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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桑

_2 佚名(法)
  他们交换着一些礼物。她为他钩了一个钱包,绣了几条裤背带;他则寄来一顶巴斯克人的无沿软帽,一些书。奥雷利安的信与其说柔情依依,不如说风趣,或者庄重。由于不能谈论爱情,他便论述政治。她写信比他勤,有时还责备他不回信。于是他便抱怨收到的信太短。
  事实上,尽管卡西米尔批准,奥洛尔去了几次波尔多,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还是日渐衰弱。
  政治使充满激情的情人疏远,却暂时地使夫妇接近。
  卡西米尔和奥洛尔一样,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共同支持拉夏特尔在野党的候选人杜利——杜弗莱斯纳。为了支持他,杜德望一家来到拉夏特尔,租了一幢房子住下,经常举行家宴和舞会。
  奥洛尔在那里又遇见一些童年的朋友。她丈夫起初疑心重重,后来则容忍了,因为这些人与他观点一致。
  一头金发的夏尔·杜维纳,是个作忧郁幻想的年轻男子。
  弗勒里,外号叫"高卢人",一双大脚板,胡子浓密可怕,目光吓人,好似化石人,或者原始人。
  才华横溢的律师阿列克西·杜特伊,虽长一脸麻子,却是个杰出的、愉快的健谈者,奥洛尔忧郁的时候,他便来宽慰她。
  富有诗意的儒勒·内罗,外号叫"马达加斯加人",因为他游览过马达加斯加。他和奥洛尔一样,是卢梭和夏多勃里昂的信徒。
  这群狂热分子在月光下,在大路、森林、街道奔跑,吵醒市民,窥伺恋爱的男女,或者加入工人的舞会。
  有时,奥洛尔乘卡西米尔呼呼大睡的时候,离开诺昂,与哥哥一起连夜策马奔到拉夏特尔,在杜特伊的窗下唱一支抒情歌曲。或者她凌晨即和内罗——他是个博物学爱好者——一起出发,去观察植物、矿物和昆虫。有一年秋天被用来观察蘑菇,另一年秋天则研究苔藓和地衣。卢梭的影子在这一对植物标本采集者的上方飘荡。
  自然,无论是做游戏的伙伴还是做研究的伙伴,都爱这位穿长裤、粗布罩衣的漂亮女子。杜特伊已经结婚且掉了牙,却也要来碰碰运气。他当然遭到了拒绝。奥洛尔开着玩笑,告诉卡西米尔别人对她表白的爱情:"我没有一颗易于感受爱情的心,所以我不觉得他、或者他的人值得爱。"然而对"马达加斯加人",她承认"却稍稍有点爱意"。这不能阻止内罗夫人给她写信,指责她"虚伪,风骚"。
  确实,她越来越乐于唤醒自己的情欲。不过她无意于满足情欲。拉夏特尔的乡绅和资产者指责她的妖媚与放荡。人们一听到某种新的出轨行为,便说:"这又是杜德望夫人所为。"
  这些不公正的批评使一个年轻女人倾向于放荡。
  直至此时,奥洛尔虽然轻率,不检点,却是贞洁的。奥雷利安的信越来越少,感情也越来越淡薄,不能使她抵拒诱惑。
  她已经放弃拯救卡西米尔。卡西米尔因为失去了妻子的爱,不可能再度征服她,并明白自己不如她而忧愁,便更加狂饮。奥洛尔感到奥雷利安在疏远她。奥雷利安发过誓要尊重奥洛尔,可是并未发誓不到别处寻欢作乐。奥洛尔原先想把他捧上台座,他自己把台座掀翻了。
  难道不发生肉体关系,就不能留住男人吗?她终于想到这点。
  既让人爱自己,又不委身于他;既是平常女人,又是巾帼丈夫;既是无可指责的妻子,又是被人爱慕的情妇,这些美好的梦想,却并不能与现实融合。
  她又遇见了那个斯特凡·格朗萨涅。以前,她在闺房里向他学习那易动情感的骨学。他比以前更为博学。他的脸上有了一圈髯须,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却仍然英俊。看到他面颊瘦削,两眼无神,身躯伛偻,她大为激动。他身上的一切都吸引着她。他在她身上唤醒了最初的爱情的冲动。他是学者,而她则喜欢学习;他自称无神论者,而她尽管信教,却被他的这种大胆搅得心慌意乱。她看到他是病人;而她喜欢照料病人。有时奥洛尔以为他就是自己要寻求的师傅。很快,拉夏特尔的人便认为她与他干出了有损名誉的事。
  伊包利特和他年轻的妻子在巴黎买了一个套间。斯特凡不在贝里时,他们便接待他,并把他的消息告诉奥洛尔。
  1927年秋天,斯特凡回到家乡。其时卡西米尔正在外面。斯特凡给他的出生地贝里带来了巴黎的空气和最新的思想。奥洛尔见到他许多次,她把这些会见写信含蓄地告诉了丈夫,用女性特有技巧:在微不足道的云朵里,隐藏着真情。
  我的身体好多了。虽然仍吃不下饭,但睡得还好。因此,这没带来什么不良后果。我担心生病,但最终发现这种不适是由月经期引起的……
  可是卡西米尔一回到诺昂,她就去了巴黎,与斯特凡相会。
  对奥洛尔与斯特凡的关系,有许多闲言碎语。当时,谁也不怀疑这种关系。奥洛尔与斯特凡一道旅行,跟他回贝里,随他上巴黎。而且斯特凡的后代也透露了两位情人有热情的情书来往。奥洛尔在同一时期写给卡西米尔的信,表现得过份深情,显露出一个女人因某种过错而感到内疚的痕迹。她请卡西米尔别来接她,斯特凡将负责送她回贝里。在巴黎居留的借口是需要看病求医。她认识一些最著名的医生,但医生们都认为她身体很好。
  其实,她只是有心病。
  回诺昂后,她陷入了颓丧和忧愁之中。她像罪犯一样可怜。她写信给佐埃:"我不再要求您像从前一样爱我。我配不上任何人的友谊。我好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在一个角落里悄悄死去,而不会在同类中寻找安慰与救助……"
  一个那么骄傲的人,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谦卑呢?
  从巴黎回来时,她已有身孕。那或许是斯特凡干的好事。因为孩子是1828年9月13日降生的,受孕期与在巴黎居住的日子相吻合。奥洛尔说孩子是早产,原因是伊包利特的女儿小莱昂蒂娜在诺昂的楼梯上摔倒了,使她受了惊吓。可是卡西米尔本人会对此抱有幻想?
  9月初,有一天大清早,奥雷利安出人意料地来到了诺昂。他发现奥洛尔独自待在客厅里,折迭婴儿的衣服,并把衣服放好。
  "您在这儿干什么?"他问。
  "肯定您也明白。我在为一个比我料想的来得早的人忙碌呢,"她回答。
  他不能把这意外的生育,同她在信件与言谈中大讲特讲的保证协调一致起来。她曾保证忠于美好、纯真的感情以及夫妻间的爱情。
  他变得有点疯了;一时似乎在沉思默想,一时又拨动火炉里的火,一时又跑到钢琴边,用两个指头弹奏。
  佐埃在写给奥洛尔的信中说:"我见到了奥雷利安,不能不想象他在诺昂留下了伴随他的痛苦、撕心裂肺的难过和可怕的孤独……"
  分娩是痛苦的。
  伊包利特喝得烂醉,要在妹妹房里的地毯上打滚。
  奥洛尔在床上听见了丈夫与女仆佩皮塔在隔壁房间打情骂俏的交谈。他们的话语一清二楚地表现了他们的关系。
  婴儿是一个胖乎乎的、漂亮的女孩,起名叫索朗芝。
  后来,斯特凡·格朗萨涅要去诺昂,朋友们便逗弄他,说他在那里与情妇有个女儿。"好吧,我就是去看我的女儿!"他便说。
  奥洛尔自己有时也称女儿为"斯特凡小姐"。
  然而,杜德望先生从没提到要离弃妻子。他依恋诺昂,舍不得儿子,甚至也舍不得奥洛尔。何况,如果真的分开,他又往哪儿去?吉勒里属于他的养母。
  于是,夫妇间达成妥协。她容忍他与女仆的放荡行为和纵酒作乐;他则让她自由,只要她不向他要钱。
  此时,卡西米尔把产业经营得一团糟,1828年,他还听信了一个骗子,那人请他喝香摈酒,并把自己的情妇借给他,最后骗了他一大笔钱。
  奥洛尔不再与丈夫同住一房。她把两个孩子安顿在底层杜邦·德·弗朗科依夫人的黄色房间里,自己则住在隔壁的小客厅里。在这里,她觉得安全,因为这间客厅只与孩子们的房间相通。她睡在一张吊床上,把一块雕花护墙板当书案。护墙板倒放下来,像一张写字台。这个小房间里摆满了书、蜡叶植物标本、蝶蛾标本和石头。她就是在这里写作、沉思、幻想。由于对生活不满意,她便开始写小说,尽可能以此来补偿。她仍像在修道院里一样,寻求与上帝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对宗教仪式,她并不怎么注重。
  她从未疏远过她的上帝。不过,正如任何人,为了生活,需要与自身协调一致一样,她也从头脑里抹去了通奸是滔天大罪的想法。她终于也像她母亲一样,认为"只要爱情真诚,这一切都无关紧要"。遗憾的是,奥雷利安过早进人了她的生活,而且是在她尚未准备"下重大决心"的时期。对她来说,他或许是她需要的浪漫的情人。奥洛尔多次去波尔多旅行,并重见她的朋友,然而发现他变得"衰老而丑陋"。两人之间没有做什么解释,他们的书信联系仍继续了一段时间。
  莫里斯长大了。做为卢梭的忠实信徒,奥洛尔开始关心他的教育问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们说某位家庭教师有一种非常高效的教育方法,便设法打听到了那个家庭教师的名字:于勒·布古瓦朗。她写信与他联系,并聘请他担任儿子的家庭教师。不过这仅是一次为期三个月的试验。没过多久,她便把他辞退了。
  布古瓦朗并非真的不讨杜德望夫人喜欢。这是个年轻的南方人,乐于助人,讨人喜欢。他成了她的一个朋友,自然也怀有对她的爱情,不过她使他敬畏。即便他在巴黎替她采办了一些物品,她最多也只许他"吻一吻,以感谢他的劳苦"。他是个优秀的家庭教师,"语法掌握得十分准确"。
  莫里斯才六岁,就能流畅的阅读。他已开始学音乐,学拼写,学地理。
  卡西米尔在众目股股之下,与两个女仆保持着关系,一个是佩皮塔,另一个是奥洛尔嫂子的侍女克莱尔。
  奥洛尔试图写几部长篇小说。她在家里吵架,即使是最激烈的吵架之后,第二天又笑呵呵地,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过。有时,晚上她独自披星戴月,骑马从拉夏特尔回来,走在父亲当年坠马身亡的那条路上,不禁思考起自己的奇特处境来。她认为周围的人几乎都庸俗不堪,可是她自己又更好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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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安
第二章 巴黎的成熟女人
第一节 情人于勒·桑多
  ●于勒·桑多被这位诺昂的女主人带有野性的美貌,大胆而又说一不二的性格,以及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柔软的腰肢迷住了。
  ●他们的手第一次重叠,彼此相拥相吻,尽享爱情的甜露。
  ●卡西米尔自从知道妻子即将出走后,悲伤不已。
  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合作者关系之后,生活变得日复一日地平庸。直到进入1830年的仲夏,奥洛尔结识了于勒·桑多,一下子堕入情网并不可自拔。
  于勒·桑多是一个拉夏特尔小城税务官的儿子。他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天赋,聪明伶俐。他的父母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不惜一切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的学业结束后,他的成绩优异,接着去巴黎攻读法律专业。那时他19岁,白里透红英俊的脸庞,一头金色的鬈曲头发,漂亮而又潇洒,是个十分讨人喜欢的青年。
  因为是假期,所以他回到拉夏特尔。他的身体瘦弱,性情也较为懒散。与朋友们在一起时,他不太喜欢凑热闹,常常是平静地抱着一本书,找个地方一个人消磨时间,做为享受。
  在诺昂,卡西米尔整日在田野与林间追逐猎物,晚上要么坐着打盹儿,要么与女佣逗闹偷情。奥洛尔对此视而不见。好在周围城堡有一些向她馅媚示爱的小伙子,他们乐意与她在一起高谈阔论,听从她的调遣,把她众星捧月地做为中心。这成了她唯一的乐趣,几乎每天都骑马去拉夏特尔或其它一些地方。
  一日,奥洛尔又一次来到古德莱城堡她的朋友杜维纳的家。此时,在他的家中除了经常见面的几个朋友外,还有一个她不认识的小伙子。这个气质脱俗的年轻人马上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却拿着一本书离开了大家,走到草坪中的一棵苹果树下的长凳上坐下。他的这一举动令奥洛尔情绪产生了波动,其至有些不愉快。于是她把别人也带到树旁,在他的周围开始他们的交谈。
  由此,开始了奥洛尔与于勒·桑多的交往。没过多久,这一对多情的男女之间便深深留下了对方的影像。于勒·桑多被这位诺昂的女主人带有野性的美貌、大胆而又说一不二的性格,以及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和柔软的腰肢迷住了。当他发觉她好像对他感兴趣时,便发狂地爱上了她。而在奥洛尔的内心深处,于勒·桑多年轻英俊,聪明灵慧,他那略显柔弱的风度和充满幻想的浪漫,这一切也无时不在诱惑着他。他们之间有许许多多共同话题,而俩人超越现实的浪漫的追求又是那么的一致。这构成了他们相互吸引、相互仰慕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她的谈锋胜过他一筹,因为性格上奥洛尔较为刚强,是个女中豪杰,而于勒·桑多则较为软弱,是个多少带有一些女人味儿的男儿。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崭新的风景线,一个兼有母亲色彩的情妇与一个兼有儿子色彩的情郎。这是俩人独特的性格决定了的,而他们彼此适应。
  我是多么地爱他,这个可怜的孩子。从见面的第一天起,他那内涵丰富的目光,那有点笨拙而又直率的举止,那对我略显腼腆而又有点不知所措的神态,深深打动了我,令我不禁想再次见到她,留心他。这种只能意会而不可言谈的兴趣与日俱增,而且我从未想到要去抑制这种想法,甚至到我对他表白我爱他那会儿之前,也没有这样想过。有那么一阵儿,我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看书,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进去。我的大脑完全被对他的爱占据了,而那是多么甜蜜和今人陶醉啊,朦胧、神秘的爱情。
  奥洛尔的表白透露了她内心的真实感受。
  终于,两个人开始单独出去约会。很多时候是在诺昂,在奥洛尔领地花园中的一片小树林里。就是在那里的长椅上,他们头一次毫不隐讳地互表爱心,叙述思念之情。也就是在那里,他们的手第一次重叠,彼此相拥相吻,尽享爱情的甜露。有许多次,于勒·桑多或是顶着夏日的骄阳,或是冒着风雨,气喘吁吁,精疲力竭地从拉夏特尔的家中起来。
  处在爱河中的人会时常搞一点小把戏,这一对偷情的人也是如此。当于勒·桑多来到他们约会的那张长椅前时,会发现奥洛尔留在那儿的书和头巾。这时,他便留下自己的帽子和手杖,然后藏到一边,看一看奥洛尔来到时的模样。而他们都觉得这样十分有趣,隐含着一种幸福。
  他们的关系不断地发展,爱意渐深,对对方肉体的渴求也日渐强烈。在花园旁边一个不易有人路过的小屋里,两个人终于走过了男女间最神秘、最撩人的一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小屋和小树林成了他们舔情吮蜜的住所。
  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奥洛尔和于勒·桑多选择的约会地点都比较偏僻,而且于勒·桑多来诺昂去相会地时尽可能躲开这里的人,但他们的关系还是被人发觉。一时,毫无善意的言语评论在拉夏特尔传开了。
  相比起享受甜蜜爱情的幸福而言,拉夏特尔的那些添油加醋的流言蜚语对她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把我的生活注意力集中在我所爱的人身上。我的身边聚集着我所爱的人,他们就像一支神圣的军队。这令我无所畏惧。"这就是奥洛尔的回答。
  然而,这种浪漫、舒心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于勒·桑多是回拉夏特尔放假休息的。随着新学期的开始,他必须回到巴黎。这对奥洛尔不啻一个冷水击身的打击。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离别多。这是一对情人发自内心的苦叹。
  在于勒·桑多离去后,奥洛尔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她唯一的伴侣就是嫂嫂艾米莉。这是个温婉、善良的女人,可是在九点钟就要告退。此时奥洛尔便去小客厅里写信或者画画。
  两个孩子睡在隔壁的房子里。索朗芝长胖了,面色鲜嫩;莫里斯学习很不错,母亲教他拼写。
  伊包利特和卡西米尔几乎总是去参加风雅的聚会。这种死气沉沉的景象不可能持续多久。杜德望夫人已打算去巴黎与小于勒相会。她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叫她觉得不可靠。只有逃跑,她才可能恢复那本来的样子。
  至于她丈夫,他有一些情妇,但她不容许这种放荡是单方面的。
  一天,在丈夫的书桌里寻找东西时,奥洛尔发现了他标明给她的一个包裹。那上面写着:我死后再打开。
  奥洛尔可没有耐心等到自己成了寡妇后再打开它。她想,既然它是给我的,我就有权打开它。这不是什么不得体的行为。而且,既然丈夫身强力壮,她也就可冷静地读他的遗嘱。
  打开一看,她才发现他在那里面集中了对她的所有怒气和愤恨,对"她的堕落"的所有感想,对她性格的所有鄙视之情。而且他是把它当作爱情的证明留给她的!
  奥洛尔以为是在做梦。读了这份遗嘱,她终于清醒过来了。她想,和一个对妻子不尊重、不信任的男人过日子,这无异于希望让一个死人复生。她的主意已定,并且坚信永不改变。
  她一天也不能等,马上向丈夫宣布她的不可动摇的决定;"我希望得到一笔生活费;我将去巴黎,孩子留在诺昂。"
  卡西米尔对妻子的神态大吃一惊。
  她要求的东西比所希望得到的更多。她根本不想抛弃孩子和诺昂,甚至也不愿抛弃丈夫。半年住巴黎,半年住诺昂;三千法郎的生活费。如果这些条件卡西米尔接受了,她就会同意维持名存实亡的家庭。
  卡西米尔接受了这些条件。
  剩下的就是解决孩子们的命运问题了。奥洛尔打算一有把握提供衣食住宿,便把"胖姑娘"索朗芝带在身边。三千法郎,对她这个乐善好施而不喜欢计算的人来说,简直太少了。她得挣些钱。她毫不怀疑写书、画画、或者画烟盒一定能达到目的。至于莫里斯,他父亲打算让他进巴黎的寄宿学校。可是他年龄大小,身体太弱。他得有一个家庭教师。而且奥洛尔希望有古瓦朗当他的家庭教师。
  "如果您在诺昂,"她给他写信道,"那我就可以轻松呼吸,安心睡觉了。我的孩子将由能干的人教育。他的功课将会有进展,他的身体将有人照料,他的个性既不会因放任自流而惯坏,也不会因过严管教而伤害……"
  无疑,卡西米尔·杜德望不讨人喜欢。然而一个妻子的感激,一位母亲的温情难道是无足轻重的东西?
  "您知道,我的心并不冷漠。我感觉到,他除了尽义务,没有留下什么……"于勒·布古瓦朗一如所有年轻男子,被杜德望夫人迷惑,最后这一句话展示了美妙的前景。他接受了。
  可是,当他建议她可以与他一同去尼姆旅行和探亲时,她回避了。她说,她得照顾丈夫,并且不能使孩子未来的家庭教师受人怀疑。"我至死都将感激您,然而我却不能报答您。"
  家庭教师上任了,再没什么可拖住她的了。唯有伊包利特企图阻止奥洛尔出发。风趣的醉鬼喝酒后生出了同情心,晚间,来到妹妹的房子里,哭着说道:"你想象一下,带着一个孩子在巴黎,每月二百五十法郎,怎么过日子?这太可笑了,你连一只小鸡值多少钱都不知道!你住不了十五天,就会两手空空地回来。"
  "那好吧,"她回答说,"我试一试吧。"
  确实,这个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的人,由于被婚姻合法地剥夺一空,手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掌有。但她希望有朝一日重获孩子、财产和家园。
  卡西米尔自从知道妻子即将出走后,悲伤不已。她说:"他向我哭了。我向他表示,我不希望像一个被人家背着的包袱,而愿意像被人家寻求、召唤的伴侣……"
  她梦想到巴黎与优雅而轻浮的桑多会聚以后,既当他的情妇,又做他的家庭主妇与母亲。她结婚以来,一直在麻木之中;而今,她终于活了。
  "生活!多么美好,多么甜蜜,尽管有忧愁,有丈夫,有烦恼,有债款,有父母,有流言蜚语,尽管有令人伤心的痛苦和令人厌倦的烦人事!生活是令人陶醉的!生活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天国!"
  1831年1月,奥洛尔·杜德望离开诺昂。她兴高采烈,因为获得自由;她又黯然神伤,因为她抛下了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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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安
第二章 巴黎的成熟女人
第二节 文人拉杜什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么去赚?
  ●"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
  来到巴黎,奥洛尔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公共驿车的门关得不严,她冻了一路。于勒·桑多一直在心情激动、充满热情地等着她。她在塞纳街31号伊包利特的套房里安顿下来。
  在他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一小群贝里人:菲利克斯·皮亚特、爱弥尔·勒尼奥、弗勒里,还有古斯塔夫·帕佩。
  这些小伙子都有些爱慕她。在他们之间,奥洛尔觉得心情愉快。
  1831年的巴黎是令人兴奋的:革命经常发生,议会不断更迭。在刺刀、骚乱和破产之中,人们还像在和平时期一样快活地生活。
  同时,文学革命毫不亚于政治革命。
  这是浪漫主义戏剧举行盛大首演的时代,鼓吹民主的青年向墨守陈规的人挑战。1831年2月,《巴黎圣母院》面世;米什莱出版了《世界历史导言》;布洛兹当上了《两世界评论》的主编。稍晚之后,玛丽·多尔瓦尔,这个为青年反抗者们所喜爱的女演员,表演了大仲马的《安东尼》。这出戏是通奸和私生的辩护辞。奥洛尔和朋友们为了捍卫这出戏,都在戏院正厅里观看。当时女人只在楼座或者包厢里看戏。为了自由通行,也为了衣着省俭,奥洛尔身穿男人服装。她过去穿粗布罩衣,戴护腿套,和德沙尔特一同打过猪,所以乔装改扮,她不感到任何为难。当时的服装也有助于女扮男装。男人们穿着宽大方正的礼服,名曰"业主装",一直垂到鞋跟,并不怎么突出身段。奥洛尔穿一件灰呢的"哨兵服",戴一顶灰礼帽,系一条羊毛大领带,俨然是个瘦小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不过,更重要的是,她摆脱了女人受支配的地位。在她挽着一个小伙子的手散步时,不再有拉夏特尔人的窃窃私议:"这好像是杜德望夫人!"
  为了使生活环境完全改变,她与从前自己的那个阶层完全断绝了联系。她只在需要丈夫的时候才想到丈夫:
  "请你给我一些钱,以购买鞋、袜,等等。请马上写信给萨尔蒙先生,让他交给我三百法郎。再见,我的朋友。我看到了我母亲、姐姐、夏尔·杜维纳和于勒·德·格朗萨涅。我将去欣赏帕格尼尼的表演……我衷心地吻你……"
  对她亲爱的英国女修道院,她做了最后一次拜访。
  七月的大炮把修道院的修女们震得惶惶不安。阿莉亚娅嬷嬷忧形于色,忙忙碌碌,只和她过去的"女儿"会见了片刻时间。
  奥洛尔明白,在修女们眼里,外边的友谊无足轻重。她又去探望科特莱的两位朋友:雅娜和埃美。两人都结了婚,如今是伯爵夫人,有钱有势,受人奉承。她离开她们后,决心永不再来。这些可爱的姑娘选择的是正统观念,谨遵旧习。奥洛尔·杜德望却更喜欢在人类的荒漠里自由自在地踯躅,昂着头,"脚踩薄冰,肩披雪花,两手插在口袋里,有时腹内略空,然而脑袋却更因此充满梦想、旋律、色彩、形状、光线和人影"。
  然而必须生活。
  她不能在伊包利特的套房里住下去。因为他常来巴黎,需要房子。租一间最小的屋顶室一年也要三百法郎的租金。雇一个看门女人做做家务,一个月就要十五法郎。一个蹩脚厨子送几餐饭,一天就要两法郎。严格地讲,如果她不买家具,不购书,勉强可以靠着三千法郎维持生活。她想方设法在马萨林图书馆住下,并在里面工作。可惜奥洛尔畏寒怕冷,而图书馆里供暖不好,冷冰冰的。
  赚钱成了不可推却的任务,可是怎样去赚?
  用水粉去涂画盒子?给人画肖像,十五法郎一张!可有一些可怜的画匠准备五法郎一幅给人画像。而且她把看门女人的肖像画糟了,在附近一带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写作行吗?为什么不行?"我发现我写得很快,很轻松;写很久也不累。思想原来昏睡在头脑里,信笔写来,便都苏醒了,并且都环环相扣……"她在谈话中表述自己的想法相当迟钝,在写作中却才华横溢,文思敏捷。总之,她是天生的作家,并且自己已感觉到了这点。她总是乐于记录自己的印象、感受。她的行李中带了一部长篇小说《埃美》。那是在诺昂写的。
  可是,迄今为止,她的写作都只是一种消遣,如何把它变成谋生的手段?而且,又怎样进入文人的圈子?
  她思考着找一位能推荐自己的人。
  她当时在巴黎熟识的人中,最有势力的是杜利-杜弗莱斯纳,拉夏特尔选出的议员。她去拜访他。
  对这位漂亮的女同乡,他显得殷勤而谦恭。奥洛尔向他谈出自己的写作打算后,他打算把她介绍给德·拉法耶特先生。
  "别攀求那么高。"她说,"太出名的人没有时间注意次要事情。"
  于是他不得已,转而选择他议会中的一个同事,德·凯拉特利先生。他是布列塔尼的贵族,小说家。奥洛尔曾读过他的一部荒谬的小说:《最后一个勃玛诺瓦尔》。在那部小说里,一个教士强奸一个死了的女人。
  "您的同事是个疯子,"她对杜利-杜弗莱斯纳说。"然而人们可能既是好的裁判,又是坏的实践者。"
  白发苍苍的德·凯拉特利先生,早上八点在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里,气派十足地接见了奥洛尔。他的年轻妻子盖着玫瑰红丝绸面羊绒被子,睡在那间房里。
  "我也许直言不讳,"他对她说,"一个女人不应该写东西……相信我说的话,您别写书,生孩子吧。"
  "确实是的,先生。"她回答道,噗哧一声笑了起来。"您把这个劝告给您自己留着吧。"
  一番努力白费了。但奥洛尔并不灰心,为了在巴黎生活下去,她继续寻找机会。
  后来,拉夏特尔城的女友杜维纳夫人,把她介绍给一位贝里籍的文人:亨利·德·拉杜什。
  此人以难得相处而闻名。他谈吐文雅,以致人们起初以为他是装腔作势,其实那只不过是他说话的方式。戏剧、小说、新闻、学术研究,佯样他都涉足,可谓通才,不过都是二流水平。他的长篇小说《弗拉戈勒塔》——说的是一个女人女扮男装,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引起了小轰动。拉杜什是个出类拔萃的批评家。他培养出许多天才作家,自己却从未达到天才的水平。他辛酸地说:"我培养的作者多于我写的作品。"他是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的老师。19世纪上半叶法国较有影响的文学家夏尔·诺地埃对拉杜什推崇倍至,以至于他女儿说:"幸亏上帝创造了世界,要不然就会是杜什先生创造它了。"
  在当时在文学界身分卑微的杜德望夫人看来,拉杜什是一个大人物。
  她到马拉盖滨河街他的套房去拜访他,见到的是一位四十五岁的男人,胖胖的,脸上容光焕发,十分机智,仪态大方。他的声音低沉,甜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既温柔又有点像嘲笑人。他的一只眼睛童年时瞎了,不过并没有使他的面目变丑。在女人方面,他大有成就,与一个叫玛塞琳娜的女人有一段悲剧性的爱情。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拉杜什耐心地听人朗读奥洛尔带来的《埃美》的手稿。朗读完毕后,他问奥洛尔:"夫人,您有孩子吗?"
  "唉!有,可我既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又不能回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那么您打算待在巴黎,用您的笔来挣钱吗?"
  "我必须这样。"
  "这很难哪。我在这方面看不出您有成功的因素,相信我的话,尽可能回家去吧。"
  她恭恭敬敬地听着,却和贝里的女人一样固执。他说那部小说不合常情,她回答:"说得有理。"当他说必须重写时,她回答:"这也可能。"
  她写信告诉卡西米尔说:"只在你我之间说说,我永不能和拉杜什这样的男人融洽相处。"
  她也许不久就会发现,"在把他容纳不下的才智抛到外边后",拉杜什亮出一颗温柔、忠诚而高尚的心。
  他刚刚接管了一份讽刺性的小报《费加罗报》。他向这位少妇提出,请她参加编辑的工作。他骄傲地说:"那是奋飞的雏鹰的窝。"
  奥洛尔高兴地接受了。
  报纸在马拉盖滨河街的套房里壁炉边编写。每人都有一张小桌子。奥洛尔在壁炉边上占据一隅,小心翼翼,生怕弄脏社长漂亮的白底子地毯。
  拉杜什好指点人,好责备人,好发指示。他把题材发给雏鹰们,同时他按实际需要,裁切出一张张或大或小的纸,分给他们。按要求,必须在上面写出一篇文章,或者一则"社会新闻"。这是学写短小精悍的文章的极好办法,可恰恰又是新手自觉无能为力的东西。
  拉杜什把爱情的逸闻趣事交给乔治·桑写,可是枉然:"在规定死的这么一块地方,我既不会开头,也不知结尾。刚开始动手写,结束的时候又到了……真的受折磨……"
  然而大伙儿还是谈笑风生。拉杜什虽然文字极为刻薄,却表现出父亲般的仁厚,令人敬爱。奥洛尔听人说话,消磨许多的时间,没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可到了月底,他发给她十二法郎五十生丁,做为薪金。
  然而,1831年3月5日,她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成功。那天,为了嘲笑政府的谨慎,她写了如下的社会新闻。
  警察局长将发布一个新的命令。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召集所有能持武器者,每天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保卫王宫;每天晚上七点至次日早上七点,保卫寺院教堂和其它公共建筑物。在此期间,女人、孩子和老人在自家门口站岗放哨。未履行此条的家庭将失去要求武装力量保护的权利,将有被骚乱者侵犯蹂躏的危险。
  第二,为了确保居民的安宁不再遭到扰乱,每天早上,日出之间,在公共场所鸣炮二十五响。夜里不论任何时候,每座教堂都将敲警钟,每条街都将敲集合鼓。国民白卫军的巡逻队将跑遍城里的每一条街;一边叫喊:"你们要小心!"正如城堡里的习惯一样。
  第三,鼓励每个产业主在房屋周围挖掘一道七尺半宽的壕沟,加固车辆进出的大门,给窗户装上栏栅,并至少在家里存放二十支枪,以便在需要时武装房客和仆人。
  依靠这些措施,政府保证居民们有完全而持久的安宁。他保证每月挫败的阴谋不超过十二起,每星期忍受的骚乱不超过三回。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将用于通知集会,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则用于解散集会……
  咖啡馆里爱打趣的人欢迎这则新闻,可是国王却老大不悦。《费加罗报》被查封了。
  生活刚刚稳定,渐有生气的奥洛尔又一次陷入了初来巴黎时的困境之中。有一阵子,奥洛尔倒希望法院追查这篇匿名文章的作者,把她逮捕。
  奥洛尔在《费加罗报》写小文章的那段日子里,于勒·桑多也一样步入了文坛。奥洛尔起初犹豫不决,不敢把他推荐给拉杜什。因为她知道珍惜他的支持。当她本人获得了"公民权"以后,她才敢于亮出于勒的一篇文章。拉杜什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于是,桑多也坐到编辑室里来了,占有一张铺有漂亮台毯的小桌子。后来,他带给《巴黎评论》一篇文章。这是两个情人一起写的,由于勒署名。《巴黎评论》的主编维隆博士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奥洛尔深为于勒感到高兴。这向人们证实他能够成功。她决心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或者她参与他的工作。不过,他坚持要让这种"文学上的合作"秘不外宣,以他的名义来写作。这不成问题。
  因此,在开初的时候,两人署名为J·桑多。两个情人相信找到了幸福。奥洛尔写信给朋友和知己爱弥尔·勒尼奥说:
  对我来说,必须有颗火热的心,像我所知道的那样爱我,来安慰我,驱走使我青春痛苦的种种不快。而且,尽管日渐年老,我也发现我的心与这颗心一样年轻。我发现了这种终生的爱慕,什么也不能使它消沉;它与日俱增。于勒重新把我与我已厌倦的生活联系起来。从前,我仅仅是由于孩子、出于职责才忍受它。我从前厌恶的前途,他使它变得更美。现在这种前途满载着他的身影和成就,满载着他诚实而谦恭的品行,在我眼前出现……啊!您要知道我多么爱他,那该多好!……这个可怜的孩子,他忍受了忧愁。
  那么多次不由自主的发作,可人们还为此指责他……啊!至少您,您从不让他为此脸红……必须理解他内心火热的友情和无限的忠诚,而不计较他有时表面显出的冷漠……
  由于于勒·桑多总给人一副冷冰冰的印象,而他又有些慕虚荣,还流露出野心勃勃的姿态,在巴黎的贝里人都不太喜欢他。每到这时,奥洛尔便出来为他辩护。两个人在一起,奥洛尔与其说是情妇,不如说更像母亲。她安慰他,照顾他。他的身体孱弱,常常不思饮食,她便一定让他吃东西。他工作不勤奋,她便强迫他坐到桌旁,好像是强迫一个儿子似的。她喜欢行使这种温柔甜蜜的专制权。对于她,劳动并非一种束缚,而是一种自然的功能。
  他们在巴黎的同居生活如鱼得水。两人一起写作,一起出去欣赏巴黎的景色。然而,自然地他们招来了别人的非议。
  她哥哥就这事从诺昂给她写来一些威胁的信:"你做的最好的事,就是生养了你的儿子。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更爱你。你要小心点,别挫伤了他的感情。"
  但于勒和奥洛尔自以为有把握建立一个自由的家庭。两个情人意趣相同,感触一样。这间简朴的斗室,里面没有地毯,也没有挂毯,可是鲜花使房间里春意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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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安
第二章 巴黎的成熟女人
第三节 乔治·桑问世
  ●"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侯,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
  ●《印第安娜》的出版,作者署名为乔治·桑。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
  1831年4月,奥洛尔遵守与卡西米尔订下的协约,与于勒·桑多吻别,回到了诺昂。她回家后受到的接待十分平常,就好像她从最普通的旅行中归来一样。她的女儿如花似月般漂亮。儿子拼命吻她,差点叫她透不过气来。她丈夫大声叫嚷,吃饭津津有味。重见她贝里的孩子,她非常高兴,不过她的心留在塞纳街的那套房子里了。
  诺昂的一切如她记忆中的一样,白天,田野的风光如画,晚上,一阵一阵的丁香、铃兰花香袭进她的房间。可是,她老是发觉自己在想念着巴黎,想念它那雾气朦胧的黄昏,想念它那屋顶上的红云,想念簇拥着老亨利铜像的翠绿的柳树,还想念那些深灰色的可怜鸽子,它们在新桥古旧的怪面饰上营巢做窝。巴黎,那里有恋爱的自由、感觉的自由,有她所钟爱的于勒,有朝向滨河街的那间小房。在那里,于勒穿着肮脏不堪、破破烂烂的礼服,领带系在背后,邋遢的衬衣摊在三张椅子上;在激烈的争辩中,他跺脚,折断了小火钳……
  她写信委托勒尼奥照料桑多,并禁止他照自己的习惯,不吃不喝,让自己饿死。
  她急于赶回巴黎。
  有生活的必需品,与情人厮守在一起,这就是奥洛尔的全部要求。别的她都顾不上了。在她的意识中,这就是幸福两块排骨,一点干酪;一间屋顶小室,可以眺望圣母院和塞纳河;一份工作,以支付房租和粗茶淡饭。让她牺牲自己的爱情去迎合公众不可靠的偏好,除非她变成了疯子。她觉得以于勒·桑多的才能,完全可以挣钱养活他俩。
  巴尔扎克和他们一样,也是被拉杜什保护的人。他和两位年轻情人有来往,他们使他感到亲切友好。于是他不时地以他快活的、热闹的激情,给他们的屋顶小室带来生气。
  由于她即将回巴黎,便希望勒尼奥帮忙找一处住所,因为伊包利特要求她把他的套房还给他。
  "于勒无能力做这事,而您就不同了,"她在给勒尼奥写的信中说。
  勒尼奥起初提供了圣路易岛一间六楼的房子。
  奥洛尔觉得六楼高了一点,圣路易岛又远了一点,而且一间房。未免不够。她考虑到母亲、姨妈、姐姐和哥哥肯定要来打扰她。如果只有一间房,那于勒·桑多就有被困住不能脱身和当场被逮住的危险。她希望有个出口,好让于勒在任何时候都可走脱。因为丈夫可能突然降临,由于到了巴黎没有住处,他便来她那里。
  "要是我听见他拉门铃,并感觉到他静静地站在门外边,我会慌成什么样儿。您想想看!不等我开门,他可能就会破门而入,不过这也许是完美的戏剧性情节……"她的担心是实际的。
  由此可见,杜德望先生的通融是有限度的。此外通融的程度也难以确定。于是爱弥尔又提出一套三间房子的寓所,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二十五号。
  奥洛尔同意去圣米歇尔滨河街的房子住。她喜欢那个位置。她计划将那所房子整理一番,腾出一屋来做她和于勒桑多的欢乐窝,而看上去那里只有两个房间。这样,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被捉奷在床。
  她要求一份寓所的平面图,并附带所有的尺寸,以便能从诺昂带些家具去。因为即便在诺昂,她也只想到她和于勒一起的生活。她去小树林里遐想,从前,在这里,她那么经常地与他相会。偶尔她思量,于勒·桑多"以他二十岁的年华,白里透红的脸蛋",何以会爱上她这一个年老色衰、体弱多病的于瘪女人呢?
  事实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少妇。不过由于她比情人年龄大,而有了一些多虑。
  我正在对过去生气。我问我的命运:为什么在我二十岁,姿色尚未失去的时候,在我正是为了让人爱的时候,没有遇见今日的于勒?而我现在年老体衰,红颜消逝,精疲力竭,却又在这感情热烈的年轻人身边……
  每个情妇都惋惜未能将自己的童贞献给情夫。不过奥洛尔很清楚,她仍取悦于年轻的男子。她生性难以满足,喜欢感觉到勒尼奥与弗勒里两人都爱她。她梦想建立一个四人共同生活的团体:"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友谊,这一切相互依存,如此紧密,以致靠拢一个,并不就疏远另一个。我们四人之间,难道有什么思想是不一致的?"
  其实,她并未"衰老"。她只有二十六岁,而且,除了有些不适,她的身体健康得很。不过由于她的年龄比情人大,而产生了一丝多虑。
  卡西米尔在诺昂为所欲为。找情妇或不找情妇,全凭他的口味;喝葡萄酒还是喝清水,全看他是否口渴;是攒钱还是挥霍,全由他的兴趣;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奥洛尔认为丈夫享有的这种极大自由是互惠的,这样才公正。要不然,对她来说,他就是变得可鄙、可恨。而这正是他所不希望的。因此,她也完全会独立自主:去拉夏特尔还是上罗马,是半夜归家还是六点归家,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事。
  因此,当她决定7月份回巴黎定居时,并未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她的母亲、姨妈和哥哥都指责她。她则反驳,让他们住口。
  劝说妹妹无效,伊包利特便反过来安慰妹夫卡西米尔:"你妻子希望得到她的自由。她希望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对于她,你不是个坏丈夫。在这里与在家乡的人们正确地评价你。让她这样做吧。如果她因此倒霉,那她别来怪你,也别来怪我以及她的亲戚。既然她一意孤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你可以干的,就是打定主意,不要烦恼,保持沉默,管理家产,照料孩子……"
  重新回到巴黎后,奥洛尔住进了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那是广场弯角上一座大房子的屋顶室,三间房朝向阳台,看得见天空、流水。空气流通,燕子飞翔。远处矗立着圣母院。
  为了购买一些家具,她不得不向拉杜什和杜利-杜弗莱斯纳各借五百法郎。而怎样偿还这笔巨款,却让奥洛尔犯难。
  于是,她不得不给丈夫写信求援:
  我确实十分朴素地生活,没有半点奢华。我的家具是胡桃木和甜樱桃木的。我的住室在六楼,我必须继续这样过下去。如果你让我掌握我每月的生活费外,另外给我几千法郎,那就让我方便了。我觉得,你通过向拉夏特尔的人借,可以弄到钱。对我来说,此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买了些住家必需的东西,没打算哥哥和丈夫会让我除了向陌生人伸手借钱还急债。我本应更好地了解我该指望的东西!我给我的地毯商签了一份票据,二百五十法郎,八月十五日付清。我母亲借给我二百法郎。现在必须生活下去。我还需要一些物品,一顶帽子,几双鞋子。另外,还得给一个木匠三百法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尽可能节省,除了乞讨与还债以外,我别无他路可走。我知道只有一条路,就是尸体认领处。它就在我的窗户对面。每天,我都看到一些人,就因为缺少二十法郎而寻死。我总不能喝西北风过日子吧。我等你的答复,以便向一些外人交涉。祝你吃得香。
  八月初,她哥哥伊包利特来看望她。她对他大诉其苦,并指责娘家人对她怎么、冷漠。
  伊包利特不愿独自承担责任,他给卡西米尔写信:
  我看望了好几次奥洛尔。她对我表现得大不公道了。她尽可能让亲人们远离她,然后指责我对她自私,冷漠。她对我说,她有三天饥饿难当。我妻子和我邀请她二十次,可她连一次也没接受。怎么办?我不知道。她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贫困,可对此又惊愕。她原以为能在文学上挣钱。在这方面,看来她已幡然醒悟。她最近给我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与你串通一气,让她既远离孩子,又处于经常不断的拮据之中,她就要投水!她叫我将此事告诉你,以免出现她死亡,令你自责的事情。我自己提前给她五百法郎,可以支持到十月。她开了一张凭证。我相信你将偿还,因为说到底,尽管她的行为荒谬,但不能让她处于困境,陷于忧伤的想法之中,从而可能走入绝境,使我们永远也不能良心轻松。我告诉她,你大概不会拒绝支付她的家具款,并会继续供给她生活费。我对她说,如果她不让第三者涉足于她和你的协商,而是对你表现出友好和信任,那么她从丈夫那儿得到的,就会比该得到的更多。这些话说得她哭了,我也落了泪。因为尽管她头脑古怪,我们终究还是不能阻止自己爱她。她答应我九月份回诺昂。
  奥洛尔确实回了诺昂,不过于勒同时也在拉夏特尔住下。而且两个情人的生活,几乎和在巴黎毫无二致。
  他们在一起写长篇小说《玫瑰红与雪白》。有个名叫雷诺的出版商同他们签订了合同,答应每卷交稿后,支付一百二十五法郎,三个月后再付五百法郎。
  对桑多的爱情,奥洛尔·杜德望一点也不掩藏。每当人们把她视为要求"人家尊重其秘密"、并"爱护其名誉"的女人,她就大为气恼。
  她不仅在拉夏特尔与情人相会,甚至在诺昂自己的房间里与他纵情享乐,行鱼水之欢。当然,这时候有忠厚的古斯塔夫·帕佩替他们放哨。
  古斯塔夫没有抱怨;他忠心耿耿地参与这对情人疯狂的行动。于勒在她房间的时候,古斯塔夫便在她的帐篷里过夜。
  于勒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的房间的,冒着卡西米尔、她哥哥、孩子和保姆等人都可能发现他的危险。奥洛尔什么都算计好了,都预料到了。他来到她的房间之后,便被她搂在怀里,愉快地捶打,亲吻。他们又是叫,又是哭,又是笑。两人狂欢极乐,在一起做爱。
  于勒的身体从不曾强健过,狂欢纵欲的生活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他身体瘦弱,面色苍白,拉夏特尔的人都把他视为肺病患者。奥洛尔也清楚,他的身体确实变得很糟。这是一对矛盾:看到他她是那么高兴,拥抱她是那么快乐,可是这消耗精力的爱情在慢慢地杀死他;她知道这幸福的快乐在燃烧他的血,耗费他的生命!
  在诺昂,写作与纵情齐头并进。五卷《玫瑰红与雪白》完成了。这是一个女伶和一个修女的故事,但拉杜什从里面看到的,只是对浪漫派和感伤派作家的模仿。书中不过也有引人入胜的方面:比利牛斯山的风光,粗犷的人物,有韵味的语言,最优美的部分出自奥洛尔的手笔。她把修道院的回忆、母亲的隐情话,旅行的印象都写了进去。桑多则增添了相当粗俗的放荡语言。
  该书出版后,激起了奥洛尔的母亲索菲的反感。做为生活的讽刺,许多作风放荡的女人,也爱读贞洁的小说。
  奥洛尔开始写另一部书,不过这一回是一个人写。桑多去了巴黎,她没有马上跟随他去。一段时间以来,她觉得丈夫"非常好"。况且还有莫里斯,越来越可爱。她正在教他历史。
  然而,到了十一月,勒尼奥写来信说于勒病倒了。于是她急忙赶去。拉夏特尔的人说他有肺病并没错。他经常发烧。她心中内疚不已:难道这是过度耽于肉体享乐的结果?
  在写给勒尼奥的信中,奥洛尔做了一番反省:
  我是多么不安和内疚。那是因为看到别人或许可以救活的人在我怀里死去,感到他日渐消瘦、衰竭、虚弱,意识到这是叫他死,因为抚爱是毒药,爱情是火,只消耗精力而不能使生命复苏,吞噬并且烧毁人,只留下一堆灰烬。想起来是多么可怕……我给他的只是损害。三个月里,我让他在我的怀抱里遭受着痛苦的折磨。我有一百次看见他几乎昏厥,我还继续坚持。最后,我终于让步,害怕把他弄死。为了治好他,我牺牲了我的意志。我的意志,总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吧!可是,今天,我因我的忠诚比我的坚持给他造成更大的损害而颤抖,是我毁了他。我给他的肉体快乐是用他的寿命换来的……
  十二月,《玫瑰红与雪白》出版了。公众和批评界的反映不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十分畅销。卡西米尔来到巴黎。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住所里,那几天他们过得相当愉快。
  奥洛尔已习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所以卡西米尔在这里的几天对她来说,简直是大吃大喝、奢侈享受。
  卡西米尔离去不久,她也回到诺昂。老家需要她去料理。而且家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伊包利特夫人的侍女怀了孕,莫里斯的家庭教师布古瓦朗被人指控。但奥洛尔并不把事情看得严重。
  她只想安静地写作,而诺昂乡间的夜晚无比宁谧。
  1832年春天,当她重新在圣米歇尔滨河街出现时,带来了她的女儿索朗芝和一部长篇小说:《印第安娜》。
  索朗芝的到来叫母亲年轻的贝里籍伙伴大吃一惊。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孩与姘居的男女一起生活,这合适吗?
  奥洛尔并不担心有女儿在身边生活有什么不便。索朗芝只有三岁半,她既不会有所注意,也不会发议论,更不会提问题,多嘴多舌。
  于勒爱上了"他的女儿",带她上飘溢着刺槐清香的植物园,指给她看长颈鹿。他还牵着她的手,在圣米歇尔滨河街的阳台上浇花。一次,索朗芝折断了几枝花茎,怕挨母亲骂,便试图用封信用的小面团将它们粘接好。
  桑多钦佩地读了情妇的《印第安娜》手稿,既觉得惊讶,又有一定的难堪。在他看来,这部小说写得太好了。
  但是,在作者署名上出现了问题。对于一部他未付出劳动的作品,于勒·桑多拒绝署名。于是,她应该用个什么笔名呢?由于《玫瑰红与雪白》,他们共用的笔名J·桑已经小有名气。署"杜德望"是不可能的,婆婆和丈夫都反对;要是署上"杜邦",母亲本人大概也会感到不便。
  最后,他们决定用乔治·桑这个名字。她保留姓氏"桑",改换名字。由此诞生了乔治·桑,因为她一心想要人家把她看成男人。她念念不忘妇女受支配的状况,希望通过姓名和衣着来摆脱。
  五月底,出版商刚把印刷出来的第一册样书寄到圣米歇尔滨河街,拉杜什来到了屋顶小室。
  他拿起长篇小说,嗅着,既好奇又不安,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他翻着书页:"这是部模仿之作;学了巴尔扎克的!你要我说什么?我说模仿之作。你要我说什么?我说学了巴尔扎克的。"奥洛尔在阳台上。他拿了书,走过去,一清二楚地向她指出,她仿效了巴尔扎克的手法。她明白自己不应该遭受这种指责,但她没有为自己辩护。
  拉杜什带走了她签名送给他的这册书。
  次日,一醒来,她就收到了这张便函:
  乔治,我来当众认罪,我跪倒在您膝下。忘记我昨晚说的无情话;忘记六个月来我对您说的无情话。我昨夜未睡,拜读大作。啊,我的孩子,我真对您满意!
  快乐!奥洛尔快乐极了!由于是来自这位严肃的、好挖苦人的评论家,这种激动的钦佩便叫人极度兴奋。
  很快各家报刊都做出反应。
  巴尔扎克在《漫画》上撰文,写道:"此书是真实对幻想的反抗,是现代对世纪的反抗,是内心的悲剧对历史上体裁的束缚的反抗……我未见过笔法更简朴,构思更精妙的作品。事件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纠合一起,宛如在生活中。生活中,万物互相触碰,偶然常常聚集着连莎士比亚都写不了的悲剧,总之,此书的成功是确实的……"
  为作家们所惧怕的、瞧不起雨果和巴尔扎克的古斯塔夫·普朗什在《两世界评论》上,把乔治·桑捧上了天。他认为她在法国著名女作家德·斯达埃尔夫人之上。他赞扬她心灵的说服力和表述的简朴:"无疑,《印第安娜》的作者有朝一日会变得更为灵巧。"
  奥洛尔向古斯塔夫·普朗什表示感谢。他则代表《两世界评论》的新主编布洛兹来看望她,并提议她与杂志合作。
  乔治·桑喜欢这个独立、骄做、贫穷的怪人。他们结下了友谊,于是她与布洛兹达成了交易。她保证每星期交给《两世界评论》三十二页稿子,布洛兹则每年给她四千法郎,由于同一时期,《印第安娜》的出版商为另一部长篇,即她向他们谈过的《瓦朗蒂娜》预支给她一千五百法郎,所以她突然发现自己名声大振,发财变富了。
  《印第安娜》写的是什么呢?乔治·桑本人在序言里谈到了这点:
  如果您硬要希望在这部书里解释一切,那么,印第安娜就是一种典型:这是柔弱的妇女,她的职责是代表被压抑的——或者,如果您更愿意这么说——被法律剥夺的激情;这是与贫困搏斗的意志;这是用额头盲目地撞击一切文明阻碍的爱情……
  用这种方式,小说把作者强烈的情感表达出来了。有些性格特征是女主人公和女作者所共有的:"由于人家把爱丈夫定作她的义务,由于默默地抵抗所有的道德约束成了她的第二天性,成了她作人行事的准则,成了她良心的法则,所以,她不爱丈夫……"印第安娜对情人雷蒙·德·拉米埃,对丈夫戴尔马上校都感到失望。。她丈夫是个莽夫粗汉,俗里俗气,却没有邪心恶意。主题是妻子与丈夫的不合。妻子寻求一种纯粹的感情,而丈夫却总是喜好虚荣,贪图肉欲,缺乏爱情。最后,一位高贵的、沉着的英国表亲拉尔夫·布朗爵士,人为地拯救了印第安娜。爵士把她带回她童年时期田园诗般的河谷。
  第二部长篇小说《瓦朗蒂娜》的女主人公瓦朗蒂娜,也是一个婚姻不理想的女人。做为一个贵族小姐,她嫁给了本阶层的一个凡庸人物。佃户的儿子贝内蒂克对她的爱慕使她不安。这本书是成功的。一方面是因为回到人民中间,一如回到往昔,引来的生活环境令人愉快的改变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奥洛尔在其中描写了她的贝里地区的一隅,诗情画意缓缓渗人心灵与文笔之中。二十四年以来,她生活在这些小溪边,在修剪过的树木中间,在绿树成荫的"围栅"里;她对此一一作了描述。
  若干年来,在法国,圣西门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大受欢迎,此时因为信徒们在婚姻问题上存在分歧而遭到损害。昂方丹神甫是这个教派的大教士,他教导说:只要妇女继续服从忠贞不渝的法则,其解放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对于肉体的爱恋的处罚大概撤销了。信奉这些理论的人读了《印第安娜》和《瓦朗蒂娜》以后,都转向了乔治·桑。这个大胆的、突然成名的少妇,打开了婚姻的缺口。对于新的教派,她会是众所期待的女首领吗?圣西门主义者希望如此,并企图吸收她入会。但她并没有任人摆布。
  她有农妇的谨慎,女人的明智。然而这种传闻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不再去报社,可是为数大多的来访客一直到她家里来找她。晚间,她把自己和笔、墨、钢琴、火一起关在房里。她异常勤奋,喜欢这些温暖的写作的夜晚。一些较长的中篇小说在她笔下诞生:《梅泰拉》、《侯爵夫人》,桑多虽有点不好意思,却是这种多产的见证人。她鼓励他仿效自己,却是徒劳无功。
  "你希望我写,"他写信给她道,"我也希望如此,可我无能为力!我不像你,天生脑子里就有盘小的钢发条,只须按下按钮,就可使意愿运转……"
  情妇不可改变的职业使他暗自担心,怕失去她。
  她反对情夫干涉自己的自由,就和先前反对丈夫干涉自己的自由一样。"我觉得哪里好,就去哪里,"她相当生硬地对他说,"无须向任何人报告。"
  拉杜什由于总是闷闷不乐,心怀嫉妒,慢慢染上了被迫害狂想症,于1832年离开巴黎,去夏多勃里昂地区一个叫欧内的村镇居住。
  临走前,他将马拉盖滨河街的寓室赠送给乔治·桑。他曾在此接待她的初次访问。现在,白色的大地毯和侵入窗户的刺槐都属于她了。
  1932年夏天,她常去欧内看望拉杜什。坐公共马车,然后走小路,便到了愤世嫉俗的诗人僻静的乡间住所。这些探访亲切、愉快,宾主交谈直到深夜。乔治·桑去鸡舍摸鸡蛋,去果园摘果子,并且准备晚餐。
  "有人说他爱上了我,他大生醋意,却不承认……"奥洛尔说。
  巴尔扎克相信他们有关系。不过拉杜什回忆的是友情,充满爱恋、遗憾与幻梦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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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安安
第二章 巴黎的成熟女人
第四节 漂亮的女友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她的知己。
  ●梅里美勇敢地对地进行征服达四十八小时。
  一天,马拉盖滨河街的寓所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然而大受欢迎的女客,她就是玛丽·多尔瓦尔。
  玛丽·多尔瓦尔是一位演员,是大仲马和维尼的剧本的表演者。乔治·桑热烈地敬慕她,曾写信要求她接见。
  那天早上,乔治·桑和桑多聊天的当儿,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气喘吁吁地叫道:"我,我来啦!"
  乔治·桑从未在舞台以外见过多尔瓦尔,但是马上认出她来了。
  多尔瓦尔小巧玲珑,棕色头发,体质柔弱,额发鬈曲,两只眼睛水灵灵的,嘴唇微微颤抖,脸上富有诗意,很是迷人。她身材瘦削,腰肢柔若无骨,似乎总被某种神秘的、仅她一人感觉到的微风吹拂摆荡。这天,于勒·桑多拿她与装饰她帽子的折断的羽毛相比:
  "我可以肯定,"他说,"人们将在整个宇宙寻找和她找到的这根一样轻飘、柔软的羽毛。这根唯一的、神奇的羽毛,是某位邀游的仙女的翅翼摇落在她身上的……"
  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多尔瓦尔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某些书信中透出狂热,某些表象看似痴恋,在与男人的爱情中,乔治·桑从未体验过这种纯粹的激情,这种愉快的狂热,这种她寻求的最终的轻松。赢弱的桑多缺乏人类的热情。乔治。桑竭尽所能使自己相信是一往情深地爱他。她和他一起疯狂地追求肉体的快乐,却从未达到目的。玛丽·多尔瓦尔正是乔治·桑所希冀的榜样。
  做为两个流浪戏子的私生女儿,多尔瓦尔是在强烈而卑劣的感情中长大成人的。当她脾气发作的时候,有时便操起了泼妇的腔调。在舞台下,她什么都见过,什么都说过,什么都做过。在舞台上,这个美丽的女人则变得生气勃勃,激情洋溢。
  她原来嫁给演员阿朗·多尔瓦尔,二十二岁时死了丈夫,膝下有三个女儿。她1829年改嫁,第二任丈夫让-图森·麦尔勒是圣马丁门剧场的经理,也是一个殷勤的丈夫。
  1831年,阿尔弗雷德·维尼子爵显得特别多情。这是奇怪的一对情人:维尼子爵是荣获马尔他勋章的骑士,性情高傲,好做沉思;玛丽·多尔瓦尔则不拘礼节,对人热情,不过,在她那严肃的面具下俺盖着淫荡。维尼做为情人,以为使一个堕落的天使重新飞升。在世上,还有什么比一个在化妆室里"检验其灵魂"的女演员更令人爱慕?两人互相吐露神秘的想法,互相给予无法满足的亲热。多尔瓦尔曾笑着对大仲马说:"我变得聪明了。我又使自己恢复了名誉……到底什么时候子爵先生的父母来向我求婚呢?"在这种关系之初,维尼毫无憾意;甚至也不内疚,他说:"在情火中,生活是双重的。"
  多尔瓦尔马上邀请桑多与乔治·桑两人去她家,与她丈夫和维尼共进晚餐。
  乔治·桑穿一条紧身裤和一双带流苏的靴子来了。
  维尼大为不快:"这女人看上去有二十五岁,面貌像美术馆里的女英雄,头发乌青,鬈曲,并按拉斐尔笔下的天使的式样,一直披到颈项。眼睛大而黑,形状恰似典型的意大利女人优美神秘的眼睛。严肃的脸上毫无表情。面部下方不大好看;嘴生得不好。举止不雅,言谈粗鲁。表达方式像男人,言语放肆……"
  乔治·桑对他的评论要公道一些:"我一点也不喜欢德·维尼先生这个人,但我向您担保,要是光论心灵,我就不会这么说,"
  很快,乔治·桑与玛丽·多尔瓦尔两个女人的亲密关系便发展了。
  杜德望夫人尽管有点放荡,却仍属拉夏特尔的守旧派。天才的玛丽给她显示了一个享乐的世界。
  维尼惴惴不安,感觉到了一种危险:"我尚未猜测出这个女人的生活。她不时地去乡下探望丈夫,却又和情夫住在巴黎……她和拉杜什有某种情谊……"
  对于作家们来说,巴黎总是个很小的城市。一如从前在拉夏特尔,善良的人们现在说奥洛尔有三个情夫:桑多、拉杜什和普朗什。
  桑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于是醋意大发。他清清楚楚,情妇固有的冷漠,他并没有战胜。即使他有时上别处寻找些庸俗的、短暂的安慰,他也非常害怕她如法炮制,他不能离开她。
  1832年夏天。诺昂。
  奥洛尔·杜德望刚刚过了几个月的独立生活,回到童年的房子时就已经是个名人了。现实的结果,已经超出了她的最为雄心勃勃的梦想。然而她觉得生活吉涩、空虚。她探索如此热爱的道路,却毫无结果。
  "一切都变得丑陋不堪。充满了朝气,青葱翠绿和诗情画意,给河流、沟壑和美丽的草场带来盎然生机的日子哪里去了?……"
  唯有那泓小泉水保持着美妙的薄荷和芳草的香味:
  "它在那,宛若在雷雨之灾和时间异常之中,一颗保持着纯洁的灵魂……"
  奥洛尔寻找桑多在上面刻下他们名字的树,但卡西米尔已把它修剪了。
  "那时我多么愉快!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可眼下这村子是多么空寂、阴忧、失去了魅力!一切都成过去……幸福隐然消失,地点面目全非,心灵已经衰老。"
  痛苦的事实是:对一个既不能给她以肉体享乐,又不能给她以仰慕的幸福的情夫,她觉得厌倦了。
  "与他分开,她体验到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又使她惊愕。"
  这一年,桑多没到拉夏特尔来。其父已到别处任职。
  奥洛尔没有召他来。她给另外一些男人写信,语气如此温柔,不知究竟是倾诉爱情还是表示友谊:"我亲爱的朋友……很快我会在您的怀抱里,亲爱的……我衷心地吻您……"
  这是杜德望夫人的风格,大概没有表明任何意思,可是于勒忐忑不安,力求使自己放心。
  对这种爱情,奥洛尔失去了信心。而且,哪个男子又可能不让她失望?
  她期望理想的情夫是个主宰,是个神。可是,偏偏选择的情夫却是个弱者,是个凡夫俗子,因为她想支配他。她既是个男子汉,需要自由自在;她又是个女人,需要她的"窝",她的孩子。
  她希望离开诺昂,独立无羁地生活,可一旦放弃家,放弃家务活动,她又发现强烈的爱情由于缩小到她仅有的热情,便不能长久地满足她自己的需要。
  桑多是个毫无经验的青年,因为爱得大强烈,也就爱得不高明。他不知道,"自负的女人鄙视那相当谨慎而为之牺牲自尊的情夫"。
  然而,奥洛尔并不希望断绝这种关系。获得如此大的荣誉之后,她把幸福变成了一个自爱的问题。不过她并非不明白自己的恋情。当他决定返回巴黎时,她写信给古斯塔夫·帕佩,说:"我走了,血液带着激动,心灵却怀着失望。不过您别介入此事……我将看望于勒。如果我们互不理解,那谁也不能医好我们……"
  1832年10月,她和桑多恢复了同居生活。两人互换戒指,重修旧好。不过,美景不长,无聊潜入了两人的内心。
  于勒游手好闲,这激怒了勤奋的情妇。
  "这种艺术家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前相当吸引她;这种财富和贫穷的交换,起初她觉得那样有诗意,现在她只觉得是一种相当没趣的怪僻行为,或至少,是一种幼雅的举动。"
  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指责乔治·桑。他们原来喜欢这一对情人,因为在他们眼里,这对情人是浪漫主义爱情的化身。可现在女主人公表现脆弱,他们因此颇有怨词。
  公众的议论坚持说拉杜什、普朗什是她的情夫。乔治·桑自己不承认。不过爱弥尔·勒尼奥看得仔细,责备"她的难以满足的风骚"。
  在她这一方面,她也埋怨于勒。她原先借口写作,放弃共同生活,给他另租了一套小寓室。现在她指责他在那里接待一些情妇。在她的《私人日记》里,1832年夏天,她曾写道:"别人有懒惰的习惯和温柔的谅解,且让他们有吧。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了严重的创伤,那就不可能重修旧好……"
  既然情夫不是盼望之中的神,那么便成了她必须推倒的偶像。
  他们之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闷。起初,是一些不知怎样引起的争吵,最后以哭泣和亲抚结束。只要泪水加入其中,对于爱情,这些小风雨就犹如酷暑季节降给大地的一场阵雨。不过,很快就形成了一些雷雨:吵骂划过长空,像惊雷一样炸响。
  在日常生活中,奥洛尔如此淡漠,而在脾气发作的时刻,她勃然大怒,性情极为凶猛。由于这是名誉攸关的问题,所以对于断绝关系,她还踌躇不决。到了1833年初,她下了决心以后,便像个男子汉大丈夫,干干脆脆地一刀两断,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她把于勒的房子出租,让他申请得到一张护照,在去意大利的驿车上订了一个座位,并且借钱给他旅行。
  那天,奥洛尔穿着灰色的男礼服,烫了褶线的裤子,迈着坚定的步子,来给于勒·桑多送行。
  事实上,桑多并没有马上走,他吞服了吗啡醋酸盐,但剂量过大,呕吐了出来。在这对情人中,他是被牺牲的一方。
  在他们周围,人们都指责奥洛尔,然而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她无情地行动,以了结使她难以忍受的恋情,但这并不阻止她怜悯受害者。
  断绝关系的那天,她写信打发勒尼奥去桑多那里:
  去于勒那里,照顾他的身体。他的心灵受了伤。您不要再使它振作,不要尝试这样做。我什么也不需要。我甚至希望今天独自待着。
  再说对于我,生活不再有任何意义。努力让于勒活下去。对于他来说,长时间内,这都是可怕的,不过他毕竟还这么年轻!或许有朝一日,他不会后悔这样生活过。您不要抛弃他,我也不抛弃他。我今天和以后每天都去看望他。让他不要放弃写作,叫他不要在痛苦之外又因自甘贫困而节衣缩食。他永无权利阻止我当他的母亲。去吧,朋友,上他那儿……
  关系绝断后,乔治·桑恢复了平静,重又成为她得心应手的女活动家。
  她通知房主,解除于勒住房的租约,并结清了两期房租。她把于勒留在衣橱里的几件旧衣服打了一包,让人送到勒尼奥那里,因为桑多回来后,她不希望和他做任何会见,发生任何联系。他的所作所为,使她觉得内心受到的伤害太深,以致除了深情的怜悯,不能对他保持任何感情。他的自尊心——她仍希望——不会接受这个条件。她要让他明白,将来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他们再度亲密。
  在圣洁的友谊与漂亮的女人之间,永远有障碍存在。对于乔治·桑来说,与桑多的绝交并不是那年唯一的伤心事。
  当拉杜什这个尖刻易怒的男人、嫉妒的老师"培养一个才子时",不容许雏鹰以自己的翅翼飞翔。他给了巴尔扎克支持,但新近又与他闹翻了。
  巴尔扎克说:"拉杜什嫉妒、记恨,心地歹毒。这是个毒液库。"两人从此不再说话,并且拉杜什指责乔治·桑继续接待巴尔扎克,而巴尔扎克则对乔治·桑说:"您得小心!哪天早上,也不知为什么,您就会发现拉杜什成了死敌。"
  拉杜什为了反对浪漫主义团体,写了一篇题为《文人相亲》的文章,巴尔扎克就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文人相轻》作答。这时,事情便发展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拉杜什感情被大大刺伤:"做为一个作家,我刚遭受了一场攻击,和一些尖刻的批评……而侮辱者却实实在在是杜德望夫人的常客。"
  一些好心的朋友告诉奥洛尔,拉杜什从此一谈起她就怒不可遏:"她被光荣弄得飘飘然了,牺牲真正的朋友,轻视忠告良言……"
  那些好心人又把乔治·桑也许说过的话带到欧内。
  "在这上面,我感谢杜德望夫人,"拉杜什说,"尽管她迫不急待罗致恶意反对我的人,并到处宣扬,以便更稳当地充当他们的首领,我也宁愿被我尽力效劳的人冒犯,而不愿什么时候忘记感谢人家。"
  他托人传话,叫她不要再去欧内。于是她因为发现自己与第一位老师不和而痛苦。
  至于与巴尔扎克,他们一直相处融洽。乔治·桑钦佩他,觉得他谈吐有趣,才华横溢,并喜欢叫他满怀激情他讲述他未来的作品。不过巴尔扎克喜欢桑多,因此,桑多他们绝交以后,他便很快做出了抉择:
  于勒·桑多是个年轻男子。乔治·桑是位女人。我对两人都感兴趣。因为一个女人为了追随所爱的可怜青年,不惜抛离一切,我觉得这是壮举。这个女人名叫杜德望夫人,碰巧才华冠世。……我喜欢这两个情人。他们住在圣米歇尔滨河街一幢房子的顶楼,又高尚,又愉快。杜德望夫人已经有孩子。光荣到来了,把不幸扔在鸽棚门口,杜德望夫人认为,由于孩子的缘故,她得离开他。于是他们分离了。可是我认为,分离起因于乔治·桑,或杜德望夫人新爱上了同代人中最恶毒者拉杜什。此人是我从前的朋友,是最有诱惑力的男人之一,可是极为歹恶。即使我没有证据,表明杜德望夫人疏远我——因为我过去经常友好地接待她与桑多——有这点也够了。可是她写了一些讽刺短诗,挖苦从前的主人,并且,我昨天遇见了灰心失望的桑多。这就是《瓦朗蒂娜》和《印第安娜》的作者其人……
  当桑多几个月后从意大利归返时,巴尔扎克大为怜悯他。小于勒心灵有伤。巴尔扎克受了感动,表示愿意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并且一直让他住到他在戏剧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为止。他说:"这艘痴情的沉船,必须先把它装备起来,然后把它领入文学的海洋……"
  事实上,被抛弃的情人即使没有忘却旧情,也已经平静下来了。
  两年之间,于勒·桑多的面貌奇变,生着金黄鬈发的头开始过早地谢顶。眼睛更凹,更富有表情。他经受了痛苦;他诅咒奥洛尔。然而从这种痛苦中,产生出了他微少的才华。他根据这段艳史写作了长篇小说《玛丽亚娜》。这部小说倒也不乏真情。他在里面客观地描绘了他的不可忘怀的第一个情妇:
  田野的寂静、学习、悠思遐想和阅读培养了玛丽亚娜。她的才干胜过温柔,想象胜过感情,好奇心胜过真实的感受。迄今为止,她仅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中。她独自一人在克勒兹河边,在山坡上,沿着青翠的篱笆,预先安排一种英雄的生活,充满了耿耿忠诚和高尚的牺牲。她隐约窥见了斗争、拼博、受阻的爱情和动荡的幸福。还没来得及享乐,她就已经精疲力竭了……
  时间的水流和生活的巧合不断地把陌生人冲到人们身边,且其中有一些留在这里。新朋友就这样代替了被落潮带走的旧朋友。乔治·桑失去了第一个顾问拉杜什;圣·勃夫又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她的知己。
  圣·勃夫,这个年轻的批评家和乔治·桑一样,1833年29岁。他已经因为观点的敏锐而使人敬服。由于担心变化无常的生活,他便尽力依附维克多·雨果的家庭,然后,由于爱上了雨果的妻子阿黛尔,他又憎恨维克多。在他的内心和日记本中,他嘲笑雨果既幼稚又巨大,其玩笑"是用白色的缆绳串缀的",其戏剧是"独眼巨人岛上演的木偶戏",这个"卡利榜装出莎士比亚的样子"。
  圣·勃夫做为评论家,错误地为自己没成为一个创造者而惋惜,就好像重要的批评不是一种创造似的。他喜欢刺探女人的秘密。他进入她们家里,听她们仟悔,给她们忠告,然后把泄露秘密提到天才的高度。在谈话中,他把才智掩藏在平庸的话语后面。
  从《印第安娜》问世起,圣·勃夫就赞扬乔治·桑这位神秘的、天才的女小说家。
  她知道这点,因此,1833年,在《吕克莱修·波基亚》首演之时,曾写信向他要两张票,给自己和桑多:"您是维克多·雨果的朋友,而我们,我的假名和我本身,都是他热烈的仰慕者……如果我给人添麻烦,就请告诉我,不过您亲自来告诉我……"
  他寄来了票;她则坚持要他来访:"您一定要来,什么时候想来都行;我随时都在家接待您……尤其是您不要恨我,因为我渴望着您的友谊。对您说这个或许有点荒谬,不过既然人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也就不会因为担心错误的解释而打退堂鼓……"
  对于热衷于听人家秘密的圣·勃夫来说,乔治·桑确是一个好猎物;对于乔治·桑,圣·勃夫很快成为难得的文学和情感顾问。在乔治·桑与桑多绝交的风暴刮起时,圣·勃夫得意地注视着这个好现象。有好几次,他和可爱而无耻的霍尔滕丝。阿拉尔一起在马拉盖滨河街乔治·桑家吃饭。
  霍尔滕丝·阿拉尔当时是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情妇,从她嘴里,圣·勃夫获得了有关夏多勃里昂晚年的珍贵叙述。霍尔滕丝带来一个日内瓦青年,他的名字叫夏尔·迪迪埃。在佛罗伦萨时,他也是她的情夫。
  对一个女朋友爱着的男人,每个女人都感兴趣。乔治·桑以好奇与赞许的目光盯着迪迪埃。他英俊,举止冷漠,不过有男子汉气概,非常吸引女人的目光。杜德望夫人这一天并不让他喜欢:"她既不热情,又不随和,"他写道。"她是一个怪人,我不相信她能够满怀激情。"
  耽于肉欲者自有本能。尽管乔治·桑表面冷漠,日内瓦人迪迪埃却并未弄锗。
  乔治·桑当时在痛苦中创作,并念了长篇小说《莱莉亚》的一部分给圣·勃夫听的。这部书虽然仅仅是肉体上无能的长篇自白,却因仟悔的直爽而具有重要价值。在那里面她通过描写爱情的失望,并分析其原因,而感到一种忧伤的慰藉。
  女主人公莱莉亚是个拒绝爱情的女人。她姿容秀美,人品高尚,但是像雕像一样冷漠。年轻诗人斯泰尼奥热烈地爱着她,试图让她激动,却是枉然。
  莱莉亚富于幻想的知己特朗莫尔,既是上流社会人物,又是苦役犯。他求她不要把她冰冷的气息吹到斯泰尼奥的大好年华上。
  但莱莉亚没有勇气弃绝。"我乐于抚摩您,"她对斯泰尼奥说,"乐于端详您,就好像您是我的孩子……"
  这就是爱情中的母性不协调的、令人不安的主题。后来,这种主题那么经常在乔治·桑的生活中引起回响。
  可是莱莉亚希望的,不是像一位母亲那样去爱,而是像她亲姊妹,妓女普尔舍莉(她在小说里象征肉欲的爱情)那样去爱。她试图那样作,但大失所望。
  于是,对莱莉亚来说,开始了她称为"牺牲与克己"的生活,因为她同意给予情人她不能分享的肉体快乐。
  对于想了解乔治·桑的人,小说中下面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
  缺乏个人满足在我的官能上引起的强烈刺激,使我长久地爱他……我和他在一起,便有一种奇怪而狂热的欲望,任何肉体的拥抱都不能使它满足。我觉得我的胸脯被一团熄灭不了的火烧的,他的亲吻并没带来任何缓解。我以超出常人的力量将他紧搂在怀里,然后我倒在他身边,精疲力尽,灰心泄气……欲望在我身上,是一种心灵的活力,早在唤醒感官的能力之前就已经使它麻痹;占据我的头脑并仅仅在此集中的,是一种粗野的狂热。在我的意愿巨大发展的期间,我的血冰冷、无能而又可怜。……
  当他心满意足,昏昏沉沉的时候,我却躺在他身边,一动不动,心情沮丧。我就这样一个钟点一个钟点地看着他熟睡。这男人,我觉得他那么美!……我沸腾的热血波浪般涌到脸上,接着难以忍受的颤抖传遍了我的四肢,我觉得感受到了肉体的爱情带来的心绪不宁,和肉体的欲望越来越大的骚动。我极想一下把他唤醒,抱在怀里,要求他亲抚。这种亲抚,我尚不善于受用……我抵抗着我难以满足的要求的痛苦,因为我清楚,他不能平息我的痛苦。……
  有时,在困倦中,被这些打破禁欲主义思想的狂喜所俘虏,我就觉得自己和他一起被带走了……于是我在一种说不出的感官快乐的波涛里游泳;我伸出懒洋洋的手臂勾他的脖子,身子倒在他的胸部上,嘴里喃喃地说些含糊的话。但他醒来了,于是我的幸福就完蛋了。我又发现了人,粗鲁的、贪婪的,像猛兽一样的人,于是我惊恐而逃。但他紧追不舍,声称他的睡眠并不是白被打扰的,他将在一个昏厥的、半死不活的女人胸脯上,领略他粗野的快乐……
  我的官能远未减弱,反而恢复了。春天的芬芳和光彩、和煦的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令人兴奋的影响……又把我投进新的惶乱之中。我感到焦虑不安和模糊无力的欲望在刺激我,我觉得我还能爱,今后还能对此有所领会。第二个青春比头一个青春更旺盛,更激昂,让我的胸脯频频颤动。在这些欲望和担心交替出现之中,我随着力量的恢复,又把力量消耗……我梦见一个陌生的魔鬼拥抱我;我感到他的热烘烘的气息灼烧着我的胸部,我把指甲掐迸我的肩膀,却以为是他的牙齿咬我,留下齿印。我以永被罚人地狱为代价,要求快乐……曙光出现时,我已疲乏不堪,脸色比晨曦还苍白……我发出痛苦和愤怒的喊叫,试图以此来解除痛苦……
  由于莱莉亚的想象使她的希望升得过高,所以落下来也就更头晕目眩。她因为这场跌落耗尽了力气,所以不再爱她的第一个情夫。不过,分享这种她未感受过的、但被别的女人如此轻易地获取的幸福——肉体的爱情,成了她唯一的念头,她的行为的唯一准则,她的意愿唯一的目的:
  在让我的欲望朝影子飘去后,我有时在梦中跟在它们后面跑,在它们飞的时候抓住它们,蛮横地向它们要求幸福,至少也要求几天的感情激动。由于这种看不见的放荡不可能使人不快……我便毫无内疚地沉溺其中。在想象中,我不仅对正在爱的男人不忠,而且每天都背弃头一天所爱的人……
  莱莉亚跟了一个又一个男人,因为没有一个男人给她快乐。
  小说显示出,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产生了照亮思想的光辉。年近三十岁的乔治·桑分析自己时已有自知之明。
  圣·勃夫读完这部小说,次日就写信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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