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五年，朱元璋大举征讨北元，出兵三路，李文忠与徐达冯胜各任一路。他这一路由居庸关深入蒙古，到达和林，追击元军渡过土拉河与阿鲁浑河，大战获胜，但也损失了不少将士，继续向东追．追到骋海(呼伦池)回军。
在洪武六年与洪武七年，他奉命巡边，在长城外沿着长城巡逻，和元军发生了若干次的小接触，都获得胜利。洪武十年以后，他与李善长二人受任“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议军国重事”，作了实际上的宰相，但是作了不到两年，胡惟庸谋反伏诛，中书省被取消，大都督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御史台也在十三年五月被取消，他和李善长失去了所“总”的对象。
在此以前，他曾经在十二年上半年督率沐英等人，削平洮州十八个番族的叛乱，在七月间回京，掌理大都督府的事。(最早的一任大都督，是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掌理到十三年正月大都督府被分为五个都督府，也就算了。国子监，从十二年七月起，也是由他兼领的，兼领到什么时候，史无明文，好在那是一个闲差，又是一个文职，领不领均无多大关系。
他在十六年冬得病，十七年三月去世。病中，朱元璋自己来看过他，又吩咐华云龙的儿子淮安侯华中负责料理他的医药。他死了以后，朱元璋怀疑华中料理得不周到，把华中的侯爵贬了，把华中的家属流放到建昌(酉昌)，而且也怀疑医生用了毒药，把所有的诊视过李文忠的医生一齐砍头，连他们的妻与子也砍。
朱元璋如此作为，可能是由于一时气愤，即也容易引起当时与后代的批评家认为这是“欲盖弥彰”。事实上，朱元璋确无毒杀李文忠的必要。李文忠是朱一生所最亲最信的人，而且罢兵家居之时“恂恂若儒者”，与世无争。虽则他有时也因为劝朱元璋不必杀人太多，不必派船出海征倭，不必多蓄宦官，而受过朱的呵斥。他死的时候，年纪才有四十六岁，朱追封他为岐阳王，谥以“武靖”二字，亲自写了一篇祭文祭他。
四三、汤和、邓愈
汤和邓愈二人，在年龄上相差很大，在事功上彼此约略相同。汤和比朱元璋年长三岁，邓愈比朱元璋年幼九岁，汤邓之间相差十二岁。他们两人均在徐达之下当过副将军，也曾各自独当一面，汤为征南将军，邓为征西将军。两人同时作过御史大夫，一左一右。两人均积功封为“国公”，汤是信国公，邓是卫国公。死后，两人也均被封为王，汤是东瓯王，谥襄武；邓是宁河王，谥武顺。而且，两人皆是善终，既非暴卒，亦非“中毒”，更未因罪伏诛。
汤和与朱兀璋不仅是同州同县，而且同里。他投效郭子兴可能比朱早，并且是率领了十几个人一道去的，不像朱之单独行动。其后，朱作了郭子兴的养女之婿，在郭面前的地位便比汤高，汤却也认得出朱的才干，甘拜下风，于打下滁州以后和徐达等人作了朱的小局面的台柱，对于高高在上的郭子兴就隔了一层。郭只能将兵而不能将将，一手培植了朱，却容纳不了朱，连带地也掌握不住徐汤诸人了。
邓愈是虹县(安徽泗县)人，原名友德。他的哥哥名友隆，父亲名顺兴。顺兴与友隆在元朝末年起义，先后阵亡，友德在十六岁的时候接领部众，每战身先士卒，很受爱戴。其后，带了这些部众从盱眙来滁州，投效朱元璋，朱元璋叫他改名为“愈”。他跟着朱元璋渡江，建功甚多，受任为“广兴翼元帅”，镇守广德，移守宣城，又以“行枢密院判官”的地位改守徽州。汤和这时候，是“统军元帅，行枢密院同佥”，镇守着常州。
正如汤和之在常州，能一再击退张士诚的兵，邓愈也先后击溃了元军的“长枪帅”谢国玺，苗帅杨完者，而且会同了李文忠、胡大海，由徽州进入浙江，取得浙西腹地。其后，李文忠负浙江的专责，邓愈招降了饶州(鄱阳)守将于光，移驻饶州，由“佥行枢密院事”升为“江南行省参政”，袭取抚州。胡廷瑞以龙兴(南昌)投降，朱元璋把龙兴改称洪都，叫邓愈转任“江西行省参政”，在洪都镇守。不幸，被叛将祝宗康泰二人偷袭。丢掉洪都，只身逃回应天(南京)。朱元璋不仅不杀他，仍叫他回洪都，帮助大都督朱文正镇守。(祝宗康泰原为胡廷瑞的旧部，奉命跟随徐达去打武昌，中途叛变，折回偷袭洪都，但不久便被徐达旋军剿灭。)
次年，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以六十万人大举围攻洪都，邓愈与赵德胜、薛显、牛海龙等三个人分守几个城门，朱文正居中策应。邓愈所守的是“抚州门”，对面的敌人是陈友谅自己所统率的主力，城墙被攻垮了二三十丈，邓愈毫不惧怕，一面修城，一面死战，足足守了八十五天，守到朱元璋带了徐达、常遇春等人来救。
鄱阳湖会战以后，陈友谅死，张定边奉陈理守武昌，守到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向朱元璋投降。
在这个期间，邓愈肃清江西全省，受任“江西行省右丞”。汤和那时候已因大破张士诚陆军于无锡山而升任中书省左丞；再破张士诚水军于太湖内黄杨山，续升“中书省平章政事”，于解了浙江长兴之围以后，奉命领兵到江西，帮助邓愈平定江西。邓愈花了五个月的工夫，打下赣州；汤和也花了三个月的工夫，打下吉安西边的永新。
其后，邓愈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名义调守襄阳；汤和回守常州，助攻苏州。功成以后，在“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与邓愈同时受拜为御斯台左右大夫。汤和作“征南将军”，南下打方国珍、陈有定，邓愈留在应天(南京)主持御史台的事。
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令徐达常遇春统率二十五万精兵北代，先打山东，次打河南，然后直捣河北。洪武元年二月，朱元璋命令汤和由福建回浙江，在明州(宁波)造船运粮，按预定时日由海路送往直沽(天津城北)，接济徐常的大军。汤和的海运知识有限，怕飓风．仅仅做到把粮食运到镇江，所好徐常势如破竹，并不需要屯兵于通州或大都坚城之下，旷日持久，而且老百姓又极合作，因此也就没有发生粮食接济不上的问题。
邓愈在北伐期间所负的任务，是回驻襄阳，于徐常由山东横扫河南之时，从襄阳向北挺进，攻取南阳鲁山等地，叫王保保措手不及。这个任务，他顺利地完成。于是，他的地位也就一跃而与汤和相等了。洪武三年，徐达由大都转军西征，到甘肃打王保保，徐仍是征虏大将军，邓愈作“左副将军”，汤和作“右副将军”。另外，李文忠与冯胜二人，也是副将军，李为左，冯为右。
击溃王保保于甘肃定西以后，汤和受封为“中山侯”；邓愈由于继续推进到河州(导河县)、西黄河、黑松林，招降了不少的番族，又领兵出塞，“出甘肃西北数千里而还”，因此，便受封为“卫国公”，比侯高了一级。汤和是到了洪武十一年作“征西将军”，防守延安有功，才晋封为“信国公”的。
受封为公以后，邓愈在洪武五年平定湖南的苗族四十八洞，在洪武十年作“征西将军”，惩罚剽劫各国贡使的番族，穷追到昆仑山，在回军的中途得病，死在寿春(安徽寿县)，年纪才有四十一岁。朱元璋追封他为宁河王，谥以“武顺”。汤和在洪武十八年作“征虏将军”，平定了思州(贵州思县)的苗族，又在洪武十九年十二月以后奉命在浙江沿海设防，筑了五十九个卫城所城。他早年颇为豪放。晚年却极知韬光养晦，住在中都(开封)，每年上朝一次，活到七十岁寿终(洪武二十八年)，被追封为“东瓯王”，谥为“襄武”。
四四、沐英
沐英的出身，是“难童”。父亲是定远人，早死。他随着母亲逃难，母亲又在兵荒马乱之中去世。剩下他孤苦伶仃，被朱元璋收养为子，改姓为朱。朱元璋的太太(其后的马皇后)很喜欢他。在朱前后所收养的二十几个养子之中，要算这朱英最有出息了。 朱英到了十八岁的旷候，受任为“帐前都尉”。这一年，是龙凤八年(至正二十二年)。其后，升为指挥使，驻在广信(江西上饶)。洪武元年，跟随胡廷瑞打陈有定，作为汤和的声援。他在分水关立了功，奉命复姓为沐，防守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个卫。不久被调回京师(南京)，当大都督府佥事，历升至“同知都督”。大都督府主管军政，等于现在国防部。日常公事很多，虽则上边有左右都督(大都督府创立于至正二十一年三月，从吴元年开始，不设大都督而只设左右都督以下等官)，沐英是实际上办事的人。他“年少明敏，判决无滞”，不愧为文武全才。论官阶，他已经是“从一品”了。
洪武十年，邓愈作“征西将军”，他作“征西副将军”，打吐蕃，“西略川藏，耀兵昆仑”，受封为“西平侯”。次年，他被升拜为“征西将军”，再征吐蕃，筑城于东笼山(在甘肃临潭县)，平定“朵甘纳儿”七站，拓地数千里。
洪武十三年，他直捣亦集集乃路(宁夏居延)，活捉北元的“国公”脱火赤，与“枢密院知院”爱足。次年，他跟随徐达，直捣全宁路(赤峰)，渡过胪朐河(克鲁伦河)，活捉北元的“知院”李宣。
这一年(洪武十四年)，九月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讨伐在云南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沐英活捉粱王的大将达里麻于曲靖的白石江，奠定了全胜的基础。其后，次年闰二月，他进军大理，活捉大理的“七酋”段世。回军‘平定”乌撤、东川、建昌、芒部，又击溃了土酋杨直围攻昆明的部众二十余万。
朱元璋把傅友德与蓝玉召回京师，留沫英在云南坐镇。他在坐镇云南的期间，除了在洪武二十年与二十二年镇压了百夷(白夷)巨酋思伦发的两次大“反叛”以外，把军政民政都办得井井有条，所垦的新田有一百万亩以上。他喜欢读书，好贤礼士，注意于为事择人，而自己“疏节阔目”，只不过是总其大纲，确是中枢宰相之才，可惜朱元璋为了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放在云南，便让他长期留在云南了。
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他听到皇太子朱标(懿文太子)去世，哀恸不已，得了病，死在昆明，年纪只有四十八岁。朱元璋追封他为“黔宁王”，谥以“昭靖”。
四五、勋臣后裔
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不仅本人始终受到朱元璋的恩遇，而且子孙世世代代享受爵禄，直至明朝结束之时。
徐达的儿子徐辉祖袭封为魏国公，主持“中军都督府”，后来在所谓“靖难之役”，忠心于建义帝，抵抗燕王(明成祖)的军队，在山东打了一个胜仗，被无能的建交帝召还。燕王进入京师(南京)，要杀他，他写出太祖(朱元璋)赏给徐达的铁券之中“免死’的文句，于是燕王只能削他的爵，把他幽禁在家。他活到永乐五年病死。明成祖(燕王)觉得徐达不可无后，便封了他的长子、徐达的长孙徐钦作魏国公。徐钦行为不检，在永乐十九年削爵，但到了仁宗即位，又蒙恢复爵位。徐钦死后，儿子徐承宗袭爵，于英宗之时受任“守备南京，兼领中军(都督府)”。再其后，徐承宗的儿子徐[左人右甫]，徐[左人右甫]的孙子徐鹏举，徐鹏举的儿子徐邦瑞，孙子徐维志，曾孙徐弘基，玄孙徐文爵，一代一代，都当了魏国公，“守备南京，兼领中军府”。明朝亡了，徐家子孙才丢了这个爵位与这个官职。
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人忠勇，颇有父风，在征伐纳哈出之时，于受降的宴会中，见到纳哈出有反悔的模样，动手砍伤纳哈出的臂膀，主帅冯胜与他极不相能，藉此把他捆解京师(南京)。他向朱元璋报告经过，也反告了冯胜如何私占良马，与种种不法。朱元璋一面把冯胜的兵权收了，一面也把常茂“安置”(流放)在龙州。(实际上，冯胜还是他的岳父呢。)常遇春是鄂国公，死在洪武二年，追封开平王。常茂并未袭爵，而是在洪武三年另外受封为郑国公的。常茂死在洪武二十四年。他的弟弟常昇在洪武二十一年便已被封为开国公。常昇忠于建文帝，抵抗燕王，死于浦口。常昇的儿子常继祖，被流放到云南的临安卫，明孝宗把常继祖的孙子常复召回来，任命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到了明世宗的时候，常复的孙子常元振被封为怀远侯，又传了下去，传到儿子、孙子、曾孙。曾孙常延龄，在崇祯年间请缨，不曾能够如愿；国亡以后，“身自灌园，萧然布衣终老。”
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于洪武十九年袭封为曹国公，其后受任为“掌左军都督府事”，加官太子太傅。建文帝即位以后，他曾经以“大将军”的职位，率领五六十万人对燕王(明成祖)作战，大败。燕王进抵南京城下，他开了“金川门迎降。其后不久，被人告发“谋为不轨”，于永乐二年被削爵，禁锢(关在自己的家里)。到了明孝宗的时候，他的曾孙李璿，被封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与常遇春的后裔常复，同受优待。(这个“南京锦衣卫”原为“空衙门”，有好几个“世袭指挥使”，都是吃干俸的。)传了两代，李璿的孙子李性，被明世宗封为临淮侯。其后，传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临淮侯叫做李邦镇。
信国公汤和的长子汤鼎，先汤和而死(死子征讨在云南的梁王之役)。《明史》说，汤鼎的儿于汤晟，汤晟的儿子汤文瑜，均因为“死得早”，不曾能够袭爵。这有点奇怪。大概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汤和病故之时，不愿意叫汤晟或汤文瑜袭封吧。明孝宗对开国元勋的后裔一视同仁，也叫汤文瑜的孙子汤绍宗，作一个“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更进一步，封了常遇春、李文忠的后裔为侯，也封汤绍宗为灵璧侯。传到汤绍宗的孙子汤世隆，作了“提督漕运”四十几年，一再加官为“太子太保”与(皇帝的)“少保”。再传下去，到了明亡之时，最后的一个灵璧侯是汤文琼。
邓愈的长子邓镇，袭封为卫国公，改封为申国公，不幸因为是李善长的外孙，于李善长族诛之时连带被杀。明孝宗封邓镇弟弟邓铭的曾孙邓炳作“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明世宗封邓炳的儿子邓镇坤为定远侯。崇祯二年，最后的一个定远侯邓文明死于战难。
在所有的勋臣之中，沐英的后裔最发达。这是由于朱元璋及其后的明朝皇帝，让沐家的人世世代代镇守云南，军事大权都授了给他们。沐英有三个儿子，沐春、沐晟、沐昂。沐春袭封为西平侯，平定了越州与麓川的叛乱。死后，无子，沐晟嗣爵，改麓川宣慰使司为三府二州五长官司，帮助张辅打平安南，活捉黎季嫠，晋封为黔国公，其后又帮助张辅活捉安南陈季扩。明仁宗即位以后，特地铸了一颗“征南将军”印，交给他。其后每一代的黔国公，都受到这样一颗印。这是明朝的军政军令分立制度的一个例外。沐晟死后，他的儿子沐斌年幼，沐昂代镇云南。沐斌死后，儿子沐琮年幼，又由沐昂的孙子沐璘、沐瓒，相继代镇云南。沐琮死后无子，沐瓒的孙子沐昆袭封为黔国公。沐昆传给儿子朝辅、朝弼，与朝弼的儿子昌祚，昌祚传给儿子沐叡，孙子启元，曾孙天波。天波跟随永历皇帝(桂王)到缅甸，缅甸人想侮辱他，他不屈而死。
四六、朱元璋的儿子
勋臣之中的所谓六王，徐常李汤邓沐，都是死后才追封的。他们的子孙，其能承袭或公或侯的爵位。
真正封王的，是朱元璋自己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的二十四个。其余的两个，一是懿文太子朱标，一是生下了一个月便死，不曾受封的朱楠。
在这二十六个儿子之中，除了朱楠以外，赵王朱杞也是死得极早，死在三岁之时。其余的二十四个，太于朱标，秦王朱樉，晋王米棡，都是死在朱元璋本人之前。
朱元璋生平所最喜欢的，第一是太子朱标，其次是燕王朱棣。朱标好读书，秉性仁厚；朱棣雄才大略，颇有父风，因此而被封元朝的故都北京，虽则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
在燕王以外，被朱元璋安置在重要的据点，而有权节制军队的，是秦王朱樉，驻在西安；晋王朱棡，驻在太原；庆王朱檹，驻在甘肃庆阳；肃王朱楧，驻在甘州，其后移驻兰州；谷王朱橞，驻在宣化府；宁土朱权，驻在大宁；辽王朱植，驻在广宁。
危机产生在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不立朱标的同母弟秦王，或晋王、燕王、周王，而立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太孙。秦王死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晋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朱元璋死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这时候的若干皇子，论年龄，燕王算是最长的了。他对于太孙朱允炆极不甘心服从。
四七、建文帝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辛卯日，太孙朱允炆即位，大赦天下，葬朱元璋，谥元璋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
朱允炆当皇帝．当到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南京城破，不知所终；其后，直到清兵入关，既未受谥，亦未立庙。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称他为“建文帝”。(清朝的乾隆皇帝进了他一个谥，“恭闵惠皇帝”。)
建文帝生长于宫庭之中，虽则也读了一些古书，却食古不化。即位之时，年纪才有二十一岁，对当时的国家情势茫然无知，一味听信自己的老师太常寺卿黄子澄，蛮干。
黄子澄不是坏人，而是愚人。汉朝有过一次“七国之乱”，黄子澄以为明朝必然会有一次“七国之乱”，幸有中央朝廷能思患预防，先行下手。他保荐兵部侍郎齐泰，说齐泰是了不起的军事专家，于是建文帝任命齐泰为兵部尚书。实际上这齐泰所懂得的，只不过是将校的姓名与边塞地名而已。建文帝也任命黄子澄兼翰林学士，叫他与齐泰“同参军国事”。有了这“同参军国事”的头衔，齐黄二人便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这两位宰相花了一年工夫，把燕王朱棣逼反。
在这一年之间，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到建文元年六月，他们废了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把他们囚禁，也使得湘王朱柏畏罪自杀。这五个王，可能都是罪有应得，然而建文帝操之过急，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曾经南下奔丧，走到淮安不远，被朝廷派人挡驾，他的“三护卫”(三个作为护兵的卫，总共有一万五六千人)，被朝廷抽去精锐，交给宋忠，调往开平(多伦)。北京左右两卫与永清左右两卫的兵，因与燕王有历史上统率关系，被分别调往彰德与顺德。朝廷派来的北京布政使张呙，北京都指挥使谢贵，负有刺探燕王阴事的使命。
燕王在起初，未必有造反的野心。他毫无地盘，所掌握的空间仅仅是一个宫城(元朝的故宫)。他的兵，只有三个护卫，而且不久便已抽去了精锐。他固然是朱元璋二十几个儿子之中惟一颇能打仗的人，对建文帝及其左右一向不十分看得起，又有和尚道衍与相士袁珙、卜者金忠等人不断地恭维他，说他有天子之相；不过，倘若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处理得当，让他安心作一个太平盛世的亲王，不去逼他，他也不至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
燕王于周湘代齐岷五王相继获罪以后，装病裴疯。朝廷这一方面，加紧对付他，把他部下的小军官于谅(于谅？)和周铎抓去杀了，又叫张呙、谢贵包围宫城，指名索取燕王府中的若干“官僚”(官吏与僚属)。
燕王叫人招寨八百名“勇上”，陆继在暗地里进入宫城，然后把黑名单上的官僚一一逮捕捆绑，骗张呙、谢贵在建文元年七月癸酉日进府点收。张谢二人中计，被杀，燕王解了官僚的捆绑，冲散了包围宫城的兵，与驻守北京城九个城门的兵，上书建文帝，申讨“奸臣”齐泰、黄子澄，出兵收取通州、遵化、密云，打下蓟州，占领居庸关。
宋忠在开平(多伦)听到消息，带兵南下，走到居庸关，不敢交锋，退守怀来。燕乇到怀来，找他打，将他打败杀死，收降他的部队，包括那些原属于燕府护卫的精锐。永平(卢龙)的守将郭亮，望风投降，
建文帝任命耿炳文作“征虏大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在八月壬戌日以先到的十三万人与燕军大战于滹沱河北岸，战败，退守真定城(正定)。燕王攻了三天，攻它不下，撤兵而去。 耿炳文在当时，是硕果仅存的宿将，年已六十五岁。他少年时代，替朱元璋守(浙江)长兴，守了十年，和张士诚的兵对垒，大小数十战，战无不胜，其后参加北伐西征，屡克名城，积功受封为长兴侯。这一次虽则在滹沱河北岸战败，仍然守住了真定，保存了十万左右的兵力。
迂腐而慌张的黄子澄，请建文帝临阵换将，改派李文忠的儿子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到真定替代耿炳文。李景隆虽则为将门之子，却是十足的纨绔子弟，哪里比得上耿炳文呢!
李景隆坐误戎机，浪费了不少时候去征调各地的兵，想凑足五十万，甚至六十万人。打仗的事，何尝是比人多?这一点，不是李景隆这样的人所能知道的。
燕王故意离开北京，到永平去抵敌从辽东来的吴高人，又到长城外边的大宁去找宁王朱权，引诱李景隆来围攻北京，然后在会州胁夺宁王的护卫，与朵颜三卫的胡骑，回到北京，突袭李景隆的围城之兵，城中的燕王世子朱高炽(未来的明仁宗)开城出击。于是，十一月辛未日，李景隆于内外夹击之下，溃不成军，守不住真定等城，一口气退到德州。
燕王利用机会，向建文帝请和。建文帝在表面上罢免了齐泰、黄子澄二人的官。
到了建文二年二月，李景隆又上了燕王一次大当。燕王故意到山西去攻大同，骗李景隆去救，李景隆去了，燕王撤了兵，李景隆的兵，多半是南方人，空跑了大同一趟，冻死的与冻伤的极多，剩下的也疲惫不堪。
四月，燕军与李军在涿州的白沟河交战，战了两天，李景隆又遭惨败，退到德州，守不住德州，丢掉了一百万石左右的军粮。再退，退到济南，燕军来围，幸亏有一位山东布政使司的参政铁铉，和一位耿炳文的旧部盛庸，替他死守济南，守了三个月，出城反击，使得燕王大败撤兵而去。
建文帝封盛庸为历城候，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再升铁铉为兵部尚书，拜盛庸为“平燕将军”。又过了一些时候，十月间，召回李景隆，让盛庸有对付燕军的全权。 盛庸在十二月乙卯丙辰两日，大胜燕军于东昌(山东聊城)，斩燕王的第一号勇将张玉。次年(建文三年)三月辛巳日，盛庸再战燕军于保定的夹河，大胜。燕王亲自以十几名骑兵断后，盛庸不敢杀他，原因是建文帝有旨，不许“使联负杀叔父之名”。第二天，壬午日，又打，燕军在东北，盛军在西南，从辰时(上午八点)打到未时(下午两点)，忽然起了东北风，飞沙扬土，盛军大败，退回德州。
两个月以后，叛将李远带了若干骑兵，冒充盛军，穿过山东，走到江苏沛县，烧去盛军在运河的粮船。七月间忠于朝廷的平安(姓平名安)率领一万名骑兵，由真定乘虚直捣北京，在距离北京五十里的平村，与燕将刘江交战，不幸失败，退回真定。大同的守将房昭，带兵进入紫荆关，屯扎在易州水西寨，也在九月间被燕王亲自攻破。辽东守将杨文，进入山海关，围攻永平，被刘江赶走。
直至此时为止，燕王虽则胜多败少，却还没有进兵京师(南京)的计划。他打下的城池，每每不留将士固守，只斤斤于保存北京、保定、永平几个大城。看样子，他只想作一个割据之雄而已。
偏偏有若干奉使在外的宦官，因招摇纳贿而被建文帝下旨叫各地的地方官逮捕，他们逃到北京，向燕王投降，把京师与南方各省的空虚情形向燕王报告，于是燕王便在建文四年大举南下。
燕王避实就虚，不攻盛庸所守的德州与铁铉所守的济南，而经由东阿、东平、汶上、兖州、沛县，直向徐州。
盛庸撤军，退守淮河。平安在燕王的后面追踪，于四月间追到(安徽)灵璧县西南的齐眉山，先胜后败，被掳。五月，燕兵渡淮，盛庸战败；六月，战于浦子口，又败。盛庸改守长江，都督佥事陈瑄带了江上的水军降燕，盛庸在高资港作最后一次的抵抗。 燕王在六月乙丑日，攻京师(南京)的金川门，李景隆与谷王朱橞开门迎降。燕兵入宫，建文帝放了火，逃走。他究竟逃去了什么地方，到今天仍是历史学上的一个悬案。
盛庸带了他的残部投降，燕王命他驻守淮安。次年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弹劾他，说他“怨望，有异图”。他听到消息自杀。 平安于被掳以后，被安置在北京。燕王即了帝位以后，任命他为北京都指挥使；不久，升他为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永乐七年，成祖(燕王)于无意中说了一句“平安还活着吗？”这句话传到他的耳里，他羞愧之余，自杀。
铁铉参加了灵壁西南的齐眉山之战，也帮助了盛庸守淮河。燕王作了皇帝以后，抓了他来，劝他降，他不肯降，大骂，被杀。 李景隆被燕王授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给岁禄一千石，连同承袭自李文忠的岁禄三千石，共为四千石。曹国公的爵位，也保住了。但是，到了永乐二年，便被朱能、蹇义、张信等人弹劾为“有逆谋”，夺爵，没收财产，连同妻子与弟弟李增枝禁锢起来。他一度绝食自杀，未死；到了水乐末年才得病而亡。
耿炳文于燕王入京以后，仍旧作他的长兴侯；到了永乐元年，都御史陈瑛与刑部尚书郑赐弹劾他，说他的“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他听到了消息，自杀。
另有值得一提的两个人，是徐达的儿子徐辉祖与徐增寿。徐辉祖是忠于建文帝的，于建史四年奉命北援山东，指挥了齐眉山战役，在燕兵渡江后，仍在江边抵抗。燕王入京以后，他被关在家里，于永乐五年病故。徐增寿是不忠于建文帝，而暗中勾结燕王的，于燕兵渡江之时被建文帝召至殿中，亲自动手砍死。
齐泰、黄子澄于燕王入京以后被捉，族诛。同时遭族诛的，有风骨嶙嶙的一代“读书种子”方孝孺。
四八、方孝孺
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幼年丧母，十九岁时丧父。父亲方克勤在济宁当知府，垦田兴学，颇有成效，不幸被属吏程贡诬控，贬到江浦作苦工，又因“空印案”牵连，被杀。(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有很多地方官依照惯例，用盖了印的空白公文纸，交给属员，带到京城，以备于报销时遇有户部剔除的项目，在京城随即补文申报或缴款赔亏。这种办法，被朱元璋发现，认为是集体舞弊，把案内有姓名的主印的地方官，一律斩首。)
方孝孺葬了父亲以后，到浦江找老师宋濂，于宋濂的指导下重新苦读四年。宋濂的文章相当好，其后方孝孺的文章写得更好，可谓青出于蓝，不负师教。
方孝孺一生，并不想以文章留名后世。他的志愿，是学为圣贤：达则为伊周，穷则为孔孟。达而为管仲萧何，是他所不屑的；穷而遁迹山林，诗酒自娱，也是他所不屑的；平居于视听言动，饮食卧起，他都不苟且，修养之深，非空谈性理的俗儒所可望其项背。
在他的《逊志斋集》之中，有不少关于“君学”、“君职”、“君量”、“官政”、“民政”、“成化”、“明教”的创见。他最反对人君“恃其才以自用”，这与朱元璋的专制主义恰好针锋相对。
朱元璋很早就认识了他，召见过他，也在他因仇家攀诬而坐牢之时释放过他，然而不肯立即加以重用，说“今非用孝孺时”，要让他继续钻研，以“老其才”。结果是，只准他作一名汉中府学教授(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省立中学校长)。后来，他被蜀王朱椿请去成都，当世子的老师，宾主极为相得。蜀王在朱元璋的所有儿子之中，是最好学、最贤的一个。方孝孺的书斋的原名“逊志”，蜀王赐以新名：“正学”。
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到京，任他为翰林院侍讲，不久便升他为侍讲学士。(建文元年，改称文学博士。)他的职务，是起草诏书、诰文、檄文。讨伐燕王的若干文件，多半是他所起草的。 燕王入京，他被逮捕。燕王叫人从牢里把他带出来见面，称他为先生，请他起草即皇帝位的诏书。他抵死不肯。燕王说：“我可以灭你的九族。”他说：“你即使灭了我的十族，又能把我怎样？”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感觉到这位方孝孺虽则早已和他“十族”引颈就戮，而精神上并不曾死。
四九、成祖功罪
燕王朱棣于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己巳日自称皇帝，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日病故，享寿六十五岁，被明仁宗谥为“体天弘运，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简称为“太宗文皇帝”。其后，到了嘉靖十七年，明世宗把他的谥法之中的“体”字改为“启”字，“广”字改为“肇”字，庙号的“太宗”二字改为“成祖”。于是一般的史书之中，均称这朱棣为“明成祖”。 成祖在明朝的所有皇帝之中，算是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
他有统驭的能力，然而私心过于公心。他在当皇帝的二十二个年头之中，把中国的境内治得相当太平，这是他的功。
把宦官重用了，使得明朝从此变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这是他的罪，他的最大的罪。其次，杀方孝孺、铁铉、齐泰、黄子澄等人，株连极多，而且也杀了已经投降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之流，残忍两个字他是逃不了的。忠于他的文臣，如蹇义、解缙、杨士奇、夏原吉、李时勉，都曾经被他任意抓了放在监狱，关了或多或少的时间。他之看不起读书人，尤甚于乃父朱元璋。
我们进一步批评他，他的若干武功，在事实上多半是不必要的穷兵黩武，而且并无实效。对后元与瓦剌的征讨，次数虽多，而设有一次捉得住敌人(阿鲁台与马哈木)。实际上他自己放弃了大宁三卫的领土，使得辽东与察南接不上气，自找麻烦，贻患后世。
甚至，对南海各国的武装访问，也只是劳民伤财而已。上表称臣，甚至亲自来朝的番邦之君虽不在少，充其量仅仅足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这在促进中国与南海之间的贸易上，自然是不无关系，然而又何必派了那么多的兵(三万左右)与那么多的船呢(几百艘)？结果，始终来朝贡的仅有满刺加(马六甲)一国而已。
他在无意之中，却作了几件好事：(1)开了会通河与清江浦；(2)盖了北京的宫殿，集中国建筑学的大成；(3)抄书，抄成了一部《永乐大典》。很多部当时尚存的古书，在今天已经散佚，全靠这《永乐大典》间接保存了下来。虽则是，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把存在翰林院的《永乐大典》烧毁了不少，偷去了不少，遗失了不少，台北世界书局的杨家骆先生仍能搜集而借用了整整一千卷，影印行世。可惜，这一千卷只是全书的二十三分之一左右(原为二万二干九百三十七卷)。
五○、迁都北京
成祖在内政方面所作的几件大事：一是迁都北京，二是令阁臣参预机务，三是贵州设省。
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便已有所决定。北京被指定为“北京”，改称“顺天府”，与京师(南京)的应天府平等看待，又设了“行后军都督府”、“行部’，与“北京国子监”。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便是“后军都督府”的“行署”，实际上是一个“分署’。“行部”不是某一部的行署，而是六个部合起来的行署，有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合管六部之事，至于“北京国子监”，那倒简单，等于添设一个国立大学。
北京的新宫殿，于永乐五年五月开始建造，到了永乐十八年年底才完工。从永乐十九年起，北京政称为京师，而原来的京师改称为南京。所有的中央衙门，在原则上都搬到“京师”去。所谓“行后军都督府”与“行部”当然取消。南京却留下了不少的骈枝机关，有所谓“南京宗人府”、“南京都察院”、“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吏部”、“南京户部”等等，至于“南京国子监”更是不在话下了。
事实上，南京的官，有实权的极少。南京国子监是一个例外，监内的祭洒、司业、监丞等等，与京师(北京)国子监各官，完全一样。南京的六部尚书之中，只有一个兵部尚书是重要的，这是因为从明宣宗宣德八年开始，“南京兵部尚书”六个字的头衔之下，加了“参赞机务”四十字，有“操练军马，抚恤人民，禁戢盗贼，振举庶务”之权。
南京在成祖以后的明朝历史上，是所谓“留都”。留都有规模略备的中央政府，在天下无事之时可以安置年高德劭的闲员。一旦京师(北京)发生问题，也可以作为应变的依据。崇祯十七年四月，京师失守，史可法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地位，号召各方，把福王朱由崧立为皇帝。(可惜福王不是一块好料，否则明朝的半壁江山，未必不能保持。)
成祖迁都北京，最大的作用在于面对北元的威胁，不肯示弱。
但是他不该抛弃大宁故地，铸成大错。他把滦河与辽河之间广大地区，白白地送给了所谓“兀良哈”设立三个“羁縻卫”，西为朵颜，中为泰宁，东为福余(扶余)。这三个羁縻卫，并不接受明朝的羁縻，反而常替明朝的敌人带路，打先锋，使得作为明朝首都的北京，处境十分危险。
五一、永乐文臣
明成祖本人常常轻举妄动，幸亏有很好的辅佐，才不至于在民穷财尽之际，身死国灭。话说回来，他能够选出很好的人当辅佐，也未尝不是他的长处。他之所以在历史上不被称为昏君，原因正在于此。
最得力的两个尚书，是吏部尚书蹇义与户部尚书夏原吉，吏部自从太祖废相以来，工作最紧，权责最重。蹇义是四川巴县人，在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当“中书舍人”当了九年以上，只是皇帝面前管抄抄写写的小职员，被建文帝破格提拔，任命为吏部右侍郎。成祖入京，他随同多数的官吏迎降，不曾因迎降而被成祖看不起，一升为吏部左侍郎，再升为吏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用到永乐二十年九月，整整地用了二十年，才把他抓了关起。关了五个月，放他出来，仍旧作吏部尚书。此人吃苦耐劳，不说同僚坏话，成祖让他久于其任，的确也替自己省了多少麻烦。 户部尚书夏原吉，原籍江西德兴，生长湖南湘阴，以太学生的资格，被选进宫里管抄写，外放为户部主事。建文帝升他为户部右侍郎，派他去福建湖北等地作“采访使”。成祖入京，有人把他捆了送来。成祖待他，好比待蹇义一样，一升为左侍郎，再升为尚书，让他当户部尚书从建文四年九月当到永乐十九年十一月，才抓了关起。关到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仁宗即位，他被释放复职，到了宣宗宣德五年正月，死在任上。(蹇义死于宣德十年正月，也是死在任上。)
礼兵刑工四部的尚书，没有一人能如蹇夏二人之久于其任。 成祖所最信任的文臣，除了蹇夏二人以外，是身边的几个翰林。最初，于即位之时，他选了侍读解缙，侍讲胡广，修撰杨荣，编修黄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一共七个人“入直文渊阁”，当随身的侍从，无话不谈。这些人的官阶很低，最高的是正六品，最低的是从七品。同年(建文四年)十一月，他升解缙为侍读学士(从五品)，黄淮胡广为侍读，其余四人为侍讲(都是正六品)。永乐二年四月，解缙再升，为翰林学士(正五品)兼右春坊大学士(也是正五品)。黄淮胡广升为左右庶子(正五品)，胡俨杨荣升为左右谕德(从五品)。杨士奇升为左中允(正六品)，金幼孜不曾升。那时候，解缙最红，红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被贬为广西布政使司当参议，不久改贬到交阯布政使司，于永乐八年因“私觐太子”，被想抢太子位置的朱高煦告发，逮捕下狱，于永乐十三年死在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之手。
胡俨在永乐二年九月改任国子监祭酒，不再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黄淮在永乐十二年闰九月下狱，胡广在永乐十六年五月病故。原有的七人，只剩下三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
在永乐文臣之中，遭遇最苦的是解缙，而才气最高的也是他。他敢于在李善长灭族以后，替工部的虞部司郎中王国用代笔，上书朱元璋，为李善长诉冤：“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不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能保首领者儿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王国用拚了性命，递上这篇大文章，结果朱元璋竟然不以为忤，不杀他，也不追究这文章是否有人代笔。解缙这时候官居御史。在此以前，当他尚在翰林院充任庶吉士时，便已经写过一封万言书，向朱元璋犯颜直谏：“国初至今(洪武二十一年)，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陛下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建‘不为君用’之法，所谓取之尽锱铢；置朋奸倚法之条，所谓用之如泥沙。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而今内外百官，捶楚属僚，甚于奴隶，是使柔懦之徒，荡无廉耻。……”
他一辈子心直口快，虽则公忠体国，而自身终于遭殃。他在成祖左右，原是最受宠信的人。成祖在永乐二年立长子朱高炽为太子，全靠他坚决进言。成祖一共有四个儿子，长子高炽，次子高煦，三子高燧均为皇后徐氏(徐达的女儿)所生。另一个儿子高爔，生母何人无考，未及受封而死。高炽为人忠厚，喜欢写诗。高煦为人勇悍，颇能打仗，曾经在靖难之役有好几次转败为胜，救了成祖，在成祖即位以后，领兵驻防开平。高燧没有多大出息。
成祖听了武臣邱福的话，原想立高煦为太子，秘密征询解缙的意见，解缙说：“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成祖默然不语，解缙补上一句：“好圣孙！”提起了这位心爱的孙儿(未来的明宣宗，名瞻基，是高炽的儿子，这时候年方七岁)，成祖便点了点头。
成祖在永乐二年四月初一日(辛未)，设置东宫(太子)官属，以吏部尚书蹇义与兵部尚书金忠为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李至刚兼(詹事府的)左春坊大学十，升解缙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升黄淮胡广为左右庶子(这庶子是官名，不足姨太太的儿子)，升胡俨杨荣为左右谕德，升杨七奇为左中允。次日，以他的第一功臣，曾经建议立朱高煦为太子的淇国公邱福，为太子太师；以他的第一谋臣，道衍和尚为太子少师，叫道衍还俗，复姓姚，赐名广孝。初四日(甲戌)，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三子朱高燧为赵王。成祖这样子做，是想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国本已立”。
但是，高煦抗命不肯去云南就汉王之封，成祖却纵容他，让他和妻子儿子住在南京，又把自己的“天策卫”亲军赏给他，其后又加赏两个卫。成祖在南京的时候少，在北京的时候多，太子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这汉王高煦便常常随侍在成祖身旁，有机会说太子的坏话，更有机会说解缙的坏话。到了永乐五年二月，解缙便以“廷试，读卷不公”的罪名，被贬到广西与交阯当叁议了。 永乐八年，解缙回南京述职，成祖去了北方打阿鲁台，解缙当然晋谒负有监国之职的太子。这件事，被汉王高煦歪曲，说解缙是明知成祖不在南京，而前来“私觐太子”的。成祖一怒之下，便把解缙捉下诏狱。解缙在狱中受了种种酷刑，供出他所交往的人如大理寺丞扬宗等等，于是这些人也连带倒霉。五年以后，永乐十三年，锦农卫指挥使纪纲(姓纪名纲，是个宦官)把狱中囚犯的名单送给成祖看。成祖看到解缙的名字，说：“解缙还活着吗?”纪纲听了，回到锦衣卫，请解缙喝酒，把解缙灌醉，活埋在雪里，当时便断了气。解缙死后，家产被抄，妻子宗族被流放辽东。
去年，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成祖从蒙古打仗回来，太子的使者迎接稍晚，汉王从旁进谗，成祖把东宫的若干官属都下了狱，包括黄淮、杨士奇、太子洗马杨溥、金问。杨士奇不久便被释放，黄淮等人一关便是十年(到成祖逝世，太子(仁宗)即位)。
成祖在永乐十三年改封汉王于青州(山东益都)，汉王仍旧拖延不去，而且私自招募了三千壮丁，不向兵部列报，并且擅杀南京的兵马指挥徐野驴，成祖这才在水乐十四年十月将汉王逮捕，囚禁在西华门，于十五年三月改封他于乐安州(山东惠民县)，限令当天启程。
户部尚书夏原吉与刑部尚书吴中，在永乐十九年十一月下狱，不是为了太子与汉王之间的纠纷，而是为了反对成祖又想北征。兵部尚书方宾和他们主张一致，畏罪自杀。在所有的文臣之中，始终获得成祖的宠眷的，仅有胡广、杨荣与金幼孜三人，他们虽则也兼有詹事府的名义，但在永乐七年以后，便一直是跟在成祖身边当扈从的。
成祖虽则宠眷胡广、杨荣、金幼孜，却也未曾用他们控制六部的尚书，把入阁的学士大学士之流，放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仁宗以后的事。在成祖一朝，阁臣只是“参预机务”而已，没有“票拟”的权。票是签条，拟是写出“拟准，拟驳、拟如何如何”。当时的阁臣，官阶最高的仅为正五品，虽则成祖特赐他们以二品服装，然而六部尚书是真的正二品。仁宗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黄淮，分别“加”了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官衔，这才给了他们以名正言顺的核议各部奏章的大权。至于，在阁臣之下设置诰敕房，制敕房，与若干名中书舍人，更是景帝以后的事了。
话说回来，胡广、杨荣、金幼孜，确也值得成祖宠眷。这三位翰林，学问均有根底，胡广为人长于保密。金幼孜秉性谦退。杨荣呢，才气堪与解缙相比而没有解缙的锋芒。因此之故，成祖在晚年，最喜欢的便是他。每次发了脾气，见到杨荣来，脾气便没有了。杨荣在近臣之中，年龄最小(比成祖本人小九岁，比杨士奇小三岁)。成祖在永乐八年北征之时，叫杨荣统率三百勇士作了事实上的“亲军指挥”。水乐十二年，征瓦剌，令皇太孙(未来的宣宗)随行，叫杨荣在军中向皇太孙讲述经史；又叫他兼领“尚宝司”，“凡宣诏、出令，及旗志符验，必得荣奏，乃发。”永乐十四年，升杨荣与金幼孜为翰林学士；十六年，胡广病故，叫杨荣接掌翰林院；十八年，再升杨荣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翰林学士；二十年，北征，“军事悉令参决”，等于是叫他当参谋长；二十一年北征，“军务悉委荣”，等于是叫他作统帅。
成祖以叛逆取天下，而竟然网罗得若干正人君子，帮他“顺守”，可谓奇迹。成祖的度量，不比太祖宽宏，他所以能够如此，大概是得力于读书较多，太祖起自草莽，无法了解文人，太祖心目中的所谓文人，只是“肯为君用”的“士大大”而已。
在成祖的朝廷之中，也有来自北京的“老干部”与靦颜归附，甚至投机图利的无耻之徒：例如，“务为佞谀”而中伤解缙的礼部尚书李至刚(一点儿也不“刚”)；贪污成性，声色自恣的兵部尚书方宾(自杀得很好)；虽有建筑技术而不恤工匠，私生活糜烂的历任右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的吴中；一味逢迎，开门纳贿的礼部尚书刘观；不学无术，贻笑大方的另一位礼部尚书吕震；刻薄残忍、欺侮弱者的左都御史陈瑛，与历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郑赐......等等。蹇义与夏原吉以二薰处于众莸之中，竟能久于其任，也许是全仗皇帝身边有几个好翰林，朝夕呵护。
五二、永乐武臣
成祖在起兵“靖难”之时，所倚靠的是他的“燕山三护卫”的官兵，虽则其中的精锐已经被建文帝调去了开平，但是留在北京的军官与“壮士”仍然不少。在军官之中，下列诸人留下了姓名：
燕山中护卫——指挥唐云，指挥佥事陈志；千户邱福，孟善；副千户陈珪。
燕山左护卫——指挥佥事张玉、张兴；副千户朱能、李濬。
燕山右护卫——指挥佥事陈寿；副千户谭渊、徐祥；百户王真。
在这些人之中，唐云的地位最高，年纪也最大。当成祖“八百壮士”从燕王宫城冲出，夺取北京城九门之时，夺下了八门，而“西直门”的守率抵死不降。唐云走向前去，向守卒说：“皇上已经有旨，令燕王‘自制一方’。你们快退，否则有性命危险。”于是，西直门的守卒一哄而散。其后，成祖出去打仗，留唐云在北京城辅佐“世子”朱高炽守城。入京以后，封他为“新昌伯”，世袭指挥使。
功劳最大的，是张玉和朱能。张玉在东昌之战阵亡，其后被追封为“荣国公”。他的儿子张辅从征有功，被封为信安伯。(关于张辅征安南的事，以后再说。)
朱能于张玉死后，是成祖手下的第一员猛将，常常转败为胜。他极有毅力，主张打到底，成祖入京以后，封他为“成国公”，年禄二千二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左军都督府左都督。永乐四年，命他为“征夷将军”，率领“八十万”大军讨伐安南，不幸病死在广西龙州，年纪仅有三十七岁，追封为“东平王”，予谥“武烈”。他的儿子朱勇，颇有父风，是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的大将。
邱福的功劳不及张玉朱能，却有一个长处：绝不夸功争赏。成祖为了给所有的武臣以一个教训，特地在入京称帝以后，把他列为首功，置于朱能之上(其实朱能也从来并不骄傲)，封他为“淇国公”，年禄二千五百石，授号“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任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可惜这邱福不争气，在永乐七年以“征虏大将军”的地位统十万骑兵北伐，轻举深入，阵亡，全军覆没。成祖大怒，追削他的封爵。他是主张立成祖次子朱高煦为太子的人，成祖不听，而依从解缙等人的建议，立长于朱高炽为太子(即未来的仁宗)。邱福死后，朱高煦势孤，虽想夺嫡，巳经毫无希望了。
封公的，仅有邱福与朱能二人。朱能于死后被追封为王。追封为公的，是张玉。追封为侯的，是谭渊与王真。谭王二人均在成祖入京以前阵亡：谭死在夹河之战，王死在淝河之战。
成祖入京称帝以后，除了追封张玉为荣国公以外，也追封了阵亡的陈亨为泾国公，谭渊为崇安侯，王真为金乡侯。陈亨原为都督佥事，镇守大宁，谭渊原为燕山右护卫副千户，王真是燕山右护卫的百户，均极勇敢善战。
参加“靖难”之役的其他武臣，被封公的有成国公朱能。姚广孝是到了在永乐十六年病故以后，才被追封为荣国公的。姚本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被封侯的有下列十四人：
在这些侯之中，出身最低的是张武与王聪，然而张武的功劳最大。此外，有王宁，原已因作了[太祖之女]怀庆公主的驸马而封为永春侯，因“通燕”而在南京坐了牢，也可算是功臣。又有郭义、薛禄二人，迟至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才分别被封为安阳侯与阳武侯，加号“奉天靖难武巨”。
封伯的是下列的十七人
在南京城破前后后向成祖投降劝进的陈瑄、茹瑺、王佐，被分
别封为平江伯、忠诚伯、顺昌伯。这三人之中，只有陈瑄是武臣，官居江防都督佥事。
从永乐八年到永乐二十年，先后因靖难之功而被追封为伯的有：景城伯马荣，新泰伯张钦，莱阳伯周长，成武伯陈亨，会安伯金玉，平阴伯朱崇，保昌伯程宽。
五三、贵州设省
除了上述的“靖难”功臣以外，其后打安南与打北元的有功军官，也有若干被封为侯与伯的。
因“靖难”而封的侯与伯，真正的将才并不多。其中镇远侯顾成与信安伯张辅是两个例外。顾成祖籍湘潭，生长江都，是划船的世家，力大如牛，替朱元璋掌伞，当随从，有一次小船搁浅，他背起了小船走。攻镇江的时候，他打进城里，作了俘虏，竞能在被杀之时挣脱绳索，跑回，再行打进城里，于克城以后升为百户。打云南，平贵州，他的功劳均多，升到了以“右军都督佥事”佩“征南将军”印。建文帝召他回京，任为左军都督(左军都督府的都督)，派他随同李景隆北御燕兵，不幸在真定被俘。燕王(成祖)不杀他，留他在北平，帮助世于朱高炽守城，作为朱高炽左右的唯一军事专家。顾成为人颇重道义，不肯带兵出城，与建文帝的“南军”对垒，也不肯接受世子赏给他的任何兵器。他只肯就北平城的防守工作，指导一番。
成祖称帝以后，封他为侯，叫他回驻贵州。这时候，他的年纪已有七十三岁。到了永乐十一年贵州的苗民首领田琛与田宗鼎彼此打起仗来，成祖命令顾成率领五万大兵，加以镇压。田琛是思州宣慰使，田宗鼎是思南宣慰使。两人所争的，是“沙坑”一片地方。从中挑拨的，是思南的宣慰副使黄禧。田琛不该“目无朝廷”，擅动干戈，更不该自称“天主”。他任命这黄禧为大将，打进思南宣慰使的衙门所在地镇远，杀掉田宗鼎的弟弟，掘掉田宗鼎祖宗的坟墓。
顾成对田琛、黄禧，不动声色，便把这两个人抓了来，捆起，加上锁铐，送到京师(南京)。田宗鼎自己也来到京师，向成祖请罪。成祖治田琛与黄禧，宽恕田宗鼎。然而这田宗鼎不识趣，要求灭绝田琛与黄禧的亲族党羽，替他报私仇，除祸根。他而且告发自己的祖母(大概是庶祖母)，说祖母与黄禧私通；祖母也咬了一口，说田宗鼎勒死自己的亲生母亲。成祖大怒，说田宗鼎也不是好东西，法无可宥。
于是，思州与思南均没有适当的人可以作‘土司”。成祖便决定设置贵州省(贵州承宣布政使司)，以思州、思南的土地分作八府，一州，一县，一宣慰司，三十九长官司。八府是：思南、镇宁、铜仁、乌罗、思州、新化、黎平、石阡。一州，是镇远。一县，待考。一宣慰司，是管辖永东、龙里等七个长官司的贵州宣慰使司。(二十九个长官司的名称，限于篇幅，从略。)布政使司与宣慰使司的衙门均设在贵阳城。那时候，贵阳还不是一个府；遵义是一个“军民府”，属于四川；安顺是普定府下面的一个“军民府”，先属云南，后属四川，到了英宗正统三年才划入贵州布政使司；都均是一个安抚司(比宣慰司低)，属于贵州都指挥使司，而不属于贵州布政使司。
五四、成祖北征
成祖对北元一共打了六次，仅有第一次是师出有名，第二次是不得不战，其余的四次均为浪费。而严格说来，这六次没有一次打了胜仗。
在元顺帝北走沙漠之时，实力尚相当雄厚，而且在陕甘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在东北的纳哈出，均有庞大军队。就明朝的立场说，威胁犹往，所以朱元璋之一再竭力想“肃清沙漠”，不无理由。
到了成祖之时，此种威胁业已化为乌有。叫朝内部的行政井井有条，国力充沛，而北元内部篡弑相寻，分崩离析。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以德服人”，“以大事小”的传统，正可乘此发挥，根本用不着动武。成祖却一动再动，动得公私交困。
在北元的一方面，第一位君主元顺帝在洪武三年得了痢疾，去世。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是第二位君主，在位八年，饱经忧患而死，其弟弟脱古思帖木儿是第三位君主，当了十年可汗，被蓝玉击溃，死在叛臣也速迭儿之手。
瓦剌二字，是Oirat或Oirad的译音，在清朝的官方文书上译为“卫拉特”，原意是“边部”。元亡之时，整个瓦剌被一位猛可帖木儿割据，其后分为三部，而马哈木是其中一部的部长。其余两部的领袖是太平与把秃孛罗。
额勒伯克的儿子，在位的时间也是极短，于建文四年被杀。
第八位君主鬼力赤，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亦非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来历不明的一个瓦剌人。后来，他被马哈木杀了。
北元的太师兼知院阿鲁台，在永乐六年扶立额的弟弟本雅失里作为第九位君主。
成祖听到消息，派人送信给本雅失里，劝他对明朝讲和。次年，永乐七年，又派了一位给事中郭骥，作使臣前往。郭骥一到，便被本雅失里与阿鲁台杀了。成祖动火，命令淇国公邱福佩“征虏大将军”印，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北元。
这邱福有勇无谋，推进到胪朐河(克鲁伦河)，不等大队人马到齐，便亲自率领一千骑兵穷追，果然中了埋伏，自己阵亡，使得跟随他的将军王聪、火真、王忠、李远，也送了命。剩下的无将之兵，十万人全军覆没。
成祖在面子上，下不了台，只得于永乐八年大举亲征，照理，他该另派一人当主将，不必亲自出马。但是，他对所有的武臣均失掉信心。邱福是他所最赏识的，尚且违反他临别之时“不可轻进”的吩咐，别人似乎更不可靠。
这是他第一次对北元的亲征．所动员的兵有五十万人之多。(其实，兵多反而是一个累赘。在沙漠中行军，粮与水均成问题。)他在三月间出发，五月初一到达克鲁伦河，见不到一个敌人，于是继续北进，渡了兀古儿札河(额尔古纳河)，到了五月十三日，才在斡难河的河边，追到了本雅失里。交锋以后，本雅失里丢下辎重，逃走。(据说，他只带了七名骑兵逃走。奇怪的是，《明史》并不曾记载下成祖杀死元兵若干，俘虏若干。)
六月间，成祖班师。班师到飞灵壑，和阿鲁台遭遇。成祖自己带了“铁骑”冲锋(作风与邱福一样)，把阿鲁台吓得跌下了马，却又骑上，逃走。成祖挥动大军追赶，杀了敌方一百多人。
七月间，大军回抵开平(多伦)，举行庆功宴会。不久，成祖便回到北京。第一次的亲征，顺利结束。
这一年(永乐八年)的冬天，阿鲁台派人送马给成祖，修好。成祖顺水推舟，加重还礼，并且放还所俘的阿鲁台的哥哥一人，妹妹一人。
这时候，本雅失里已经与阿鲁台分手，西奔瓦刺，依附马哈木。阿鲁台不甘示弱，找出了一位阿岱台吉，立为可汗，算是北元第十个君主。这阿岱既非元顺帝的子孙，也不是成吉思汗的苗裔，而是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尔的苗裔。
本雅失里寄居在马哈木的篱下，不甚如意。马哈木对他始则表示欢迎，继则视如赘瘤，终则举兵相向，在永乐十年九月结果了他的性命，另立他的弟弟答里巴为傀儡。
阿鲁台听到消息，便抓住机会，藉口要替“故主”复仇，向成祖请兵讨伐马哈术，并且说愿意“归附”。成祖欣赏他的“孤忠”，封他为“和宁土’，却并不应邀出兵。
马哈木早在永乐七年，成祖派遣邱福讨伐阿鲁台之时，受封为“顺宁王”。瓦刺的其他两个部长，太平与把秃孛罗，也同时受封为“贤义王”与“安乐王”。马哈木而且在袭杀本雅失里以后，向成祖表示过，愿意把得自本雅失里的“传国玺”献给成祖。(这个传国玺是秦朝的，上面刻有李斯所写的小篆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颗玺曾经一度落在孙坚之手，后来由魏晋而隋唐宋，入了元朝宫廷，被元顺帝带到应昌，又被本雅失里带去了瓦剌。)
成祖回答马哈木说：“你既然获得了这件宝物，你自己留着用好了。”(其后这传国玺经由北元的林丹汗，归了清太宗皇太极，被清世祖带到北京。听说，它现今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马哈木献玺而成祖不要，觉得很丢面子，又听到仇人阿鲁台受封，更不开心，便在永乐十一年扣留了成祖的使臣，向成祖要求：叫阿鲁台“遣还”从甘肃宁夏到“鞑靼”去的蒙古人。成祖派了一个宦官海童，到马哈木那里，痛训马哈木一顿。
于是，在这一年(十一年)的冬天，马哈木便聚集了一些兵在饮马河。动辄生气的成祖，因此又决定“亲征”。这是他的第二次亲征，对象不是阿鲁台而是马哈木。
十二年三月，他从北京出发，以柳升郑亨将中军，以陈懋李彬将左右“哨”，以王通谭清将左右“掖”。五军兵力的总人数若干，待考。六月，成祖到达忽兰忽失温，与马哈木的三万兵对垒。 这一战，全靠柳升的神机炮(火器)与成祖自己所率领的铁骑，勉强获得小胜。双方死伤相当，但马哈木等退走。成祖追到了土拉河，捉得几十个俘虏，便下令班师。
阿鲁台，派了一个头目来到大营。成祖派人赏阿鲁台五千一百石米，一百头驴，一百头羊。
瓦刺的全部人口，仅有四万户左右。马哈木见到成祖发了真脾气，不得不于次年，永乐十三年，进贡了若干匹马，所扣留的成祖使臣也同时送还。成祖说，“这瓦剌根本是不值得计较的。”便收下马哈木的马。从此，直至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入寇，瓦刺与明朝之间的和平一共维持了三十五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