上海逸飞模特经纪公司以及1997年成立的上海逸飞服饰有限公司，后者有LAYEFE女装、LEYEFE男装等服饰品牌，已经在35个城市中拥有100多家连锁店。
逸飞集团成立后，旗下有八家公司，涉足服饰、影视、环境艺术、模特文化经纪、网络、平面传媒等众多产业，陈以迅速的商业行为来实践自己的“大美术观”和“大视觉观”。“我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去窥视生活中所有美的东西。”陈逸飞曾说，“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很私人的。”
这些以“逸飞”命名的企业可能显示了陈对自己的名字寄予了太多的自信。作为逸飞集团的主业，逸飞服饰公司的经营并不象早些年那样顺畅。陈逸飞的弟弟、逸飞集团总经理陈逸鸣解释说，整个服装行业都是如此，并不只是逸飞集团一家，“但是还没坏到维持不下去。”
在大视觉观的框架下，资产过亿、拥有八家公司、跨越八种行业的逸飞集团，并不是陈逸飞作为一个商人所设想的全部。2004年，逸飞集团与成都熊猫城共同投资5 000万美元筹建熊猫城—逸飞国际文化广场。据媒体报道，陈逸飞去世后，成都熊猫城方面表示，有可能暂时中止合作的商谈。
这些还不是陈逸飞商业草图上的全部，他还计划在上海浦东兴建起一个创意园区。这个园区将把国内与建筑、设计、视觉有关的企业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集聚成国内一个大型的视觉艺术产业园。这个设想的灵感可能和眼下风靡全国的各种软件园、高新技术园如出一辙。陈逸飞生前还和一些外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探讨过视觉艺术产业园的设计。不过，这一切会不会随着陈逸飞的故去而烟消云散，未来还是一个悬念。
陈逸飞生前的检讨：摊子铺得太大了
陈凛评价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能够在观念上领先一步。但是，陈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上下同欲者胜，一个企业的创始人公开宣称自己不是为了赚钱，如何激发员工的斗志？在最后几年，陈基本上只关注于电影和绘画，而他尚未建立起一个优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走科学管理的道路，”陈逸飞去世后，其弟陈逸鸣对《中国企业家》说。陈逸鸣3年前回国进入逸飞集团任总经理，“我跟人家说我是业余管理企业，是专业画家。”
无论是从商业动机还是从具体实践来看，都有理由认为，陈逸飞以一个艺术家的目光和秉性进行了一种写意式的商业，因为他骨子里是为艺术而去做的商业，更何况，他自信自己卖画能为自己的商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陈逸鸣说，陈逸飞不太理会社会上对他商业行为的评价：“赚最好，不赚我无所谓，反正我也不管银行借钱，把画画的钱投到公司里。”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2)
“我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陈凛说，“他可以用他卖画的钱来做生意，可以无限制地去支撑所有的行业。”陈逸飞以一个艺术家的姿态画了一张未完成的商业草图，而且可以设想，如果他不是这么过早地离去，其内容还会无限增加。他似乎没有想过要把它们完善起来。没有贷款，他可以用卖画的钱来补充公司现金流的不足。
“他在公司的行政会上多次检讨，自己的步子迈得太快、摊子铺得太大了。”陈逸鸣回忆说。他是一个发现者，一个梦想家。他以光的速度和急切不断地建立起需要蜗牛的速度和耐心成长的公司：“我觉得我很轻松，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等哪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想想这一辈子，想做的事都做了，也就没有遗憾了。”
现在，陈逸飞的继承者们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包括逸飞集团的员工。作为陈逸飞遗产的主要继承人之一，31岁、投行出身的陈凛希望今后的逸飞集团向投资公司的方向转变。“逸飞集团涉及的面实在太广了，我两年前就在考虑转型（向传媒、地产、投资等）的问题。”他的叔叔、54岁的陈逸鸣则认为这只是一种思路，这种转变很难。而陈氏家族企业的控制者可能从这两个人中产生。
如果是皮尔·卡丹
陈逸飞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法国的时尚大师皮尔·卡丹。皮尔·卡丹用50多年的漫长岁月打造和巩固了自己的品牌，并把其中的利润投放到相关的产业上，而陈逸飞刚刚用了8年时间来开启自己大视觉产业的梦想，却因一场夺命疾病戛然而止。
1939年，17岁的皮尔·卡丹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向巴黎前进。由于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在外省已经小有名气的裁缝只得暂时按捺住自己进入时尚之都的冲动。1965年，19岁的陈逸飞提前两年从上海美专毕业进入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为该创作室首批专业画家之一。
1945年，在一位贵妇的推荐下，皮尔·卡丹敲开了巴黎帕坎女式时装店的门。皮尔·卡丹磨练多年的手艺征服了时装店老板，他当即被留下。紧接着，他得到了为著名艺术家让·科克托的先锋派影片《美女与野兽》设计服装的机会。他的设计引起了轰动。在60年代的中国，水粉画《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使画家陈逸飞崭露头角。
在当时法国最权威的时装设计大师夏帕瑞丽的时装店工作了一段时期后，皮尔·卡丹应聘至高档服装专家迪奥的设计室工作。1947年，他在迪奥公司担任大衣和西服部的负责人，参与了轰动巴黎的“新造型”的诞生。1980年，陈逸飞在创作了《黄河颂》、《占领总统府》等一系列大型油画作品后只身赴美国自费留学，历经艰苦。1983年，陈在哈默画廊成功举办了个人画展，成为这家世界著名画廊的签约画家。
1950年，离开迪奥的皮尔·卡丹用全部积蓄买下 “帕斯科”缝纫工厂，并租了一个铺面，成立了公司。针对高级时装界顾客有限的特性，皮尔·卡丹着力使自己的产品面向众多的消费者。1954年，皮尔·卡丹的第一家时装店开业。他提出了“成衣大众化”的主张，把设计重点对准一般消费者。物美价廉让皮尔·卡丹时装大卖，令同行侧目。1993年，回国创立了逸飞工作室的陈逸飞完成了自传性质的艺术影片《海上旧梦—陈逸飞个人随想录》。这是一部部没有故事和对白、画面极具油画色彩的诗化电影。
皮尔·卡丹的“大众化”策略招致众怒，被同行逐出巴黎时装女服辛迪加。皮尔·卡丹不屈不挠，马上使男性时装成为了消费热点。1960年，皮尔·卡丹开设了专营男装、领带及束腰大衣、运动装的“亚当”时装店和“夏娃”高级女装商店。法国总统夫人及英国的温莎夫人等都为皮尔·卡丹设计的时装着迷。皮尔·卡丹说：“当我还在迪奥做设计师时，我便立下诺言：等到自己创业之后，我的服装兴许能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而同时连她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 1962年，皮尔·卡丹被请回巴黎时装女服辛迪加，并出任行会主席。皮尔·卡丹先后三次获得法国时装界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1994年，逸飞文化影视传播公司成立，开始拍摄《人约黄昏》（入选戛纳电影节特别荣誉单元）、《逃亡上海》等叫好不叫座的影片。1995年，逸飞模特文化公司和逸飞环境艺术公司成立。同年，陈成为玛勃洛艺术公司签约画家，画价飞升。1997年逸飞服饰公司成立。“先是做女装，还没做扎实又同时做男装，同样地，又开始做皮草。”陈逸鸣回忆道。
历经50余年，皮尔·卡丹设计的产品慢慢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小至珠宝、首饰、眼镜架、床单、皮革制品、假发、文具等用品，大到汽车和飞机造型。他用漫长的时间来打造和巩固自己的品牌，并把其中的利润投放到相关的产业上。在中国，成立8年的逸飞服饰公司经营变得困难。8年中，陈不断地把卖画所得投入到他的大视觉产业中。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3)
2002年4月，第一部访华的欧洲原版音乐剧《特里斯丹与绮瑟》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大获成功，其制作人是皮尔·卡丹。2005年4月，陈逸飞在拍摄《理发师》时病逝。
今天，在140多个国家与地区，每天有20万人在840多家工厂里生产着他的800多种不同的专利产品。全球以皮尔·卡丹品牌生产的商品，年利润超过12亿美元。而对陈逸飞而言，外界分析，陈逸飞身后的财富，除了当年对逸飞集团的投入为1 000万美金左右之外，他在上海、北京、南京、纽约也有个人房产，再加上售价不菲的画作，陈逸飞留下的资产可能超过1亿元人民币。
是艺术家，还是商人？
陈逸鸣和陈凛都没有把陈逸飞当作一个企业家来看。
“在父亲去世那天我想了这个问题，”陈凛说，“他留给别人的感觉，究竟是一个大艺术家还是一个商人？我希望社会认定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商人。”
陈逸飞说过，自己每年卖画可以卖到几百万美金。他的画真的是印钞机吗？“确实这样，”陈凛说，“他每年赚很多，最起码几百万美金。他有时候跟我讲，只要一画，钱就进来。其实还是画画占他时间最多。”
“为什么中国这个时候会出现陈逸飞这样的人？”陈逸鸣认为这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视觉艺术方面做大力的呼吁，实践他的大美术观、大视觉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
在追悼会现场，陈逸鸣看到了很多老百姓自发前来送别陈逸飞。“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知道陈逸飞、知道他在做什么？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陈逸鸣说，作为弟弟，他都没有想到陈逸飞的影响会这么大。“很多人拿着他的画、他的遗像一边走一边哭。至少我们活着的时候，在上海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景象。
“他做的事是自己喜欢做的，不是为了赚钱。从商业的角度，这绝对是错误的。我觉得这是我哥哥本人的思维方式，他的价值观。为社会做点事，为后辈留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尊敬的。有多少人像他这样？真正做生意的，一个铜板看得比什么都重。我哥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要从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去看他。你不能从商业上的具体运作的得失去看，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是毫无意义的。”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持类似的观点。胡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陈逸飞的《窗外》，是1995年（胡强调了这一年份）以50多万人民币拍得。之后陈逸飞曾提出要借这幅画巡展，但当时画未在国内。这是胡与陈的惟一一次接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胡葆森说，“人家就是想找一些体验。为什么总是用衡量世界500强的标准来评价？你知道人家的目的是什么？”胡葆森认为，陈是“非常了不起的艺术家”，他做的事，过程比结果重要。“为什么要这么功利地来评价？”很巧，陈逸飞曾经说过，生命的价值在于体验。
上海斯尔丽集团董事长邵联勤做服装多年，“看过几件”逸飞的衣服，认为“过得去”，市场一般，因为“时尚的东西做大不可能”。同时他表示，由于不了解逸飞集团的管理和经营，所以无法判断其好坏。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曾邀请陈逸飞参加自己举办的一次“故土情深”晚会，同时还有金庸等浙江名人。他认为陈逸飞“非常有思想、有个性”。“他肯定不完全是为了钱在做，但是做的过程肯定需要钱。他是为了把更多的美带给社会，企业做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他做得是对的，”陈凛说，“他可以像毕加索一样，只画画，什么事情都不做。他每年卖画所得的钱对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不小的数字，而且全部是现金，利滚利，不得了呀。毕竟他不是只看钱。他真的是想为社会做些贡献。他没有必要为拍电影五天五夜不睡觉，甚至他不需要去拍电影。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你花这么这么大精力值不值？他说值。每个人走的路，没有对没有错。我可能走得不一样，我是从利润、营业额来考虑。但是我希望社会上有更多人像我父亲一样。所有人都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进步。”
陈逸飞生前惯说的一句话是“性格决定命运”。著名画家陈丹青回忆陈逸飞年轻时候即有拍电影的梦想，“少年人迷一件事情，不奇怪，若是此后上了心而果然做，便是有志气。”当年陈逸飞为了创作发狠，神色“凛然”。“今天的艺术家，脸上想入非非有表情，那是欲望的表情，逸飞一代的志气清坚，我是久不看见了。”陈丹青继续渲染道：“他死在工作的当口，一条性命，凛然交给‘拍电影’。我晓得有人不服陈逸飞，那么谁也来这样子死死看！”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4)
作为一个商人，陈逸飞最终获得的是对其艺术及气质、人格的高度评价。或许，这也正是他愿意听到的。
谁来继续描画“逸飞”商业草图？
陈逸飞在大视觉概念下的商业扩张停顿下来，没有了陈逸飞的逸飞集团，陈逸飞的个人价值是否已经成功转化成品牌的价值，陈逸飞个人的无形资产如何继续保持魅力，这些都将是逸飞品牌能否存续的关键。陈逸飞留下的商业草图仍需要有人继续描画。
逸飞集团的大部分股权一直掌握在陈逸飞手中，他的长子陈凛、弟弟陈逸鸣、妹妹陈敏静也拥有少量股权。陈氏家族中，陈凛、陈逸鸣和陈敏静都参与了集团的管理。其妻宋美英曾经管理过模特公司，后退出。陈敏静在集团的历史比陈逸鸣和陈凛都长，主管财务和审计，且是多家子公司的法人代表（因陈逸飞、陈逸鸣、陈凛均是美籍，有注册限制）。但陈逸鸣一直担任集团总经理，陈凛是长子，所以此二者是逸飞集团新任董事长的最可能人选。
陈逸鸣
从4月16日的陈逸飞北京追思会到4月20日的上海追悼会，现场都有一位长相酷似陈逸飞的男人，面色沉重，举止缓慢，声音低微，不时流下泪来。他就是陈逸鸣。
出国后不到一年，陈逸飞就把弟弟接到了美国。“上半年是他的妻子，下半年就是我。”陈逸鸣当时在上海轻工业专科学校执教，境遇不佳。
在美国，像在国内一样，弟弟再次受到哥哥的细心照顾。受陈逸飞影响，陈逸鸣亦习画多年。经过努力，他的画作也在著名画廊里（紧挨着陈逸飞的签约商哈默画廊）占有一席之地，“卖得不错”。1990年，哈默画廊向陈逸鸣建议举办兄弟联展。陈逸鸣向哥哥转达后，陈逸飞说“好啊”。其时陈逸飞已经名闻遐迩。“我相信即使是兄弟，也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陈逸鸣回忆说。
1992年陈逸飞回国，接连创办公司。随着公司业务增多，陈多次叫弟弟回来帮忙。陈逸鸣已在纽约定居，起初觉得一个人回国对不起家庭，因此一直拖着。直到2002年4月，他才决定回国帮助哥哥。陈逸鸣是与画廊签约的职业画家，不用上班，“在哪儿画都一样”，而且，他也喜欢上海。他的决定得到了妻子的理解。
“实际上我是越陷越深，”陈逸鸣形容进入逸飞集团后的处境说，“一脚踏上去拔不出来了。公司的日常事务都由我来做。”
尽管与哥哥一样是个画家，但陈逸鸣还是开始学着管理一个企业。最初，他的名片上没有职务，造成外出工作的不便。而实际上，他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职权”。他问陈逸飞，可不可以把这个名称写到名片上，后者说没问题。
与姐姐、侄子一样，陈逸鸣得到服饰公司陈逸飞名下的10%的股份。
3年来，陈逸鸣回美国探亲的机票都没有在公司报销。“我哥哥的就是我的。”陈逸飞多次对人讲述弟弟对他的感情。陈逸鸣在国内出差，陈逸飞每次都要叮嘱秘书给弟弟订头等舱。
陈逸鸣用在服饰公司上的精力最多，因为这个公司越来越难做，赢利不断减少。
谈到集团在陈逸飞去后的发展方向，尽管表示需要家族成员坐下来讨论，陈逸鸣还是表现出了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陈凛，他多以“不了解”、“不知道”回应，对于陈凛关于逸飞集团的未来发展的想法，这个和蔼的画家总经理有些激动。言谈中，陈逸鸣显示出与集团的不可割舍，显然，这与3年前他初来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尽管他一再说“我留不留在逸飞集团无所谓，我靠画画就能过得很好”，但是可以看出，他对领导逸飞集团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如此表白也许是在担心人们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猜疑。对于陈凛“董事长只是空的”及“做生意可以不用一分钱”的说法，陈逸鸣报之一笑。
陈凛
身为长子，这个33岁青年人身上有着几分父亲身上的儒雅。他似乎已经从丧父的悲痛中解脱出来，采访中的神情不象追悼会上那般凝重。
1999年底，读完初中即去美国上学、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CarnegieMellon）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陈凛被互联网经济的热潮推回中国。其时，这个年轻人已经在瑞士银行做了三年投资业务。
陈凛所做的网站（陈逸飞是股东之一）2000年1月开张，到2000年6月解散。“我把股东的钱退还，开始帮父亲做融资。”陈凛说，是他说服了父亲接受风险投资。之后，陈凛对父亲说，他可以证明给父亲看，即使不用一分钱，也可以做成事。当时分众传媒的合伙人江南春找到陈凛，希望他加入。陈凛叫自己的夫人去做。“当时江南春只做广告，不懂去签楼。”结果，陈的夫人把“上海所有的大楼都搞定”，也因此成为分众的创始人和股东。江南春认可这种说法。陈凛说，进入分众传媒的软银也是自己的夫人在电梯里碰到的，而江南春的说法是江本人在卫生间里碰到。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5)
江南春说，自己是在4、5年前陈凛举办的一个PARTY上认识陈的，陈经常举办这种以商务交流为主的PARTY。江认为陈凛非常有创意，对传媒、时尚产业执着。
近几年，陈凛一直在做自己的投资和媒体。“公司也不一定要放在逸飞的名义下面，只要是我个人参与，把它做起来就可以了。”对此，陈逸鸣表示不知道。
陈凛坚持“董事长谁当都不重要”，“只要我控制股份就可以”。接着又说“谁占大股也没问题，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陈凛说逸飞集团的子公司股东大多是以个人方式进入，集团的持股变化不会影响到子公司的运作。来自陈逸鸣的说法是，逸飞集团除了服饰公司由多家股东构成，其他子公司基本都是陈逸飞出资建立的。
陈凛表示，服饰公司可能会由叔叔或者姑姑来做，而媒体方面，“我觉得可能换了任何人来做可能不会做得特别好，我会继续跟进。”“我们是一个大家庭，谁合适做就由谁来做，没有问题。”
陈凛说，他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需要投什么钱，因为“国外有大笔钱可以给你用。中国做生意难在没有资源或人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钱有一大堆的，只是大家不知道投什么、找谁。钱是次要的，项目和关系是主要的。”因此，他做的事情“不需要集团的一分钱”。
热衷于媒体与投资的陈凛看上去对逸飞集团本来的业务兴趣不大。他被自己的投资理想鼓吹着，似乎已不大可能在传统产业上停留。他的想法是：做一个“盘子”，引进资金和管理层，这样就不会再像父亲一样累。陈逸鸣说，服饰公司也曾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效果不好。
由此看来，逸飞集团的新任董事长很可能是执着的陈逸鸣。或者，由陈凛来挂名，而实际操盘者仍是他的叔叔。
访谈
“逸飞”悬疑--专访陈凛、陈逸鸣
“两年前我就在考虑转型”
—陈凛访谈
关于转型
笔者：你初进逸飞集团，以你对商业的理解，公司与你想象中的有差别吗？
陈凛：我一直觉得，我父亲是个大方向抓得很紧的人，灵感不断，每件事都超前一步。比如服装，以前人们穿得很难看，他说我进来做价钱适中、设计讲究的。他做模特、环境艺术包括现在的房地产项目都是，把艺术和文化产业相结合，都非常领先。这是一个很好的前提。因为我是做投资的，所以会想把我父亲的概念和其他元素更多地结合。逸飞集团涉及的面实在太广了，单独来做会觉得累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都是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要想把每个领域都做大做强就要强强联手，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
笔者：做大做强，你父亲生前有这样的想法吗？
陈凛：说老实话，录像里的那段话，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都以为他做生意赚了很多很多钱，或者以为他只为了赚钱才做生意。（实际上）他做很多事情都是做一个概念。他是个画家，不再做任何事情日子都过得很开心了，每年有几百万美金的收入。他只不过想证明一点，中国有这么多行业都是空白的，他能做的，别人也都能做。他想把这些行业做好，树立个模范，框架，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样每个行业才能成长起来。光是靠我们一家，能做大到什么程度？现在他去世了，我们要想哪些方面可以做大，哪些东西需要调整，哪些要跟别人联合。
笔者：你觉得你父亲有一个商人必备的素质吗？
陈凛：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把一个企业做起来需要两种人，创业者和管理者。他不一定是一个管理者，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他又是一个艺术家。你也看到很多创业者创业一段时间就离去了，把管理者引进来继续做下去。他后期也是这么想的，公司的业务也基本上不管了，只盯住画画和电影。
笔者：软银、伊藤忠等注资逸飞集团是你做的吗？
陈凛：全部是我做的。关于逸飞集团的融资、金融、对外发展、投资都是我做的。我一直在瑞士银行做投资业务。2000年我回来，父亲想把家族企业做大做强，做一些具体的改制，不希望集团一直是一个家族企业的角色。我们就吸引了一些投资商，把软银，伊藤忠，法国的威望迪等等都请进来。我记得那时候公司经营得还是挺好的，想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把公司扩大。
笔者：这个过程中，你父亲的想法跟你有冲突吗？
陈凛：当时服装公司做了两三年了，再做下去肯定很累，我建议父亲引进风险投资。我跟他讲，家族性企业会做得很累，你也在画画，还想拍电影，最好是能把担子卸下来一些，让别人进来帮我们一起做。我说，一百块钱的百分之百跟一个亿的百分之一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做大。股份的稀释是难免的，但是一个盘子做大后，你占到1～2%已经不得了了。我父亲相对比较传统，我慢慢慢慢跟他讲，把他的思路改过来。这有一个过程。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6)
我的做法更倾向于做一个盘子，让风险基金、兼并基金、私募基金进来，让管理层进来，给他一些股份，让他去做就好了。实际上，很多事情做起来是一分钱都不需要的。我父亲在全国有这么的资源，朋友遍布各行各业，这些人也都想做很多事情。而民营企业家懂英文的很少，懂国际资本运作的人更少，他们往往是单打独斗，靠自己在做。国际上的资本又对国内又不了解。我们逸飞公司是一个桥梁，我们可以把国外的资本带进来，把国内的带出去，联结所有的人做生意。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找到一个平台，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东西都搭上去就好了。
我父亲是从做实业的角度考虑，我是从投资的角度。这是有根本上的不一样的。
笔者：以后逸飞集团的方向应该是朝你这个方向走？
陈凛：对，我觉得是应该慢慢朝我这个方向走。
笔者：现在服装还是逸飞集团的主业吗？
陈凛：目前来说仍然是。两年前我就在看转型这个事情。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三个房地产项目在同时启动，也有媒体方面的投资和运作。我们参与有时是以公司名义，有时以个人名义去做，总体是为公司争光吧。
笔者：公司有亏损的部门吗？
陈凛：基本都是赢利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笔者：这些产业部门，有你不感兴趣的部分吗？有可能削减吗？
陈凛：我还要跟我叔叔谈一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媒体产业，无论是平面、电视还是手机媒体。我觉得逸飞集团还有其他的影响力，比如在艺术产业方面，我们一直在考虑怎么进入。国外很大的艺术类媒体或者画廊、拍卖行都在跟我们联系，我们还一直没有开发过。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想做。我还会按照他的意思做下去。其他产业可能要做相对的调整。我觉得我父亲留下的最多的是文化和精神上的遗产，领先和敏锐的思路。（逸飞集团）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我更多是从投资、强强联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盘子。
父亲的夫人对模特公司感兴趣，可以由她去管。我叔叔对服装很专业。我本身对投资和媒体感兴趣，我做的事情不需要集团的一分钱。
笔者：你对媒体的设想是怎样的？
陈凛：我对所有能赢利的媒体都非常感兴趣—电影、电台、报纸、杂志、数字媒体、手机媒体，等等。可以以各种形式进入，个人形式，公司形式，成立兼并基金。形式无所谓，而且不一定要放在逸飞的名义下面，只要是我个人参与，把它做起来就可以了。中国的媒体还在成长之中。我们正在策划几个大的数字媒体的项目。
关于继承
笔者：你父亲生前跟你谈过想让你继承他的事业吗？
陈凛：没有。他跟我讲，我惟一留给你的是很好的教育，很好的人脉关系，很好的品牌，但后面的路你怎么走你自己选择—你可以做我做的东西，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
笔者：你父亲的遗产继承有安排吗？
陈凛：我父亲没有留下遗嘱。继承人是我和父亲的夫人小宋（陈逸飞的夫人宋美英）还有天天（陈逸飞幼子，5岁）。股份对我并不重要，他们可以都把股份拿去，我是一个有能力生产更多的人。
笔者：宋女士的态度？
陈凛：我还没跟她讨论过。我是抱着谦让的态度的。我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义务照顾好我父亲的儿子，他以前的妻子。在股份分配方面，我不是特别在意，我可以多给他们一些，没有什么问题。绝对不会发生争执。说老实话，最后我情愿什么都不要也不会有问题—父亲的名声是最主要的，如果万一发生这种事情，等于毁了他的一生，我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朋友，会背一辈子包袱，一辈子都会悔恨。
笔者：董事长的人选可能怎么产生？
陈凛：我们还在调整，还没有谈。我觉得董事长是空的，谁做都无所谓，只要我控制股份就可以了。谁占大股也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把事情做好。一个公司要是大，有一点股份就很好了。全部是你的，做亏本了，要这么多股份有什么用呢？
笔者：你担任的可能性大吗？
陈凛：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谁做都没有问题。我还会做我的投资，逸飞集团还会做它的投资，每个盘子都是单独的。逸飞集团很多子公司都是以个人名义进入的，集团更多是一个壳子、一个灵魂，谁占总公司多少股份并没有意义。
笔者：如果你不要任何股份，如何控制公司？
陈凛：没有问题。我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需要投什么钱，国外有大笔钱可以给你用，全部是资源。中国做生意难在没有资源或人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钱有一大堆的，只是大家不知道投什么、找谁。钱是次要的，项目和关系是主要的。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7)
“公司要继承他一贯的风格”
—陈逸鸣访谈
笔者：逸飞集团涉足这么多产业，都有回报吗？
陈逸鸣：有的有回报，有的是没有的。有的以前有，现在更难做了，比如服装公司。这是做得最累的一个部门。现在大的环境都难做，不只是我们一家。不是坏到维持不下去，要是没有回报就不可能维持。
笔者：陈先生去后，集团的发展方向是怎么确定的？
陈逸鸣：从产品理念等各个方面要继承他一贯的风格。整个家族要坐下来商量一下，包括他的太太、他的儿子、我和我姐姐。我现在还没办法告诉你今后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讲，在近几年，实际上我们家族成员已经参与了公司的运营，在交接上不会有问题。不会说办不下去，只是说怎么办下去。当然要是我哥哥在，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是肯定的，大的决策会给我们拿。现在公司蛮稳定的，还是要走科学管理的道路。目前我们没有什么扩张的计划。要踏踏实实，开源节流，让公司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笔者：你对商业有兴趣吗？
陈逸鸣：我不是学商业的，是学美术的。我跟人家说，我是业余管理企业，是专业画家。但是现实逼着我要学么。兴趣这个事情怎么讲？画画是我的兴趣。
笔者：画画和管理哪个时间更多些？
陈逸鸣：我是见缝插针，公司忙就在公司多待一会儿，没事了就去画画。我画画一般是在晚上，周末能够集中心思画画。
笔者：你主要负责服装业务吗？
陈逸鸣：不单单是服装，公司所有的人事工作、方方面面都是我在打理，重点是在服装。除了杂志和媒体，都是我管。
笔者：陈凛觉得逸飞集团应该朝投资公司的方向转化，你怎么看？
陈逸鸣：公司也不可能一下子转到投资上。搞金融是他的一个思路，我还是一句话，还要家族成员商量以后决定方向。我觉得各个公司的业务还在正常开展，有的还做得蛮好。你要整个公司朝这个方向走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有的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比如杉杉，到后来真正做得最大的可能不再是服装。这要看它的基础。也并不是说不要调整，要慢慢来，不能把基础一下子扔掉。当然我们还会沟通。
笔者：董事长的人选会怎么产生？
陈逸鸣：原来的董事长是我哥哥，现在要家族成员坐下来决定。可能的人选，目前来说，肯定是从家族成员中产生。我们还没有谈。在治丧期间，我跟他们说暂时避开这个问题。现在我是总经理，还要暂时在这个岗位上把公司的事务负责起来。
笔者：陈逸飞生前表示过让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吗？
陈逸鸣：我哥哥没有留下遗嘱，生前也没有过将事业交给儿子继承的表示，没跟我谈过。
笔者：如果让你在管理企业和画画之间两选一，你会选择什么？
陈逸鸣：我想我会掌握好平衡的。我不会像我哥哥那么累。我有时很恨他：不听劝说。他的病不是一下子得的，早就有，说他不听。我会一边画画，一边从商，会掌握好平衡。
笔者：平常跟陈凛交流吗？
陈逸鸣：没有。
笔者：陈凛给人的感觉很有朝气，有想法，但是可能对困难估计不足。谈一谈你对他的看法。
陈逸鸣：你们经常和企业家打交道，在这方面可能比我们更专业，你们可以分析一下。他现在做的事我不知道。他来得比我早，大学毕业以后在纽约工作几年，然后回国。他可能给他父亲出过一些主意，有的行，有的可能就不行。比如他先做网络公司，没有成功。这当然是大环境所致。他年轻，有想法，有冲动，但是还需要学习，公司的事还是要家族成员坐下来商量。
笔者：遗产的分配会不会发生争执？
陈逸鸣：这就要看他们俩（陈凛和宋美英）处理的艺术了。如果都谦让一点，我相信是不会有太大的冲突的。
陈逸飞生平
陈逸飞（1946年～2005年）
生于宁波，浙江镇海人，196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世纪60、70年代创作了《黄河颂》、《占领总统府》、《踱步》等知名的优秀油画作品。1980年赴美国留学。
1992年，陈逸飞（已入美国籍）回国创业，成立逸飞工作室，开始拍摄电影《海上旧梦》。
1994年，逸飞文化影视传播公司成立，开始拍摄《人约黄昏》、《逃亡上海》等影片。
1995年，逸飞模特文化公司和逸飞环境艺术公司成立。
1997年逸飞服饰公司成立。
2001年，陈逸飞担任总策划的国内最厚的（400页）时尚杂志《青年视觉》问世。
四、逸飞集团：一幅未竟的商业草图(8)
2005年4月，陈在拍摄《理发师》时病逝。
说明：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上述画品拍卖价格合计3 202.4万元。有人估计1991年到1998年间，陈逸飞仅33幅拍卖成交作品的价值就已接近4，000万元人民币。不过绝大部分画都已经和陈逸飞无关，仅在与哈默画廊签约的12年当中，他就一共售出500多幅画。
第三章 接班
一、自然继承(1)
比起突发式的灾难继承来，父亲退休、子女接班的“自然”继承在中国式继承中占了绝大部分。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子承父业（子不仅继承股权而且继承决策权）。尽管大多数企业家一再宣称对于企业管理权的继承惟才是举，并不一定选用自己的子女，但从已经发生的案例来看，不选择子女作为接班人的企业家仍是非常罕见。
（一）反例：黄河集团历险记
对于曾一度遭人诟病的企业家族内继承，经济学家钟朋荣分析说，正因为子能够承父业，才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人拼命去创造财富，很多企业家都愿意自己的后代所有权和管理权双继承是在情理之中。钟朋荣怀疑有人指责“子承父业”是出于嫉妒心理。同时，中国目前的市场环境较差，把企业（即使只是管理权）交到陌生人手中可能导致对企业的伤害。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王雁元险将集团创始人杨纪强逐出黄河集团的案例让众多企业家谈之色变。
1997年，王雁元进入黄河集团，负责公司的上市及宣传工作。在此之前，王雁元是中国乡镇企业报驻甘肃记者站站长，因为给黄河集团老总杨纪强成功策划了“企业机制、企业发展与地方经济腾飞研讨会”而被杨纪强看中，邀其加盟黄河集团。在股份公司的上市过程中，王雁元负责全盘策划，并且组建了首届董事会，11名成员中杨纪强为董事长，来自股东单位的有3名董事，其余8名董事均为非股东代表，并有两名独立董事。王雁元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雁元在公司上市一役中功不可没，杨对她的回报亦属不菲，王的妹妹尽管不是股东，杨纪强还是让她成为了监事会的监事。
而王雁元的野心甚大，在进入黄河集团之后，就开始秘密筹建自己的家族势力，利用上市公司为自己的家族企业谋求利益。1997年，在王雁元出任黄河集团领导职务一个月后，华夏明珠科贸有限公司在北京成立，其法人代表孟祥魁为王雁元之子。1998年，王雁元向杨纪强批得上市开办费1 000万元，汇入华夏明珠科贸公司。1999年6月，兰州黄河股票主承销商以财务顾问费名义先后向华夏明珠科贸公司账户汇入资金292万元。
1999年5月，兰州黄河股份有限公司公开招股，6月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兰州黄河企业集团公司持有法人股4000万股，占上市公司40 .73%的控股权。兰州黄河集团是由杨纪强带着四个儿子创建的（杨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兰州黄河啤酒厂的创始人）。杨纪强及其四子分别担任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分公司经理等职。这是一个家族公司改制上市的典型，大股东和上市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99年7月，兰州黄河股份公司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兰州黄河集团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中的1 980万股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北京荣园祥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每股1.2元，而当时兰州黄河的每股净资产为5 .05元。大股东转让股权的速度之快、价格之低，令人疑窦丛生。
原来，北京荣园祥科技有限公司系王雁元一手所为。1999年7月22日，就在上面的股权转让公告当天，北京荣园祥公司刚刚注册成立，出资人为王雁元的父母亲，法人代表还是王雁元的儿子孟祥魁。关于股权转让，杨纪强称自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个没有看清内容的文件上签的字，转让协议是采用抽页换页的方式伪造的假合同。而公司的独立董事则称集团公司不仅知晓此事，而且是主动要求转让股权的—因为黄河集团效益太差，所属子公司全面亏损，集团外债7亿多元，银行整天讨债、税务整天要税。把黄河集团对上市公司的部分股权转移到外地，可以避免银行强行收贷，可以更好地逃债。
1999年10月下旬以后，两个家族势力的矛盾更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当年11月6日，兰州黄河股份公司在兰州和北京同时召开董事会会议，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无先例—董事长杨纪强召集的董事会在兰州召开，只有3名董事，缺席董事过半数，会议开成了情况通报会。而王雁元召集的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到会董事超过2／3，但是董事长未到会。北京的会议开到一半，王雁元和一位公司副总就被兰州警方依法拘留。原来早在9月，黄河集团就已向警方报案，指控王雁元利用职权，非法转让黄河股权。
1999年12月，在部分股东和监事会召集下，兰州黄河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修改公司章程，免去第三届全部董事和监事，选举第四届董事和监事，杨纪强任董事长，杨世江（杨纪强的二儿子）任副董事长。解聘公司原全部高管人员，由杨世江任总经理，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在新组成的董事会中，上届11名董事只有3名留任，非出资人董事比例大大减少，独立董事自然也消失了。董事中有杨家父子三人，其中父子二人囊括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尽管杨纪强表示黄河集团的大门不会因此而对职业经理人关闭，但上述一系列举动已显现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可以看出，杨纪强对公司治理机制的看法发生了极大转变，从启用能人、设立独立董事，重新回到了信任、重用家族成员的轨道上。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给黄河集团带来巨大损失。2001年，上市公司兰州黄河巨亏1.53亿元，黄河集团的状况则更糟，当年总资产为12.71亿元，净资产3.81亿元，资产负债率70.05%，实现销售收入2.88亿元，但由于受《企业会计准则》八项计提政策及上市公司巨额亏损等因素的影响，当年亏损2.07亿元。对黄河集团曾经发生的这一变故，已经接任父职的红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海江谈了自己的看法：“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趋势虽然不可逆转，但职业经理人素质等方面的诸多不完善牵制着民营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不少企业吃过亏，这使民营企业更加不敢让‘外人’过深地涉入企业管理以及决策。”
一、自然继承(2)
2005年2月1日，宗申动力（(001696）披露的2004年年报显示，1982年9月出生的左颖（宗申动力董事长左宗申的女儿）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这是家族企业子承父业（双继承）的又一例证。“中国的家族制度还会延续很久。我个人估计50年不变吧。”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
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子承父业的结果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宁波方太集团、萧山万象集团、重庆力帆集团等企业的实践为中国式继承作出了很好的示范。
（二）尹明善：家族企业的管理应该50年不变
一朝被蛇咬
兰州黄河集团险些易主的前车之鉴让众多企业家感到了惊恐。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下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虽然其中不乏经不起推敲的积聚），而一着走错，极有可能前功尽弃，数十年努力的成果拱手让与他人。尽管这种情况尚未出现，但对此的担心使他们将寻求继承者的视线投向家族内成员—比起落入他人之手来，即使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况且此种说法并非放之四海皆准）也不在话下。
在中国众多的家族企业创始人中，尹明善是大张旗鼓宣扬家族继承的企业家之一。“我从不唱高调说我一个家里人都不用。”尹明善将自己的用人策略定义为“贤亲并举”：为了稳定面任人惟亲，为了发展而任人唯贤。“这种做法最符合中国的实际。”尹明善总结道。
尹明善原是一个二渠道书商，是重庆最早的民营书商之一。从几乎一无所有到成为“内地百富榜”上的人物，尹明善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我50多岁才开始创业，这个年龄在美国别说创业，找工作估计连保安都当不上。所以像我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能有今天，是‘七分社会赐予，三分个人打拼’。”最初创业的艰难让他不能不对自己的企业传承慎之又慎。
尹明善生于1938年，为了谋生，12岁的时候就当上了货担郎，向一位好心人借了5角钱，徒步到城里购买缝衣针，然后再徒步到乡下去叫卖。尹明善说，正是这针头线脑的小生意教会了他现金的合理调度和使用。尹的生意模式是：在乡下把针卖掉，再用赚到的钱到重庆进货，这个过程中，现金是从乡下流动到城里的。与尹明善相识的一个卖鸡蛋的小伙子和尹赚钱的路数正好相反—他先用钱在乡下收购鸡蛋，然后再运到重庆卖掉，在他那里，现金是从城里流动到乡下的。这时候，尹明善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融资：“我和那个小伙子商量，把两人的钱合到一起，我把卖针的钱交给他，他可以多收购一些鸡蛋，到重庆以后呢，他卖掉鸡蛋再把钱交给我（做本钱），我就可以多进些针头线脑。就这样，我们两人搭伙做了一年多生意，我赚到了对我来讲可谓天文数字的几十元钱。”
有了学费的尹明善只身一人到重庆求学，考上了公立中学。这个自小就有生意人头脑的学生对知识如饥似渴，学业长进迅速，高一上半学期便自修完了高中阶段所有数学课程，又在下半学期学完了大学数学专业的课程，高二时候甚至解答出了当时数学界的一些难题。好景不长，1958年春天，正在读高三的尹明善在“反右”复查运动中，被揭发出有右派言论，后果是被赶出学校。1961年，23岁的尹明善被发配到塑料厂“监督劳动”。
命运的急转直下并未让尹明善一蹶不振。尹明善说自己在工厂里有两大怪：学什么都特别快—当时学车工一般要三年出师，尹明善只要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就可以带徒弟。原来，工人下班休息的时候，尹明善却在苦读有关车工的书籍；再有，尹明善的工作效率特别高—别人给鞋修毛边一天最多30双，尹明善却能修150双，因为他在工作前先花时间设计和改造工具，工具改进了，速度自然有保障。
落实政策后，尹明善被重庆电视大学聘为英语教师，接着成为教研组组长、出版社编辑。当时重庆外办下属一家涉外公司出现亏损，尹明善受命于危难之际，仅用一年时间即使企业扭亏为盈。然而他图谋远大，并未留恋自己的位置，辞职自创大业。1985年底，尹明善创办了重庆教育书社，编辑发行《中学生一角钱丛书》，销量突破一千万册，每本净利润一分钱。
1992年，尹明善再出惊人之举，宣布退出“已经见底”的书商行当，在重庆组建“轰达发动机研究所”。20万元资金，9个人，租来的不到40平米的生产场地，尹明善说：我们要做发动机。没有几个人看好尹明善的前途。
嘉陵和建设摩托本部都在重庆，带动了一大批生产销售摩托车及配件的民营企业（人称“摩帮”）。一位经营着一家校办摩托车厂的“摩帮”朋友告诉尹明善，他每个月需要的几百台发动机都要到河南去买，价格很高而质量很差，而本地的嘉陵、建设又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其它小厂。尹明善的“轰达发动机研究所”就是来自于这次谈话。
一、自然继承(3)
规模庞大但是体制不活的建设集团虽然能生产足够的配件，但是不能充分提供发动机的总成以满足市场需要。像那些最初创业的企业家们一样，求生的本能让尹明善紧紧抓住了天赐良机：把建设集团维修部的发动机主要配件买过来，由“轰达发动机研究所”装配为发动机总成再卖出去，成本1 400元，市场价格较成本高出近600元。当建设集团察觉到有人在自己眼皮底下扩张势力从而下令一个零件也不许卖给尹明善的公司时，日后的力帆已经长大了。
1994年，尹明善有了500多万资金，狠了狠心拿出来50万元搞开发。三个月后，居然大功告成，全中国独一无二的100毫升四冲程发动机终于成了重庆力帆的专利。这消息刚一传出，浙江省钱江集团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包销力帆的发动机产品：1995年你们一台都不准卖给别人，我保证买你们8万台。
1994年力帆总共生产发动机2万台，一听8万这个数字，“差点昏了过去”（尹明善语）。但那一年力帆实实在在做出了8万台发动机给钱江，每一台赚200元，这个品种共赚了1 600万。“尝到甜头以后，在这一年我们又投入100万元，差不多花了五六个月，搞出了100毫升的电启动发动机。当年投放市场，从9月到12月，共销售6万台，又赚了1 500万元。这一年是我们突飞猛进的一年，我们搞出了两个‘全国没有’，一下子就用500万搏回了3 100万—常常午夜梦回，忍不住会感到不太真实。”
6年后，力帆的综合经济效益已经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第二，2000年产销摩托车发动机150万台，为世界第一，出口创汇5 200万美元，销售收入26亿元。尹明善也自此连续进入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内地百富榜。
50多岁开始创业，其间艰辛一言难尽。尹明善之所以日后成为坚定的家族企业的拥护与实践者，与创业初期的一次遭遇有关。
1994年，尹明善的“轰达发动机研究所”正在按着尹的设计蒸蒸日上，尹最欣赏和信任的一个徒弟却提出要离开。尹明善想不通徒弟为什么要走，但很快他就知道了让他心寒的答案。那位徒弟临走时对尹明善说，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如果尹想要回去，要付给他100万元。尹明善对徒弟说：“你要的钱我早已经付给了你。你现在没了钱又提起来，可见是早就有准备，复印了一份。”协商未果之下，尹尽管心痛如绞，但又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把自己的创业伙伴告上了法庭。漫长的官司整整打了五年才算完结，尹明善为此付出的金钱、时间自不待言，而这一事件带给尹明善的精神打击尤为惨重。
“让一个外人掌握你企业的技术核心机密，很危险，他完全可以随时拿走，造成企业不稳定。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商业机密拿出去是正常的，不拿出去反而不正常。如果中国的法律对商业机密保护得特别严格，谁敢（像徒弟那么做）？澳大利亚的法律我看过，一个人离开单位，5年之内不能从事同样的工种，否则可以马上起诉你。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正因此，我就不敢把机密交给外人。我只有靠家族才能稳定，家人背叛的可能性小，稳定的成本就低。家族成员是不动产和最可靠的资源。” 这是尹明善一朝被蛇咬后得出的深刻教训。 尹明善认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成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尊重老板的利益，而且一天到晚想出去当老板。” 最让尹明善受不了的是“微软的出去以后骂微软，创维的出去骂创维”，尤其是职业经理人拎着商业机密跑到另一公司上任之类的事“对企业家是个悲哀，对中国企业发展也是一个悲哀—他们（中国职业经理）这样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让整个中国的企业长不大。你想，当你是老板之后，底下的人那么搞你一手，怎么做大？”
所以，“摒弃家族企业还为时过早。”“无论从经营机制还是管理方式，家族企业在中国现阶段的存在都是可能和必要的。如果把眼界放开，你会发现家族企业的存在是普遍的，比如日本的松下集团，泰国的正大集团，美国的杜邦，不都是家族企业吗？中国的家族企业制度还会延续50年，应该保持50年不变。为了企业的发展，力帆必须由我本人或我的家人来管理企业。”
如何管理家族企业：老子看管儿子
然而尹明善也认识到家族企业的弊端。“家族企业并不是最好，而是没有办法的一种选择。如果你只不过是开个小饭馆，没有这问题。”
尹明善的家族成员在核心层不到5%，总裁、副总裁大概有十多个人，尹家成员有两个。95%以上是与他非亲非故的人。负责财务的总裁和副总裁是非家庭成员，但财务总监是他太太。对于有人指责他是“夫妻店”，尹明善说：“夫妻店，对，我一点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样挺好，要不然一张支票划走了，你就打官司吧。我还忠告中国的企业界，先把自己的钱捂紧一点。你们别那么傻，摒弃家族制，早着呢，除了我们的苦苦拼打之外，我们真的需要好的法律和好的道德。”
一、自然继承(4)
但是，家族内的人才毕竟有限，而且你并不能保证家族成员在创业有成时不生惰性。“为了稳定，你就会走向极端，认为‘忠诚’比‘才能’更要紧，如果再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无才’比‘人才’更可贵了。这导致了许多家族企业人才匮乏、用人不公、企业内部没有好环境，最终丧失企业竞争力和人心。”
所以，尹明善的用人方法是，喉舌部门由家族人员控制，比如财务，而对待其他岗位的人，则“八分人才，九分使用，十分待遇”—这会让人才觉得留下来比走掉要好得多。另外，尹明善在企业里严格执行以下律条：待人宽、责己严，对自家人更严。“比如待遇，同样的工种，我的家人拿钱少，外人拿得多。因为我跟他们（家族成员）讲清楚了：你的饭碗可靠，少拿一点没问题，他们的饭碗不一定可靠，虽然他拿得很高。如他有什么不忠诚就炒他鱿鱼。家里人没法炒，比如我儿子，只能调离岗位，不可能不让他做我儿子。我尽量说服我的家族成员尊重非家族的成员，让他们掌大权。”
尹明善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尹喜地现任力帆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女儿在英国读书。尽管尹喜地对经营企业没有尹明善那么浓厚的兴趣，但按尹明善的说法，“我是中国人，也逃不了中国人的那些传统观念—把家产传给子女。”
家族成员并不是永远可靠的，尽管比起非家族成员来，他们背叛的可能性要小。对于处于要害部门的家族成员，如何才能使他们按照企业制度办事呢？也就是说，尹明善有什么样的监督机制来制约家族成员在企业里的行为呢？
“为了防止企业财务黑洞，就得设一块保险窗，这块基本的东西不能动。把财务像潜水艇一样改成许多窗，不能让每个部门都受到侵害。或者划一块出来给他，这是你的，随你怎么弄。”尹明善表示，对自己的儿子尹喜地，他也已经这样做了：“我儿子用钱也需要有严格的度。我一再和家里人说，谁用钱用到动了企业筋骨，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就像你多摘枝花可以，多摘个果子也可以，但你绝对不能伤它的树干和树根。”
尹明善认为，在企业内部也应该有主要监督亲属的机制，比如弟兄俩之间的平衡。而尹明善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妹妹不能够监督哥哥。这种情况下，“我太太、侄子、侄女婿都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最后还是我自己在监督和管理，所以英雄创造时势，最后还是靠英雄解决，什么样的先进制度到最后还要靠人。”
尹明善承认自己是企业的精神领袖：“他们对我有很大的依赖，所以我的决策争取不出错，说话要特别留心。好在我的大错误很少，小错误难免。能做到今天是能先知先觉。人家三年五年才能认识到的事情我们早就想到了。在1992年时我就谈创新，那时还没几个人说这个词，我们已经拼命干了。我今天能长这么大就是我开发了许多新产品。”
这种处境显示出尹明善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健全有效的监督制度—这也是所有家族企业需要考虑的问题：企业创始人不能永存，如何让企业更长久地延续发展？
下面的案例可能会给你带来启发。
（三）茅氏父子：淡化家族制
浙江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交班给儿子茅忠群被人们称为中国民企交接班的范例：有计划有步骤，平稳，健康。茅理翔在创业和企业交接班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茅理翔自述创业史
背景：自计划经济时代起，茅理翔就开始在企业工作，做了10年会计、10推销员。之后，茅理翔开始承包慈溪无线电九厂，做了16年乡镇企业的厂长，后来给自己的企业起名叫“飞翔”。企业从小到大，遍历艰辛，茅理翔称那时的自己为“五子”之族：跳上火车像公子，跳下火车像兔子，到了对方单位像孙子，回来路上像驼子，报起账来像呆子。那时的火车跟闷罐子差不多，每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一上火车就得脱掉外套，只留一件衬衫，这样还热得不行，还得使劲摇扇子，看起来活脱脱一个公子哥儿。等到了目的地，就真的要动如脱兔了，要立即跳下火车去找旅馆。
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供应奇缺，其中也包括旅馆业，常常是去国营旅馆一问，回答总是没有床位，再到次一级旅馆问，还是没有。好在那时的理发馆白天用来给人理发，晚上就用来当作旅馆用，这样才使经常出差的茅理翔没有经常露宿街头。到了对方单位，就要低声下气地求人家。
有一次对方单位一位领导不知怎么气不顺，一看茅理翔递上的介绍信是浙江的，一下子就把介绍信扔到地上，说：你们浙江人都是骗子，你给我滚出去！还有一次，茅理翔去对方单位带了两包烟，一路发下来正好少了一根，而在场的正好有一位女同志，他想女同志肯定不抽烟，正好。不想那个女同志正是科长，后来为那份合同又费了好多周折。回来的路上像驼子，是说在那个物资稀缺的经济年代，北方的商品很难流通到南方，而南方的商品又很难流通到北方。这样他们回家时不仅要带样品，还想给家里带一些花生等北方的特产，到最后就总是背着一个大袋子，犹如驼子一般。等回到单位一报账，立马傻了眼。
一、自然继承(5)
在北京电子技术研究所几位朋友的帮助下，80年代末，茅理翔开始研究电子打火器，不久，一种新型的电子打火枪问世。
我们的第一支电子点火枪诞生于1986年，真正打开外销局面是从1989年开始的。当时，社会上还瞧不起乡镇企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杂牌或者是稀稀拉拉的作坊，想搞一张广交会进馆证都十分困难。我急中生智，演出了一场混进广交会的喜剧。
我开着轿车轻松地进了第一道大门，然后西装革履，提着高级皮箱，与外商“哈罗哈罗”几声，装得像老朋友似的，挤在他们中间混入第二道大门，进了展区。这里有几千个摊位，几十万种产品，布局是那么整齐，走廊是那么畅通，外贸人员像机器人一样坐在摊位前，等候客人询价。
我观察了一下情况后，悟出了一点道理，觉得这样挤在人家当中等待太被动了，小小点火枪放在橱窗上，很不受人注意。我等了一天，还是无人问津。我急了，这时想起了茅台酒的故事—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茅台酒也是无人问津，捱到最后一天，销售员干脆将茅台酒有意在大堂里一摔，酒香扑鼻，外商均感到如此好的酒为什么没被评上？！结果重新评审，茅台酒被评为国际金奖。如此几十年下去，年年被评上国际金奖。
受这个典故的启发，我立即从橱窗里拿下一支喷火枪，一支脉冲枪，双手舞动，“嗒嗒嗒，啪啪啪”，口里高呼“哈罗!哈罗!”外商很幽默，你“哈罗”，他也“哈罗”，纷纷靠拢来了，围了一大帮人，还争着看我的商品。结果惹恼了旁边的一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他的钟表生意本来就不太好，这么一搞，他摊位的人更少了，而他又是轻工展销团的团长。他叫我立即停止吆喝，我说，这就是做生意。他说，吵吵闹闹的，这算什么做生意，还问我是什么地方来的个体户（当时个体户与资本主义是同义词，被人瞧不起的），说这样做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再加上我还没有进馆证，他把保卫科的人叫过来，把我的点火枪箱子没收，并把我叫到保卫科，罚了300元钱。
我并没有气馁，又到商场里买了一只箱子，到旅馆里拿了点火枪，干脆到广交会外面的大门口，堂而皇之地摆起地摊来了。我“哈罗，哈罗”地招徕外商，终于订下了第一张合同，对方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一招还真灵，没人来干涉，我当天就订了一万两千美金的货。第二天，宁波家电公司在自己的摊位给我腾出了一张桌子，又请了一名外销员给做翻译，我就这样大模大样地做起生意来了。我还是边演示边吆喝，摊位上的客户越聚越多，等待定货的外商排起了长队。这一届广交会，我们有8万美金的生意成交。我真的高兴极了！毕竟，我们从内向型企业向外向型前进了一步。
这样，我成了每届广交会各外贸公司争抢的人了。凡是做点火枪的老外，后来都认识了我，我的摊位常常排队订货。我的点火枪冲出了国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外销量年年增加，我的公司成为浙江省出口百强、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先进单位。真的，点火枪就是这样打出的全球销售第一，“点火枪大王”的称号也由此产生。
后来，那个钟表进出口公司的副总主动跟我来交朋友，希望我把单子给他一点，他的钟表生意不好，也可以弥补一点。他主动到我公司来拜访，一看厂房这么漂亮，厂区这么大，就对我说，很对不起，我向你检讨，假如国营企业的老总都像你，中国就有希望了。他说，很多国营大厂的厂长，上午广交会一转，一大群人陪着，气势很大，下午、晚上就到高级娱乐场，或者游山玩水去了。
现在总结起来，1995年前的整整十年，是我第一次创业的时期，那是“能人治厂”的时代。董事长是我，总经理是我，销售科长是我，销售员也是我，单打独斗，凭匹夫之勇，天南地北地闯，什么苦都能吃，里里外外一把手，这就是推销时代。如今，市场经济开始成熟了，企业也发展了，这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方太的销售如果还停留在这种形式上，就不可能有今天。如今的市场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团队工程，靠的是组织的智慧与队伍的建设。
老茅与小茅
人们习惯上把茅理翔称为老茅，把他的儿子茅忠群称为小茅。
点火枪做大之后，随着几十家点火枪厂家蜂拥而起，激烈的竞争使该产品的价格迅速从原来的1.2美元一支跌到后来的0.35美元一支。不改变就只有等死，茅理翔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二次创业，茅理翔选的几个项目都不成功，他被产业无法转型深深困扰。这时候，茅忠群刚刚从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正准备越洋去美国读博士。
让茅忠群留下来很是费了老茅一番口舌。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小茅对经营企业有兴趣，则一切都免谈了。“留下做企业的压力确实比较大，”茅忠群说，“另外一方面我也在想，如果我再去读个博士，又要三四年，那时候再去创业的话，大好时光都错过了。我觉得还是留下，再说已经有我父亲的一些基础，我觉得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父子俩仔细聊过之后，老茅才知道原来儿子对企业管理早有深刻认识，而且出口成章。“要我留下来可以，”小茅说，“我提三个要求。一是把新企业从原来的小镇搬到开发区，二是除非我看中的人，原来集团的人一个都不要，三是关于新项目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
一、自然继承(6)
多年以后，茅忠群评价他的父亲说：“我的父亲很开明，满口答应了我的三个要求。我们的中高层里没有一个亲戚，本地的都非常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此，茅理翔的说法是：作为一个董事长、作为一个父亲，你必须要开明、开放，必须要下决心。“所以我提出大胆交、 坚决交、彻底交，这样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培养出来。”
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父子俩把二次创业的项目定为抽油烟机。当方太厨具家喻户晓后，茅理翔谈到当时决策的痛苦：“一个高层领导者，在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时，往往是在下‘赌注’。当他面临此时的决断时，无法去依赖其他任何人。当然，他可能身边有很多顾问，给他提出各种建议。但是领导者的工作职能决定了最后担负全部责任的只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在做最后决断之前，往往会花很长时间思考。方太‘二次创业’，必须投资3 000万元上吸油烟机项目。为了这一决策，我足足调查了6个月，思考了3个月，痛苦了3个月。有时关起门来，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呆呆地坐上几天，有时会躲到宾馆里住一个星期，闭门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孤独感油然而生，而我必须忍受这种孤独。”
1995年，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成立，茅理翔任董事长，其妻张招娣任监事会主席，儿子茅忠群任总经理。在对抽油烟机的命名上，茅理翔再一次听从了儿子的意见：取名方太。尽管老茅对这一名字颇为不解和怀疑。
方太的名字叫遍了中国。谈到儿子的贡献，茅理翔感慨万端：“我儿子茅忠群为了投身方太事业，主动放弃了出国留学、留校任教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而且最能互相理解，共担风险。归结到一点，我们有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家族制成为绝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初期首选的企业模式，而且往往是惟一的选择。”
茅理翔不否认自己的企业是家族制—因为三位掌权的老总都是茅家人，产供销、人财物都放在一个口袋里。“也有许多人认为我们不是实质上的家族制，因为方太有40%的员工属外来移民，而且部长级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是茅家亲戚。对于这两种说法，我有自己的观点：民营企业不搞家族制不行，完全家族化更不行。我们走的是淡化家族制的路子。此说颇有点中庸之道。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承认我们是家族制；二是我们的家族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合理性，基本上避免了一般家族制产生的诸多弊端。目前舆论上有否定家族制一说，其实对这个问题应当持辩证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际上80%以上的企业是家族企业，家族化在国际上也具有普遍性，并非中国的专利。一般企业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个人奋斗起步，第二阶段动员家族奋斗，发展到较高层次后，才聘用社会人才共同奋斗。因此，对企业家族制问题态度不必走极端。中国大部分乡镇企业、私营企业还属于中小企业，各企业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因厂制宜，合理设置。
“方太这几年的成功与我儿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他无论是在新品开发还是营销工作中都亲临前线，费尽心血。因此，在选接班人这个问题上，我始终认为，如果儿子确实有这个才能，就应该大胆地任用。古人也有举贤不避亲之说，如果刻意选其他人接班反倒是虚伪的做法。”
茅理翔认为，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形成职业经理人阶层，法律也尚不健全，所以创业者不可能将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资产交给家族以外的人去经营，必然会考虑让自己的子女接班，这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不过我有一个建议是，在交班初期，可以通过增设总经理助理或智囊团的办法来弥补接班者管理和经营上的不足。再退一步，假如中国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比较成熟，中国的法律相对健全，我也希望企业能够主动地引进职业经理人。到那时，我可以退下来做董事局主席，儿子可以做董事长，再高薪聘请一位总经理，同时，还可以设立几名独立董事，共同参与企业的决策。这样可以使我们的企业更加富有活力。”
茅理翔一直在摸索一套交接班的方式。他提出了著名的“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理论。“因为交接班是个过程，并不是说今天说交了马上就交了。这个过程太长了也不行，太短了也不行。”
家族制与“口袋”理论
茅理翔除了儿子茅忠群，还有一个女儿茅雪菲。虽然中国有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但是毕竟都是亲生子女，厚此薄彼当然会引起家族不和。
茅理翔说，电影电视剧中常常出现这样的情节：大家族中的子女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明争暗斗、互相猜疑、互相陷害、甚至互相残杀，对引进的人才进行排斥。虽然是“纯属虚构”，但生活中的原型并不少见。茅理翔常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家族不和对家族企业造成的危害。茅理翔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其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创业初期三兄弟团结一致，一起把企业做大了。十年以后，资产过亿，而且每个人都结了婚。老婆有舅子，舅子又有老婆，1 000个员工中，家族成员达200多人，经常为了招工、采购、外协件加工内部争吵。开始，三兄弟还能说得通，到后来，三兄弟为了投资新的项目闹起了矛盾，其他矛盾一起爆发，最后分了三个厂。老大悟出了一个道理：在新厂内，对所有的家族成员均进行了一次清理，做出了一些特殊的安排。“我当然不愿走上内耗之路，因此我并不是将全家全盘与方太事业联系在一起。”
一、自然继承(7)
茅理翔认为，即使是家族制企业，也要明晰产权。“产权如何明晰？我有一个理论叫‘口袋论’，这就是最好把钱放在一个口袋里。否则就会给企业埋下‘定时炸弹’，最后将导致家族和企业的分裂。夫人和儿子与我属同一‘口袋’，不会与自己争钱；儿子的专长又适合搞厨具，把公司交给他最为恰当。至于女儿女婿，他们的钱和我不属同一‘口袋’，我就拨出一笔资金，让他们自己创业，办了家和方太业务毫无关系的塑胶制品公司。”
方太创业至今，女儿茅雪菲及女婿一直没有参与经营活动，但是他们在方太拥有14%的股份。“在家族制企业里，兄弟姐妹可以共同参股，但不适合共同经营。我的做法是，不给儿女们留下后遗症，而是根据各自的能力和特长，让他们独立地去创业。现在女儿另搞了个凌克公司，也很红火。”
在方太，茅理翔以董事长的身份出现，不参与具体管理。公司的中高层干部中，不允许有一个家族成员和亲戚，都是引进的硕士生和本科生—这样使方太的现代管理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茅理翔的弟弟原来是二轻箱包厂的销售经理，后来企业转制，解散了，他要求进方太，希望能做个干部。但是按照方太的规定，不能担任干部。茅理翔的弟弟就很不高兴。还有他姐姐的女儿要求做销售经理，茅理翔也只能婉言谢绝。这两件事惊动了茅理翔80岁的老母亲，大骂儿子不孝，边哭边骂。“我是孝子，我很痛心，一方面我妥善地安排了弟弟与外甥女的事，另外，我耐心地守着母亲给她解释，直到她平下气来我才放心。真的，有时为了一个外协件、招工，都要得罪多少亲戚朋友，作为一个厂长，要处理好这些事也真不容易。但为了防止今后的矛盾和内耗，只有坚持。”
多年来，茅理翔一直在思考家族制企业的发展问题，并且乐于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思考所得。他对家族制企业的结论是：一、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必然要依靠家族制，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靠血缘、地缘、学缘而共同创业；二、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淡化家族制，不淡化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无法引进高层次人才；三、按中国目前民营企业的情况，要彻底否定家族制还不太可能。但是，民营企业要抛弃原有的经营模式，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要处理好经营权与所有权、分权与集权、内部培训人才与外部招聘人才、一言堂决策与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这样，家族制企业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真正让“家”的感觉更好。
（四）红豆集团：接班人是如何培养的
像鲁冠球、茅理翔等民营企业家所讲过的一样，红豆集团创始人周耀庭也曾多次表示：如果有人比自己的儿子更强，他会选择前者管理企业。
现在的事实是，少帅周海江已于2000年出任红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红豆集团高层仍然由周姓家族成员担任着。周耀庭是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周海江兼红豆集团董事局第一副主席。周海江的弟弟周鸣江，是红豆集团董事局董事，在红豆集团九大公司之一的南国企业公司担任总经理。其妹周海燕，任集团董事、集团企管部部长，负责整个集团的商标管理，各公司的质量检查。其夫顾瑞也是集团董事，并担任集团九大公司之一的东方制衣公司的总经理。周海江的妻子与周鸣江的妻子亦均在集团内部任要职。这完全不符合茅理翔的“口袋”理论。看起来，每个家族企业对于继承都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比起尹明善和茅理翔来，周耀庭的家族企业气氛更浓厚一些，尽管其家族对外宣称家族并未控股公司。我们感兴趣的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周耀庭选择继承人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我是做得最好的，自然就有了现在的位子。”说到红豆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模式，周海江很感骄傲：“这个模式不光是私营企业，其他的企业都值得参考和学习。”
1993年，周耀庭将初有规模的红豆集团分成八块，由八个企业元老各自执掌一块，大家持股比例大致相同。“10年干下来，看谁发展得好，就由这个人接班。”这是周耀庭的初衷。8人中，周氏家族成员占了3名。
10年下来，周海江主管的这一部分资产发展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成绩有目共睹，周海江接任红豆集团掌门顺理成章。而事实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这10年中，作为长子，周海江得到了父亲的精心培养。不能够否认周海江的努力，但同样不能够否认，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人生道路的设计会更加用心一点儿。
忆及当年，周海江表示，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培养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首先，兄弟二人都被周耀庭先后送到了中央党校学习。周耀庭深知党和政府与企业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将兄弟二人送到党校学习的目的之一是让他们在政治上更进步，能够更多地认识对自己事业有帮助的人。在中央党校，周鸣江确实认识了很多人，并且这些人日后都为他日后做生意有所助益。与弟弟不同，周海江认为学校让他的思想变得更开阔，意志更坚定，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因为生意而去求助任何在中央党校结识的人物。
一、自然继承(8)
1995年5月，红豆集团作为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乡镇企业的惟一代表，应邀出席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座谈会。这次本应由周耀庭出席的会议上，大家看到的却是周海江。周耀庭以自己普通话讲得不好为由把自己的长子推向了前台。让周海江这样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参加如此高等级的会议，应该是周耀庭看好大儿子的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周海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负父望，在座谈会上作了精彩的汇报发言。
两年后，周海江被江苏省委组织部选派到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习国际企业管理。此次赴美学习的江苏省16名企业家中，周海江是惟一来自乡镇企业的代表。在美国的一年时间让周海江眼界大开，并且自然具有了当时还让人艳羡的留洋背景。
尽管有了如此深厚的背景，周海江也并不是惟一能够接任红豆集团掌门的人选。至少有3个人曾经成为他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那8位获得了自己天地的创业元老中，作为一个实干家，戴克新领导的南方橡胶有限公司的成绩连周海江也不能否认：“比我的还要好一些。”如果按照周耀庭当初“谁做得好，谁就上来”的原则，周海江没有明显的理由让戴克新位于己后。但是据说戴克新个性强，可能因此未能获得周耀庭的肯定。
还有一个叫陈忠的职业经理人也曾对周海江继任掌门构成过威胁。1996年，周耀庭决定用百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总经理，以提升比较落后的公司管理水平。加拿大人陈忠从100多名前来应聘的职业经理人中脱颖而出，当上了红豆总经理。周海江本来是不赞同这次招聘的（后来他经常引用兰州黄河集团的案例来说明自己对于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看法），甚至与与父亲就此发生过激烈的辩论。最后，陈忠如愿成为了红豆总经理。但在一年半之后，他又离开了红豆。周海江的对此的解释是陈的聘任期到了。
应该说，周海江的弟弟周鸣江要比上述两人更具有竞争力。周鸣江比哥哥更早进入企业，对于市场比哥哥更早熟悉，从业经验要丰富得多。从他比周海江先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来看，周耀庭对小儿子的培养似乎先行一步。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当初选择继任者时周耀庭的考虑，或者长子继承父业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值得一提的是周氏兄弟自小感情极好，当年在周耀庭没有能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读书的情况下，周鸣江主动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回到家里跟父亲一起种田。这或许是周海江认为家族企业任用亲戚监督成本几乎等于零的原因。
周海江说，红豆集团非常重视产权的变革。“在我们的产权安排考虑上，有一条叫财散人聚，人散财聚。红豆集团让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拥有我红豆的股份。我们每个厂也都是这样的。这个厂不只是哪个一个人也不只是我们家族的，所以它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二、散财式继承(1)
灾难继承和自然继承体现的是财富所有者对财富继承安排上的智慧，而散财式继承则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财富继承，它不是简单地把财富传给子女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是把财富的继承权一部分或者全部交还给社会。
吴良定：分权而治下的继承安排
一个家族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它庞大的资产是如何分配，创始人之后的接班制度是如何设计的呢？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又是怎样的？我们来看看吴良定在中国国情下安排财富的智慧。
2004年10月，胡润发布了他的2004年中国内地百富榜，58岁的浙江人吴良定和夫人陈爱莲以18亿的身价名列第54位。实际上，吴良定夫妇的实际财富可能比胡润统计的要多得多。在吴良定的老家浙江新昌，吴的名字等于是企业界的“超级航母”。
吴良定是一个在生意场上极度活跃但又很会在媒体面前藏匿自己的“隐身人”。从1982年凭着自己的一项技术发明创业以后，他进行了一系列资产运作，打造了一个由中宝实业、万丰奥特集团、日发集团等组成的中宝系企业集团，这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万丰奥特集团。这家由吴的夫人任董事长的民营集团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铝合金车轮生产商。当然，由吴良定的大儿子吴捷担任董事长的日发集团（生产数字机床和加工中心）和吴本人担任董事长的中宝集团（生产纺织器材、汽车减震器）业绩也都不错，年销售额都过亿元。
一制过三关
1992年，时任厂长的吴良定对新昌纺织器材总厂进行股份制改造。当时的资产规模是2 000万元，目光长远的吴良定看到了未来产权制度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对一个家族企业产生恶劣影响。“企业要过三个关，第一个关是自己，成功以后，怎么正确对待自己，很多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企业死掉了；第二个是交接班，交班的时候发生地震，企业也死了；第三个是产权问题，处理不好，兄弟之间打起来了，四分五裂。这三个问题是我作为一个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解决的。”吴良定说。
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时间里，吴良定的心思一直花在产权的设计上。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吴面对的是自己5个正在成年的孩子，当然，还有他的夫人，他得在利益的分配上安排一个合理的制度。吴良定去国外考察，关注的问题只有一个：外国公司在股权上是怎么设计。有一次在台湾，吴良定见到一个同行业的董事长，两个儿子之间争夺股权，打得不可开交。“老头子70多岁了还不能下来，不是他不想下，他如果下来了，给谁呢？绝不能让两个儿子并列吧？就这样一天天拖下去，他拄着拐棍，两个人搀扶着还在当董事长，太辛苦了！他对我说：‘吴董啊，你不懂啊，我下不了的啊。’你说谁知道他的痛苦？老头子有病了还不能下，每个儿子都想坐董事长的位置。”
想了2年，精明的吴良定处心积虑地设计了中宝的产权安排：由中宝集团派生出万丰奥特和日发，分别由夫人和大儿子任董事长，三家公司在产权上完全独立，互不控股，但家族的个人分别在三家公司里占有股份，三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能绝对控股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以万丰奥特集团为例，吴的夫人陈爱莲担任董事长，占40%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吴良定占23%，大儿子吴捷占4%，女儿占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家族外的股东所占有。万丰集团下面的10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由集团公司控股65%，其余35%为家族外的人所有。
“采用这种扁平结构，你不能领导我，我也不能领导你，你是我的股东，你希望我搞得好，这样分红多，我也希望你搞得好，我也分红多，兄弟们之间也相互促进。”吴良定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吴捷现在是日发集团的董事长，老二是女儿，现在是中宝国际贸易部的老总，老三是儿子，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在南航工作；老四今年北大毕业，马上到英国读MBA，57岁的吴良定极有可能把他培养成自己在中宝接班人，小儿子目前还在读书。
“我把帽子戴在头上，把根子落在底下，你到工商局去查，这几家公司是互不关联的公司，你什么也查不出来，查到下面才会发现股东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家族在控股的。因为我有5个孩子，我在股权上做文章。但当我只有一个儿子的时候，整个就要掉过头来，就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的架构，董事长是自己家里的人，下面请一个集团公司的CEO，下面是子公司、孙公司。”
10亿元的慈善基金会
和很多优秀的浙江商人一样，吴良定从1982年依靠2万元创业，凭借智慧和能力，他和他的家族在20多年的时间里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据这个家族自己计算，他们拥有的净资产大概价值37亿元左右，这远远比胡润统计得要多。
二、散财式继承(2)
吴良定在用制度解决了家族企业创始人交接班和利益再分配问题之后，他有了更从容的心态来对待财富，包括慈善事业。
少年时代的吴良定个性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非常喜欢读书，但考上了军医大学的吴良定却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父亲曾是国民党员），被剥夺了升学的机会。有书不能读，让吴良定对眼下和自己当初有着同样遭遇的年轻人有深刻的同情心。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吴良定了解到，即使是在浙江这样富庶的省份，每年也有20%的年轻人，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到高校继续深造。
有了钱以后的吴良定，最愿意做的慈善，是帮助年轻人受教育。2004年7月，吴良定在接受南方一家媒体采访时，谈起了自己的十多年的一个梦想：捐出10亿元人民币，成立专门的慈善基金会，资助贫困的大学生入学。10多年时间里，吴良定一直为这个梦想激动着。
他的这个基金会打算叫“中华大学生资助基金”，他不打算把基金会交给政府部门或赢利机构去做，因为他信不过。
“做慈善不能做秀，我以前参加过一些部门组织的慈善活动，钱拿出来他们策划活动，请人报道，等到最后钱发到穷孩子手里的时候，花得只剩可怜巴巴一点点了。我算了一个账，这个基金会如果运作顺利的话，在设立之初，就可以惠及浙江省的贫困大学生；三到五年以后，可以照顾到五个中西部省份；慢慢辐射到全中国。”吴良定对到访的记者说。
对于几代都用不完的财富，吴良定的态度是“财富对我来说是空的”，他认为一切财富不过是身外之物，过眼烟云。所以在财富继承的安排上，除了大儿子吴捷继承了他在日发集团的财富以外，其余子女名下的股份少得可怜。对未成年的孩子，吴良定管教格外严格，生怕他们变成纨绔子弟，平时尽量不给零用钱，要用钱，必须说出正当的用途。
2003年，吴良定向教育和社会福利捐赠资金9 300 000元。他说，他捐款从来都坚持不冠名。
牛根生：共产“实验”
出于社会舆论、财富安全和企业的长久之道等诸因素考虑，牛根生做出了“共产”的安排—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商人的近忧远虑。
这是一户在外人看来非常殷实的家庭。男主人令人尊敬并有着“亿万富翁”的名号，他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这几年鸿运不断，1999年开始创业，现在他创立的“蒙牛”品牌全国知名，一年有着数十亿的销售收入，男主人也随之声名远播，他曾经跟随国家领导人参加过APEC会议，在内蒙当地无人不晓。女主人多年前就离职在家，打理家务，相夫教子。有两个孩子，儿子在英国读书，女儿在北京上大学。
这家人住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和林县的一个小区里，房子是栋1 000多平米的别墅，很气派。打开别墅的大门，男主人牛根生正坐在一楼的一间会客室里。如往常一样，他说话声音洪亮，并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笑容。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发家史
牛根生是个苦孩子。出生不久，因为家穷，父母便以50元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个牛姓人家。牛姓父亲的职业是养牛，从此，他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父子两代人合起来，从事乳业整整65年。在这个家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给了他荣耀；当过国民党高官姨太太的母亲，给了他教育；而曾经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则给了他磨炼。他性格中的种种特质，诸如刚强、坚毅、独立、洞察入微、逆向思维、离经叛道、打破规则、不屈不挠、敢于冒险等等，无不与这种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8年，20岁的牛根生来到内蒙古最大的乳品公司伊利，从一名洗瓶工一直做到二把手。1999年，《中国证券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公告：“伊利股份有限公司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副总裁牛根生同志不再适于担任该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予以免职。”从这一年回溯到1978年牛根生作为一名洗瓶工进入伊利集团，时间为21年。
41岁牛根生迎来了人生的“困惑之年”。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牛根生决定重操旧业。回忆创业的艰难，牛根生不无感慨：“企业新生时，每走一步都非常艰难，简直是不堪回首。”为筹措资金，几个人费尽心机、千辛万苦筹集了900万元，没承想却被人举报，一些穿着执法人员服装的人以“非法集资”为由把牛根生的几名创业伙伴带走。尽管此后县委书记和县长做了担保，但银行账户仍被冻结了一个星期。祸不单行的是，当蒙牛送出第一车奶时就被劫持，人被抓起来，奶全被倒在路上。
二、散财式继承(3)
但从小的生活经历炼就的刚强、坚毅等品格让牛根生得以从容面对眼前的困难。他和创业伙伴们仔细审视了当时蒙牛面临的“三无状态”：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牛根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战略。在此期间，他的团队盘活7.8亿元资产，使自治区内外的8个奶企走出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也使一大批员工摆脱了下岗失业的命运。
创出品牌后，其经营战略又由虚转实，建起“全球样板工厂”，奉行“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人格品行的好坏”的质量理念，创造性地在牛奶生产上采取了“一净一稠”两项举措（一净：在中国首创“奶车桑拿浴车间”；一稠：在100%纯奶的基础上又去除一定比例的水分），成为中国乳界惟一一个年年保持“三位数”增长的企业，从1999年到2003年短短5年时间里，蒙牛主营业务收入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1 116位攀升至第2位。2004年，日收奶量4 500多吨，年收奶量150万吨，2004年发放奶款30多亿元。
2003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蒙牛集团。这一年的1月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脱稿讲了10分钟，其中8分钟是讲蒙牛集团的。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上天，蒙牛成了唯一的牛奶赞助商。同年11月18日，央视2004年黄金段位广告招标会上，牛根生猛砸3.1亿元，一举夺取了“标王”。
“亿万富翁”
2004年6月10日，蒙牛集团在香港主板成功挂牌上市，共发行3.5亿股。当时香港主板市场市道低迷，蒙牛却跑赢大市，激活了一度低迷的香港股市，国际认购踊跃，在价格区间的最高端定价，即每股3.925元，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
几乎是一夜之间，蒙牛造就了中国最豪华的富翁团队。5个亿万富翁、10多个千万富翁，几十个百万富翁就此在蒙牛乳业诞生。从蒙牛发起成立时的9个人，900多万元的第一批投入资金，到如今的近40亿元市值，蒙牛创造了中国投资回报率最高纪录。个人持股比例为不到10%的蒙牛公司董事长牛根生，一夜之间也已身家过亿。
不过，蒙牛的“百万富翁团队”目前还只是“纸上富贵”。按照蒙牛上市前的相关规定，“百万富翁团队”的股份在五年之内不能变现。也就是说，如果蒙牛公司今后五年中业绩不能令人满意，这些人的“纸上富贵”也可能缩水到一文不值。不过，根据蒙牛管理层的预测，2006年前实现复合增长50%将不存在问题，因此这一可能性似乎并不大。
而富有戏剧性的是蒙牛八大创业元老均来自伊利，90%的中层干部来自伊利，虽然伊利至今对这400多人的出走耿耿于怀，但是因为蒙牛的存在，伊利不仅没有元气大伤，反而提速发展，这一点也很耐人寻味。
牛根生带着这个成立于蒙古草原一个简陋两居室的企业站立到一个全新的起点上。随着蒙牛成功上市，中国乳业的四大豪门伊利、光明、三元和蒙牛终于可以在资本市场共同对话，被各种问题困扰的中国乳业正在迎来格局巨变的前夜。
谣言
然而，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上市后的牛根生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做出了捐出自己股份的决定。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密锣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基金会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癌症了？晚期了？这些都是谣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大笑）做富人不好，人们希望听到富人的消息不是得了癌症就是进了监狱，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人们习惯戴着仇富的有色眼镜。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也很‘感谢’那些人，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关心和承认，假如人家给我编造了偷税漏税或者作风有问题，下次跟人一见面，人家嘴里不问心里也在犯嘀咕，这家伙还在偷税漏税吗？还在玩女人吗？但健康问题不一样，大家一看你没事就没人犯嘀咕了。”47岁的牛根生看起来气色红润，身体也不错。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应摄影师的要求，牛根生和记者在别墅的活动室里打了一会台球和乒乓球，并随后在小区里的溜冰场溜了一会冰。
而关于牛根生的另一则传言是郑俊怀出事是因为海外投行逼着牛根生进行行业整合，伊利为了迎战蒙牛被迫加紧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
自从六年前从伊利出来创办了蒙牛之后，不管牛根生愿不愿意，他总是被做为话题的另一个主角出现在伊利和蒙牛两者间的语境里。
二、散财式继承(4)
“说蒙牛上市后携巨资要和伊利走到一起，这是把2000年的话拿到这个时候说，是一个误导；说老郑出事是因为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要业绩，逼得老郑没有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导。老郑做MBO的时间网上写的是2000年、2001年，而摩根斯坦利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是2002年9月份，那时候摩根和伊利还不知道谁要做什么事呢。”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出来后，蒙牛很快做出了回应。
“我跟他相处了16年，我觉得他干不出这种事情。他免了我的职务，我离开伊利的时候，他很动情，掉着眼泪对我说‘你出去办企业我不担心你的能力，但你比我小八岁，年轻气盛，性格外露，我就怕你违规。’现在我出来以后，老是想着大哥的话，他告诫过我，我不相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在提到伊利和郑俊怀的时候，牛根生言语显得格外谨慎，“至于我离开伊利六年的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清楚。”牛根生补充说。
在牛根生别墅2楼的一个房间里，还摆放着他从伊利带回来的一套茶具。显然，无言的茶具隐喻着主人的某种情绪。
散财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吧。”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
“我有一个特点，过去我做出什么决定，虽然大家当时不理解，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所以这次大家也能理解我（证明我是正确的）；另外，你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支配过几万亿、几十万亿财富的，但是这些人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拿走，所谓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这我看得很清楚，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这一步。”牛根生向那些不理解自己动机的人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
最不好做的是家人的工作，一般人在情理上都一下子难以接受。牛根生跟妻子讲，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后来创业的资金是卖了两个人的伊利股票，加上存款共一百七八十万，这些年吃的、用的和各种收入，早就把那些资金“赚”回来了。牛根生的妻子十几年前就在家打理家务，性格上属于那种夫唱妇随的女人，知道丈夫“爱企业如命，就随了他”。夫妻俩商量觉得不能留给子女太多财富，那会“坏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离开了人世，他生活有问题了，是他自己的事情”，最终家人都同意放弃股份的继承，一家人分别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同意捐献出牛根生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
老牛基金会具体操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有生之年，股权分红的51%放入基金会，49%留作家庭生活所需，至于他持有的不到10%股份的话语权，谁接任董事长，表决权就转交给谁；第二步，在自己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牛根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等共60多人，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个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对于牛根生这种“惊世骇俗”的散财行为，人们试图从他以前的行为中找到答案，这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但他却买了五辆，让部下一人一辆；他还多次把自己的年薪分给部下，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而自己在蒙牛的股金分红也大部分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上层领导都坐上了“奔驰”车，而牛根生却只坐“奥迪”。地方政府以贡献突出的名义奖他一辆100多万元的“凌志”车，他马上转手送给了副董事长……
牛根生也愿意经常提到自己的这些散财故事，他说自己坚守“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哲学，“舍得，舍得，舍了就有得。如果你有一个亿放在家里，迟早会被人偷，但如果放在朋友家里，一人一块钱，根本丢不了。”1999年从伊利出来创业时，在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过去的散财，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聚集到三四百有15年以上经验的乳业专门人才，取得现在的成绩”，牛根生据此来印证自己散财的善报。
二、散财式继承(5)
“共产理想”
中国经济这些年的快速发展，成就了很多人，牛根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传奇。苦孩子牛根生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被卖到了一户牛姓人家，当2004年6月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的时候，牛根生身价1.35亿美元，《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里把他排在第107位。不过，牛根生说那是“纸上财富”，因为股票目前并不能套现，而且股价也随时在变化中。
牛根生目前的收入除了每年五六十万的年薪外，还有四五百万的分红，不过，分红的51%从此以后要捐入基金会了。牛根生一家现在住的这栋别墅是贷款买的，实际上也是作为摩根等股东的会所，平时牛根生一家人住在这里，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这里就成了客房。这栋别墅基本上是开放的，会客、高层开会、办公都在这里，牛的秘书也经常在这里办公。
这位“亿万富翁”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很低，牛根生吃饭很简单，常常是面条、馒头凑合了事，最近晚上常和副董事长打打乒乓球，早上起来则在小区内的河里滑一会冰。
牛根生生活的种种细节似乎向外人表明，这是一个对物质要求不高的人。不过，在中国当个富人并不轻松，即使牛根生这般，也饱受“仇富”舆论的压力。除此之外，就像大多数名声在外的富人一样，牛根生也有财富安全的压力。
“我既做过穷人，也当过六个月的纸上富翁，我感觉还不如回到穷人。这两天我发现老婆孩子都比以前快乐，同学交往也真实了，朋友之间跟他们交往也真实了。以前老感觉和别人的交往都是虚假的。家庭成员再也不用承担纸上富翁的压力了，如果有人绑架，知道现在我没有钱，也就没有绑架的价值了。”牛根生坦言无钱一身轻的快乐。
但散财不仅仅是为此，老牛基金会其实寄托着牛根生更大的梦想。他说自己的捐赠是一种“共产主义”，“共产是我的理想，跟大家分享成绩、成果和收益的时候是最快乐的。这样可以让企业活得更长，一百年后大家还能想起我老牛—蒙牛的创始人。我希望蒙牛能活得长一些，以后我儿子的孙子，人家会说这是蒙牛创始人的第几代，要是赶上有一个混蛋儿子，他把钱花完了，轮不到孙子就没有了，这就没什么价值了。”
牛根生的设计是，把老牛基金会所积累的基金用于奖励对蒙牛发展有贡献的人员，同时也作为未来董事长的一个支配权，牛根生希望基金会能成为蒙牛成为百年老店的一个助力剂。在牛根生百年之后，老牛基金会将自动更名为牛根生基金会。
出于社会舆论、财富安全和企业的长久之道等诸因素考虑，牛根生并没有做出把财产直接继承给自己的家人，而是做出了“共产”的安排—这其中隐藏着一个商人的近忧远虑。
这情形让人想起180多年前的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他当时的身份和牛根生一样，是一家2 000多人的大纱厂的股东兼总经理。欧文企图发现一种方法，既有利于工人又有利于企业主，他采取了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改善住宿条件等办法，果然有效，工人的福利改善了，股东也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当然，欧文的理想并不在一个企业身上，他梦想着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新哈姆尼买下三万英亩土地，建设起“共产主义公社”。接着他又在纽约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其他地方，建立了十八个公社。但三年后，罗伯特·欧文的共产理想彻底破灭了。
和欧文一样的是，牛根生也为员工修建了漂亮的小区，员工的待遇和股东的回报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欧文不一样的是，牛根生“共产”的目的并不是想改造一个社会，只是希望建立一种能使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品牌不朽的制度。但对于这家只有6年时间的企业来说，未来要面临市场变化、人才更替、政策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牛根生的共产实验能实现吗？
三、继承范本(1)
在产权清晰、创始人价值得到承认的企业里，“80年代企业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意识到自己确实已跟不上游戏规则变化的节奏，因而及早地安排自己的退休：从一线到全退之间的过渡职位就是“二线老板”。这是中国式继承中的管理权的继承。
2005年1月18日，顺驰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由年仅34岁的汪浩接替张桂宗担任顺驰中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这是顺驰集团自2004年创始人孙宏斌退隐后的又一次换帅。
这与近来王石提倡的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应该退到后台去遥相呼应，虽然未必有所关联，但企业领导者年轻化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一个趋势。在产权清晰、创始人价值得到承认的企业里，“80年代企业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意识到自己确实已跟不上游戏规则变化的节奏，因而及早地安排自己的退休：从一线到全退之间的过渡职位就是“二线老板”。“二线老板”怎么当，取决于技巧、更取决于心态。就像王石评论倪润峰曾经的复出：“倪润峰为什么又上阵了呢？战马听到军号声情不自禁就上战场了。”
柳传志：“换上新人我也不会复出”
2004年12月8日，伴随着联想集团以12.5亿美金收购IBM全球PC业务的消息，柳传志正式宣布，2005年收购顺利完成后，杨元庆将接任他现任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一职，而他将专职于联想控股总裁，在联想集团内只留任董事。
关于柳传志的退休和交接班安排，业界早不陌生，早年间他如何在杨元庆和郭为之间赛马相马、又如何将联想一分为二，避免“一山难容二虎”的局面，都是国内商界前些年津津乐道的故事和话题。2001年，联想“分家”在柳传志的精心策划下一举成功，柳传志将联想主要的家底留给了杨元庆，杨升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那时，他从柳传志手中接过大旗，豪情满怀地挥舞不停的情景令当时在场的人们至今难忘。
人们普遍以为联想高层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此尘埃落定、不复有争议，但谁都难以想到，自杨元庆接过联想帅印之后，联想紧接着就迈入了至今仍没有渡过去的增长停滞期。三年下来，联想的多元化战略被宣告基本失败，通过“挤毛巾”似的缩减成本，利润虽有50%的增长，但营收三年来仅增长了26%，远低于外界预期。随着时日俱增，外界对于杨元庆有没有可能继续在联想帅位上坐下去产生了怀疑，业界开始风行柳传志要换人甚至复出的传言。
商界不乏老帅退隐后又因企业业绩下滑遂复出的先例，和柳传志同岁（今年整60岁）的长虹倪润峰、宏施振荣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事实证明，柳传志没有步其后尘，反倒在三年半时间内完成了“一退再退”。那么，在联想承受外界压力最大的时候，柳传志为什么没有选择复出？如今，他以一笔广受瞩目的收购宣告了自己在联想集团的功成身退，而整合大任却压在了杨元庆们的肩上，柳传志在责任和传承之间，是如何权衡的？
2004年12月17日，柳传志在联想控股总裁办公室接受了笔者的专访，从连日来各路媒体针对联想收购的一系列具体问题中脱身出来，阐释他“一退再退”的逻辑。
收购中的角色分工
笔者：这次你以联想收购IBM全球PC业务宣告在联想集团的退休，大家都认为你是功成身退，却把整合的艰难重任留给了杨元庆……
柳传志：应该要看到，这次收购谋划本身、收购策略等主要决定都是由集团总裁室来做，董事会只是批和不批的问题，不是像外面说的，我在这里把握方向、甚至直接上手做。收购做坏了，批准的人是有责任的；做好了，批准的人也有一定的功劳，但是主要的功劳不是在批准的人身上。收购的事不是从我这儿发起的，如果真的是我发起来做，或许我会承担更重一点的责任。现在如果收购后我再去承担责任，实际影响了CEO和主席的工作。人家愿意吗？！其实我和元庆是非常严格地按照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来做，很少有越位情况。外界的感觉是不对的，我怎么说外界都不信，再说下去好像就变成了我在推卸责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笔者：那为什么外界会有联想依然是由你在推动的印象？
柳传志：（思考）可能在管理基础、管理风格上，联想控股下面的这五家公司是比较一致的，可能从这个角度上，大家觉得好像都是我在起作用，其实不是。
比如在联想如何国际化上，我本人一开始是比较倾向于自己去先走一段、了解一下情况再动，偏稳重一些。决定比较大胆地往前突破，其实是杨元庆他们做出来的。
笔者：可以说你在海内外商界的声望在联想还无人能及，IBM方面没有表示希望你留任董事长？
三、继承范本(2)
柳传志：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也没谈过这方面的问题。IBM和顾问咨询公司希望我在联想继续担任董事，这点我从来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了。这确实也是我尽最大努力去负责任。但是我这个董事已经不会在战略各方面说任何话，一定会严格遵守大家的游戏规则，多话的董事是不好的。董事能做什么，自己脑子很明白。
笔者：管理层是在哪些点上说服了你？
柳传志：也不是说服。他们主要是希望我批准他们继续往前进，他们不断向董事会进行工作汇报。我当时主要担心风险是否可控。在一开始的时候，董事会把这个项目看成是一个非0即1的项目，要么就是优，要么就是劣。但是当我们详细听了汇报、进行摸索以后，我觉得这次收购的结果实际上是能分出优良中劣的，可能会先在中稳定住，再向良和优转化。再后来认识到关键点是在CEO的选择上。CEO选择合适的话就可能出现中、良和优，CEO不合适的话，就会一把倒到差。这样我们一把就看透了。因此新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我们在谈判中反复研究的内容。因为这是在买卖公司，要用公司的股份去买，会影响公司的股份架构，所以董事会自然会多承担一点责任。另外这件事也涉及到科学院作为控股大股东的利益，路（甬祥）院长明确给我谈过，比如股份占到多少不能再往下退了，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因此控股公司不但代表集团大股东，而且代表中科院对收购提出了一些意见和要求。
笔者：将18.9%的股份卖出，对于大股东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让步吗？中科院的股权底线是多少？
柳传志：也没那么艰难。因为近年来科学院的领导多次找我谈，希望不仅是联想集团，甚至联想控股都能引进社会化的股东。科学院不想把股权全攥在手里，因为它没有更多力量去进行运作，它想通过其他更有能力的股东对这个公司进行监控或者促进发展。这次大股东对底线讲得很清楚。他们不希望自己股权低过43%。现在是45%。
笔者：股权合作是你们还是IBM先提出来的？
柳传志：一开始IBM就表态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合作。既然以这个为目标，那么就要在手段上实现和保证。最后IBM占了19%，为什么不能再多占？因为有并报表的问题，如果并报表，IBM就不能完成预定战略了，在不能并报表的前提下，这已经到了最多了。
联想的模子是可以改变的
笔者：联想的一套管理理论在国内广为人知且根深蒂固，但是现在联想突然变成一个全球架构的公司，怎么把以前那一套快速复制到全球其他地区？
柳传志：今后新联想的管理的文化、理念，一定要受到双方的认同。美国人认为中国什么都不懂，强行要按他的那一套做；或者把中国的东西强行往那边推，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只能做双方都认可的东西。不要提出任何理论的东西，而是在实践中一条一条去试。在我看来，制订战略不会有问题，带队伍也不会有问题，关键是班子的工作方式，这要慢慢磨合。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拿来硬要叫人执行，人家觉得你们落后到这样，还给我们出这些主意，他内心肯定会有反感。就是要求同存异。
笔者：也就是说你作为联想创始人放弃了本来你想赋予联想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有所妥协？
柳传志：那当然、那当然。一个国际化的公司不能像……如果杨元庆高喊产业报国的口号能行吗？肯定不行。我们只能把那当作联想控股的愿景。
笔者：联想的文化在软化、多元化？基因在发生变化？
柳传志：对。与时俱进。我以前说，联想的人要入模子，但是模子是可以改变的。那天我跟沃德（新联想CEO）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一点，新联想的模子是双方研究出来的，不全是IBM的也不全是联想的。
在联想困难的时候为什么不曾复出
笔者：你从什么时候产生退休的想法的？
柳传志：实际是把香港联想和北京联想合并以后，1997、1998年，业务开始往好的方向走，等到1999年的时候，整个一片好形势，那时候我退休的想法就已经很强烈了。绝对不会说公司一塌糊涂的时候退休，这个不可能。谁也没想到2000年以后形势会忽然间不好。
笔者：当时什么驱使你产生了退休念头？
柳传志：主要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具体工作是有我好，还是没有我好？说实在的，比如说我要真的在联想，今天IBM这事是做不到的，充分说明了年轻的同事更能给公司带来活力。我从CEO退休主要是考虑几个方面，一个是身体条件，第二确实是怕自己的思维模式固化，过于以自己总结的经验来制订联想的发展道路，我对这个是有担心的，第三就是要在自己还有精力，还能够主持大局的时候提前做（挑选接班人）这个事，不要到自己真的已经不行的时候再做就难以控制局面。康熙皇帝那么能干，但是过晚处置接班人的问题，最后完全到了无能为力，很麻烦。幸亏雍正还不错。所以我想在自己还算能干的时候退休。
三、继承范本(3)
笔者：你说你担心自己思维固化阻碍联想发展，当时有什么具体的事刺激了你吗？
柳传志：第一件事就是互联网时代来的时候，大量新鲜的东西进来，而我没有时间、精力学习消化，我问杨元庆他们怎么办？他们却有时间精力消化。另外当时我也怕我的思想落伍，因为我毕竟是弄清楚了才敢做的人，但是像“快鱼吃慢鱼”这种作法到底对不对，我没弄明白。不顺着潮流走有可能被甩下，但是如果我没弄明白就顺着潮流随声附和，这算什么？互联网当时对我的冲击还是很大。
不会仅根据业绩好坏来换CEO
笔者：你退下来之后，这两年联想每交一次财报，外界就有声音说杨元庆会不会被换下。
柳传志：我从来没有想过换杨元庆，从来没有想过。稍微一点什么就换，那也太沉不住气了！不可能的。外边有些话都不知从哪儿来的，是一股风。杨元庆做赢时通亏了一个多亿，但他也存了四个亿的美元，那投资人应该怎么说？现在收IBM PC这么大动作，没有经济实力行吗？钱是哪来的，是这些年存的，并没有给你糟蹋什么东西。假定IBM这个事做成了，有很大的收获，那三年的学费付得绝对有道理，要不不敢做这个事情，这是人的认识的自然规律。这充分说明企业还得有一个明白事儿、沉得住气的大股东，要沉不住气，一片打压就全都乱了。
科学院历来主张联想集团在股东层面应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我自己倒是认为，这个企业要想做成百年老店的话，股东股权不能太分散，当然美国人未必同意我这个想法。我认为，股权太分散以后，内部人，CEO或者是董事长，自己就能够对公司随意进行控制，这会对成就百年老店有影响，因为他们会做出更大胆的举动，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他们再找别的工作，所以有一个负责任的大股东本身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一定要单一大股东也未必。
笔者：如果杨元庆是美国公司的CEO，可能早就被换下去了。
柳传志：对对。这有可能，美国公司不容CEO犯错误，其实总体上杨元庆犯的都是小错误。他做完每件事，做得不好，我都会回头想想，如果是我，我会不会犯这个错误。我想有的我会犯，有的不一定会犯。我的前十年和杨元庆这几年所遭受的压力的方式不一样。我遇见要死要活的问题太多，他受到外界包括投资人一些说法的压力太大，但是还不存在要死要活的问题。我们作为大股东，就要保证不要让他受到这种伤害，后来我们对他说：“你甭理，你好好干，你想定了就按你的路去做。”当然对这条路本身，我们要认真考虑。
笔者：换还是不换杨元庆，你本人的心理底线是什么？
柳传志：没有底线。他把公司弄崩？这不太可能。如果不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私人的行为，比如说贪污、形成宗派、任用自己的人，表面上尽管企业盈了利，但这时候我却会很警惕。另外就是当形势发生变化，他本人却不能通过学习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说的老做不到，即使业绩表现还不错，都会引起我警惕的。
所以会用人的人，考察属下实质时固然不能离开业绩来说明问题，但是绝不是仅仅看业绩。做领导的完全跟着业绩的风向转，那谁都会当领导，还用得到我干嘛，谁不会根据业绩好坏来换人？！在美国公司里，他主要就是没有真正负责的人，大家都是小股东，容不得CEO犯错误。
笔者：除了换下杨元庆，外界甚至有一种期望：你会重掌大局。
柳传志：现在你知道了，根本不可能嘛。一点点可能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外面越说越真，哪来的这些话呢，好像都替我说好了，替我做了准备，越说越真。没有的事，从来没有。
如果真的是像刚才我讲的，杨元庆由于在德、或者才能上有问题，使得企业遭到重创，而且很固执，改不了，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考虑了，现在离那一步还远远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即使将来真的哪块不好，我也不会自己上。联想里还是有不少新人，干吗就到了要自己上的程度，而且我做的确实不见得比他们好。
如果我还是联想集团CEO，有可能在小的问题上处理得会比杨元庆更圆滑一些，他在处理跟外界关系这方面有时候不是很小心，柔和程度不如我。但是大的方面，我真的不能像元庆他们这样能走出一条新路。他们现在有大的突破性行为，恰恰是我真的不敢做的事情。咱们凭良心说是不是这样？这次收IBM的事如果做得好的话，真的说明联想总裁思维模式的突破。平常大家都说，杨元庆跟柳传志的想法都一样，其实像管理三要素这样基础的东西本来就容易一样，为什么非要让它不一样？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刻，元庆要是敢于突破，我再把他勒住就不对了。几乎没有什么大事是他坚决要做、而我坚决反对的。也就是收购IBM PC这件事，我表示过反对，其它他想做、但是我内心不太想做的事，我都没有跟他明确表示过，都让他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