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指挥者，能在全面、深入、正确地了解敌我的前提下，指挥自己的军队，取胜于敌，已是高明的指挥员。若不但善于指挥自己，而且善于指挥敌人，百战百胜，则需要指挥员具有精湛的军事理论和高超的指挥艺术。
在延安保卫战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便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国共两党的和平协议，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渴望于不顾，悍然挑起内战。到1947年7月，蒋介石损兵折将10D多万。几个月消灭共产党的牛皮吹破，可又不甘心失败，“全面进攻”破产，又来“重点进攻”。毛泽东胸怀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明察秋毫。并清楚地知道，敌人表面气势汹汹，其实已是强弯之末，战争已到了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所以他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指挥我军开始全国性的战略大反攻，另方面则指挥敌人，步步趋于灭亡。其指挥艺术的神妙，令人惊叹不已。
毛泽东顾全大局，兼及局部，不失时机，着着神机妙算。你不是气势汹汹重点进攻我山东吗？好，我大踏步后退，把几十万敌军引入胶东半岛；你不是险恶毒辣，要打击我首脑机关，破坏我神经中枢吗？好，给你延安，也把几十万敌军引入陕北。然后摆开“品”字阵，顺利作战略展开，令我刘邓大军实行中央突破二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毛泽东就这样将计就计，使敌人重点进攻阴谋破产，为我军的全国大反攻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矗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指挥敌人，是毛泽东的指挥艺术，向来如此。在胡宗南占领延安前，毛泽东就预计好，要在青化贬先消灭一部分敌人。
开始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撤离延安，并要“不放弃一寸土地”，“誓死保卫延安”等。
毛泽东说：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蒋介石算情这笔帐，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然后我们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我军官兵思想通了，于是群情激昂，上下同心同德，积极主动。
毛泽东神机妙算，料定胡宗南这头蠢驴占领延安之后，会不可一世，必寻我主力决战，延安立足不稳，就会向蟠龙镇伸展。青化贬是延榆公路的咽喉，形势险要，非常有利于我隐蔽，消灭敌人。
所以，毛泽东派一支部队，佯装主力，“指挥”敌人主力“追”向延安西北，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埋伏于青化砭，布好口袋阵，以逸待劳，打则必胜，而且速战速决。等敌人主力发现上当，急忙折回，敌三十一旅3000多人，已被我聚歼，还活捉了敌旅长李纪云，我军已无踪影，不知去向了。
20天以后，又在羊马河消灭了敌一三五旅，歼敌2000余人，活捉敌旅长麦宗禹。敌人气急败坏，更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又顺势，布署了蟠龙镇战役。
毛泽东先命令我军以1个旅的兵力，把敌人9个旅，由皤龙——瓦窑堡一线，引向绥德，敌人果然乖乖听从指挥。尔后，毛泽东指挥我主力部队，抄敌人后方。
两天两夜的激战，收复了蟠龙镇。这里的弹药、物资、军衣、白面，堆积如山，正好充实装备我军，壮大军力，等敌人发现再次上当，要赶回蟠龙镇，得六七天路程，已是来不及了。胡宗南只好呼天抢地，叫苦不迭了。又一次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伟大，是不可战胜的。
出于全局考虑，为配合陈谢大军出师豫西，威胁西安，支援刘邓大军南下，直取大别山，毛泽东决定我军出击榆林，且攻战激烈，进一步指挥敌人北上。
蒋介石的牛鼻子果然又被毛泽东牵动了，胡宗南慌忙把主力调往北线：一路钟松，率三十六师顺长城东进；一路刘勘、董钊统7个旅，顺咸榆公路北上。蒋介石也大驾亲征，亲飞延安督战。
敌人被我调动之后，毛泽东又顺势命令我军撤出榆林战斗。赶到榆林的钟松骄横不可一世，欲追击我主力决战。战机又来了。我军把钟松包围在沙家店之后，首先围歼了由乌龙铺向常家高山龟缩，想救钟松的敌第三十六师一二三旅，仅用两小时，就活捉敌旅长刘子奇。
被包围在沙家店的钟松，更加惊恐万状，舍命突围不成。胡宗南大骂钟松无能，命令他死守待援，又大加申斥破我阻击于霞县的刘勘援榆不力。敌人象被捣了的马蜂窝，乱糟糟，好不热闹。沙家店战斗，从黄昏打响，我西北野战军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发起猛攻，到天黑便结束战斗，也仅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全歼了胡宗南的看家铁师第三十师6000余人。几天前钟松还凶焰万丈，叫嚣一战结束陕北战争，沙家店一战，却土崩瓦解，一命呜呼了。
至此，我西北战场，连连告捷。敌人乖乖听我指挥，被牵着牛鼻子转悠，晕头转向，青化贬、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被我狠狠地揍了致命的几拳，敌人的嚣张气焰已被我完全打掉了。西北战场，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以后我军又取得宜川、瓦子街等战役的胜利，浴血奋战一年又一个月零三天，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枣园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说：“胡宗南和我们不是一个想法，他拼命要来延安，我们只好走。再过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回到延安，再请你来，那时，你愿住多久就住多久。”现在她听到延安重新解放的消息，赞不绝口，连连说：“毛泽东英明！毛泽东英明！”
毛泽东英明，就英明在“知己知彼”、“多算胜，少算不胜”（《孙子。计》），善于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正确决策上；就英明在指挥艺术高超，不但指挥自己，而且成功地指挥敌人上。毛泽东自己也曾风趣他说：“我们怎么想，敌人就怎么做，有什么办法？”
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样的战例很多，如井冈山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震惊中外，使敌人目瞪口呆的”四渡赤水“战役；辽沈战役中首战攻歼锦州；淮海战役中首战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中首战攻歼张家口、天津等等，都证明毛泽东胸怀雄兵百万，料敌如神，既指挥自己，又指挥敌人，用兵如神的军事艺术的高明。
《孙子。谋攻》曰：“知胜之道”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中心便是“知己知彼”，既指挥自己，也指挥敌人，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看来毛泽东是深谙此用兵之道的，岂但熟谙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而且能在现代化战争中，加以创造性的丰富与发展。不仅熟“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并且熟知，可以战，则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每战必胜；不可以战，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我时，让你打不着，我打你时，就一定吃掉你。不仅“识众寡之用”，并且熟识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最后转化为战略上的优势，以寡敌众，以少胜多，取胜敌人。不仅了解“上下同欲者胜”，并且有整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制度，又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不仅熟知“以虞待不虞者胜”，并且形成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不仅深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并且能做到有贤必知，知贤必用，用贤必任。延安保卫战中，决策由毛泽东和党中央，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毛遂自荐的彭德怀将军。在华东战场，决策由陈毅，而战役指挥则完全交给较年轻却是常胜将军的粟裕。
不过，归根结蒂，还是“知己知彼”。1949年5月2日，毛泽东约柳亚子先生同游颐和园，泛舟湖心，谈起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柳亚子先生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却说：“打仗没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所以，无论是延安保卫战的胜利，还是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军事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毛泽东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军事传统，高超的指挥艺术的胜利。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一党的领袖，一军的统帅，他的成败，绝不在于做成功某项事业，打赢某一战役，而在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出切合历史与战争规律的决策，把革命逐步引向胜利。毛泽东就是一位能在历史关头作出英明决断的伟大领袖和军事统帅。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危机关头。蒋介石反动派磨刀霍霍，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党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毛泽东虽有“保存武力”，才有办法应付事变，“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幢的主张，但却得不到肯定与实行。
待到”八七“紧急会议举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立了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路线之后，当时的党中央负责人翟秋白要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毅然决定：”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决然回湖南，组织领导了决定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又不受所限，陷于教条主义，而是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占领城市的“井冈山道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4年底，“左”倾机会主义先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使30万红军迭遭失败，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也丧失殆尽，被迫作战略转移；继之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逃跑主义，使红军损失惨重，仅存3万多人。
又是一个历史的危机关头。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他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导演了历史上威武雄壮、光彩夺目的四渡赤水战役，把红军从四五十万敌人重兵围追堵截、重重包围的绝境中解救出来，机动灵活，连打胜仗，恢复了主动，摆脱了敌人，从而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长期统治，也使蒋介石反动派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破产。又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蒋介石却坐镇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张学良出于民族大义，多次“哭谏”，要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蒋介石却冥顽不化，张、杨遂进行了“兵谏”，活捉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又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我党我军命运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高瞻远瞩，顾及民族危亡之大局，不计一党一人之恩怨，并以十月革命活捉绞杀尼古拉、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被擒充军作比较，说服党人国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不但不杀蒋介石，而且主张释放蒋介石。
这就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冷静监视”、“以华治华”、“不战而胜”的阴谋，也使汉好何应钦挑起更大规模内战的狡诈伎俩破产。遂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毛泽东语）就连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看透了其中的高妙：“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范，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胸怀，所作出这一的英明决策，这一历史壮举，民族义举，再一次震惊中外，不知感动了多少爱国、正直的中华热血男儿和世界上有远见卓识的和平友好人士！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宏大气魄，关键时刻作出英明决策的先例很多，如重庆谈判，靠反共起家、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居然戴起和平的假面具，在1945年8月14日到23日，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毛泽东系党、国家的安危于一身，完全出乎美蒋反动派的意料，作出亲赴重庆谈判的决策，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获得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钦佩！又如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我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胜利之后，对是否过江，当时党内意见不一，有一些国际朋友，也不同意过江，怕美国干涉，引起世界大战。
这确是关系到革命继续前进和就此止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毅然决策，百万雄师过大江，埋葬了蒋家王朝，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避免了“划江而治”的民族分裂的悲剧。
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关于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了。
1950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以瞒珊的脚步跨进第二个年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派第七舰队强占我台湾海峡。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逼进鸭绿江，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屡次侵犯我国领空。
与势汹汹，张牙舞爪，疯狂之极，狠不得要把这半边地球吞掉。
怎么办？出兵吗？面对的可是世界头号、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可是关系到新中国的安危，关系到世界的和平啊！
毛泽东在党内认识不统一，国际朋友存有疑虑的情况下，经过不知多少日日夜夜，苦思焦虑，多方运筹，不怕威胁，不怕核讹诈，以空前的勇气最后作出了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英明决策。并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10日连打五个战役，皆传捷报，歼敌23万余人，把敌人赶回“三八线”，稳定了战局，迫敌停战，连美国的评论家都说：“毛泽东在一系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中征服了中国，最后他的部队，在朝鲜又以阵地战顶住了美国，毛泽东打了他一生竭力避免的阵地战。”美国侵略者自己不得不承认，这是选择“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毛泽东为维护朝鲜人民的利益，保卫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在中国和世界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胜败输赢各有术 扬长避短巧用兵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再没有比战争更充满辩证法的了。尤其战争发展到决战阶段，各个战役和战斗都特别激烈、复杂、变化多端，指挥上最不容易。
所以，作战双方的指战员，对于战争中的辩证法的了解和运用，往往直接影响战争、战役、战斗的进程，甚至胜败。尤其是指挥员，头脑中多点辩证法，少点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就会转化成强大的物资力量，就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战争的指挥，也是一门艺术，是闪着刀光剑影、充满豪情和悲歌，影响所致甚至决定历史发展的一门艺术，是包含丰富多彩的辩证法的一门艺术。
优势与劣势
在三大战役决战的初期，敌人的总军力，仍有365万余人，而我军才有280余万人；敌人所占地区和人口都多于解放区，又有美帝国主义在人力、财政上的大力援助，军事装备上也还比我占优势。毛泽东是如何促使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转化的呢？
充分利用有利于我军的战争趋势。敌人已由战略进攻被迫改为重点防御，江河日下；而我军为正义之师，已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日益强大。
单说军事，蒋介石反动派，妄图以重点防御，盘踞东北，稳住华北，确保中原，经营江南，卷土重来。毛泽东则顺势作出巧妙的部署，把敌人分割为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孤立的战场，每个战场又实行战役分割，如东北战场，把敌60余万大军分割为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地区，淮海、平津也无不如此，我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包围、歼灭敌人的战术，所以，在战役和战斗上，就都处于优势了。这许多局部的优势，汇集起来，就造成我战略上的优势。终于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主动和被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在许多因素，如军力、地域、装备等等上面，都处于优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错误，并不一定处于主动地位：而在诸多因素，如地域、财力、装备等等，处于劣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正确，也就不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大战役，毛泽东决策首战东北，便从战略上取得主动。因为东北在地域、人力、物力、军力上，我军都处于优势。若首战指向华北，则有可能遭华北、东北之敌夹击，使我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也可能促使东北之敌撤退，增援华北和华东的敌人，甚至会造成我战略上的被动。
单看辽沈战役，毛泽东决策先打锦州，便使东北战局满盘皆活。不仅攻歼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使敌人处于被歼的境地，而且可以促使沈阳之敌卫立煌派军援锦，正好又造成我攻坚打援的态势。真是一着得当，着着主动。结果是攻占锦州，歼敌10万；打援一战，又歼敌10万。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沈阳之敌被聚歼，夺取了东北战役的完全胜利，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的高超。
如果先打长春之敌，把主力部署于沈阳附近的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沈阳出来的敌人，即使攻歼长春之敌，但沈阳之敌却会因受我军威胁太大，而不敢出来。还可能促使蒋介石增援锦州，或促使锦、沈之敌撤出东北，那就有可能使我陷于被动了。由此看来，军事指挥员的主观的正确决策，对于取得实战上的主动，何等重要。
战略歼灭与战役分割
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是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而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而我军在防御阶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也随之转化为反攻阶段以消灭敌人强大兵团为主的阵地战。这是个战略性的变化。可就战略上看，单说军力，敌军尚有365万余人，我军280余万人，敌人似仍占优势。除东北战场外，淮海、平津战场敌人军力上也占优势。在这种敌我军力对比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呢？毛泽东说：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在三大战役的实战中，是怎样“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造成我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的呢？首先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分割在五个孤立无援的战场，然后巧妙部署，实施战略包围，使敌人动弹不得，这就把敌人抛入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接着对各个战场的强大之敌人兵团，实行战役战术分割，肢解体割为若干孤立部分，造成各局部上我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最后以我优势兵力，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最终达到战略上的歼灭。
辽沈战场，敌人55万余人，而我军100万余人，本处优势，又加之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造成了锦州、长春、沈阳三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以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了范汉杰、廖耀湘兵团、长春之敌、卫立煌集团，全歼东北之敌。
淮海战场，敌人60余万人，而且实行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猬集一起，密集防守，使我难啃难吃的战术；我军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也有60余万人，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我军实行以优势兵力歼其一部的战术，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包围，在几个战役局部上，我军都居于优势地位。然后逐个围歼了黄维兵团、杜幸明集团，最后达到了战略围歼的目的。
华北战场，傅作义拥重兵60余万，我华北野战军也不占绝对优势。但待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以后，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则处于绝对优势了，加之对敌实行战役分割，造成敌人津塘、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等几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逐个歼灭，先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再歼天津之敌，后和平解放北平，最终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
由此看来，要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就必须对敌人实行战役包围，先造成局部上的优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歼灭，而且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实现战略歼灭的总目标。
运动战与阵地战
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战争，要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攻城略地，夺取政权，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基本的作战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又是以军力、财力和主观指挥的正确与错误的诸因素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占据优势，处于进攻地位，而我军暂居劣势，处于防御地位，所以只能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绝对不打消耗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
待战争发展到1948年6月，虽然敌军力数量上仍占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但从战略上看，敌人已处于战略防御，只有招架之力了。而我军却处于战略进攻、占据主动的地位了。我军也由占领农村、包围城市，转化为夺取城市，由消灭分散、孤立、弱小之敌，转化为围歼集中、强大之敌。这也就必然造成以阵地战为主的局面。即使到这时，运用两种战术形式，虽有主次之分，但仍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
辽沈战役中，攻歼设防坚固，又有十几万强大敌军防守的锦州是攻坚的阵地战；在塔山以近3个纵队的兵力，阻止敌人援锦的9个师，则是阻援的阵地战。
而我军解放锦州，便挥师北上，迎击廖耀湘兵团，并在运动中加以围歼，又是运动战在前的阵地战。总之，东北战场，是以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而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的运动战开始，又以围歼沈阳的卫立煌之敌的阵地战结束。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以11个纵队，侧击、攻击、截击西撤的黄伯韬兵团，是运动战；而最后围歼黄伯韬于碾庄地区，就成了攻坚的阵地战。阻击邱清泉、李弥12个师东援，则是防御中的阵地战。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挥师包围黄维兵团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是运动战；最后把他歼灭，就成了攻击的阵地战了。所以，整个战役，也是以消灭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敌人的运动战开始，而以逐个围歼黄维兵团、杜幸明集团的阵地战结束。由此看出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看出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并使这两种战法达到和谐辩证统一的极高境界。
初战与决战
在组织战略决战中，初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决定整个战局的方向，影响决战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转化。甚至初战的胜负，会决定战争全局或战役全局的胜负。所以，必须从决战全局的高度来确定初战，从而使初战和决战取得胜利有绝对把握。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都对初战极为重视，极为谨慎，但初战指导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象毛泽东那样，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成就，在实战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初战东北，战略主动，稳操我手，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北战役，又首战锦州，确保了“关门打狗”的战术的成功和全歼东北之敌的胜利。又如淮海战役初战歼灭黄伯韬，战役之始，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为独臂将军，完成了对淮海战场80多万敌军的分割包围，奠定了淮海战役决战取胜的基矗再如平津战役初战攻歼张家口、新保安，绝傅作义西窜之望，接着解放天津，断其从海上逃跑的预谋，斩头去尾，使傅作义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遂使和平解放北平成功，创造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北平方式。
战略决战的初战辽沈，而辽沈战役的初战锦州，淮海战役的初战歼灭黄伯韬，平津战役的初战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都是从整个战役的全局和战略决战的全局出发的，初战与决战都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所以，初战胜利，便成势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势，取得各个战役、最终取得整个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和战略决战的初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成为初战取胜的光辉战例。
速决与缓歼
“兵贵神速”，“战贵速决”，这是兵家常识，但也不可绝对化，由于战役决战或战略决战的需要，本来可以速决的战役或战斗，也可缓决，暂时留住敌人，不予歼灭。
辽沈战役中，对锦州一战，即为速决。毛泽东命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且“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所以，东北野战军，便以6个纵队和1个炮兵纵队、l个坦克营的兵力，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3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口、彰武地区，阻击援锦之敌，确保锦州攻坚战的速决。
我军从1948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仅经过31个小时，便全歼锦州之敌，俘获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10余万人，解放锦州。
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胜，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是为速决的典型战例。而对长春之敌则采取了缓歼的战术。开始，长春在我包围之下，完全易于歼灭，但这样打法却不利于辽沈战役全局，反有可能增加全歼东北诸敌的困难。先打掉锦州，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不战而胜，岂不妙绝。
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兵团，便是速决，所以，把此一战作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并作了以6至7个纵队歼敌3个师的部署。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22日结束，仅16天时间，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还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的12个师之一部。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配合，又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同时歼灭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这时杜幸明直接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弃徐州西逃，也被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本易于消灭，毛泽东却命令对其缓歼，待到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同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对平津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之后，再歼灭杜幸明集团，此又一妙着。平津战役的初始阶段，对从塘沽、天津等地到新保安、张家口等地之敌，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待到淮海战役彻底胜利，再将平津之敌斩头去尾，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予以解决，更是缓歼的典型战例。
由此看来，速决和缓歼，全是依据战略或战役全局的需要而互为表里，不可分割。速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具备了战役全局的态势、敌我军力、财力等等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缓歼，不是不歼，“缓”而已，时机一到，坚决歼灭，关键是依据全局的需要，掌握好时机。一旦部署既定，有了稳操胜券的把握，最终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的。
主攻与助攻
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每战，必以我军主力歼灭敌人，而以少数军力予以配合，但也不可绝对化。毛泽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也以实战需要，极为灵活。淮海战役中首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一战，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部署是，以6至7个纵队围黄伯韬3个师，却以一半的兵力（即5个至6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12个师的援助，并歼敌一部，达到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对其余诸敌实行分割包围，又断敌海上逃跑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兵力充足、敌军兵力集中、又不违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的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战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即主攻和助攻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歼灭了黄伯韬兵团，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又为以后各个战役阶段的胜利，如歼灭黄维兵团、最后歼灭杜幸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歼灭与政治攻势
任何战争，消灭敌人，都是以军事手段为主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极端手段。任何敌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立地成佛，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象打扫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军事手段也不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在处于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汉刘邦围项羽于垓下，以“四面楚歌”的政治攻势，瓦解了项羽的军心。项羽自知大势已去，又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自刎乌江，留下一曲悲歌，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英明之处，超人之处，在于把军事歼灭和政治攻势这两种消灭敌人的方式，都科学化，一体化，艺术化了。关于以军事、政治手段消灭国构外的敌人（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等），毛泽东有着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创造性地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攻势的方式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中的瑰宝。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敢忽视，也不敢不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略战术原则。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成，敌人内部各种矛盾，都迅速扩大化尖锐化了，也为我军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锦州顽抗的范汉杰和自投罗网的廖耀湘之后，整个东北敌军陷于覆灭的境地。我军便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遂使长春之敌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部被迫投降，也就造成沈阳卫立煌被歼成为定势。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处于强大的军事优势，便利用政治攻势，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迫使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在围歼杜幸明的时候，也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做了俘虏，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也争取了敌人官兵14000余人来降。可见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
在平津战役中，这两种进攻形式，运用得就更加纯熟、卓有成效。对平津之敌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法，先晓之以理，指出敌人面临被歼和接受和平解决两条路；后动之以情，为广大人民和官兵免遭生命财产损失，以后视敌人的不同态度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对新保安、天津等顽抗之敌，采取坚决、彻底、干净歼灭的方式，而对北平之敌，则继续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讲清国内外形势，晓之以民族大义，保护古都，免遭后人唾骂；动之以深情厚谊，甚至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做傅作义的工作，遂促使他坚定了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使古都北平的解放兵不血刃，同时也挽救了他自己，由反革命战争罪犯，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了贡献的“大功臣”，还通过他促成了绥远国民党残部的起义。
由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总结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不过，运用这三种方式，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立足于军事解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顽抗的敌人。正象毛泽东所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二是在造成强大的军事优势的威慑之后，再充分利用政治攻势，而且必须明白，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幻想不通过各种方式的斗争，便使敌人起义、投降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不充分利用军事优势，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不认真地、耐心地做敌人的工作，一味地军事解决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缺少辩证法。
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
任何战争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在战争中尤其明显。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充分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发挥到极至。
在三大战役决战之前，党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激发起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主动精神，能在以后的战斗中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灵活的战术，勇猛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作战任务。在群众中，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其发展生产，光荣参军，支援前线，形成“前面打蒋军，后方挖蒋根”的热潮。
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场上，六七十万军队直接投入战斗，30余万人作为后备兵源，另有13800余副担架，36700余辆大车，96000余名民工，支援前线，随军行动。淮海战场上，直接投入战斗的60余万军队，40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200余万民工推车挑担，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人民便支援到哪里。
我军与民的比例，竟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程度。
这就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军队和地方，前方和后方，全部动员起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总之，无论是战略决战的整体，还是三个战役阶段，还是三个战役阶段的各个战斗，无不处处充满敌我双方的矛盾，无不充满辩证法，而且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军事与政治等等，无不依时间、地点、军力、人力、物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诸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毛泽东作为伟大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英明伟大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和胆略，以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六亿神州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威武雄壮、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战略大决战，并使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不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决战决胜决乾坤 妙手妙笔妙文章
翻开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纵横八千里，象辽沈、淮海、平律这样大规模的战略决战，是从未有过的。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面上，几百万军队进行会战，如此复杂，如此激烈，也为中外古今少见。若把这一战略决战比作一篇宏伟壮丽、光照千古的文章，那么，象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这样，在六亿神州这片大地上，以如此高超纯熟的艺术才能，生花的妙笔，书写出如此丰富多彩、奥妙神奇的妙文，也该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
1946年7月，独夫民贼蒋介石，自恃手里有400万军队，又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充分”准备，接收了100万日本侵略军的全部武装，再有美帝国主义军事、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而解放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客观条件下却占“劣势”，所以，蒋介石就敢冒天下之大不匙，完全不顾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和平建国的愿望，撕毁了1946年1月间经过43天艰苦的重庆谈判而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悍然挑起内战，又把中国人民投入血泊中。
但是战争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绝不依蒋的如意算盘而转移。蒋介石的军事力量的优势，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解放区的困难，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性质，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所以，战争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仅仅一年，便出现了转折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到1948年6月，解放战争就完全出现了新局面：军事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况愈下，总军力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能作战的170余万人，被我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北、东北、华东五个孤立的战场上，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却在战争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余万人，军事、政治素质不断提高，愈战愈强，一年多消灭了敌军100多万人，并依靠蒋介石这个优秀的运输大队长，不断武装自己，无论内线作战，还是外线作战，都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不但能打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能打攻城略地的大规模的阵地战，并且已经创造了四平、石家庄这样攻坚战的样板。事实表明，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操在我们的手里。
眼下这篇文章如何做，就看毛泽东这位妙手的生花之笔了。
这里有段插叙，值得一提。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蒋介石反动派便挑起内战。在延安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到河边散步，正好遇到美国友人马海德和夫人苏菲。老友相见，非常亲切，便坐在河边的石头上促膝谈心。马海德间哈尔滨能否保住，毛泽东说：美国帮助蒋介石运兵几十万到东北，要占领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们也准备让给他，他暂时处于优势。让蒋介石高兴一点，将来消灭他也更容易些。马海德还问：蒋介石一共有多少军队？毛泽东说：他号称500万军队，实际上真正能打仗的只有300万左右。他如果往东北运去100万，还有200万，分布在全国各地。到那时候，蒋介石就没有后方了，他就会发现，他的未日来临了。他想挽救败局也来不及了。这使马海德非常感动，连声说：毛主席看问题，总是看得很远呀。战争的胜利，一定是中共的。
历史正是按毛泽东的预言前进的。到了1948年下半年，毛泽东的预言，就全部实现了！
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就象写一篇精妙绝伦的散文，内容复杂，变化多端，首先需要确定这篇文章的主题。有了主题，材料的取舍，布局谋篇，承转关锁，方法的运用等等，也就易于解决了。
当时面临的形势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又打内战，人民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军事上也有了这种可能，在力量对比上敌人形式上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节节胜利的形势，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已完全可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敢于攻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敢于同敌人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敢于打我军从未打过的大仗、恶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即这篇雄文的主题：决战！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这一战略决策，妙在抓住时机上，早则不成熟，晚则时不我待。正如1949年10月30日美国纽约《先躯论坛报》的一篇社论中所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择时不当。”从反面证明毛泽东扑捉战机的无比英明和果断。
主题确定了，文章如何做？话要一句一句他说，文章要一段一段地写，即使有挥笔而就的才能，也无不如此。尤其困难的是开头一段。因为战略决战阶段的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也最易变化，瞬息万端。也象一盘棋，一着投错，满盘皆输；一步妙棋，也可使满盘皆活。真是一笔九鼎，一子千钩啊！所以，战略决战之始，首战哪里，就成了决战的方向问题了。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这是指战略上说的。真要打败他，策略上需要一仗一仗地打，而且不得有半点疏忽，尤其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都不同程度地有利于人民解放军，但眼前的决战，第一个战役由何处打起？这就需要。“知己知彼”了。毛泽东讲得就更透彻更鲜明了：“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的侦察、思索、判断、决心、部署是怎样的呢？
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55万余人，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地区，通过北宁线锦、榆段与关内水陆联系；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60余万人，分布于平绥线上的归绥、张家口，以及北宁线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地，塘沽港是他们的补给线；太原的军伐阎锡山已被我解放军团团围住，已成瓮中之鳖；华东战场是刘峙集团，60余万人，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云港，西至商丘的陇海线，以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线上，企图阻止我大军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75万余人，分布于平汉线南段，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30余万人，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手下败将，被牵制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这5个集团已被我战略包围分割，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这篇自古以来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的雄文，根据敌人这5个集团的特点及其分布状况，确定为三大战区，共分三大段：1948年9月12日至1948年11月2日，进行了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完全解放东北；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进行了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人，使解放长江以北，已成定局；1948年12月上旬至1949年1月31日，进行了平津战役，歼敌52万余人，全部解放了长江以北，并为渡江，解放全中国，建都北京，奠定了基矗毛泽东这位文章大家，运用一技妙笔，所写的这篇妙文，真是处处生花，处处生辉，其艺术境界，实在是妙不可言，纵使唐宋八大家再世，也哪里能比得上一二？
首先，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敌人表面仍处优势的情况下，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伟大决策，就气势豪放，声威夺人，大有排山倒海、不战而胜的气势。
其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略，已为世瞠目。
以下仅就几处妙笔，与大家共赏析。
妙笔之一，是首战东北。从政治上看，东北解放区已占97％，实力较强，军事上占绝对优势；而敌人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另外敌人曾有“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但蒋介石优柔寡断，举棋不定。首战东北，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如“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等等。在战役上完全有了战必胜的把握。先打东北，也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还避免了我先打华北，则会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真是扬己之长，击敌之短，一石三鸟的妙着。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是何等的英明！其宏图大略，全局在胸，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才能，是何等的惊人！
妙笔之二，是进行东北战役，绝不先打长春，中敌人牵制我军的奸计，而是先打锦州。打下锦州，满盘皆活，所以，毛泽东在1948年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10月10日，毛泽东又电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锦州战役的胜利，完全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因锦、榆、唐一线敌人互相孤立，遂使打锦州的攻坚战成为确实可靠。打锦州是击敌要害，所以锦州打响，蒋介石便急忙飞抵沈阳，坐阵督战，甚至锦州已被我解放，蒋介石还下死命令，让廖耀湘夺回锦州。正因为如此，使我“打其必援”的战术又得以实现。攻占锦州，歼敌10万，攻坚打援，又歼敌10万，卫立煌集团就成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囊中之物，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遂成；解放锦州也成了逼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我一举解放沈阳的伏笔。
妙笔之三，辽沈战役于1948年9月12日打响之前，在9月7日给林彪、罗荣桓的电报中说：“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而另一方面却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并且明确具体地指示，即使歼灭敌人，也不要超过一两个整编师。
这一笔妙在，既可以使蒋介石继续做他的盘踞东北的梦，又可以促使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计划继续“优柔”下去，直至卫立煌集团的覆灭。如果华东我军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势必促使蒋介石下撤退东北的决心，真的如此，毛泽东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消灭的构想就不能实现，同时必然使华东敌军得到增援，这样，反倒增加了我们战略决战的困难，从而使整个决战的战局受到影响。历史的发展，确实证明了这一战役决断，不愧是惊世骇俗之笔！
全歼东北之敌卫立煌集团，完全解放东北之后，毛泽东又运用“兵贵神速”、“出敌不意”的原则，接着命令东北我军，不待休整，便秘密入关，可以看作这篇妙文的过渡段。这一军事行动如此神秘，如此迅疾，妙在会同华北我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但是，毛泽东又命令东北野战军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
妙笔之四，是东北战役还在激烈地进行中，毛泽东便部署了淮海战役，并把这一战役分作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的重心，就妙在确定“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等地上。因为淮海战场，蒋匪军60余万人，若加上以后增援的1个兵团及其他部队，共80余万人，劝一点两线，重兵密集“的态势，妄图以其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让我”吃不掉，啃不烂，歼不了“，井互相策应，守住中原，屏障南京。所以，要战胜他们，必须先行分割包围，使其不能机动灵活，互相迅速增援。所以，毛泽东的战役部署为：以优势兵力，即我以2个纵队消灭敌1个师的比例，以6至7个纵队围歼黄伯韬兵团；而以5至6个纵队实行分割、阻援打援，牵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使其不敢舍命东援等。
歼灭了黄伯韬兵团，首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了独臂将军；而使我山东、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还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通道，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淮海的态势，刘峙集团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又无路可逃的绝境。
此后，我军稍松了松套在刘峙脖子上的绞索，缓歼杜聿明，稳住了东北、华北敌军，待东北战役全歼敌人，彻底胜利之后，才紧接着完成了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歼灭了黄维兵团和刘峙亲自指挥的杜幸明集团，又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从而使蒋介石“力争华北，坚守中原，经营华南”的幻想彻底破灭，经营了20多年的蒋家王朝已是大厦将倾，土崩瓦解，气数已尽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何等的灵活！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是何等的完美！
妙笔之五，是淮海战役鏖战正急的时候，毛泽东电令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不要急于攻歼太原之敌，待到东北战役完全胜利，大军入关，淮海战役也己胜利，平津战役业已打响，再对太原之敌实施最后歼灭。这样做的妙处在于，既可以确保淮海战场之敌孤立无援，被我从容歼灭，又可稳住北平之敌，不致从海上逃掉或西窜，以增加我军日后消灭他们的困难。这是作战中战术上的策应，却是做文章中的细节，对于表现主题是何等的巧妙和不可缺少。
妙笔之六，是和平解放北平。淮海战役虽还在进行，但敌人被歼灭，我军稳操胜券，已成定局，所以北平之敌傅作义已成惊弓之鸟。傅作义60多万军队便企图由海上逃走，或西窜绥远。但没等傅作义惊魂稍定，毛泽东便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聂荣臻兵团配合，以神速的动作，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个地区，使敌人既不能从海上逃走，又不能西窜绥远，完全处于收不拢、逃不掉的绝境。在完成这一战役包围之前，甚至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以及杨罗耿兵团所包围的敌3个师，都不先行消灭。淮海战场，也暂缓歼灭杜幸明残部。待我从容布阵完毕，再逐一歼灭。
1948年12月22日，围歼新保安之敌；24日攻歼张家口之敌；1949年1月14日，攻歼天津之敌，活捉顽抗的陈长捷，至此，华北之敌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斩头去尾，分段歼灭。遂使北平20万守军被团团围住，陷于毛泽东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便率部起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遂和平解放。
毛泽东象一位艺术高超的设计师，成竹在胸，精密设计，彼此呼应，左右逢源，真达到妙不可言的境界。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战略决战这篇雄文已基本作成，不过还有两个插曲也非常精彩，很值得一提。
一是，当辽沈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我军得到消息，说傅作义的部队已经从北平、保定出发南迸，扬言要夺回早已被我军解放的石家庄市，并妄图偷袭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西柏坡。而我军在北平至石家庄之间，又无主力部署，所以情势十分危急。因而周恩来副主席作了如下部署：西柏坡的警卫部队，加紧训练，刺杀投弹，准备迎击敌人。若敌人敢于进犯，便坚决抵抗，掩护党中央、毛泽东安全转移，中央机关也做好了转移准备，当地农民也加紧秋收秋种、藏粮，准备转移。
毛泽东为了从精神上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便于1948年10月31日，亲自写了一篇新华社述评，公开警告敌人：我们已经作好了充分准备，你来对你没好处，你还是老实一点好。述评中还说：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你们究竟还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这样空康，只有一个青年军二○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几个兵了；总之蒋介石的整个北方战线，傅作义的整个系统，大概也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了，还在那里做什么石家庄的梦！
毛泽东在赞扬丁玲的一首词中曾说：“纤笔一技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毛泽东用的不是纤笔，而是如椽巨笔，又顶多少精兵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
大概就难以计算了吧。
述评一播，果真灵验。敌人象《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样，退兵了，而且很快，也算得上“兵贵神速”，他们逃回保定、北平等地。不久，保定敌军也龟缩到北平。
瞧，一枝多么名副其实的力敌干军万马的妙笔！
二是，在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天津又获得解放，傅作义的20万大军，便处于我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真是有天大神通，也插翅难飞。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强大的政治攻势之下，傅作义与我党派遣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举行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基于爱祖国、爱民族的热忱，以保护北平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古都文物为重，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但在和谈条件尚未全部执行的时候，傅作义将军却请求要亲自拜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中央首长。
在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同意之后，傅作义和邓宝珊将军便飞抵石家庄，受到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迎接，并陪同乘吉普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的热烈欢迎。周恩来肯定了傅作义的爱国行动，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是位爱国将领，并勉励他继续与我党合作，欢迎他参加后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使傅作义极为感动。
接着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接见。
接见时，傅作义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便说：“我有罪！”毛泽东却赞扬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
还勉励他说：你是功大于过。和平解决北平最好，你带了好头，立了个大功。
将来你们都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还勉励他将来当个水利部长，更好地发挥作用。还给他讲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傅作义极为激动，表示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都保证把工作做好。
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他是狐疑而来，感激而去。
以后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得到完全、顺利的执行，还协助我党和平解放了绥远，直到解放之后，他任许多要职，如水利部长、国防委员等等，为建设祖国，全心全意、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看，毛泽东把这篇妙文做得处处伏笔，处处照应，承转关锁，浑然一体，多么细致入微，天衣无缝，绝妙之至！
总之，战略决战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先后消灭了蒋介石的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使蒋介石的老巢南京完全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独夫民贼、内战、卖国的蒋介石也已成丧家之犬。正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决战，使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得到充分发挥，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既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军事艺术，又使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成毛泽东自己独特的军事科学体系，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他在战略决战里，洞察全局，高屋建领，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那非凡的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对中国、对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在写作战略大决战这篇超世绝俗的妙文过程中，胸怀全局，周密布阵，此呼彼应，环环相扣，三大战役，各具特色。真可谓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处处生花，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起笔惊天地，落墨注鬼神”，中外古今军事史上，经过如此多，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大的战斗，其指挥艺术发挥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军事理论具有如此鲜明的民族、时代特色，又具有如此的世界普遍性，毛泽东之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因地制宜学列宁 丰富发展游击战
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产生，也在斗争中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他的时代认为，必须以革命的暴力，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这种革命，必须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关于国家革命的学说。
在他的时代，提出：“社会主义下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便开辟了“十月革命”的道路，使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他的时代，则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如中国，也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在实践中，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井冈山”道路。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夺得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
从继承和发展中，明显地看出：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马哀思列宁主义，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才有所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学说中，也是如此。如毛泽东对列宁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便有继承，有突破，有发展，甚至使这一理论达到高度科学化、艺术化的程度。
1906年列宁在《游击战争》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一种斗争方式。”并指出：“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这就充分肯定了“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并斥责了对游击战争的种种怀疑和攻击。
毛泽东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极为严肃认真，尤其重视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但他绝不象“左”倾机会主义者那样，教条地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一省数省的胜利”，把希望又寄托在攻打大城市上，给革命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毛泽东认为，不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不承任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阉割。应当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马列主义，又要在本国的革命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
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主要是指在“黑帮政府反对居民的武装冲突和搏战”条件下，“居民自发地、无组织地——因此也就往往采取不能奏效的坏形式——用武装冲突和攻击来对待这种现象。”他还说：“有人说，游击战争会把觉悟的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这是对的”，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甚至是主要的斗争手段。”因而主张：“社会民主党应当好好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使它们真正能够起作战一方的作用，不错过任何一个打击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论述，是列宁考察了俄国、那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而提出的，也许完全是对的。
但毛泽东没有无条件地照搬这一理论，更没有象从苏联回来的那几位秀才那样，无条件地实行。因为任何一国、任何革命的经验，既有普遍性的一面，更有特殊性的一面，因而只能学其精神，至于具体如何做，则要考察中国革命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然后作出抉择。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环境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敌人的强大，他们有武器、军事物资都远比革命武装强大的常备军；红军的弱小，数量、武器、作战物资远不如敌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些特点便奠定了井冈山时期的战争形式只能是游击战的理论基础；其战争形式绝不能是苏联“十月革命”式——首先在大城市起义，然后推进到全国；也不能是采取中国的北伐战争式——长驱直入，占领大城市，而必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游击战；并且必须有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科学的战略战术；决定了中国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与强敌的战争中夺取胜利。
所以，中国的游击战争，无论理论的深刻性，战略战术的科学性，指挥艺术的灵活、丰富多彩性，还是实践的有效性，都不是列宁所指的“游击战争”所能比拟的。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争，绝非自发的、无组织的、盲目的行动，而是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有目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武装起义；它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忠实支持；它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尤其在三湾改编之后，军队完全在党的指挥之下，并有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保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即使有相当的游民、流氓无产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但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也绝不会“把无产阶级弄到不可救药的无赖流氓的地步”，倒是这些游民、流氓无产者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在革命实践的自我教育中，锻炼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它还有坚强的纪律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更保证了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就是这样一支在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成功地、极为有效地进行了“游击战争”，取得了第一次到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发出耀眼的光辉，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仅以第三次反“围剿”为例。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分兵三路，中路何应钦，左路朱绍良，右路陈铭枢。“进剿”军由第一次“围剿”的10万人、第二次“围剿”的20万人，到这次的30万人马，劝长驱直入“的战略，风烟滚滚，气势汹汹，直扑革命根据地。而我军却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安一点，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诱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
及至敌人觉察，回头向北，我则乘机打其疲劳者。
然后向莲塘、良村、黄陂突进，四天连打三仗，三战皆捷，缴枪逾万。敌主力发现我意图，猛力并进，找我作战，我却穿插迂回，休整自己，疲劳敌人，使敌人的士气沮丧，我则避其锋芒，击其虚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使蒋介石无能为力，枉自嗟叹，只好退却。真可谓不可一世而来，弃甲曳兵而逃。
毛泽东所谱写的“游击战争”的篇章，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也熠熠生辉。
还是在井冈山游击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就开始形成了一套尽管带有朴素性质却是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这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毛泽东又在实战中提出了“诱敌深入，避敌精锐，击其虚弱”的方针。这就包举了游击战中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而战略防御又包括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形成了较为全面、又为实战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如：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游击主义，承认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役的速决战和战略的持久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思想，承认小后方思想；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的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军事纪律：反对孤立主义政策，承认尽量争取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等等。总之，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充满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和高度机动灵活的军事指挥艺术，使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从理论到实践都趋于成熟。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者，闭眼不看世界，不看中国革命的实际，好象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他们基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革命高潮的形成，甚至认为世界革命也即将成功等错误理论，提出了“三次反‘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错误路线，狂热地提出与蒋介石的战争是“国与国作战”，要“全面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决战”、要“绝对的集中指挥”、“两个拳头打人”等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抛弃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反诬游击战为“游击主义”，“是山沟沟里产生的”，这些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鲁莽家和战争门外汉们的理论与孤行，最后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恶果：“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成了逃跑主义。”
使红军连遭劫难，损失大部，根据地丧失殆尽，被迫长征。造成了革命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恩格斯在1840年4月1日所作《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一文中就曾指出：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
这多么象是针对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发的响箭，准确无误地击中其教条主义的要害，显出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多么清晰地看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英明，以及他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中国大而弱，它是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国，又是近百年来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弱国，但是，它所进行的民族战争，却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是进步的；日本帝国主义小而强，虽然它的军力、物力、财力是强大的，疯狂一时，不可一世，但是它国孝人少，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落后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既不会失败而亡国，也不会轻易速胜，但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却是肯定的，日本帝国主义凶狠、残忍，但它陷于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象一匹野牛陷于火阵，既不可能速决，又因人力、财力、军力的匾乏绝不能持久，所以最后的失败，也是必然无疑的。
反映在军事上，中国的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也决不能只是单一的正规军的对抗作战，而必须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等的结合，相辅相成。
抗日战争的根本规律是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随着这种防御——相持——进攻的发展和变化，各种主要战法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第一阶段，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和游击战为辅；第二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和阵地战为辅；第三阶段，以运动战为主（并非第一阶段的正规军进行的运动战，而是游击军所担负的游击战上升为正规军所进行的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而这三个阶段上的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也绝不完全相同。
运动战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游击战的特点则是：在战尝战地、战区的高度主动性，取得自由权；兵力的指挥和使用上的灵活性，分散以发动组织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及时转移，不拘于一城一地、坛坛罐罐；客观条件下尽可能严密的计划性。所以，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只能是：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并且出现了“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
本来，游击战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即只起战术作用。但在中国，国大、力弱、抗日的持久性等特殊条件下，游击战就不但是主要的战争形式之一，而且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作用。毛泽东把这种战略作用归纳为六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
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而且在战术思想和实战的指挥上的“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灵活地使用兵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等等，其思考的严密性、灵活性，其得心应手的程度，都达到高度艺术化的境界。
在中国的军事传统中，出现过关于游击战争中的某项战略战术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如：“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便涉及到作战中的防御和进攻问题。
“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便涉及到作战中的指挥和灵活地使用兵力。
但这是朴素的，孙武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谈论现代化战争，尤其是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国际上虽然有过游击战争，如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古巴、越南在解放战争中的游击战；也有一定的理论建树，如列宁的《游击战争》等，但没有任何一国能象中国的游击战争，有如此复杂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既有阶级战争中的游击战，如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又有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如抗日战争，更没有哪一位军事家象毛泽东那样，对游击战争，有如此全面、系统、科学、深刻的论述，不但肯定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肯定它的战术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术原则，而且创造性地肯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由此制订出一系列战略原则。从理论上的论证，到具体的战略战术的制订，都既继承本民族最优秀的军事传统，也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传统，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些传统，使之发扬光大。
毛泽东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并达到新的高峰——到目前为止，中外还没有任何人能逾越的高峰。游击战争这篇文章，确实让毛泽东做活了，做绝了。毛泽东所表现的军事战略家的风范，其军事思想的深刻性，其军事艺术方面的造诣，不但史无前例，即使在现代，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还没有谁能与他媲美。
后 记
毛泽东是一位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时代伟人。他一生的宏图伟业，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了他特有的地位。
怀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崇敬和怀念，很久以来就想写点什么以表达这种感情，沉淀的记忆和感情的积累，终于使写作的冲动找到了突破口，捕捉到了一个较为满意的角度——即从艺术的角度来审视毛泽东同志的思维、军事、语言、诗词和书法等方面给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了再现这一时代伟人的形象和神采，当然最好也只能是以确凿的历史史实和生活画面为依据，经过精心的筛癣艺术的加工和润色，使毛泽东这一宏伟的艺术殿堂和丰富深蕴的风姿巍然屹立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更真实地看到毛泽东的全人，认识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位独辟溪径、富有个性的艺术家。成书的过程中，我们广泛地阅读、参考、借鉴了大量的中外学者、作家、师友有关毛泽东题材的传记、编译著作，如：美国作家 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海鲁德等编著的《生活中的毛泽东》以及《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等。在此除向这些中外学者、作家、师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外，我们还为在宣传毛泽东、歌颂毛泽东方面，有这样众多的志同道合者感到十分欣慰。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和不朽著作，必将使通向韶山的蹊径绵延悠长，越走越宽广。
当然，我们的动机和想法虽好，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纸漏和缺陷，敬请各位学者、作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丛书，由王永盛、张伟作了整体的构思、设计、统编、修订，具体分工是：《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由王永盛、张伟撰稿；《毛泽东的诗词艺术》主要由路则逢、其次是田翠云、王永盛撰稿，张常修、王军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思维艺术》主要由张同夫、王永盛撰稿，其次是张伟、陈慕真、袁福刚、王军、陈永华参加了部分编写；《毛泽东的军事艺术》主要由张舰刘庆华撰稿，其次是路则逢、王永盛、张伟、石蔚东参加了编写；《毛泽东的书法艺术》主要由刘锡山撰稿，其次是袁宗轩参加编写。
在该丛书出版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领导、学者和朋友热情的帮助和真诚的合作。山东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以及山东省新闻出版局的领导和图书处的同志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支持和帮助。山东省委宣传部审阅了全部书稿，孟宪仁先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南京昆仑书店也对该丛书的发行工作，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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