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
***************
*序言
***************
惊奇是人类的瑰宝。正在热映的《达·芬奇密码》，把惊奇发挥到了极致，巧妙地糅合了历史与想象，激发和诱引着观者从全然陌生的角度，去观察那些以往接受并熟知的“真情至理”。
---------------
序言一求索人，就可以求索世界
---------------
惊奇是人类的瑰宝。正在热映的《达·芬奇密码》，把惊奇发挥到了极致，巧妙地糅合了历史与想象，激发和诱引着观者从全然陌生的角度，去观察那些以往接受并熟知的“真情至理”。一旦把微小事物的巨大效果整合到一起，育琨同样发现了颠覆“真情至理”的惊奇事物，于是有了《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
求索人，就会知道如何求索世界。这样求索到的东西往往发人深省。育琨以哲人的视角，透视企业家这个群体，并深入到人的本性、心理与思维层面，以新的视角映照出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这样，我们既看到了精神性很强的企业家所创造的一个个罕见的奇迹，同时又领略到他们的困顿、彷徨与孤独。企业家们在跌宕起伏的商业实践中不断获得崭新的启示，在求索罕见事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我们在随着作者观察他们流血的和喜悦的经历时，同样会获得新的认知。
不被妄想冲昏头脑，企业家通常不会以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一种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是他们负重前行的力量所在。任正非与孙宏斌就是这样的代表。在他们的强毅精神里面，存在着意志力；在他们的意志力中，存在着创造奇迹的爆发力量。
企业家多是那些除了做企业不知怎么生活下去的人。谢企华与沈文荣这两个钢铁业的领军人物，只知道崇敬缠绕着钢铁的创造、生成和想象力，他们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创造出企业价值的同时，也使他们个人生命充盈起来。
做正确的事，常常是成功的关键。而对企业家来说，有时突破框框，去做一些从现有教条来看荒唐的事，才有可能带领企业不断转型。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正是在至关重要的拐点上，用一个明显赔本的收购，拥有了拍摄出《达·芬奇密码》影片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当初看上去的“错误”缔造了索尼未来辉煌的传奇。对比盛田昭夫，中国企业家如张瑞敏与李东生，可能太过局限于“做正确的事”，而忽视了“再过20年靠什么吃饭”这样的根本问题。
强者的有为，是成功企业家坚定的意志与承诺的责任融合在一起的东西。李嘉诚与柳传志等具有强悍形象的企业家，有时明知不仁也要强为。正是孤独无援的困境，激发了他们身上的潜能。读者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是却不能不对发人深思的问题感觉惊喜。
人们常说，真诚面对现实、真诚对客户、真诚对自己，可事到临头，拒斥不利于自己的事实，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本能。人们低估“坦诚精神”到了罕见程度，以至于韦尔奇不得不宣告：“缺乏坦诚是商业生活中最卑劣的秘密！”韦尔奇发现，尊重并聆听每一个人，是管理之基础的基础。韦尔奇朴实的人文思想与把它们付诸实践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的尊重。
山姆·沃尔顿如何凭借“为客户节约每一个铜板”等简单常识，一举缔造了神奇的沃尔玛帝国，一直是个谜。人们不知道，无成见地去感知和服务顾客，乐于为提高性价比去做任何事，是山姆·沃尔顿的看家本领。甲骨文的拉里·埃里森更是叫绝，他的名句“一顶‘帽子’和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常常令不同民族的企业家击节。
企业家为了推进事业常常不顾自身得失。索尼前掌门人出井伸之，为了推进“索尼60”变革，他不惜革掉自己的命，以换取索尼内部元老的悉数退出舞台，为新班子铺平道路。索尼之所以能够成为亚洲的巨人，跟索尼一代代领导人这种甘为人梯的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堤义明，把人类最朴素的生活哲学活用于西武帝国带点灰色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业智慧。可是，家族的使命和义务在堤义明那里高于一切，甚至不惜破坏“共同世界”的规则与秩序。因此，他的哲学并没有帮助他走上宽阔的大道，而是越走越陷入了死胡同。让人警醒。
在全球范围内打造战略供应链的全球视野，成了时下媒体间的热门词汇。为了获得宏阔的视野，有人甚至提出，从月球上看地球。而育琨在对14个顶尖企业家的观察与分析中，在对企业家梦牵魂绕的14个主题的辨析中，发现了一种入微的视野：日益深入的全球化，正逐渐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人们融合到一个体系中来，人们“好恶相喻、痛痒相关”。商业原来就是身边的事，就是对人类基本需求的回应。
育琨充满爱心言说至福的道理。阅读《强者》是一件快乐的事，许多新鲜的触角会扑面而来。你潜意识中的某些东西，会不知不觉间被简洁清晰的文字激活，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本许多沉寂的见识，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是为序。
朱继民
2006年6月1日
---------------
序言二梦想和痴醉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
育琨是高我一年的学长，多年没见面了，在我的记忆中，育琨还是那个高高个儿，白白脸，左手抱着一摞书，右手提着一把暖水瓶，总往图书馆里钻的用功学生。今天看了育琨的书稿，才知道他不仅在上学时用功，这些年来一直在用功，一直在思考企业管理这个秘局的解法。从这几年看到的育琨许多企业方面的文字，到今天的这本书，我们看到他这些年不但在做企业，而且在分析，比较，集累，有了很深的心得，他对企业，企业家的了解和把握，已走到我们许多人前面了。
我常常觉得企业作为人们创造出来的一个生命体在整体上是不能用一个共有的，不变的答案来解释的，试图寻找这个答案的人到今天都失败了，这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一些定律；可科学之间是相通的，学好数学的人可以管好企业，学好了医学的人也可以管好企业，学问之间的相通不是其答案，而是其方法，好的企业人就是要探索，总结这些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很多时候还要创造自己的方法。育琨的书中写了许多成功的和尚未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这些故事可能以前有些也听说过，但不同的是他在这些故事中提炼了思维的方法，有了方法就有了规律，本来杂乱的事情就变得有秩序了，变得简单了。我知道育琨在大学的几年花了很多工夫读《资本论》，《资本论》的灵魂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的方法，我宁可相信育琨在写这些我们眼前的企业的时候，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过去所学的方法的影响。
育琨是读书读得很广的人，他在探索企业问题的时候，这种读书的广度帮助了他，但仅仅是这样还不够，其实读书广的人很多，区别在于是主动的广还是被动的广，是带着问题广还是随意的广。育琨显然在这一点上是很有智慧的。是有一条主线在牵着他整体的思考和研究的，这就是企业中的根植与人性的哲学理念，他把它称为企业家的梦与醉，由此他把某个人个体的，组织的，社会的在一个时期的奋斗及在这个奋斗过程中的精神和物质的体验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这种思考只有到了一个更“过来人”的心境才做得到。
我观察，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者，能把企业中某一部分在某个时期做好的人很多，但企业真正的考验是要把所有层面的问题贯通。能有系统地看自己的企业，能贯通思考全方位的问题是不易的，这也是想成为一个成熟企业家的必要条件。育琨在他的书中，把贯通做了最好的尝试，他的书中有历史，有哲学，有社会学，有生物学，更有中外不同的企业的过去和现在。从这样不同的角度来说企业，让我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很集中，原来大家都在说一回事，原来这个世界是很精神的，梦想和痴醉是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但愿读者可以从书中读出同样的感觉，育琨的书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宁高宁
2006年5月27日
---------------
序言三为民族精神山脉添把土
---------------
育琨是在1985年加盟由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当时我们的团队都很年轻，由一批刚毕业即进京获得报效国家机会的研究生组成，个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种炽热的激情与奋发向上的精神充盈在胸，努力为国家做事情的责任感，使得每一个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价格组很快就出了大批研究成果，又因为价格组的人团结、多产，影响日渐扩大。育琨遂脱颖而出第一个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不久他就被聘为世界银行中国项目顾问，并且不断出席国际会议。国际视野给他的研究和思考注入了新的活力。1991年，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得以主持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球性城市化课题。后来，当我已调离国务院发展中心，从物资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位置上下海办企业之后，价格组的同事们也许受我的影响，纷纷下海创业。这其中有张文中、常清、乔刚、陈共炎、戴国庆、易广招、李由鹏、黎艳阳、梁天征、刘丽、左沃生，还有育琨。育琨选择到一家有背景的知名公司担任了职业经理人。
十几年过去了，沧海桑田，育琨精神饱满地又一次启程了，这一回，他进入了中国企业家的内心世界，用心血撰写了《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一个人的生命需要价值。企业家是富有梦想、责任与精神的一个族群。“服从”是他们内在精神的写照，为了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为了全面提升国民的福利层次，为了某种模糊而强烈的理想召唤，他们踏上了追求企业不断发展、人格不断升华的长征。长征途中，既有奋勇的激情、创造的充盈、诗化的理想、赤子的普爱，又有着压顶的重负、不齿的耻辱、完败的挫折以及令人窒息的紧张。在世界任何地方，做企业从来就没有那么顺畅。在转型中的中国，其实做企业是难上加难。重压之下，多数人往往会选择放弃，而企业家则选择了坚持、再坚持。
选择坚持意味着选择了痛苦与艰辛。确如育琨所说：“企业家艰难攀登上了众人向往的峰巅，还没来得及陶醉喜悦，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样的寒冷、稀薄的空气、不见底的悬崖等窘境所迫，只想拐下山来。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插足的地方。”社会很少有人去探听、捕捉、发现、理解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声音，以淡化和缓冲企业家内心的烦恼和痛苦。育琨做过企业，他对企业家不仰视也不歧视，而是以一种在场的感觉，深入企业家的内心。《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无疑是探索企业家心理的开拓之作。育琨借一次次往深处去的思维和精神之旅，抓住一个个电闪雷鸣的瞬间，用充满灵性的文字，说出了别人用一整套理论或N个体系还说不出的东西。
我喜欢美国业余登山者乔恩·科莱考尔的一句话：“在具有神秘魅力的探险后面呈现出的坚忍不拔和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是对我们天生的舒适和安逸的解药。它预示着一种对衰老、他人的虚弱、人际关系的责任、各种各样的弱点及缓慢而乏味的生活进程的青春年少式的拒绝。”乔恩·克莱考尔对舒适、安逸以及各式各样的软弱之“青春年少式的拒绝”，恰当地表征出企业家的精神世界。
企业家的人生，是浓缩了的人生。企业家之梦想、痴醉、开怀、痛苦、忧患、孤寂等等诸种精神交织在一起，熔铸成一个民族绵延起伏的精神山脉，那是比生命更久远的东西。育琨很有耐心，在一个个断片中仔细求索，居然提炼出一些很有价值的元素。高山不拘土壤。育琨用心血著书，为中华民族精神山脉添了一把土。是为序。
田源
2006年6月9日
---------------
前言晤对与觉察
---------------
与企业家进行年深月久的晤对，对企业史进行冷静全然的觉察。
“深知自己，也知世人。”卢梭在《忏悔录》中开宗明义的这句话，包含了这样一个逻辑：觉察自己，观察人，明了世界的价值。做过10多年企业的我，与企业家进行年深月久的晤对，对企业史进行冷静全然的觉察，以求获得更多有关企业家的知识与景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舍斯托弗和纪伯伦等先哲给我观察企业家提供了宏阔而又入微的视野。尼采从早期发掘的“酒神”（《悲剧的诞生》），到中期属意的“超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再到晚期阐释的“强者”（《权力意志》），完成了对“这个力的世界”之认识的一个轮回。尼采所论述的强者特质与企业家非常接近。
企业家仅仅是力的事业。企业家的本质又是有局限的一族。他们关闭视野，专注于一端，才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至高无上的幻想与激情，如果不能带来创造的现实，只会徒增飘忽不定，企业家多对此表示蔑视。他们不信任先验的秘籍，却坚信有1000条路还没有被人走过，有1000种健康和1000个生命的隐蔽岛等待人们去探寻。他们多对“一切人”的真理保持着距离，而对例外法则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痴迷，更不会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在常人忽视的微小事务上，他们用力前行，并一再点燃人们昏睡的激情，不断创造着人类的惊奇。
企业家是“过来人”，曾经拥抱并征服过整个世界，现在依然还继续着他们的拥抱与征服。一如炼金术士在寻找金子的过程中，发现了火药、医药，甚至大自然的规律，在企业家们任由金钱和关系跌宕飘摇的时候，内心深处却只期待着获得思想教诲。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他们或会发现内在真正的财富：灵感、思维与精神明辨力。他们有些人已经到了一个无所求的年龄，只是想倾诉内在的心曲以报世人。只要肯驻足聆听并体味这些过来人的心曲，你自己的那本“无字天书”就会因此而获得强者力的线条。
本书分开篇、上篇与下篇。开篇“中国企业家：寻找自己的救赎”，揭示了痛苦、无聊与去执是怎样成为一个人通往“大我”的三种主要力量。上篇通过14位企业家的不平凡经历与伟业，展示了14种境界与精彩。下篇为企业家14个魂牵梦绕的主题，尽显14种视野与明辨力。以心血著述的尼采曾经说：“我的虚荣心是，用一句话说出别人一本书才能说出的，和一本书还说不出的东西。”我还到不了尼采的境界，但是我有这样的梦想：我想借一次次往深处去的思维和精神之旅，抓住一个个电闪雷鸣的瞬间，说出别人用一个体系或一整套理论还说不出的东西。
王育琨
2006年6月9日
***************
*开篇中国企业家：寻找自己的救赎
***************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
每个人的盔甲(1)
---------------
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
你是你自身的先驱，你建造的塔只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将成为新的根基。我们常常是，也将永远是自身的先驱。
——纪伯伦《先知》
李嘉诚为跟孙儿交流，打开了《盔甲骑士》[1]一书，竟然自己也爱不释手，从中悟出不少经商思维，并因此喜作《童话中的玄机》，为发现盔甲中的真我而直面现实转型鼓与呼。为探索女儿的玄妙世界，我也打开这本启蒙读物，一面为盔甲骑士的故事所感动，一面体味着中国企业家的命运，思索着这些力行者所面临之困局的求解之道。
《盔甲骑士》是探索生命本质的钻石般的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坚毅勇敢的骑士，他铲除恶龙、拯救危困中的公主、备受世人推崇，为此，国王赏赐他一套闪亮的盔甲。久而久之，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于是，他不得不踏上了寻求脱掉盔甲的活命之路。该书问世20余年经久不衰，被誉为当代最震撼心灵的寓言故事。“骑士的盔甲”也因此成为禁锢人们自由身心的一切面具与枷锁的代名词。
一直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骑士，居然自己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
造成生命危难的，正是帮助他确立功名的盔甲。这套盔甲是国王赏赐的礼物，是用一种非常稀有、和太阳一样闪亮的金属所制成的。有些人发誓说，曾看见太阳从东边升起的，从北边落下。事实上他们看到的，不过是骑士朝四面八方前进而已。骑士非常喜欢穿上盔甲，他渐渐习惯了人们的诧异与赞扬，习惯了盔甲带来的力量与安全感，习惯了盔甲所散发的神秘与光芒，习惯了盔甲塑造的另一个自我，那个可以随时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儿的自我……直到有一天，因为三年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他的爱妻要带着儿子离他而去，骑士才意识到脱下盔甲的紧迫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比想象中还严重。由于盔甲已经生锈，他请大力铁匠用斧子砍他的盔甲，结果盔甲变形了，致使骑士无法正常睡眠，也不能正常进食，甚至不能正常喝水。他的生命受到了空前的威胁。于是，他不得不离开家门。当然，这一回不是去拯救公主或世人，而是为自己出发，去寻找自己的救赎。
骑士的难题，与我们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之命运何其相似！
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家，曾经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光环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落下了身置于人群中的孤独与落寞。站在高处的企业家们，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可是谁又知道，企业家正遭受着怎样的没人理解的孤寂与身负重荷的彷徨。企业家们的双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个傲慢者、一个抑郁者或一个破坏者？企业家们的双重视野究竟让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落寞，或赢得了怎样的灵感与精神明辨力？他们是否也像山上的树一样，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它的根就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我们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们不像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点儿危险。企业家的定位与潜规则，使他们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为之缓解或分担。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有些危机自然无法在其中化解掉）。于是，他们纷纷穿上已有的或现成的盔甲，或日夜由生猛的保镳护卫，或一味将繁杂的业务缠于一身，或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或干脆就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机……据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中国企业发展报告》称，近20年中，我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种种心理障碍走上了自杀之路。至于非正常死亡的数目，更为惊人。
盔甲骑士，可以跟众多智者交流，他们可以带他走上一条求生之路。而我们的企业家，则没有骑士那么幸运。他们没有智者和法师指点，也很少能得到被他们偶尔发出的火暴脾气弄伤的亲人们的谅解。固然，虚荣心、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豪赌的果断、无尽的贪欲、信仰的迷失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谁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会的智者等，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理解和缓冲其内心的烦恼和痛苦的，但人们却没有这样做。企业家艰难攀登上了众人向往的无限风光的峰顶，还没来得及陶醉喜悦，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样的寒冷、稀薄的空气、不见底的悬崖等窘境所迫，于是便想走下山来。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且，他们原来上山时住过的客栈此时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因为，一种不平衡的情绪在酝酿、生成与膨胀。企业家们的出类拔萃，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舆情上将企业家们摧毁，有时甚至要摧毁其肉身。好像企业家就应该承受高风险，就应该为自身的出类拔萃埋单，就应该为取得财富付出代价。显然人们忽视了这些企业家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情感，也存在承受的极限。
---------------
每个人的盔甲(2)
---------------
2400年前，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说出了千古难解的话：“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这很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危难、压力、阴谋、成功、失败、无聊与孤独，使企业家或多或少地在某个时刻，能够听到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们深知看破“生死之门”是一种内在的情愫，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因为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显性，自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并且不容忍我们的寻常观念，我们也很难理解死亡。只有特异之人，在精神极度兴奋的罕见时刻，才能听到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语言。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
---------------
为自己出发
---------------
本我和盔甲、理想和镣铐，绝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任何本我都不能自然而然地显露本色，都要启用各种各样的规矩和礼仪修饰打扮一番，甚至改装整形成另一个与本我完全不同的影像。任何成功和善举，都不能使人摆脱自己无期监禁的处境。因此，盔甲不只属于骑士，每个人都有一幅形影相随的盔甲。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骑士一起踏上去掉“盔甲”的新生之路，去寻找那个真实的本我吧。
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城堡，骑士发现吃喝都成了大问题。他所能找到的，只有偶尔出现的野莓子，还要靠自己把它们捏碎后，塞进面盔里。唯一喝水的方法，就是把头放进小河里，让他的头盔里充满水，有两次，他差一点被淹死。经历了几个月的磨难，他悟出了一个又一个真相：以前一直认为自己聪明绝顶，现在却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在树林里活下去，他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聪明，甚至分不清东西南北。是荣誉和惧怕，让他当初穿上了盔甲，而不是什么征战需要；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世人的中心，最少也是妻子与儿子的依靠，实际上妻子和儿子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这一系列真相终于让他忍不住痛哭起来。哭泣，这种与骑士禀赋全然不同的软弱的代名词，却正是骑士脱掉“盔甲”的第一步。骑士终于明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和思考了。”
能够直面现实，并且在不确定性之中果断决策，一直是企业家成功的要素。而谁又知道，这两大长处常常又是企业家的真正短处。惧怕，正是那些果敢企业家的另一面。他们虽然全副武装，但是，一种对人性根深蒂固的、一种对真相莫名其妙的恐惧，已经紧紧地禁锢了他们。他们深知怀璧其罪。于是，他们更愿意呆在自己熟悉的空间里，一如苗建中龟缩在由防盗门和摄像镜头守卫着的屋子里。
1998年5月，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苗建中的弟弟苗建国被一名“黑社会”成员用钢管砸死在德州街头。之后苗建中发誓要为弟弟报仇，在历经两年时间之后，终于协助公安人员将德州的“黑社会”老大王铁流捉拿归案。王铁流后来被处以极刑，作恶德州20年的王氏黑帮就此被瓦解，但苗建中一直担心遭到王的余党报复。疑惑与恐惧交织，使他很少出门，通常都躲在家里办公。2005年12月1日12点半，苗被发现上吊身亡，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据警方调查，当天上午，苗还与三个客户通过电话。但三人均反映苗总通话时语气平和，和往常并无二样，谈的都是工作上的问题。出事前一个小时，苗还在电话中详细地指导一位开矿山的客户如何布局生产场地、如何提高开采效率。没有人可以在电话中了解到真正的苗建中。人们低估了弟弟的横死对苗建中的影响。而他也不愿让人们看到这一点。他发现掩饰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与人隔绝。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帮他了解社会，研读MBA，割断了无味的打扰，但也封闭了自己的内心，以至于患上了抑郁症。神秘感成为他面对一切的锐利武器。他不愿意出门，已经看透了厌烦了各种嘴脸。他学会了用声音塑造出平静，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能够压得住内心的抑郁，让人听上去，宛如通常的平静。可是，那是万念俱灰的平静。警方最后确认他是因患抑郁症自杀。
使企业走向成功，这一因素带给他无上的荣誉和无尽的责任，同时也把他带到如履薄冰的紧张与精神崩溃的临界点。躲避不是办法，为了拯救千千万万个“苗建中”，我们还要跟随骑士继续上路。
---------------
“沉默之堡”
---------------
通常的情况是，我们会设置障碍来保护我们所谓的自我，有一天却发现，自己被关在障碍中走不出来。我们被时间、被一堆又一堆的事情推着走，很少停下脚步，听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们常常没有时间这样问问自己，而只是盲目地操作着逻辑上的下一步。
盔甲骑士要想自我救赎，所过的第一关就是聆听自我的“沉默之堡”。那是一座全然寂静的城堡，甚至连壁炉里的火，都不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只是无声无息地烧着。骑士必须一个人通过一间比一间狭小的房间。起初骑士不习惯，大呼小叫地给自己壮胆，渐渐地他发现了“沉默之堡”的真实用意：当一个人安静独处时，要认真地去聆听周围，去聆听自己的内心。
悟透了这个道理，骑士不再去想任何事情，也没有再和自己说话，他静静地坐着，倾听寂静。在这个坟墓般的房间里，他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和孤独。很快，他意识到了妻子的痛苦和孤独———这么多年来，他逼她住在另一座“沉默之堡”里。于是，他开始号啕大哭。骑士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不过，眼泪从他的面盔里奔涌而出。头盔被泪水消融了，密封的墙上也出现一扇门，骑士穿越了“沉默之堡”。
企业家自身也有局限性。尽管他们关闭视野，专注于一端，以致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可是，当这种创造力被公众的盲崇不合时宜地夸大后，企业家自我限制的边界就不断被打破，于是，在公众眼里无所不能的企业家，内心深处便生成了令人窒息的紧张与焦虑。然而，我们的企业家却没有骑士般的自由。他们的肩膀上承担着成千上万员工每天的生计，他们没有寻找“沉默之堡”的空当。
在德州晶华集团资产由5亿迅速扩张到36亿的过程中，“龙头企业”这顶帽子牢牢地拘押了苗建中。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晶华集团最终收购了与自己主业无关的、由德州市发改委主持投资的凯元热电厂。由于煤价上涨等因素，电厂亏损严重，政府无力承担这个大包袱。但要让整个电厂按原规划建成，还需晶华集团投入约20亿元，况且该电厂的市场前景并不明朗，于是晶华集团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龙头企业”、“无限责任”、“我帮你贷款你帮我担责”，这一切使得苗建中成为真正的“盔甲骑士”，忘记了自己的本原。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空间来省察自己和世象，哪怕他强行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每天还是要处理五六十件公文，接无数电话，而且每件公文都事关资金审批调拨，不能大意。
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是被责任压垮的另一个典型。2004年初，赵恩龙向银行借贷4亿元，到2004年底，巨额贷款无法归还，经多方协调后达成一口头协议：由赵恩龙出面筹措款项先归还银行，平账后，银行再将此款贷给赵恩龙，赵再还给借款单位和个人。但是，在赵将款打入银行后，银行却未能按口头约定再贷款给赵恩龙。遭遇失信打击的赵恩龙只能跟秘书躲避在办公楼吃住，以免把债权人的骚扰带回家。2005年1月1日早晨6点40多分，在人们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却乘秘书下楼洗漱的空当，从办公室4楼跳下，永远地摆脱了世人的挤压。警方在现场发现了赵的一封遗书，上面提到：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云云；虽然自己一心想干成一番事业，但现在银行的贷款无法如期归还；借了朋友的一些钱，不要说兑现当时约定的利息，就是本钱也无法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又非常多……据秘书张江涛反映，由于企业运转极端艰难，赵恩龙的思想压力非常大。现实中的他似乎被某种东西裹拥着往前走，从事着过多自己顾不过来的事。然而偏偏他又是一个好人，认识他的朋友留下的大多是“够意思、人缘好”的印象。他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自己生活却非常俭朴，用的是八九百块钱的手机。在一次全体职工大会上，大老板说到伤心处竟然哭起来。因为他感觉到压力很大，而且他没有办法，好多事情都要他亲自去办。自杀前一天他特意把做农民的姐夫找到办公室来叙叙家常，他反复念叨：“生意难做人难用，真愿意跟着姐夫回家种地。”但姐夫对他仰视惯了，并没有去体会这些家常话所透露的悲情。
赵恩龙已经没有机会回家种地了。债主们不允许，企业的员工也不愿意。他也明白这个现实。他没有骑士一样的自由度，说脱下盔甲马上就可以听凭意志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赵恩龙的周围不是聚集着那么多混事的、逼债的、吹捧的和仰视的人，如果在他决定向银行贷款盲目扩张之际，能够有一个“沉默之堡”，让他倾听一下内在的本我：“我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或许悲剧不会发生。他的姐姐至今仍然怀疑，他的死是否真的能够去挽救那些牵连其中的人。
至于我们，则更应关心怎样避免类似悲剧发生，为此我们还要跟随骑士继续前行。
---------------
“知识之堡”
---------------
是人就会迷失，关键看能否适时地从迷失中醒来。骑士也曾迷失，也曾缺乏勇气。可是骑士并不是孤独前行，每当危难来临或是准备放弃的时候，总有智者在他身边出现，总能以轻松幽默的开导，让他豁然醒悟。我们企业家的环境，远没有骑士那样宽松和谐，周边环境没有使他们确立对“良知”的信赖，他们甚至没有可以信赖的搭档。
骑士穿越“沉默之堡”后，抵达了一座“知识之堡”。那是一座黑暗无光的城堡，随着自我内省的一点一点深入，城堡就会一点一点地变亮。有用的知识即是指引前路之光。在黑暗中，骑士细心觉察。一个想法突然灵光大作地闪过他的脑海———他实际上没有爱，只是一直把需要当成了爱：他需要妻子和儿子的爱，他需要所有被他从恐龙爪里救出的公主的爱，以及所有他上战场所保卫的人的爱，但是他并不爱自己。这真是令人震惊的发现，骑士不能真正地爱自己，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地爱别人。“良知”的复归，使得周边的一切都明亮起来。他带着些犹豫，走到镜子前面。他本以为会看见一个高大的人，有着一双悲伤的眼睛，一个大鼻子，从脖子以下都包在盔甲里。出人意料的是，他看见一个迷人的、精力充沛的人，有着一双闪烁着热情和爱的眼睛。盔甲后边的本我，原来是如此精力充沛，闪烁着热情和爱的光芒！看来他根本不需要去证明任何事，他的本我就是心地善良，又充满了爱。
只有需要而没有爱的中国企业家，不在少数。金华集团副总裁徐凯就是一个代表。2005年1月3日，他自杀的前一天，在他坐上一辆出租车后，用了5分钟的时间，跟司机敞开了心扉。他说在感情上自己得不到真爱，在他身边的女人都是为了他的钱；由于工作原因他住在宾馆，感到很孤独，没有意思，想结束生命，还让司机注意当地报纸。出租司机认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可是到了1月5日，人们还真在报纸上看到他自杀的新闻。他对司机说的话，成了留在世上最后被人记住的话。
徐凯是个“天南地北”，口才极佳、学识渊博，尤喜历史，对红军长征中的大小战役连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能从中东讲到欧洲，再讲到非洲”。可是自2004年以来，公司架构的调整使他成为悠闲阶层。徐凯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动辄唉声叹气，不习惯说话，封闭自己。他长年住酒店，没有家的概念，只能找朋友吃个饭聊聊天，自己却常常处于孤独、恐惧与空虚之中，甚至到了后来很少找人吃饭聊天了。直到2004年12月12日，在朋友们为他特别举行的生日宴会上，徐凯依然表现出精神恍惚、发呆、注意力不集中，对别人的敬酒视而不见。这说明，孤独、空虚和恐惧一刻也不肯离开他。12月31日，徐凯的病情检查报告出来了，除了已知的高血压、前列腺炎，还查出糖尿病Ⅱ型、乙型肝炎和严重的抑郁症等。他当时就哭了。徐凯没有留下遗书，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点儿令他挂心的事。
徐凯没有爱。见多识广的他当然懂得，爱别无他求，只求成全自己。他曾经出于畏惧和无聊去寻求过爱，曾经在“天南地北”中搜索过爱，曾经在艰苦奋斗的甘苦中建立过爱，曾经激情饱满地投入工作实现过爱，可是最后他却被爱彻底抛弃。徐凯患上抑郁症的时间里，是他工作比较消闲的时候。工作本来是他爱的载体，一旦意识到企业不真正需要他了，他便彻底绝望了。没有爱的世界，是一片冰冷的死寂。
---------------
“志勇之堡”
---------------
骑士不知道1200多名中国企业家也因受盔甲所累而纷纷倒下。骑士的盔甲大部分都被他的泪水腐蚀掉了，他感觉到多年未有的轻松和年轻，也比从前更喜欢自己。于是，他踏着和年轻人一样的坚定步伐，向最后一座城堡———“志勇之堡”出发。
“志勇之堡”，顾名思义就是要有志气和勇气。而在故事里，有一只能解读别人心思的恐龙，它有巨大的身躯以及会喷出蓝色火焰的嘴巴，这令骑士感到无限的恐惧和疑虑。其实，这只恐龙是不存在的，是骑士因为恐惧不安而形成的幻象。“无退路时，易做决定。”骑士深呼吸了一口气，再一次向恐龙大步前进。他不断地向自己说：“疑虑和害怕是幻象，疑虑和害怕是幻象。”恐龙一次又一次朝骑士喷射出巨大、噼啪作响的火焰，可是不论它怎么努力，骑士身上就是不着火。恐龙非常困惑，不晓得它已经失去力量的真正原因———骑士已不再相信它的存在。“自知之明可以杀死疑惧之龙”，自知之明即是真理，真理比宝剑更加锐利。
我们的成功企业家，大多经受了常人所不能及的磨难。在人性的混战中，他们曾经胜出，创造了不同一般的业绩。可是，过去的搏杀在他们心里也同时留下了很深的创伤。无论是沉静的苗建中，还是惨烈的赵恩龙，抑或是飘忽不定的徐凯，对人性的恐惧和疑虑，无疑是他们共同的隐秘。一种对环境彻底的悲观和绝望，让他们毅然走上了不归路。
正由于周边环境没有使他们确立对“良知”的信赖，才让苗建中、赵恩龙、徐凯等丢失了面对危难的“志气”和“勇气”。通向生活的源泉和根本的途径是人们在痛苦与无聊中觉察并获得新启示，而缺失“良知”的土壤，是一片冷漠的死寂，会窒息人们新启示的萌芽。他们身边不长花草，也就引不来松鼠、蜂蝶和飞鸟。
---------------
通往“大我”(1)
---------------
痛苦、无聊与去执，是骑士不断获得崭新启示的路径，也是他到达圆满空性境界的三种推动力量。许多人能够跳出“痛苦”的深渊，甚至能够渡过“无聊”的沼泽，却唯独做不到去执，尤其是在重大的转折点上，更放不下已经形成的认知和习惯。
最后，当骑士快要达到真理之巅的时候，却被一块巨大的岩石挡住。巨石上刻着几句碑文：“虽我拥有此宇宙，无有一物为我留，因我不可知未知，如我不愿弃已知。”他必须迅速地破解出碑文的意蕴，否则将前功尽弃。他吊在峭壁上，深吸一口气，念叨着碑文，突然产生了一个吓人的想法：他现在为了宝贵的生命，抓住岩石不放，对他来说也是“已知”；这是不是表示，他必须放手，让自己堕入不可知的深渊，才可以得到“未知”呢？
想到这里，他的力量开始消失，他抓住岩石的手指也开始迸出鲜血。由于相信自己快死了，他放了手，向下落去，掉入记忆中无尽的深处。当一种不熟悉的平静感突然充满全身时，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开始向上飘出深渊。最后，他发现自己站在山顶上。于是，他彻底明白了岩石上碑文的全部意义：放掉那些令人害怕的东西，放掉所有已经知道和拥有的东西，乐意拥抱无限的未知才能使一个人真正自由；我们真正该享受的是那些不曾体会过的未知。骑士不用再穿着盔甲，他向四面八方骑去，以行动证明自己心地善良、又充满了爱。他就是小溪，就是明月，就是太阳。现在，他甚至可以同时是这些东西，而且可以比这些更多，因为真正的爱，让他与自己、与他人和宇宙合为一体。这里是全书的“眼”。
在紧要关头，人们往往把辽阔圈起来，深陷在已知的狭窄小径上。世上还有1000条没有被人走过的路，还有1000座神秘岛，还有1000种的潜能，还有1000种丰裕和可能……只有那些具备空性思维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实践去开发。空性说到底，就是去执随缘。这些道理，或许谁都能够理解，可是要在实践中笃行，却不是简单的事。一如盔甲骑士须经历“沉默之堡”、“知识之堡”、“志勇之堡”、“真理之巅”的考验。每一道门槛，都需要彻底颠覆自己以往的认知。人们也必须发现自我并跳出自我，从更高的层面上去关照和省察自我。
国学大师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指出：“人类不是渺小，是悲惨；悲惨在于受制于他自己（制与受制是一）。深深地进入了解自己，而对自己有办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与下等。这是最深渊的学问，最高明最伟大的能力或本领。”梁漱溟对发明“良知”一词的王阳明尊崇有加。他认为个人的和社会的“良知”是通向“最深渊的学问和最高明最伟大能力”之最重要的途径。在梁漱溟那里，“良知”的意义延伸得很远，它跟上帝、宇宙、佛、超自然、绝对理念等是并列的[2]。梁漱溟的论断为无数企业家的奋斗历程所证实。孙宏斌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个当年激情似火的热血青年，突然遭受无妄的事变，获罪入狱。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愤怒与痛苦，以及接下来面对铁窗的无聊。在令人窒闷的囚室里，孙宏斌利用三年多难得的时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真实：被杀者对其被杀并非全无责任，被劫者对其被劫并非无可责难。他曾轻狂而无心地错待了别人，从而也错待了自己。他意识到了自己那所谓的自主和自由的荒唐。那种自由实际上正是最坚固的锁链，锁住了他的正午。在柳传志冷酷无情的外表中，他读出了那脆弱而顽强的人性。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个巨大的真实。与生活讲和，当面向柳传志承认错误，并获得了柳的谅解。
一件事物的好坏，发展的潜力与潜能，是问题还是新契机，关键看主体是否能专注凝神、敞开心胸来化转。“随缘”，并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去除蔽障，主动把握诸种潜在可能的心态与思维。空性法则，让孙宏斌超越了无妄与灾难强加于自己的东西。而他把过去抹平的“回归零”的渴求，正如骑士一样是紧要关头的卓绝之举。由此开始，那1000座神秘岛开始在他眼前展现。孙宏斌的故事，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欢乐与忧愁总是结伴而行。从泪水注满的同一眼井中，欢乐也泉涌。当我们欣喜时，深究自己的心灵，或许会发现如今带来欢乐的，正是当初带给我们痛苦和忧愁的东西。当我们悲哀时，再审视自己的心灵，或许会发现如今带来忧愁的，正是当初带给我们欢乐的东西。孙宏斌自我解嘲，在顺驰，许多人都比他有能力，可是数他心态最好。在起伏不平的商业征程中随时保持一种好心态，没有点空性思维是不行的。
先知纪伯伦曾经用“先驱”这个词，概括了人之观人的角度，对我们理解骑士“为自己出发”大有裨益：“你是你自身的先驱，你建造的塔只是你‘大我’的根基，你的‘大我’，又将成为新的根基。”“你们的善寓于你们对自己‘大我’的渴求中；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求。但你们中有些人的渴望，是咆哮着奔向大海的激流，载着山峦的秘密和森林的歌曲。而在其他人那里，这渴望是一道平缓的溪水，在抵达海岸前，就已在蜿蜒或回转中松懈下来。但渴望丰裕的人不要对清心寡欲的人说：‘你们何以如此迟缓而踌躇呢？’因为真正的善者不会问无家可归的人：‘你的房屋怎么样了？’”[3]是的，生命的式样是多重的，当我们阔步而坚定地向目标前进时，我们是善的；当我们为饥饿困境折磨蹒跚而行时，我们也不是恶的。
---------------
通往“大我”(2)
---------------
“过来人”李嘉诚，一下子就抓住了《盔甲骑士》的魂。他说，骑士忘记了，成功不是盔甲创造的，而是盔甲中的自己创造的。可贵的是，一旦骑士意识到问题所在，他很有勇气，敢于四处求教，寻找新知识、新方法，鼓起勇气，克服疑惧，终于成功地摆脱了束缚他的盔甲，重新寻回了自我。“更新求变，就是使自己不被盔甲禁锢束缚的关键，我们要像故事中的骑士一样，要有智慧，能够客观地认清各种困境，鼓起勇气，直面世界的挑战；要有毅力，去克服重重障碍，勤于反思，追求新知，才能营造一个和谐、健康和有价值的社会，缔造出未来新的传奇。”
大我即无我，菩提本无树。我们的企业家，甚或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像盔甲骑士那样去历经痛苦、无聊、去执之涅槃，不断获得崭新的启示。当他们学会放弃，放弃那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时，就可以达到空性圆满的境界。
而且，只要前行在“梦与痴”的路上，追寻着我们渴望中的“大我”，就是一种善。
***************
*上篇梦与醉的合力
***************
梦给予我们幻想的力量、联想的力量、诗的力量；醉则给予我们放纵不羁的力量、激情的力量、狂歌狂舞的力量。——尼采《悲剧的诞生》 有着1000条路还没有被人走过；1000种健康和生命的隐蔽岛。人与人之大地仍是无量无边，没被发现。——尼采
---------------
孙宏斌：回归零的空性(1)
---------------
梦给予我们幻想的力量、联想的力量、诗的力量；醉则给予我们放纵不羁的力量、激情的力量、狂歌狂舞的力量。
——尼采《悲剧的诞生》
有着1000条路还没有被人走过；1000种健康和生命的隐蔽岛。人与人之大地仍是无量无边，没被发现。
——尼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受到印度人“世界经济舞台正被夷平，而你们这些美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的震撼，写作出版了2005年全球最畅销的商业图书《世界是平的》[2]。弗里德曼揭示了一套观察全球化背景下商业世界的全新视野和方法。他宣告，当你沉睡昧于真相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3.0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独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不是国家全球化，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个人和团体持续地全球化。它将世界从小型缩成微型，同时夷平了全球的经济舞台。以这样的视角观察顺驰公司由小变大、迅速跻身中国房地产销售额百亿军团的历史，我有了新的发现：顺驰是一个直面现实转型的全球化平台；只要世界上还有创业梦想，由小变大的顺驰就注定是受人瞩目的经典案例。
“好公司”的米姆
山西人孙宏斌是个极具天赋的清华高材生，20多岁时因过早地表现出领袖气质和商业才能，成为联想公司的不安定因素。据他自己讲，因保护当面冲撞柳传志的部下，被公司以挪用公款罪名送进监狱服刑5年。出狱前夕，他跟把他送进监狱的柳传志坐下来一席恳谈，挫折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损伤他预言家式的激情，他强调自己决不屑于提着刀子在街上乱转，将来也不会切入IT业，只是想在自己辉煌的未来中有柳传志的影子。孙宏斌出类拔萃的偏执与近乎僵硬的冷静，使得老江湖柳传志对其刮目相看。其后，联想不仅借给他50万元在天津开办顺驰房地产咨询公司，还为他与银行取得联系，作为他第一个开发项目的合作伙伴，并以联想的无形资产帮他圈地、融资。这两个本该怒目相向的男人，竟然长时间上演了一出惺惺相惜的悲喜剧，让世人对孙宏斌的笃定与城府瞠目。
身处天津一隅的孙宏斌，一直梦想做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招拍挂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2002年6月，顺驰成功竞得天津塘沽一块地皮，综合费用甚至比协议价还要实惠！仅仅3个月，在这块地上所开发的“莱茵春天”就开盘销售。从2003年8月到2004年4月，顺驰先后从华北、华东和华中等拍得10余块土地，行动之迅速令人咋舌，“天价制造者”的大手笔更是惊人。顺驰的销售额随着广泛深入地参与招拍挂而扶摇直上，从2001年1个亿增加到2004年的127个亿。在扩张最为迅速的2004年，顺驰自己也长期处于资金链紧绷的状态之中。而且，由于四面出击，打破了地产界的相对均衡状态，让各路诸侯都感受到了压力和危机，他们与媒体结盟，于2004年使顺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挺过了2004年的艰难，孙宏斌于2005年在各种场合开始公开谈论“好公司”，沉醉在他的梦想之中。梦给予他幻想的力量、联想的力量、诗的力量；醉则给予他放纵不羁的力量、激情的力量、狂歌狂舞的力量。梦与醉这两种力量的结合，注定要创造奇迹。
中国公司的顽疾，是内部人控制当道[3]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股东价值的淡薄。这样的一种体制，冷落了投资者的心，致使他们不敢投资，于是，14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宁愿任凭负利率宰割也要趴在银行。人们不愿意投资，只愿意投机。中国股市最缺乏的不是管理条规，而是缺乏能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好公司。痛感于这个顽疾，孙宏斌便带着堂吉珂德式的豪迈，十年如一日地孤独地摸索创办“好公司”之路。2001年，也就是顺驰在全国扩张的三年前，孙宏斌就在公司内部作了一系列演讲，阐述他对好公司的理解[4]。
常去哈佛听课，又一直在关注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30种成分股公司的孙宏斌，对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深透的研究。美国所有政策的基点就是保障股东投资的积极性,对这种以股东价值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孙宏斌心有灵犀。股东价值让美国资本主义走向成功，经理阶层受到股东的严格制约。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不能寻求股东价值最大化，会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压力，甚至被罢免或遭遇敌意收购。但在欧洲大陆和日本，股东价值最大化往往被视为目光短浅。因此在那些地方，自有资本的流入远不及美国。不关心投资人的权益，将带来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孙宏斌还发现，股东价值与其他各方的长期利益并不相冲突。在公司运作的所有参与者中，股东是最为本原的一个核心。现代企业制度把控制权和决策权交给了股东，因为股东是唯一需要全景信息的决策者，他们有使公司成功的动机。他们所冒的风险最大，也是唯一需要知道所有相关利益细节的团体。当股东利用全景信息和决策权威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时，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将受益。寻求股东长期利益最大化，将会使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客户、员工、政府、资本提供者等各方的利益最大化。不能给全球投资者提供合适回报的国家，注定要被投资者抛弃。管理的任务是通过使盈利超过公司资本成本而创造价值。当在市场上公司的价值以折现的现金流计算时，资本在不断从净现金流不好的公司向好的公司转移的同时，也就惩罚性地改变了那些不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
---------------
孙宏斌：回归零的空性(2)
---------------
孙宏斌的发现也为最新的研究所证实。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埃利森·梅特兰在2006年1月26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企业高管太重眼前利益”。[5]他根据发表在《麦肯锡高层管理论丛》（McKinseyQuarterly）上的一项调查分析，全球商界普遍接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观念，印度人的这一观念最为强烈，90%的印度高管都认同它。相比之下，中国只有最高比例为25%的高管认为，大企业应该仅仅关注为投资者带来尽可能高的回报，并且不违反法律。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高管的“创业精神还更多地处在‘原始’阶段，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把股东价值最大化放在首位。
在孙宏斌看来，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好公司最重要的标准。这也是现代公司的文化基因米姆。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发现，在生物基因（Gene）之外，还有一种靠模仿复制而迅速扩展的文化基因米姆（Meme）[6]。有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米姆”，好公司才得以迅速复制。当然，发现上述公理性的东西，不是孙宏斌的特权。中国有一大批企业家对此了然于胸。
公理人人皆知，直面现实却南辕北辙
同样的理论，往往会导引出完全不同的商业实践。这就是商业的魅力。天空和监狱高墙、理想和镣铐，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对立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无限辽阔的天空，有的只是狭小的受限制的视野，没有推崇备至的理想或真理，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却比监狱的镣铐锁得更牢固。
有一位知名企业家，也发现公司是实现股东意志的载体。他感觉公司100%个人控股才能放心，不愿意有另外的主体参与进来，对兄弟姐妹也不放心。集团公司董事长、总裁、所有子公司的法人与总裁，全由他一肩挑。在良知混杂的时代，他没法把他的信任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那是一个有着深刻理智的人，他能看穿中国先秦以后皇权专制当道、城邦割据的封建社会压根就没存在，据此挑战中国历史学家的谬误。他的看法没有人能够撼动。一般公司老板会为属下做得漂亮活欣喜若狂，在他那里却最容易引发足够的警觉。他事必躬亲，不愿意假手他人。在他看来，现实存在着太多的欺骗与贪婪，他只能这样谨小慎微，才有安全感。当他把自己淹没在细小的事务之中时，他也把自己拘押了。他没有时间与耐性去倾听下属的声音，如此而来就有了专断与跋扈。高层团队只有等待他一次次自相矛盾的顿悟才能去冲锋陷阵，久而久之身边多的是唯唯诺诺和阿谀逢迎之辈。
对“人性恶”保持着足够警惕的，不只是中国企业家。日本前世界首富堤义明就提出过“不用聪明人”的管理哲学，他把人类最朴素的生活哲学活用于西武帝国带点灰色的商业实践中，形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商业智慧。一个新员工能很快上手工作，反应敏锐，举止得体，在一般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快速提升。而堤义明固执地认为，少数“聪明人”头一年表现出色，第二年起就开始偷懒，倒是起初成绩平平的人，一旦进入角色，便能坚持长久地埋头苦干。那些才华横溢、喜欢挑战、不安于现状的人是不适合在公司里干的。久而久之，便少有人敢于展示自己的才智。偌大一个商业帝国，竟然靠一个人在支撑，足见其冷冰冰的悲凉。
对内部人控制的膜拜与追逐，是更多中国企业家的现实选择。同大股东对公司的理解不同，中国更多企业家严格地讲只是经理人，因为他们所持有的股份很低。联想的柳传志就是典型代表。柳传志并没有像一些局外人猜测的那样，真正解决了企业家的地位问题。大股东在那里随时可以落下尚方宝剑。历史上有两件事使得柳传志难以释怀。第一件是父亲柳谷书1984年3月受命创办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并出任董事长，退休后只是一个两袖空空的普通老头，庞大的资产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第二件是10年前跟倪光南的那次分裂。虽然最后胜利者是自己，但是经过几年的折腾，反复被审计，最后还是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几乎袭遍他的全身，紧裹着他的思维和行动。有时他暴躁，有时他莫名其妙地发火。当1994年柳倪矛盾显化，柳可以否决倪光南做的一连串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消除倪光南势力在那时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股东价值最大化与控制权出现偏差时，一个大公司成长最需要的东西让居次席，牢牢攥住控制权成为联想的基本导向。而一旦权力真正在握，他深情厚谊与果断严谨的一面也会得到充分展示。联想收购IBMPC，上百人参与的大运作，历经一年有余，居然一点风声没有透露。最近联想换帅也表现得很有节奏感，离去的斯蒂芬·沃德和进驻的威廉·阿梅里奥，在形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默契，可见联想运行管理之缜密与控制力度之强劲。
另外有一些掌握控制权的国企企业家，已经习惯了股东缺位给他们的便益，习惯了政治官员无关痛痒的监督与检查，也摸索出一整套有效手段去对付这些监督检查。他们懂得如何哄着官员们开心，到了年终岁尾，编织出一些盈利报告瞒天过海。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把负债加大，或是增加在途资金，以负债或在途兑换成利润，而把利润的窟窿甩给后人。
空性法则
---------------
孙宏斌：回归零的空性(3)
---------------
孙宏斌深知，不是“好公司”的概念带来“好公司”，而是远远超过了已有认知的那种创造、简化、生成和建构之力，才有可能使他成为强者，从而得以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宣布为“好公司”。抓住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个好公司的米姆，孙宏斌开始了他坚忍不拔的努力和一连串试验。总裁、董事长等人们多愿意攥在手里的头衔，他一度全部交出去。甘愿作为一介布衣，来看看怎样切实强化股东对公司的管理控制。建立一种开放的文化和与时俱进的机制，成为他手中的武器。他跳出决策层看决策，跳出体制看体制，跳出圈子思考圈子，切实的利益加上冷静的角度，孙宏斌有了别样的觉察。
他得以进入了“百代之过客”一样的冷静，“万物之逆旅”一样的空性[7]。空性，是佛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件事物好坏，发展的潜力与潜能，是问题还是新契机，关键是看主体能否专注凝神、敞开心胸来化转。“随缘”，并不是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去除蔽障、主动地去把握诸种潜在可能的心态与思维。空性法则让孙宏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超越了对一时控制权的心满意足，超越了自然寿命所限的寻求，超越了具体的财富数字。通常人们说战略是面向未来，但是首先要面对过去，要从现有条件出发，看我们具备了什么。而孙宏斌则更愿意把过去变为一个零。对他来说，未来的发展需要什么，永远比拥有什么更重要。对好多东西熟视无睹，人们发现不了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因为习惯性的东西已经深深左右了人们的大脑和思维。在人们按照常规思维穿透不了的地方，一定有一种反向的东西可以穿透。其实，国际上成熟的公司一大堆，就看你是否在意，是否能从它们的演变中，看出苗头。这里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就看你见识过没有，你能不能产生联想，你能不能把联想付诸实施。许多历史性机会，就在人们的熟视无睹中消失了。只有少数人能够抓住，并且成就一番伟业。不只是能看准了，抓住了，而且还能一如既往地执行下去。
尼采说：“有着1000条路还没有被人走过；1000种健康和生命的隐蔽岛。人与人之大地仍是无量无边，没被发现。”孙宏斌永远崇敬远远超过了已有认知的那种创造、简化、生成和建构之力。一种巨大的空性，一种把机会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的思维，统摄了孙宏斌。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过分关注过去的民族，总结过去是没有用的，只会成为包袱。过去辉煌不等于将来辉煌，过去做得不好不等于将来做不好。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竞争力，你得往前看。”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之下，顺驰公司不是等管理上了一个台阶、人员磨合精练可信以后，才行扩张之实。而是在自己的队伍还不具备战斗力时，就面对现实，迅速转型，抓住机会，以机会为先导，整合全球资源，抢占全国市场。时不待我。把强加于自己的一切都归为零，把已经得心应手的东西也归为零，方能“无中生有”。熟谙空性法则的孙宏斌确信：“对信念的偏执创造奇迹。历史是这样写就的，竞争版图是这样重画的，世界是这样改变的。”[8]
把握住历史性机会
世界上的公司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都各有各的磨难，而那些成功跻身世界一流的公司的基点却几乎是一致的：一是能否把握历史性机会适时转型；二是能否建立傲立于世界的商业体系。公司发展、转型千差万别，有了这两个基点，我们大致可以透视顺驰公司转型的基本问题和走向了。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而设置的，不仅仅是用来认识事物，还要驾驭。历史性机会往往在熟视无睹中被糟蹋，归咎起来还是缺乏驾驭机会的果敢和行动。对世界一流大公司进行精心研究的孙宏斌深知，在大国经济转型中创建企业，重要的是把握住体制转型的历史性机会。人们通常探索规律追求公认的判断。孙宏斌却决不看重“一切人”的真理，而是执著地寻找他的例外法则。开发土地招拍挂一度被誉为“阳光地政”，在地产商们为“8.31”大限而忧心忡忡时，孙宏斌却看到了地域房地产市场进入壁垒的坍塌期，全国性大公司成长的机会终于到来了。顺驰抓住时机果断展开全国布局，以“天价”参与招拍挂，发起一场谋定而动的圈地战争，令其他房地产商猝不及防。在竞争对手颇为忌惮“价高者得”原则时，孙宏斌则发现了“土地期货”的妙用，巧妙地把一次性付款发展成2~3年的付款周期，把大头甩在后边等待靠土地本身滚出红利来覆盖所有的费用。这种反过来“合理利用应收账款账期”的资金模式，不是顺驰独创，却被顺驰发扬光大。
他深知天津，也知全国。2001年以来，他在顺驰的一系列内部会议上，这样解读房地产行业的特点：总量巨大，快速发展的行业，竞争度低；产品不可移动性和地域性很强的行业，区域发展不平衡；属于政府管制性行业，土地市场基本上是政府卖方市场，基础设施配套由政府企业垄断，每个人都有权力，都是领导人，每一位领导人都很关键；开发商是资源整合商。在对天津市场上上下下全方位的关注与深入了解之中，孙宏斌感触到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中国体制转型造成了资金、土地等稀缺资源的控制权由中央和省向城市官员手中转移，这使得中国楼市成为地缘关系最为厚重的行当。房地产不是全国性的统一市场，不受统一规则的约束，而是在城市官员任期利益左右下的地缘市场。城市官员也不是通常脸谱化所描绘的那样贪得无厌，更大的群体则是要做出一番事业以造福一方。因此，那些能够给他们所期待的经济发展新支撑的项目和设想，很容易获得城市官员的认同。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大地产商一起来做局。孙宏斌善于从对方需求的角度去琢磨如何勾兑，超越小恩小惠，抓住政府官员真正关心的问题。既然有那么多房地产策划公司来策划开发商的项目，那么顺驰为什么不能主动出击呢？顺驰对规模和利润的渴望，为什么不能形成与城市官员的共谋呢？于是，比一般企业看远了一点的顺驰，不是简单地企求于地缘关系的到位与否，而是侧重在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衔接到位与否，是否能够抓住城市官员的敏感神经上。
---------------
孙宏斌：回归零的空性(4)
---------------
修炼团队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不是一个公式，也不是长期的计划，而是随着环境变化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想法。战略包括最好的将军们的本能的悟性。”孙宏斌认同克劳塞维茨的论断。在他的团队里，反复强调修炼一种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他说：“战略思考是综合，它包括直觉和创造力，它是整合后的公司远景，不是太精确表达的发展方向。”[9]战略是不断融进新因素的动态直觉，这就把握住了事物的空性。他把战略思考理解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持续过程，一种持续的主动选择或放弃。他甚至强调，能够理解这种取舍的，就是顺驰人。不理解的，就会形成障碍，就得考虑离开了。对战略思考的这种理解，被具体化到他一直强调和推行的顺驰核心价值观：“使命般的激情，信任并尊重每一个人，永不满足的挑战精神，鼓励创新、主动变革，创造奇迹的团队精神，共同发展、分享成功。”顺驰的土地竞拍策略，在市场下滑前夕率先跟绿地合作开发无锡地块等[10]，均体现了顺驰团队战略思考的本能悟性。
调动一切能够动员起来的因素
人们的梦想、冲动、好大喜功、冲锋陷阵的劲头，甚至恶念与贪婪等，都可以被调动起来以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这里没有正义与邪恶之分，没有道德上的考察。顺驰调动一切因素引发了全国圈地战争，手法可以跟华为媲美。顺驰的果敢，打乱了一些开发商自以为是的部署，当初万科花费一年半的心血要拿下的苏州金鸡湖东地块，最后却被迟来者顺驰摘走。更不可思议的是，顺驰把开发商与城市政府的共谋，比如把一次性付款改为分期付款，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带来全国性舆论的关注。这其中的道理，很深也很实在。顺驰发家得益于转型期的朦胧与混沌，但是持续发展，却需要一个透明的市场环境。那些曾经助其成功的东西，随着任期官员的更替，或许某一天就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曝光，不是顺驰应对媒体的权宜之计，而是持续发展的必需手段。只有这样，许多私下里的交易，才会见到天日，才会有一个公开的监督体系，才会度过由于任期官员不稳定而造成的波动。把所有的项目寄托在不稳定的任期官员身上，对要持续发展的顺驰是不利的。这一点也许是顺驰把一系列运作公开化的内情。
打造平台释放潜能
孙宏斌对驾驭自己的公司充满了信心，因为他知道人们需要什么，他深刻理解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那些富有激情、能够无成见地去感知和行事的年轻人，始终是孙宏斌的首选。当年在联想没有得到授权、信任与尊重，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平台，他就无保留地授予他的团队信任和尊重。他强调：“信任和尊重每一个人是我们自始至终坚定不移的信念，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基础，我们坚信付出的信任和尊重，回报的必然是责任心和使命感；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个干活的人或在某一位置上的人有绝对的权力；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让每一个人都有高度的责任心，每一个人的潜能都得到挖掘和释放；信任和尊重的文化氛围需要好的风气和正气，需要员工有对的感觉，让人们对事情的判断、问题的解决变得简单和直接。”
当然，与充分授权相伴随的是孙宏斌“零容忍”的底线，譬如任人唯亲、吃回扣、拉帮结派，甚或关联交易等。在狱中时，他曾经反复深思柳传志当年行为的合理性，意识到自己确实有拉帮结派的倾向，那种倾向是公司所不能忍受的。换位思考，他理解了柳传志，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了标尺。2001年春节前，顺驰置业能干的总经理被免职，因为他重用了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的部门经理。有时，当高层领导开始感觉到自己“功不可没”，不能归零时，他也就必须离开了。从顺驰透露出的信息看，张桂宗与张伟的去职，与此关系很大。孙宏斌不愿意与生活在过去中的人共事。这是顺驰团队一再年轻化的原因。他常常念叨，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经验从来不重要，只要你有激情，只要你是开放的，你是空心的，你是无我的，你就是一往无前的，你就可以充满创造。或许，他那跳越与偏执的思维，唯有没成见的年轻人才敢大胆去实践。当然，孙宏斌另有解释：“我们的用人标准是，你是否符合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否支持战略、是否努力、是否有责任心、是否有发展潜力，和年龄无关。”
顺驰跑马圈地的偶然性中充满了必然性。局外人看到的永远都是偶然性的黑马，很少人去探究抓住偶然性机会，需要付出多少必然性的努力。孙宏斌感叹：“有人说顺驰是一时冲动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我都准备三年了。”确实，没有视野、战略、共谋、整合、释放等一系列环节精心准备，没有过硬的商业模式，便不可能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性机会。
---------------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1)
---------------
在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尼采
任正非是一条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2005年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100名排行榜，他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企业家。《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任正非和他的华为如何打赢一场场战役的那段往事，将载入中国现代公司成长与发展的史册。
活下去的倔强
活下去，是任正非智慧的源泉。他感慨：“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任正非1944年出生，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谁能想象得到，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可以想见，任正非青少年时代是在何种贫困、饥饿中度过的。生活的艰苦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为成就少年任正非性格的别样机会。
1967年在重庆上大学的任正非，挂念挨批斗的父亲，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挨过车站人员的打。步行十几里，半夜回到家，父母来不及心疼儿子，怕被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儿子前途，催促着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重庆。分别时父亲脱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给他，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2]长子任正非知道那临别嘱咐的分量，啃书本、钻研技术，成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
如果说，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那么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饥饿感一旦消失，人的生理动力也就完结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是人的本性。
为了活下去，任正非创办公司。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财务有了好转。少许好转的财务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而是继续被投进了经营。当时的任正非，与父母、侄子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当时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专门买死鱼、死虾来改善生活。
华为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在当时的中国交换机市场上，大型局用机和用户机基本来自国外的电信企业及其在国内的合资企业，在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的风险性。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为何华为公司放着唾手可得的钱不赚，却去劳神耗财地搞科研，“实在太傻了”。然而任正非自有他的一番见解，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技术开发的动力是为了生存。”
任正非曾自我解嘲说，无知使他跌进了通讯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力量竞争最激烈的角力场，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这个角力场的生存法则很简单：你必须首先拥有一支全球力量。而中国五千年来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都不足以支撑一流的全球化大公司。这个致命的忧患，一点没有阻挡任正非往前走的果断。在高科技领域，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才可以自主，才有竞争优势。为此，十几年如一日，华为一直拿出销售收入的10%作为研发投入。投入强度之高，当属中国公司之最。
存在是意志的产物。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发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与生物基因同等功能的文化基因———米姆（meme,，又译“迷米”），是米姆推动着社会进化的进程。借用道金斯的发明,我们把华为硬汉们为之奋斗的观念称为“华为米姆”。
“华为米姆”体现着任正非的个人意志。在人们还在为新经济狂热的时候，任正非则已经透过泡沫看到这个行业供给无限性与需求有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在这样的行当，唯有品牌与服务才能留得住客户。因此，华为十几年如一日，始终以自主知识产权与超值服务为坐标。对于任正非来说，做公司不是为了哗众取宠，不是为了光鲜的排名榜，不是为了做什么社会精神领袖，更不是为了跻身政府官僚；做公司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服从，他必须忠诚地服从来自客户、市场、员工的每一个召唤；做公司是惶者生存，永远有数不尽的危机，永远面临倒下去的临界点；做公司是永远的谦卑，要牢记着时间的作用，时刻警醒着事物昙花一现的本质。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要勇于走向孤独。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这是他为之战斗的观念与信仰。
一根筋
专注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在《华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对这一条所包含的东西一直是一个谜。对此，部分《华为基本法》的编撰者，甚至一度热销的《华为真相》一书，也没能言中要津。《华为真相》的作者针对基本法第一条做出结论：“任正非的思想，有时是脱离企业发展目标的，陷入思想家的自我权威陷阱。”其实大谬不然。
---------------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2)
---------------
商业是人性的游戏。戏子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却终究战胜不了骨子里的平庸；没有真正洞悉人性本质的商人，不可能驾驭人性成为旗帜；旗帜必定是孤独的，不孤独不足以成就旗帜。任正非的不为人理解，正说明他攀登上了一个高度；只在自己的高度上远眺，无论如何体验不到那个高度的价值。无怪乎学冠中西的学者与年轻敏锐的记者，都触摸不到任正非内心深处。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获得一小部分的收益，可是在更多区域运营商们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洞悉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通讯行业的另外一个本质规定性是，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就掌握了市场竞争的战略高地。唯有立于核心技术这个战略高地，才可以江河高下，势不可挡。华为还在刚刚能吃饭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发，投入强度一直保持在利润额的10%以上。华为拥有超过1万人的研发队伍，其研发经费的70%用于基于当前客户的产品研发，尤其重视运营商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大多数运营商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兼容，而不是来了新的网络技术就把现成的技术一锅端。这就要求通讯设备供应商，对电信网、IP网、无线网等都要有深刻的理解，能够不断使他们的现有网络升级，而不是全面更新。华为是少数几个具有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实力的厂商，尽管如此，任正非依然有很重的危机感：“华为有5000多项专利，我们每天产生3项专利，但我们还没有一项应用型的基本专利。”
一般公司考虑的是中国区域，而华为考虑的是全球力量的布局；一般公司会考虑以产品去拓展市场，而华为则是以研发带动市场，首先要完成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全球化布局。循着这样的思路，华为在全球建立了诸多研究所，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俄罗斯研究所等海外机构，华为技术（总部深圳）、北京研究所、上海研究所、西安研究所、成都研究所、杭州研究所、南京研究所等国内机构。以技术研发的本地化来为全球化布局，是华为公司的战略，也深刻反映了这个行业的本质。一个不能适应本地人审美、思维、工作习惯的技术设计，难以赢得客户；一个没有充分本地化的产品和技术，更难以获得客户的情感和忠诚。
任正非深悉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成就世界大企业的国民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又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拔地而起，所以不得不对人的劣根性有超强的防范。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永远像野猫一样，处于被激活状态比什么都重要。任正非有着“偏执狂”般的执著，他希望通过市场压力的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永远保持灵敏和活跃。任正非清醒：三代人之内不要说进世界500强———这三代人是指“垮了再起来”，“再垮再起来”的三代人。这种活下去的倔强，正是“华为米姆”在国际市场上快速生殖繁衍的源代码。
他选择了间接路线战略
反观华为18年的商业实践，在屡败屡战的全球化进程中，走过了“土狼时代”的冲动和无忌，一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间接路线战略日渐清晰。《间接路线战略》[3]是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战略家之一”的英国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代表作。利德尔·哈特通过对2500年的战争史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战役中，采取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是如此之少，采取间接路线获胜的例证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能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间接路线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可是在整个历史的漫长岁月中，直接路线似乎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对统帅们在不利条件下凭借间接路线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常常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常常不懂其中的奥妙。利德尔的警示，不幸也被无数的商战所证实。华为历史上的决定性战役，无不印证着战略家间接路线战略的现实性和有效性。
“土狼时代”的间接路线
仅仅国内市场打拼的时期，被誉为华为的“土狼时代”。这个时期，华为还处于劣势，避实就虚的间接路线智慧，渗透在华为打造和经营客户关系这条生命线的始终。那个时期的经典战役，渗透着浓重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比如“农村包围城市”、“迂回常常最直接”、“群众运动”、“建立根据地”，等等。
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的捷径。任正非凭借许多间接路线战略，经营出最令竞争对手侧目的客户关系。这是华为历史上最奇绝也最富争议的一招。当初，华为与各地用户组建了很多合资公司，如和当地电信管理局成立的沈阳华为、成都华为、安徽华为、上海华为等。这些合资公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个空壳，与通常意义的合资企业使命迥异。华为从来没有把产品特别是有技术含量的产品放进去，这些企业的作用只是签单走账。当地运营商和政府投资合资公司的资金，甚至可以先由华为垫付。很明显，这既促进了华为的销售，又疏通了长期客户关系。不过还有更高明之处：让合资企业的人向作为股东的客户收款是个绝妙的主意。而且，这种利益捆绑还可能在企业危机时发生微妙的作用。现在这些合资公司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华为把它们打包卖给了跨国公司。
---------------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3)
---------------
用一体化的经济体固化与客户的关系，既保证了客户的自然与坦然，又保证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令那些为了抢到订单而给一线员工和关键客户下达硬性指标的公司难以想象。在本土市场上，这种间接路线战略的熟练运用，使得华为集中了足够的能量去冲击全球市场。1999年，长期专注于电信设备制造的华为第一次在中国推出了自己的数据产品：接入服务器。一年之内，市场进攻性极强的华为就抢到了中国新增接入服务器市场的70%，随后延伸到路由器、以太网等主流数据产品。2002年，华为在中国路由器、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直逼思科，成为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或许局部的胜利，给华为团队注入了某种兴奋剂，使他们认为保持一往无前的冲击者姿态，就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无往而不胜。这个观念给华为带来了麻烦，这就是2003年1月思科发起的知识产权诉讼。
思科诉讼：华为全球化战略转折点
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是一次改变信息产业格局的大诉讼。此前，人们说“信息产业因为思科而改变”，此后人们说“思科因为华为而改变”。我看实际上被深刻改变了的，正是华为自身。在诉讼过程中，华为的既定战略作了重大调整，一种走间接路线的全球化战略逐渐成形。
华为与思科的直接交锋，始于美国市场。2002年，信心大增的华为大举进攻美国市场。6月，华为美国公司FutureWei成立。在美国初露锋芒的华为，毫不掩饰对思科份额的觊觎，它在美国媒体上刊登的广告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暗示意味：“它们唯一的不同是价格。”图案背景是金门大桥，这正是思科公司的标志。在中低端市场，华为提供低于思科价格50%的产品。在美国分析家看来，尽管华为和其他一些低成本的竞争对手目前并没有对思科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但是它们最终必将影响到思科核心的交换机和路由器业务的利润率。这些产品占据了思科销售额和利润的80%。2003年第一天，路透社的社评发出警告说：“华为将是思科全球性的噩梦。”
隐忍的思科一直在等待着机会，准备给华为致命的一击。2003年1月23日，思科系统在得克萨斯州美国地区法院提出起诉，指控华为抄袭它的路由器代码，甚至连代码中的错误也照抄不误。诉状称，华为甚至给自己的产品编上了与思科产品一样的号码，以便客户能够更容易地转而采用价格较低的华为产品。思科请求法院下令禁止华为出售这些侵权产品，并要求华为给予其经济赔偿。华为迅速做出反应，停止在美国出售被思科系统指控的产品，将这部分产品资料从其美国网站上撤除，回收在美国售出的此类产品。
寻找强援是任正非“反围剿”最漂亮的一招。华为在这场明显不利的对自己的诉讼中，所采用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是与3COM的合作。美国人可以看不起华为，但不能忽视3COM的存在，可以不听华为的申辩，但是不能不拿3COM的作证不当回事。3COM正式介入诉讼，要求判决与华为合资生产的产品没有侵权，以保证其与华为的新合资公司产品的顺利销售。经过引入独立第三方进行技术审核，结果令世界瞠目。华为路由器产品的核心源代码与思科截然不同，但是在用户界面、命令接口、产品外观等边缘技术与设计上，却与思科产品完全类似。华为的技术攻关很快奏效，拿出了全新版本的设计交给第三方审核。事实证明，华为完全有技术能力拿出自己的设计，只不过一种跟随策略的惯性，使华为忽视了边缘技术模仿所可能带来的麻烦。2004年7月28日，思科与华为各自发表声明，宣布这场持续一年半的官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束。
可以说，思科诉讼是华为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分水岭。
在此之前，外界的普遍认识是：中国公司靠模仿和照搬跻身技术公司行列；在此之后，高强度的竞争已经迫使华为在核心技术层面大力推进的同时，勇敢革除跟随战略，其新推出的高端路由器产品上，型号编号已经与思科的产品完全不同。循着这样的战略意识，官司结束一年多，核心技术与边缘技术并驾齐驱，现在更以日生3项专利技术的速度突飞猛进。华为在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地相继成立研发中心，密切关注跟踪当地客户的最新的需求动向，以开发出最适合的技术和产品。
思科诉讼，使华为直接体会到了结盟战略的意义。在进入陌生市场时，华为与当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因为对方更了解本地市场。任正非把这个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他说：“我们要韬光养晦，要向拉宾学习，以土地换和平，宁愿放弃一些市场、一些利益，也要与友商合作，成为伙伴，共同创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共享价值链的利益。我们已在很多领域与友商合作，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大家已经接受我们。现在国际大公司认为我们越来越趋向于是朋友。如果都认为我们是敌人的话，我们的处境将会很困难。”
以土地换和平，以市场换友商，以利益换伙伴，以价值链共荣！这是血的代价换回的认识。可是，结盟有时也会成为障碍。尤其是对快速成长中的华为来说，竞争格局每时每刻都在迅速地改变着。局部的胜利，常常会挑战原有的结盟关系。
价值尺度的变化
“精神对物质的比例是三比一。”任正非认可拿破仑的这句格言，历来看重精神的作用。在诸多资源的排列组合中，他特别强调文化工程。任正非创风气之先，厘定了《华为基本法》。华为独特的语言方式和习惯，曾经一度风靡中国，不少企业纷纷模仿，甚至国家领导人也曾褒奖这样一个再塑企业价值的壮举。可是，当《华为基本法》在中国声名鹊起的时候，任正非却已决定抛弃这个成型的东西。这个转变的过程颇为耐人寻味。
---------------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4)
---------------
《华为基本法》的生成与变异
“土狼时代”通常指华为集中在跨国公司一统天下的国内市场打拼的时段。任正非曾经对土狼时代的华为精神作过经典概括。他说：“发展中的企业犹如一只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企业要扩张，必须要具备狼的这三个特性。”那时，任正非宏大的理想与煽动性的语录口号、运动式的内部交流方式，成为艰难环境中华为这个土狼群体拓展生存空间最有效的方式。
然而，单纯靠一次次会议或是一个个偶然事件，不可能提升团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而增加了团队的迷茫、迟疑和不安全感。企业需要有统一的价值尺度和标准，于是任正非发起了制订《华为基本法》的工程。任正非期待通过《华为基本法》，把一个与时俱进的价值罗盘置于每位员工的心里，从而使老板与员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一个共同的始发点，达成一定的心理默契。
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想象之中，无限的美好，因为这时只有那些积极的层面进入你的视野。而一旦想象的东西成型，在现实中同样多的否定的理由和因素就会活跃起来。当《华为基本法》一旦确定无疑地摆在那里时，任正非迅即意识到它的软弱和无用。无法在流程中体现的、无法评价和进行奖励的价值尺度，注定是短命的和软弱的。
这个转变，与华为1996年开始的全球化征程有关。在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如美国休斯公司、IBM公司、贝尔实验室和惠普公司等接触的过程中，任正非意识到，基本法独特的语言模式，无法与全球化的大公司形成很好的对话。企业承担着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使命。为此，有必要遵守通行商业价值观和一系列标准流程和制度以保证企业使命的实现。华为选择了间接路线的联盟策略，反过来联盟者又在改变甚至重塑着华为。巨头们关心你的业务流程、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员工福利、劳工待遇等等各个方面，考察你是不是具有长期发展的潜力，而且还要对你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资质认证。
1998年《华为基本法》正式诞生，任正非则正式聘请IBM为IPD（集成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打破了华为以部门为结构的管理模式，转向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仅此一项，华为付给IBM的咨询费就达数千万美元。投资显现价值。
回归商业自然：强化流程与制度建设
管理西化，是华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得不过的一道门槛。你可以有很好的广告、很前卫的展示、很好的个人交流，但是国际厂商更重视你的内功。2005年，华为终于挤进BT（英国电信）21世纪网络供货商短名单，看上去好像比试的是技术和产品的性价比，而实际上考量的却是质量保证体系。
华为人刚开始接触英国电信时经常遭到冷遇，因为英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能制造出高质量的交换机。那时华为甚至连参加招标的机会都没有。后来，华为人终于知道了BT的规矩：要参加投标必须先经过他们的认证，他们的招标对象都是自己掌握的短名单里的成员。2002年开始，华为请英国BT对其管理体系进行认证，做了2年，2004年英国才把华为列入他们的可以参与角逐的短名单中。他们来华为考核时，技术并非首先要考虑的，而管理体系、质量控制体系、环境体系等才是最重要的，要保障华为对客户交付的产品的可预测性和可复制性。BT的考核还包括对华为合作伙伴的运营和信用的考核，对华为的供应商的资信审核，甚至还包括对华为的人权（诸如华为给员工提供的食堂、宿舍等生活条件，对华为的供应商为员工提供的条件也予以关注）状况的考核。最终华为在总共5项指标中获得了4个A和一个A-。这段经历，让任正非深刻领会到，企业组织的可复制能力与可预测性、体现在一系列流程和内外环境中的模式化力量，已经成为现代规模管理的基础，华为必须跨越这个门槛。
华为在引进西方管理的过程中。提出“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战略，喊出“要穿美国鞋，就必须削足适履”的口号，表达了任正非的意志。
有趣的是，华为曾经两次请美世就实行集中度较高的IBM矩阵管理模式进行整合。第一次美世制定的全面学习IBM的集中式方案，最终并没有被华为采用。因为“集中模式”对高层管理者的要求非常高，任正非也许担心华为的管理者们达不到要求而暂时按兵不动。2004年华为重新请美世做第二次组织结构调整。目的有两个：一是把公司的组织结构从以往按部门设立的职能性组织，转变成流程性组织；二是建立一个与国际接轨的营销体系（包括公司级、区域、产品和大客户等子体系），以适应国际市场甚至本土市场上客户越来越明显的咨询式营销需求。
一切围绕着价值标准旋转。价值标准的转换，是最深刻和彻底的转变。一个个性越来越弱化、制度和管理越来越细致、老板语录越来越少的华为逐渐形成了。
大巧若拙，攻藏兼备
一反他已往“攻”抢占战略高地造高下相倾态势时的心态，任正非却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
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任正非更是一概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却掌握了新的驾驭媒体的艺术：他常常根据情势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说战略、说做人，从而把引导公众与教育员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基础教育地位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有些思想甚至直接被国家领导人所熟悉和欣赏。大巧若拙，攻藏兼备，完全由自己掌握节奏!
---------------
任正非：坚定的硬汉(5)
---------------
任正非究竟要把华为打造成一支私人公司的铁军，还是要打造成一支公众化的铁军？这依然有点悬念。没有迹象表明，华为必须走整体上市之路。华为不缺钱，有上百亿元的授信额度摆在那里，有什么必要成为公众公司，把经营、生活、思维的每个层面暴露在公众面前？
但是，任正非会继续思索华为的价值传承,他会从长计议选择全球化CEO的人选和时机。华为的接班人也只能在全球化血与火的考验中产生。
---------------
张瑞敏：高处的彷徨(1)
---------------
你应当追求柱石之道德：它愈高，而愈美丽、愈优雅，———但其中则更艰苦，更要负荷更重的重量。
——尼采《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
耶稣说：“你们要走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受耶稣的启发，余华洞悉了人生的真谛，并把它们提炼成一种生活哲学，一口气写出了51万字的《兄弟》。小说的主人公两兄弟，一个选择了高大、正确、善良的宽门，另一个选择了狭促、隐忍、狡猾的窄门。于是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悲喜在爆发中爆发，集中诠释了一个初看上去荒诞透顶，细品却暗合阴阳转化至理。在小说的后记中余华落下点睛之笔：“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这是余华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我看他大有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趋向。
窄门与宽门
做企业就是浓缩了的人生。如果说人生只有浓缩到一定程度，有些景象才可以看得清楚。那么通过观察企业家不同的企业思维，可以同样凸现窄门与宽门的不同天地。通常的情况是，企业家创业之初，沿着崎岖的小路，艰难跋涉，终于看到眼前铺开了宽阔的大道。可是走熟了大道，却丢失了那种在崎岖小路上的冲锋精神。旁观者只能感受到他们的锦绣前程，只有他们自己深感危机深重。以至于比尔·盖茨宣布，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任正非是看穿这一点的少数几个中国企业家之一，因此他立下一条铁律，华为永远不做通讯运营商，只做通讯设备和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他坚定地走进自主创新的窄门，制造一种压力。而多数中国企业家，却没有这么警醒。
中国企业家，能够连续几年横扫国内外各大企业家排行榜榜首位置的，唯有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站在高处的张瑞敏，几乎成了正确的象征，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可是有谁知道，那“正确”的光环，恰似一道紧箍咒拘押了他的思想。没人理解的孤独与无从稀释的负荷，正陷他于深深的彷徨之中。
在多数人的大道与少数人的羊肠小道之间的彷徨，先前不属于他。那时候他看准了就上，没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必须顾忌公众舆论与众多“婆婆”，举手投足都必须正确。而对企业家来说，有时突破框框，去做一些从现有教条来看荒唐的事，才有可能带领企业不断转型。我发现张瑞敏可能太过局限于“做正确的事”，局限于所选择道路的宽阔，而忽视了“再过20年靠什么吃饭”这样的根本问题。
正所谓，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而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
张瑞敏跟盛田昭夫都经历了一个流血的瞬间
一个人甚或一个企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某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瞬间。
张瑞敏的全球化发端于1984年的德国之旅。1984年，为了德国“利勃海尔”的项目，张瑞敏第一次出国。有一位德国的朋友带着张瑞敏参观德国的市场，他对张瑞敏说：“你们中国在德国最畅销的商品就是烟花和爆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一刻，恰如一根锥子直戳心脏，张瑞敏被深深地刺痛了。一种流血的感觉袭遍全身：“难道中国人只能永远靠祖先的四大发明过日子吗？”30多岁的张瑞敏，感觉到一种责任和一种使命感在升腾。一个梦想闪过他的脑际：由他来造出能在德国市场上、能在世界市场上畅销的产品。那一瞬间的感觉，影响了一个中国企业集团后来的发展轨迹，也深刻影响了20年后的中国经济。
从那一年往前推30年，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曾经体验了类似的感受。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去美国，他的感觉是不知所措。穿梭的轿车、宽阔的道路、遥远的距离以及直冲云天的建筑，高速发展的美国经济使他感到窒息。盛田满腹疑虑：一个小小的日本公司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里是否有生存的机会？而当时的日本制造，基本上是与小饰品及廉价仿制品联系在一起，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产生的懊恼。接着他又去了德国，参观了大众、奔驰以及西门子。战后德国的强健，令他沮丧。当后来到了荷兰参观飞利浦公司，他惊奇地发现这个闻名世界的大企业集团的总部，竟然设在古镇艾恩德霍枫（EINDHOVEN），这里的规模和生活节奏使他觉得容易对付，心情也开始舒畅起来。他给在日本的井深大写信：“如果飞利浦能做到，也许我们也能做到。”飞利浦启发了他：公司地点不重要，建立一个国际知名品牌至关重要。从此盛田念念不忘要挺起日本民族品牌的脊梁，要为日本雪耻！
盛田昭夫带上产品、张瑞敏带着战略走进了美国
盛田昭夫到美国考察后的第二年，就携带SONY便携式收音机从美国开始了他的全球化之旅。从零开始推市场，无比艰难，没有人知道索尼。一个大经销商拟给他10万美元的订单，条件是把SONY换成经销商的牌子。艰难中挣扎的索尼迫切需要这10万美元的订单，可最终他拒绝了。索尼要创立自己的品牌，不能给别人做代工。若干年后，盛田说：“拒绝10万台的订单是他在职业生涯中所做的最好的商业决策。”盛田的野心由此可见。
---------------
张瑞敏：高处的彷徨(2)
---------------
盛田踏上美国以后，决心给公司起个带点全球视野的名字，少一点日本色彩。他力排众议，选择了SONY。这个很美国化的SONY（SONNY-BOY）让他感到青春活力，并且有着一种他所希望的内在傲慢。即使后来索尼在美国上市，日本国旗已经飘扬在纽约的上空，SONY的广告铺天盖地，大多数美国消费者，包括那些真正的索尼消费者仍然没有意识到索尼是一家日本公司。盛田尽一切可能地使这种误解持续下去。例如，产品上所需的“日本制造”的标签，以最小的尺寸，尽可能地贴在不易察觉的地方。
张瑞敏从怀梦到跨入美国则整整等了15年。或许是中国巨大的市场阻挡了张瑞敏跨出去的视野，或许是国内白热化的竞争绊住了张瑞敏的脚步，或许是要等整体战略成型。一直到1999年，海尔在美国的销量已经突破了20万台的盈亏平衡点，达到了29万台，张瑞敏方才决定在美国安营扎寨，在洛杉矶设立研发设计中心，在南卡罗来纳州开设工业园区，在纽约设立销售中心。
索尼当年在没有名气的情况下放弃了赢利多的代工，转而做风险大的品牌战略，给了张瑞敏很大启迪。盛田昭夫“全球化考虑，本土化入手”思路更是影响了张瑞敏的企业思维。据此，海尔制定了全球化的“三步走战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走出去”———靠创造差异化需求、运用差异化的战略走向国际市场；“走进去”———用本土化的战略，进入当地大流通渠道；“走上去”———当地融资、融智、融文化，创出当地消费者认同的一个世界品牌。按着张瑞敏的说法，海尔的全球化迄今只走了一步半。
今天在美国生产销售的海尔产品，贴有“美国制造”的标签。很多美国人多把“Haier”当成了一个德国品牌。海尔的海外推广策略是，顺应并强化客户形成的意象，索性把海尔当作一个全球性品牌来推广。海尔美国的经典广告语是：“WhattheWorldcomesHomeTo”（世界入我家）。这个广告一语双雕，一方面适应了美国人向来把世界看成自己一个很小的部分之心理，另一方面又恰到好处地彰显了海尔全球品牌的气质。
张瑞敏和盛田昭夫，都是重直觉而轻理论体系的商业巨子。他们真切感受到的东西，比多少理论论证都更有决定意义。这些领袖人物，从来不为自己尴尬的起点而羞愧，更不会被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所束缚。他们没有那样的时间。他们心里只有目标，当然他们还清楚为了实现那个目标需要什么。
盛田昭夫踏进“窄门”，以“失误”为索尼奠基
盛田昭夫在索尼有着完美的开场与中场，以及备受争议的终场。他留给索尼最大的遗产是一笔看上去荒唐透顶的并购。1989年9月25日，索尼宣布斥资48亿美元，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进行并购。年初时哥伦比亚的股价为每股12美元，索尼的出价却是每股27美元，疯狂地翻倍！一种情绪化的力量在盛田昭夫那里一意孤行，可能比任何战略性考虑更有决定作用。经营失误同样巨大，到1994年9月30日，哥伦比亚累计亏损已达31亿元。这个亏损额是日本公司公布的亏损之最，对索尼财务状况的冲击无疑是灾难性的。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拐点上，用一个明显赔本的收购，拿下了拍摄出《蜘蛛人》、《达·芬奇密码》等影片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当初看上去的“错误”却缔造了索尼后续辉煌的传奇。但盛田昭夫个人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或许跟这个收购案有关，重压下的盛田昭夫于1992年中风，从那以后不再参与索尼任何经营上的事情。
同时代人没想到，盛田昭夫这个巨大亏损的并购，竟然是他留给索尼最有价值的一笔遗产。或许，在其他人局限于经济算计的框框内，表现出极大的短视时，盛田已经洞见了未来世纪索尼赖以存活的根基———视听娱乐；或许他直觉到了在未来的商业争霸战中，好莱坞的知识产权的战略意义。今日之索尼帝国，虽然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围绕着家庭视听娱乐而展开的完整产业链和从内容、渠道、网络到终端的商业体系，必将使索尼摆脱目前的危机，家庭电子娱乐霸主地位很难被撼动。
张瑞敏坚守“宽门”，海尔前景堪忧
对宏观趋势比较淡漠的张瑞敏，熟悉生产制造和销售渠道，他醉心于模式的锻造。戴尔从大学生宿舍式的小作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雄踞世界500强之列，而且还连续几年蝉联全球最受尊敬的十大企业之一，其间显露出来的商业智慧和模式意义，不可能逃脱张瑞敏的眼睛。戴尔从缝隙切入，从客户的直接订单做起，一下子抓住了市场的脉搏，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在限定的时间内集中出货。“我们在全球市场取得胜利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非要确定一种发展模式？又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发展模式？”张瑞敏这样不断追问自己和海尔，促进海尔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海尔在官方网站上称，海尔探索实施的“OEC”管理模式、“市场链”管理及“人单合一”发展模式均引起国际管理界高度关注。目前，已有美国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瑞士IMD国际管理学院、法国的欧洲管理学院、日本神户大学等商学院专门对此进行案例研究，海尔“市场链”管理还被纳入欧盟案例库。海尔“人单合一”发展模式为解决全球商业的库存和逾期应收账款提供了创新思维，被国际管理界誉为“号准全球商业脉搏”的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