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作者：师东兵
序言 一个文革政治家的肖像和思考
写完我的《文化大革命纪实系列》长篇纪实文学后，我的重点转移到一些当年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等具体人物命运上来。我计划选择一些非常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用文学的笔触来剖析他们的归宿和灵魂，使我的这套纪实系列能更为完整地给那场被称为大革命的运动画上一个句号。因为人们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没有真正的结束，起码还没有在理论上给予最后的结论。尽管饱含伤痕的一些作家对那场给无数人带来灾难的"革命"已经有了许多的批判和揭露，但是真正从根本上或者说从实质上进行了剖析的作品不多。党内元老式的党史专家胡乔木以极大的愤怒说："让我们永远诅咒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绝不是简单的骂一骂或者写上几篇文章、作上某个决议就能解决问题的。没有科学的、实事求是揭露和再现当时的真实。后人是不会像今天的当事人那样对此采取同样的态度的。所以。就有了我的一系列的创作计划和具体的安排。
张春桥，就是我这个写作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研究文革。离开了这个人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或者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是一个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高潮以至几个回合的惊心动魄的较量，最后到结束的一个最为典型的政治家，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文革领袖人物。他一生最精彩的就是文革中的经历，人们感兴趣的也是他在文革中的表现，重点是他参与策划一系列机密的那几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本书继续体现作者一贯追求的风格，将在这里真实地剖析张春桥的真实灵魂和真实的思想以及他所参与策划的种种可以公开的或者不可告人的那些点点滴滴。
关于张春桥的书籍已有不少，公布的材料仅限于他得势时的讲话、活动和他垮台的揭发、批判，其实他的另外的活动人们知之甚少。本书将把视角剖析的重点放在了这里。对他的思想和灵魂。对他的背后的活动和机要问题的再现，对他的对手的真实情况的揭示，都是我们需要研究和了解的。没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就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和研究。
张春桥，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关心是从研究那段令人永远难忘的历史开始的。所以，我历来主张对这样的人物应该撇开一切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就从历史来研究他的整个一生，就是为了顾全他为之奋斗的那个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目标。无庸讳言，他是那个理想和目标的信奉者和牺牲品。作为政治家，他是无可奈何的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赖以生存和傲笑今日人间的信仰支柱和动力。他和他的同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和先他死去的各类政治家外，只有两个政治家始终不渝地坚持信奉这场所谓革命和实践：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
不管人们对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谴责，他始终是一位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人物。这个历史地位决定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人，有时依仗了事件，会成全了自己。时间，往往随着一些人物的存在，变得珍贵起来。不管哪种原因，我的这部作品都会给历史留下点滴痕迹的。因为我选择了一个无法叫历史遗忘的人物。
所以，对张春桥的研究，就成了研究文革史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撇开了对这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的探索和求真，就无法准确的总结那段历史，也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和有益的经验教训。
我始终认为，现在做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时候了，但是我偏偏却选择了一条用文学再现这段历史和再现那些人物的道路。我认为，把那段难忘的历史风云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比用理性的语言更为准确，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物竞天择，在文学上，各种风格的花朵都有开放的权利和义务。作家，面对历史、生活和现实，可以有用笔驰骋的自由，这和政治家用自己的言行写历史一样，作家只是追寻着他们的脚步前进。只有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后，各式各样的人物才能在作品里找到他们眼里的美和丑。
如果说文学是人生的幽默，那我只能首推带有哲理的我的这些纪实作品。我自信这里会有政治家智慧那耀眼夺目的闪光和带有哲理的启迪。这里的哲理是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所追求的。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都会从中得到情、理、美的升华。我从来就不想丑化或美化什么人，因为这决不是属于作家范畴的任务。我也不想对历史作什么这样那样的评论，这也不是作家的职责。我认为，作家只有真实的再现历史和把真实告诉人们或读者。其余的让给专门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们来做。
这里只有真实的人生和斗争，而没有空洞的说教和灌输。这就是我的所有这类书的特点。当无数的骗子和伪君子们强奸历史、愚弃人们多少年后，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再现出来，究竟有什么不好和不利因素呢？聪明的读者和所有看了此书的人们是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作家，永远面对着的是一个广阔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也永远面对着一个神秘的或深邃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冲撞，产生了一系列的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我从来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会有这样的待遇。
聪明的政治家从来不干预作家手中的笔，他们相信历史的公正和无私。无论对他们的贬和褒，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自己走过的路程的一部分。既没有必要删除也没有必要喝斥，因为那都是你自己的影子。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精心的编造他们的故事而指定作家必须这样写而不准那样写，结果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历史而被人评说。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会作出一切他们认为正确的说法的。
作为政治家，张春桥已经走完了他的道路。这条道路属于历史了，也就是说，人们有权对他的道路加以各种评说了。这里既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诽谤，而只是给人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同样属于另外的人们，而绝对不会属于张春桥或类似他那样的人物。
与史同存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痛苦；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耻辱。只有在这两者中不断地生活和选择，一个人的生命才会放出永恒的火花。
不要回顾失去的机遇，那是属于别人的东西；应该永远面对着未来，那里必定有属于你的一份。
鲜血不一定珍贵，泪水也不一定可惜。有时废墟更会对人们有所启发，往往失败才是最为辉煌的记载。
当我写着这本书的时候，总感到有许多的话永远也写不完……
师东兵
一九九六年六月廿二日晚上七点半于书房
第一章 铁窗 对张春桥来说并不突然
对张春桥来说，他永远忘记不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的那个所谓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实际上是一个诱捕他的骗局。就在他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的时候，等候他的是早已布置好的抓他的警卫，还有组织这次行动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还有那个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却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真正信任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就是这三个人，竟决定了中国自毛泽东逝世以后的整个命运。看起来并不出众的人物，一旦他们拥有了权力，果然能在政治的天平中产生重大的倾斜。这使张春桥相信了那句名言：强和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关键要看机遇之神是不是不对你青睐。当你失去了机遇之神的时候，惩罚就会紧跟而来。
在华国锋宣读那张对自己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张春桥就紧紧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得很仔细，那位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手，在微微抖着，他的厚厚的嘴唇也在索索地哆嗦。话语也不流利，好几个字竟然发错了音。是的，他从骨子里就没有看得起过这个人，料定他将来肯定经不起大的风浪。可是，今天他却干出了这种事情！这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只有叶剑英的眼睛里，对他明显地闪出憎恨的火花。那种火光，他看见过几次。但是，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清楚，都感到触目惊心！他和他是老冤家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两个人就开始较量上了。他认为，原来这个花花大帅是想依靠林彪来遏制中央文革小组的，但是林彪不上他的当。林彪并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他宁肯组织黄永胜之类的将军，也不敢使用送上门来的元帅。这也好，使得这位开国的元帅另起炉灶，形成了一个被毛泽东一度称之为“老右集团”。林彪摔死后，毛泽东从平衡权力的需要出发，重新启用了这些“老右”们，没想到，他们并不对毛泽东的大度表示任何的感激，反而要不断地搞“右倾翻案”，终于触恼了奄奄一息的毛泽东，在撤销邓小平的同时，强令叶剑英“因病休息”，把军权交给了陈锡联。现在，他对自己的仇恨的起因，只有他自己能够说得清楚。
汪东兴没有坐在椅子里，但是一看他那副打手的脸谱，他就断定他在这个政变里起了关键性的组织作用。他曾经秘密派人调查和监视着外面的军队进军的动向。但是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情报。从站在身边的警卫战士和干部来看，全部是中央警卫团的人。这足以说明了此人所起的作用。是的，他曾经在一九七○年八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林彪、陈伯达大骂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没有计较过他，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时，毛泽东一再保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好话，但是他还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后和他们终于勾结上了。
张春桥临出门的时候，再次和汪东兴打了一个照面。那是一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照面。张春桥的脸色苍白，眼睛里充满了仇恨的血丝，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他自己认为多年的战友行列里的人会对他下了这样毒手。张春桥自己感觉到他的手在嗦嗦地抖动了两下。但是那显然不是怕。而是出自恨。
“华国锋同志宣布对你隔离审查的决定，你听清楚了吗？”汪东兴跟着他出来后，重重地问了他一句，张春桥扭过头来，哼了一声：“你们经过政治局讨论和研究了吗？你们这是非法的，是反革命政变！你汪东兴应该知道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
汪东兴反唇相讥道：“现在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你还是回去好好反省你自己的过错吧。”
张春桥对此已经意识到了，现在说什么话也不顶用了。对他们已经失去了说服的可能。他曾经设想到了在未来的中央全会上会发生的分歧至斗争，那将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而那一切都是通过中央委员们的表决来决定的。只有到了最后揭晓后。自己才会对有些人采取一定的措施。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看起来温顺、忠厚的华国锋和他一直认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汪东兴会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张春桥曾经让萧木给上海传达他的指示，那个指示里概括了他的担心和思路：
“阶级斗争形势你们要经常地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要提高我们的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人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开的，比起那时候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倍，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这个挂帅人物，我们要看准。邓小平不行了，不等于修正主义就没有势力了，他们还要和我们较量。究竟谁胜谁负，还有一个较量的时间。至于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方面不要着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的。”
还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廿六日，也就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的这天，毛泽东在听取完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他们说：“我现在正考虑这一重大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事，那就是列宁为什么说要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打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周恩来、王洪文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汪东兴曾经对张春桥说：“主席认为你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你在理论上可是要多帮助我呀。主席说的这个理论问题多么严重，你可以先讲讲。我的理解是在专政问题上含糊不得，你不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就要对无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就专了我们的政。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就更加厉害了。”
张春桥开玩笑地说：“你手里有枪杆子，中央的警卫大权在你手里。资产阶级要专我们的政时，你手里的枪杆子干什么？就要和他们干呀。汪主任啊，我说这话也可能不是多余的，说不定真要有这么一天。林彪当初就要这样搞，只不过没有搞成。他说搞成不等于别人就再也不想搞了。所以，你要有这个准备，就是不等敌人动手，我们就要动手。”
现在，这句话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是的，当时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张春桥思考了好久。在他们俩整理的那个谈话记录上，他选了四段，画了好多的红道道，以便加深理解。这四段话是：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张春桥和姚文元反覆讨论和理解毛泽东这些指示后，张春桥说：“主席在这个时候讲这些话，不同寻常呀。主席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说明主席已经把问题研究透彻了。从林彪的政变纲领来看，他们的活动和对我们的攻击是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的。如果不从这个问题上研究和讨论．我们将无法认识许多的现象和问题，我们要分一下工，我写上层建筑，你就论述林彪的社会基础。”
他们经过几天的翻阅马列著作，选出了三十多条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张春桥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三条：
一条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话，毛泽东经常在他的讲话中加以引用，即：“在资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张春桥说：“这就很深刻地讲清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性要性和它的历史任务。我们现在好多的同志并不一定了解这一点，把这个任务看得简单了。”姚文元说：“有些人根本就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在上层领域里的专政。究竟该怎么专政法？如此对党内走资派怎么专政？抓起来？还是交给群众？好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
所以，张春桥就找出了马克思的第二条，是这位导师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文章里的一段话：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由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产生关系相适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姚文元说：“这些话，别说普通老百姓，就连我们政治局里的绝大多数也未必能理解马克思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就像周总理和邓小平也未必同意这些观点。”
张春桥笑了：“你以为政治局里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错了，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是事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在政治局里也是少数。所以，毛主席才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第三段话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的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张春桥对姚文元说：“这就是我们写文章的灵魂。毛主席给我们讲的也很清楚，和我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按劳分配、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必须对它们加以限制。现在有的大官们，出入有小轿车，配备有公务员，有特殊供应，这和资本家有什么区别？比资本家要厉害得多！”
经过一番紧张的研究后，姚文元写出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批准后，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一个月后，即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经政治局讨论后，毛泽东批准，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张春桥的文章特意强调：“……‘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他讲解了一番马克思、列宁的论述后，断言：“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站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
一年半后，这种危险不是活生生地变成了现实了吗？张春桥这样咬牙切齿地认为。
汪东兴在逮捕张春桥后的一月后，奉命和张春桥进行了一次谈话。那时的张春桥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度和气派，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高度近视镜后的眼睛无精打采，眼睛里还是布满了血丝。足足有几天没有睡觉似的。但是，当他看到汪东兴进来后，马上强抖了精神。
“春桥，我是让你来写检查的。”汪东兴对他慢慢地说道，“事到如今，我想你应该清楚了，你的问题传达以后，受到了全党的批判，你只有赶快采取主动，才能争取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处理。”
“你是来劝降我的？是吗？”始终一言不发的张春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你们这是妄想！除非你们能认识到你们的错误和罪行，否则我和你们再没有什么话可讲，我和你们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八点钟起，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汪东兴问道：“你难道真要抱着花岗石脑袋去见上帝吗？我告诉你。就连王洪文也写了检查，认了罪，你还有什么可硬顶的道理呢？”
张春桥哼了一声：“我再次告诉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列宁主义者，在你们没有认识到你们的错误之前，我没有什么可向你们谈的。”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错误吗？”汪东兴大声问道，“你就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都没有吗？你这个人是从来不知自我批评为何物的。这就是你垮台的教训，我作为你们专案组办公室的主任，我有权力审讯你！”
“我也有权力拒绝你的任何问题。”张春桥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是胡闹！是对毛主席事业的背叛！你们没有资格和我谈话！”
“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人民，就是要批判你！就是要摸一摸你老虎的屁股！”
张春桥把身子一转，果真给了他一个屁股。
汪东兴冷笑道：“我再次提醒你，你这样的态度对你的处理没有任何好处。”
张春桥双手一背，干脆在房子里散起步来，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听见汪东兴说什么。后来，就不管汪东兴再说什么，他也不开口了。
是的，对他将会遭受这种铁窗的生涯，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作过充分的准备。
他对他的老婆文静和孩子们经常讲：“我是随时准备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的事业献身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但我，就是毛主席自己都多次讲，他要准备五个不怕：为不怕杀，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销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江青就和我讲：‘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可就没有退路了。否定了这个机构，我们都去坐牢。到那个时候，天大的事情我一人担，能保存一个就保存一个，我可以和主席离婚，保存我们主席。’话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你们别想好事，到了那一天，一个人也剩不下，你就是跪在人家面前，人家也是不会要的。投降也不要。社会主义革命，到了一定的时候比战争年代还要残酷。’你们说，我没有这种准备行吗？”
这些，现在都灵验了。
第二章 全国奋起声讨时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了
张春桥盯着一张一张声讨和批判自己的报纸，异常冷静。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想要把这些倒回去是完全不可能了。劝阻华国锋和汪东兴回头是岸，也很不现实。自己已经落入罗网，完完全全是那么一种龙困沙滩、飞鸟囚笼的味道。
“张春桥，你别抱任何的幻想了。”专案组派来的人以华国锋的代表自居，他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对你只有是从严处理，还是从宽处理的选择，而没有其它任何可以复辟的可能了。就是你们统治了十几年的上海，现在也已经完全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你们的同伙全部落网，你们已经陷入了人民群众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如果你能揭发江青，和她划清界限，把你们的非法活动交待出来，华主席还可以考虑给你一个机会。”
张春桥坐在属于他的椅子里，纹丝儿不动。是的，他所期待着的上海肯定会有行动，从报纸上的动态来看，战友们的抗争肯定也失败了。但是他固执地认为，造反派们反复辟的斗争即使失败，也不过是斗争的延迟而已。他就不相信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这些革命派会容忍这种反革命的右派统治！
“胡闹，你们简直是胡闹！”张春桥连声说了几句，不再答理专案组的人们。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一段时间没出现的华国锋亮相了。华国锋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脑袋由原来的小平头变成了毛泽东似的背头，看样子是故意蓄了一段时间头发。张春桥将刊登他照片的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骂了一句：“这个无耻的叛徒！”
华国锋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会议上，对多事的一九七六年作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概括：
“一九七六年即将过去，一九七七年就要到来了。全国的形势和任务，是同志们所关心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回顾一下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战斗历程，展望一下一九七七年我们的战斗任务。”华国锋的眼睛长时间地扫视了一下会场上的人们的反应，继续说：“一九七六年，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严峻考验的一年，是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激烈的大搏斗，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倒退、大分裂，使我们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导的航向，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前进。一九七六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这场历史性大决战，是在毛主席逝世，我们党面临巨大的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具有特殊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刊登这个讲话的报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记住了这个日子，是毛主席的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开始。他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不提了，我看用不了多久，他将要把邓小平扶正上台。这样就完成了他反革命右派复辟的最后目的。”
他还在华国锋的如下讲话上，画上了几条粗黑的杠杠。因为这里没有人给他纸巾和笔，他除了在报纸上作些特殊的记号以外，再没有其他表示自己意见的方式：
“这一年，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我党我军和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领导我们党和人民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的毛泽东主席，还有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先后逝世。在去年，康生副主席、董必武副委员长逝世。这样短的时间里，有这样多的在人民中享有威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逝世。确实给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毛主席的逝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华国锋这样讲道：“这一年，我国又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国家里，每年总有局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但是今年不仅一批地区旱、涝、低温、早霜等灾害相当严重，而且龙陵、唐山、松潘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烈地震。特别是唐山地震，对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是历史上少有的。党中央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震救灾的英勇斗争……”
张春桥看到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那时的严重局面。他已经预料到那样复杂局势下，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不同的政治家们将要有一场不同的考虑和不同的表演。但是，他就是没有想到华国锋会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那样的手段！但是，华国锋却使用了一副颠倒黑白的语言来形容那时的情形：
“就在这时刻，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却丧心病狂，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企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加快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举行了空前猖狂的进攻，妄图一巴掌把党和人民打下去。如果他们竟然一时得逞，那就会造成党和国家的大倒退、大分裂、大内战，他们就会直接投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依靠侵略者的刺刀维持儿皇帝的宝座。这样就会内乱外患一起来。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资本主义复辟的十分现实的危险。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乱滚。这样的严重局面，建国以来所未有，建党以来所罕见……”
张春桥激动地在巴掌大的天地里走来走去，思考着华国锋这些他认为是屁话的内容将在全国全世界引起的反应。是的，他佩服这篇讲话的起草者耍弄文学的技巧，再通过这位欺世盗名的他自称为温顺、敦厚的高级政治骗子之口讲出来，就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了。
他特别注意到了华国锋讲话里所说的“批邓另搞一套”的提法．他立刻料定了华国锋一定要为邓小平翻案或者是他在别人的压力下要为他翻案。实际上，在毛泽东生前所搞的重要文章和文件。都向党中央主席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批准和支持，“另搞一套”从何谈起？华国锋这样说，就是要先造成一个假象，好像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的斗争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人正是华国锋自己。他对当时的斗争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却来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完全嫁祸于我们这些人，这是什么政治斗争？纯粹是栽赃陷害，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张春桥这样想道。他知道，邓小平之类的人早已就把整倒自己，作为了他们最终实现所谓整顿的目标。现在，这个目的通过华国锋之手实现了。
张春桥很想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以便将来正本求源。但是，现在怎么能够做到这点呢？他又开始犯愁了。
毛泽东在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曾经当着华国锋和张春桥等人的面说过：“我又批江青，是因为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但是我同邓小平之间的现在的斗争，是原则问题。江青和你们的工作方法问题，不要大惊小怪，慢慢解决，提高水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但是批邓，则必须要抓紧。这是国内最主要的任务。关系到将来。”
是的，就在一九七五年冬天，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到开始批判他。这就使相当多数的人们惶惶然地注视着政局的变化与发展，关心起邓小平的政治命运来……
其实，事情的发端正是开始于华国锋。
一九七五年九月底。华国锋两次约张春桥和江青谈话，告密说：“邓小平几次在一些场合散步毛主席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医生说他患的是运动精神元病，预计只有一年半的弥留，希望政治局做好应变准备。”他特别强调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极其不满，对刘少奇在几个场合下表现出同情，中央应该对这个现象引起注意。”
张春桥建议华国锋，把这些情况通过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正式汇个报。于是，华国锋分三次和毛远新进行了谈话。
为了准确地表达华国锋等人的意见，毛远新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和华国锋、张春桥、纪登奎、陈锡联等人作了商量和研究。这个提纲的内容是：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误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要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华国锋当时对毛远新说：“这三点抓得准，击中了当前一些人的要害。小平同志的要害就在这里。”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里还写道：“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这些都必须弄清楚。主席已经对许多的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和指示，但是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人似乎都想否定。从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反极左就有这种矛头，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中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华国锋当时也说：“这样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这样提出问题，非常明了。”
毛远新的汇报提纲尖锐地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要凶。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他那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根据这些情况，我担心中央会出问题，怕要出现反复。”
华国锋当着好多人的面赞叹她说：“远新同志的这个意见很重要，很有份量。我们为了在全局上坚持毛主席的既定路线，防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须及时地向毛主席汇报这些问题，供他老人家及早决策。我早已看了出来，毛主席支持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让他更好地发扬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恢复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的希望和小平同志的整顿思想，可是格格不入的，这就要出问题呀。”
江青听到华国锋的这个态度后，很高兴地对张春桥说：“国锋同志看问题还是很尖锐的，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是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我听主席讲过，这个人办事情，会靠得住的。你看，邓小平就是听到主席得了那么一个怪病，就想另想炉灶，要和主席唱对台戏了。他的暴露是必然的。我从邓小平这里又联想到了《水浒》里的宋江，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举义’那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现在，邓小平这个宋大哥，也是迫不及待地要为刘少奇那个王朝的人招魂呢。结果在梁山伯山寨激起了一片的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的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华国锋肉麻地说：“江青同志一下子就把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讲透了，到现在为止，我才真正理解了主席评论《水浒》的目的。好，今后在文化上我看江青同志和春桥同志的了。跟着你们绝对不会错。”
华国锋等人支持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看法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毛泽东明确地认为：“邓小平的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看来他是想翻案呢。他要把他的许诺和保证收回去了呢。”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在十月三日召集这些人开会，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特意强调：“主席要小平同志主持会议，起草一个决议，对建国以来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也作个批判。这是当前的一项任务。”
邓小平则断定这是毛泽东的身体危机的信号，就顶道：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嘛。你说回潮，我认为值得研究。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的工作方针怎么样，主席还说是对的嘛。怎么又有这样的情况呢？”
毛远新当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的指示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你突然问主席一句，主席怎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呢？再说，你给主席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和小谢的材料，主席当时并没有看。主席看了以后很生气，再次说：‘小平为什么对那些人的告状感兴趣？再不改正，就要出修正主义。’”说完，就从文件包里取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人信的批示。邓小平沉默了。张春桥一字一句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批示，心里感到非常的舒心解气。是的，自己是主管文化和教育的副总理，清华大学的几个小将一直是自己支持的造反派。邓小平就是想通过整倒迟群和谢静宜来达到最终整垮自己的目的。这个企图，从一开始他就预料到了。现在，毛泽东的几句话点破了主题：“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的批示，展开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华国锋在讲话时说得非常清楚：“主席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达到团结，你邓小平为什么现在一反常态，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这个问题你邓小平心里最清楚。主席提出由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邓小平为什么要拒绝？你说你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说得倒好听，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对你和刘少奇开始的，怎么能说是不清楚呢。能说你主持制定这样的文件不合适呢？你应该清楚-一点，你站出来的时候，是由于你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才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而决不是中国离不了你。这个问题你要有个正确的认识。”
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张春桥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脚：“这个华国锋真是脸皮厚，竟敢公开引用毛主席给江青信里的话！明明这些话都是当年毛主席针对着今天他们这样的事情而讲的话，现在他竟然套到我们头上了，类似这种真假猴王的丑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
当他看到华国锋得意的夸口：“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张春桥从心里暗暗地骂道：“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演的这套把戏，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第三章 “写检查？笑话！你们还配让我写检查？”
人生的乐趣，不仅是在欢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没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冲撞，就不可能纯洁你的灵魂，也不会燃烧你的热情。张春桥早在十几年前和江青一块搞样板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话：“作为英雄，如果没有眼泪和生死考验，就会淡如清水。”
今天，轮到他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篡权阴谋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也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时，张春桥就对看守他的战士说：“你们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其实都是背后有人操纵，人民并不了解多少情况，一旦人民知道了真实的情况，成为阶下囚的就不是我张春桥了，而是华国锋这个窃国大盗。”
“你别放毒！”战士指着他吼叫。张春桥望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人民解放军呀，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
十月十四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华国锋身穿军装，如同当年毛接见红卫兵那样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一脸春风得意的笑容，那掩饰不住的神情活活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知。张春桥本来不愿意看电视。但是他被警卫强拉硬拽地到了电视机旁边，目睹了这场他称之为“小人得志就猖狂”的盛大场面。
张春桥看到了年已八十五岁的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张报纸放在手里掂了掂，像要秤秤他的份量似的。随后，他把报纸扔到地上，但是他却记住了那首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实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狗屁不通！”张春桥骂了一声，走到了窗前。但是，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他想起了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他和江青前去看望郭沫若时的情形：
“我要检查，我要彻底地同过去的尊孔反法的观念决裂。”郭沫若一见张春桥，摇晃着他的手连声说，“主席给我写的几首诗全看到了。我都会背了。”说完，还当真背了两首：“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张春桥看到他比较紧张，就说：“郭老，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要批判你过去的错误思想，但是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保你。批和保，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不是为了把你老人家打倒。这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好好，毛主席英明伟大呀，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过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应该统统烧掉。我这个观点没有收回。”郭沫若说：“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从来是坚决执行和深刻领会的。作为一个文人，我没有多从政治需要来作学问，这是一个缺点。要不是老了，我会和你们一道来搞这场斗争的。”
江青说：“主席让我们来看看你，一是告诉你一下，中央要批林批孔，这是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垃圾的一个重大措施。二是希望你也行动起来，写一点文章，争取尽早和那个反动的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呀。主席希望你能继续革命。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重新做人的开始。你的意见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郭沫若满脸不悦，但是没有发作，只是说：“我倒是想写点东西，但是力不从心，年纪大了，抓不起笔来了……”
张春桥对郭沫若从来是看不起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要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域。但是他崇尚鲁迅而厌恶郭沫若。在他的眼里，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人低潮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纪只有十七岁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藏克家》，其中几句话，就扫了郭沫若一下子：
“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期这样作的。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人人那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他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他在学术上错误，政治上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想在政治上过多的使用他。他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将来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会议上，在讲到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的文章时说：“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彻底地批，不能只是开一两枪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我们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毛主席已经讲过，对他要讲究方法，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乱批。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回避，实事求是给他们一定的评价就行了。”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思考了很久，对毛泽东说：“现在，通过林彪的暴露，特别是他那个‘五七一’政变纲领的传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一定会和林彪们产生共鸣。以我看，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若干政治集团斗争的焦点。据说，郭老认为林彪集团的灭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和方针宣告了破产。他的说法和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泽东说：“郭老的观点好多是错误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他的观点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样。我们可以再从理论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时，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实际上成了张春桥后来许多讲话和理论的根据。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析，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功劳，要作全面的分析。现在不读历史了，造反派没有历史的经验怎么能革命？”毛泽东在作了许多历史的解释后，话锋转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你们注意我们的对外宣传吗？现在好多的提法变了。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看是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想走走别人走过的路了。”
这句话，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张春桥却非常沉着，显得十分老练。
毛泽东继续说：“我经常吹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说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现在有人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对台戏？我看多少有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从国内开始，从上层开始，从我们执政党内开始。这是我的话，后来被林彪引用，大家以为是他的话，其实发明权在我这里。现在危险的苗头归纳起来，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下，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张春桥马上接着说：“主席，我已经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上海在人民的手里，修正主义就别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这些话。”毛泽东说：“从来，我就说我对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为什么让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职务，就是不愿把上海轻易地让出去。打起仗来，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当时。张春桥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现在，郭沫若写诗词来表达他对自己的仇恨，完全说明了他对当时的形势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的。张春桥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到了这种时候，谁是什么人，谁是什么脸谱，统统都显露出来了。
就在这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审张春桥，张春桥一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审的人说什么，张春桥除瞪他们一眼外，根本拒绝回答。
这天，张春桥又被带到了离他关押地很近的一间小房间里。
他一抬头，楞了一下，原来对面站着一个人，是纪登奎。他对纪登奎过去并没有什么恶感，纪登奎从来都是积极地支持他的。但是，张春桥没有想到他会来提审自己。
张春桥不能不说话了：“你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把你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的。”纪登奎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春桥，我希望你现实一点。”
“你是劝降？还是审？”张春桥的眼睛里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说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你总要对事实说点话呀。”纪登奎把一份材料递给了张春桥，接着说：“这东西，你最有发言权，你可以说明一下嘛。”
张春桥接过来，看得仔细：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党内……”
张春桥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问纪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过吗？和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来就没有被捕过，叛徒从何谈起？把我抓起来以后，找一些有问题的人写一些颠倒是非、造谣污蔑的东西，毫不奇怪，也费不了多少的力气。这些东西，还需要我解释吗？不，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你纪登奎应该是什么情况都明白。”
“我这次来，华主席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党中央开始写检查，其余的问题一切都好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都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这个你应该懂得的。”
“检查？华国锋还配我给他们写检查？简直是笑话！”张春桥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面刊登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说：“你看看你们说的是什么，‘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宣传，究竟把毛主席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语言完全是邓小平的语言！反革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配我写检查？简直是妄想！本来我是不想和你们再说什么的。但是，是你纪登奎来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说几句。你别再受他的欺骗了。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
“但是你还应该相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掌了权，也是要高举的。”纪登奎说：“你看。华主席在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话，我承认都是空的，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一点做点检查，好让华主席对你们作出宽大的表示呢？这样大家都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我想你还是好好地考虑一下，从当前的大局和现实出发来考虑。”
“不！大大的不一定！”张春桥说：“像华国锋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除了造谣和胡说八道，他还能把历史的真像说清楚吗？他敢吗？所以，到了最后，他非把毛主席的这面旗帜丢了不可。我真是没有想到，毛主席这面伟大的红旗就要毁在这个王八旦手里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张春桥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早就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权力和自由。你们也不敢给我另外说话和写东西的自由。”
“这么说，你是连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吗？”
“无错可检查，应该检查的是他华国锋，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党的纪律，采取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么好学生，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儿、女儿，几乎把主席的所有亲属统统一网打尽，他还有什么高举和继承，无耻至极！”说到这里，张春桥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墙角。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纪登奎早已离开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还是那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名曰学大寨，其实文不对题，讲的全是所谓四人帮的罪状，张春桥称是“东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杰作。
一阵风吹了进来，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
第四章 张春桥的历史是这样吗？
审理张春桥的历史时，华国锋就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张春桥的历史从头到尾审查清楚，他的问题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的丑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细，要快，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叛徒和特务都利用起来。我就不信他没有重大的问题。他说他是清白的，鲜红的，我们一定要给他还其墨黑和发臭的本色。”
汪东兴也说：“我们的专案要是搞得不过硬，就会给他们的党羽留下了复辟和翻案的机会，一定要把他们砸死。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给刘少奇定案一样，‘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给刘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别想翻身。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样，首先是按他们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务问题，最次他们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定要抓准的。”
因为“四人帮”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汪东兴这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担当着具体工作的重任。
从张春桥的历次填写的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张春桥廿二岁的时候，在《人员登记表》里填写的家庭情况是：“父：小职员，母：无业。”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亲笔写的例行《反省自传》里，提到他的父亲时写道：“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他又写道：“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册上，张春桥在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便写成了“自由职业者”，本人的成分也写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的表格里，都写道：“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反动军队和迷信团体。”在一九五零年的《简历表》中，他写道：“一九三六年四月在上海吴成志、林福生介绍入党。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延安经顾光斗、雄飞介绍重新入党。一九三九年二月转正。”
华国锋把他的历史看得很详细，他看到这些时问汪东兴：“从这个表里，好像张春桥在十九岁时就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在一九三八年在延安重新入党呢？他是否脱过党？或者叛过党？”
张春桥的这段入党的历史，林彪早就派人秘密调查过。上海红革会两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把他的有关情况弄得满城风雨，老幼尽知。汪东兴早就从他们的材料中熟悉了张春桥的历史，他对华国锋说：“他一九三六年四月加入的那个党是非法的，没有经过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和批准。这个所谓的‘预备党员委员会’是叛徒宋振鼎组织的，其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和脱党分子。不久，被当时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为了掩盖他的历史。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入党以后，仍把参加这个组织作为他参加共产党的时间。”
纪登奎在旁边插话说：“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曾经对周恩来说过：‘春桥的历史是鲜红的，无可指责。林彪抓住他老婆的变节行为大作文章，目的是为了整垮春桥。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春桥的老婆左右不了大局，我们还要给出路嘛。就是对所有的叛徒、被俘人员，除了不准他们重新入党外，都还要给出路的。’根据这个情况，张春桥这样填写表格，没有多大的错误。”
华国锋还是认真地看了专案组搜集回来的几张证词：
一个是宋振鼎，也就是当年化名吴志成的人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写的证明：
“我一九三二年九月被捕，一九三五年七月从苏州反省自首出来后去上海。一九三六年四五月间，我化名吴志成与原社联林福生(从苏州反省院出来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曾经我介绍张春桥参加为预备党员。这个组织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是我们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党组织派吴仲超找我谈话，指出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们当即解散，并通知到所有参加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此后，我再未介绍过张春桥入党。”当年和宋振鼎谈话的吴仲超，现在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他也写了一个证明：“一九三六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变自首、住过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个预备党员委员会，这是个非法组织。由我通知宋振鼎，宣布取消了这个组织。解放前我不认识张春桥，文化大革命中，从外调的小将们口中才知道那个委员会内有张春桥。”
陈锡联看过材料后对纪登奎说：“这说明不了张春桥的任何问题，只能从旁边说明，张春桥是老实的，把当时的情况都写明了。此外，还说明什么呢？”
纪登奎把张春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问所谓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材料递给陈锡联，他特意提醒道：“这是一个罪犯写的揭发材料，说张春桥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受命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领导人，我对此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现在这场揭批清查运动比任何一次斗争都可怕，搞些伪证可是随时可能的。”
陈锡联不动神色地审查了那篇唯一的交待和揭发：
“我叫徐伯璞。又名称徐宝琦、徐立椿。今年七十五岁。山东省肥城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驻绥远特派员，山东省党部委员，中训团区党部委员，教育厅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济南正谊中学校长，伪教育部科长等反动职务。追随CC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干了近二十年。一九三二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一九三三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学生。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侮辱师长’为藉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叹，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这件事，一九五二年我在南京判刑时。做过部分交待。”
徐伯璞的这个亲笔揭发的落款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负责审查这个专案的人员还找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南京市军管会对徐伯璞的判决决定书，判决书所列的几条罪行里，确有所说的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当局开除、逮捕济南正谊中学领导抗日的学生负责人的这条罪状。但是，纪登奎等人认为，只凭徐伯璞一个人的证词，很难说明这几个抗日爱国学生就是张春桥告密的。他问汪东兴等人：“还有张春桥参加特务的证明吗？还有他告密的其他文字或人证吗？”
没有任何人敢于回答纪登奎的问话。
汪东兴过了几天，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发下一套称为关于张春桥参加国民党复兴社的法西斯组织华蒂社的各种材料和证明。这些文件证明：一九三三年春，张春桥确实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华蒂社，并创办了《华蒂》月刊。
其中最可靠的第一手原始证据，是一九三四年上海《文学》月刊七月号报道的济南消息：
“华蒂社：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峰、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人。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此外，一九三四年天津《当代文学》一卷五期刊登的《济南通讯》上也报道过：“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纪登奎从上海红革会等群众组织送上来的材料里，看过一九三三年济南出版的刊载有张春桥文章《银铃》、《秋》的《华蒂》月刊。对这个存在很短时间的组织有所了解。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张春桥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怎么能参加什么法西斯组织呢？这个组织除了写作办刊物，并没有任何活动，怎么叫法西斯呢？
偏偏有两个罪犯的证明材料：一个是李树慈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三写的，另一个是反革命特务分子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所以，纪登奎看得相当认真，并作了一定的调查研究。
李树慈写道：“我是一九三三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转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一九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本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华蒂社’的任务是为复兴社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其宗旨是：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强调‘国家统一、民族统一’，拥护蒋介石反共、配合反革命的‘围剿’。复兴社给我的任务是：利用编这个所谓文艺刊物，为国民党反动派跟共产党争夺青年，抵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通过分发、推销《华蒂》月刊跟学生联系，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为复兴社提供情报。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参加‘华蒂社’。张还模仿被鲁迅一再痛斥的‘第三种人’的情调，给《华蒂》刊物写了五、六篇稿子。他还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去分发、推销。”
陈锡联指着这篇东西问道：“你看这个材料可信吗？”
纪登奎摇摇头：“很难完全相信。里面的很多语言都是现在流行的，当时不会是这个样子。张春桥当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不会和他们搞到一起的。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他们建立投稿的关系是可能的。这怎么能叫参加法西斯组织呢？罪犯肯定是受了威胁、恐吓或者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写的。这个我有一种预感。不过，现在讲这些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对马吉峰的这个材料可是有点迷惑，他一九七零年已经病死。可材料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廿七日写的。这说明是有人让他写的，究竟是什么人让他写的呢？”陈锡联把一份材料摆到纪登奎面前，充满疑虑地问道。
纪登奎又仔细地把署名“马吉峰”的节录材料阅读起来：
“抗战前李树慈(束丝)、孙耀南(任生)组织‘华蒂社’，是要把济南各学校的文艺团体统一起来，把济南各学校的爱好文艺的青年都集中在他们的领导下。这种情形是与山东济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CC派’与‘复兴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复兴社’抬头了，它要把它的魔爪伸到各个角落去。‘华蒂社’就是在这种目的下组织起来的。当时参加的正谊中学张春桥、第一师范的孙耀南，济南高级中学的李束丝(树慈)、金灿然(欣声)等等。”
“金灿然(欣声)在‘华蒂’快垮台的时候，大概是一九三三年，对我说：‘吉峰，你知道‘华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what的译音吗？’‘你把它看得这么简单了，华蒂，这是中华法西斯蒂的含义！’‘这成了复兴社的组织了！’这就是他们的组织，不然的话，黄华棠、黄僖棠他们能出钱！’”
“上述所供事实，完全属实。”
纪登奎向汪东兴询问有关情况时，汪东兴作了解释：“这个笔供里的人员是这样的，马吉峰，又名马峰，是个反革命特务分子。早在一九五九年被我逮捕判刑劳改，一九七零年病死了。这个笔供是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档中查出的。孙耀南，现在山东省。金灿然，已死。黄华棠，已经逃到了台湾。这个材料不会有假的。”
纪登奎说：“如果仅凭这些东西要定张春桥是个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很难。因为他写的作品人们都看过，将来我们的后人也是要研究的，张春桥的作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些材料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另外，马吉峰的材料其实说明了‘华蒂’的来源，是英文what的谐音，是中文‘为什么’的意思。这个解释是有可能的。我好像在一次批林整风的会议中听到过张春桥的讲述。”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弄清这些罗嗦事也是以后的问题。”汪东兴满脸不悦地说，：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把他搞臭，不给他们的余孽以半点喘息之机。”
纪登奎马上想起了华国锋对一九七七年发出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搞臭，摧垮。华国锋说明很明确：“揭发批判‘四人帮’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两个月来，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普遍展开，形成高潮。明年应当搞得更好。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造成革命声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深入地彻底地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接着要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要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还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通过揭发和批判，彻底肃清‘四人帮’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证明外，其余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想说明张春桥是什么特务，除非赤裸裸地制造假证据。而这些又是很困难的。像那些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谁都知道，现在找几个犯人或有问题的人，在刑讯逼供或威胁利诱之下，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说什么的。
纪登奎认为最可笑的，应该引为历史上奇文的，是原军统特务陈蓝荪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写的一个证明，完全是文不对题的东西，却让汪东兴当成了宝贝。这篇东西想证明张春桥是特务，于是这样说道：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控，以极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别活动。戴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这个证明能说明什么呢？既然崔万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现的，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张春桥作为一个左派青年，给这样的刊物投稿并发表作品，又能算什么呢？陈蓝荪作为一个七五年被宽大释放的原军统特务的这篇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他没有说明张春桥就是军统特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而决不胡说。纪登奎这样想道。
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认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东西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动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这些东西，纪登奎也持怀疑态度，他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于黑丁当年是什么人”和张春桥又是什么关系？张为什么会和他说这些话？我们都需要认真地落实和调查。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呀。”
汪东兴这会可是对他不客气了：“纪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可是思想右倾的厉害，你是不是担心‘四人帮’会翻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绝对不会的。他们天怒人怨，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想想，人民会让他们翻案吗？这一点，华主席也考虑好了，宁可把政权交到邓小平手里，也是绝对不能让‘四人帮’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该怎样办了。”
纪登奎不再吱声了。他在默默地阅读着另一篇揭发，是一个叫徐锡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这个人，解放后曾经被判刑，现已刑满就业。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写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扣它做什么！”纪登奎看了以后，对陈锡联、吴德说：“我看这样的材料大多站不住脚。看起来好像说明了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虚的。这些人的证词，大多带有想立功的味。张春桥的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和他的斗争，可不能因为部分材料虚假最后给我们来个彻底否定呀！”
听得出来，纪登奎说这些话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的巩固的。但是，却引来了一些人对他的猜疑……
第五章 沉默是无奈 也是最好的武器
“张春桥，你是不是叛徒？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总不能否定你的老婆文静是叛徒吧？你和文静的关系，总该向党中央交待吧？现在中央审查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专案组的人员讲述清楚。”
张春桥听完了汪东兴的这句话后。已经清楚了他们的全部用意。不错，文静是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在上海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些情况。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也主动介绍过自己妻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和江青汇报过文静的问题。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到了上海，问起张春桥老婆的现状时，张春桥说：“文静同志实际上比我大一岁。她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
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对于文静的问题，我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离她也好，一个家庭里也要有个包罗万象嘛。当然，文静也是要革命的嘛，她后来的表现就不错。我们对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实事求是地看他们的表现。只要不是死硬地反对革命，我们都要团结，都要给出路，当然有变节行为的同志不能和一直坚定革命的人一样。”
“你看我是否和文静分居好呢？”张春桥像小学生似的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哈哈大笑：“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分居有多大的意思？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又摆到桌面上来了。不过，张春桥清楚，这回可不是因为文静连累了她，而是由于自己又牵扯上了文静。革命了几十年，最终还是受了她那个历史问题的害。不过，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是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的了。
汪东兴得意地对张春桥说：“你表面上说，你与文静已经划清了界限，实际上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派她担任了重要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工作和清查敌伪档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了，但仍参与上海市的领导。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春桥的眼睛一直盯着汪东兴，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毕竟是一个壕里呆过的，汪东兴受不了那双眼睛的刺激，也觉得尴尬了，就把一份材料扔到张春桥面前，说：“你可以一个字不写，但是你的老婆可是要写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揭发材料和交待，也许对你是个启发。”
本来，张春桥是什么话也不计划和他们讲，什么材料也不看他们的。但是听说是文静写的东西，他还是拿来看了，而且看得很详细：
“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在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一九六七年张曾经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篷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现在看来，‘四人帮’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张、姚二人的直系亲属中有叛徒问题，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讨对策。”
张春桥看完后，特意注意到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汪东兴问道：“这个问题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是铁的事实。”
张春桥把文静亲笔写的影印件扔给汪东兴，微微笑了笑，还是没有说什么。
“你还想看看你的同志的交待和揭发吗？”汪东兴带有嘲弄的口气问道。不待张春桥答话，他就把另一份揭发材料叫旁边的人递到了张春桥手里。
张春桥毫不客气地看了起来：
“在反党分子张春桥的蓄意包庇下，张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等项工作。为此，我曾收到机关革命同志的来信，说文静历史上叛变过，不应担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给张春桥看，张看后即把信交还给我，根本不置理。后来，从河北省来了外调人员，要调查抗战时期和文静一起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并要了解她们为宪兵队工作的情形，也为张春桥所拒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组织有两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静的档案，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商量，由徐景贤等到组织组取走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档案室，并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革了组织组，对两名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整了他们八年之久。此后，张春桥表面上授意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但她实际上仍过问联络组的工作，并经常把当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等找到家里出谋划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间，王还常到文静家里去，以看望为名，商量工作……”
看到这里，张春桥强咽下一口粗气。正想发作，猛抬头看见汪东兴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眼神是那样的幸灾乐祸。他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动．继续往下看：
“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回沪时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探。王洪文谈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闻题，并说张要和文静离婚，征求马、徐、王的意见。但王洪文回京后，文静仍通过子女继续和张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七五年六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来上海时，还专门设宴单独宴请了文静。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了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在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之后，继续让文静到市委保密室看绝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并让她听取市委召开的党员会议的重要传达等。对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办公室还一直给文静发文件。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张春桥一看最后的签名，原来是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徐景贤写的，日期是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他不禁感叹地咳了一声。
“你没有想到吧？张春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你们这一伙人都已经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真正要跟着你殉葬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汪东兴大声说，“就连你一手扶植起来的王洪文。也已经向党中央彻底地交代问题了。你还要死硬什么？”
突然，张春桥放声哈哈地大笑起来。但是汪东兴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笑声里带着痛苦的颤音。他猛地觉得张春桥的表情有些不大正常了。当他终于冷静下来了以后，他还是那副阴森森的沉下来的面孔。他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着了后，很有滋味地品尝了一口。看得出来，他在囚室里是很少抽烟了。
汪东兴决定再给他致命的一击，他要使他的精神防线彻底摧毁：“你还想看王洪文秘书萧木的揭发吗？你可以好好地看看，对你也许会有所启发。”
那是萧木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写的揭发，其中讲到了文静在张春桥等人被捕后的表现，材料写道：“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晚上，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召开所谓‘兜情况会议，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会上提出要出动民兵，在报纸、电台发表反革命的所谓‘告人民书’等。最后，四个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再定。十三日中午，反党分子张春桥老婆文静要她女儿打电话叫我和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去她家里谈一下。我们去后，文静说：‘难道就这样完了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朱说：‘常委说要等去北京开会的几个书记回来后再定，没有办法。’文静竭力煽动说：‘他们不搞你你们可以搞嘛。可以组织写作组的一些人到下面去，搞串联、发动。我不相信群众起不来。’朱和我表示要等北京开会的回来再说。。
这时。张春桥才深深地感到权力的重要和可怕。政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他简直不可思议，原来在各种会议上说得天花乱坠的漂亮口号和慷慨激昂的人们，到了真正需要他们出来的时候，竟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场教训究竟说明了什么呢？他的脑海围绕着这个问题翻起了波澜……
到了这个时候，无论汪东兴再说什么或者给他再看什么，张春桥就是什么话也不说。沉默，成了他无奈也是他最好的武器。他知道，不管他说什么，除了连累一些和自己在一起的无辜以外，再没有任何的作用。政治斗争到了你的对手已经把你打倒之后，他们的下一步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手再来一次打倒，或者自己宣布自己是坏蛋，是应该打倒的对象。张春早已经熟悉了这套把戏，他暗暗地对自己说：”让那些王八蛋见鬼去吧，我是绝对不会躺在地下，让他们任意宰割的。我的无言沉默，实际上是此地无声胜有声，意味着对你们的抗议和蔑视！。
他认为，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要在文静和自己的历史上大作文章，无非是要证明他们荒谬地提出的那一些扣在任何造反派头上都可以成立问题。
还在两个月前，专案组的一个身穿军装、披着军大衣的中年男子就大大咧咧地到了张春桥跟前，给他宣布了一大堆纪律，并要他思考和回答华国锋提出的所谓十二个问题。张春桥把他留下来的那几张纸撕了个粉碎，扔到了地上：“回去覆命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现在他又感到了那十二个问题的可笑和无耻，又找出刊登有华国锋讲话的报纸，认真地研究一下他提出的那些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
华国锋是这样说的：“‘四人帮’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竭力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一贯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的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人们这几年部是在想：(1)为什么他们一贯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么肆无忌惮地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封锁和歪曲毛主席指示，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呢？(2)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必欲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呢？(3)为什么他亿对几十年来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敌视，千方百计地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呢？（4）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这些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忠心耿耿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政领导骨干，那样恨之入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呢？(5)为什么对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抵制和反对他们的青年同志，那样不择手段地镇压和迫害呢？(6)为什么他们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愿意改正的新老干部，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是一棍子打死呢？(7)为什么他们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动武斗，全面内战，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内部制造分裂，制造新老干部对立，给人民群众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呢？(8)为什么他们总是依靠像翁森鹤、张铁生那样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依靠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呢？(10)为什么他们对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民群众，那样恣意践踏，作威作福，不问人民疾苦，不顾群众死活呢？(11)为什么他们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呢？(12)为什么他们打倒一切，根本否定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丑化我们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摧残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破坏革命、破坏生产呢？答案只有一个：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张春桥自言自语地说：“这十二个问题，都是毫无根据地在那里信口胡编，有的语言都是抄袭和引用了我们的词语和当年批判林彪和陈伯达的东西，来给我们栽赃和陷害。他如果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攻击的，正是毛主席指示和号召我们干的。他们污蔑的，恰恰是毛主席路线最基本的东西。”
张春桥在囚笼时不停地散着步，思考着外面可能要发生的事件。他真不可想象，发生了这样的右派政变，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的各级政权，难道就真的能容忍这样的政权存在吗？他就这样地作着一种奇特复辟美梦……
当然，他不知道就在他仍然陷于一种空想或自我安慰、自我等待的迷幻中时，中央专案组从山东省公安机关的案卷中查出了一份名叫赵福成的人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六日写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里讲诉了当年他掩护张春桥和送他去延安时的一些情形。其中说道：“张春桥是同乡同事张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是左翼青年作家，来济图安全住我家，目寇占济南以前，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时我是复兴社，已受命留济南待机打入敌伪工作，我知张，张不知我。”
很明显，这个复兴社分子写这样的内容是为了证明他曾经营救过左翼作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以此来减轻他的罪责的。鉴于他的特务活动，他对张春桥的情况了解和掌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张春桥并不了解他。也就是说，对他的复兴社身份是毫无所知的。
汪东兴得知这个情况后，几次指示专案人员：“一定要从这个叫赵福成的嘴里掏出张春桥的特务身份来。要采取一切措施。”
于是，七十一岁的赵福成在专案组的审讯下，写出了一个揭发，使张春桥变成奉山东省复兴社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潜入延安的特务了。而那个秦启荣则早在一九四三年被击毙，死无对证。只有赵福成的揭发为凭来置张春桥于死地。用江东兴的话来说：“这就叫好汉死在众人口。”
我们且看赵福成是怎样揭发张春桥的吧：
“我叫赵福成，又名赵群弼，今年七十一岁，出东巨野人，家庭地主。一九三零年，在国民党北平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去日本内务省警察讲习所留学，一九三一年回国，在济南山东警察教练所当教官，一九三六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同年底，回济南充任警察局东关分局长．总务科长，兼防空司令都总干事。日寇侵占济南后，我曾担任济南市警察局长，章丘县人，曹州道尹，山东省政府宣传处长，汪伪孙良诚部参议等汉奸职务。”
“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由该调查统计主任王泰兴介绍我参加了国民党复兴社特务组织，化名赵用明。回济南后，我的复兴社关系转到济南，由复兴社山东省负责人秦启荣领导，和我一同进行特务活动的复兴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不久，秦启荣曾委任我为冀鲁边区游击司令部警卫大队长。我参加复兴社后，因到济南进行特务活动的任务是：了解韩复榘政治动态；刺探日本人和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以我家为据点，掩护复兴社在济工作人员和过往人员的活动并保障安全。后来我曾经掩护过一些复兴社特务在济南的活动。还掩护过复兴社特务张春桥过往济南混入延安。”
“一九三七年九月中旬，我到复兴社特务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赵氏转给我一封密信，内有两只密令：第一只密令写着警卫大队长赵福成留在济南，相机打入日伪组织，以资掩护而便工作，另有联络人员去取情报；第二只密令写：兹有张春桥去住你家，希一切关照，注意安全。”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张春桥也是复兴社特务。过了一个星期，张春桥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张春桥在济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住，这是秦启荣安排的。因为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蒋韩有矛盾，韩不允许蒋特活动，住在我家可以掩护他的活动，保障他的安全。张春桥住在我家期间，不愿谈他的经历和他在济南的活动情况，他总是单独出去活动，从未带别人来过我家，也没有人到我家来找过他，行踪诡秘。他曾向我打听过韩复榘的政治动向，我告诉他，日本松井大将曾来济勾结韩复榘。张春桥还分析日本人来后的形势，他说：‘日本人对在家礼(青帮)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铲除。’事后，我把张的这些话告诉了柏俊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占领济南前夕。张春桥突然对我说，他要去延安，我因为知道他是复兴社的人所以对他说：‘你去吧，我得留下来干。’张说：‘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干好了，就干下去，如果干不好，就回来再找你。’我听了张的这些话以后，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负有任务的。张春桥去延安临走时，他说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的棉大衣脱给他穿走了。他还向我说：‘我算是从山东走的。’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迷人耳闻，掩护其身份。他还托付我关照他父亲，后来我当警察局长时，就提拔他父亲张开益当了庶务主任。”
这样，就把他一九五零年写的“我曾送其大衣”变成了张春桥要的；把他当年所说“张春桥是左翼青年作家”变成了和他一样的复兴社特务。
为了解释一九五零年写的那句“我知张，张不知我”这七个字，赵福成特意根据专案组的需要，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重写了一个说明，内称：
“关于我在一九五零年在济南劳改队写的交代材料中提到的‘我知张，张不知我’这句话的含意，现在我说明一下：解放后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写思想情况汇报时，我曾写过我与张春桥认识，写的词句中有这样的话：‘我知张，张不知我’。我这句话是指什么说的呢？就是说一九三七年九月，复兴社黄启荣密令我留下，准备打入日伪组织，同时还有个密件，通知我关照张春桥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以后，张春桥就果然到我家居住了。这年十二月初张去延安了。复兴社山东负责人秦启荣秘密通知我关照张住我家，我当然就了解张也是复兴社分子。但张并不知我是复兴社分子。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所以我写‘我知张，张不知我’。一九五零年我在济南劳改队，那时才交代了历史问题，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张又怕将来露了底，落个知情不举。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认(我把复兴社给我的原信当时烧了，手中无证据)反而弄成诬陷革命人员，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写我知张，张不知我，等待将来再说吧，这是那时的想法。”
纪登奎看了这些所谓的证据后，明确地对一些人说：“这些东西都是诡辩的，都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和推敲。对张春桥的问题必须深揭，但是这类虚假的东西还是尽量少搞吧！”
第六章 张春桥独特的性格和脾气
凡是和张春桥第一次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他不爱多讲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种独特的性格使他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中并不显眼，也不引人注目。这恰恰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一个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一个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的起码条件。毛泽东在评价张春桥的时候，就这样说：“根据我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真正有希望的人是善于思考和埋头苦干而并不愿意出风头的人，那种大轰大鸣、自吹自擂的人只会变成历史上昙花一现的角色。张春桥就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我看他是有希望的一个理论家。”
林彪对张春桥也有自己的评价，他对陈伯达说：“我一见四眼就觉得不顺眼，和他在一起感到阴沉沉的，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在苏州头一次和他打交道，就预料到他会爬上来，没想到果然成了一个人物。你们要注意他，越是在人前不多讲话的人，你们越是要有所警惕。张春桥的城府很深哪。”
不管怎么说，张春桥在政治上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应变策略和措施的。首先，他很谨慎，他从不轻易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除非是在他确认有了把握后才出其不意地亮出自己的底牌。为此，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些他认为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角色。这就决定了他信任的圈子实际是很窄小的。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在他没有充分掌握大权的时候，是个优点，但是到了他拥有很大的权力，成为了不起的一方诸侯的时候，就要成为致命的弱点。这一点，到了他进入监狱的时候，他有所领悟。但是，已经晚了。
毛泽东曾经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团结，和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搞好关系。要让人们都知道你张春桥是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斗争的，不要搞那个小圈子。多向总理学习，学习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要学习他善于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有了权力以后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权力。这里有艺术和讲究的。”这点，恰恰是这个理论家所忽视的。
其次，张春桥善于通过别人的嘴和别人的文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实现自己的意图。这本是一个道行颇深的政治家走向成功的基本要诀，但是张春桥玩弄这一套确是老道精熟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充分地发挥了姚文元这些人的作用，而他则在背后摇羽毛扇子并收到了极大的效益。他注意实际的收获而不是像某些轻浮的三流政治家那样在名利上斤斤计较。这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他的忠心和理论修养深信不疑。
“春桥同志，你今后要在驾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他谈话的时候，语重深长地说，“我说的这个全局，就是驾驭整个国民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和观察问题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经打了合格的分数，现在是要学会经济管理。为什么我要让你们在上海这个阵地上再干他几年呢？一是这个地方重要，学会了管理上海，就能够管理全国。我把上海作为你们的试验地，就是让你们将来能够管理整个国家。”
这话，张春桥始终没有往下传达，只给少数的几个人讲了讲。后来，还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主席就是要让春桥同志多在经济工作上下点功夫，是把上海作为主席的试验田的。有人一定要在上海的问题上作文章，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第三，张春桥在政治上有一种执着的追求，认定了一个方向或路子后紧迫不舍。就是到碰得头破血流时，他也有一种杀身成仁的勇气和胆略。这在他进入囚牢后表现得更加突出了。刚刚被捕时，他还不失那种领袖的气质，希望借助外面的力量来使自己重获当年的威风。但是随着政局的发展，特别是当邓小平宣布复出的时候，他的脸完全变了，像白纸一张。他每天都把衣服整理一个来回，摆出一副随时要就义的架子来应付日益频繁的审讯。
“你知道吗？小平同志站出来了。而且，站出来就恢复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看管他的警卫干部检查他房间时对他说。“你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铁青着脸回答：“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不但邓小平要站出来，而且凡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的一切反动派都要站出来。这是必然的，肯定的。华国锋不这样做，他的那一套修正主义纲领就没法往下贯彻，这是两条水火不同的路线必然要产生的结果。”末了，他还特意加了这么几句：“这样做，对邓小平来说怎样都不算过分。但是对华国锋来说，他每往下走一步都是自打嘴巴，都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
那个警卫干部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他几下，出去了。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他们只负责监管这些人而不能和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和谈话。
是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一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一致通过了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根据这些决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一切，虽然是在张春桥的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认为他们干得太快了，太露骨了，全然不怕他们的这些措施激起民变。
这就是毛泽东常常说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说十年也不成”的原因。
张春桥虽说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后直上青云，成为地地道道的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但是他毕竟是秀才出身，从来没有脱离过笔杆子，他和饱经风霜、从战火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毕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一九三七年底。二十岁的张春桥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许多多在上海只是听闻而如今活生生地感受到的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后来大多都成为新中国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张春桥的笔杆子和他在上海写的文章，成为他早就是革命者的有力证明。后来康生在和一些反对张春桥的人谈起他时曾说：“张春桥在上海和来到延安写的文章我都看到了，都是贯彻着批判和战斗的这根主线的。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没有看过就不好发表议论。上海有一批极端派策划炮打春桥同志，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好，可以证明敌人的狡猾，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今天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康生想起他第一次见到张春桥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次会议后，当时他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他在中央党校和好几个单位给党员干部作形势报告。一个长得精瘦的年轻人给他当面交了一封信，称他“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权威”，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康生同志，不管现在苏联回来的要员们承认不承认，都得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根本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指导和指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讲，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我们只有在这面旗帜下才可以赢得抗战的胜利。我希望你能够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充分发挥你在共产国际中的威望，为确立毛泽东的正统思想地位而作出贡献……”康生坐在椅子里，问了他许多关于上海的情况，他对答如流，完全符合康生的心意。于是，康生记住了张春桥。
“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康生最重视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的经历。
张春桥回答：“我在上海曾经入过党，但是那个组织被取消了，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组织的。上海的情况比较复杂，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打着共产党旗号在活动的，一些热血青年往往搞不清楚。所以，我最近在延安重新加入了党组织。”
“我在上海工作了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了解。你说的这些情况大体符合实际。好好干吧，你是有前途的，你的观点我完全赞成。你还是发挥你的笔杆子的作用，为伟大的抗战服务，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普及服务。”
这样，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联系。
几次的接触。张春桥的文章和他所写的消息引起了康生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注意，把他推荐到毛泽东那里。但是，毛泽东没有像康生那样和张春桥彻夜长谈，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还没有精力顾暇这位未来理论家的存在。尽管如此，张春桥还是崭露头角了。两年后，他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起初对这个精干的秀才很重视，愿意看他写上来的报告。有几篇报告是他让张春亲手动笔来写，但后来发现是张春桥指示别人写的，彭真很有意见了，批评他：“有些涉及保密的文件和报告还是应该由你来写，不要轻易地交给别人动笔，否则出了问题你可是负不起责任的。”
张春桥点点头，表示承认错误。这个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决不轻易地写检查。有人对他说：“像彭真同志批评的事情一般人都是要写检查的，你不写检查将来怎么说服别人？”张春桥回答道：“屁大的小事何必要大张旗鼓！他彭真的话又不是圣旨、皇帝，难道他说什么我们都要当作令箭吗？我可以告诉你，除了毛主席的话可以于条件地服从和执行外，对任何奇特的人都可以打问号。经过一整风，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个分析和思考。”那个人见他态度严厉，便不再说什么了。
在报社时，他和担任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绝对不向任何人流露出来，表面上他和邓拓的关系还处理得不错。直到彭真亲自过问一些事情时，他才狠狠地把邓拓告了一状。
一九四三年初，张春桥通过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评刘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党校所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认为里面有许多观点和毛泽东同志的论述格格不入。刘少奇在报告里声称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抗日建国的领导者”，“国民党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帜”，“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党有它这样大的权力，它掌握有广大的政权，拥有几百万武装，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通俗的、合法的组织形式，最好的现成的形式。”张春桥认为，刘少奇的这些观点最容易在广大的党员和干部中造成这个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我党的主动性。他引用了刘少奇在报告中的几段原话：“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帜顺利得多”，“如果说是实行三民主义，人家都不怕，说是实现中共的最低纲领，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实这两者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现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们队伍里，也有少数同志有了几个枪杆子．就以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张牙舞爪地把国民党都不放在眼里，这迟早要出事的。”张春桥一一地批驳了刘少奇的这些观点，说：“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说法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东西，在华北的影响很大，我认为有着从根本上纠正的必要，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上来。”
抗战胜利后，张春桥随同《晋察冀日报》来到张家口，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审稿、写社论。虽然后来战争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张春桥毕竟没有到前线去，没有指挥过一次大的战争。根据需要，这位年轻的笔秆子从这里来到石家庄，担任了《石门日报》的社长。这里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时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资格的革命家柯庆施的手下。
张春桥早就听说过柯庆施的传奇般的经历：一九二零年，十八岁的柯庆施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到苏联学习，亲眼见到了列宁，并且和列宁谈了话。所以，他对这位刚刚上任的石家庄市市长的老布尔什维克充满了神情和尊重。
《石门日报》改名为《石家庄日报》后，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通过几次长谈，许多观点产生了共鸣。特别是他们对中共最高层看法的一致，使连接他们之间关系的纽带更紧了。
“毛泽东将是建国后的最高统帅，在全党没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论都将是空前绝后的。不看到这一点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柯庆施认真地听着张春桥的分析，不住地点头，连声称是。
张春桥继续说：“建国以后中国何去何从，我认为毛主席就是认定了一条，走苏联的道路，而决不会是走英美的方向。刘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对石家庄工作的指示起码是右的。他以资产阶级代表的身份，宣扬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说什么‘为了发展私人企业，就得保证它有相当的利润，否则，不仅害了资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贫农，使大家同归于尽，毫无好处。’这些观点和毛主席的指示并不一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还是多请示毛主席为好。因为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说得很有道理。”柯庆施说，“其实我对刘少奇最了解不过了，他在抗战前就是一个老右倾，没有什么大的本事，就是会遇到危险时往后退。他在组织路线上也有问题，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他们在抗战前都有一定的问题，起码是写了自首书出狱的。在所有的字眼里，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组织路线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将来都是站不住脚的……”
两人不谋而合了。就在不久，张春桥成了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那时，整个形势发展得相当快，没有几个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过多年的张春桥重新杀回故地，担任了华东地区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成了独守神州东南方向的一个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岁的柯庆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身份来到上海，立刻会见了张春桥。这下，故友重逢，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他们商定就以上海为基地，真正大张旗鼓地要干一番事业了……
还在主持《解放日报》的工作时，张春桥就发现了一个文笔犀利、思维敏捷的小笔杆，经常给报社投稿。他约见了他，这才知道他就是曾经于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儿子姚文元。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上海，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担任了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干事。和张春桥接触上以后，他的文章经常见报，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评论家。
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地位悬殊，但是以文会友，他们还是建立了友情，经常为写作的事情而彻夜长谈。
一九五五年，张春桥从内部得到了消息，要开始批判胡风的观点，来头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说：“现在是你向权威宣战的时候，通过对胡风的批判，你要杀出一个新的名声来！”他亲自给姚文元出题目，拉提纲，使姚文元一口气连写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为批判胡风的英雄而名声大震。
紧接着，反右斗争开始。姚文元在张春桥的指点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汇报》的小稿子《录以备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篇文章以《文汇报》在报道毛泽东的消息时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处理和《人民日报》作了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发表，并配发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的社论。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几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杀气腾腾的批判和痛驳。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实姓，而张春桥则是笔名或化名。
柯庆施高兴地说：“毛主席要我们特别注意培养无产阶级的红秀才，我看准了，这个红秀才就是我们的张春桥同志。他在政治斗争中总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了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样的左派，在我们党内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庆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张春桥则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他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亲自为报纸写了编者按：
“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期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这是张春桥和毛泽东联系的开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们容易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中国那个非常特殊的岁月里，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泽东需要像张春桥这样的笔杆子。所以，他便准备脱颖而出了。
第七章 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往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聪明的政治家善于化险为夷，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狡兔三窟”。单纯的孤注一掷，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肯定是要导致失败的。这是张春桥在狱中反省时得出的结论。不过，他并不对过去的选择而懊悔。他只是说：“如果一定要我说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张春桥不愿意在这个时候总结什么经验教训．他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从邓小平站出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江青这些人的问题一定会有重大转化。尽管这种变化是逐渐的，缓慢的，但是一定是明显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种分析也灵验了。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时候，那句所谓的伪造的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不多讨论了。看来华国锋等人也已经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玩弄的骗局太露骨了，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本来“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方针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要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方针行事，其含义和用心都是一样的。但是，华国锋为了把自己和毛泽东的继承者们统统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个政治游戏，在某些枝节问题上作起文章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许多省市和大军区的领导人纷纷打电话给江青、张春桥、华国锋等人。询问毛泽东在临终的时候有什么指示或嘱咐。如果要按实际情况说，显然还不到时候。张春桥对江青建议：“我们还是选择一句或几句能够关联全局的话，作为毛主席的政治遗嘱或临终嘱咐，也作为鼓舞和指示我们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动力。”
江青抽出了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那句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张春桥摇摇头，说：“这句话不能作为主席的遗嘱来对待。因为主席讲的这句话在主席生前已经发表，而且家喻户晓了。我们应该选一句或几句距离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没有公开过的指示来作为嘱咐。这样的话，能够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图。”
江青曾经提出了华国锋所讲的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给他所写的“照过去的方针办”的指示，说：“这句话是毛主席的手迹，可以作为最后的绝笔来对待。”
张春桥说：“这是主席最后的手迹，但不是绝笔。绝笔是主席对最后一次文件的签字。再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主席针对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具体内容讲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同志汇报了国内的形势。他说，国内的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毛主席针对着他所说的这几个不大好的省市情况写了两句话：‘慢慢来，不要焦(着)急’；‘照过去方针办’。这就说明了让他解决这几个省市的问题时。还是依照我们过去的方针行事。这不能说明了全部的问题。再说。如果把详细经过讲出来，也不能说这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呀。这和主席的逝世还有近半年的时间呢。”
这样一说，江青也认为张春桥讲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间曾经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过‘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并且还说：‘按既定的方针办’。主席讲的时候，国锋和你们都在场。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接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代表时，华国锋亲自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作了传达，我看就把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作为他的临终嘱咐是完全可以的。这就是要我们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这样，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张春桥亲自审定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里，就这样指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项政策办，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
这样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怎么能说我们是伪造毛泽东的指示呢？张春桥想起来，依然愤愤然地走来走去，真想和华国锋、叶剑英这些人来个大辩论。可惜，现在自己是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只得任凭这些人造谣撞骗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看来平常、实际上充满杀机的场面，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啊！可惜自己提醒过江青，江青却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根本不敢把自己怎么样，掉以轻心，最后来了个陷身囹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该怎么办呢？
张春桥记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电话的时候，他还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触目惊心。我感到现在我们中央的局势和苏联那时的情景有许多非常相似之处。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突然袭击，我觉得你也应该有所防范，华国锋这个人的变化反差太大。你应该看到这一点。”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华国锋没有多大的胆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声臭骂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来中央几天呢？刚刚担任了中央最高领导权的职务不久。他难道还不满足吗？我是考虑下一步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如何把绝大多数的同志发动起来，通过我们需要决议……”
“他能让你等到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吗？”
“他不是已经同意了吗？我们要坚持这一点。政治局常委会上应该二比一。别忘了叶剑英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毛主席早就让他请了病假了，也就是说无论中央和军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来参与，应该让陈锡联同志取代他的职务嘛。这可是主席决定的。”
“可事实上他已经公开活动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许多会议的。”
“我已经让华国锋阻止他的活动。今后的中央会议可以不通知他参加。否则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华国锋到底有多大的胆子！”
现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华国锋这个本来并没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为一朝有了权力。所以就在一个夜晚变得强大起来。他把毛泽东的整个部署和力量翻了个底朝天，而且这一切居然还是在毛泽东的旗号下进行的。可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中国的革命造反派们却看不到一点动静，这确实是令张春桥所奇怪的。原来估计得好好的事情．几乎连半点实现的可能都没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来……
一九六二年，张春桥经过了一系列的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同时还兼任着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为柯庆施从事中央最高层的斗争服务，充当参谋。他从柯庆施的言行和来往的信件中竭力要准确地掌握毛泽东的意图。这时江青不断地来往于上海和苏州、杭州之问，来往都是柯庆施亲自派人接送，处处显示着神秘色彩。其实，张春桥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许多情况，但是并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庆施闲谈时，提到了江青，脱口而出：“江青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你认识她吗？”柯庆施说道，“她现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专门给主席负责调查、了解基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上的动态，在主席那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主席开玩笑地对我说：‘江青是我的顾问，我对文艺领域的情况都是她在给我出谋划策。她可是一个文艺通，当年在你现在的这个管辖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鲁迅的，把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全都吃透了。你这里可是要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这里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大染缸，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坚定的立场，是建立不起我们的文化队伍来的，’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张春桥记下了柯庆施的这番忠告。从此，对她的到来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庆施谈话时，张春桥在场，江青随口问道：“你对最近文艺领域里的情况有什么看法？”
“很不满意。”张春桥似乎是在随便发表意见，“就说六二年文艺界的活动吧，没有几个真正能贯彻主席的方针和政策的，他们的土规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动不动就是文艺界特殊，实际上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扬在广州举行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的座谈会，陶铸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可见规格是不低的。有人在会上说什么反右倾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心情不舒畅”，‘强笑为欢”，要求给作家‘创作自由’。田汉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出气’‘要好好地倒倒苦水’。你想想，这样下去，我们的文艺战线能出好作品吗？”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问道：“你看过周扬他们搞的那些书吗？什么《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不等张春桥答话，她就接着说，“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扬这些人打着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年的旗号，发表什么《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提出了‘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口号，连主席经常讲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都不要了，还叫什么纪念主席的《讲话》呢？现在呀，怪东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儿要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刘少奇有个估计你知道吗？他说今年的国民经济还没有开始好转，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我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张春桥说：“文艺这块阵地和其他的领域都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要去占领。占领和反占领的斗争，将会是很尖锐的斗争。”
“讲得好，”江青拍着手说，“你的这个观点和我们的毛主席是一样的。他呀……”
江青激动了，临告别的时候，第一次主动伸过手去，和他摇晃了几下。
张春桥在这个难忘的一九六二年里，注意到了国内发生的这些情况：
五月，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自传达邓小平关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指示，并说：“县以下基本上采取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把几个标兵一树，错的风一吹，基本上都错了，留个尾巴干什么？”同时，中宣部搞了一个《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说：“提出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教材本身就是对编写工作乱贴标签，是庸俗化和简单化的表现。”
张春桥把这两个材料用弯笔勾划后批给柯庆施阅读，说：“可否针锋相对？”
六月廿四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下从年初就准备要反攻大陆，已经派出了好几股部队在福建沿海一带登陆。全国人民必须做好准备，彻底消灭一切来犯敌人……”张春桥在这个消息，附了一段话转给柯庆施，这段话是：“我已经看到了一些材料，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会和蒋匪帮里应外合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了江青来沪时的提醒，要强调一下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了，防止敌人的变天和复辟，不然就会犯错误。”
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给中央机关下放干部做报告时，说：“现在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相当多是不巩固的。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干部要求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现在有些地方集体经济已经解散了，已经包产到户了。这还是一部分，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解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虽然还没有散。但也准备散。这就是说集体经济有危机，有散的危机、瓦解的危机。”张春桥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这不是要变天吗？如果不顶住，怎么得了！”
于此同时，习仲勋等人主持写出了一本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上开始连载。中宣部认为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开辟了写革命传统的先河。”周扬还指示夏衍设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公开放映。康生到了上海后，给张春桥透露：“《刘志丹》有问题，是为高岗翻案的。习仲勋这个人你们可得注意，他原本就是高岗的党羽。”
到了八月六日至八月下旬，江青给张春桥透露的情况终于实现了。这个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和城市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主持会议的毛泽东一开始就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问题。这位气魄宏大的政治家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里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使它扭向了另一个课题，他劈头就问：“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人讲没有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接着他话锋一转，问道：“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有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可是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在人们的思想急转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同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如果承认国内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人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
接着。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了党内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当时，为了充分地展开讨论，会议分了六个大组和若干个小组，并成立了中心小组，由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地区第一书记和中央各口负责人组成。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心小组会议上再次讲话，说了几个关键的问题，他说道：“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你们搞单干，单干就要造成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了。建议中心组那五个人来，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邓子恢不来，我们的对台戏就没法子唱了。所以，我主张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来，不讲光明了，于是一片黑暗，好像不单干就不能增产粮食，这个任务提的很明确，于是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都出现了。一边富裕，另一边如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我们的这些人就敢事实上解散人民公社。我可以大胆地讲，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这个讲话，为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基调。随着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一场大规模的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张春桥对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作了很多的研究的，他认为：“毛主席的这个理论和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关系到我们的党和国家能不能避免苏联出现的教训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真的要出现把国民党请回来，把蒋介石请回来的问题。”
柯庆施果断地说：“好，今后上海的意识形态由你把关，不管别人怎样，我们这里是要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荣辱成败都和毛主席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这年秋天，江青以到上海看病为名，再次和柯庆施、张春桥、魏文伯等上海的领导人广泛举行了座谈，她故意地问：“你们现在看了京剧有什么感想呀？”
柯庆施回答：“我现在已经不看京剧了，全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领了，没有什么意思。现在就连年轻人也不看京剧了。我看这个剧种已经快死了。但是我原来可是喜爱看京剧的呀，问题是让他们给毁了。”
“不能让它死掉呀，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剧种，但是现在让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那些老爷们给弄坏了。”江青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比划着说，“现在我们该救救京剧了。怎么救？就是要演现代戏，革命的现代戏。我很赞成你们这里的宣传部长的一句话：就是要占领阵地。你们看现在到处都是要和我们较量的人，地富反坏右、蒋介石反动派，都是要反攻反共，我们不和他们斗一斗行吗？你们别以为共产党内就没有这些要复辟的人，照样有！人家搞什么《谢瑶环》、《李慧娘》这样的鬼戏、坏戏，还有《海瑞罢官》也出来了。他们要于什么？还是要和我们争夺阵地嘛。医生让我锻炼一下听觉，看看戏，可是我在剧院里看到这些心里就难过。我们没有自己的剧目，没有自己的观众就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考虑吧！”
这下，张春桥也坐不住了，他看准了，也下了决心：跟着江青干，首先从文艺领域里打开缺口，进行一场反击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战斗。
那天，他没有等柯庆施招呼，就抢先表了态，果断地说：“江青同志，我早就觉得，你和鲁迅一样，在我们今天的文化战线上是一面旗帜。我敢说，我们党内还没有像你这样既熟悉文艺战线上的情况，又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理论干部。今后，柯老和我都决心在你的领导下，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作一番改天换地的事业。你可要及时地给我们指示和毛主席的新的精神呀。”
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督促下，文化部党组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草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于三月廿九日，批转了他们的报告，强调：“在停演‘鬼戏’和‘迷信戏’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文化部门，还应大抓戏曲改革工作，这样，才能在戏曲中认真实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江青不失时机地在柯庆施的具体安排下，和张春桥组织余铭璜用“梁璧辉”的名义写了《‘有鬼无害’论》，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汇报》上发表，公开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剧本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从而打开了戏曲走向政治的序幕。
紧接着，张春桥开始和江青正式联合，以抓革命现代戏为名，进行起一场来势凶猛的所谓大革命的准备来……
就在张春桥坐在牢房里，静静地回忆过去的往事时，江青和张春桥最早的一个对头彭真，悄悄地来到北京，和邓小平密商起如何对付已在监狱中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和实际上是他们同伙和另外一些人的具体策略来。
彭真深有感触地说：“江青、张春桥这伙人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性最大的一个集团。他们和林彪一样，都是所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的秩序与正确的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他们结成了反革命的帮派体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第八章 张春桥在仰望长天
饭送来了，张春桥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连续两天。他几乎都没有动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点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长天，静静地沉思，不时地叹气、摇头。从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他就预料到还会有新的升级。已经快一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知有多少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群众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这可真是要人头落地呀！张春桥煞有介事地连声感叹，在没有人的时候，警卫人员从窥望镜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泪。
“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