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塔天王李三才(3)
李三才离职之日，淮、徐一带的百姓，万民塞巷，老幼哭号相送，以至轿乘不能行进；及至登船之时，人们又夹岸号泣，甚至夺缆不让船行。李三才走后，淮、徐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生祠，立其肖像于祠中，朝夕走拜不绝。李三才为官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官不做了，麻烦却远没有终止。 李三才落职回籍后，也效仿顾宪成，在家乡通州创办双鹤书院，自己也讲学其中。张家湾地处京畿，不乏朝中正直大臣的奥援，过往探访他的人很多，以至车马填溢街陌。御使孙居相再一次上疏推荐他，这使朝中的反对派又忐忑不安起来，生怕李三才被重新起用，于是波澜又起。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御使刘光复奏劾李三才盗用皇木营建私宅，且告李三才与东林党人于玉立遥执朝政，官员一经他们提出，吏部就向上推举。给事中刘文炳、御使李征仪、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寺丞王士昌也极尽推波助澜之能事，力助刘光复，欲置李三才于死地。征仪、心汤曾是李三才所推举的吏员，如今却为一己私利而恩将仇报。李三才愤怒之极，自请籍没其家。然而这些人却紧追不舍，工部侍郎林如楚要求遣使复查，刘光复又上疏说三才侵夺官厂为园囿。御使刘廷元、潘汝祯、颜思忠等又继续上疏弹劾。李三才更加愤怒了，提出请诸臣会勘，又请神宗亲自审理。 神宗命李征仪和吴亮嗣前往勘察，这些人到李三才家中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出证据。然而让原告去查核被告，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然不会有利于李三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竟以刘光复所陈为事实呈报神宗，李三才终于被扳倒，落职为民。 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的威胁日益加强，辽东战局更加危机。辽阳失陷，明廷慌作一团，御使房可壮接连上疏请再用李三才。刚刚登极的天启皇帝年仅十五岁，对朝政一无所知，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下诏让廷臣集议。围绕李三才是否可用的问题，朝中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通政参议吴殿邦力言不可用，称李三才为“盗臣”。御使刘廷宣再次上疏推荐李三才，说：“国家即惜其才，则用之耳，又何议！”他建议让李三才守山海关。天启帝觉得刘廷宣说的有道理，准备再次起用李三才。但朝中意见不同的两派相持不下，詹事公鼐、刑部侍郎邹元标力主可用，然而终因意见不能统一而作罢。后来明朝大势已去，赵南星十分遗憾地说：“使淮抚为经略、为中枢，东事必不至败。” 不久，在吏部尚书周嘉谟、左都御使赵南星等东林党人的努力下，万历朝被罢免的正直官员逐渐被起用，东林党人基本上占据了朝中要职，即所谓“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由于明军在辽东一败再败，刘宗周又提出应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在这种背景下，天启三年（1623年），李三才终于被重新起为南京户部尚书，可惜未上任而病逝。不久魏忠贤乱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御使石三畏追劾已故的李三才。李三才又被削夺生前官籍，并夺封诰，名列《东林党人榜》第一位。在《东林点将录》中，王绍徽将其比作梁山头领晁盖，称为“东林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崇祯帝即位后，惩治阉党，又恢复了李三才的官籍。 后人认为李三才虽有才略，可惜生性豪华，好用机权，因而为众议所忌毁。不过，那些攻击诋毁他的人，如邵辅忠、徐兆魁、刘廷元、潘汝祯之流，后来都因依附魏忠贤而名挂逆案。而推举李三才的人，如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等人，皆为一世名臣，他们并没有将李三才的奢华和善用机权看成是什么问题，相反，却认为“李三才大节卓然，而细行不无疎阔，自是豪杰之品”。这正是东林党人在思想观念上与传统思想不同的地方。 （张宪博）
首善争睹邹元标(1)
明代天启年间，北京宣武门内有一座首善书院，专门是用来讲学的。这座书院在当时声名远播，而其影响力与一个叫做邹元标的人很有关系。 邹元标，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字尔瞻，别号南皋，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他自幼聪明好学，九岁能通《五经》。举万历五年进士，观政刑部。所谓“观政”，是指明代考中进士的读书人，在正式任官之前，被派往各衙门去实习，目的是习练政务，期限一般定为三个月，期满后再补选京官。 万历五年（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明代制度规定，官员父母或祖父母丧亡，必须回家守丧三年，称为“守制”。如有特殊情况，皇帝可以批准不得回家或提前起用，称为“夺情”。在神宗和两宫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选择了“夺情”，于是激起了朝野的纷纷谴责，人们认为张居正过于贪恋权位。邹元标为此上疏，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他将写好的奏疏放于怀中，入长安门，准备上朝时递上。这时朝堂上正在杖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他们因反对张居正“夺情”已经遭到神宗的严惩，吴、赵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惨象并没有使邹元标畏缩，相反对这种冒死直谏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太监不肯接，以为又是针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说：“你难道不怕死吗？”邹元标假称：“此告假本也。”太监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过后，大怒，毫不客气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受杖者要脱去袍服，杖八十，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死也要致残。邹元标幸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同时神宗下旨，谪邹元标戍贵州都匀卫。 从北京到都匀有千万里之遥，徒步行走，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明代充军的犯人死于途中是经常的事，邹元标也几次险些丧命。 都匀卫设在崇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是“蛮夷”之民聚居的地区，环境十分险恶，而邹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后，读书的人不多，邹元标来自京城，又是学富五车的进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卫所的这段时间，探究学问，聚徒讲学，向他求教的达数百人之多。 由于邹元标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张居正的怒气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贵州的巡按御史，欲将邹元标置于死地，以绝后患。然而这位御史却是个短命之人，行到镇远，突然暴病而亡，邹元标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过去了，张居正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邹元标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启用，召拜为吏科给事中。回朝后，他仍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势的性格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保全自己，很快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声誉十分不好。 邹元标又举荐耿定向、罗汝芳、许孚远等十余名官员，这些人皆为一代明儒。万历十二年（1584年），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乘机上疏，痛言“保圣躬、开言路、节财用、拔幽滞、宽罪宗、放宫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为恼怒。于是有传言说皇帝要杖杀邹元标。邹元标听到后，让妻子准备好布袍、白蜡和治伤的药品，毫无畏色地说：“我的筋骨虽有残，但精神还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缇骑来，不劳他们动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让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邹元标的老师申时行多次请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与宽大处置，降邹元标为南京刑部照磨。
首善争睹邹元标(2)
据说邹元标的敢言直谏着实让神宗有些忌惮，一天御膳房刚刚备好丰盛的佳肴，神宗却一改常态，下令撤减，并对太监说：“你们没听到他邹某人数落朕吗？”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邹元标又被调回北京，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让吏部尚书杨巍对国事发表意见，邹元标为他代笔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几万言，都是当时人们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请割“衽席之爱，严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当时神宗身边有十名受宠的俊美少年，称为“十俊”，外间早有传闻，神宗已经染上了同性恋的陋习。 万历十八年（1590年），调邹元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升刑部右侍郎，这时恰逢邹元标的母亲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为母亲守孝，以后居家乡南皋三十年，建仁文书院，谈道讲学，名扬天下，学者称之为“南皋先生”。这段时间，朝中仍不断有人上疏推荐他。 光宗即位，东林党人当朝，邹元标召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为刑部右侍郎。阔别京城近四十年，今又还朝，邹元标虽须发皆白，却依然踌躇满志。行至京畿地区，见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见成效，高兴地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为何物，今日处处皆种水稻，于国于民都有利。”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难道不是靠人才吗？人若有才，天气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病逝了，邹元标还朝之时，已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当时辽东战局紧迫，敌在门庭，他有感三十年来朝中大臣只顾门户之争，而不问封疆之事，致使祸见于今日。于是首倡和衷之说，建议简用涂宗睿、李邦华等十八人；两天后，又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天启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请收录章家顺、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万历朝被罢免的诸臣都获得了昭雪。他还曾举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争议而未果。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不记私怨，称赞张居正当年的政绩，提出应该恢复张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这一建议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虽倡和衷之说，实际上所荐举的大部分官员仍是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人政见相同的旧臣。他们都与魏忠贤、客氏一伙水火不相容。邹元标的多次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元标自天启元年还朝以来，上疏建言尽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论，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停，朝中的小人将他视为东林党人，十分忌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来年京察对自己不利，密谋将邹元标逐出朝廷。他们抓住邹元标与冯从吾在京城建首善书院集众讲学一事大做文章。 冯从吾在万历初年也因建言而险遭廷杖，后在家乡长安建关中书院，讲学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锺龙源、曹于汴、高攀龙等人已于闲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听讲。但城隍庙并非理想的讲学之所，空间十分狭窄，于是他们决定建立正式的书院，上疏十三道后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各自捐资，用银一百八十两，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由司务吕克孝、御使周宗建负责督理改建。他们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改建后的书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有讲堂三间，后院也有三间供奉先圣，并陈放经史典籍。书院上梁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院中树碑一块，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书院撰写碑文，太常寺卿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丹并撰额。书院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开讲，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影响越来越大。
首善争睹邹元标(3)
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当邹元标、冯从吾听说东林有吴桂森继续主持时，“群然向往，脉脉神交”。首善书院建成后，正值在京任职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如刘宗周当年曾入东林与高攀龙共同讲学；又如华燕超和华凤超都与高攀龙同里，华燕超万历时就曾到东林书院，求教于钱一本。华凤超先向钱一本学习《易经》，这时又随高攀龙一起讲学首善书院，以后回到家乡也成了高攀龙的弟子。冯从吾虽说是陕西人，却是三十年前顾宪成在京时的弟子，被公认为东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则为东林后“七君子”之一。邹元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东林讲学，却应顾宪成之托，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年东林书院修复后，为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习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日益扩大的影响，使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发难，他上疏天启皇帝，说如今广宁失陷，人心浮动，京城之地不宜聚众讲学，以免招朋引类，开门户之渐，将来势必难以控制，应该安心本分，以东林为戒。冯从吾反驳说：“正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才应该以讲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 御史倪文焕上疏诬蔑首善书院所讲为伪学，说邹元标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噉不冷不热之饼”。邹元标也上《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指出：早在隆庆初年，内阁首辅徐阶就曾集诸臣千余人讲学于京城，手书“识仁、定性”二书，与诸人讨论。万历十三、十四年，臣邹元标在京城也每月讲学于演象所，当时的执政大臣也尝过而相问。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如今陛下有经筵日讲在先，却不许京师讲会，臣甘愿罢官归田。这时魏忠贤刚刚开始窃权，也屡传中旨，说宋室之所以亡国，在于讲学，皇上将严禁此事。叶向高为首善书院力辨，并要求与邹元标共同辞官，天启帝的态度稍有缓和。但阉党郭兴治和郭允厚却攻讦不已，甚至将首善书院比作山东的“贼妖”。 邹元标归意已决，于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驿归乡。临行前又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时间奏疏天下传诵。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书院被罢讲。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在阉党“十孩”之一李鲁生的建议下，撤去书院的匾额和对联，改书院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焕的催促下，阉党矫旨下，砸碎书院石碑并抛出门外，拽倒先圣牌位，焚烧经史典籍，拆毁厅堂建筑。八月阉党毁天下书院。 邹元标归乡后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魏忠贤矫旨削夺了邹元标的官职。为了让喜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王绍徽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崇祯帝即位后，铲除了阉党，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重又赠邹元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崇祯时首善书院还在，当时大科学家徐光启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奉旨修正历法，书院经过一番修缮，暂作历局之用。也有人建议应恢复书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继续讲学。但时过境迁，经天启朝一场浩劫，此时东林党人半数零落，这一愿望已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宪博）
香山碧云绕魏阉(1)
公元2005年，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院，一位施工工人与往常一样，挥锹铲土，但铲子却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待他好奇地扒开土层，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一尊栩栩如生的白玉武士石像，呈现在他的面前。 石像高约3米，底座宽约1.2米，由一整块汉白玉巨石雕琢而成。石像的装束是武将打扮，头戴翅盔，身穿战甲，胸前有护心镜，手臂上戴着护肘，脚蹬战靴。脸部雕刻尤其细致，眉头紧锁，怒目圆睁，甚至连眉心痣与抬头纹都刻画得活灵活现。石像的花纹是以对称的形式雕刻而成。但在战甲下边，两边的雕刻花纹并不完全一样，一边是牡丹，另一边则是菊花。 专家闻讯很快赶来，经过鉴定，确认这是1623年制作的一尊武翁仲。石翁仲是中国古代皇室与上层官员陵墓前的一种装饰，有文武之分，武将称武翁仲。那么，这尊武翁仲守卫的是谁呢？他又为何与主人一起，被长埋地下了呢？ 在香山的重峦叠障中，在碧云寺的朝钟暮鼓中，这尊石像沉睡了三百年，这个秘密也尘封了三百年。随着石像的出土，这个历史之谜是否也会随之而水落石出呢？ “这个武翁仲是明朝大太监魏忠贤的陵墓装饰。”专家的结论石破天惊，也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明朝，依稀望见那个壮硕的身影。 魏忠贤，明朝天启年间任司礼秉笔兼东厂太监，一个出身乞丐、权倾天下的“权阉”，一个为祸乱朝纲，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的“罪人”，一个声名狼藉，背负万世骂名的“恶人”。 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若论外貌，魏忠贤可以算是一表人材，身材魁梧，面貌英俊。若论智谋，他也十分机警。如果他能如常人那样耕田经商，养家糊口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从小喜游乐，尽管已经娶妻生女，却仍然声色犬马，流连于赌厂乐坊。在一次豪赌之后，输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为了偿还赌债，只能改嫁妻子，卖掉女儿。而他也从此流落街头，乞讨为生。走上绝路的魏忠贤想到了自阉入宫。这个想法在我们看来，似乎有些悲壮，但在那个时代，却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谋生途径。直隶地区经济条件并不太好，许多青年子弟为了谋生，都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自行阉割的方式，为进宫以糊口做好准备。甚至阉割之后，也不一定能获得入宫的机会。这样就出现了明人笔记中记载的自阉而又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拦截路人，乞讨抢劫的悲惨场面。魏忠贤可能也受了自阉风气的影响，动了这个自绝于祖先的念头。很快便自行阉割了。 最初，上天也并没有垂青这个轻浮浪子，他阉割后甚至昏迷了很长时间，是一位僧人在寺庙里收留、挽救了他。这可能也是他以后将自己的墓葬选在了寺庙之后的一个心理因素。在伤口愈合后，魏忠贤仍然在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入宫的机会，只能在街头继续做乞丐太监。也许这个时候，他曾经看到过那些年岁已大，却仍然无法入宫的“准太监”们的惨状，也许，他可能心生悔意，但他已经别无选择。 机会终于来了。可能是他身材高大的缘故，他得到了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当佣工的机会。时间长了，孙暹觉得魏忠贤很机灵，就把他推荐到宫里作小火者。魏忠贤终于从纯粹的生理太监成为一个身份太监了。在他进入宫门的那一刻，他终于得偿所愿了。那一年是万历十七年（1588年），魏忠贤21岁。也许，他的愿望只是从此不必再讨饭了。但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越了他的预料，也超越了一般常理的解释力。他成为主宰明朝命运的风云人物。关于这段历程，明朝人编造出了一个传说，说魏忠贤是前世的黑龙，由于惨遭屠杀，在今世要进行报复。这个传说反映了在明人那里，魏忠贤迅速飞黄腾达的历程，尤如一个神话。 但魏忠贤进宫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并不如此神奇。进入宫廷之后，魏忠贤与其他普通的宦官一样，并没有显示出迅速爬升的痕迹，似乎他也要如同大多数宦官一样，终身淹滞在这浩浩宫廷。但秉性机警的他，还是在十年后开始崭露头角。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他获得了掌管甲字库的差使，手中掌握了大量钱财，获得了结交上司的资本。他首先与掌管兵杖局的魏朝结为兄弟，通过魏朝的引荐，获得了司礼监太监王安的好感。
香山碧云绕魏阉(2)
万历四十八年（1619年），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终于来了。这一年，明神宗去世，长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魏忠贤也从甲字库被调到东宫典膳局任职。通过这个机会，魏忠贤获得了接近皇长子朱由校，及其乳母客氏的机会。 明光宗即位不足一月，便暴病身亡，年仅十五岁的朱由校即位称帝，改元天启，史称明熹宗。由于明神宗不喜欢宫女所生的朱常洛，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拒绝立朱常洛为太子，对于朱常洛与朱由校也缺乏关心。朱由校父子便长期生活在冷漠与排挤之中，宫廷对于他们，只是一张偌大的黑幕。朱由校自幼便对四周充满了恐惧。冷漠的爷爷也从未提供给他作为皇孙应有的教育。在黑暗的小屋中，朱由校养成了孤僻与封闭的性格，他把对生活所有的幻想都沉浸在制作一些小桌子与小板凳上。在这些小木匠活的敲打声中，朱由校逃离了沉重的宫廷斗争，飞向了无拘无束的快乐童年。也许，在他的梦想中，他是十分愿意成为一位出色的木匠，建造属于他的没有冷漠与斗争的天地。 但他的梦想，由于他的父亲的突然去世，而嘎然而止。他成了皇帝，主宰千万生灵命运的主人。对于这个突然的变化，他显得十分惊慌，也非常不适应。直到作皇帝的第三个年头，他还没有脱离对于乳母客氏的依恋。他还是个孩子，他所喜爱的，依然是他所创造的木制世界，而不是这个现实的天下。 所以，尽管他是皇帝，但他却是一个对他人充满依赖的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在他的皇帝生涯中，乳母客氏扮演了母亲的角色，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而魏忠贤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负责为他处理朝政，应对群臣。 客氏名叫客印月，是保定府兴县人。在十八岁的那年，便被召入宫内，成为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美貌的外表与母性的温柔，让幼年的朱由校找到了温暖的怀抱。他对客氏的依恋，是十分强烈的。所以，当客氏在他十七岁时，按照规定应该离开宫廷时，朱由校连续几夜无法入睡。尽管他已经贵为皇帝，但幼年的恐惧却仍然延续下来，只有客氏能够给他提供温暖。无奈之下，朝臣只有仍然让客氏继续留下来。 而魏忠贤也终于在客氏身上发现了一步登天的方法。他的相貌与机智，都吸引了客氏，二人结成了“对食”的关系。明代宦官与宫女尽管不能像民间那样谈婚论嫁，但却十分向往，所以结成了类似夫妻的“对食”关系，也即“对面而食”的意思。结成“对食”的宦官与宫女要彼此忠于对方，不得再与其他异性发生亲密关系，否则将会被视为不忠。 而魏忠贤通过与客氏结成“对食”关系，利用客氏对于熹宗的独特作用，先后扳倒魏朝和王安，任司礼监秉笔太监，获得了在奏疏上批红的权力。按照明制规定，奏疏上达中央后，内阁先用墨笔在奏疏上写上供皇帝参考的初步意见，称为“票拟”。然后皇帝在票拟的基础上，用红笔写上最终处理意见，称为“批红”。但许多皇帝懒于批红，便交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理。但秉笔太监一般不敢对票拟有太大改动。而魏忠贤每当熹宗忙于木匠活时，就把奏疏拿去，请熹宗批红。熹宗就非常生气，让魏忠贤自己办理。时间长了，魏忠贤便径自把奏疏拿去批红，任意窜改。而内阁也都是他的私人。魏忠贤从而掌握了朝廷决策。此外，魏忠贤还兼任东厂太监，掌握了明朝的特务机构，利用这一权力，魏忠贤可以肆意逮捕与镇压政敌。 看到魏忠贤如此专制朝纲，东林人士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诬蔑辽东经略熊廷弼通过中书舍人汪文言，向东林人人士贿赂，于是大兴“汪文言狱”，并借此将东林人士一网打尽。从此魏忠贤便专制朝政，内外大权一并收揽，人称“九千岁”，官员们为魏忠贤在全国范围内遍立生祠，甚至监生陆永龄请求将魏忠贤配祀孔庙。一时对于魏忠贤的歌颂，盛嚣全国。 至此，魏忠贤当世的荣华富贵，已无以复加。但生理上的缺陷，使他对于身后事充满忧虑。太监由于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无法在死后得到后代的香火祭祀，他们对于这一点，都是充满了遗憾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对宗教，尤其佛教具有一种亲和感。佛教对于传宗接代的不同观念，使太监们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式的理论支持。所以，明朝太监往往在生前十分积极地参与佛教事业，比如修筑寺庙等。而对于死后葬地的安排，也往往倾向于选择寺庙附近。因为这样的地方不仅风景清幽，符合风水的观念，而且在他们看来，能够沾到寺院香火旺盛的光，也能够得到佛祖的保佑，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引荐魏忠贤进宫的本管太监孙暹，与御马监太监，魏忠贤的照管老叔刘吉祥，死后都选择在京师西郊香山碧云寺附近埋葬。
香山碧云绕魏阉(3)
香山地处北京西郊，山峦起伏，风景清幽，由于山顶有石，状似香炉，故有此名，是一处名胜之地。据明朝内阁大学士商輅在《香山永安寺记》中的记载，永安寺在唐朝时便已经建立了。历金、元两代，香山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皇室与名流经常来此，而且永安寺也香火旺盛。而碧云寺的前身碧云庵，便是由元人耶律阿勒弥所建。香山逐渐成为北京附近一个佛教名山。 到了正德九年（1514年），明朝御马监太监于经在碧云庵的基础上，修缮而成碧云寺。碧云寺的地位逐渐超过了永安寺，成为明朝皇帝、太监们拜谒佛祖、求香还愿的重要寺院。明神宗为碧云寺题写扁额，称“苍松古柏，水天一色。”碧云寺附近也成为太监们首选的墓地之一。 魏忠贤也正是看中了香山碧云寺的环境清幽、木铎阵阵，将碧云寺后选为他的墓寝之所，并从天启三年（1623年）开始建造。为了修筑陵寝，魏忠贤耗费了国库大量存银，这在许多明人的奏疏中是可以看到的。魏忠贤的陵寝规格是远远超越他的身份的，是仿照皇陵的标准建造的。不仅有石马、石羊、石虎，还有石人。按照《明会典》的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有石翁仲的，而魏忠贤的官职仅为四品，却有石翁仲，并且高达3米，与十三陵皇陵3.2米的石翁仲相差无几，远远超过明朝大太监田义墓前的高2米的石翁仲。而且通过这次出土的石翁仲看来，雕刻装饰非常精细，十分罕见，也是违反规制的。而在石翁仲鞭的手柄与鞭的连接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二龙戏花”图案，而非“二龙戏珠”。因为龙的图案一般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魏忠贤陵墓用龙与花的结合，代替龙与珠的结合，一方面是要比附皇帝，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白地表达出来，所以做了折中，这些都反映出魏忠贤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自诩。 尽管魏忠贤为身后世做了详尽而奢华的安排，但造化弄人，天地无情。在熹宗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失势，自缢后被戮尸于河间府。他的尸体自然也未埋葬到那豪华的墓寝中。清军入关后，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等随清兵入关，将他的衣冠葬于碧云寺后，立了一个衣冠冢。但由于魏忠贤臭名昭著，为了防止人们发现，未写祠额，也未在墓碑上刻字。 尽管如此，在康熙四十四年（1701年），魏忠贤的衣冠冢还是被人发现，康熙帝下旨“魏忠贤墓，着交与该城官员，什毁铲平。”这一豪华坟墓从此变成残碑断垣、蒿草丛生的荒凉之地。 一代权阉，生前何其显赫，死后却惨遭戮尸，甚至衣冠冢也未敢书写姓名，即使这样，陵寝还被后世铲毁。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造化弄人，世事沧桑。这些恐怕不是魏忠贤踏入宫门那一刻所能想象的。在明末那个动荡之世，魏忠贤成为时世的创造者，但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一颗棋子，受到历史无情的摆布与嘲笑？如今，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香山碧云依旧在，枭雄豪杰何处寻。游玩的人群往往过寺而不入，径自上山，去眺望远方的风景。而历史的风景，却逐渐褪去，一如那木铎声声，余音绕梁，却匿于群山了无痕。只有历史被再次翻开时，才惊醒了春梦。(赵献海)
海淀一勺米万钟(1)
在颐和园慈禧太后居住过的乐寿堂前的庭院里，横卧着一块海青色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乾隆皇帝的手书：青芝岫。这块大石长8米，宽2米，高4米，重达20吨，“漏透且瘦”，就象立在当院的一架屏风。据说这块巨石原来长在房山区的深山里，那它是如何迁移到西郊的呢？这还得从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说起。 米万钟（1570—1628），字友石，又字仲诏，自号石隐庵居士，陕西安化人，后移居顺天宛平县(今属北京)。宋代著名书画大家米芾（米元章）的后裔。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仅25岁的米万钟考中进士，进入仕途。虽然称不上少年得志，也算是学途顺利。只是斯时的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一派颓废之状。满超文武不思救国良策，一味的争强斗气，结党营私，腐败横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年轻的米万钟没有力挽狂澜的壮志，于是继承先祖衣钵，以书画为命，大隐于朝。他的书法以行草最佳,直接师法先祖米芾；画作以北宗为楷模，山水细润精工，而且深得先祖泼墨真传，善画巨幅长卷。目前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刘景孟八十寿诗轴》，书于天启元年（1621），凡5行，806字。长达171.1厘米，宽40.6厘米。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其"行得南宫家法与华亭董太史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擅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为"明末四大书画家"。 米万钟一生酷爱收藏奇石。书画家以石为友，是中国的传统。明代的沈周、蓝瑛、王纯，清代石涛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傅抱石，等等，都是著名的藏石家。奇石、山石就是中国画主要描绘对象之一，书画家们能从奇石中获得空间艺术美的感知与共鸣,从心灵深处有所顿悟,并将其转化成艺术创作。与一般文人墨客收藏奇石自适其意不同,米万钟收藏奇石更多的是寄托不平,当世人称“仲诏先生独嗜石,亦其胸中磊块。李白所谓‘五岳起方寸’,隐然诅能平者耶”。出于对实事的不满，米万钟从进入仕途伊始，即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书画创作和搜求奇石，并因此得了个“石痴”的绰号。早在初入仕途，外放六合县县令时，米万钟即“自悬高赏”搜购雨花石，且"衙斋孤赏，自品题，终日不倦"。他先后收藏了18枚奇石，并分别以诗句命名，如“三山半落青天外”、“门对寒流雪满山”等，还请画家吴文仲作成《灵岩石图》，请胥子勉写成序文《灵山石子图说》，这是照像技术发明以前，中国最早的关于奇石的图片记载之一。 大概是这种“大隐隐于朝”的作风发挥了作用，米万钟的仕途倒也很顺利。天启初年他已经做到了江西按察使的位置，成为一方大吏。天启年间阉党得势，大肆打击以忠正自命的东林党人。米万钟虽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但他超然事外，不媚阉党的态度还是惹怒了魏忠贤一伙。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党羽倪文焕上书弹劾，米万钟被削去官籍，赶回老家。 崇祯皇帝即位，铲除阉党，平反冤狱，米万钟被召回，封太仆少卿。太仆寺主持马政，是明代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间养马的政策在明朝后期已经废止，但官方养马仍然存在，而且掌握着一大笔民间改折征收的马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太仆寺的副首长，米万钟可谓大权在握。崇祯皇帝有励精图治的雄心，满朝大臣当时也颇怀抱负。米万钟则不然，他似乎已经看透了明王朝行将就木的命运，依旧是寄情山水，纵性于奇石。 当时的皇亲显贵有营造私家园林的风气。在西郊有一块原始沼泽湿地，既海淀。当时的海淀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北淀，武清侯李伟首先建起一座清雅园。米万钟随后在其侧建起一座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又名“风烟里”。勺园方圆不过百亩，但构造奇特，路径幽曲，时人有“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的说法。勺园建成后，前来游玩的士宦很多。米万钟考虑到勺园地处西郊，往来不便，于是又制作了很多花灯，把园内风景尽数绘在灯上。京城人士更觉玄妙，名之曰“米家灯”。时人有诗云：
海淀一勺米万钟(2)
春城何用踏郊原，双炬悬来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锦，玉绡叠出上元村。 天工暂许人工借，山色遥从夜色翻。 恍惚重游邱壑里，米家灯是米家园。 米万钟喜欢奇石，勺园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称其中“乱石数垛”，现今颐和园中的蕴含“峰虚五老”之意的五块太湖石既是从勺园中移去。只是米万钟没想到，他一生寄托不平的奇石却成了他丧家的元凶。 一次，他在房山地区发现一块通体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欢，准备运回，“置之海淀勺园中”。可是这块石头实在太重，米万钟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马，拉了7天才把它运出山。后来有人建议仿效秦始皇修长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泼到路上冻成冰，把石头置于冰上滑行。米万钟采纳了这个建议，倾其家财修了一条大路，并在路旁每隔三里凿一眼小井，五里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运。只是这项工程实在是过于庞大，米万钟耗尽了家财也没有完成这项计划。巨石最终只运到良乡，米万钟即已倾家荡产，不久抑郁而亡。后人因此称此石为“败家石”。 米万钟虽然死掉了，可败家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与那位足智多谋的刘墉刘罗锅联系到一起。乾隆年间，皇帝谒拜西陵，路过良乡，见到这块奇石，非常喜爱。于是问随行的刘墉此石的来历，刘罗锅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见他看上了这块石头，就说："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一听大喜，立即下旨将其运往圆明园内的清漪园乐寿堂。当时乐寿堂正门已经修好，只有1米多宽。奇石太大，要运进去只能先拆墙破门。可皇太后对此很不满，认为此石"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母亲发话，乾隆不敢违拗，可又不甘心，于是又向刘墉问计。刘墉请他对太后说：此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瑞气，昭示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如果弃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听后大喜，马上命令把奇石运进乐寿堂。为了讨母亲高兴，乾隆皇帝又给这块历经磨难的奇石取了个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并题写了"神瑛""毓秀"四个大字。青芝岫从此名满天下。 奇石和刘墉是否有关无从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间运进乐寿堂确是千真万确。只是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是行将日落，运一块败家石回来，实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后人开玩笑说这块败家石是既败私家，又败皇家。 不管怎么说，这块青芝岫的发现人还是要归到米万钟名下。米万钟留下的遗迹还不止一块石头，北京大学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园都与米万钟有关。只是当时勺园的水面宽阔，现在则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张金奎）
玄扈先生徐光启(1)
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南堂，乃建于光绪年间。但是，这一建筑的历史，可以远溯及十七世纪初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裴化行说：“在北京南城门附近的居留地，利玛窦也开办了他的天主学堂，除了上述之外，还打算建立基督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利玛窦的这种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沟通以达到传教目的的传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据称，“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因此，在南堂周围，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一批中国的基督教徒在活动。南堂之东，就曾有徐光启修历的历局。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在接触西学之前，徐光启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是阅读着四书五经而长大的。他也不具备什么叛逆的性格，但却具有钻研的精神和讲究实际的学问风格。当时，在宗奉朱熹学说的人和宗奉王阳明学说的人之间，门户之争很厉害。徐光启虽然曾师从阳明学的学者焦竑，但是却仍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学习孔子的唯一途径。不过，另一方面，他对于事功显赫的王守仁却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许，在徐光启取舍的标准中，讲求实用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学问最终归于两种，有用或者无用。从这种标准出发，徐光启对于天文历算、军事兵法和农政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有些学者说，徐光启的学问说到底是一种“实学”。有实学，就必得有实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学。古人说，国家的大事主要有两种，战争或者祭祀。练兵和城守，自然是为战争做准备；修历，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则首先是保证祭祀有常。徐光启非常幸运。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中，他先后在北京筹划了通州练兵、京城防守、修历等几样大事。这些事情，都是徐光启在北京完成的。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十三岁的徐光启中了进士。此后的十五年中，步入官场的他却一直在闲散的翰林院任职。翰林院在明代为清要之地。大部分内阁大学士是从翰林院出身的。徐光启在翰林院中，尽弃当初为了考试而努力温习的八股文，认真学习天文、兵法、屯盐、水利、工艺。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徐光启利用守制三年的时间研究究农业科学。一六一九年，徐光启被任命为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练兵事务。练兵是与明王朝在东北与满洲军队交战的惨败相关的。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率领其族属反抗明朝统治，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之后，明朝与努尔哈赤的军队在萨尔浒激战，而以明军溃败而终。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明朝军队的无能。于是，徐光启练兵的议论就出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二十日，时为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简讨的徐光启向皇帝上了《敷陈末议以殄凶酋》的奏疏。所谓“凶酋”，自然是对努尔哈赤的蔑称。在疏中，徐光启指出明军“兵杂而不精、技疏而不练、甲胄苦恶、器械朽钝、节制不谙、分合无权”的弊端，又说，像杜松这样的总兵官都因为没有像样的盔甲而被箭射破了头，士兵还谈什么盔甲呢？徐光启的建议是，应当赶紧训练一支能作战的新兵。当然，反对的人要说，敌人都已经快要将辽东半岛全部占领了，还来得及练兵么？对此，徐光启的回答是：“正惟无暇，方宜亟图。”意思是说，正因为来不及训练新兵，才得更要抓紧时间去做训练新兵这件事。这可见徐光启坚韧不拔的性格。他提出选练新兵的方法：在每府每县征召“奇杰之士”，给予丰厚的饷粮，让良将来统率他们，日夜练习，再补充最好的军器和盔甲，教给他们进退攻防的战术，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一支每个人都可以以一当十的精军，而不是一支一击即溃的乌合之众。徐光启说，训练新兵要贵精不贵多，否则不过是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训练的方法，应当比满洲的军队更好，才能完成退敌的任务。最后，徐光启对皇帝说：“如果我的议论完全得以付诸实施，而却不能奏效，我愿意承担夸夸其谈而误事之罪。”这番话等于是向皇帝立下了军令状。在明代，武官是相对的受到歧视的。士大夫们一般乐于夸夸其谈而不愿办事，尤其不敢筹划军国大事。因此，徐光启的举止说明了他有着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勇于任事的气魄。结果，万历皇帝也被徐光启的勇气所打动，“壮其行”。然后，万历皇帝提拔徐光启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让他负责在北京东面的通州练兵。但是，徐光启的练兵方法实际上并未能完全实行。例如，他要求的装备就迟迟无法得到。最后，在他多次请求之后，才拔给了他一些民兵和一些军器。由于得不到朝廷的充分支持，通州练兵的效果并不明显。次年，万历皇帝及其儿子朱常洛在一个月左右间相继去世，熹宗即位。新帝登基，一切自然要改弦易张了。于是，通州练兵就不了了之。徐光启也在不久之后以病请辞，回到了家乡上海。
玄扈先生徐光启(2)
明天启元年（1621年），明王朝在东北的战场上再次被满清的军队击败，丢了辽阳。这一次，朝廷中有要求重新起用徐光启的呼声。于是，徐光启被重新召用，来到了北京。但是，这一次徐光启回到北京，却是带着新的官衔回来的。朝廷在他尚在家中的时候，就授予他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实录》副总裁。因此，虽然他也再次提了练兵的建议，但他毕竟还有职责所在的事要做。不久，魏忠贤专权。徐光启遂在天启三年（1624年）又回到上海，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官复原职再来北京。礼部右侍郎虽然品秩不低，但是上面还有礼部尚书，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权。但是次年徐光启升为礼部左侍郎，回部管事，负责起礼部事务的实际行政工作。在明朝，礼部职掌乃“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古代的礼仪无一不是要择日行礼的。这便关系到历法的准确与否了。因此，礼部也不得不关心。在此前的两百多年中，明王朝一直是沿用着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叫作《大统历》，以示区别。然而，从明代中期成化年间（1471—1487年）以来，《大统历》因历时较久，又没有经过什么修改，误差渐渐就多起来了，“交食往往不验”。也就是说，按历法推算出来的日期更替和日月食都和实际情形无法合拍。因此，请求朝廷修改历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徐光启的朋友李之藻，也是积极要求改历的一个。一六二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日食。钦天监推算刻数不对。徐光启上了一疏，即《礼部为日食刻数不对请敕部修改疏》。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产生了修改历法的念头，并让礼部负责实施。 修改历法，自然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七月十一日，徐光启为修历上疏，请选派人员、准备钱粮、设定考核之法。当人员到齐之后，自然就要有工作的办公室了。就像现代社会的项目组或者指挥部一样，当时为修历成立了历局。历局是临时抽调人员成立的，那么办公的地点也得临时寻找。为了省钱，徐光启请求以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作为历局。首善书院是天启初由十三道监察御史凑钱建成的。当时建立首善书院，是为了当时任都察院都御史和副都御史的邹元标、冯从吾讲学。书院在建成后不久，随着邹元标和冯从吾相继辞职归乡，首善书院就变成一处空闲的场所。数年以后，徐光启要修历了，就想到了首善书院。徐光启为什么首先就想到了首善书院？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也许，徐光启是从他的朋友李之藻那里获知首善书院的闲置的。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曾经参加过在首善书院举行的讲会。还有一种可能，徐光启将历局设置在原首善书院中，是为了与天主教南堂为近邻。在徐光启的历局中，除后来补入的李之藻外，继徐光启而执掌修历工作的李天经也是一位天主教信徒。而且，在历局中，还有不少的外国传教士，如汤若望、罗雅谷。因此，选择一个靠近天主堂的所在来修历，也许正是为了传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经等信徒们的方便。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因病请求辞去历局的职务，而以李天经代替他续成修历的任务。同一年，逝世于京城，并归葬于上海。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徐光启在农业科学、军事科学和天文历算上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历法，编译了《崇祯历书》，并一举奠定了近四百年来我国历法的基础。据明朝末年的人所写的《玉堂荟记》中说，徐光启将原首善书院即稍后的历局的一半给了天主教堂。更何况，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启礼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们若要瞻仰这位伟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启公园内的徐光启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许是另一个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陈时龙）
旧事重提袁崇焕(1)
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有一处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墓和祠堂。与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后人祭祀维护不同，袁崇焕的墓、祠是由与之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的佘姓人家守护，而且历经17代，从明崇祯三年（1630）开始至今374年从未间断。这其中的典故何来呢？ 袁崇焕(1584—1630)，广东东莞人，字元素，号自如，明末抗击后金（清）著名将领。与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这位舍身为国的大英雄却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骂中被处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后，才由他昔日的敌人为他平反。教训极为惨痛。 明朝自嘉靖年间开始，北方边患日渐严重，对明朝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有很大冲击，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走出书斋，研读兵学，关心实事发展。袁崇焕亦然，《明史·袁崇焕传》称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万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进士，斯时东北后金势力已经很强大，明朝接连失地损兵，形势极为被动。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提拔为兵部主事，开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机会。当年， 辽东广宁战役，明朝3万大军全军覆没，40余座城池落入了敌人手中，明军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袁崇焕挺身而出，投笔从戎，不顾个人安危单骑出关巡察辽东。回京后毛遂自荐，被破格提升为宁前兵备佥事，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修筑宁远城，作为守辽前哨。不久又在外围构建修缮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宁（远）锦（州）防线。 孙承宗后来在与阎党的斗争中失败罢职，继任者高第主张放弃关外。袁崇焕拒不从命，孤军镇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后金努尔哈赤兴兵进犯，袁崇焕坚守宁远，大败敌军，努尔哈赤被红夷大炮击伤，不久郁郁而死。这是后金建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是明军的第一次大胜。次年，皇太极为报父仇，亲自统率八旗中的精锐——正黄、镶黄、正白、镶白四旗，围攻宁远、锦州，结果屡攻不下，损兵折将，被迫连夜北撤。明军再获大捷。可是当时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乱，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袁崇焕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赏，反而受到排挤，被迫辞职还家。 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平反冤狱，袁崇焕被召回，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师蓟辽、登莱、天津，总理抗金军务。袁崇焕在获得皇帝的大力支持后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使辽东防线日趋稳固。后金军无奈，决定避重就轻，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绕过袁崇焕防区，从喜峰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以国事为重，未经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设守，计划截断后金兵的归路。 袁军在蓟州与敌军遭遇，后金军不敢战，越过蓟州，直逼北京。袁崇焕率兵急速追赶，在广渠门外以九千军士大战十万金兵，迫使后金军撤退。袁崇焕鉴于本部兵力太少，对崇祯皇帝追击后金军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驻守，等待各路勤王军队。皇太极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于是改用反间计，诈称袁崇焕和自己有秘密约定，崇祯皇帝中计，逮捕了袁崇焕。袁部得知后，军心顿散，自行撤退。袁崇焕秉着爱国赤诚，含冤忍屈，在监狱中致信部属，召回兵将抵抗后金军。但在解围后，崇祯皇帝还是以谋反的罪名把他处死。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舆论的误导下也认为他是反贼，争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尽，止剩一首”，铸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被杀，皇太极的反间计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关键。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对袁崇焕当初错误的未经申报即擅杀大将毛文龙，致使毛部将士大批投降后金等事早有不满，后来他又顿兵北京城外，拒不乘胜追击后金兵，的确会让皇帝怀疑他的真实动机。急于退敌的朱由检在皇太极的刺激下短时间内相信袁崇焕反叛是可能的。 崇祯皇帝虽然多疑，可并不傻。袁崇焕在狱中还写信给部属，劝他们回师救驾，天下哪有这样的叛贼？袁崇焕从被抓到被杀历时八个多月，固然有后金军尚未撤退，袁部还有利用价值的因素，但也说明皇帝自己也一时下不了决心。袁崇焕被杀的真实原因在于他坚持和后金议和。
旧事重提袁崇焕(2)
袁崇焕认为明军“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要收复失地，必须先争取到一定的和平时间，以便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启年间他就提出以议和作为缓兵的建议。明朝中央决策层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焕坚持己见，在获得崇祯皇帝信任后再次提出议和建议，史称“帝优诏答之”，同意他“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构想。 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异类”议和为耻，不管议和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提出议和建议便会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行动只限于皇帝和少数核心决策层人物知道，普通臣僚并不清楚。在朝野对袁崇焕“擅主和议”一片喊打时，崇祯当然不愿意背上和宋高宗赵构一样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让袁崇焕充当替罪羔羊了。可一心为皇帝分忧的袁崇焕至死也没有说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将士却不会被蒙蔽。袁崇焕死后，无人为他收尸（家属也被连坐处死），部下佘姓义士连夜盗走尸首，秘密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并立誓为其终生守墓，从此开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才公布当年的决策内幕，袁崇焕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从此走出秘密状态，并先后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筑。祠堂俗称佘家馆，南向，正房五间。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要挂上袁崇焕的画像，香烛供奉。袁崇焕的墓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坟丘，高约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围以砖砌花墙，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至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著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琛、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复函并告当时的市长彭真说：“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来并于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悬有康有为的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后增加了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刻石等。 1917年，广东人张伯祯在后来的龙潭湖公园东岸建起袁督师庙，坐西向东，面阔三间。庙堂内三间各自分隔，中门上的石门额书刻“袁督师庙”。门两旁石刻康有为作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有《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铬》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庙均遭遇受破坏。在2002年崇文区在实施危改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大修，恢复历史原貌，以供后人瞻仰。修复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并聘请为袁崇焕守墓的佘家第17代后人佘幼芝老人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至今佘家依旧按时为袁崇焕祭奠。 （张金奎）
祚亡煤山朱由检(1)
故宫北面的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在明清两代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因此，风水术士称它为“镇山”。其实，“景山”之名，始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称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宫时，曾在这里堆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山下曾种了许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园，山亦曾叫作万岁山。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就是在此地自缢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崇祯皇帝，在乱成一团糟的宫中挥剑砍伤了爱妃袁氏、长公主朱徽娖之后，在十余名太监的拥簇下，四处寻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个外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显然脱逃无望。绝望的崇祯皇帝只得到宫中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临死前，崇祯帝叹道：“诸臣误我！”又血书于衣袂之上，令“诸臣尽赴东宫辅佐太子”。两天之后，崇祯皇帝的尸体在景山被发现。陪他一同上吊的还有太监王承恩。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国，就不是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当国，那么必定要亡国！”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亲朱常洛是祖父万历皇帝的长子，却一直不受祖父的宠爱，连太子的位置差点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却在一个月内就一命呜呼。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校，是历史上以顽劣著称的熹宗皇帝。整个天启年间的后期，熹宗任由魏忠贤专党擅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对于仅存的弟弟朱由检，熹宗皇帝却百倍地珍惜。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检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没有儿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检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随后朱由检即位。在当时来说，朱由检的即位无疑是众望所归。但是，信王朱由检的即位，无疑让魏忠贤惊恐异常。魏忠贤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于是给朱由检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显然朱由检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最起码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识破魏忠贤以春药“迷魂香”来诱惑自己的诡计后，朱由检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而且，他静候时机，暗中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一个多月后，朱由检惩办了崔呈秀，等于是截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离熹宗皇帝之死仅两月，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每条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贤的死罪。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在旅馆中自缢而亡。接着，朱由检对魏忠贤余党进行清算。在崇祯二年定下阉党逆案之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对庞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他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显然，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满洲的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间计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检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当时，有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官员就上疏批评过朱由检，说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被思宗处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祚亡煤山朱由检(2)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朱由检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拿着三眼枪四处乱窜的朱由检身边，没有任何文官相随，而陪同的只是一批小太监。十九日，朱由检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伴。 （陈时龙）
闯王京城事如何(1)
李自成两次进入北京，先后在北京共停留了四十六天。第一次是充满激情和抱负的李自成率着战斗力极强的大顺农民军进城；第二次是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满清的军队交战后失利狼狈退回了北京城，并戏剧性地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然后匆忙撤出了北京城。仅仅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十七世纪中叶的北京城，便亲眼见证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伟大与局限性。李自成也可能是在北京城登极，但却在北京城停留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1606-1644年），陕西米脂县人。父亲名叫李守忠，母亲金氏，有的说法认为是吕氏。李自成的家境非常贫寒，是一个农户家庭。李自成乳名黄娃子、黄来儿，幼年时因家中经济拮据还曾被舍入寺庙，所以又称作黄来僧。幼年的李自成，一直是为地主家放羊。长大成人之后，李自成应募到米脂县的圁川驿的驿卒。据《明史》的说法，二十一岁的李自成“善骑射，斗狠无赖”，屡屡“犯法”，所以当地知县晏子宾想治他的罪。李自成于是便离开驿站，后来还曾一度做过屠夫。 崇祯元年（1628年），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北部爆发。白水县王二、府谷县王王嘉允、安塞高迎祥，纷纷揭竿而起。其中，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此后十余年间，起义的农民军同陕西进入山西，由山西进入河北、河南，时分时合，东袭南直隶，南攻湖广、四川，漫至全国，渐不可遏。崇祯三年（1630年），李自成与侄子李过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军，号闯将，但当时在义军中的名气并不大。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开始组织自己军队。他与侄子李过、义子李双喜、大将高杰、谋士顾君恩自为一军。但是，李自成的军队被当时明朝的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陈奇瑜围于汉中兴安之车厢峡，通过贿赂陈奇瑜的左右才得以逃脱。崇祯八年（1634年）的义军荥阳大会上。李自成第一次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战略家的风采。当时，起义军各部聚集于河南，而明朝的官军则从各个方向逼近。李自成面对各个义军领袖间议论纷纷、悬而未决的情况，提出分兵突围，挠乱官军的作战布署。崇祯九年（1635年），高迎祥被俘，送往北京，在北京被明朝政府凌迟处死，李自成遂接过了“闯王”的大旗。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的军队再次遭到了重创。李自成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人窜伏商洛山中。同时，张献忠的军队也被熊文灿招安。农民起义一度陷于低潮。但是，随着镇压农民军的功臣洪承畴、孙传庭的改任或被惩处。残余的农民军势力也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再一次扯起造反的大旗，李自成遂出商洛山，招集余众，重新投入反抗明朝腐朽统治的事业中去。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进入饥荒的河南。从此，李自成在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文人的协助下，注意争取民心，招揽流民，成为义军中势力最大的一支。李自成所率的义军以河南、湖广北部为根本，在襄阳初步建立一个农民政权。随后，在顾君恩的主张下，义军决定先取陕西，再图北京。随后，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下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西安建立大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逼近居庸关。明朝的守军唐通投降。农民军从居庸关进入，三月十四日到达昌平。北京对于明朝的崇祯皇帝来说，也就是一座孤城了。驻守在京城外的京师三大营也投降农民军了。明朝政府再也无力组织起像样的抵抗。三月十八日，大顺农民军对北京城发起强攻。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迎接义军入城。望着烽火徹天的京城，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只得在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从德胜门入城。进入皇城中，李自成立马于承天门下，取出弓箭，照着门楼上的“奉天承运”四字匾射了过去。明皇太子朱慈烺仆伏于宫门之外，帽子上粘着“顺民”二字。皇三子、皇五子也先后被搜出。据说，三人皆“穿民间破衣”。李自成对三人妥善安置，封太子为宋王，皇三子定王为安定公，皇五子永王也封了公爵。宫中被崇祯皇帝砍伤的长公主与袁妃，也命扶去本宫，各自调理。
闯王京城事如何(2)
寻找崇祯皇帝的下落以及安置明朝的官僚们，成为随后农民军的主要任务。两天之后，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尸体被发现在景山。李自成命人将其及自缢的皇后尸体“盛以柳棺”，置于东华门外。顾君恩劝李自成盛敛以收明代士民之心，李自成遂按帝、后的礼节安葬崇祯皇帝及周皇后。对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李自成要求大顺农民军严守军纪。后来的记载，对农民军占领北京城后，多有污蔑之词。但是，明朝工部的一名名叫赵士锦的官员，就对李自成义军进城的军纪有过清楚的描述。他说他曾见到刚入城时有两位农民军士兵在前门的店铺中抢绸缎，立即被军法处死，将手、足钉在前门的左栅栏上示众。给事中徐应芬也说，当时义军入城，“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然而，对于明代的官僚，李自成却是区别地对待。据《明史》的说法，当明朝官员们集体去朝拜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的属下们对明朝官僚大加折辱，“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四品以下的小官僚，一般是让他们照旧供职。三品以上的官员们，就没有那么容易过关了。在李自成看来，这些大官僚们也许十之八九是贪官。于是，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拷赃”的行为弥漫着北京城。据说，总共约有八百多名官僚被送到刘宗敏等将领的营中，接受审讯。追赃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助饷，以维持农民军的开支。但是，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的追赃活动，却造成了广泛的明朝官绅的抵制情绪。于是，四月八日，李自成下令，所有在京追赃行为，一律停止。但是，追赃的事情还是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已经决定投降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听说父亲吴襄被逮后，立即重新反叛。 然而，攻下北京城，并不完全代表着取代明朝成为合法的政权。在南方，明朝的官僚们正在积极做抵抗、另立新君的准备。在北方，满清政权以及山海关的吴三桂，都是一个威胁。四月初十日，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决定率大军至山海关平叛。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二十万大军亲征。牛金星率一万余大顺军留守北京。由于低估了清军的突然加入战局，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的农民军遭到吴三桂、清军的合击，阵脚大乱，溃退四十余里，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受伤。据说，当时“僵尸遍野，沟水尽赤”。且战且退的李自成在永平附近将吴三桂之父吴襄杀了。但是，吴三桂及清军对农民军紧追不舍，根本不予农民军喘息的时间。四月二十六日，新败的李自成率军回到北京城。面对汹汹而来的吴三桂与清军，李自成曾经考虑过坚守北京城。但是，两天之后，李自成决定放弃北京，回归大顺政权的建立地西安。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命牛金星代祭天地，标榜自己是全国惟一合法的政权。随即，李自成命大顺军撤出北京城。据说，李自成命人将追缴的金银器熔铸成饼状，每饼千金，共万余金饼，用骡车载着运往西安。临行前，李自成命人焚烧了明朝的宫殿和各门城楼。五月二日，清军多尔衮率兵进入北京，从此，北京城成为此后延续二百多年的清王朝的统治中心。 李自成统治北京的四十余天中，没有留下更多的痕迹，因为他还来不及修建宫、亭、阁、榭。但是，无疑，李自成在北京城中，留下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三百年后，郭沫若先生还写过《甲申三百年祭》，专门纪念这段历史。（陈时龙）
白门细柳陈圆圆(1)
如今平安大街东段的张自忠路上，曾经踞坐着一对铁红色的石狮，这条道路也曾因此被称作铁狮子胡同。与西城区著名的砖塔胡同一样，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虽然最早的修建年代已经不可考察，但从周边的规划与布局来看，后人认为它很可能是一条修建元大都时就已经形成的小巷，最迟在明朝初年时已经具备规模。明朝嘉靖年间，张爵所撰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已经记录下北城的铁狮子胡同，那时它还只是一条西边开口、东边堵塞的狭窄通道，胡同中有一座名叫天春园的府邸，那对铁红色石狮就坐在府门前。据清初史家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制作狮像的工匠名叫彭德路，是元朝成宗（1592-1307年）年间人，如此算来，这对狮子在皇城北边的胡同里至少静静地看过了三百年的风霜。 铁狮子胡同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建筑，就是这座隐藏在闹市之中，却绝不轻易显山露水的天春园。据《帝京景物略》记载，这座庭院在明初时可能是英国公家的宅邸，后来英国公张辅随英宗北征，于土木之变中战死沙场，这座庭院最后也由他的后代转售他人。到了明朝崇祯年间，庭园和门前的铁狮子有了新的主人，他就是著名的崇祯宠妃田贵妃的父亲——田弘遇。田贵妃原本是陕西人，却在扬州长大，早在崇祯皇帝还是信王时就已经随同在身边，清初诗人吴伟业曾经为她专作一首《永和宫词》，其中写道：“扬州明月杜陵花，夹道香尘迎丽华。旧宅江都飞燕井，新侯关内武安家。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丰容盛鬋固无双，蹴鞠谈棋复第一。” 田贵妃成了备受恩宠的杨玉环、赵飞燕一类人物，她的父亲田弘遇也随之地位显赫起来，一时春风得意、气焰煊张，就连家门前的两只铁狮也显得格外气势逼人。吴伟业是明末清初那段历史和田府兴衰的亲眼见证者，他为此写下了著名的《田家铁狮歌》，其中记道：“田家铁狮屹相向，舑舕蹲夷信殊状。良工朱火初写成，四顾咨嗟觉神工。武安戚里起高门，欲表君恩示子孙。铸就铭词镌日月，天贻神兽守重阍。”字里行间，处处可以想见当年的田府如日中天、气焰灼人的景象。 有了皇帝的恩宠，田弘遇行事也越发肆无忌弹。崇祯十五年，他派属下前往江浙一带强选歌女，秦淮八艳中赫赫有名的陈圆圆、董小宛都被列入候选人中。几经周折，董小宛终于逃脱，陈圆圆却被带回京城，吴伟业在著名的《圆圆曲》中写道：“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在此之前，陈圆圆已经与江南名士冒辟疆互有好感，但后者正在为父亲的前途奔走，一时未能将陈圆圆及时迎回家中。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田家倚势豪夺，风云突变，造化弄人，一对才子佳人就这样擦肩而过，从此再不曾相见。失意落寞之余，冒辟疆与另一位红颜知己董小宛回乡隐居，却依然牵念着当年这段未了的情缘。多年之后，当他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董小宛生前的点点滴滴时，仍满怀遗憾地提起当年与陈圆圆的往事。虽然称自己是为了父亲奔忙，断送这段情缘也并无遗憾，但在字里行间的淡淡情调里，依然流露出无限的伤怀与怅惘。 北上京城之后，铁狮子胡同成了陈圆圆生命中极为重要的驿站。在此后的两年间，她三次来到这里，又三次从这里离去。每次走进这里，她都会涉入一场惊风骇浪的纷争，人生传奇也因此更增添几分浓墨重彩。 第一次离开田府，是因为田弘遇准备把她送给崇祯皇帝，以此为自家博取更多荣耀。没想到却受到崇祯的冷遇，“明眸皓齿无人惜”，重新回到田府，继续着楼台歌舞、日日笙歌的生涯。然而在田府的一次宴席中，她遇到前来做客的年轻将领吴三桂，后者对她一见倾心，田弘遇也有意结交，终于将她转送给吴三桂。就这样，陈圆圆随吴三桂离开铁狮子胡同，第二次走出田府。 当陈圆圆这次离开这座府邸时，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很快又会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在明清交替的历史活剧中无奈地扮演着重要角色。而田府也终于由盛转衰，田弘遇和田贵妃相继去世，天春园门前的铁狮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沦落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尘烟中。“此时铁狮绝可怜，儿童牵挽谁能前？……主人已去朱扉改，眼鼻尘沙经几载。”陈圆圆也并没能和吴三桂相守多少时日，此时的明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吴三桂奉命率军驻守山海关，不久之后的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军队攻克京城，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李自成手下大将、权将军刘宗敏进驻田弘遇府，向京城里的官员国戚们追收钱财，留在吴三桂府中的陈圆圆也被掠到刘宗敏处。这是陈圆圆第三次走进铁狮子胡同，却想不到这一去便引出了惊天动地的故事——吴三桂打开山海关迎清兵入关，江山因此再度易手，中国历史从此走入清朝定鼎中原的年代。
白门细柳陈圆圆(2)
“鼎湖当日辞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伟业所作《圆圆曲》的开篇几句，就道出了这段“一怒为红颜”的传奇故事。 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原本有意与吴三桂合作，派人送去书信饷银，吴三桂也认为对方确有诚意，准备与他们合作。但这时来自京城的消息陆续到达山海关，吴三桂首先听到家产家人都已被李自成军扣留，他并不以为然，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与他们合作，无需多久还都会物归原主。然而当他听说陈圆圆已被刘宗敏抢占时，却立时勃然大怒，认为“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他认定对方并没有与自己合作的诚意，因此发誓“不杀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于是翻而与李自成为敌，打开山海关放入清军，从此“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历史的天平戏剧性地倾斜向了山海关外的清朝一方。 李自成军退走了，明王朝远去了，陈圆圆终于再次离开铁狮子胡同，与吴三桂一起前往云南，从此再没有回来。然而铁狮子胡同与秦淮八艳的宿缘并未到此终止。公元1664年，另一位来自秦淮之畔的传奇女子顾横波安然病逝在铁狮子胡同的龚鼎孳府中，京城文坛为之震悼，一时人来车往，凭吊不绝。 一条胡同，几度兴亡，从烟水秦淮直到紫禁城边的落日，铁狮子胡同见证了明亡清兴之际苍凉而妩媚的一段段传奇。来自秦淮河之畔的陈圆圆、顾横波们或许也曾经漫步在南京乌衣巷口的夕阳下，遥望着旧时王谢堂前的燕子，在浅斟低唱里抒发着一番番思古幽情，而在若干年之后的帝都中，当她们徘徊在铁狮子胡同的红墙绿柳之间时，这条阅尽沧桑的小路也在重复着与乌衣巷同样的命运。 此后铁狮子胡同中的天春园几经易手，在清代的近三百年间，又经历了许多沧桑。康熙年间，这座名园曾经转归靖逆侯张勇手中，到了道光末年，它又在一番修茸之后改名为“增旧园”，园中设停琴馆、山色四围亭、舒啸台、松岫庐、古莓堞、凌云洞、井梧秋月轩、妙香阁等处，号称“八景”。这些景点各有风致，或适于闲坐抚琴，或适于登高遥望，再加上土山群树，虽然地面狭小，坐落在街井闹市间，却颇有古朴沉静的气息。《天咫偶闻》里评价它“屋宇深邃，院落宽宏，不似士夫之居。”当年的一双铁狮流落在狭巷中，已然破碎，巷口另外又有两座卧式石狮，制作极为工巧，却已经半埋没在黄土之中。从当年的铁狮到此时的石狮，铁狮子胡同的声名犹在，其中的故事却已经换了几番。幸运的是，由于地处街巷之间，这座庭园并没有像城外的圆明园和清漪园那样，在历次劫掠中毁于战火，但几经风雨飘零之后，《增旧园记》中也曾经感叹：“自今以往，或属之他人，或鞠为茂草，或践成蹊径，或垦作田畴，是皆不可知矣。更何敢望如昔之歌舞哉？” 然而，帝制时代结束之后，铁狮子胡同的繁华与显赫并未随往日的时代远去，依然在新的世纪里书写着新的传奇。北洋政府时期，天春园成为外交总长顾维均的住宅，无数名流显贵来往于其中。1924年，这里更是迎来了北上主持大计的孙中山先生。次年三月，孙先生病逝在此院中，久经世事沧桑的天春园又送走了一位传奇人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了纪念抗日名将张自忠，铁狮子胡同被更名为张自忠路，时至今日，它终于被拓宽打通成平安大道的一部分，连接着北京城东西的东西两端。如果当年的铁狮仍有知觉与生命，一定会惬意地守望着如水的车流和东升西落的日月，遥看京城中的丝丝柳线迎风飘摇，听它们讲述着三百六十年前那段关于白门细柳的传奇。（陈晓珊）
后 记
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展示出北京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关于北京的历史，已经出版有《北京史》(古代部分)、《北京通史》(十卷本)、《图说北京史》（上、下）等许多著作。然而，令人感到略为遗憾的是，其中内容都不是以人物为主展示的北京故事。明朝（1368-1644）大部分时间是以北京为首都，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们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多少遗迹呢？恐怕是数不清的。毫无疑问，经过几百年的岁月沧桑，特别是今天的北京城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在发展着，所以，明朝时候的珍贵古迹和文物有的保存了下来，有的消失了，或正在离我们远去。重要的是，在北京城的记忆里，生活在明朝那个时候的人们在这里活动了276年，他们曾经在这里欢乐过、悲伤过、欣喜过，也烦恼过、愤怒过，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不少故事。
人们对于历史的兴趣，有一多半集中于人物身上。今天生活在北京的我们，想要改变以往北京史的见物见史不见人，尝试从北京城遗存的角度，钩沉文物背后的历史人文，把人物贯穿的北京城的明朝往事，讲述给大家听。
于是，我们将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同仁合作完成的这本小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参加撰写的有张兆裕、陈时龙、胡吉勋、张金奎、张宪博、杨艳秋、许文继、樊铧、陈晓珊和我本人。图片由胡吉勋负责查找提供。我们选取了徐达、朱棣（成祖）、姚广孝、朱能、郑和、刚铁、李童、于谦、阮安、英宗、汪直、武宗、李东阳、刘瑾、世宗、张璁（孚敬）、吴仲、仇鸾、杨继盛、徐阶、戚继光、赵贞吉（大洲）、李太后、神宗、张居正、李贽、利玛窦、李三才、邹元标、魏忠贤、米万钟、徐光启、袁崇焕、思宗（朱由俭）李自成、陈圆圆等36位人物，探寻了他们在北京留下的印迹。
付梓之时，在这里我衷心地感谢所有撰写者的赐稿，感谢胡吉勋配以丰富的图片，也衷心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吴兵先生为出版此书给予的热情帮助和付出的辛勤劳动。
走向历史现场，系统调查北京地区保存的明朝古迹，曾是我们的心愿。现值北京奥运日益临近之际，仅以此奉献给读者，表达我们愿为迎接人文奥运，弘扬古都文明，贡献绵薄之力。
万明 谨识
2007、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