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江青说：“好，我就要用这样的‘炸弹’来炸开独立王国的盖子，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来对抗我们的行动。他不是不让批判吴晗吗？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们的要害处批，看看究竟是谁厉害！”
这话鼓舞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这篇文章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连续看了三、四遍，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篇文章只要发出来，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真正解决战斗的东西还在后头呢。我还有九篇文章准备发表。现在有人来说好话，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发表。我已经让了步，答应这九篇文章在我死后再发表。看来人一输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后这两段，写得好！我们现在是老太太纺线，慢慢地上劲嘛。”
张春桥问毛泽东：“那九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毛泽东随口答道。
“胡服是谁？”张春桥问道。但毛泽东却把话开了说：“你可以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头面人士请来，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征求一下意见，也算是摸摸底，听听他们的反映，检验一下队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讨论。”江青补充了一句。
张春桥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完全照计划行事。正像他们估计到的那样，当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都对文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对手，他曾经就“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和姚文元展开过论战，一看文章就气呼呼地说：“又是从政治上谈论问题！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他姚文元论战？《海瑞罢官》是一出戏，我们就应该就戏本身展开讨论，指出得失，怎么拉扯到什么‘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狱’的头上来上。这叫置人于死地嘛，哪里还叫什么争鸣！”
“这出戏可以争论，但是不能像姚文元这样地提出问题，而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的口气充满了学阀味道，不好！”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争鸣和讨论，如果是这样我们谁也不敢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不要理睬他们，文章发表出来再说，估计要有一场恶性战，我们要准备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动态，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准备充分些。谁露头，我们就记下来，慢慢地解决问题。”
张春还没有想到，这次露头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来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震动了整个学术界，震动了整个上层领域，震动了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几乎所有的知情人在问：“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面对杂乱和纷纷然的局面，张春桥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见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几条：“据不精确的统计，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反应十分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给文汇报的来信来稿多达一万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现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范谨和沙英，几次给《文汇报》打电话，询问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问有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报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来后，我们派人再三征求北京新华书店要定多少数，他们拒不回答。根据这三条，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抵制我们的行动。这只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说得很好！”看得出来，毛泽东胸中是有数的。但是他并不明说，他像教师默默地暗考小学生那样地考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人，在张春桥面前，他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说过北京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里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如果连小小的彭真都对付不了，那么更大的角色怎么办？你害怕吗？”
张春桥大声回答：“跟着毛主席还有什么害怕的？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块疤，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革命会有什么安全。就是敌人暗杀了我，我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是为毛主席而献身的，我就有无限的勇气！”
毛泽东说：“好啊，有这种勇气就可以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准备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过不了这一关，就会变成蜕化变节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刘少奇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去，我说还要准备武力解决问题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要复辟。像北京这样的情况，还不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现在我们的文化战线还不是修正主义在掌权吗？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话北京并不听，我的许多指示在北京执行不下去。江青为了我是受了不少气的，我对她说：‘生什么气，和他们斗嘛，无非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冈山搞革命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干斗争的。我这个人，一天不和资产阶级斗争就觉得很空虚，就觉得不过瘾。你张春桥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春桥果断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们的旗手，我们跟着她冲锋陷阵，一定要和修正主义斗到底！，
“好，为你的勇气，干一杯！”毛泽东叫江青找来茅台活，果真和张春桥碰了三杯。
江青说：“主席这几年很少喝酒了，像这样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见呀！”
张春桥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就要来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很简单：“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张春桥看到这个文件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文件即将会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爆发点，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这个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关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看到这时，张春桥有一种上级似乎在束缚手脚或控制局面的味道，从这空空洞洞的泛科学泛议论里，感受到要收的意思。他想了想，继续往下看：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批评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选场斗争坚持下去……”
“你看了这个文件，有什么感想？”张春桥问姚文元。
“混战一场，没有主题和主攻方向，完全是乱七八糟。”
“英雄所见略同。”张春桥哈哈地笑道，“这和主席讲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你再看看这份文件里方针这一节，完全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姚文元给他念了起来：
“(二)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出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这里有钉子。”张春桥大声地说，“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地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完全是针对着我们的。好像我们是在借毛主席的‘势’来对他们。我敢肯定，起草这个文件的人是要在我们这里作文章的。”
姚文元说：“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文件刚刚传达下去，就有人攻击我们的文章是‘学阀’了。这对刚刚转向正道的斗争是泼了冷水的。”
张春桥果断地说：“我看要报告江青同志，看看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对这个文件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们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的。”
江青听了张春桥的报告，微微一笑，拉长音调说：“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根本没有同意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基本调子是要保护吴晗。你听听这段话：‘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对于像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这些话都是狗屁！我们这次同吴晗的斗争不是一般的争论，而是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我想你们是可以看到的。”
张春桥说：“你看，今后批判一些人物，要经过他们的批准了。《汇报提纲》说得清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的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单明了。’搞了这么多的框框，实际上是限制我们的批判和斗争。”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即队伍问题，是一个要害，也就是他们要抓我们的队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纲说得很清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在有意地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江青几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个汇报提纲批了个一塌糊涂。最后，江青亮出了底牌，说：“春桥同志，你可以针对这个提纲写个意见或看法，我去报告主席，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放过的。我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说，让它嚣张一个月，看看各地的动态再说。你在帮我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机要的同时，把这个工作抓一抓。”
张春桥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工作，都是毛泽东授意江青来亲自抓带有全局性指导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张春桥到杭州见到毛泽东后，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当时就说：“什么彭真的五人小组，统统解散！我现在就是依靠地方诸侯打北京。汇报提纲要成立五人小组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决不允许他们胡搞。我要通知陈伯达等人过来，你们负责起草文件，撤销这个提纲的文件。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你要参加，今后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动你都要参加。你是听我的人，是我这个中央的人，不是他们的人。就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感动得哭了……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张春桥骂道。
第九章 你们丢掉旗帜时 正好说明我对了
熟悉张春桥的人早就说过：“那个家伙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通过从报纸的动态上嗅出中央最高层的思想情况。”这话在他入监以后，多次得到了证实。当邓小平刚刚站出来后，他就断定中国的政局一定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暗暗地对看守他的战士和监管干部说：“邓小平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能接受得了华国锋的管辖？这两个人如果不发生冲突，挖我的双眼以祭毛主席的英灵！”
有个小战士是山东来的兵，对张春桥曾经崇拜得很，把他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有时乘执勤的时候，悄悄地和他说几句话。
“首长”小战士悄悄地说，“我现在还得这样称呼你，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该怎么样称呼，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张春桥这时像个大病初愈的老头儿，满脸胡须，衣冠不整。耷拉着眼皮，双手插到袖筒里，猛一看去，很难把当年那个精炼、潇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他联系在一起。他初听见有人呼唤他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准备答理，直到第二次叫他首长时，他才睁开了眼睛，瞅了那个满脸稚气，长得很清秀的战士一眼，还是没有答话。但是那只警惕的眼神显然柔和了许多。
“你好，”那个战士四处张望了一下，悄声地问道：“你需要什么吗？”
张春桥摇摇头，他对这个战士已经消除了戒心。凭他的眼光。他断定这个战士是出于对自己同情和怜悯而和他讲话的，不会有任何的恶意。
“你说你还有出去的可能吗？”连小战士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懂得怎样回答这种陌生人的问话，笑道：“你希望我出去吗”你说我是获得自由好还是关在这里好？”
“我当然是希望您能够重获自由，可是俺当不了家。俺是个兵。”小战士偶尔流露出了家乡的口音。“俺总觉得你不会关在这里，总还是要站出来重新工作的。”
“为什么？”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虚无飘渺的前景，但是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安慰。
“政治问题嘛，变化性很大。你看人家邓小平，打倒了好几次，人家不还是站起来，又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了吗？说不定你哪一天也会站出来重新担任中央领导的。”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张春桥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了。
“你今年多大了？”张春桥问。小战士答道：“十九岁。”张春桥又问：“当过红小兵吗？”小战士摇摇头：“没有，因为我爱打架，学校老师不让我参加。”
张春桥脱口而出：“敢打架的学生才是好学生，那种唯唯诺诺的学生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什么人掌了权他们也是会跟上走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你们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呢？”小战士显得很天真。
张春桥这时感到话头很重，一时难以开口，但是他闭上眼睛想了想，还是回答道：“我不想自吹自擂，我只想请你想一想，如果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能把我提拔起来吗？能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吗？”
“那个可不一定，现在的领导人哪个不是毛主席提拔的呢？华主席不也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吗？毛主席不是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手令吗？”小战士似乎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显得很激动起来，“我们班里的战士在批判你们的时候，有的战士就提出：毛主席的老婆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而毛主席生前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这可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光是江青有问题倒也罢了，连毛主席的侄儿和他所有的亲属都有了问题，战士们都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说：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也的确够窝囊了，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
这话问得确实叫人难以回答了，深深地刺激了张春桥。他摆摆手：“你们呀，还年轻，还不了解党中央的许多事情。将来是否能完全正确的了解，也很难说呀。”
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华国锋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就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统一口径。叶剑英悄悄地对他说：“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得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话和批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面的道理多着呢。”
所以，华国锋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讲台，向全党统一了这样的口径：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一切为了他们那个‘帮’，一切为了篡党，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独立王国。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的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张春桥愤怒地说：“其实，毛主席对我老婆文静的情况和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情况完全了解。主席从来没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文静和姚篷子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你和姚文元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从来没有掩盖和欺骗党组织。和薄一波、彭真的问题不同，他们长期隐瞒了他们的行为，并且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权力。历史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现行活动，是要给出路的，表现好的还要给于一定的使用。我们对待国民党战犯尚且没有一棍子打死，对历史上犯了变节错误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能不给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这个包袱。’长期以来，毛主席从实践中多次把林彪、陈伯达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吹毛求疵顶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向我和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现在是谣言满天飞，有一种说法，说江青是叛徒，是这样那个，都是别有用心。你们可以查一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是从阴沟里出来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要说，无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上往往有这个教训，即权力的交替时候斗争很复杂和尖锐。我给王洪文开了个书单子，不知他看了没有，都是让他怎样对付阴谋诡计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这话过去我们都没有传达，本来是要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传达的，结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到底该怎样证明呢？”
“现在只有让历史和事实来证明了。现在已经说明了许多的问题了。比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让华国锋给翻过来了吗？这竟是他拥护毛主席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让历史来回答吧！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后来的和小战士及其他监管人员的接触中，张春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指着张春桥对刘少奇说：“彭真反对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张春桥这个对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同志组织写的。这次起草撤销彭真那个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也是他们和陈伯达等好几个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文件的这些同志们都算一个。还有一个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个，他的父亲姚篷子，原来是我党的成员，后来叛变了，这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个功劳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其意义要超过反右和社教。”周恩来也说。“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产党宣言》相比。”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会议我不参加，给你们把门。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康生同志负责和我联系、汇报。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刘志坚这些同志都扩大。把彭真的盖子彻底揭开。我看先由春桥、康生、陈伯达三人介绍情况，和大家座谈一下，把我这几个月来的意思和精神给大家兜一兜，省得叫彭真这些人造谣。”
于是，会议在这个严格的安排下进行起来。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从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的讲话起，重点强调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现在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批判，说：“彭真对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文章的攻击、封锁和后来的假批判，都是反党的。主席今年三月连续三次谈话，把斗争的目标讲得更明确了。我认为，主席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批评彭真、中宣部犯了包庇右派，压制左派，压制革命和不准革命的错误；第二条就是部署任务，建立新的文化革命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主席的精神贯穿起来，也就是如何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和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问张春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张春桥回答：‘出了修正主义就上下结合，把他们打倒。’现在已经出了，彭真就是一个，罗瑞卿也是，杨献珍、杨尚昆、田家英、邓拓、廖沫沙都是，如果我们不和他们斗，就是人家和我们斗的问题。”
康生的这番传达和讲话，一下子把与会的八十多人的激情都发动起来了。
康生在会上讲到即将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过程时讲道：“张春桥同志在把最后的修改稿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同志最后又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可是意义深长呀。林彪同志看了这段话后，说：‘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段。’同志们，中央的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的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决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除毛泽东而外的所有中央政治人局领导人的讲话，而且是面对着彭真、陆定一等人公开对他们进行批判，心里的确有些紧张。但是当他看到江青投来的目光时，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
“我今天可以当着各位领导同志的面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了以后才发表的。当时我们还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没有打中《海瑞罢官》的要害，只是击中了一九六零年以来出现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的东西，彭真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就不干了，就公开地抵制这篇文章，进行了反对毛主席的活动。”张春桥的眼睛几次和彭真的目光相遇，他看到了那双仇视和威胁的眼睛，但是他故意挺起了胸膛，理直气壮地说：“我和姚文元同志面对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挑战和压力，更加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艰巨。我们商定，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只要有毛主席的支持，我们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别说你彭真，就是比你彭真再大的官儿，我们也要和你顶到底……”
这几句话，马上在会议上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彭真那个二月提纲出来以后，我曾经给他打电话，问问他所说的‘武断和以势压人’是不是有所指？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指我们，但是不是要问他，可是他却不敢公开他的观点，而是说‘谁头上有疤就是指谁’，同志们，在我们毛主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后，他还要这样做，究竟是要干什么？在文件里。毛主席亲笔加了一段话，驳斥他道：‘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霸道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彭真同志，你不是一直要让我给你回答吗？现在我在这里就算正式给你回答了！”
五月七日上午，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揭露了所谓彭真在历史上种种罪行，从而把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弄得十分紧张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全体与会者举手表决，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所谓“五.一六通知”。张春桥对那位听得入迷了的小战士说：“当时表决的时候，我们几位列席会议的没有举手，刘少奇动员我们说：‘你们列席会议的也表示一下态度，同意的就举手。’一下子都举手了，就连彭真也举了手。这说明当时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文件真正起了作用的是我。就在这个通知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小战士请求给他把保存的刊登《通知》的报纸上，凡是毛泽东写的话都标了出来，他说："这样，我好掌握这个文件的精神，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底讲了多少话。”
张春桥想了想，就在那张报纸上把凡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内容都给他标了出来了：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展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张春桥在给小战士标出这段话后，特意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一连讲了这么多的概念和定义，就是说明了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决心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我当时理解毛主席的话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才真正明白了主席的意图。现在从人家对我们的态度里也可以看出了这一点。”
小战士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奇特的光彩。
张春桥继续把毛泽东在那个文件里的话给他划了出来：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要不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这时，张春桥就又给他讲解了彭真那个“二月汇报提纲”的基本观点，然后把他认为是战斗任务的话给他圈出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张春桥给他圈完以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你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吗？”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那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这样说。
后来，这个小战士就失踪了。张春桥再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哪里去了。他当然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上去十分天真、可爱的小战士，竟然能在一个晚上连续书写了十多份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传单，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监狱，落了个和张春桥同样的下场……
就在审讯那个战士时，他竟然学着张春桥的语调回答：“当你们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时，就更加证明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毫无惧色地走进了监狱。
但是，他和张春桥的这种短暂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第十章 有人说他痴呆了……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张春桥越来越消沉寡言了。刚开始时，他对报纸很关心，偶然报纸来得晚了，他就朝着监管人员晃晃手中的报纸，表示该换报纸了。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什么也不感兴趣，连警卫和监管人员叫他，他都不大答理了。
本来，对一个酷爱读书和写作的政治家来说，书本和报纸、纸张、笔墨，都是须臾离不了的东西，可现在张春桥恰恰缺少的就是这些了。他每天闭着眼睛，昏昏欲睡，仿佛把自己陷身于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里了。
早就送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决定，放在桌子上许久了，他连看都没看。奉命和他谈话的监管人员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他坐在那里默不开言。他不像有些失去自由的政治家那样大喊大叫，好像离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群众就没法活似的。自从他进了这里，就没有想把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他的表情是一派看破红尘的样子。
“张春桥，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吗？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来看你来了，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不管监管人员怎样对他说，张春桥就是不理睬他们。那些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讲上几句当前的形势，就扭头离去。末了，甩下一句话：“你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写报告！”
张春桥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春桥已经痴呆了，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他的刺激很大。他两天没有吃饭，恐怕是这个原因，使他已经成为废人了。”有人向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反映。“张春桥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绝望的表现。”
但是，汪东兴不这样看。他比较了解张春桥，特别是对他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睛，他更有着最深切的感受。那天，他专门到监押地看了看张春桥，从无意的一刹那间里，他看到了张春桥的眼睛。啊，还是那样乌黑透亮，还是那般闪闪发光，还是那种滴溜溜的神采。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张春桥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的深埋在心里的仇恨，和火烧般卷土重来的渴望。是的，只有对现实不共戴天般怒愤的人，才有那样的眼神。
汪东兴想起了将他押走的那一刻时张春桥的眼睛，足以能使他感到脊背上冒冷气。
张春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阴谋和鬼计的化身。他那冷峻的面孔和咬牙切齿的批判，往往使相当一批人想起来就感到发颤。甚至人人认为，江青的一些坏事的来源，都是出自张春桥的点子。这个摇羽毛扇的军师，眼睛似乎一转，就有一个什么主意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时就说：“张春桥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个最坏、最毒辣的角色。他善于出奇不意地抓别人的小辫子。现在看清楚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就是类似张春桥这样的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那回事。但是，毛泽东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的现状作出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对我们失去了信任，那当然就得重用江青、张春桥、林彪、康生这些人。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对于张春桥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绝不了这样的人物的土壤。我主张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们。现在我们还顾不上处理他们，得集中力量解决‘两个凡是’的错误，即先把华国锋他们的问题处理好了，对再处理张春桥这些人较为有利。”
张春桥这时当然不会想到上层的这些动向，他只能凭着过去的经验和实践来对中央的上层进行种种猜测。就是这些猜测，也和接踵而来的实践有着惊人的一致之处。
转眼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张春桥看上去明显地衰老了。额头的额纹和眼角的鱼纹已经像刀刻般地出现在脑门两测，紧抿的嘴唇如同凝固似的总是一声不响。从早晨起，他就好似一尊石雕般坐在床上或者站在十几米的院子里动也不动，他几乎是靠回忆和思索来打发难熬的日子。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犹如石破天惊，同样震动了张春桥。
已经很少看报纸的他，把署名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连续看了好几遍，他很敏锐地感觉到了中央最高层的动态。盘旋在头脑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耳旁回响起当年大批判文章里的一句话：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土农乐业’，实啄七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欣赏，原因在于此。”
当年讨论《水浒》的时候，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他们这些中央领导人们都预料到今后中央和地方上都会出现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可是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会议上都纷纷地批判宋江，发誓赌咒地表白自己绝不当投降派。特别是华国锋，他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摇晃着他的右手说：“在战争年代，任何的动摇和投降到了战场上都是要杀头的，现在在和平的年代，谁要是向修正主义路线投降，充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宋江，我们就要像打倒刘少奇、林彪那样地来打倒他们。我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深深感觉到这个指示的重要意义。”
现在他已经充当了一次典型的投降，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不再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反而把当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英雄们打了下去。这同宋江的“及时雨”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一篇文章说的分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成为检验是非的标准了，取而代之的是实践。从表面上，文章引用的都是毛泽东的话，就连这个命题也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改一篇文章时亲笔加的话，论述的似乎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这个道理。但是，从他们的政治需要来讲，他们是为推翻毛泽东的一系列理论而造舆论的，这就是一种全面复辟的阴谋了。
这天．监管员一早就听见监房里响起一阵低沉、嘶哑的唱样板戏的声音：
“……休看我戴铁铐、裹铁镣，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监管员觉得很新鲜。已经好久了，张春桥这里死气沉沉，有时连喘息的声音都没有，今天怎么他想起唱歌来了？他走过来，问道：“你又有什么好事了，怎么一大早就唱样板戏呢？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是一个什么地位吗？”
这回，张春桥可是开了口了：“我怎么不知道？如不知道我为什么唱这出《红灯记》呢？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才会感觉到浑身轻松，如释重负。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你的身体好好的，怎么能说是生命的最后时刻呢？”监管员疑惑地说，“专案组问你什么，你都拒绝回答。现在好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人问你什么了，你倒觉得空虚了，是不是？”
张春桥看了这个监管员一眼，哼着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呀，你们过去都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你们可否感觉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快被人彻底否定掉了？到了现在还是蒙在鼓里，而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忠心耿耿的人眼看就要掉脑袋了。当然，掉脑袋并不可怕，现在我这颗脑袋和掉了没有多大的区别。这只是苦了中国的老百姓了，苦了文化大革命艰苦战斗的造反派喽！”
“你总是说现在的政局不好，请问你们过去的政局究竟有什么好？你们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才是所谓正确的呢？你说现在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么到底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要干什么？”
这样一问，倒使张春桥打了个怔。这些年来，全国的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但是中国究竟是要走到什么地方去？究竟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看来就是连政治局里的这些人心里也没有个具体而明确的蓝图，这就无怪乎普通老百姓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警惕了。他仔细地思考着毛泽东从一九六二年以来的一系列文章和指示，觉得最能说明中国前景的理论文章，就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即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给林彪的那封信了。
在这封意义颇深的信里，毛泽东给全国各行各业的单位和人们构划出一副远景图：
“只要在世界没有发生世界犬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值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工、军农、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在张春桥看来，毛泽东的这个构想，是建立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包围的敌情下，随时处在临战状态下的一种长远战备建设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和部署，可以把全国人民很好地统一在中央的领导下，全民皆兵，各自为阵，也可以逐步地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把七亿中国人民形成一个能文能武的整体。于是，“全国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就成了流行的口号。这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中，毛泽东这样设计中国的前途无可非议。事实上，那时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任何人能提出相反的意见和不同意的理由。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伙赶下台后．苏共领导人曾经多次通过各种方式暗示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效仿他们也把毛泽东搞掉，以实现中苏友好。在这种形势下，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提出要派代表出席苏共的第二十三大，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和痛斥。再加上文化战线上一系列引起毛泽东严重不安的反党现象，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旨在清除隐患的大革命。
张春桥认为在敌我战线不明，中央高层人物面目不清的情况下，毛泽东心中的战略考虑，只能通过在给自己的妻子江青写信的情况下表达，这才有了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致江青的信。
在那封信中，毛泽东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张春桥当然清楚，所谓“我的朋友”就是指的林彪。“中央催着要发”就是刘少奇几次给毛泽东打电话，说：“根据群众绝大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要把林彪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全党，希望主席很快批转下去。”毛泽东对他说：“不发行不行？”刘少奇说：“不发不好，因为林彪同志讲话是代表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们的意见，不发就等于违背了这些同志，我们不好向革命小将们做工作呀！”
现在就看得更清楚了。毛泽东的这两个重要信件是统一着的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具体部署。毛泽东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既然是演习，那就必然还要有真的。什么时候来真的呢？那必然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开始作秘密报告，丢掉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开始造舆论了，这一天快要到来了。那么，中国的二次革命就不是演习，而是真的了。张春桥想到这里，开始兴奋起来了。
是的，张春桥的这种兴奋是有根据的。还在一九六七年的七月问，张春桥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时候，江青和他谈起了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江青说：“武斗当然不好，我们必须反对。但是也要看到这实际上也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经过一场武斗后，双方的群众都受到了锻炼，将来资本主义复辟了，群众就用这个来对付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讲，武斗也是一场演习。未来反复辟的战争的演习。”说完哈哈大笑。
张春桥直到今天还记得江青当时大笑的面容和神色。
不久。毛泽东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也知道了许多省市的武斗动用了机枪和大炮。周恩来说：“广西一些群众组织把我们援越的物资都抢去用来搞武斗了。现在的武斗状况是越来越升级，到处是混战一场的局面……”
“怕什么，打就打上一场嘛。”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从来不是那么严重，他开玩笑地说，“谁说中国爱和平，我就说是爱好战争。我们多年没有打仗了，现在倒打得热火朝天，我看这就是最好的锻炼。如果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肯定能出不少的战斗英雄。对这些乱子，我们第一反对，第二引导，要做具体的分析。对真正的左派，我看是要武装起来的。不这样，造反派的成果和安全怎么来保证呢？”
张春桥想到这里，对未来再次充满信心。他断定，中国将来肯定是要有一仗要打的，所谓反复辟的人民战争是一定会到来的。
他，做梦都不会忘记了将来的算账！
第十一章 你们没资格审讯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二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历史上将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已经向一个新的时期的转变。这个转变来得很快，快到了几乎叫某些人应暇不及的地步。相当一批人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对这次全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难以接受对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就是张春桥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
一连几天，他都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地沉思和叹气。
监管员在他看的刊登全会的那张《人民日报》上，发现了他划过的记号：
“会议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对‘四人帮’硬把一九七五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张春桥用水笔批道：“华国锋不再谈鄙人是‘在批邓上另搞一套’了，而是彻底不搞‘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要跟着大搞翻案了。那么他哪个‘高举’跳到哪里去了？”
他在另一段下划了大大的问号，这段话是：
“会议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之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会议一致认为，采取这些步骤，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主席旗帜的表现。”
张春桥批示：“简直是光天化日之下说胡话，损着毛泽东的眉眼，又挖鼻子挖眼，还说这是给毛泽东梳妆打扮，亏得这些人真能说得出口！如果说这是政治骗子的话，华国锋可称得上是最大的政治骗子了！如果彭德怀平了反，那么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强调和所抓的阶级斗争，也就全部要否定了。连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都丢得干干净净，还要空谈什么高举，这不是骗子又是什么？”
张春桥很清楚这次全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已经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所谓准备，无非就是掉脑袋而已。他暗暗地说：“这样也好，死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再不会给历史造成了更多的麻烦。我张春桥终于可以实践了‘为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这句誓言了。”想到这里，他故意露出了坦然的神色。
这天吃饭的时候，他吃得很香。哨兵说：“今天你怎么了？看上去倒是很高兴的？”
张春桥说：“一个正直的人活在世上，我看有三怕。一怕不明不白地死，二怕背上了不白之冤，三怕遭到了人民的误解。而我这三条恐怕都不存在了。通过邓小平站了出来，我们党的许多事情都可以得到了解释。我张春桥死而无憾了。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我今后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了，我要吃得饱饱的，准备去见毛主席和马克思。我过去就没有什么野心，现在也不会有什么求生的追求。”
哨兵看到他没有什么特别反常的举动，就没有再多和他说什么话。
张春桥盯着刊登公报的报纸。出神地回忆起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毛泽东从武汉到了上海，在和他谈话的时候。曾经问他：“你们批判过彭德怀吗？”他说：“上海还没有好好准备过这样的会，可以召开几次。”
毛泽东说：“我看彭德怀还没有批深批透，更谈不上臭了。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召开以后，国内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加上帝修反的包围，我们不可能再把彭德怀端出来批判了。在党内造成一个影响，好像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其实，彭德杯的问题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他没有自首过，战争时间里好像立过大功，抗美援朝战争他投了大机，给他钻了空子。其实，抗美援朝的具体指挥是我，他有好几次不听招呼，使我们吃了大亏。总之，这个人要批判，使全国都知道他的要害，不然他还是要翻案的。一九六二年闹翻案时，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支持他的。他在党内并不是那么孤立呀。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党还是要走回头路的。”
张春桥说：“我有个建议，把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重新发表，并配上有关的文章，使我们党内的同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党的那次路线斗争的情况，以便提高识别那类人物的免疫力。”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和北京的秀才们来操办吧。”毛泽东说，“我在那年的八月十六日写了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由来及其他》，讲过：‘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要到阶级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还有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全会当时就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你看，直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张春桥和姚文元几次和陈伯达取得了联系，要他也组织几篇有份量的文章，系统地批判彭德怀和陶铸等人。
陈伯达给张春桥来电话说：“当前应该把批判刘、邓放在首位。彭德怀是死老虎了，已经臭了，没有什么批头了。再批只能是联系刘邓来批。现在谁还敢替彭德怀翻案呢？没有人了。但是给刘邓鸣冤叫屈的人可是大有人在。”
张春桥说：“批彭德怀是主席的意见。主席认为并不是彭德怀已经是死老虎了，不但没有死掉，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有人替他们翻案的。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路线是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条路线是紧密相连的。不把前面的批好，就不能准确地认识后头修正主义路线的源头和根子。”
“既然是主席定的，那我们就按主席的办吧。”陈伯达懒洋洋地说。
那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读上海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判文章，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你再亲自动手写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这个人，江青可是把他恨透了，主席说：‘让文元写文章把他好好解剖解剖，这个两面派是有代表性的。凡是要夺权和翻案的野心家，在今天他不搞两面派就混不下去。这个人物解剖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你写好以后，送主席审阅后再发。”
一九六七年夏天，姚文元写好了《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毛泽东亲自修改，批示：“写得好极了！”这篇文章对陶铸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据监守陶铸的报告：“陶铸看了这篇文章后，仰天大哭：‘姚文元害死我了！姚文元害死我了！’”可见这篇文章的战斗作用是多么的大！
张春桥至今还记得亲自在那篇文章里加着的段落：
“历史的前进，总是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添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翻过来了。真正垮台的，是我们自己。而那些被毛泽东亲自从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一个个仿佛死而还阳，就要重新站起来了！这不能不使张春桥感到脊背上一阵阵发凉……
“张春桥，你在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专案组的人员把他在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上写的那些话摔在他脸旁，怒斥道：“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就是抱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也得接受人民的审判和党纪国法的处分制裁，你在这里要装什么洋蒜？”
紧抿着嘴巴的张春桥突然开口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无耻背叛者，根本没有资格来审讯我！我从来就不承认你们的审讯，我到现在是什么也不会和你们讲的，你们从我的身上别想捞到任何的稻草。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毛主席亲自培养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革命者，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修正主义投降的。你们回去告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想杀我就早点杀，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天起，就没有准备会有好日子过，这样的失败，我们准备了好多次了。到现在我失败了，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干好。我和你们的华国锋已经早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了。早点把我打发了吧，我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终究会有胜利的那一天的，不管我能否看到，我都坚信这一点。”
专案人员清楚地看到，张春桥在说此话的时候，右手在打哆嗦，牙帮子也发出了咯咯的切齿声。这完全是一个不甘心失败的政治家的绝望叫喊……
张春桥现在的仇恨是集中在对华国锋身上了，对邓小平则是恐惧和悲哀多于愤怒。还在一九七六年初周恩来刚刚去世时，张春桥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邓小平时说：“我看你邓小平是不会真正认识到你的错误的，你现在迫不及待地要翻案是小翻案，如果我们再给你更大的条件你则要进行大翻案，直到给刘少奇翻案。毛主席早就对你有所担心，估计到你就会对文化大革命来一个大清算。果然你在一九七五年当上党中央副主席后就急切地跳了出来了。你以为毛主席重病在身，已经控制不了整个形势了，所以可以放心地大搞你那一套修正主义了，其实你已经中了毛主席的计，毛主席就是以身体不宜为现象，就是要看看你，当然不光是你，有你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势力，究竟会干些什么。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果然看到你的脸谱了。你的表演，也使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到了还在走的走资派的嘴脸和他们的真正用心。”
当时，华国锋在会上口口声声地说：“刚才，张春桥的话很重要，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同志们，春桥同志讲的，正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理会春桥同志刚才所讲的那几句话，非常深刻，把毛主席的部署理论化了。”
后来，到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华国锋拉住张春桥的手说：“现在实践证明你对邓小平的批判和斗争是多么的正确，要是不把这个祸害除掉，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真要被这个家伙给丧送掉了。你看爆发的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多么恶劣，他们的气焰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都如此嚣张，如果一旦毛主席离开了我们，那后果简直不可收拾了，你的确有先见之明，今后你可要给我当好掌舵的人呀！”
张春桥咬牙切齿地骂道：“如果说华国锋不是标准的两面派，那么党的历史上就没有什么两面派可言了！过去说陶铸是典型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他比陶铸要坏得多。”
想到陶铸，当年的一段故事又浮现到张春桥的眼前……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是被毛泽东誉为“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日。陶铸指使熊复等人打算召开一个一百多人的纪念鲁迅的座谈会。张春桥立刻对江青说：“陶铸是湖涂了还是故意这样做，今年是在文化在革命的高潮中纪念鲁迅的，本应该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纪念鲁迅，为什么只搞这样一个小小的规模？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贬低鲁迅吗？”
江青马上大发其火：“陶铸这个人就是在故意捣鬼！鲁迅在三十年代是和周扬四条汉子做斗争的，主席对鲁迅作了具体的高度评分，这是我在里面所起的作用。陶铸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要包庇某些人，就要在这个时刻搞点小把戏，戳穿他！制止他！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重新搞一个纪念大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面，组织了上万人的纪念大会，由姚文元作中心讲话，具体地概括和总结了纪念鲁迅的意义。那篇讲话，同样是张春桥帮助修改，画龙点睛地点破了主题的：“只有革命的人们，才有资格来纪念革命的战士。”“我们纪念鲁迅，他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向着文化战线上的各种鬼魅，向着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冒充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伟大的英勇的斗争，粉碎了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和反动文化，彻底揭露了胡适、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者……等等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卑鄙面目，反映了革命的‘中国的大众的灵魂’，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和张春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写了下面的这段话：
“我们纪念鲁迅，特别要纪念在他的晚年，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痛斥了周扬等人所执行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鲁迅尖锐地揭露了他们‘所谓革命作家’的招牌，‘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反动本质，揭露了他们‘喊喊嚓嚓，招是生非’的宗派主义的手段，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恶劣方向’，揭露了他们借‘联合战线’之名，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卖国主义和叛徒哲学的罪行。鲁迅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批判了‘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任，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坚决执行，表现了鲁迅晚年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永远引起我们深深的尊敬……”
这就划清了他们和陶铸等人纪念鲁迅的根本区别。他们就是要借鲁迅来打击一些人，以抬高他们自己。就在这个会上，陈伯达也发表了一篇精心制作的讲话：
“鲁迅逝世的前夜，留下了一篇著名的遗嘱，其中有些很深刻的话，到现在还值得大家深思。他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勿和他接近。’他还说：‘……还记得在发热时(指鲁迅肺病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认为，这是鲁迅给我们很重要的遗嘱，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遗嘱。”
说完这些，陈伯达接着说：“时隔三十年，在现在，鲁迅的话，还完全保存着他的先知的光芒。让那些恬不知耻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听一听鲁迅的这些话吧！难道鲁迅当时揭露投降主义、揭露叛徒的每一句话，不就是对他们而说的吗？”
这个会的召开，达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预期目的。就在这天的晚上，张春桥收到了陶铸打来的电话：“请你来我这里一趟，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张春桥赶到陶铸的办公室后，陶铸亲自把门关住，显得很有点神秘。等张春桥坐下来以后，陶铸问了一些有关纪念鲁迅的话题，然后突然地问道：“你三十年代在上海工作的时候用过‘狄克’这个笔名吗？”
张春桥一怔，冷冷地反问道：“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陶铸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个人深沉和老练，马上放缓了语气，说：“没有什么意思，有群众组织给我来信，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回答的那个‘狄克’就是你！”
张春桥站了起来，在陶铸的办公室里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再次反问：“是我又怎么样？不是我又怎么样？文学和鲁迅发生分歧进行争论是正常的，无可指责。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他晚年的杂文很少有片面性，但是不等于他没有片面性。对鲁迅个别观点的不同意或者争论，并不能等同于反对鲁迅。更重要的还要看鲁迅的不同意见是什么。这个道理我想你不会不懂吧？”
陶铸没有想到今天的张春桥在自己面前竟然是如此的傲慢，不由得也沉下脸来说：“听你的口气，你是承认你就是当年的那个狄克了？”
要是没有揭发张春桥的信，陶铸也许真的没有时间看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正因为有了这封信，陶铸特地看了鲁迅的文章。鲁迅当年为田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序，完全是一种借题发挥．是斥责国民党政府的。透过那一行文字，人们仿佛看到了那位老人的冷峻和辛辣：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去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承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作小民的本分。”鲁迅在抒发了自己心中沉闷的愤慨后，话锋一转，写道：“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烟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北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就是鲁迅序言的精华所在。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发表了一篇署名“狄克”的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里面有这么一段评论的话：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它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鲁迅在一个月后．即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写了《三月的租界》，对这句话和狄克的文章给予了答覆：“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谁有空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陶铸认为，最让狄克感到难堪的话是鲁迅紧接着的讽刺：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的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到这里，就是坦克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同时。还有鲁迅对他的题目的刺激：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鲁迅的笔锋犀利而更甚于挖苦，“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责，是可以令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陶铸问张春桥：“你对鲁迅《三月的租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毫不考虑地说：“那是正常的文艺评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类似这样的评论在鲁迅的文章里多不可数，丝毫不奇怪。就是狄克的文章里也只是对田军的小说提了些意见，没有对鲁迅有半个字的指责和损害。一小撮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作文章，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陶铸把那封信转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信件和看了鲁迅的全文，很不耐烦地对陶铸说：“小题大作！狄克的信件和文章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个热血青年的文章，就算有点问题算什么？鲁迅要是活到现在，看到这样的后生也会高兴的。别再大惊小怪了，我们要抓的是真正的类似周扬四条汉子那样的坏人？”一张春桥联想到现在的报刊上重新把狄克和自己挂起钩来大批特批，心里不禁暗暗好笑：“毛主席难道没有你们这些人聪明，毛主席定了的案现在统统都要推翻，包括是打倒或树立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对我进行审讯呢？”
所以，从这时起，他对所有的来审问自己的人，都采取了嗤之以鼻的态度。
第十二章 他折断了手中的自来水笔……
胡耀邦为了对付张春桥，特意从上海选了一个最为熟悉他的人。这个人就是曾经和张春桥共过事的杨西光。
杨西光也是一个笔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时候，他是候补书记，主管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对理论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直线上升。杨西光却被打人了十八层地狱，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来。一九七六年张春桥被捕后，杨西光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久被调到北京担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历史往往有时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神神秘秘，但是一出来震动了整个神州，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一九七八年，任职不久的杨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写来的一篇文章，专讲标准的唯一真理是实践这个命题的。杨西光把文章推荐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后征得邓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由来。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发表过程中，同样进行了种种保密。
邓小平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个书记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来上海的一个书记，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历史往往在讽刺着现实。”
“你认识杨西光这个人吗？”有人问张春桥。
张春桥脸都不转过去，只是冷冷地丢出一句话：“一个小丑。只知道抓住只言片语作文章，根本不会从实践出发找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担任了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是他首先发现和推荐给胡耀邦、邓小平，在全国展开讨论的。”
“毫不奇怪，”张春桥站起来，走到窗口，又丢出一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张春桥的记忆力特别好。监管人员很快地发现他对过去的事情不仅记得非常清楚，甚至，连日期和具体的数字都没有错误。表面上，他在监狱里什么话都不想说了，看见了专案人员换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面的政治形势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剧地变化着。所以，他对前来问话的人更是连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计算着他入狱的时间、审讯的次数和他每次对付他们的策略。一次，监管人员在询问他的生活时，告诉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现在中央要准备对你们进行审判了。也就是说，要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了。”
张春桥的脸色微微变白，但是眼睛依旧不睁一下，撇了撇嘴唇，没有吭声。看得出来，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但他知道这里的人都是经过筛选又筛选的可靠的人，和他们谈论什么问题，无疑等于向当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闭口不言，把自己脑海里的十二级风浪都紧紧地关锁在自己的心窝里。只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他才发泄一点自己的真情实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酝酿了好久的设计，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过去的党纪传统，选举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临时的机构：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承接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历史案件的清查和审理，重点是林彪和江青这两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对新成立的“两办”人员开会说：“你们从现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专案组的所有工作，从党纪国法上考虑怎样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小平同志在和我谈话时候，特别提了两个人：一个是江青，另一个就是张春桥。他们都是死不认罪的人，对党的危害极大。特别是张春桥这个人，他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论的人，毛主席过去是依靠他来征服了全国人民的思想的，是整个反革命集团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处理了，就难以建立我们现在的理论基础。怎么处理？我看没有法律依据不行。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国的道路。”
胡乔木也说：“针对着张春桥鼓吹的那个理论，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具体地估价了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他认为，大家对毛主席的功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他认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需要具体的分析：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为止，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应该给予全面的肯定；第二个阶段是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为止，这里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基本肯定；第三个阶段是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干，到一九六五年为止，毛主席退居二线，不大问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是毛主席当政的那一段，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剧，毛主席要负主要的责任。他的所有的活动要全部否定。张春桥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而滋生出来的一个阴毒的反革命份子。对他来说，则是必须要依法严惩的。”
对张春桥来说，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来的自称两案办公室的三个专案人员当着他的面对毛泽东的评价。那天，他刚刚吃了饭，警卫战士就把他提出去，说是要对他审讯。他们连问了几个问题，遭到张春桥的沉默抵制后，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个子就开始批判上了：“你张春桥不要以为你不开口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你的！你在监狱里自以为你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毛主席培养的理论家，就可以无视中央的存在和对你的处理，可以告诉你，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张春桥转过来，给了他个侧面。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错，我可以毫不讳言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这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到了这一点并加以颂扬。但是，我们要告诉你，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制的登峰造极。他不仅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他的矛头是对准了中央集体的。在准备发动文革的阶段里，毛泽东支持江青和你张春桥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虽是诬陷吴晗的，其实也是借题发挥，你们批判‘单干风’和‘翻案风’，实际上也是谴责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对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你伙同江青搞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既是对整个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丝毫不能说明你们的正确，而同样是错误的。对毛泽东来说是错误，对你来说是罪恶！”
张春桥咳嗽一声，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浓痰。
“我们审查了有关你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张春桥一开始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位老革命家，其实不仅仅是对准这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你们的活动，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的特点。要不然，江青为什么胆敢组织你和姚文元撰写把矛头指向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动为什么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批准这篇文章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有关部门？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军委委托，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你张春桥要老实交代，为什么这个座谈会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一个人主讲？所议的问题为什么远不止部队文艺工作，而是全国文艺工作？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些问题我们希望你张春桥能够老老实实地给以交代和说明。”说到这里，那人给张春桥递过一支钢笔，张春桥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里，说：“这是你为数不多的机会了。你可要珍惜给你的这个机会呀！”
“你们放肆！”张春桥大喝一声，猛地把那支钢笔往地上一戳，钢笔被他折断成两截。“你们如此攻击毛主席，本身就是反党、反革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你们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变！我不和你们说什么，送我回监狱！”
又是一个已在预料中的不欢而散！
邓小平对他作了评价：“你们不要对张春桥再报什么希望了。依靠他是不会讲出任何事情的内幕和过程的。他也不会向我们、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审理他们的问题还是要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马上接受不了。就是这些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造谣诡辩，不利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对他们真正罪行的审理和刚刚粉碎他们时给他们定的那些罪名区分出来。华国锋他们搞的那些东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脚，有些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事实证明，越搞两个凡是，就越说明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陈云说：“这也难怪，他是最早接触到毛泽东晚年思想的一个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说过：‘中央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你们打算怎么办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到了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说：‘你们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的中央’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把当时形势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泽东同志与康生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就发出了‘向中央进攻’的号召。这就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党中央了。这可不是我的编造，谈话要点五月间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这样的字眼。这就是问题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两案办公室的人谈话的时候，再次要求：“你们在审理两案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历史的责任究竟应该怎样划才比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影响了张春桥这些人，还是他们这些人影响了毛主席？这是一个非要让我们回答的问题！”
这时，两案办公室的一个人员说：“既然毛主席是以个人来反对中央集体，就必然会有许多的问题不能端到桌面上来，就一定要致使我们党内出现许多反常的事件，这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个人这样说：‘江青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一个探测器。她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等问题，都是她先出面，她说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么聪明，所以大家谁也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然后她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他们不听你的！’这就把问题搞得复杂了。但是，就算没有江青这个人，是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搞了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种性格和脾气，就是没有江青，那革命也会换一种形式来出现的，非出现不可！”
胡耀邦通过亲自审阅有关的材料和案件，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中和以后的一些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认为，那时的张春桥就像一只缩头缩脑的老虎，一直在窥测着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着一个又一个的计谋。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达后，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着。这时，引发了全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学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开了。”下午四时，毛泽东亲自给康生和陈伯达打电话，要他们安排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这个动作来得特别猛烈，就连张春桥也感到意外。他赶到江青住地后，见她正和关锋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大字报时要配发的评论。张春桥立即参与修改，建议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他说：“我感觉到在这场运动中不这样坚持这个原则，文化革命就有失败的可能。”
江青说：“你讲得很正确，这是保证我们的运动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大字报和评论的同时，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突出地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
那些天，张春桥把一系列的事件联系起来，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对姚文元说：“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六月四日公开宣布改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同时北京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撤消了陆平和彭佩云的职务，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用李雪峰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演一出《八大锤》的戏。这出戏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尖锐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修正主义者。’另一篇是《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于公开批判了彭真的那个黑二月提纲。六月五日，又发表了《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对北大的问题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聂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关于对《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前线》的决定，任命了一批新的报社领导人。”姚文元激动地说，“看这个样子，可真是有点改朝换代的样子了。”
张春桥马上说：“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发动这场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换代。改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王朝，换一个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就是我们这场革命的意图。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哪里还有革命的意义呢？”
通过毛泽东下令撤销工作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学报等一系列的行动，张春桥感觉到了最高领袖的此刻的脉搏就是要冲破一切束缚群众手脚的框框，要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了。在这个阶段，谁要是抵制群众起来革命，无疑是内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当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向街头，走向社会，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毛泽东马上给予高度的评价。八月廿三日．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工农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行动。这就把当时的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潮。
就连陶铸在这个时候，也沉不住气了。他在接见北京医大红卫兵的时候，公开这样说：“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现在谁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怀疑。一切都可以怀疑。”
八月下旬，当一些地方开展了大串联后，陶铸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大串联这个形式很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他对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康生等人说：“可以让外地的学生和红卫兵分期分批地来北京进行大串联嘛。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现在学生坐火车不要钱，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们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推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针对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组织工农反学生的情况，再次写信给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这个精神，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一日发出明码电报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张春桥特意强调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的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这实际上，也是把打击群众、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头上，从些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当时，张春桥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样，认为彻底肃清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右派”的学生和教师们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张春桥向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宣读了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分子”，所谓“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应宣布一律无效，立即平反，应该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要充分信任群众，敢字当头干革命。这个精神，中共中央认为不仅适合军队院校，对全国县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适用。
四天后，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张春桥在接见福建省赴京学生代表时，讲了这么一条他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话：“同志们为了革命受到了打击和迫害，这说明这场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党中央在毛主席领导下还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如果政权掌握在别人手中，那你们向谁控诉？所以，同志们，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和迫害是暂时的，最后我们一定会胜利的。你们应当注意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派，左派当然人数少，现在少，将来也少，别想将来大家都成为左派。马克思、恩格斯共两个人，谁给他们印刷机、宣传车、录音机呢？当时苦得很！毛主席也是这样。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比毛选四卷还要多。毛主席过去被开除党籍好几次，被撤职，军权被剥夺，但最后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这边。北航的学生要和工作组赵如璋对话，在国防科委门口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不见。我们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要他见学生。他还不见。后来陈伯达让他住到学校去谈话，说如果学生打死你我陈伯达抵命，还签了字，立了军令状，他还是不敢去。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见了赵如璋，和他辩论。我火了，对他说：‘为什么陈伯达的话你不听，连毛主席的话你也不听？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学生站在一起斗争你！’同志们，从六月一日聂元梓等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斗争是曲折的，艰巨的，但是这个变化是有反复的，只有这样毛主席的路线才能胜利！这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一定要坚信！”
还是本着这条毛泽东制定的原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当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认、不支持、不表态的所谓压制后，他们北上，拦截火车，要求中央支持他们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赶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发表了一个完全接受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讲话。
他的讲话，连陈伯达于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时的电报精神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时的陈伯达，在电报里还这样讲：“十日夜，我们听到你们有几千人要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管理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一个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的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里搞革命，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会搞好。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你们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实上，你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可张春桥在讲话里，基本上是逐条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条件，他一出来就这样讲：“同志们，大家在这里久等了，刚才在这里和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他拿出已经签了字的条子念道，“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再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第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在这里声明，市委昨天已经发了通知，你们回去以后不应受到指责和刁难，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我们但是不能保证你们不被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
张春桥讲到这里时，王洪文特意强调：“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开向群众检查，没有这一条我们是坚决不答应的。”
“我同意。”张春桥很爽快地说，“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曹荻秋当然不能例外。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你们。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可以来第二次。第二条，你们要求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过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动不动就要汽车、录音机、照相机等等。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坚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上海有二百万工人，一向最热爱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到全国的前面。”
这就是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动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本来是讨论经济话题，但是与会者最感兴趣的还是政治问题。胡耀邦在很小的范围内和一些人交换了意见，他说：“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以天下大乱为方针，以所谓革命左派即造反派头头为依靠力量，以所谓走资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革命对像，以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目标，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辩论的方法，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全国夺权．进行什么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一切统统都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会被类似江青、张春桥这样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论和左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在实际工作中的泛滥，给党和民族、国家造成了历史上的空前灾难和动乱。这个教训一定要通过清算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罪行来达到拨乱反正的目标。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这些，是囚笼里的张春桥所想象不到的。
第十三章 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张春桥
邓小平听了办公室的汇报后，生气地说：“张春桥眼里没有我们，这是符合他的反革命逻辑的。大概他到目前还是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政权才是反革命呢，而他那个大左派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这不是他的一厢情愿。所以对他没有别的可讲，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对付他！”
是的，对这个凭着笔杆子起家，依靠江青而青云直上的文革新贵，邓小平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们已经几次交锋了，每次交锋，都给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他的眼里，张春桥这个人仿佛像个冷血动物，对他们这些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几乎没有多少感情，他，不近女色，不玩扑克，不贪财物，不接受别人送的礼品，所以把那些不拘小节，喜欢跳舞玩桥牌，收受别人的礼品的人统统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给那些人以下不了台。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接近。
一九六六年四月下旬，邓小平听到张春桥来到了北京，特意把张春桥叫到自己办公室里，听取他汇报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指示，张春桥在汇报时，却大肆反映了北京市委和彭真的问题：“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搞一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假批判后，当晚刘仁召开高等会议，布置由张文松、范谨、李珙等人组织力量，搜集关锋、戚本禹和我们的材料，并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康生、陈伯达等同志。在他们召开的黑会上，决定：凡是群众揭发彭真等市委领导的材料，都不登简报只覆写两份材料送市委书记处传阅……”
邓小平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现在就能说北京市委是在开黑会呢？这个结论你下得太早了，。结论应该内中央下，而不是你们下。”
到了这年的十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检查以后，在休息室碰到了张春桥，张春桥冷冷地问他：“你说，今年四月彭真死党们的会议是黑会还是红会？这下你可以下结论了吧？”邓小平一怔，想起了那次谈话的情形。于是只好点点头：“看来你是有先见之明的。目前来看那个会是个黑会。”
张春桥得意地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下的还是我们下的呢？小平同志，你不要动不动就以中央的名义在讲话。现在你应该真正认识到，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够代表中央，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能代表中央的。现在你清楚了吗？”
邓小平不愿和他纠缠，只好说：“过去不清楚，现在清楚了。”
这以后不久，邓小平看到一份传单，上面是张春桥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时的讲话，他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个人物在强大的攻势下，相继在会议上作了极不像样的检查，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百般狡辩，企图蒙哄过关，伺机反扑。我们必须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纵容和姑息任何敌人。在今年的十四期《红旗》杂志上，我们发表了题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的社论，提出了这样的号召：‘不破不立。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清除这条错误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无论什么人，如果再坚持错误路线，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这样的话，对邓小平这样的人，同样适用。我们现在将看他怎样走路。”
邓小平现在想，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张春桥好好地看一看我邓小平是怎样地来走路了！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放了炮后，本来不计划再讲话了。可是华国锋在讲到对那些揭批清查中的遗留问题时，提出“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工作，妥善解决”时，陈云对邓小平说：“老华在搞和稀泥。他实际上还是在搞‘两个凡是’的路线。”于是，这个被邓小平称为“重型导弹”的陈云再次发言，提醒中央对那些遗留的问题，包括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要专门考虑和作出决定。他一连点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的叛徒案，陶铸、王鹤寿案件，彭德怀案件，天安门广场案件等重大事件，认为必须马上平反，并说：“我认为康生是鬼不是人，对康生这样的阴谋家和整人狂，如果我们不加以揭露和批判，中国的四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已经关在监狱里的张春桥就是活着的康生，他和康生是同样类型的人。”
这个老政治家的放炮，就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中心内容。
全会后，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一九七九年的国庆，是建国三十周年的重大节日。我们应该给叶剑英同志准备一个十分重要的讲话，正式回答举世提出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反党罪行的问题，和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于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一个江青集团的新的罪行行迹在这年的国庆讲话里出现了。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九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传出了叶剑英的声音：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实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企图从根本上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摧毁共产党的领导，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全国重新投入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全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粉碎了‘四人帮’我们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张春桥从当晚的电视里看到了叶剑英讲话的神态和面孔，他对着电视里的那位元老撇着嘴哼道：“说得多么耸人听闻，其实完全是个弥天大谎！当初不正是你叶剑英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军内要搞文化大革命的吗？当初你在毛主席面前积极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那副脸谱跑到哪里去了？现在嫁祸于我们，天理难容呀！”
张春桥不是傻瓜。他从今年国庆纪念会上的讲话不是由华国锋来作而是叶剑英出面再次宣布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所谓罪状，就可以预料到中央最高层发生的微妙变化。加上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给自己所加的罪状也在不停地变化着。这次，叶剑英所讲的‘他们的问题不可能用党内斗争的方法来解决’就意味着要用法律来给他们壮威了。这从另一面证实了有人给自己的提醒。
表面上，张春桥坐在那里泰然处之，其实他在关注着叶剑英讲话的每一个字：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展开了激烈的、尖锐的、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夺权与反夺权、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斗争的结局，是林彪、‘四人帮’彻底失败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胜利了，是社会主义胜利了……”
张春桥紧咬牙关，强听着他认为是颠倒黑白的这篇讲话。在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这位口口声声是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人，闭口不谈毛泽东领导的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的斗争，而是笼统地讲“中国共产党”，俨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的化身，这实际上是在变着法术控诉毛泽东。张春桥听完这篇讲话后，第二天又仔细地研读了报纸上刊登着的他的讲话。把他给自己所定的罪状一一地罗列出来，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
“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在思想上，他们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的变革或改造。他们宣传天才决定论……”
张春桥最恨的，就是他所称的当局把他们和林彪集团搅混在一起。明明我张春桥是和林彪斗争的，林彪想尽一切办法杀的是我们，恰恰是你叶剑英在文化大革命和林彪等人勾勾搭搭、献媚讨好，企图借林彪之手来对付我们，现在却把我们和林彪打在一起。你们却恬不知耻地装扮成了和林彪斗争的英雄。这不是伪造历史又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他们捏造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鼓吹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制造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反革命公式，把我们党、政府和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当成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当成所谓‘彻底砸烂’的对象……”
张春桥骂道：“这是在变着法儿攻击毛主席！是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结论，把党内走资派作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叶剑英用偷天换日的手法，变换概念，把走资派和党、政府、军队的广大干部相提并论，本身就是挑拨和歪曲。‘砸烂旧的公检法’，也是出自毛主席之口。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却把这一切说成是我们的创造。一是当局的卑鄙，二是我们的光荣，让历史来给我们作证吧！”
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发展生产力，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生产斗争。他们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措施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
张春桥认为，把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歪曲成连低能儿都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是叶剑英这篇控诉的特色。他在报纸上批道：“可敬的先生们，你能举出我们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什么人谈话或讲话中有这样的意思吗？如果举出一个，我张春桥自认为该杀，如果举不出来，不正说明了你们是诡辩和捏造吗？”
叶剑英的讲话继续说：“在文化上，他们打着文化革命的旗号，大规模地毁灭文化，在我国文化事业的许多方面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取消了人民的言论、出版、教学、研究、创作表演的自由。他们借口‘反对封、资、修’，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谈怪论，任意消灭历史上文化遗产和破坏社会主义文化。他们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倒退了许多年……”
张春桥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下，划了一杠，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批道：“这话是谁说的？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会说这种只有低能儿才说出的言论。”他把所有对他们的批判都列为“歪曲、诬陷、污蔑”。喃喃不休地说：“根本不值一驳！不值一驳！”
“在组织上，他们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破坏党、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各级机构，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破坏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党政军民关系，煽动派性，使派别活动在党内和军内合法化，建立他们的帮派体系，实行以帮代党。”叶剑英在讲完这些后，抬起头来，拉长音调，大声强调：“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活动，一开始就引起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阴谋日益暴露，愈来愈多的人识破了他们的面目，同他们展开了规模愈来愈大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先是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随后又对‘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先后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叶剑英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华国锋站了起来，大声地插话：“同志们，在这里我要指出，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时是出了大力的。”
张春桥当时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些后，气愤地站了起来，连说三遍：“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不知丑恶的东西！”
就连监管人员也可以看得出来，张春桥对华国锋的仇恨是远远地大于和超过了对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仇恨。他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怎样处罚和对待自己，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斗争。但是对华国锋来说，则是标准的背叛！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的行径！他说：“华国锋曾经是毛泽东信任的人，我们这些人谁都没有亏待过他，他如此对毛主席的一家，不但有悖良心、人情和道理，而且是禽兽不如的做法。这样的行为，就是在任何朝代、任何阶级的道德、任何集团和派别，都是要杀头和声讨的对象！”
看到叶剑英这篇他认为是杀气腾腾的讲话，张春桥跟前总是浮现着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年初的情形。那时的毛泽东，大气磅礴，指挥若定，很有一种排山倒海之势！
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就薄一波等人写《反共启示》的事情向中央写检查，遭到了刘少奇的拒绝后，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初，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炮轰中央文革小组，公开为刘少奇鸣冤，公开反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潮流。原来的红卫兵中，迅速分化，一部分公开地站在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前列。这时，毛泽东不能容忍了，他对江青、张春桥、陈伯达等人说：“这些小家伙后面有大鬼。这是一个信号，刘少奇们要急着复辟！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定要作垂死的挣扎。你们要警惕这一点。”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下，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举行了一系列的誓师大会，要把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全党在京革命派誓师大会上，江青发表了一篇讲话：“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说为人民作了一点什么好事，那完全是我的本份。如果我做错了，或者做的不妥当，你们有权力批评我。但是，就有那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我很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提高了他们的身份。我藐视他们，他们做不出什么大的事业来，他们只会干得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江青指着的就是这些事情。
毛泽东这些天，连着找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等人谈话，他说：“刘少奇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我对刘、邓已经绝望了。要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要在全国进行大批判。”接着，毛泽东端出了他认为是同刘少奇等斗争的实质，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如刘少奇等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是这个问题。”
毛泽东见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很注意他的谈话，就更加来了兴致，把手一挥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整个阶级斗争去做。文化大革命到了现在，我们必须当成阶级斗争的大事业来做。一九六七年，我们要把它作为全国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还在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他解决上海安亭事件的经过时，毛泽东就当面称赞他说：“你做得是对的，所有责难你的话都不正确。在群众斗争的经验上，你比我们某些共产党的大官们还要好。以我看，上海沟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群众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我建议你要把工总司这支力量抓住。从工人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好的人材。”
毛泽东还建议挑文远通过解剖一个两面派人物来警告所有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说：“你要亲自动手写文章，把你的笔杆子打出去。我就是要培养你这个红秀才。文化革命嘛，没有好文章怎么行呢？”
于是，姚文元几易其稿，于一九六六年底写出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长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连声赞叹：“写得好！写得好！说出来了我要讲的话，这就是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混过去。我们必须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
毛泽东还亲自在这篇文章上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张春桥就认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博得了毛泽东对他最大的信任。
毛泽东召集江青、他和周恩来、康生等人谈话时，明确地说：“我看一九六七年要开展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用常规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也就是说，通过开会，改组党委或中央领导班子，撤销一些人的职务等等，都不是好办法。得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办法，充分依靠革命造反派，用夺权或接管的办法解决当前各地同走资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的问题。这场革命既然叫二次革命，总得有个革命的样子。”
张春桥面对现实，深深地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料定这位伟大的领袖是不会向党内那股保守势力屈服的，他不会用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那条组织原则来解决他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矛盾。他要选择一条群众斗争的方式，大规模革命的方式，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相结合的方式来向走资派夺权。这既是一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路子，就必须要抓出一个样板来。
这次召见之后，江青给他传达了毛泽东的口信：“主席希望你亲自抓上海的斗争，搞出经验来，学会抓生产和经济工作。”
这时，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这些老帅们也在日夜研究毛泽东的思路。他们曾经多次向周恩来求教。周恩来曾经秘密地和他们这样说：“也可能主席胸中有数，但是主席并没有和我们讲过。这场革命究竟是怎么样个革法？大多数同志并不清楚。我看主席也是在因势利导。主席谈话时把一九六七的任务归纳为：一是在工厂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二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三是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四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路线的大批判。把这四条结合起来看，全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乱。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就在这时，张春桥和姚文元准备回到上海，开始发动向上海市委的夺权了。新年前夕，上海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赤卫队”为了抗议张春桥支持的王洪文这一派，组织北上告状，遭到了工总司的追击，造成了沪宁铁路中断，生产停顿。王洪文向张春桥汇报了此事，说：“上海的走资派企图用破坏生产来逼迫党中央、毛主席向他们低头。”
张春桥回答说：“痴心妄想！他们不干，我们干！”
一九六七年元旦的凌晨一点，张春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让他出面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解决上海的交通中断的问题，他说：“如果你不出面或无力解决，我就要通知其他的造反派组织了，”然后，他又分别打电话给王洪文、徐景贤等人，说：“现在敌人企图用破坏交通和生产的方式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给毛主席施加压力，我已经通知了陈丕显，让他抓生产。估计他不会真干，所以你们要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我也是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他。他的帐，你们要清算，以后再算！”
张春桥和姚文元赶回上海之前，即于一月三日找王洪文等人谈话，说“陈丕显中央有人想保他，可是他硬是要和走资派站在一起，推也推不动他。我们商量过，还是要把他拉出来，他不出来就强迫他出来，让他站到前台来表演。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如果真心拥护毛主席，早就出来抓生产了！他拖着不干，你们就干！那就要夺他的权了！”
一月四日，就在张春桥回到上海之时，上海文汇报社夺权了。“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告记者书》中宣言：“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也夺了权。
一月五日，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在《文汇报》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批判了陈丕显等人支持的赤卫队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号召全市工人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向所谓的走资派宣战。就在这天，张春桥来到“工总司”，向王洪文等领导人发表讲话，说：“现在的形势方使我们不得不夺市委的权。否则，整个经济就要崩溃。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把整个社会中坏的东西该打倒的打倒，可改造的就改造过来。”
一月六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发布了夺权的三个通令。然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相继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联络站”等机构，全面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
对张春桥等人组织的这些行动，毛泽东欢欣鼓舞。他对周恩来等人说：“你看，转机来了，只要造反派夺权，什么办法都来了。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他们，用这个办法解决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
一月八日，毛泽东又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谈话时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他们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的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个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我从来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没有的事。”他还对周恩来说：“这个张春桥呀，是个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个人，让他到第一线去锻炼，逼着他抓生产，管理国民经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根据毛泽东的审定发表出去。立刻成为全国大夺权的进军令……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高度地评价了上海的夺权斗争。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里再次指出：“从一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
一月廿日，《人民日报》经过毛泽东的审定和批准，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文章指出：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时隔十多年，张春桥在狱中回忆到这些的时候，心里还按捺不住一阵阵的兴奋。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完全是百分之百地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照着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办事的。现在他们对自己的批判，是复辟狂的叫喊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到，当初他们起来造反，是一种所谓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运动。如今。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的清算，是一跨法律的制裁。这，究竟是进步还是反动呢？恐怕他是连想都不愿意想一想了。
第十四章 紧锣密鼓的前奏曲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至廿八日的中共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刚刚平反不久的彭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负起审理两案的领导工作。
邓小平开玩笑地对他说：“张春桥和江青是你最老的对手，你可要好好地再和他们打点交道了。审判他们可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他们根本不认罪，胡搅蛮缠起来也够你受的哟。特别是张春桥，非常熟悉我们党内的重大机密，和他打交道不容易呢。”
彭真说：“能不能在江青和张春桥两人之间再分化出来一个呢？如果江青能和他狗咬狗就好了。”
“天方夜谭！这两个人是最成熟的罪犯。”邓小平说，“一个不但不认罪，而且认为他们干的都是大大的功劳。另一个是给你不开口，也就是说，他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你怎么能分化得了。关键是对他们的起诉书要能够站得住脚。”
到了开会的时候，人们议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这次审判开不开杀戒的问题。彭真在向胡耀邦、邓小平等人汇报的时候，说：
“最近有两个政治局委员对我说，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是审干时期讲的，林彪、‘四人帮’是阴谋集团，不杀行吗？我说，杀不杀，审查清楚再说。不过，究竟怎样判？我主张一定要依照法律程序来走，要重证据。”
胡耀邦点头说：“我同意彭真同志说的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时间不要限制太死了。同意王鹤寿同志说的这个案子要多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判谁不判谁，书记处定不了，报政治局才能定。彭真同志挂帅，搞传帮带，我每次会议都参加。”
彭真根据几次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起诉书应以证据作为后盾，以预审作基础。四道程序把关。公、检、法是三道关，中央领导小组是第四道。现在的起诉书还不能拿出去，要把罪行列出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的问题中，有不少是路线问题。但是，我们的审判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这个要和大家讲清楚。到时候，也不准过问党的路线问题。所以，不论取证、预审，要一条罪一条罪地查问，‘四人帮’好比是一条狼，狼是铜头铁背麻杆腿。不过，张春桥和江青是中间，两头软。中间硬是他们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哪两头软呢？一是毛主席没有批示以前你们搞了什么阴谋？比如刘少奇同志的案子，开始向毛主席汇报，要立案审查，赶出中南海，毛主席批示不同意，以后他们背着毛主席审查。第二是查清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另外干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所有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说：“审判两案，重点是江青和张春桥。要发动林彪集团的人起来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他们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是有斗争的，是狗咬狗的斗争。即使这样，让他们互相咬，对我们也有好处。”
“小平说得很正确。”彭真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同王明路线斗争时，王明很顽固，可是博古、洛甫都站出来了，很有力。王明的错误造成我党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敌占区损失百分之百。毛主席说，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时，如果博古和洛甫不站起来说话，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一九四五年‘七大’时。我就不想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李立三那时在莫斯科。毛主席动员我们选，讲了分化瓦解的道理。最后我们才选了王明。正因为李立三路线有代表性，我们才选他。结果取得了团结一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功夫做好分化瓦解的工作。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分化出来也好。”
邓小平哈哈地笑着说：“清华大学的那个蒯大富，在监狱里揭发了张春桥不少的问题。让他出来作证。那最能说明问题。蒯大富也是一个怕死鬼。要抓住他想立功的心理来让他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些人。还有那五个大学生领袖。都让他们站出来作证。这个最能打垮江青、张春桥的心理防线。”
彭真说：“为了把这次审判搞得具有威慑力，两案的所有被告人统统都关在秦城监狱去，不要让他们感觉到这是在和他们开玩笑。”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问题的纪要》。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审判的时间：四、五两个月准备，六月初开始，七月底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结束。
彭真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了，所以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清楚。但是为了审好这两个案件，他必得熟悉大量的材料。有人给他说：“你知道二月逆流吧？那可是张春桥挑起来的，因为他的原因，打倒了一大批老同志，把叶剑英同志都给牵扯进去了。如果不把这条列入张春桥的罪状里，那可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
彭真对张春桥的这个情况很有兴趣。又是一个二月，他自然要把他那个二月提纲联系起来了。他调来张春桥的案卷，注意研究他的这条罪状：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之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他到北京时，毛泽东曾经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使他的身份倍增。特别是那年一月廿八日，上海的红革会的红卫兵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镇压。就连毛泽东也说：“如果他们再开那样的会议，就一定要抓人。群众批评你们的手段不错，前面抓后面放，这个不行。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严厉批评红革会的电报我看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魄。炮打就是错误的。这点要和广大群众讲清楚。”
张春桥支持王洪文等人搞了所谓一月夺权风暴后，经毛泽东批准，二月五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这是上海市的临时权力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所以，张春桥说：“那么我们上海的夺权斗争后的新生权力机构也可以叫做上海市人民公社。”
十天后，张春桥来北京汇报工作，参加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这个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议刚开始的时候，谭震林进来了，碰到了张春桥，就问道：“为什么陈丕显没有来？他有什么问题？”张春桥明知他是保陈丕显的，就故意说：“群众不答应啊！”“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生气地说。
张春桥这时可是神气十足，和过去的他大不一样了，他说：“现在的党组织已经不管用了。在上海，旧市委的干部大多都靠边站了。我们经过做工作，群众还是不答应，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放一放吧。”
于是，引发了一场大的斗争，就是后来称之为的“二月逆流。”
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一个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后来，公开的这个材料经过了许多删改，把谭震林等人当时激愤时说得很尖锐的话统统删去了。彭真看到的，当然是当时全貌：
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话，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整老干部。你们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就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从来的党内斗争都没有像这一次残酷。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谢富治插话：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了文件，穿了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周恩来拍了桌子，让他回来。陈毅说：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对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不断插话：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同志说：不要和稀泥。现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来没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全体老干部，为了整个党。
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
彭真看到这些，特别是看到关于陈毅评论自己的那些话，就感到了问题的复杂了。
彭真想，如果把这一条作为张春桥整理谭震林等人的黑材料的罪状，就会把更多的人卷进去。他还看到材料里有叶剑英批评张春桥的话：“你为什么不经政治局会议同意，私自把上海市委改名为上海市人民公社？你张春桥还有组织纪律没有？”后来毛泽东也对张春桥说：“新政权叫人民社不妥。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是否也改叫中华人民公社？我就成了社长了。那样，谁承认你呢？苏联就不会承认。美国倒可能承认。所以，我看还是改叫革命委员会。”
这些根本不能作为起诉书里的罪状，只能划在党内路线之争里。在书记处会上，他把自己的这个意见讲出来，会议采纳了。
经过彭真和其他领导人的反覆研究，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定了不拟诉讼的十三件大事：对刘少奇同志的定案问题；文艺黑线专政问题；上海一月夺权的问题；二月逆流的问题；一九七零年七月十日的武汉事件问题；“文攻武卫”的问题；“杨、余、傅”事件；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的问题；中央文革代替中央书记处问题；污蔑周恩来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代表”的问题；一九七六年诬陷迫害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向维持克泄密的问题。
彭真说：“起诉书不写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对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的定罪和判罪。把这些列进去，反而会搞乱一些问题，使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容易抵赖和推卸责任。因这些问题都多少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甚至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容易把问题搞复杂了。这十三件事情，很大的程度上都有周总理的责任。”
邓小平说：“周总理做了违心的事情，也讲了违心的话。当时他不这样做和不这样说是不行的。那样就连他也保存不下来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更多的干部。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够理解他。”
彭真说：“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我们都可以理解，这是公道话呀。”
“审这个案子，叫做‘投鼠忌器’。务必抓紧。要是不审，有人会说他们不够定罪，再不说我们内部不一致。”邓小平说，“这件事情就请彭真同志一抓到底，幕后指挥，把这场硬仗打好。外国已经叫我们这是最精彩的政治京戏了。”
等大多数的成员都发言后，华国锋作了总结：“我觉得，一九八零年二月廿三日至廿九日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乎反的决议，已经为审判林彪、江青两案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关于对十名被告的起诉书也已经作了反覆的研究和推敲。我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我看那就这样决定吧。”
这个华国锋，看到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在公众面前还是一派道貌岸然的英明领袖的姿态。他预料到通过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审判，一定会把他自己的一些问题拉扯出来。但是，现在中央最高层的格局，已经是众怒难犯了。现在的华国锋可不是三年多前的那个地位了。他得小心翼翼地看邓小平等人的颜色行事。为了保住他那个空有其名的中共中央主席的头衔，他是什么样的话都可以说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开始登场了。
一九八零年九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第十六次会议，一个中心的议题就是听取黄火青检察长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九月廿七日，黄火青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人们内心怎样地动荡，但是表情上都是板着一副严峻的面孔，认真地听着这位新复职的检察官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