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李宗仁早于6月13日飞往了瑞士苏黎世。10天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委托律师以低廉的价格，悄悄地卖掉了他们位于纽约郊区的房子后，也离开纽约飞抵瑞士与李宗仁会和。6月28日，早年曾担任过李宗仁政治秘书的程思远，受周恩莱委托从香港飞抵苏黎世，准备迎接李宗仁夫妇回国。
1965年7月12日，程思远接到北京的通知：有关李宗仁先生回国的事宜，包括地点、路线及有关安全技术性细节，均已安排妥当，你们务必在7月13日前离开苏黎世。沿途会有专人与你联系，你会从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接到了“密电”，不惜任何代价设法阻止李宗仁归国。于是，两名国民党特工立即动身赶往苏黎世，查找李宗仁的行踪。“瑞士航空公司”出入境旅客的名单显示，李宗仁等人已于1965年7月13日下午2时，乘座瑞士航空公司一架道格拉斯式客机离开了苏黎世，飞机途经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最后抵达香港。这样一来，一切都清楚了。
在得知李宗仁可能作出回归大陆的举动之后，蒋界石立即指示蒋经国除掉必须李宗仁，绝不能让他回到大陆去。蒋经国命令国防部情报局的叶相之负责暗杀李宗仁的行动。叶奉命后立刻作出了暗杀李宗仁的布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叶相之组建了5个“海外特别行动小组”谋划在飞机途经的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和香港一路追杀李宗仁，只要李宗仁离开机舱，就采取行动。
台北，阳明山别墅，蒋界石得知由叶相之负责暗杀李宗仁之事后，即刻召见了他。蒋界石对叶相之说：“不是已经弄清他（李宗仁）所乘飞机之时间和航线了吗，要尽一切可能在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甚至使用极端的手段也在所不惜！总之，这次行动是关系党国安危的大事，要绝对完成使命。”
蒋界石为何非要将李宗仁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其实，这里面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隐含着极深的个人恩怨。1949年初，平津、淮海战役相继结束，国共力量对比骤然改观，国民党内部的派糸茅盾开始公开化，李宗仁、白崇禧暗中搞“五省联盟”南京逼宫，蒋界石被迫下野。蒋界石从政20多年来，为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在此之前曾两度下野，每次都跟这位身为桂系首领的李宗仁脱不了干系。这一次，他心里明白，自己可能再也不能回来了！蒋界石离开南京时，他的飞机在中山陵的上空低飞绕陵了三圈，才依依不舍地向杭州方向飞去。据说，当时蒋界石哭了！
1965年7月13日，在周恩莱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终于在苏黎世登上了归国的路途。一路上他们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并不知道迎接他们的竟然是一段危机四莱的旅程。
李宗仁一行从苏黎世起飞不到半个小时，一道道杀气腾腾的密令便从台北发向了情报局海外情报站，一张暗杀的魔网跨越大洋悄然展开了。首先，负责在日内瓦机场执行刺杀行动的台湾特工，抢在李宗仁的座机到达之前最早部署完毕，与此同时，在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和香港的国际机场内，叶相之的另外4个“海外特别行动小组”均已到位，只要李宗仁一露面，即可就地将其解决。
李宗仁夫妇在苏黎世登上飞机时，一个前来送行的人告诉他们，在飞机上他们会受到很好的保护，但千万不要走出机舱，“该下飞机时候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遵照“送行人”的嘱咐，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在日内瓦、雅典和贝鲁特机场停留期间，都没有离开过机舱，尽管空中小姐几次热情地邀他们下机走走，但他们只是在诺大的机舱里来回散步，并没有离开机舱半步。
当飞机离开贝鲁特的时候，三人心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因为行程已经过半，一切顺利，整个归国计划就要实现了。然而，他们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叶相之已经坐不住了，他命令巴基斯坦的特别行动小组一定要在卡拉奇截住李宗仁先生夫妇，甚至不惜采取极端的手段，哪怕再搞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所以，实际上卡拉奇就变成了航程中最危险的一关。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经过周密筹划的李宗仁归国计划将全盘皆输，后果就不堪设想。
1965年7月13日零时4时30分，经过12小时的飞行，李宗仁乘坐的道格拉斯客机在黑暗中降落在卡拉奇机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通过与国内的联系，早已获知了国民党的行动情况，为了避开台湾特工的刺杀，大使馆通过外交手段把的汽车直接停在了飞机跑到边上，把李宗仁三人安全的接到了大使馆内，等待指示随时准备护送李宗仁一行安全回国。
巴基斯坦政府应中国的要求从欧洲紧急调回一架波音720客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中方，事实上这架飞机就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归国的专机。
为了防止“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重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根据周恩莱的指示，将这架波音720客机在库房里停了三天三夜，并派专人看守的，不准任何人接近。
7 月17日零时10分，两辆黑色林肯轿车悄然驶出中国大使馆，消失在夜色之中。突然，隐藏在黑暗中的两辆轿车快速追踪了上去。紧接着，又有两辆林肯轿车驶出大使馆，箭一般地驶向了卡拉奇机场。零时30分，林肯轿车驶进卡拉奇机场，直接开到了那架波音720专机的舷梯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登上波音720客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7月18日上午8时，在周恩莱的周密筹划下，李宗仁乘坐的飞机安全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
1965年7月21日上午11时，李宗仁先生在历经沧桑后，终于从美国辗转欧洲，回到了祖国怀抱。他在首都机场受到了周恩莱总理、陈義副总理及他在北京的老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蒋界石得悉李宗仁回到北京后，十分震怒，当天就把叶相之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说：“娘希匹！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对于这样一个叛党叛国的人，竟然任由他去投靠了中共，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李宗仁的回归，对台湾当局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国防部情报局长叶相之难辞其咎，因领导不力被蒋经国革了职。
正文
第二十八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5 19:01:53 [字数] 4214
余则成夫妇曾经认养过一个叫扬扬的孩子，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部长兼组织部长张之忠夫妇的独生子，父母死后，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最初的几年，余则成夫妇每个月都会去看望扬扬，给他送去生活用品和一些好吃的东西。
可是扬扬对他们很冷淡，尽管余则成夫妇想尽办法来讨得孩子的欢心，但是扬扬并不买账，看起来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
余则成有一次去看扬扬，还带着他到阳明山玩了一圈。在回来的路上，余则成轻轻抚摸扬扬的头发，看着他眼睛里淡淡的厌弃神情，试探地问道：
“扬扬，你为什么讨厌余叔叔呢？”
扬扬一甩头，摆脱开余则成的手，冷冷地说：“你是干什么的，当我不知道吗？”
“我是干什么的又有什么关系，对你好还不行吗？”余则成微微一怔。
“你们杀了我的父母，以为对我好一点，我就能忘了吗！”
“扬扬，你恨余叔叔吗？”
“知道了，还问干嘛？”扬扬冷冷地说。
扬扬的态度，让余则成心里很不平静，他非常理解孩子的感受，但对扬扬未来的成长却多了一份担忧。
事实证明，在孤儿院中，扬扬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不合群、又不听话，也不爱学习的小孩，孤儿院的院长不止一次地向余则成说起扬扬偷窃、逃学和打架的事情，这让余则成对他有点失望，但一想到他是烈士的遗孤，心情便很快平静了下来。
小学毕业那年，有一天，扬扬偷了院里的钱出走了。过了一个多月后，才被找回来。余则成明白，一个内心里充满怨恨的孩子，肯定会做出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来，所以余则成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是提醒扬扬要开学了，让他做一些准备。
可是，扬扬却态度坚决的表示不愿再上学了，这使得余则成大失所望。无奈之下，余则成只得放弃了想要把孩子培养成才想法，可不管怎样，他都应该尽力将孩子培养成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因此，他安排扬扬到一个军队的汽车修理厂去做学徒，学习修车技术，这样将来也足以让他安身立命了。
1966年2月 10日，余则成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年仅17岁的扬扬自杀了。他立即赶往陆军总医院，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见到了四肢冰凉的扬扬。阴冷的气氛笼罩着空荡荡的房间，余则成望着这个年轻的生命，他脸色苍白，身体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个17岁少年使用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决心展开彻底调查。
由于余则成的介入，扬扬自杀的原因很快便水落石出了。原来，扬扬到汽车修理厂不足两年的时间，修车的手艺没学多少，却从厂里的士兵那里染上了一身恶习，像什么抽烟、喝酒、赌博样样都会。
16 岁那年，扬扬学会了嫖妓，赌瘾也越来越大。这使得他的生活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时间久了，欠下的债务也越来越多。为了反本他不惜去借高利贷，一夜豪赌下来，不但没有赢回来，反而又欠下了一笔巨款。汽修厂里的阿兵哥要不到钱的时候，便是一顿拳脚相加，可放高利贷的要不到钱，就放出狠话说要剁了他的双手。在万念俱灰之下，扬扬萌生了轻生的念头，于是他选择了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当人们发现的时候，他已气绝身亡了。
扬扬悲惨的命运，让余则成悲愤不已。他动用手中的权力，对负责侦办此案的司法机关施加影响，要求涉案人员一律严办。结果，放高利贷的被查封了店铺，锒铛入狱；汽修厂的那几个阿兵哥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分别被判处了5至8年不等的徒刑。
1966 年，在中国大陆，由于“路线”问题的纷争，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1967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派组织发动“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全国内乱由此大规模爆发了。到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工人员，利用“运动”初期的混乱局面，煽动红卫兵冲击公安部和中央保密机关，从中浑水摸鱼，结果大批的秘密文件外泄，因此导致中共在海外的情报系统遭遇重大损失。中国在国外的情报人员，由于身份的暴漏，有很多都人间蒸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些在国外失踪的情报人员，有些遭到了绑架或是杀害，还有一些人自己脱离了组织，找地方隐居起来了。
其实，“运动”期间的泄密事件，损失最为惨重是中共潜伏在台湾的间谍。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可以说是经营最久，同时也是规划最澈底的情报网。中共高层相信，掌握台湾军事机密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由台湾军方内部进行渗透，只要能够接触到台湾相关高层的官员，其手中的战略资源便可为我所用。
这次的泄密事件，使中共在港澳及台湾的情报活动受到致命打击。中共在港澳和台湾的谍报系统最难建立，外围掩护组织需多年建设才能形成规模。由于不少潜伏在台湾的间谍和外围组织已暴露，台湾当局只要顺藤摸瓜，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鉴于此，中共方面立即撤除了已经曝光的台湾工作站，并迅速转移在港澳地区已曝光的外围组织。
在中共和国民党40多年的较量中，从一开始，国共高层都对间谍战给以了高度的重视，处心积虑地都想要打入对方内部。中共方一直处在被打压地位，因而聚敛锋芒，时刻保持警觉。国民党虽然拥有中统军统两个庞大特务系统，能以制度的名义和力量对中共进行围追堵截，但国民党派出的间谍却很难打进中共的内部，即便是打进去了也打不深。而中共一方却利用国民党大肆网络人才的时机，悄无声息的在国民党内部安放了许多闲棋冷子。
1964年，澳门情报站站长程一鸣“叛逃”去了大陆。后经调查发现，老牌军统特务程一鸣很有可能就是中共早年间，安放在国民党内部的一颗棋子。档案显示，程一鸣1926年参加上海工人起义，同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27年赴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秋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书记。1931年脱党，1933年程一鸣被留苏时的同学邓文仪请去，在南昌行营调查课任军事股任职。调查课后来并入戴笠名下的特务处，程一鸣随大队过档，在特务处情报科统计股任少校股员。在军统局中，程一鸣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元老人物。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党员，打入国民党后，最初是十三太保之一的邓文仪手下的亲信，以后又成了戴笠的得力干将。
若不是此次“湘江行动”的阴谋涉及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安全，像这样的重量级间谍是不会被轻易唤醒的。当然，在随后展开的“湘江行动”泄密事件调查中，程一鸣自知很难过关，于是便携带着他所掌握的特务名单逃回了大陆。
当时，负责“湘江行动”的情报局副局长沈知越，在行动失败后被免了职。程一鸣“叛逃”后，沈知岳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于1964年出任了“调查局”局长一职。
此次泄密事件爆发后，中共许多间谍的身份曝光，台湾大为恐慌，蒋经国命令调查局负责全面清查。据沈知越推测，1949年中共方面的情报人员大约有600多人跟随国军到了台湾。50年代初期损失了一批，到60年代中期，这些人大都已经爬到比较高的职位，而且潜伏在台湾军内的各个角落，因此在这以前，大陆对台湾方面的情报猎取几乎达到了探囊取物的地步。虽然此次蒋经国对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清洗，中共谍报网基本上被一网打尽了，但一定还有漏网之鱼，而且一定是隐藏极深的大鱼。
为什么中共的间谍能够潜伏的这么深呢？曾经成功打入到延安中央机关的沈知越，根据他的经历将中共和国民党之间作了比较分析之后，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中共的间谍之所以能够打入到敌方内部，能够成功地潜伏下来，长期发挥刺探军政情报的功能，其中涉及三方面的因素：第一，间谍的个人素质较高；第二，信仰坚定；第三，相对安全的潜伏环境。
首先，个人素质。作为间谍，拥有睿智的头脑，良好的独立思维和判断能力，性格坚忍，毅力顽强，绝佳的心理素质，是必备的基本素质。中共的间谍个人素质普遍较高，大多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而知识程度是一个优秀的间谍必备的前提条件。知识程度不高，就无法进入高层核心，也就无法接近情报源。因此，中共的基层组织在大学校园里特别活跃，被中共誉为“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就是当年周恩莱从中清华大学里千挑万选出来的学业优异的高材生。
其次，坚定的信仰。间谍，一层身份，两面人生。他因何存在？又为谁而战？都与信仰息息相关，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对组织无献忠诚。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使得接受了新思想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多数抱有左倾思想，中共组织特别注重“心灵改造”，再加上中共蛊惑人心的宣传，于是“共产主义”就成了能够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忠实于党，就是忠于信仰，忠于信仰，才能够救中国！”就成了许多青年人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一般左倾青年，参加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为执政党，不但可以为国效力，还可以功成名就、做官发财。相比那些或流窜于荒野，或隐身于白区，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人，谁更可能具备坚定的政治信念，自然不言而喻了。
第三个因素，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间谍潜伏的环境。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间谍要打入对方阵营，显然是躲在暗处的中共一方有利。中共著名的“前三杰”和“后三杰”的间谍故事，证明了国民党的环境很“适宜生存”，象钱壮飞这样的角色，如果不是叛徒出卖，就算是潜伏到如今，也不会暴漏。
那么，中共的内部环境又如何？过去的军统和中统，都曾不遗余力地派人混进延安，可是这些人最终都被清除了出来。这不是军统中统无能，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共的思想体制和工作作风。中共最为注重党内建设，注重组织的思想统一和队伍的纯洁，每隔三五年，就会开展一次思想整风运动。
据说，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尽管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险恶，但是为了纯洁队伍，前后搞过数次全面整风运动。在这种几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网式过关的运动中，每个人首先必须讲清楚革命来路，说明白祖宗三代，如实交代出亲朋好友和各种社会关系等等。
试问，那些来路不明心怀异志的国民党间谍，面临这样的整风，能潜伏下来的还有几人？间谍即便侥幸过关，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可能安然潜伏下去，并送出什么情报吗？
沈知越将这三个因素作了总结之后，发现国民党要想在中共内部安插间谍，并且长期潜伏下来，几乎没有可能。而中共的间谍不但无处不在，甚至还跟到了台湾。他非常肯定的相信，“他”或是“他们”就潜伏在我们的中间。
60 年代中后期，台湾反谍报机关重创了中共在台湾的谍报网之后不久，作为回应，大陆安全部门在短时间内就打掉了一个潜伏在大陆上十余年的台湾情报网。不但如此，中共情报单位还与东南亚友好邻国合作，报复性的铲除了几个在这些国家活动频繁的台湾海外情报组织。这令台湾方面感到十分惊讶，调查机关怀疑他们内部出了问题，但却始终发现不了他们的“盲区”。
在两岸40余年的情报战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段时间，是国共谍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时期。
正文
第二十九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5 19:07:56 [字数] 4819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的边境小岛——珍宝岛上，爆发了激烈的边界冲突。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破裂后，中苏之间的军事对抗达到了最高潮，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中苏关系从60年代初的公开论战，到公开分歧，最终走向了破裂。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中国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196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
从1967年到1969年，双方在边界地区的流血冲突不断，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000件之多，中方忍无可忍，决定自卫反击。
1969 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苏双方的边防部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上，发生了两次双方都做了精心准备的局部冲突。战后，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为：中国边防部队亡29人，伤62人，失踪1人。苏联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亡58人，伤94人。苏联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阵亡，苏军一辆先进的T－62型坦克被击毁，并被中方作为战利品运回了北京。
珍宝岛之战后，中苏双方都在江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但双方谁都没有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事实上，珍宝岛战斗的结果使苏联方面相当震惊，对中国常规力量的实力也有了新的评价，这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苏联的战争企图。
1969 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归国途中特意绕道北京，与中国总理周恩莱就两国的边境问题进行了会晤。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整个谈判过程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几度陷入僵持状态，最后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此后不久，苏联开始向中苏边界大规模增兵。中国随即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中苏两国之间的对抗，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美国人清楚的意识到，如果美国能够跟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对美国显然是有利的。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对抗格局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但到60年代，双方的政策都在酝酿着改变。中国改变的重要因素是苏联，因为苏联仗着自己的强大的国力，总是摆出一副“老大”的架子，不尊重别国的独立平等地位，而硬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布拉格之春”事件，并狂妄的提出“有限主权论”后，中国认为这是对一个国家主权极其严重的挑战，今天是捷克，明天就有可能是中国。
1969年，中苏发生了珍宝岛战役之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出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还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对中国发出战争恐吓。
中共最高领导人仔细研究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和国际形势后得出来结论是，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中国从调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外交战略需要出发，应适当地调整对美国的政策，争取打开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信息。
60 年代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遭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美国在越南战争当中越陷越深，非常希望能从中解脱。当时中国是支持越南抗美的主要的力量，美国认为如果能够跟中国打开关系的话，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解脱出来。尤其是面对苏联咄咄逼人之势，美国越来越迫切地意识到“大三角关系”内中美进行战略合作，共同对付苏联的重要性。出于所有这些考虑，中美双方都在试探着与方改善关系。
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后，通过调整其亚洲政策，寻求改善中美关系，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中美关系开始缓和，作为美国向中国发出的和解信号的一部分，美国开始逐步解除对中国的贸易禁运。1969年12月9 日，美国宣布允许美国商人同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此举宣告了美国对华20年的“禁运”政策的终结。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巴基斯坦，到了伊斯兰堡后，巴基斯坦政府发表公告说基辛格博士突然身体不适，接下去几天的外交活动都取消了。实际上，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安排下，作为尼克松的特使对中国做了一次秘密访问。
1971 年10月25日，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界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26日，中国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正式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像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震惊了台湾。尼克松承诺：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台湾搞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美国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且积极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
美国的做法对台湾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先是大陆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接着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表示要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下，一些惧怕美国、摇摆不定的国家纷纷放弃台湾转而投向中国。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周恩莱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思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台湾“外交”进入最困难的时期。一时间，台湾竟变成了“国际孤儿”。
1972年，63岁的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一职，取得了名副其实的权利。在过去的十年间，蒋经国已充分地掌握了军队、政府和情报组织，成为了仅次于蒋界石的台湾二号人物。此时的台湾，由于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而这时的蒋界石因身心交瘁，病魔缠身，已不能主政，一切交由蒋经国独撑大局。
1973 年，在国民党政府处于强烈的政治和外交挫败感之际，蒋经国把注意力转向了台湾岛内，为了使人民建立信心并重新树立起台湾的国际形象，他力排众议提出了“十大建设”的宏伟经济发展计划。这项耗资巨大的计划预计将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工程"和“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现代社会。
事实上，从1950年到1970年的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已是必然的选择。
在历史上，台湾素有海上粮仓之称。可是，1945年国民党收复台湾时，台湾的农业萎缩到可怕的境地。原因是由于少数的地主阶层掌握了大部份土地，且租金高得惊人，农民被沉重的地租把血汗榨得所剩无几，他们完全丧失了生产的积极性。1949年，陈诚主政台湾时，粮食的年产量只有121万吨，这对迅速增长的台湾人口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陈诚就职台湾省主席伊始，旋即拉开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
陈诚的土地改革政策，使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政府在台湾最大的拥护者，为国民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政治支持，并且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台湾的农业经济，由此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为台湾60年代轻工业的蓬勃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60 年，台湾的经济在稳定累积之后迅速成长，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台湾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代。到70年代初期，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台湾人民的生活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的成果，使得台湾民众对国民政府感恩戴德，他们变得更富裕的同时，也对政府盛满了期待。毋庸置疑，整个70年代在台湾历史上，是一个令台湾人不能忘怀的黄金岁月。
1980年，余则成和穆晚秋的儿子余光明完成了斯坦福商学院的学业，从美国回到了台湾。明明在家与父母小住月余之后，便应穆连成的要求赶去了香港，帮穆连成打理富士航运的生意。四年后，穆连成撒手人寰，由于穆连成膝下无子，只有穆晚秋一个侄女，所以穆晚秋便成了唯一的继承人。
在全球化经济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香港，是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之一，穆连成顺应天时地利经过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富士航运集团已拥有十几家分公司和数十亿港元总资产，发展成了香港十大航运公司之一。穆晚秋对管理公司不感兴趣，料理完叔叔的后事，她把公司交给了儿子，跟余则成一起回到了台湾。
从香港回来后不久，穆晚秋就出现腿脚轻微的浮肿，当时以为是累着了，没太在意。过了几个月，腿部的浮肿仍不见好转，还时常心悸、气喘，脸色也不好。此外，还有几次出现胸闷、心慌的现象，穆晚秋认为没什么关系，只是上了年纪罢了，在余则成的坚持下才到医院去检查。不料穆晚秋被医生诊断为慢性心力衰竭，建议她马上住院治疗。换了两家医院、找了台湾最好的医生，最终的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穆晚秋得的是慢性心力衰竭，而且心肌功能已经严重衰竭。
“大夫，能治好吗？”余则成焦虑的问道。
“心力衰竭又称心肌衰竭或心功能不全。心脏因疾病、过劳、排血功能减弱，以至排血量不能满足器官及组织代谢的需要。主要症状是呼吸困难、喘息、水肿等。心力衰竭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是指各种病因致心脏病的严重阶段。”医生解释说。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余则成喃喃自语地说。
“除了心脏本身的疾病，其他一些原因也可以引起心力衰竭，比如：感染、心律失常、血容量增加、过度劳累或情绪激动、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等等，都有可能诱发心力衰竭。心衰过程可分为无症状期和有症状期，如果能够早期治疗可以降低心衰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医生无奈的对余则成说：“您太太的情况已经到了中后期，一般这种情况下，患者寿命最多维持1年左右。”
“会很痛苦吗？”余则成平静的问。
“最终患者受其供血心肌严重缺血而发生坏死，心脏停止跳动，即为心肌梗死。约半数以上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在起病前1～2天或1～2周有前驱症状，最常见的是原有的稳定型心绞痛变为不稳定型，或继往无心绞痛，突然出现长时间心绞痛。疼痛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包括突然发作剧烈持久的胸骨后压榨性疼痛、休息和含药不能缓解，常伴烦躁不安、出汗、恐惧或濒死感；少数病人无疼痛，一开始即表现为休克或是在睡眠中突然心跳停止，一睡不起。像您太太这种情况，可在医院做心肌修复治疗，挽救濒死的心肌，缩小梗死面积，保护心脏功能，及时处理各种并发症。大约经过第8—9周治疗，如无心绞痛等症状或心电图心肌缺血有所改善，即可出院回家休养了。”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难道不能彻底治好吗？”
“美国是世界上医疗水平最先进的国家，然而也是心脏病人最多的国家，美国每年就有100多万人死于心脏疾病。就目前的医疗技术来说，人类还没有找到治疗心脏病的办法。”
医生的话一字一句重重地、残忍地敲击着余则成的心，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余则成难以接受，感觉天一下子塌了下来。余则成不记得他们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对话，他失神呆坐着，想着尚不知情的晚秋，余则成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自己的病情，要让晚秋生命中的最后这段时间幸福的度过。
余则成隐瞒了医院的检查结果，他告诉晚秋她得了普通的心肺疾病，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于是将穆晚秋安排住进了台北三军总医院，以减轻穆晚秋的病痛之苦。
经过2个月的康复治疗，穆晚秋入院前的症状已基本消失，精神也好了许多。经医生同意，穆晚秋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更好的照顾晚秋，余则成辞掉了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公职，专心在家陪伴患病的妻子，同时余则成又有了一样全新的工作——主持家务。
正文
第三十章[ TOP ]
[更新时间] 2011-07-25 19:10:07 [字数] 5083
1985 年11月22日，美国传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监管美国亚洲情报工作的前负责人今无在（LarryWu－TaiChin），因间谍罪被捕。当台湾、韩国和日本的情报官员听说今无在是中国间谍时，顿时目瞪口呆。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的工作人员得知后，更是惊讶不已，怎么也不能相信监管美国亚洲情报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会是个中国的间谍。
联调局指控今无在在中央情报局（CIA）服务三十年期间，偷窃大量情报给北京，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是中国潜伏在中情局的间谍。今无在在被捕后承认了自己确有间谍行为，但在美情报人员对他的审讯中，他始终没有交代他具体提供了些甚么情报，只承认他在中美建交过程中，秘密提供给中国关于美国总统对中美关系决策的情报，并因此声称自己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
今无在的供述让美官员无可奈何。以至于无法正确评估他的间谍活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负责侦办此案的联邦调查局人员认为，今无在的间谍活动主要包括：
1.朝鲜战争期间，今无在把大量美军情报转送到志愿军高层手中，其中包括志愿军战俘“亲台人员”名单，这使当时正在与美方谈判的中国代表强烈要求遣返全部战俘。今无在的“叛变”及他的间谍活动是导致朝鲜战争延迟结束的重要原因。
2.在1960年代，今无在为中国提供关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情报，使中国对美外交处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他使中国掌握了尼克松总统希望和中国建交的情报，使美国在中美建交过程中作出许多重大让步。
3. 今无在的活动还让美在越战中失去了许多战略上的优势。由于他的活动让中国及北越方面了解到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及所采取的行动，另外更清楚美对南越采取的各方政策。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北越能清楚掌握美国对越的态度。北越于1972年与美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定，但由于越共之后了解到美国政府不想再更多地参与越南的事务后，对南越开始采取攻势，并在数年后统一越南。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评估报告认为，今无在给美国造成的损失，超过此前所有间谍案损失的总和。美国一位资深的情报部门官员表示：“今无在的‘背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今无在被捕的消息传开后，震撼了美国朝野和海峡两岸，各种媒体连日大篇幅报道这项新闻。消息传到台湾后，顿时打破了余则成内心的平静，他急忙找出珍藏的老照片，很快就找到了那张韩战停战协议达成时，他和李克农将军还有詹森上校的三人合影照。在照片的背景中，一个站在詹森上校身后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放大镜仔细对比照片上的人和报纸上的今无在，很显然那是同一个人。
余则成恍然大悟，克公当年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朝鲜，看来并不只是谈判代表团的团长，一定还肩负着指挥另一个战场的重要使命。他同时记起，1954年他曾接到过一个含糊不清的指令，说美国中情局驻日本冲绳的一个叫 LarryWu－TaiChin译员兼情报分析员手中，有一份“与台湾有关的绝密资料”，让他酌情处理。他把任务交给了东京情报站，似乎没费什么事就得到了情报。蒋经国利用这份情报，搞垮了与美国人“走得太近”的孙立人将军，而他自己也凭着这份情报赢得了蒋经国的信任，由此开始平步青云。
余则成清楚的记得，那个LarryWu－TaiChin的人是个亚洲人，中文名字记不清了，好像也姓今。现在似乎全都清楚了，那份“绝密情报”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的到手，看来绝非偶然。也许，这一切都是克公运筹帷幄的结果。
1986年2月21日，今无在被捕三个月后，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用塑胶袋蒙住头部，再用一条鞋带系紧袋子，窒息而死，时年六十三岁。
1986年3月1日，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穆晚秋觉得有点累了，回房小息，睡着以后再没醒来。穆晚秋在被医学宣判死刑后，又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她的最后一刻走得很安详，苍白的脸上找不到一丝痛楚，看起来好像睡着了一样，嘴角上还挂着她惯有的浅浅的笑意。
穆晚秋的离去，使余则成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他觉得孤独的自己简直成了可笑的存在。
在台湾海拔3997米的玉山之巅上，竖立着一座高达3米的半身铜像，它面向大陆，面部表情严肃，目露愁绪，凝视着远方。这，就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座像。1949年，于右任被撤离大陆的蒋家王朝裹挟到了台湾，而结发妻子和女儿却留在了大陆，从此天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与日俱增。1962年，他八十三岁，重病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考虑后事：“我百年之后，愿葬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山要高者，树要大者，可以时时望我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晚年在台湾的于右任先生非常渴望叶落归根，但终未能如愿。在去世前不久，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悲歌：
《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台北谢世。后人按照于右任先生的遗愿，在台湾的最高山玉山之巅，塑造了一座于右任半身铜像。
余则成将穆晚秋安葬在了阳明山一块草木葱茏、四季常青的墓园里，园地坐南朝北，面向大陆。像于右任先生一样，许多的国民党高官们死后都选择面向大陆安葬。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不能叶落归根，最后落得客死异乡的结局。
历史给开了一个玩笑，但这个玩笑有些残酷和无情。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伴随着海峡两岸对抗了几十年的执政者相继逝去，一个时代结束了。
1987年10月，蒋经国过世的前几个月，他决定顺应历史潮流开放台湾老兵返乡探亲的限制。消息传出，全岛上下无不欢呼雀跃，台湾老兵终于突破了长达38年的禁忌，可以名正言顺地返乡探亲了。
同日，中国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探亲一事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对此表示欢迎，并“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并希望台湾当局也能让大陆民众去台湾探亲。10月16日，中国国务院即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让老兵回家，是蒋经国继其解除戒严、开启台湾现代宪政的大门之后，送给老百姓最实惠的一项精神礼物。
1949年，蒋界石撤退到台湾之时，从大陆调集了60万军队来到台湾。这些年轻小伙子，当年离家时不过二十多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然而受到军人禁婚的限制，许多人终生未婚。
早期的退伍军人离开部队时，只能领取一顶蚊帐，一张单程火车票和几百元新台币的“退伍金”。脱下军装进入人海茫茫的台湾社会之后，才发现自己举目无亲，身无所长且又囊中羞涩。可想而知，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
1987 年4月，逐渐进入垂暮之年的国民党老兵们，再也按捺不住内心澎湃汹涌的想家情绪。他们成立了“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老兵们穿着白色衬衣，正面印有鲜红色的大字“想家”，后面是“妈妈我好想你”，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并在街头上散发了大量传单，强烈要求政府准许老兵回大陆老家，与亲人团聚。
这一年的母亲节，老兵们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母亲节遥祝母亲”的大型集会。当歌曲《母亲你在何方》：“雁阵儿飞来飞去，白云里；经过那万里可能看仔细。雁儿呀，我想问你，我的母亲在哪里……”唱响时，在场者无不动容，台上台下哭声一片。一曲思念的歌曲，道出了老兵的思乡之情，这是数十万退伍军人发自肺腑的心声。
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大陆一直严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并且严禁退伍军人返回大陆。为了妥善安置退伍军人，蒋界石特别成立了“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投入数额可观的大量经费，建设相关设施和工作项目。此外，还建设了一批用于安置单身退伍老兵的“荣民之家”，为老兵提供养老之所。但是，不准老兵返回大陆。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在结束了敌对状态之后，不允许人民回自己的家。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回故里和亲人团聚，找回失散已久的亲情。“想回家！”人之常情，何过之有？
三十多年的压抑，终于使老兵们积压已久的怨气，像火山喷发一样的爆发了出来。1987年5月，大批退伍老兵聚集在“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大门口，进行抗议示威活动时，与辅导会的安全警卫人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酿成了多名老兵受伤住院的流血事件。
蒋经国是辅导会的创会副主任委员，也是第二任“国军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主任，对“荣民弟兄”的安置和照顾，蒋经国向来认为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他曾亲自带领退伍的老兵们，修筑了台湾著名的中部横贯公路，70年代的台湾“十大经济建设”，随处可见退伍老兵汗流浃背的身影，大陆老兵为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奇迹，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时已是重病缠身的蒋经国，在病榻上闻听老兵受伤的事，很是激动，对辅导会主任张英的处理方式颇为不满。蒋经国表示，“荣民弟兄”是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的有功之臣，可以理解他们想要返乡的情绪，怎么可以对他们的集会行为进行暴力打压呢？
他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讨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有关问题，同时撤了张英的职。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 “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的普通民众，可登记赴大陆探亲。”宣布“荣民弟兄”可以探亲的名义，返回大陆老家。
消息发布之后，来自大陆各省的近40万老兵，心潮澎湃，不少人老泪纵横。他们不敢相信，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自己真的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去了。
这群正在逐渐消失中的老兵们，怀揣着“近乡情更怯”的复杂心情，陆续的踏上了返乡的旅途。伴随着老兵返乡探亲的热潮，台湾岛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回大陆祭祖、寻根之旅的高潮，而土生土长的台湾的人，也借着探亲之名，纷纷到大陆旅行，借机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1999年，秋。山西省易县境内，一个隐藏在太行山深处的小村子出现了两位远方来的客人。清晨，笼罩着山峦的薄雾慢慢的散去，一个杵着手杖的老先生和搀扶着老先生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村头的土坡上，他们没有进村子，而是径直来到村后荒草丛生的墓地。
当老先生搜寻的目光终于落到了父母的墓碑上时，他心中那凝聚了五十年的乡愁终于在这一刻完全释放，跪在坟前失声痛哭：“父母大人，您远游的儿子回来看您们了！”
这两个陌生人走进村子的时候，立刻引起了村里孩子们的好奇，他们围追在外来人的身边，嬉戏打闹着跟随着步履蹒跚的老人。那位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沿着村中那条古旧的老路目标明确的向前走着，脚步走得很急切。
这个偏僻的山村，因孩子们的嬉闹声变得热闹起来，村民们三三两两的走出家门，观看这只有过年和娶媳妇儿才有的热闹场面。
终于，老人的目光定在一个古老的大槐树上，再也移不开了，加快脚步奔了过去。来到大槐树跟前，老人的心境说不出的复杂。当年离开后，五十多年当中，他不曾再踏进这里一步，这里没有什么改变，从小到大走过无数次的村间小路、小时候爬过的这棵大槐树、那座不大的院落－－－－－－都不曾改变。
老人抬头望了一眼大槐树，然后低下头，闭上了眼睛，沉沉吐出一口气。往事像幻灯片，永不褪色的种种记忆，一幕又一幕地快速闪过老人的脑海。有多久了？这个遥远到几乎遗忘的地方－－－－－－
过了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对着身边的儿子说：“就是这儿。”
中年人走上前去，轻轻地叩响大门上的铁环，提高声音喊道：“有人在家吗？”
“谁呀？”院里的人一边问话，一边向大门口走来。不一会儿，随着“嘎吱”一声，一扇门开了。一个五十岁左右高大结实的农村妇女探出头来的同时，被眼前的景象给吓了一跳——自家的大门外堵了一大群人。
忽然，一切喧闹顷刻间停了下来，大家似乎约好似的屏住呼吸注视着两位陌生人。
老人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愣住了，那农妇的脸上依稀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他预感到了什么，撇开儿子的搀扶，无视农妇的存在，努力控制轻颤的手，推开了她身后的另一扇门，看到了眼前的一幕：院子中央，柿子树下有一把老旧的木椅，一个老妇人正靠着椅子晒太阳，岁月无情地染白了她头上的青丝，残忍地在她的脸上刻下了一道一道皱纹，然而那孤独的目光却在讲述着她不能释怀的往事。
老人慢慢地向着她走去，每一步都走得那样缓慢，十几步的路，他却走了好久，似乎有半个世纪那么长。
老妇人已经在女儿的搀扶下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她目光恍惚地看着眼前，这个几十年来不断在她的幻觉中出现的熟悉身影。当他们的手碰到一起的那一刻，相互被搀扶着身体瞬间颤抖起来，四目相对，努力从对方脸上寻找着过去的影子。
沉默了许久，老妇人轻声说道：“你，回来了！”这是一个妻子对回家的丈夫最平常的问候，而这个迟到了50年的问候，却道尽了人世间离别之苦。
老人没有回答，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颤抖地扶着曾经的妻子，仿佛依旧是50年前年轻时的样子。两位老人默默注视，轻轻拭泪，缓缓将头靠在了一起。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