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瑞敏：高处的彷徨(3)
---------------
海尔模式看上去很精致。他们新近一直在大力推广的“人单合一”，包括三个核心环节：“人单合一”、“直销直发”和“正现金流”。“人单合一”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模式；“直销直发”是实现“人单合一”的基础条件；“正现金流”是“人单合一”至少在目前是最重要而必须保证的结果。专家论证，要想真正消灭库存与应收账款两大“顽疾”，要想真正使企业能够摸清市场的有效需求而满足之，要想真正学到丰田、戴尔的精髓而超越之，唯有让每个员工都面对市场、拥抱市场、创造市场，进而持续地拥有市场！唯有实现“人单合一”！据说，“这是张瑞敏对海尔未来全球竞争力之源的最新思考与创新设计。其间，包含了远见、睿智，与勇气。”
我们看到了围绕着海尔模式正在膨胀中的彩色泡沫。海尔的模式锻造了或者代表了家电业一种可能的方向。但是，对比索尼、三星，我却心存疑虑。我们不禁要问：“再过20年海尔靠什么吃饭？”
再过20年海尔靠什么吃饭？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代表了一个商业领袖的素质。张瑞敏与盛田昭夫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他们都经历过那种流血的感觉，从一开始就铁定了创立品牌的意志。但是后来两个人开始渐行渐远了。盛田昭夫因为国内市场狭窄，不得不一开始就到美国市场上去打拼，重点放在索尼独一无二的产品上，因此，他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让井深大连续7年搞显像管的科技攻关。而张瑞敏则生逢中国的宽阔市场机会，他只要制定一整套生产制造与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不需在研发上持续高额投入，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
不一样的背景与追求，以至于最后两个人对商业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盛田昭夫时刻洞察着世界的趋势，关注着20年或50年后的世界和索尼。正是这样的眼光，让他超越了短时期的经济算计，而放眼于未来的商业版图。在他眼里，世界上公司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各有各的磨难，而世界一流公司的基本点却几乎是一致的：握住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建立傲立于世界的商业体系。他深刻洞悉到，作为一个商业领袖的责任只是也仅仅在于很好地把握住这两个基本点。
海尔没有把握住大的历史性机会，只能在白色家电价格战的“红海”里奋力拼搏。人们能够看到海尔的渠道与服务优势，却找不出海尔独一无二的产品来。张瑞敏则像一个哲学家，不断生产语录，而且不断在模式上变换名词，获得了中国媒体的满堂彩。他无暇跳出方外看商业。张瑞敏属于有心人，他能把日常的运行细节，上升到一些很有哲学观念的名词，领导着中国商业的潮流。可是，如果再下去50年，或者少一点20年，那些“人单合一”之类的观念还有什么永续的价值呢？很难说。人们不禁要问，海尔的“蓝海”在哪里呢？
当然，现代商业竞争是围绕着产品、服务与配送的商业模式进行的。一如沃尔玛、富士康、戴尔的“实时生产、实时配送”，“一地生产、三地研发、全球配送”，“个性化定制，低成本先锋”等等，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体系，使得客户能够以最省钱的方式或途径获得相应的产品和服务。一个全球范围公司内外体系的建构和协调，不是一个简单的理念就能成型的，它需要一个竞争者无法觊觎的商业体系。
盛田昭夫以他的一个严重“失误”，回答了再过50年索尼靠什么吃饭的问题。可惜，张瑞敏只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深耕细经，没有机会出“大失误”，因此也就很难回答再过20年海尔靠什么吃饭的问题。而张瑞敏很好地模仿了戴尔理念与操作方式，却没有建立起世界范围的供应链与技术支撑。而且，更为基本的，白色家电本身的技术含量低，无法跟戴尔和富士康的产业基础相提并论。或许智者郎咸平会断言，盛田昭夫那样开阔的视野与战略眼光，是中国企业家压根儿就没有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不养高科技”。
事实并非如此。张瑞敏正当盛年，并且还在不断地顿悟。他曾感叹：“像禅宗所说，30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30年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必须要悟到这个程度，真正把问题看出来。”孤寂的严霜是怎么折磨他，让他产生了什么样的顿悟，他不会轻易对人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听到的，未必就是张瑞敏内心所想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忧患有多沉重。
危机感可能没有离开过这个心里流血的汉子。当年张瑞敏勇砸冰箱，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无论我创造了什么，无论我如何地爱它，不久我必然成为我的爱的反对者。这种“回归零”的意志，或许不会使张瑞敏耽欲于“世界第四大白色家电制造商”、“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之首”一类的头衔。当一种新的视野在眼前展开，以张瑞敏的悟性与意志力，或许会勇敢地走进自主创新的“窄门”，为一个商业帝国的未来奠基。
我深深地祝祷。
---------------
柳传志：公司政治的境界(1)
---------------
不要疯狂，不要扯平，而要向前推进。
——克里思·马修斯《硬球》
公司政治所围绕的主题，并非大公司向着性价比浩浩荡荡地进军，而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对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追逐，体现了获取和保持权力所需要奉行的那些显规则和潜规则。一部联想史表明，熟谙和遵循公司政治法则的人，往往会脱颖而出，而对其懵懂无知并加以违背的人，莫不以头撞墙。我们不必从联想起点开始去领略那一幕幕的厚重，倒可以与时俱进，从2005年底联想更换全球CEO切入。
美国化的换帅，中国式的智慧
2005年12月20日，联想集团突然闪电般宣布，董事会任命威廉·阿梅里奥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将接替斯蒂芬·沃德。原首席执行官沃德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顾问，帮助顺利过渡。原戴尔高级副总裁威廉·J·阿梅里奥放弃戴尔，加盟联想，全球PC领域再一次发生震荡。联想更换全球CEO决策之果断、布局之缜密令业界叹服。按照惯例，换帅被联想渲染成要直奔觊觎已久的世界PC霸主地位的果敢行动。柳传志在记者面前目光炯然，言语坚定：“我绝不甘心让联想PC做平庸的世界第三，我们有更高的目标。具体的数字不便说，但元庆和我都希望能够在整个行业里能有更大的贡献。”
当年盛田昭夫去美国开店，最大的不习惯不是语言和渠道，他最厌恶的是美国人非常坦然地为了钱就可以轻松离职。2005年，我们先是领教了李开复跳槽，年底又目睹了联想新CEO的变动节奏。戴尔全球副总裁威廉·阿梅里奥上午辞职戴尔，下午就正式到联想报到，一点儿迂回策略都没有。同一天完成如此巨大的转岗，是典型的美国式换帅。联想这样做，也只不过是适应美国文化的节奏而已。
熟谙中国智慧的柳传志，一定要在美国式的换帅中打上中国智慧的烙印。中国文化则体现在联想跟威廉·阿梅里奥的约定上：“如果在联想股东会通过其委任后90天内，阿梅里奥不再为联想雇员，则阿梅里奥在18个月不得经营或积极准备经营涉及与联想计算机及相关设备有重大关联的业务及服务。”这种约定是否受美国法律的保护，还很难说。李开复跳槽的官司，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警示。
值得思量的是，在联想宣布董事会的任命后快一个月了，戴尔仍然一直保持低调，不做任何评论。然而，去年9、10月份戴尔令人费解地在市场份额最小的亚太区，却任命了双CEO。难怪美国知名博客史蒂芬·贝克（StephenBaker）说：“这是戴尔巨大的人员流失吗？不见得，因为阿梅里奥似乎早已经被戴尔搁在一边了———至少从戴尔公司网站上所提供的官方简历来看是如此。”联系到2005年戴尔的“邮件门事件”[2]，戴尔的低调有点反常态。难道其中还有什么诸如“蒋干盗书”之类的文化陷阱？
联想换帅折射出来的要害问题，不是“蒋干盗书”之类的陷阱，而是联想未来经营战略的选择。
在觊觎术复归的并购中途，不得不面对现实。
20年前，柳传志第一次列席IBM的经销商会议，虽然坐在后排，一种莫名的激动仍充盈于胸。20年后，联想就要执掌IBM个人计算机业务了，那种对巨人的敬畏依然存在。柳传志难以压抑自己的激动：“世界一流的管理团队及其丰富的国际管理经验，是我们从收购IBM个人计算机事业部中获得的最宝贵的资产之一。”看来IBM个人计算机的研发平台被加进了过多的想象成分。柳传志表示，联想集团要迈向国际化，需要的是品牌、市场规模和技术专利，这三点在并购IBM个人计算机业务后都拥有了！[3]
这个判断有点过于一厢情愿，尤其是当下正处于IT业的转折点。随着电子产品大规模生产时代的行将结束和下一代互联网端到端联系的开始，先前那种大规模集成的研究已经不再是一统天下了。三星很快崛起，在短短十年内超越电子巨头索尼，不是靠公司的传统与研究的规模和秩序，而是靠模拟到数字的跃迁，靠三星不拘一格贴近全球消费者的研发策略，抓住了最能触动消费者内心的感受。2004年三星的手机销量甚至超越了美国的手机巨头摩托罗拉。现在一个19岁后生研发的软件，就有可能180度地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善于捕捉新生活迹象的创新者，才是技术王国的“无冕之王”。
并购IBM个人计算机正式融合刚过半年，技术工程师出身的斯蒂芬·沃德就以难于实现更大增长目标为由被劝解职。换帅的由头从联想官方发布的信息看，可以有很多，比如成本降不下来、开拓市场步伐缓慢、很难实现更快的增长，等等。但是，不能给联想引入高科技基因，恐怕是联想不方便明确宣示的一个节点。当收购之初的冲动已过，联想不再仰视，于是更为现实的判断：IBM个人计算机团队技术创新乏力、运作成本不经济和营销手法单一显现出来。与其继续摆放着一个美丽的花瓶，还不如把真正懂市场的人请进来。
据杨元庆透露，2005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切实探讨换帅的可能性了。为此，柳传志还专赴美国与选定的威廉·阿梅里奥进行深谈。阿梅里奥对个人计算机行业的深刻理解和公司运作经验，给柳传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象深刻，常常是唤起更多共鸣的同义语。
---------------
柳传志：公司政治的境界(2)
---------------
柳传志对从技术视角看个人计算机市场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思维定式是贸易和渠道，在这一点上柳传志与威廉·阿梅里奥确实有更多共性。更重要的是，个人计算机的市场现实也佐证了柳传志的感觉：戴尔并不是靠技术出类拔萃才把IBM和惠普踩在脚下，稳居个人计算机全球第一宝座的。威廉·阿梅里奥成功地把杨元庆跟柳传志内在的雄心召唤出来，凭借快速增长的亚太市场之地缘优势，联想可以通过渠道的融合向着世界第一发起冲击！
戴尔破除了高科技的神话，全凭商业模式，造就遥遥领先之势———戴尔模式丰富多彩。从财务体制上看，它是消费者的生产性融资，消费者的预付款启动了这个链条的运行；从客户的角度看，它的本质特点是量身定制，随时把客户的意向和偏好整合进自己的组装过程中来；从供应链的角度看，它为消费者建立了产业群落聚集的全球供应链，可以随时把全球资源和要素融进你所需要的产品之中。戴尔没有高科技，但是它用微笑曲线，生成了掌管产品设计和终端服务两头，把一些规格化零部件的制作甩给别人去代工，为区域消费者量身定做的一整套高效运转的全球化供应链。
这是个边界倒掉的时代，既然不能依仗技术创新创造别人一时奈何不了的市场价值，联想为什么不能尝试凭借模式力量，创造一片“蓝海”出来？这回联想不再是停留在概念上，而是在品牌经营上的思路来了个大转变。
“办公司就是办人”
在转型期的中国打造出一个纵向结构的商业帝国，大多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威。这个纵向结构的形成，经历过血与火的一次次考验。“办公司就是办人”这句柳氏名言，准确概括了那个血与火的过程。
“办公司就是办人”，跟马基雅弗利的名言如出一辙：“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本不敢相信这句话出自柳传志。后来读了《联想风云》[4]，才知道这是柳传志最为得意的一句话，还被单独列出作为柳氏箴言。柳传志同所有成功企业家一样，有着强悍的形象，明知不仁也要强为。表面上的那种果决，实际上经历了硬撑下去的隐忍反复！他们的思想在绝望和恐惧中得到再生并获得新的力量。正是孤独无援的困境，激发了他们身上的潜能。马基雅弗利当年概括意大利那3000多个城邦君主的德性，很能传神地表达出柳传志们的境况：“他如果善良，就要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像狮子；当守信有利时，他表现得很虔诚；当不利时，他比任何人都可以不讲信义。”[5]
倪光南以头撞墙
倪光南与柳传志的反目成仇，一直是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博弈典型。他们一个是工程院院士，一个是“中国商业领袖的旗帜”。起初，柳传志三顾茅庐，请倪光南加盟联想，并为倪开设“永远正确的特区”，将倪送上“神坛”。倪光南的“智慧”变成“联想汉卡”和“联想微机”。可惜，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两个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不成，被“扫地出门”。股份和身份尽失。世间没有神，造神实际上是一种隔离。从若干迹象看，柳传志原本的计划也不算绝情，1993年底酝酿股份分配时，柳传志跟倪光南一样多。不过，柳传志没有想到倪光南为了名分会告状不止。
1994年，联想一系列高新攻关项目宣告下马，并不是那些项目没有取得技术成就的机会，也不是那些项目不会给联想带来巨大的利益。因为从那一年开始，倪光南开始不安分起来。那些项目或许会进一步强化倪光南在联想的地位和权力，这是柳传志所极不情愿的。他在为生存而拼搏，在为不进监狱而挣扎，发展的事只能往后放。
我们不能做裁判官。没有人能凭“说法”裁判罪人。但是，如果跳出事件本身，我们或可以有比较通透的理解。可能的解释是，院士倪光南直到今天也不知谁是老板！倪光南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组织打工，他有义务向组织倾诉，而忘了或不承认一个现实：柳传志是老板！客观地看，一个平台的运转，有一系列无形资产在起作用，关键看这个平台是谁搭起来的，是谁调动了周边的关键资源，这样说来，联想无疑是柳传志的。他把这个平台当作命根子，以他超乎常人的心智和体能打理着平台的所有细根末梢。柳传志的意志就代表了资本的意志。院士倪光南在普通人做事都感到没有困难的地方反而无影无踪了。他不识资本真面目。
孙宏斌政治意识的觉醒
孙宏斌当年凭着热情与一股蛮劲，1990年被破格提拔为联想集团企业发展部的经理，主管范围包括在全国各地开辟的18家分公司。当时柳传志在香港筹备香港联想。孙宏斌自以为柳传志的深意是尽量让联想的老人们靠边，于是分公司的头头脑脑基本上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孙宏斌在分公司开始拥有很高的威信的同时，与元老们的冲突和摩擦也逐渐升级。最后，一纸“孙宏斌权力太大，结党营私，分裂联想，联想要失控！”的告急信将柳传志从香港拽回了北京。
柳传志回到北京之后马上进行了调查，发现孙宏斌的事情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外地分公司，人由孙宏斌选取，财务不受集团控制，还有人说希望孙宏斌带领分公司“独立”出去。更不可争议的是孙宏斌居然办了一份《联想企业报》，而且在头版突出企业部的纲领：“企业部的利益高于一切”！善于见微知著的柳传志，当然知道这样的文化取向对于他正在竭力倡导的“大船结构”架构的破坏性。
---------------
柳传志：公司政治的境界(3)
---------------
年轻气盛的孙宏斌懂得事业的逻辑、懂得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却唯独不懂公司政治的风情。他的属下在柳传志召集的整风会上为了保护他直接顶撞柳传志。会后孙宏斌拒不执行柳传志裁掉这个人的动议，错过了缓和矛盾的契机。一旦确定孙“不可救药”，柳传志马上快刀斩乱麻，决不手软。孙宏斌很快获莫须有的挪用公款罪名被投进了监狱。
在昏暗窒闷的囚室里，孙宏斌的“政治意识”突然觉醒，他发觉了自己的离经叛道，品味出那左右一个公司运行的潜规则。他竟然天真地想在一个只能通行独裁的金字塔体系中想另立山头，树立自己的旗帜，难怪被投进监狱！在柳传志冷酷无情的外表中，他读出了那脆弱而顽强的人性。一如母亲为了保护幼子与豺狼搏斗，柳传志为保护自己视同命一样的公司，不得不跟他动真格的。他理解了柳传志。在内心达成理解的那一个瞬间，无疑是他职场生存的成人仪式，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来之不易、代价昂贵的真实。
接受现实的孙宏斌，把一切恩怨化为零。在他快要出狱的时候，以一个新人的朝气主动找到柳传志承认错误。柳传志对他的坦诚和胸襟刮目相看，并慷慨借给孙原始积累的第一笔启动资金50万元，以后还帮助孙宏斌接轨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关系。在公司政治中觉醒的孙宏斌，踩着悬崖边跳舞，用了10年时间，打造了一支中国房地产的百亿军团。在自己的地盘上，当初在联想没有获得的信任和尊重，孙宏斌无保留地授予了他的团队，但同时也划清了“零容忍”的底线。不在场上踢球的孙宏斌，对上场人员的拉帮结派格外在意。顺驰曾有多名高层领导被解职和开除，原因是他们违反了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在公司的发展中，如果有人说出话来其他人不敢质疑，孙宏斌就会像柳传志一样倍感紧张。平台是他的，你尽可以批评他独裁，但他不能容许公司除了他以外还能有另外的权威。
沉默是柳传志最神秘的武器
柳传志，在他们那一批经历了混沌的企业家中，率先把公司整体上市，利用资本杠杆，打造了产权关系明晰的联想系：联想控股作为大股东，控制着联想集团、神州数码、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等五大板块。柳传志及其高层管理团队个人也持有了足以让他对联想系的发展不敢掉以轻心的股份。这就从根本上解决公司的体制和动力问题。难怪柳传志成为许多企业家佩服的驾驭公司政治的高手。
险恶江湖以及那瞬息万变的人性，使得大家长柳传志常常在梦中惊醒，他对不能完全把握的人和事有着很强的“不安全感”。在选择接班人上他决不会掉以轻心。柳传志在2005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告白：“目前来说，联想控股还需要我，因为品牌还没出来，业务还没全部进入预定轨道。联想控股成熟的那一天可能也就是我重新谋划自己的开始。”
一个公司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接班人的选择。表面上看，杨元庆已经成功接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已经成功隐退。可是，那只是一个表象。当年，杨元庆和郭为两位青年领军人物分别扛起了联想计算机和联想科技这两块联想集团最关键的业务，尽管接班人只能二中选一，但在这两位爱将中做排除法，好比让柳传志断臂。结果是公司一分为二，各自有一片天地。现在柳传志依然还没有决断。
不过，现在候选的接班人可不仅仅是杨郭二人。进入联想系接班人候选队伍的，应该是5个板块的7个人选。他们是：联想集团的董事局主席杨元庆、神州数码的总裁郭为、联想投资总裁朱立南、融科智地总裁陈国栋、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联想集团的首席财务官马雪征以及联想中国的首席运营官刘军。这几个人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联想系的接班人究竟是谁，还将继续扑朔迷离一段时期。
媒体被联想的公司政治误导了
联想收购IBM公司PC业务以来，媒体最大的误区是：柳传志退位，杨元庆成为联想的掌舵人。误解发生在“联想集团”与“联想系”的跳跃上，也发生在中国媒体对大股东作用形式的陌生上。最早报道柳传志引退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主持人沈冰与柳传志的对话弹奏出一个柳传志引退的乐章。不是柳传志故意施放烟幕，实在是我们的主持人沈冰不知道董事局主席与总裁之间的区别，更不理解大股东意志的作用形式。当沈冰说柳传志是联想控股的董事局主席时，柳传志很快作了纠正，强调自己是总裁而不是主席。沈冰没有理会这个区别的含义，而是按着她的思维惯性，提出退位是否更彻底的问题。政治技巧娴熟的柳传志，则顺水推舟，言说自己已经完成了从导演到制片人再到普通观众的转变。其实，作为大股东的代表，作为联想控股的总裁，柳传志依然拥有一言定乾坤的权力。只不过随着“联想系”摊子越铺越大，柳已经不能再出任一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一职而已。这个对话也显示，联想系并不是有意误导受众。所以发生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记者的思维惯性陷进了公司政治的泥沼之中。
杨元庆角逐联想系接班人处于不利位置
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但还不是联想系的接班人。联想集团受着大股东联想控股的指挥，强势人物柳传志牢牢掌握着联想控股的大印。
---------------
柳传志：公司政治的境界(4)
---------------
其实，联想收购IBM个人计算机，柳传志最为成功的大手笔———年富力强的杨元庆被成功赎退被众多评论家忽视了。在联想系的五个少帅中，杨元庆是唯一被从总裁位置上挪开的人。可以想象，一个不在关键位置上掌握实权的人物，在此后的接班人角逐中处于何等不利的位置！联想终于打破了“家文化”的小圈子，选择了一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CEO，并且还要按着美国的商业规则经营管理公司。美国规则最为重要的一条是，CEO是公司运作的灵魂人物，是一把手，而董事长更多是一个名誉职位，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一脸凝重和执著的杨元庆，一直没能用业绩证明自己的市场战略能力，反而让多项失败验证了他只是个天生的超级业务员。如果联想文化不是特别强调对公司的忠诚，杨元庆也不会走到这么高的职位。
不过，作为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的杨元庆，还要承担联想跨文化经营的极大风险。今后联想成功，是柳传志掌握大局更换新管理团队的成功；如若失败，是杨元庆领导的文化整合不利所致。杨元庆还要习惯自己的二线位置，要眼瞅着此前自己的部下马雪征、刘军等居于新公司二号、三号人物而呼风唤雨，自己却要慎言以免干政。
联想20周年庆典应该是联想公司政治的风向标。在精心准备的20周年庆典讲话上，柳传志设计的结尾意义深远：“1988年，郭为刚来联想的时候问我，‘你们已经把公司做得这么大了，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看来，我们翻过的只是丘陵，你们要攀登的才是真正的险峰。历史的画卷在你们的面前缓缓展开，无比宽广的舞台等待你们去驰骋。”[6]柳传志传递出来的信息是，郭为还在1988年就开始思考“大联想”的未来。难怪在讲话中柳传志每每提起郭为的名字，欢呼声浪也一次次增大。相比之下，柳传志提及收购IBM个人计算机的功臣杨元庆时缺乏情感色彩，所引起的欢呼声浪也比较小。
当然，据此就说郭为是联想系接班人，未免武断。我看联想公司政治的风向标，几年之内联想系还会姓柳。他不会轻易退出联想系的舞台。那是他的命！当然，联想的大股东依然是中国科学院。大股东的态度犹如一柄尚方宝剑，是柳传志不愿意去觉察却不得不反复去考量的东西。
在这个命题上，沉默当是柳传志最神秘的武器。
---------------
李东生：视野的蔽障(1)
---------------
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总希望用进一步的投入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一如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
——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
《史记》是难得的文化珍品，在汉武帝鼎盛时由司马迁主持完成，是我国历史学研究方面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它通过一系列人物和故事，直陈盛汉时期的诸多弊端。总而言之，还是汉武帝这个人懂得“真实”的价值。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接近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我们立志寻求商业内在的真实，寻求企业家思维发生的地方。
TCL这一课
TCL这一课，是中国公司全球化进程中弥足珍贵的财富。
2005年底，TCL与李东生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一回却是为他一系列荣耀加身的跨国并购埋单———不得不把TCL时下盈利状况最好的TCL电工作价10亿港元，卖给了法国楼宇电子科技巨头罗格朗集团。从TCL传出的信息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出让51%的股份，而从法国罗格朗集团的网站上发布的正式信息则是，罗格朗购买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国的两大业务分支即TCL国际电工和TCL楼宇科技业务100%的股份。起初盛传TCL将舍弃阿尔卡特转跟摩托罗拉合作重组，后来事态表明只是TCL在三、四线城市的渠道代买摩托罗拉手机。从出卖赚钱资产和出租销售人员这两大举措看，TCL的真正危机已经逼近。但是若干迹象表明，危机的性质并没有被认识。
西方一则谚语说：“如果牢记过去，你将失去一只眼睛；如果忘记过去，你将失去两只眼睛。”中国公司往往缺乏记忆。在国内熟悉的市场，靠习惯或许能够摸清东西南北。但是在荆棘丛生的全球市场上，失去两只眼睛的中国公司，则可能步履维艰。TCL正遭受着健忘症的惩罚。已经发生的事件，本该构成深刻的记忆。可是，惯性作用使TCL不断地复制同样的错误，并购施奈德、并购汤姆逊、并购阿尔卡特，让TCL一路下滑。同样的错误在短时间内被密集复制，怕也是商业史上的奇观了。
一些必须记住的事件和经验，可以为企业后续的经营提供最低限度的免疫力。从这样的视角来建构TCL全球化案例分析，重要的是揭示，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大力推动着TCL的全球化进程？坊间有许多说法，诸如大赌大赢的企业思维、管理团队的膨胀、利益的平衡、做大的荣耀、发展民族工业的迫切和冲动、成为媒体中心的诱惑等等，所有这些判断或解释，如果不依事件的发展顺序展现出来，就显得武断而不合情理。
TCL的全球化，始发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而正是那场严峻的危机，在韩国崛起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公司———三星电子。对比三星，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TCL的问题。
三星有只千里眼：从压顶危机中看到了数字时代的朝霞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韩国，众多韩国财团皆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度日。三星业务也全面告急：长期负债，最糟糕时达到180亿美元，几乎是公司净资产的3倍；生产管理不善导致库存严重；拥有过多的非核心资源；那一年一个月的亏损额达到1700亿韩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2.13亿美元），金融危机将三星逼近了生死绝境。一个好运当头的人不会捶胸顿足———“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痛苦和危机才会促使人去寻找所有事物的源头。危机告诉李建熙，同质产品拼价格只有死路一条，唯有去创造新价值才是生路。危机中的三星掌门人李健熙与新上任的总裁尹钟龙果断决定实施数字化转型。这是个被媒体过度渲染的过程，众多分析多侧重于三星的裁员、缩减费用、处理不良债权及没有利润的事业，而唯独忽视了在一片黑暗压顶中，三星领头人却看到了数字时代的朝霞。尹钟龙说：“你不能在预见了未来之后便坐等它实现。要创造未来。”
历史留下了两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三星掌门人的果敢和决断。1998年3月22日，李健熙发表悲壮的宣言：“为了克服危机，我甚至不惜抛弃生命、财产及名誉来挽救三星！”就是这个“除了老婆和孩子，什么都要变”的掌门人李健熙，还在1995年的时候，因为三星的一款手机品质遭到客户投诉，他带领2000名员工，把价值5000万美元的问题手机、传真机、无线听筒碾成碎片。他确信，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自以为是，否定自己才有可能实施管理创新。为了获得现金推进转型，李健熙将每年销售达5亿美元、净利润过1.2亿美元的富川半导体工厂卖给美国仙童公司（FAIRCHILD），这是当年他个人投资并苦心经营的工厂，可谓“倾家荡产”。
第二个细节是别开生面的“生死对策大会”。1998年7月末，在新罗饭店，20多名三星电子最高层为最终的结构调整改革召开了影响深远的“生死对策大会”。10多小时的会议过程充满了紧张和悲壮的气氛。会议结束时，作为副会长的尹钟龙以身作则，首先写出有军令状意义的“辞呈”。接着，大家都写出了，表示如果到当年年底为止没能进行改革，或改革不到成功，全体都将辞职。公司紧急组成了行动团队（TaskForce），两周内确立了结构调整的计划。尹钟龙给他的团队下达的命令是，在5个月之内三星电子管理层裁员30%，非管理层裁员35%。尹钟龙因此而获得了“从西方来的管理疯子”的称号。有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决心做后盾，三星公司从1997-1998年两年间，共整顿了包括小型家电及无线寻呼等在内的共34项产业、52个品种。
---------------
李东生：视野的蔽障(2)
---------------
裁员只是更大的梦想的一部分。伟大的企业家在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时候，却发现了从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跨越的先机。高层团队认真分析计算机、手机、CD机等数字时代中的宠儿，他们认准了这些产品共有的核心技术：半导体元件、大屏幕液晶显示器、显示驱动程序和芯片组，以及移动电话技术等。这个梦想孕育在1997年，一直等到1999年结构调整才取得实效，于是李健熙与尹钟龙借三星30年庆典，对外宣布了“数字融合”战略，即在未来成为“数字融合革命的一个领导者”的计划。可以想见，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亚洲大多数企业都削减研发资金，三星却加大投入，积极在全球招聘优秀的人才，600人的博士队伍迅速超过了1000人，这需要何等的魄力和眼光。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尹钟龙说出了他那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如果问我5年或者10年之后三星做什么，其实要做的事情非常多，但是第一、第二、第三都是开发核心技术，这就是我的工作。”支撑三星成为一个扩张机器和利润机器的根本，正是它对技术研发的高投入。没有其他科技公司———无论英特尔、微软还是索尼，在研发上的投入比三星多：2004年，三星的研发投入占到总体收入的8.3%，达46亿美元；三星目前11.36万员工中，有近2.7万人都是研发人员，其中包括2400名博士和8600名硕士，分布在全球的17个研发中心；2005年研发投入为70亿美元。
三星的研发费用，都被投入到了其选定的少数几个重点领域的重点产品，这一特点后来被誉为“反向工程”。这些领域分别属于三种业务，即种子业务（移动通信系统网络非存储器事业等），苗圃业务（数码电视、PDA、TFT-LCD即超薄膜液晶显示器等）和果树业务（大型彩电、显示器、笔记本式计算机、手机、存储器等）。三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争取和保持在这些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三星有一个叫做“路线图”的规划，这个地图提供诸如公司未来的目标、应该开发出的技术、应该在哪些方面投入等等，再根据这个路线图，由专门的部门，在全球范围内聘请能开发出这些技术的人员。为了提高自己的研发水平，三星甚至坚持不引进成套设备，而是通过引进部件进行消化，在此基础上推出自己的成套产品。韩国人的严谨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星人可以静下心来去研究每一个部件，最后实现整体突破。
三星的研发归属于著名的“战略铁三角”。在研发上巨额而持续的投入是其中一角，另外两个角分别是高端的品牌定位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高效运筹水平。三星的这个“战略铁三角”，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消费者愿意为优秀的质量和设计等支付更多的价格。尹钟龙更有一个“生鱼片理论”。其意思是说：当你第一天抓到高档鱼，可以在一流的日本餐馆里卖个好价钱；如果一些鱼没卖完，等到第二天再卖，就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卖给二流餐馆；到第三天，你就只能卖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如此以往。三星在电子消费产品市场上的成功秘诀就是将最先进的产品在竞争爆发之前就摆上零售架。所以三星总是可以通过更多的新品和高档的品牌定位获取比竞争对手高得多的利润，接着又用这个利润去加大研发投入，研发出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实现高档的品牌定位和高额的利润。而高效的运筹水平，又确保了从研发到品牌价值转换的高效性。这场世界经济向数字化的大转型，使三星研发先人一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它面向的是一个未来的市场，这使它可以完全避开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也就是时下流行的称之为“蓝海战略”的东西。
三星CEO尹钟龙在2005年11月份，描绘出三星电子更惊人的蓝图：2010年20种产品要称霸全球。从现在到2010年，要向新型半导体生产线投入240亿美元，还要在今后十年向液晶显示器业务投资100亿美元。在公开声明中，尹钟龙表示：期望到2010年成为全球三大电子厂商之一；无论是根据“质”还根据“量”，将市场排名第一的产品种类由目前的8种增加到20种以上，销售额在2004年的基础上翻番；三星将集中于8大增长点，包括存储器芯片，下一代显示器、移动通信、数字电视、打印机、系统LSI芯片、大容量存储器以及空调系统。
看到数字时代趋势的大有人在，比如出井伸之甚至在1995年就提出了“数字化梦想”。但是索尼却没能像三星那样一心一意地执行这个计划，因为它下不去手！现实的成就形成巨大的铭印，没有给索尼留下多少创新的空间。三星则不同，李健煦与尹钟龙发现了“空性”的意义，时刻准备否定自己，专注凝神地思考如何去发掘潜藏于危机之中的转机，果断创造新市场价值。由此他们也创造了令人侧目的三星价值。
TCL高度近视：视野中充斥着贸易、贸易壁垒与本土化制造
而同样一种危机，TCL的李东生，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在李东生身上，深深刻下了机遇的印记。他大学毕业后选择去了一家刚创办不久的外资厂，也就是TCL集团的前身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28岁那一年他获得了当一个项目公司总经理的机会。可是在关系复杂的格局中，一切都需要他拍板的压力，使他晚上睡觉做梦都想着公司的事情。尽管他全力以赴，结果并不理想。后来在一位领导的建议下，他先从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来，调到一家新组建的公司负责外资引进工作。虽然没有负责具体项目的操作，但是项目的前期准备和筹建他都参与了，并且有这个机会与各种各样的企业主管打交道，有香港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欧洲的企业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李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知道该如何打理好一个企业。1987年，他出访荷兰飞利浦，一个女孩的灯泡雕塑成了他一直珍爱的礼物。这个雕塑见证了飞利浦100年间从做灯泡的小作坊变成跨国巨头的成长历程。在那里，30岁的李东生涌动起一股豪情。他后来说：“当时我心中就有一个梦想，把TCL推向国际舞台。”机会来了，1990年他获任TCL集团副总裁，1996年接任了TCL集团总裁。
---------------
李东生：视野的蔽障(3)
---------------
TCL是中国公司最早开展国际化的公司，还在1981年和1993年就在香港成立了通讯和电子公司，利用制造优势通过OEM、ODM方式输出产品和服务，借助香港平台的转口贸易是TCL最早的国际化尝试。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的转口贸易普遍遭受严重打击。李东生没有盛田昭夫那样幸运，即有一位技术迷的铁搭档，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技术米姆，他更容易从贸易的视野去看待商业史上的这个重要里程碑。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遭遇反倾销等保护措施的封杀，更让李东生看到中国电子产品产能的迅速扩张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恒久矛盾。如何突破产业机会与自身能力的鸿沟，如何突破坚固的贸易壁垒，成为李东生殚精竭虑的核心问题。香港转口贸易模式太过脆弱，必须去前面深度掌控市场。如果自己不能掌控前端的市场销售渠道，不能在国外更多地区推广自己的品牌，很难保持稳定成长。
掌控前端的市场销售渠道，成了TCL从那场危机中得到的最深刻的认识。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1999年，TCL发起国际化的第二波攻势，在东南亚、中东、东欧、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以推广TCL自有品牌产品为主，并逐步形成完全自己掌控的销售网络。
越南市场18亿元亏损，促使李东生转向了欧美市场
越南是TCL集团国际化的起步之地。1996年TCL兼并香港陆氏公司时，把陆氏在越南的彩电厂也一并拿了过来。1999年初，TCL集团经过三个多月的市场调研后，将越南确定为其在海外开疆拓土的第一站。TCL在越南投资超过亿元建成的生产基地，包括一条年产量约在50万台的彩电生产线，一条年产量30万台的数码影碟机生产线和一条电工产品生产线。在进入越南18个月、亏损18个亿后，阳光驱散了梦魇，TCL在越南开始止亏。到今天，TCL在越南已占有18%的份额仅次于老牌家电索尼，后者在越南没有设生产基地。虽然占有率达到18%，但是弹丸之地的越南市场毕竟规模有限，其全年的市场容量还不及广东省的1/4。依靠产量规模发展的家电企业显然更需要一个容量更大的市场作为支撑。其实，TCL的真实目的，是借越南这个跳板，一下子切入东盟市场。因为根据东盟的规则，原产地是越南的产品出口到其他东盟国家理论上不会存在任何壁垒，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TCL在这方面的作为乏善可陈，TCL在越南市场的产品出口到东盟其他国家的数字几乎为零。
其后，TCL又尝试着征服印度、菲律宾、印尼和俄罗斯市场。这种试验一直持续到今天，取得了相当的成果。2004年，TCL自有品牌彩电出口达305万台，销售收入达22.8亿元，在海外新兴市场的销售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超过40％，战略OEM业务也取得170万台的销量，同时还带动了TCL手机、视听产品、空调等多元化产品的出口，被索尼、三星、LG等国际大品牌认为是在新兴市场上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是，李东生明白，要实行真正的全球化战略就不能只在第三世界转悠。李东生的目标是做一家世界顶级企业。
2001年，在纪念TCL成立20周年的时候，整个庆祝过程充满了灰色的气氛。国际化并没有给庆典带来亮色，相反，其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笔业务———在越南彩电制造业的投资形成了比较大的亏损。当时TCL投资的产业超过50%的项目是亏损的。幸运的是，由万明坚领导的TCL移动通信公司为20周年庆典抹上了明亮的颜色，这一年TCL的手机业务取得了130多万台的销量和30亿的销售收入———数亿利润。这算是TCL集团遍地插柳的产业布局中取得的最好成果。李东生的“反思20年”讲话在集团内外广为传播，其中提到，TCL战略的缺失导致集团发展的盲目扩张，许多项目失败得很可惜。李东生特别提到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话机生产企业后，TCL却失去了通信系统制造业的机会。李东生总结了TCL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的四大差距，一是综合经济实力不够强，二是产品研发能力有待提高，三是团队职业化水平不够，四是国际化经营能力有待加强。为了弥补这四大差距，李东生最终选择了跨国并购，以期一石二鸟，既能迅速提升技术、品牌与市场能力，又能借牌出海，在欧美市场的后方培植自己的势力。这或许就是越南市场18个月亏损18亿元所换来的认识。
一场真正的危机
TCL全球化的资本是有大把现金。当这个资本的源头国内业务也坠入亏损的边缘，TCL的危机也就逼近了。TCL的跨国并购，不只是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果，而且正在大幅度蚕食TCL在国内的地盘。TCL集团2005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司期内亏损人民币4.46亿元，前三季度亏损总额达11.39亿元，现金流-7.87亿元。2002年的时候，TCL手机业务在国内市场排名第三，在国产手机中排名第一，2005年上半年，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其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经滑到第九名。
全球化的失利把TCL先前所积累起来的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一起给葬送了。2003年李东生还反复申明，TCL手机三年后进世界前五的雄心，现在变成了三年后在中国市场上的排名快滑出前十了。消费类电子产品领域，是个流行“生鱼片理论”的地方。新产品推出的时间和频率大大缩短。只有那些能够形成技术壁垒的公司，才能避免与竞争对手形成你死我活的肉搏战，才能在市场价值的新空间中，活得有滋有味。在市场快速翻新的今天，连李东生也不得不坦陈：“2003年以来TCL移动就没有推出过新产品。”
---------------
李东生：视野的蔽障(4)
---------------
而从近期TCL团队所采取的措施看，依然没有抓住根本。从2005年10月开始，TCL通讯已经将其全球业务划分为六大利润中心，分别为欧洲、美洲、战略OEM、TCL国内、TCL品牌和阿尔卡特国内。其中TCL国内利润中心又称中国业务中心，已经完全将研发和生产业务剥离，以销售业务为中心，目前中国业务中心的运营总部也准备从惠州迁往深圳。其实，这些整改措施，延续了TCL习惯的企业思维：以营销运作的视角看待市场。其实，渠道在那里摆着，关键看你有没有绝活。因为客户都是有记忆的。成熟市场的客户不会给你时间去改过。现在打出“利润中心”的旗帜，无非是要在削减成本与裁员上有新的举措，这个只是扭转危机的一个前奏，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要调整企业思维，真正从自己付出的学费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战术性策略代替不了战略性思维。
就出卖TCL电工这块TCL集团时下唯一盈利资产一事，李东生不改以往的高调：“TCL集团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做世界一流的消费电子产品供应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全球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此，集团明确了集中资源发展核心业务，在非核心业务上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战略方向。罗朗格是开关插座领域上的专家和领导者，这次合作将继续巩固和提升TCL品牌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TCL资金链紧绷的关键时刻，实施任何大的转型都不现实。出卖能换回现金的资产，或许有可能盘活TCL全局。没有人跟TCL计较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市场的起伏从来都是一种正常商业现象。在这样的时刻，必须尊重现实。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够抓住TCL面临危机的实质。但是当付出的学费已经很昂贵，却不能从严峻的现实中找点东西出来，可就成了真正的输家。
TCL在制造复制错误的商业史上的奇观，而三星却在制造后进国家超越跨国巨头的奇迹。三星国内市场狭窄。严峻的生存空间，使得三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实力上而不敢把希望寄托在并购的运气上。于是，三星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要害：自主核心技术与品牌。三星证明，只有那些能够形成技术壁垒的公司，才能避免与竞争对手形成你死我活的肉搏战，才能在市场价值的新空间中，活得有滋有味。这些从危机中生发出的认识，使得三星能舍得一身剐，首先革自己的命。在危机深重的时刻，能够一方面大幅度裁员，一方面又大幅度增编。加大在研发上的投入，铸造三星的未来之本。
显然，TCL目前还缺乏三星否定自己的勇气。为什么？
卡尔·波普尔在自传《无尽的探索》中，曾描述过一个危机强化的机制：“有一个使一个人越陷越深的机制：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总希望用进一步的投入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一如在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资金以求赚回。”伪装成机会的陷阱通常都来得很巧妙，以至于智者也常常为之所惑，而且越陷越深。TCL正是展现了这样一个危机封闭的循环。
人类洞察力具有根本可错性，没有一种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世界上也没有绝对正确的人。任何一种错误，都有着强化自己的本能。这与人类的认识有关，也与世界的复杂性有关。任何一种行为都有上千条理由确定它的正确。一旦选定了，就要寻找相关有力的佐证，而忽视那些不利的事件。这或许就是那个挡住TCL管理层视野的“筛子”：证明当事人自己正确成为首要目标，符合设定目标的就能穿过“筛子”，不符合目标的，无论多么确凿也总能找到阻隔他的“筛网”。尤其当公司政治插手其间时，这个挡住视野的“筛子”威力越发强劲。
李东生及其团队，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个小媳妇心态，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他们只有相对的控制权，上面有组织，有一柄尚方宝剑，随时可以落下，他必须像小媳妇那样提心吊胆，否则就容易被滑落的宝剑斩首。如果想要巩固位置，就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李健熙们却是一家之主。他们取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因此就有了包容。他的包容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的流露。
这个观察或许有一般的认识论价值。当一个人处在不可动摇的位置上，对公司事业或许会意诚心正，会以一种去执、“无我”的空性，对真实完全敞开胸怀，不断否定自己已开发事物的潜能。而当一个人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时，他的意见和思想，最大的出发点不是对公司如何发展有利，而是对巩固自己的位置如何有利。但是，当人性与公司政治插手其间，事物的空性法则往往会以惩罚的形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这就是逻辑。
世间的事情，没有一项是绝对的，何况受着复杂因素左右的商业并购，更不是哪一种解释就可以把理由说尽的。我们看到，TCL踏上了一条跨国并购的不归路。遗憾的是，TCL这一课，并没有引起TCL集团和中国企业界的足够重视,原因就是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机构，缺乏最起码的记忆，缺乏从自己的过失中学习的勇气和魄力。
TCL化转危机当抓住的两个基本点
同处困境中的索尼，为TCL的变革提供了很好的样板。改变企业思维，重新架构内部组织，成为TCL化转危机的两个基本点。
---------------
李东生：视野的蔽障(5)
---------------
变革企业思维
三星领袖发现了“生鱼片理论”，认为价值高的“生鱼片”很快会变成价值低的“干鱼片”，为了在由“生”变“干”的短暂过程中获利，就要秉承三星的企业思维：把第一重要，第二重要，第三重要的事全部放到核心技术上来，确保企业的每个细节的革新；而TCL却固执地从贸易视角看待消费类电子产业，缺乏对价值创新的彻底尊重，习惯于营销思维下的价格搏杀，熟悉低端产品你死我活的血腥战场。如果一个公司不在这些方面深刻反省，所作的任何调整都是有限度的。不去直面让人难堪的现实，而是千方百计找个原因装扮过去的思维方式，可以谓之曰“保姆心态”。
在新著《赢》中，韦尔奇从常识角度透视管理，深入到了人的本性。他高调宣称：“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这是何等得惊世骇俗！韦尔奇进一步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坏消息，那就是坦诚精神虽然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但要给任何一个组织灌输这种精神，无论该组织的规模如何，都是一项艰难而费时的工作。因为你要同人类的本性作斗争，同公司里根深蒂固的传统战斗。这个发现，或许能触及TCL变革企业思维艰难的痛处。
重组董事会
这是个为人们熟视无睹的主题。却是从人的本性派生出来的现代公司治理的关键。
三星先于索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就变革了董事会。三星的董事会由13位董事组成，其中7位为外部董事。董事会有三个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外部董事推荐委员会。这三个委员会是由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专门技能和经验的董事组成，他们服务于上述特定的委员会，以此更为明确地定位董事会的各项职能。其中，管理委员会由6位董事组成（包括2位外部董事），外部董事推荐委员会由4位董事组成（包括2位外部董事），审计委员会由3位外部董事组成。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在三星的公司治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随时随地地监督审计，避免公司陷入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时才去施以惩罚。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就是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独立出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与代表经营层利益的经营团队，他们拥有双重视野，运动员与裁判员各司其职，从不同视角照看并推动着公司的发展。
事物的共性往往强于人们所能理解的程度，事物的特殊性往往是人们拒绝改变的借口。TCL需要改变的，正是这样一种基本体制。在TCL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中，共有17位董事，其中13位为TCL高管，4位为独立董事。一色的老面孔，一色的老董事。缺乏新鲜血液，成为TCL一大制约。当年IBM引入郭士纳，向人们展示了新鲜血液的精彩：一个外行，可能比内行更能够虚心聆听一线员工的声音，更容易潜心学习最新的发展，更容易不固执己见，更容易去执把握最新的动态。在TCL的外部董事中，项兵、杨世忠是大学教授，朱友植是年届70岁的退休高官，陈盛泉是台湾商人。在为数不多的董事会全体会议中，又常常有外部董事请假。这样的董事会构成，无疑为贯彻TCL管理层战略决策提供了便利。但是公司却像一个独眼龙，只能固执地从一个视角看问题。一旦这个独眼龙又不能专注，而是在政治、社交、企业之间晃悠来晃悠去，在全球市场上与武装到牙齿的一流跨国公司竞争时，不落下风才怪！
索尼的变革始于董事会，而三星摆脱危机也是始于董事会的变革，为什么我们的TCL就想不到董事会呢？根源还在于股东缺位，公司有话语权的人不是真正的老板。人的天性是不受制约，有谁愿意为自己套上枷锁？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针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过于偏重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而对制度的引进和变革却极为忽视。中国公司在制度上越发表现出的后发劣势，可能会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当然，引入新鲜血液、更换文化基因、调整组织架构等内部组织革新的哲理，比看上去要深奥得多。
我确信，唤醒中国企业家的记忆，是一种责任。
---------------
沈文荣：向上的力量(1)
---------------
我反对把渺小和善的平庸性即灵魂的内心平静误认为是高等的东西，因为它不知道伟大力的聚集会产生巨大的激励，没有把激励看成是某种更高等的东西，甚至是人的标准。
——尼采
投机者和戏子能够成为短暂的“名人”，却因无力推动社会前进，而没有经久的影响力。做企业是力行者的事业。一种伟力，在那些敢想、敢为、负重、淡泊而坚定的企业家身上聚集，推动社会前进，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沈文荣就是这样一个聚集着伟力并产生巨大激励作用的人。没有什么特权与政策优惠可以倚仗，他硬是把一个靠45万元集资建设的镇办作坊发展壮大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钢铁集团。2005年，沙钢集团钢产量突破1000万吨，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紧随宝钢、武钢、鞍钢之后，跻身于英国《金属通报》推出的全世界钢铁企业排名第22名。在中国制造业500强中名列第29位，在全国民企500强中名列第2位，在江苏省民营企业中名列第1位。国际著名的钢铁市场和企业调查分析机构WSD对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23家钢铁企业排序，沙钢名列第14位。沙钢的快速发展，显示了中国力量成长壮大的独特轨迹，也凝聚了掌门人沈文荣的魂魄与心血。
保持敢为人先的六大决策
在一定的度数里，无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是山姆·沃尔顿、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雷石东等商业领袖成功的不二法则。因为是农民，沈文荣也越发具有这样的领袖秉性。他没有成见，对钢铁和技术永远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永远不被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所陶醉，他深知天外有天。一种能够随时归零的心态，促使他不断否定自己以寻找更好的东西。因为是农民办的企业，也养育了沈文荣的独断专行。在承担责任的地方，推诿与莫衷一是，常常是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沈文荣的果断与一往无前的气势，形成沙钢一种很重要的场，使得沙钢与推诿扯皮绝缘，而与一以贯之结盟。沈文荣厉害的，是他能够立于潮头，把握未来。特别是关键时刻的关键决定，成就了沙钢的几次重要转型。
第一个重大决定：将窗框钢作为主导产品
1984年刚接任厂长时，周边乡镇的小轧钢厂有30多家，沙钢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沈文荣感受到了危机。他接任厂长后不久，捕捉到国内房地产业兴起的商机，做出了沙钢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决定：收缩产品线，将当时大企业不屑一顾而小企业又无法上规模的窗框钢作为主导产品。他们还按市场需求，向多系列、多品种发展，总共开发出9大系列、35个品种规格的窗料。沙钢像一头猛虎冲进了大江南北窗钢市场，一举在国内市场占了60%的份额。就凭这一种产品，沙钢迅速地完成了资本积累，进入国家二级钢铁企业行列。
超越一定时空，任何战略决策都是盲目的。一旦错过时机，决策就会发生从正确到错误的质变。沈文荣对此心有灵犀。行业老大的位置，没有让沈文荣陶醉，登高望远却惊出他一身冷汗：随着铝合金和塑钢窗的兴起，窗框钢将失去了原有的优势，没有新技术的沙钢将很快被淘汰。几次赴国外考察和学习，使他看到了企业现有设备与国际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沈文荣决定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彻底地改变工厂对钢窗的依赖。
第二个重大决定：买下一条75吨超高功率电炉炼钢、连铸、连轧短流程生产线
1988年底，沈文荣了解到一位港商从英国比兹顿钢厂买下了一套二手75吨超高功率电炉炼钢、连铸、连轧短流程生产线，便多次与对方接触，意图购买。
这套国内第一条“超高电炉-连铸-连轧”短流程生产线，代表了当时的国际高科技先进水平，国内大钢厂也无人敢碰。公司内部多愿意居安认命，冶金行业众多权威也都摇头反对。因为引进失败沙钢就要破产。沈文荣专赴国外考察摸清底细。他的强力意志，既不为内部安逸的呼声所动，也不为外部权威意见所左右。他身为农民，太知道沙钢缺什么和有什么了。他把他的引进冠之以“开放型的自力更生”。他的逻辑不可动摇：表面看是引进设备，实质上，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和管理观念才是发展大计；先“拿来”，再完完全全变通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一条，成了沈文荣后续一系列重大引进和改革主要依据。
旁观者不在他的位置上，无法了解他对生存危机的焦虑。引进所需要的总投资3000万美元。当时即使将沙钢存在银行的全部发展资金投进去，还有35％的资金缺口。那位港商同意承担这个数额的股份。于是，这项当时国内第一的项目立即上马。沙钢人采取一盯一，甚至二盯一的笨方法，牢牢盯住外国工程师是怎样安装这条流水线的。
1992年，“永新”安装调试成功，恰逢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所引发的大发展机遇，仅用两年“永新”投资就全部收回。沈文荣并不满足于收回投资，他更看重技术创新。比兹顿这条生产线设计年产量为25万吨，沙钢通过密切关注国际先进技术，不断改造这条生产线。在原有炉体上加载了国际新技术，新设备。消耗不断下降，指标不断上升。炉壳上加载了喷氧栓，缩短炼钢时间。后来这条生产线产量能达到60万吨。当时冶金部周传典副部长视察沙钢后激动得逢人就讲：“沙钢能成功引进并自己掌握这套设备，不愧是我国冶金史上第三次革命的样板，你们要搞通什么是第三次革命，不必到国外乱跑，去看沙钢就行了！”
---------------
沈文荣：向上的力量(2)
---------------
沈文荣这位地道农家出生的汉子却有着商人天生的精明。“永新”为沙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那位港商想将这个项目全部买下来，而沈文荣却棋高一着，通过谈判，反而将港商手上35％的股份全部回购。“永新”财源滚滚而来的同时，红红火火多年的9条窗钢生产线，却在铝合金窗的兴起中，一条又一条地从沙钢人眼中消失了。做企业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盖莫例外。
第三个重大决定：揽天下技术搭建“亚洲第一炉”润忠
“永新”的成功，没有让沈文荣陶醉。他站在“永新”的平台上，旋即他看到了“永新”技术的没落，同时也领略了炫目的世界一流：德国的超高功率竖式电炉、瑞士的新型连铸机、美国摩根的自动化轧机以及西门子的自动控制系统。他从宝钢的发展中体会到，只有引进第一流的设备，才能出世界第一流的产品、做世界第一流的管理与创世界第一流的经济效益。
在“开放型自力更生”理念指导下，借用“永新”的资金积累，沈文荣下决心搞一个独一无二的“大拼盘”：把德国最好的电炉、美国最好的轧机、瑞士最先进的连铸机、西门子的自动控制系统全部拿来，立足于更高的技术层面，再搞一次中国冶金史上的创新！这着实又引起圈内外一连串的拍案惊奇和无数个问号！但是那些无关痛痒的舆情没法阻挡沈文荣。
1994年，“90吨电炉-高线短流程生产线”由北钢设计院设计出来，每平方米造价2500元，总投资要22亿元。沈文荣算算觉得不对头，要求修改方案，结果投资额缩到13亿元左右，厂房造价改为每平方米1580元。他还是不满意，就找江苏设计院设计，要他们按照沙钢的方法设计方案，利用从前苏联以废钢价格买回的槽钢、角钢，只要保证安全可靠、美观大方就行。结果厂房造价每平方米只有780元，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又节省了4300万元。他亲自带队去德国，数十万吨的设备运回国后，他干脆吃住在工地上。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当设备调试请人又需要支付18万美元劳务费时，沈文荣心疼了。他拍板自己干。安装“永新”时的紧盯策略发挥了效果，最后沙钢自己的土专家3天4夜不合眼，反复调试终于自己调试好了设备。最终，沙钢建成“润忠”这个项目仅花了9.8个亿。
这条用最快速度组建而成的全球一流的线材生产线，设计年生产能力为67万吨，通过技术改造，2004年产量达到97万吨，其年产量还超过国外同类设备20%，每吨钢的电耗也降到同类设备最低。惹得同行业老大哥也根据市场需求谦虚地派员来学习，引进了一条规模相同的流水线。
第四个重大决定：用全球视野打造战略供应链
跻身世界钢铁企业巨头，是沈文荣长久以来的理想。他清楚，要做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必须有全球视野，主动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
1996年年初，90万吨电炉项目刚刚出钢，连铸、连轧还在调试中，沙钢集团又有了惊人举措：与世界第二大钢铁企业韩国浦项集团合资兴办10万吨不锈钢冷轧薄板、10万吨镀锌钢板和14万吨钢材加工中心三个项目。当时项目总投资达2.4亿美元。此时，浦项与沙钢的合作进入新阶段，在张家港浦项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投资总额累计达到9.7亿美元，通过技术创新和项目扩建，成为国内最大的冷轧不锈钢薄板生产基地。
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千里追踪”的轶事。为使项目早日获得批准，沈文荣先后7次进京向有关部门汇报。一次，他去冶金工业部汇报，不料部长去了海南，沈文荣立即坐飞机追到海口，可部长又下了铁矿，他又连夜赶路250多公里追到矿上，向部长作了汇报，不久，浦项合资项目获得了批准。
沙钢的合作伙伴可不仅仅浦项一家。沙钢的板坯生产是和韩国东国制钢（主要生产造船板）合作的，这也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因为他们的管理手段和生产工艺都十分先进。经过几年的学习和不断改进，沙钢的产品质量得以大幅度提升。别人的板坯出口价格是300美元，沙钢要卖到350美元。
2005年９月初，沙钢集团与韩国SK商事签署了热卷板项目增资1800万美元意向书，这使该项目的注册资本达到3000万美元。还与东部制钢、新日铁、伊滕商会等日韩大公司积极联络和洽谈，共落实了３个新项目，达成５项投资意向，新增了7家大客户。
中国铁矿不多，优质铁矿更少，而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却资源丰富，上游资源的战略意义没有逃脱沈文荣的双眼。从2003年开始，沈文荣多次飞往澳大利亚、巴西等国洽谈。终于，2004年上半年有了结果。沙钢成功参股澳大利亚必拓必和公司10%的股份，作为固定回报，该公司每年供应沙钢300万至350万吨优质铁矿粉。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大的矿石供应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也与沈文荣就资源和有关技术问题正式达成合作意向，每年将向沙钢供应上百万吨的高品质铁矿粉。
从引进、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产品出口国外、介入全球资源供应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战略供应链，沈文荣带着沙钢，一步一步朝着世界钢铁大王的目标迈近。
第五个重大决定：站在巨人肩上搞技术创新
---------------
沈文荣：向上的力量(3)
---------------
沈文荣的学历只是中专，学的又不是冶金专业。但是，30年来，他对所有与沙钢发展无关的事都不感兴趣。他对“钢铁”不耻下问、谦虚好学在国内外同行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办公室、家里，堆满了全球有关冶金的书籍杂志。一谈到钢铁技术他就像吃了兴奋剂，一谈到风花雪月他就打瞌睡。一次他去法国旅游，在埃菲尔铁塔下打起呼噜震怒了法国导游：他还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像这样对铁塔不仰慕的人。他哪里知道，沙钢的技术坐标就是在这个“钢痴”的主持下确立的。
在巨人的肩上搞创新，这是“钢痴”沈文荣内心的小九九。他提出“技术改造高起点，不搞循序渐进”的一步到位新观念，打破了“小改小革年年搞，年年有进步，年年要改造”的传统模式。
名义上是引进先进装备，实际上是引进智力加强自主研发。2001年，沙钢与东南大学合作1860兆帕级小钢坯连铸连轧产业化研究。世界各大钢铁企业大多数用大钢坯生产高碳钢，成本很高，如果能用小钢坯生产，则可节约大量成本。这项研究涉及钢材的碳偏析，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国内只有宝钢能做到。这项难题最后被东南大学从理论上攻克了，沙钢组织技术力量将理论成果成功地产业化。2001年，沙钢用小钢坯生产出1万吨高碳钢，2003年达到了24万吨，2004年达到40万吨，产量几乎每年都翻番。2003年，占领了国内50%的市场。仅仅这一个产品3年就获得了10个亿的利润。
张晓兵博士是沙钢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的冶金专家。他1982年从上海工业大学毕业去企业工作，后又回校读研究生，留校当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徐匡迪院士的博士生。1996年到澳大利亚学习，后又被加拿大邀请去做博士后，专门研究钢铁冶金控制过程。以后又留下做研究员，专攻“易切削钢”技术，研究如何控制夹杂物、氧化物、硫化物，并受指派去瑞士从事技术顾问工作。2002年12月他应聘去了上海一家钢厂，并成为不锈钢专业的学术带头人。期间，他搞了三个科研项目，申请了五项技术专利。2004年7月，受沈文荣的“诱惑”，张博士举家迁至张家港，担任了沙钢集团炼钢总工程师的职务。
2005年，张博士带领科研技术人员针对市场及用户需求，对新产品帘线钢的工艺、技术、质量进行全面攻关。帘线钢是高附加值的产品，以前国内的帘线钢生产企业大多数依赖进口，价格昂贵，日本报价一般是每吨1400美元，沙钢的价格仅为每吨5000元人民币。沙钢走的是不同于传统的短流程工艺路线，即废钢-电炉-精炼炉-小方坯-轧制。工艺短，成本低，难度大，容易产生碳偏析等毛病，但是产品竞争力非常强。全球最大帘线钢生产企业是比利时的贝卡尔特，沙钢基本解决了工艺难题后，现在每月供贝卡尔特在中国境内的生产企业帘线钢3000吨左右，逐步替代了进口。
沙钢的技术改造和科研革命一天都没停止过。沙钢目前正在汽车零配件专用优质特钢项目和大盘卷生产线项目上寻求突破，以进一步提升沙钢的竞争力。沈文荣明白，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永远进不了世界一流。
第六个重大决定：购买德国蒂森克虏伯[2]多特蒙德钢铁厂，投资改造成650万吨板卷项目
沈文荣从来就不屑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他知道谁占领了板材这个高端，谁就能执钢铁之牛耳。2001年初，沙钢就与香港一家公司合作成立由沙钢控股的宏发公司，准备上板材项目，全世界搜寻一流的全套生产线。不久，获悉蒂森克虏伯子公司霍施钢铁钢铁厂要停产并准备整体出售设备。沈文荣如获至宝，迅速飞赴德国多特蒙德实地考察。
霍施钢铁公司共有四家工厂，设备原值达20亿欧元。这四座工厂从烧结到出型材实际是一套完整的流水线。这套流水线有20世纪80年代的设备，也有90年代比较先进的设备，设计产能是300万吨。沈文荣边看边盘算，把这套设备搬到沙钢去，再进行技术改造，产能将翻番。在中国，迄今没有几家企业具备生产汽车用钢的技术，因而存在取代昂贵进口汽车用钢的潜在市场。大众汽车在上海有一家大型工厂，离沙钢不远———沈文荣的憧憬很简单。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设计的轿车，仍将采用多特蒙德精湛技术生产的钢材，只是将整个制造流程移到长江三角洲展开。
2001年10月28日，蒂森克虏伯公司多特蒙德钢铁厂停产刚一个月，沙钢购买设备的协议便在张家港正式签署。以2.2亿元人民币买下其子公司霍施钢厂，把世界上最壮观、总重量达25万吨的工厂整体从莱茵河畔搬到中国的扬子江畔。这个天方夜谭式的消息在德国引起轰动。德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人也纷纷质疑购买废铁的风险，而沈文荣却胸有成竹———他将继续投资对买来的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建成年产650万吨的炼铁、炼钢、连铸、连轧项目。全部加起来，总投资达220亿元，大约是一座相当水平新厂成本的60%。
沈文荣对中国钢铁的未来心中有数：美国实现现代化总共用了90亿吨钢，一个小日本也消耗掉60亿吨，整个中国现在也只不过用了20亿吨钢，未来市场不可小视。中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要好房子、好汽车、好家电，要更多铁路，要更多桥梁隧道，要更好的市政环境，而这些都需要钢板钢带，沙钢没有什么可胆怯的！况且，以超前意识抢抓机遇，一环紧扣一环地利用好资金链，从来就是沙钢发展扩张的光荣传统！按沈文荣的说法，2001年全球钢价处于低谷，是购买资产的绝好时机。德国人没有预见到，2003年和2004年中国的需求会不同寻常地飞涨，把全球钢价推到很高的水平，使得全球许多大钢厂闲置生产能力得到重新利用，否则沙钢可能捡不到便宜。
---------------
沈文荣：向上的力量(4)
---------------
当然，蒂森克虏伯公司停产并出售多特蒙德钢铁厂，一方面是当地城市发展与申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服从其逐步向服务及技术支持方面转移的全球战略。目前，蒂森克虏伯公司正在进行着其作为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源重新配置：向终端市场中国、北美等地转移制造业，而本土则向技术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转型。从2005年开始，该公司跟阿赛洛竞购加拿大最大钢铁公司之一的多法斯科公司已经几个回合，由于米塔尔收购阿赛洛已成定局，狄森集团胜出的可能性大增。
沈文荣把这笔买卖看成沙钢立于不败之地的大决战。仅到德国去搞拆卸工程的劳务签证就达1000多张。千余人日夜奋战，拆一件标号一件，同时将编号传送到国内集团工程指挥部计算机上。几十万吨的设备海运到沙钢万吨级码头时，千余人又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精神，轮番上阵搞安装调试，技术改造方案同时有条不紊地进行。2004年11月，设备安装调试成功，流水线统统提前投产，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闻讯赶来了。这位老资格的科学家仔仔细细看了一遍沙钢后，一种触电的感觉袭遍全身。他感慨万千地说：“我当上海市长时，宝钢搞一个300万吨的项目，要调动全国的力量花上七八年才能投产，现在，一个县级市的沙钢依靠自己的力量，仅用两三年时间就一鼓作气搞成了650万吨，说明我国搞工程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武钢董事长邓琪麟也惊讶道：“老沈，你是怎么搞到1000万吨上去的？我那个1000万吨能力是几代祖宗用了几十年时间才传到我手上的，你用了不到10年时间，从100万吨一直冲到1000万吨，我除了佩服就是奇怪。”
国内媒体多聚焦那些光彩照人的明星和衣着时尚的大佬，而国外媒体则关注这个创造了奇迹的中国汉子。这个震撼了“制造帝国”德国的人，震撼了欧洲大陆和钢铁世界的人，一直是西方媒体的主角，因为他是中国力量的缩影。
根植于地缘人本而又无边界的思维模式
一般的理解是，苏商多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领先于全国，并创立了“离土不离乡”的兴办乡镇企业模式。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兴起于“离土”，领先于“离土”的苏商，却因一味固守“不离乡”，企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沙钢却对苏商模式作了全新的诠释，“离土不离乡”被赋予全新的内涵。
从引进、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到产品出口国外、介入全球资源供应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战略供应链，沈文荣带着沙钢，一步一步朝着世界钢铁大王的目标迈近。有些人把全球视野看得很崇高，提出“从月球上看地球。”但是那样高度是有了，却什么也看不清，不见得能提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沈文荣则站在大地上看钢铁，从人本出发抓资源配置，始终能够抓住钢铁的脉搏。
沈文荣深知自己，也知世人。什么东西让自己放心，能够满足我们对完美的好奇心，就一定是能够打动世人的东西。他认准了性价比。沈文荣确信，钢铁业市场的高端在中国，这个钢铁生产与消费大国客户的需求在很快地更新中，只要你号准了最终需求的脉搏，就可以高举品牌与技术的大旗，整合全球资源为我所用。据此，沈文荣硬是塑造了“工厂不离土便可走世界”的模式。一个地方贫困还是富饶，关键看有没有龙头品牌企业。如果龙头品牌企业能够把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主导权系于一身，则这一方水土就富有了。这也正是沙钢沈文荣的秘密。同样是引进外资，有任期利益的政府官员所主导的路径与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所主导的路径，有着本质的差异。没有核心技术，沙钢能够通过引进合资把技术变成自己的；没有品牌，沙钢能够倾注全部心血与意志力打造一流品牌；没有人才，沙钢能够从人本出发引进人才。
独特的生活经历使得沈文荣砥砺出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一种根植于本地而又无边界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越是本地的，越是全球的。以统一的特征洞察本地需求的样式与走势，这样也就实现了全球化经营。当然只有那些灵活、外向、能充分利用其敏感性和理解能力的企业家才能进入这样的境界。只有积累对每个微观宇宙的观察，才能最终形成对全世界的洞察力。从人类的基本需求出发，洞察本地的微观“宇宙”，就能见微知著。或许，这也是沙钢模式的意义所在。
时下对“跨国公司的经济飞地”带来的贫困，多有诟病。地方政府为了在本届任期内“有所作为”，缺乏培育民间自主创新能力和品牌的耐心，纷纷倾全力打造“跨国公司的经济飞地”。从而导致在全球工业化分工中，只能通过廉价土地、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政策的投入，在外资企业的产业链中充当加工和组装环节的角色。人均GDP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却停滞不前，造成富饶的“贫困”。如果多一点儿像沙钢这样的龙头品牌企业，能够把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主导权系于一身，则这一方水土就富有了。
有待破解的难题
先前，方圆500公里的市场半径，就已经让沈文荣陶醉了；现今，跻身世界一流的沙钢，不得不以全球视野来打造自己的战略供应链。沈文荣通过引进设备顺利模仿了技术、模仿了商业模式，可是却遭遇了制度建设滞后的攻坚战。作为民营企业，沈文荣个人拥有29.98%的股份，其管理团队掌控着87.7%的股权，存在着“一股独大”的弊端。一言九鼎的沈文荣拥有沙钢的绝对控制权。这样一种体制，能够调动一切资源迅速做大，但却无法经营管理一个全球布局的钢铁帝国。
---------------
沈文荣：向上的力量(5)
---------------
从沈文荣的秉性和意志力上去判断，显然他不会局限于10平方公里的地盘上构建自己的帝国，他会像宝钢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建构自己的帝国版图。沙钢去年出口的钢材已达8亿美元的收入，而且现在正与欧洲、美国、韩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等国外公司进行接触，探讨战略合作的可能。入股沙钢成为时下国内外大型钢铁企业的一个热门话题。韩国的浦项可谓捷足先登，但是开口50%的股权，沈文荣的沙钢实在难以接受。据沈文荣透露，沙钢的股权不一定转让给老外，也可能转让给国内知名的钢铁企业。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老大宝钢与沙钢在地缘与人缘上都有着不错的基础，只是“钢痴”沈文荣绝对不可能放弃控股权，而老大宝钢也不甘心投资给别人玩。
当然，沈文荣已经是60岁的人了。如果沙钢加盟了宝钢，沈文荣可能马上面临退休的压力。对这个“钢痴”来说，没有比把他从钢铁线上排挤出去更残酷的事了。他的魂魄在钢铁。这是任何想入股沙钢的公司不能不考虑的基本点。
可以预见的是，沙钢也可能向一个上市的公众公司转化，容忍不乏国际国内的钢铁巨头持有相当数量的股份。而沙钢的运行依然在强人沈文荣的绝对控制之下。对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说，有沈文荣这样一个“钢痴”掌舵沙钢，应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如果没有钢铁不知该怎么生活下去的沈文荣，只崇敬围绕着钢铁的创造、简化、生成和想象力。他谨慎地、不动声色地并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着他的商业帝国，因为他是向上的人。
---------------
李嘉诚：强者的有为(1)
---------------
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精神和富足的家园。
——李嘉诚
人们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被触动灵魂。2001年12月5日，我在随意浏览报纸的时候，“无字天书”一下子撞击了我的灵魂，那是李嘉诚前一天在香港理工大学给学子演讲时提到的一个名词，对我却如醍醐灌顶。李嘉诚说：“世人都想有一本成功的秘笈，有些人穷一生精力去找寻这本无字天书，但成功的人，一生都在不断编制自己的无字天书。”
“过来人”传递的福音
俄国有一句精彩的俗语“别问老年人，要问过来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老年人活的时间长，但见的少，所以倾向于先验思维，轻视“经验”。“过来人”知道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作为“过来人”亲眼看到他从不相信的东西出现过，知道初看起来片面的东西，或许要主宰事物的进程。于是“过来人”常常能不带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对新事物最能保持谦卑的心态。李嘉诚就属于这样的“过来人”。他们曾经拥抱并征服过整个世界，耄耋之年，还在继续着他们的拥抱与征服。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所求的年龄，只是想倾诉内在的心曲以报世人，而迷失与清醒交替的时代期盼着“过来人”传递的福音。
一如炼金术士在寻找金子的过程中，却发现了火药、医药，甚至大自然的规律，在企业家们任由金钱和关系飘摇的时候，内心深处却期待着获得思想教诲，因而他们最有可能成为哲学家。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或许会发现内在的真正的财富：灵感、思维与精神明辨力。李嘉诚洞悉了自己面临的艰难转型，因此也理解了这个民族正在经历的苦难。他说：
“今日全球经济明显欠佳，平常生活中经历的所有挫折，均显得更加沉重，遗憾的是在经济转型中，并没有即时显效的灵丹妙药，亦没有人可以向你保证说所面对的问题会持续多久，只有聪明睿智的人洞悉到今天不是昨天，知道要承担无可逆转的改变，尽管今天没有破译的方法，他们也不会凝固于痛苦与自我折磨之中，不会天天斤斤计较眼前的得失，不会天天计算眼前的利弊，因他们知道每日积极正面地面对、思考及冲破问题，是构成丰盛人生的重要环节，及为人生累积最有价值的财富。”
在巨大灾难或是危及生命的情势逼压下，人们才会自省。转型之中国，国人犹如被置于一个巨大的风箱，迷失与清醒交替，作假与实干混杂，德行与阴谋归一，信仰与阴狠搭肩。一种民族情绪开始从农村到城市广泛地涌动：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公司追求什么？我们的商业社会追求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嘉诚的一席话，引发了我对生命式样的思考。
生命的式样
确实，每个人都是一部无字天书。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撰写自己人生的著作：
有些人通过感化激励周围的人去寻求远大目标，那就让他们继续去感化激励吧；有些人通过发明创造丰富这个世界，那就让他们继续去发明创造吧；有些人通过敬业与服从去实现价值，那就让他们去敬业与服从吧；有些人通过惠及他人得到快乐，那就让他们去惠及他人吧；有些人通过观察省思去启迪自己和他人，那就让他们去观察省思吧；有些人通过采集传播去实现一己，那就让他们去采集传播吧；有些人通过行知结合去鼓舞自己，那就让他们去行知结合吧；有些人通过投资产业或资本运作去实现抱负，那就让他们去投资吧；有些人通过相夫教子去品味生活，那就让她们去相夫教子吧；有些人通过忘却历史而只关注瞬间的鲜活获得快感，那就让他们去扔掉历史感受动物的欢乐吧；有些人愿意通过损人利己获得情趣，那就让他们去损人利己吧（不过风险巨大啊！）；有些人愿意通过强权控制得到充实，那就让他们去强权控制吧（只要还有人愿意被奴役！）；有些人通过阿谀逢迎获得心底的安定，那就让他们去阿谀逢迎吧（怎么面对自己？）；有些人反抗他的时代，在反抗压顶的惯性中获得生的乐趣，那就让他们去反抗吧；有些人不断追寻时代楷模，以楷模度造自己，那就让他们去模仿吧；有些人喜欢用最光彩夺目的外饰装扮自己，喜欢没有人能窥见其真实的本己，那就让他们去装扮吧；有些人更热衷于瘦身，努力剔除所有多余的东西，只占有最必要的事物，那就去瘦身吧……
生活的方式千般模样，人生的著作万般色彩。造化弄人。那些充满力的线条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著作，著作者本人（例如贝多芬、梵高）的生活并不如歌如画，或许那是生活对他们的厚爱，把无尽的艰难降临到他们身上；而那些沉醉于莺歌燕舞而又潇洒走四方的人，往往便是那些最不在意人生著作的人，他们之对于生命与生命之对于他们一样，都如一阵风，不留任何痕迹。坚强的人格塑造个性，为历史建构脉络；软弱的人格复制平庸，终被历史所淹没。人生的著作权，在每个人自己的手中。
范蠡与富兰克林的启示
2004年6月28日，汕头长江商学院即将毕业的学子，就要踏入社会了，他们心怀忐忑地希望大师能跟他们交流心得。从小靠听故事了解事物、洞察世界的李嘉诚，历经沧海桑田，继续阐释着“无字天书”的主题。这回更是通过范蠡、富兰克林这样的标杆人物，为“无字天书”找到了坐标：“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
李嘉诚：强者的有为(2)
---------------
李嘉诚最能体会范蠡的孤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范蠡对当时社会的悲观与冷漠。当他离开勾践时，一定是彻底的失望与孤独。哪怕最知心的朋友文种，也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当躲到齐国海边耕种经营获得成功之后，他敏锐地察觉到嫉妒之火已经临近，于是赶紧散尽家财，分给他惧怕着的亲友乡邻，又一次出逃到陶国。靠着贱买贵卖的惊世之才，在陶国他又获得成功，横在他面前的却只有归隐一条路，他深刻体会到人世间最强、最有杀伤力的嫉妒正环视着他，他不得不选择消极的抗拒。李嘉诚遭遇着同样的问题：他超越自我几十年如一日生生不息艰苦卓绝地奋斗，却被曲解为“唯利是图”、“无商不奸”。李嘉诚不愿追随范蠡，他有着更高的人生标尺。富兰克林的故事寄托了李嘉诚的宏愿。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12岁当印刷学徒(李嘉诚12岁开始当茶童)，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在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后，制宪会议一开始，富兰克林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众望所归，但他却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罄尽他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buil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以“无我”追求“自我”的范蠡，是中国人的缩影。“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却是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
相对于范蠡表面“无我”而实际“自我”的追求，富兰克林的“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更能给我们以震撼。李嘉诚从12岁给舅舅当茶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对社会的观察、体味与解读。他经历过、体验过、化解过多少次人性危机与商业危机已经无法细数了。那一切都被看淡了。现在他向往的和力行的，就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商人精神。
富兰克林的人生标尺，更能为李嘉诚的生命注入活力与激情。这样，他有限的生命，就可以投入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就可以踏上充满了无数炼狱的长征。在这样的长征路上，必然充满了压顶的重负、耻辱的挫折、奋勇的激情、创造的充盈、诗化的理想、赤子的普爱……
意犹未尽。2004年6月29日，再与学子们交流时，李嘉诚更把内心的秘密与学子们分享。特别关照，每当有新的开始，都要自问：“Areyouready?”平实的李嘉诚，这回诗兴大发，用上了排比句。看起来简单，细品则特别有味道。不忍改动半字，直接引来欣赏：
“当你们梦想伟大成功的时候，你有没有刻苦的准备？当你们有野心做领袖的时候，你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恭？我们常常都想有所获得，但我们有没有付出的情操？我们都希望别人听到自己的说话，我们有没有耐性聆听别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快乐，我们对失落、悲伤的人有没有怜悯？每一个人都希望站在人前，但我们是否知道什么时候甘为人后？你们都知道自己追求什么，你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每一个人都懂得批判别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怎样自我反省。大家都看重面子，butdoyouknowhonor？大家都希望拥有财富，但你知道财富的意义吗？各位同学，相信你们都有各种激情，但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爱？”
李嘉诚还在继续思索着他如何成为一个强者的主题。在2005年9月25日，李嘉诚进一步阐发着他的理想与信念。他说：“我相信有理想的人富有傲骨和诚信，而愚昧的人往往被傲慢和假象所蒙蔽。强者的有为，关键在我们能否凭仗自己的意志坚持我们正确的理想和原则；凭仗我们的毅力实践信念、责任和义务，运用我们的知识创造丰盛精神和富足的家园；我们能否将自己生命的智慧和力量，融入我们的文化，使它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能历久弥新；我们能否贡献于我们深爱的民族，为她缔造更大的快乐、福祉、繁荣和非凡的未来。”
已届耄耋之年的李嘉诚，仍然真诚地投入了建构一国精神山脉的工程之中。他知道，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
---------------
盛田昭夫：阴柔的张狂(1)
---------------
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生存，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
——尼采
日本人总是为“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所驱使。每一种“名分”，就是一种道德。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并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苦恼，只要行为发轫于“名分”所规定的义务。日本人酷爱影视作品中的那种主人公，他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视或违背了其他义务，最后无法调和，只好以一死了之的方式，与所忽视的“世界”进行彻底清算。男人和女人、婆婆和媳妇、掌门人和门徒、公司老板和打工仔，都有着各自多样化的“名分”。一个人，能够在一个巨大的“名分”网络中找到并恪守立身之“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就是日本人的典范。
商人榜样原来一直戴着面具
作为20世纪的商人典范，盛田昭夫无疑是最善于在复杂的“名分”网络中把握自己方位的人。
盛田昭夫成长于一个传统的日本家庭，在家里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彼此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模棱两可或含糊委婉。作为九作工门的嫡传长子，他从小形成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锤炼了他能够透过一个眼神或是含混其词，抓住特定时间该当恪守的“名分”。及至索尼公司开拓美国市场时，碰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语境：美国人更喜欢直言不讳和当面锣对面鼓地说“Yes”或“No”。起初，美国人的坦率直言和正面交锋，常常触犯盛田昭夫作为一个日本人的敏感。
美日文化差异导致的最直接的冲突发生在索尼公司在美国上市的问题上。索尼美国成立不到一年，盛田就提出公司上市计划。他亲自领导索尼小组负责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美国律师不安地发现，许多索尼的合同中都包含了这样一项条款：它详细说明双方将就任何影响一方或另一方履行协议能力的变化进行讨论。怎么会有这样的合同？盛田却竭力通过翻译来解释日本的社会习俗，反复强调说明，在日本一个男人的承诺代表了对“名分”所派生义务的恪守，比有约束力的条文更重要；背负“名分”的义务，一个日本男人将无从立足。解释无法消除美国律师的疑虑，盛田昭夫感觉人格受到了污辱。一次，他忍无可忍，宣布计划结束并冲出房间。经由这件事后，盛田意识到掩饰自己情感的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克制和隐藏不良情绪，已经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种善于克制和隐藏情绪的功夫得到了回报，盛田被誉为20世纪日本现代化的典范。
亨利·基辛格这样评价盛田昭夫：“我感到日本人不太容易沟通。他们一旦走出自己的圈子，需要与其他文化交流时，沟通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有独立做出决定的权力。盛田昭夫是个例外。尽管他是个非常爱国的日本人，一个坚定的日本观念捍卫者，但他能够以一个非日本人的方式进行交流……他可能是我所见过的最具外交能力的日本人。”
盛田征服了世界，却没能征服儿子。盛田家族的嫡传长子秀夫说，他父亲始终都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抑或是井深大或是家里人，没有一个人看过不戴面具的他———“他必须‘表演’，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在家中，盛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君主。当他需要夫人在身边衬托社交气氛的时候，就希望她到前边来，而在另外的时候，则希望她呆在后面，他坚信她属于那里。对于儿子，盛田是一个强权的父亲，他需要绝对的顺从和服从。什么倾听、换位思考等他在社交场合熟练运用的技巧，在家庭关系中都不复存在。在这里他需要其他人无条件地理解、琢磨他的意愿，并且不打折扣地去贯彻执行他的意志———可以比照的是拿破仑。在拿破仑成为独裁者后，一句悄悄话道出了他独裁者的心态：“我要求人们服从我，哪怕是幻想也得服从。人们应该毫不费力就找到我的幻想，找到我专注于这种或那种娱乐之时的幻想。”
或许，唯有在家里，盛田昭夫才卸掉一切伪装，才获得一种本能的释放。长子的话主观色彩或许太过浓烈，却也真实地显露出盛田昭夫的另一面。这个层面在盛田后期的索尼也有体现。
颐指气使下的微妙舞蹈
索尼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缠绕在一起的产物。由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撑起公司的董事会，一直是弱小索尼的独门武器。在索尼的早期历史中，盛田表现出一种卓越的倾听客户、市场以及公司董事会声音的能力。当盛田昭夫把索尼带进全新的国际市场，由社会名流担当的公司董事会元老越来越不适应，最后干脆悉数退出索尼舞台，董事会按着盛田昭夫的意志进行了彻底改革———由此奠定了盛田昭夫在索尼的君主地位———到1989年批准索尼收购哥伦比亚公司的那个董事会，已经沦为盛田昭夫的“部下”。当时30位董事，清一色的索尼公司雇员。26位上层董事是在索尼公司行政阶梯上层的行政人员。这样的董事会基本上只起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只能认可盛田昭夫的意向。
---------------
盛田昭夫：阴柔的张狂(2)
---------------
这就是当时索尼公司独特的语境：在盛田明确表态之前，什么事也不会被决定或有结果；董事长盛田与总裁大贺之间的信号和呼应，成了索尼公司高管们一种微妙的舞蹈，一门必修课。
1989年8月，索尼召开了一次决定是否收购哥伦比亚的董事会会议。会议由盛田董事长与大贺总裁之间的对话所支配。当时，盛田以一个问题作为会议开场白：鉴于大贺的健康状况，索尼再进入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事业领域是否还是明智之举？在此刻以前，大贺一直坚决拥护收购哥伦比亚，特别是因为它的电影知识产权的积累。现在经盛田提醒，他对自己健康的信心严重动摇了。紧跟着他应盛田的要求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价格一直高得不合情理，对方好像把价格锁定在30美元不愿退让；此外他对好莱坞一无所知。……大贺的试探性发言之后是会议休息。然后，盛田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看来当前的明智做法是取消收购，这就是现在他提议要做的事。在会议记录中写道：“通过董事长提议，放弃哥伦比亚并购。”
本来到此为止了。可在那天晚上与委员们一起吃饭时，盛田放下装着绿茶的杯子，有点落寞地说：“真是太糟糕了。我一直都在梦想着拥有一家好莱坞的电影厂。”沉默。没人插话。当董事会再开会时，大贺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他现在强烈地感觉到，也经过董事长的同意，索尼还是应该实施收购。盛田拍板同意。先前的记录被修改为：“经过董事长同意，索尼将继续实施这次并购。”
盛田在长远问题上一意孤行，可能比任何战略性考虑和权威机构的咨询意见更有决定性作用。商业活动，往往有一种情绪化的力量促使交易做成。这种力量一旦爆发，就什么也挡不住，这笔生意非做成不可。“无非是个死！”“就是死了也要做！”没有什么挡得住这股力量。索尼并购哥伦比亚，5年造成31亿美元，亏损。不断攀升的成本可能一点儿也没让他心烦。盛田直觉到在未来的商业争霸战中，好莱坞的知识产权、民众情感的汇集、创造性世界发源地、信息产业的带头羊和软件资源，都将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在其他人局限于经济算计的框框，表现出极大的短视时，盛田已经洞见了21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
时间判断力的公正性在21世纪再一次显示了威力。沿着盛田昭夫直觉到的方向，出井伸之统领索尼10年经历了一个时代，把索尼的消费电子产品引入“客厅”，更一举奠定了索尼称雄数字娱乐业的霸主地位。2005年索尼又斥资35亿美元，收购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还聘请有深厚影视文化背景的英裔美国人出任索尼公司董事长和CEO，更坚定地向着文化内容产业和娱乐行业转型。这一切都源于那场丧失理智的并购！
“两栖动物”独特的紧张与压力
颐指气使是日本当家人的一种常态，也可以说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全部交托给家族的补偿或代价。但是这种做派，与全球化市场的运作大相径庭。盛田昭夫当然知道这种矛盾，更知道一个成功的日本商人为摆平这种矛盾所必须忍受的东西。1971年，他在一次乘车时突然在英语字典上偶然看到两栖动物（amphi）这个词，他的神经被触动了，切身的感触突然得到了释放：这个名词最形象地表征出日本商人的特征。在两种文化中穿梭的盛田，通常面对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偏离传统；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的张扬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当时，他正在筹建一个男人俱乐部，专门召集日本商业界与金融界的首脑人物，以及冉冉升起的新星们参加，他希望能给商人们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于是便把自己创立的俱乐部命名为“两栖动物俱乐部”，在俱乐部上方有一块铜匾，镌刻着盛田昭夫的心得：“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我们必须在水中和陆地生存。”在把日本企业领导人描绘成两栖动物时，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两种思维串换所造成的紧张，或许还带有对两种文化融合的绝望。
几十年如一日的心理紧张，终于在1993年11月30日那天集中发作，一种巨大的晕眩袭向这位正在打网球的老人，盛田昭夫中风了。在医院持续四个小时的手术中，医生从他的大脑里取出了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凝血块。他的左半边脸和身体已经瘫痪，并丧失了说话能力，但意识清醒。盛田昭夫从此再没有重返索尼公司，1999年10月3日离开人世。
在日本人众多“名分”组成的网络中，忠于天皇与家族，是压倒一切的义务。当天皇只具有符号意义时，对家族帝国扩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了。无论是盛田昭夫还是堤义明，他们为家族的事业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及的压力、紧张、阴柔、张狂、暴躁、谦卑、坦荡无畏与愁肠百结，常常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狠劲，而这种“就是死了也干”的精神，正是日本人所推崇的一种“圆熟”境界。在盛田昭夫与堤义明的商业历险中，我们不断见识这种“无我”所带来的蛮横或伟力。这是我们解读日本商人这个“两栖动物”的最好标本。
***************
*下篇视野与明辨力
***************
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身心受过震颤，变成精神的人，才能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接近上帝。——舍斯托弗
---------------
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1)
---------------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奋斗了，征服了，拥抱了，可是却逃脱不了在不知不觉中老去的宿命！在第一线上活跃着的中国企业家多已步入中年，他们正或多或少以惊人的驯服性重复着人性的危机。
判断力来了，自以为是也跟着来了
年过四十，有了阅历，有了判断，有了逻辑，更重要的是，有了实现自己想法的手段。在他年轻时乘虚而入的一些东西，如梦幻、遐想、谬见等，正在被他逐个清理出门户。他具有一种坦诚直率，具有一是一、二是二的判断力。没有什么事情都够阻止他做出判断。他的判断，会形成一些新的因子，影响事物的进程。他喜欢控制事物的进程。所有参与者的行动和思维，慢慢地都进入了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踌躇满志与心力交瘁变换，拉磨的驴子与至尊的皇帝交替。
他的判断就是客观！他的想象就是现实！他的潜意识、他的思维、他的判断，开始成为人们追随的意志！周边的事不断地重复着他的思维逻辑，自以为是渐渐成了他的呼吸和饮食。这一切来的是那样静悄悄，以至于他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伴随判断力的提升，对新鲜事物的排斥力也跟着提升。他抛弃了梦幻与谬见，也就开始疏离了想象力。在他青春之光辉的朝霞中，虚构的诗意作品为他勾勒出炫目的场景，使他春心荡漾，急切地想把这一场景化为现实，急切地想攀摘彩虹。想象力与激情，这个人生创造最重要的东西，现在却正收拾行装，要离开他！
客观上，他已经被文山会海淹没。已经没有时间去吸口新鲜空气，去打量平常人脸上轻松的微笑所传递出来的东西。那是一种奢望！他没有时间下工地、没有时间到车间，没有时间去接待平常的客户。他被一些宴请和高官拜访所包围，他慢慢地脱离了他的业务领域，他慢慢地失去了新鲜的第一眼。他依然感觉善于创新，可是他并不知道那创新能力正离他而去！真正的危险在于，这一切却没有任何警示！
有了从容的气度和实力，不知不觉间也开始愤世嫉俗了
年过四十更喜欢以自己为尺度来度量一切人以及人的性格。年轻人的惶恐，老年人的无奈，这些全部与他格格不入。他从容不迫。没有他排解不开的烦恼，没有他不能去做的事。年轻时他有向往却没有实力，现在他有了浪漫的实力，却没有了浪漫的时间。专注、敬业而从容的男人，正是美女聚焦的焦点，一些浪漫的故事开始缠绕着他。他大多没有时间去理会。
年过四十，尤其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恨不得拿一天当十天用。他有太多的服从：服从市场、服从客户、服从官员，甚至服从他的部下！那么多事情，那么点时间，他恨不能把自己掰成八瓣！可是看看周围那些人，偏偏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他眼前飘来飘去，好像世界属于他们。不紧不慢地混日子且昏昏然，一种义愤不由得油然而生。
年纪轻轻的，穷光蛋一个，不知道在工作上下多少力，却整天围着情人转！干一点点事，就伸手要报酬，也不知道害羞！难道这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本事吗，不是在增加你自己的无形资产吗！我们当年一门心思全在事业上，哪里有过一个周末？哪里有过正常的作息钟点！就那点激情，五分钟就过去了，很快被些无关紧要的短信和电话牵引走了！难道他们就不先想想自己的未来靠什么？
他忘记了自己当年因为紧张而局促，因为崇拜而慌张的境况，好像他生来就这样从容！九斤老太只是对新人看不惯，年过四十的他却也同时对老人们开始抱怨起来。看看那些老人们，絮絮叨叨、慢慢吞吞，动不动儿女孙男。干什么事都不能坚守到底，碰到该表态的时候总是往后退，该上场的时候总是在那里推三挡四。就没个痛快劲！动不动“我们那时候”，“当初”，“这些当初多容易”等等。没有什么能激起他们的活力！
不知不觉间变得愤世嫉俗起来，逐渐变得失望起来。他看到，人不如己！而且不仅在思维或激情的任何一方面，甚至在两个方面都远远落在自己的后面。他感到了孤独。一个简单的事也想不明白、交代不清楚。天底下的事好像他一个人干，都会比养着这么多人强！
唯我独尊的情结，在怨天尤人情绪的浇灌下悄然滋长。过去那种敏锐地从他人身上捕捉东西的学习能力，在开始疏远他。危机还在于，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大事临头从容不迫，小事小节却大光其火
中年是个从容不迫的人生阶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能够让他押不住阵脚。他经历过了，领教过了，生死关头也走过了，该付出的也付出了，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他的部下，他的敌人，他的对手、旁观者都不能忽视他的从容。从容，成了他的代名词。任何跟他打交道的生意人，都能够扑面而来感觉到坦荡与真诚。再难达成的交易，经过他蜻蜓点水般地排解，都会向着有利于他的这方面发展。
可是他碰到小事却压不住火！
---------------
企业家的中年危机与出路(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