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发明官吏罚米法。所谓罚米法，就是对因公失误的官员罚一定数目的米谷。刘瑾此法，一是讨好视财如命的武宗，二是借机打击报复反对他的官员。如刘瑾以前户部遗失文册为由，罚韩文米一千石，并运输到大同。韩文清廉自守，被逼得倾家荡产。刘瑾更是利用特务机构刺探官员的隐私。在东厂、西厂外，他新设内行厂，自领之。内行厂缉查的范围极广，就连东厂、西厂亦在侦缉范畴之内，朝中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中。阁臣王鏊，为人正直，但对刘瑾的横行无计可施，退朝后常独自叹息。一日，刘瑾突然问他身居高位为何常常叹息。王鏊才知道身边有刘瑾的密探，自己已为刘瑾所不容，遂乞休归乡。 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某日退朝之时，有人在御道上发现一叠文册，原来是一封历数刘瑾不法事的匿名信。刘瑾盛怒，尽留百官跪于奉天门前。时值盛夏，烈日当空，天气燥热，先后有十余人晕倒。太监李荣趁刘瑾入内休息，偷偷把冰镇的瓜分给大臣们吃。太监黄伟实在看不下去了，对百官说：“这匿名书所说的事是为国为民，上书的人自己承认也不失为好汉，为何要牵累他人？”刘瑾听到这一语双关的话更加生气，当日就将黄伟逐往南京。直至傍晚，仍无人承认，刘瑾将五品以下的官员下镇抚司诏狱严加究问。后来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可怜刑部主事等三人因饥渴酷暑暴死。 刘瑾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巨贪。权重之后，他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公然索贿。最初受贿额不过几百两，后来多者达到数万两。当时地方官员入京觐见皇帝，必先持重金谒见刘瑾。为官清廉者，无奈只好贷款于富豪之家，时人美其名曰“京债”。谁会想到，受贿无数的刘瑾会演出一场拒贿的好戏。正德四年（1509年），监察御史欧阳云、工科给事中吴仪回京，例送刘瑾重金。然而刘瑾不但拒收，还借此将二人贬黜为民。难道是刘瑾洗心革面，不再受贿了吗？原来刘瑾听从其军师——吏部侍郎张綵的意见，拒贿以掩其贪声。说白了，就是不要把丑事做得太露骨了，还要捞些好名声。当然这只是掩人耳目的手段。刘瑾事败后，其家产有数亿两之巨，可抵明政府数年的财政。 在刘瑾权盛时，正直的朝臣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到来。正德五年（1510年），宁夏安化王反叛，起兵的名义就是清除刘瑾。消息传到北京，刘瑾藏匿起檄文，不敢让武宗知道檄文的内容。杨一清与太监张永领兵前去镇压，很快就平息了战乱。杨一清在路上尽力结交张永，二人相交甚欢。张永为“八虎”之一，然而为刘瑾所排挤。其实不止是张永，其他六人都受到了刘瑾的压制。刘瑾担心他们受到武宗的宠信而自己失势，所以常在武宗面前讲七人的坏话。一次，武宗想调张永到南京闲住，圣旨还没下达，刘瑾就要驱逐张永出宫。张永知道自己是被刘瑾陷害的，跑到武宗面前申诉。刘瑾与之对质时，张永气愤得要挥拳打刘瑾，被谷大用等人费力拉开。武宗令二人摆酒和解，但嫌隙渐深。此次，杨一清就是利用张、刘的矛盾，游说张永除去刘瑾。八月，张永、杨一清班师回朝。献俘礼毕，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谷大用等人皆在座。夜深时，刘瑾起身回府。张永见时机成熟，从袖中取出弹劾刘瑾的奏章，奏明刘瑾违法犯纪十七事，指出安化王反皆因刘瑾，更说刘瑾有反叛之心，欲图谋不轨。武宗已有醉意，但仍不太相信，俯下身子问道：“刘瑾果真负我？” 此时，周围的马永成等人也都历数刘瑾不法事。武宗遂下定决心，当机立断派人前去刘宅，自己则紧随其后。刘瑾听见喧哗声，披青蟒衣出，随即被缚。抄没家产时，得到私刻玉玺一枚，穿宫牌五百，以及盔甲、弓箭等违禁物品，又发现他平时所用的折扇里面竟然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刘瑾被关押在菜厂（即今新东安市场以东，属于上林苑在京的外署），后被凌迟处死。行刑之时，许多人花钱买被割下来的肉吃掉，以解心头之恨。
朝阳内外寻刘瑾(3)
刘瑾之亡，竟然是出自武宗酒后的醉话。明代宦官，权重之时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利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利。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事实上，刘瑾事后，武宗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曾在京师朝阳门外斥地百顷修建了玄明宫，供奉玄天皇帝，费银几十万两，极其富丽堂皇。刘瑾为了维护“天”的神秘，还禁止人们说“天”，但这也未能保佑他，最终被千刀万剐，玄明宫也随之灰飞烟灭。 ( 许文继)
四郊分传世宗名(1)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坛、地坛等场所己开辟为公园，成为供游客游览参观和普通市民休闲锻炼的场所。这些坛墒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在分布上极为对称。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坛，处于今天北京城内环城地鐡线外围的四个方位：天坛位于南面的正阳门外，地坛位于北面的安定门外，日坛位于东南角的朝阳门外，月坛公园则位于西南角的阜城门站外（月坛在民国初已严重损毁，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坛公园，而坛已不存）。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及帝制时期政权和神权象征的遗存，天、地、日、月坛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先农坛（位于正阳门外，与天坛隔街相望）等已经失去了帝制时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显现历史变迁及人类社会政权形态演化的历程。 北京郊祀建筑本来是在永乐十八年修建起来的。原建于京师南郊，名天地坛，将天地祭祀合在一起举行，而没有现在的地坛、日坛和月坛。现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经过天地分祀的讨论后确定，并据此兴建而成（四郊与先农坛）；而今日天坛中之祈年殿，本是永乐十八年用来举行天地合祀场所，原先为方形。现所见圆形构制，是经历嘉靖十七年明堂（用来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争议后，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确定为明堂配享场所后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导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二者紧密联系，是作为旁支入继的明嘉靖皇帝，出于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宪宗朱见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为从未君临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个虚构的睿宗帝系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结果。 作为继统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但嘉靖皇帝实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继统兼继嗣的原则，给他拟定尊孝宗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执意要尊自己的父亲（宪宗第三子朱佑杬）为皇考，而称孝宗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为自己亲生父亲称宗祔庙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较长的时期。嘉靖皇帝的举动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见到“宪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这样一个符合正统观念的帝系的中断。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争引发了震动整个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哭谏事件后，明嘉靖皇帝通过锦衣卫对众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赢得了议礼的阶段性胜利，终于如愿地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然而，这离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灵位名正言顺地置于太庙，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以后，嘉靖皇帝继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规的热情，着手一系列的礼制改革，伺机逐步清除为完成生父称宗立庙的心愿所面对的障碍。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为自己推尊生父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四郊分传世宗名(2)
其实嘉靖皇帝分建起天坛、地坛，撤去大祀殿中太祖、太宗（永乐皇帝）的配位，本意是想将从未当过皇帝的生父的牌位配享明堂。但廷臣虽然按照他的建议同意修建起天坛和地坛，但却不肯附和他的心意。世宗只得暂时搁置以生父牌位配享明堂的心思。心意未得满足的嘉靖皇帝，随后就对郊祀表现冷淡，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举行的圜丘祈榖礼及五月间举行的祭祀皇地祇的仪式，嘉靖皇帝都托病遣武定侯郭勋代祭。 嘉靖皇帝的真实心意，可谓昭然若揭，在地方政府任职或致仕的官员中，也有希图进幸之徒屡屡有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代言的奏疏。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疏请更定庙号称宗，并建议自嘉靖皇帝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建议嘉靖皇帝的母亲改穿皇帝的服装，正位内廷，而皇上应执太子礼，关决政事。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上疏称孝宗之统在正德时已终结，应将嘉靖皇帝生父牌位放入太庙。他们的建言十分荒谬和可笑，颇似对嘉靖皇帝的讥嘲。故嘉靖皇帝颇为恼怒，对他们施以惩处。 嘉靖十七年（1538年），致仕官员丰坊（1492-1563）以《孝经》中“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话，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的心意提出理论依据。嘉靖皇帝在得到丰坊上疏后，即命“礼部会官议了来说。”礼部会同各官从五月开始，先后在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展开廷议。礼部尚书严嵩以多封疏奏报上廷议结果，廷议结果显示出，廷臣得出部分共识，即认为永乐时修于天地坛上的大祀殿应作为明堂配享场所。但对明堂配位，面对嘉靖皇帝明白表示出来的心思，廷臣之间产生很大的争议，不过大体认为应以太宗永乐皇帝的牌位配享明堂。 嘉靖皇帝对礼部官员模棱两可的意见很不满意。他在六月初五日下诏让整个朝廷都加入到讨论之中。廷臣唐胄（1502年进士）的奏疏坚持应以太宗配享明堂。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他投入监狱，后贬斥为民。他后来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对群臣反对的理据条批驳，力图以此压服群臣。从嘉靖皇帝这篇《或问》中君臣问答可见，群臣强烈希望以太宗配享明堂，并担心嘉靖皇帝会有进一步为生父称宗祔庙的举措。群臣如此强烈地为太宗报不平，是希望以太宗的名分来对抗嘉靖皇帝为自己生父称宗这种不合礼法之举。但嘉靖皇帝则气势汹汹地对文臣叫骂，指控文臣种种罪状，又称文臣残狠无比；对自己生父称宗祔庙，则百般辩说。不过，最终嘉靖皇帝为了达到尊崇生父的目的，还是对大臣做出了让步，以改太宗的称号为成祖来弥补整个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中太宗名位神圣性受到的冲击。并使得嘉靖皇帝生父有朝一日称宗祔庙之后，“成祖”的配位得以百世不迁，不会因嘉靖皇帝生父配位的祔庙而迫使太宗配位迁出。 君臣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争论和商讨，在嘉靖皇帝施加的压力下，君臣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嘉靖十七年九月，嘉靖皇帝下诏书，为父称宗，并将牌位配享明堂，这同时也给了太宗加了一大堆神圣的称号，并改谥称成祖。 配享诏下之后，嘉靖皇帝赐宴群臣，并让礼官上贺表。因明堂本为以父配享天帝，成礼之后，又有朝臣为天帝上尊号，以渲染天帝的礼圣，同时衬托出配帝的神圣，从而迎取嘉靖皇帝的欢心。如朝臣王立道（1533年进士）即上《拟上天帝尊号表》，建议改称天帝为“皇天上帝”等。而另一朝臣陆深（1505年进士）则上《贺景云表》称配享之事，感应天地，故有祥云显现。这显示出在嘉靖皇帝威慑下，嘉靖朝中晚期的朝臣，已远未如嘉靖初廷臣那样敢于抗争；而不少朝臣为持禄固宠，也在利用天人感应的观念，为明嘉靖皇帝尊崇生父，建立睿宗帝系的合法性渲染造势。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因在这次明堂配享争议中顺从嘉靖皇帝意旨，满足了嘉靖皇帝心愿，顺利地铺平了他入阁的道路，并奠下了得到嘉靖皇帝二十余年恩宠的基础。
四郊分传世宗名(3)
嘉靖十七年明堂配享的争议，嘉靖皇帝通过各种权术的运用，终于达成了为生父称宗、并让其神主有资格迁入太庙的心愿。因此，嘉靖皇帝亦稍作让步，并未坚持明堂具体配享场所定在大祀殿，而是暂拟于奉先殿，但在以后又有变动。最终在二十四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在这里举行明堂典礼。这个大享殿就是现在天坛祈年殿的原型。 明嘉靖中修建起的天、地、日、月坛四郊的格局为清代皇室继承，成为明中叶以后明清两朝政府共同遵守的郊祀制度，直到清末代皇帝退位，这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才告中止。 （胡吉勋）
兴漕先有张孚敬(1)
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桂萼接到嘉靖皇帝的谕令：“大礼已定，诏桂萼等不必来京。”此时的桂萼与张璁已经到了明代的中都凤阳。 “大礼已定”，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嘉靖皇帝是已故正德皇帝的堂弟。按照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是应当作为他的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入继大统的，所以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正德皇帝为“皇兄”，而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嘉靖皇帝不同意，渐渐闹得臣下间也产生分化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新科进士张璁首先提出应当以孝为先，尊重皇帝尊崇亲生父亲的意愿，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奏疏，自然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议论一出现，我父子之情就可以保全了。”于是，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所以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就是尊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 所以便命二人不要再来北京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本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再不得一些实质性的好处，不免亏大了。于是，两人在凤阳停是停了下来，但却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初，张璁到达北京。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参加会试七次，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张璁终于中了进士。也许，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想在四十七岁时能及时做皇帝的宠臣，做一番大事业。本来，此番入京是张璁施展抱负的时候。但是，六月初五，以礼科给事中张翀为首的三十余人、以御史郑本公为首的四十四人连章弹劾张璁，攻击他是奸臣，是误导皇帝变乱宗庙罪魁祸首。给事中和御史在明代是专门进言的言官。他们的品秩虽低，但却有弹劾大臣的言责，因此在朝廷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么多的言官都来弹劾张璁，气势果真有点吓人。幸而皇帝并不为之所动。十三日，嘉靖皇帝任命张璁为翰林学士。当时翰林院的其它官员，像学士丰熙、修撰杨惟听、舒芬、编修王思都不想与张璁同事，就纷纷地辞职。包括吏部尚书乔宇在内的官员都要求罢免张璁的官职。甚到两位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唯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唯从与感激，养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篾视。后来的张璁，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一些人以此议论张璁，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九月，在张璁、桂萼以及另外一些支持张璁的大臣如席书、杨一清的支持下，议礼的事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按张璁的提法，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称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为“皇伯父”。通过议礼，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年）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张璁在为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甚至，当初与他共进退的桂萼，资格比他老许多的杨一清，也受他的压制。不过，坦率地说，张璁也许算一个投机分子，但是并不完全是一个政客，他也有切实的才干，而且也做了一些实事。在北京城，正是由于张璁的建议，才在明代嘉靖七年（1528年）重新疏浚了通惠河。
兴漕先有张孚敬(2)
通惠河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与通州区之间，现在是北京市主要的排污河道。通惠河的开凿，始于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592年），由古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当时河道自西北西直门横贯京城，东南至通州，入北运河。据说，河道凿成后，元世祖在积水潭见船只很多，舳舻蔽天，非常高兴，就赐名为“通惠河”。元末明初，通惠河时通时塞。明朝初期，也有不少人建议疏通通惠河，但没有付诸实施。嘉靖七年（1528），张璁主张疏通通惠河。他在上给皇帝的奏疏中说，疏通通惠河的根本目的，就是可以让从南方运来的粮食直接运到京城中来。明朝的首都北京离当时的粮食产地江浙一带很远，粮食都要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到京城来。通州在当时就成了京城的粮仓。但是，通州与京城之间的水道联系不能疏通，就必须靠车马运输。明代中期的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为蒙古的也先的入侵，京城危急。当时政府就下命令，令京城中的居民将通州粮仓内的粮食搬入城内，每搬两石居民自己可以得一石。第二天，粮仓仍然有很多的粮食搬不完，又命令京城的居民搬进来的粮食都归自己。但是，粮食还是搬不完。最后，只得一把火将粮食全部烧光，以免落入敌人的手中。这件事对于后来的官员们触动很大。一直有一些人要求将通惠河疏通，让运河上的漕船直接到达京城。张璁对于这样的想法非常同意。他否决了另外一名大臣桂萼疏通三里河的建议，而认为疏通通惠河的操作性更强。他说：“通惠河全长不过五里，落差不过五尺，只要在适当的地方修建闸门，就可能使漕船的运输直达京城。”在他的主张下，巡按御史吴仲成为河道疏通的总指挥。嘉靖七年（1528年）六月，通惠河疏浚工程完成。吴仲为此还专门请求朝廷对管理通惠河实施一些必要的日常维护措施，并撰写了《通惠河志》。从此，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可以从通州水运直达京城，解决了京城运粮的困难。 然而，张璁当政期间的政绩并不能掩饰他的跋扈。嘉靖八年（1529年），张璁因为与首辅杨一清的矛盾而被皇帝命令他退休。可是，张璁一离开京城，皇帝就又对他念念不忘。于是，皇帝问杨一清说：“我现在召还张璁，可不可以？”杨一清自然是不愿意张璁回来，于是便说：“召不召还张璁，是皇帝您决定的事情。只是，刚刚让张璁走，便又让他回来，恐怕变得也太快了一些吧！”皇帝想想也是。但是，过了一两天，还是忍不住命行人司的行人拿了一道自己的手谕，去追了张璁回来。张璁到了天津，接到皇帝的谕旨，便回来了。同样的事，还发生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嘉靖十五年（1537年）。先一年张璁因病请休，回到了浙江永嘉。可是嘉靖皇帝还是想念他，派锦衣卫的官员带着圣旨去浙江永嘉催他回朝。这一次，张璁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了。他在途经金华府的时候因为病情太重而无法成行。三年之后，张璁逝于家。消息传来时，嘉靖皇帝正好在自己登基以前生活的安陆（即今湖北钟祥县），睹物伤情，更是伤悼。 （陈时龙）
通惠河畔演吴仲(1)
通惠河是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由通州入北京的一段，在从修成到停用的数百年时间里，对沿岸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关于它的修建与维护，费尽了许多的周折，也留下了许多涉及北京城的故事与传说。 作为人工开发的运河，是一种用以沟通地区或水域间水运的人工水道。除航运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世界各国均重视运河的开拓。中国的运河建设也有悠久的历史。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正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 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大运河自开凿至今，经历了2400余年的历史。运河路线随着历代京都的改变和黄河的改道，曾几经变迁。 京杭大运河最早源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邗沟，此举疏通了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到扬州的“古故水道”。隋炀帝即位后，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经济要依靠江淮。公元605年，他下令开通济渠。以后陆续修浚各河段，到公元610年，开通江南运河，由今镇江引江水经无锡、苏州、嘉兴至杭州通钱塘江。至此，建成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等和江南运河连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余公里的大运河。以后历代又有修浚。 到了元代修浚完工的大运河，全长三千多里，可分为下列各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杨州运河；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其中，运河南部的水段因水网密集，水源丰富，故能长期保持畅通状态，对促进沿岸经济发展。例如扬州运河一段，起自清江浦至瓜州古渡入长江，长170余公里。这是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明清时期来自徽州和山西富甲天下的两淮盐商，聚居在扬州以及淮安河下，竞相建造精巧雅致的私家园林成为当时比较有特色的文化现象。相比之下，北方段的运河因为水源的缺乏，再开通和维护方面的成本要高得多。如通惠河，它的修建和维护便经历了许多的波折。 历史上关于通惠河的修建和维护，有两人值得一提。最著名的就是元代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太祖出兵攻破金中都城，建成元大都，就碰到了漕运所需的水源问题。当时运河只到通州，由通州至大都一百余里路程，需要通过陆路运输。每年陆运若干万石官粮，风霜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水利专家郭守敬因而受命修浚通惠河。他取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水，沿西山集纳多泉，汇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建起自建德门水关入大都城，穿积水潭，经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出崇文门，至八里桥西向东南折，经今通州西火车站、农印厂、车里坟、东小马庄，至土桥村又南折，至今皇木厂村南入白河的运河，全长一百六十余里。为解决水位差异的问题，他采用“提闸过船”法，在其间建闸二十四座。通惠河修成后，无论是从会通河来的内航漕船，或者从天津港来的海运漕粮，都可以通过通惠河直达积水潭，最高时可达到年350万石漕粮的运力。而积水潭也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繁荣景象。元世祖自上都回，见到其景，遂定名为“通惠河”，此名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郭守敬，明代嘉靖年间官员吴仲对通惠河的疏浚，在历史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吴仲修浚通惠河的背景，与明代北京城的重建有关。 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粮饷供应仍依靠漕运。永乐时期在元大都的遗址上重建北京城，规模比原来更为宏大。但由于修建过程中，向南扩张，将原来位于大都城外的通惠河包入城内，这使得原来可以由通州直抵积水潭的航段不能再用，故将这一段航道埋入地下，成为暗河。漕船开至城东东便门，便不能进入。明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在今东便门外修建大通桥，成为通惠河新的起点，所以明代的通惠河也称大通河。但由于水源等问题，通惠河并不畅通。故明初大运河的漕粮至张家湾停泊，由陆运至京仓。成化十一年（1475年），明宪宗诏平江伯陈锐等疏浚通惠河，虽有所成效，终因水源不足，且河道狭窄，试用两年后，河道又浅涩如旧，不能顺畅通行。其后政府多次议修，都不太成功。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客观的水源问题等，还受到许多的人事牵制。
通惠河畔演吴仲(2)
历代朝廷的水工水事很重要的部分就在于河务与漕运。明清时人们常把这两个部门与专制权力把持的另一领域：盐政，合称为“河漕盐三弊”，而河漕二弊尤甚。明清两代的漕运总督，与一般封疆大吏相比算是油水更多的肥差。这是因为漕运则事关统治命脉，当时的经济中心常在东、南，若无漕运不能东粮西运、南粮北调，朝廷就无法维持。所以朝廷对此非常重视，在这件事上也最肯花钱。因此，若通惠河不能完全疏浚，这由通州至北京城这一段，漕粮经由陆路运输，将花费甚巨，经事的人可以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这也是明前期通惠河疏浚总不能奏效的原因之一。 明代对疏浚惠通河真正取得成效的是嘉靖七年（1528年），由巡仓御史吴仲主持修治的那一次。吴仲，字亚甫，江苏武进人，正徳十二年（1517年）进士，曾官至南太仆寺少卿，著有《鸿爪集》。嘉靖六年时，担任巡仓御史的吴仲上疏，认为历代漕运都能直抵京师，没有像当时那样置于五十里外的。他在疏中分析了通惠河重新疏浚的必要性。他称此前通惠河虽屡经修复，但都为权势阻挠，未能成功。此时通流等八闸遗迹仍在，就此修建，不会花太多功夫。一旦修成，每年可省车费二十馀万。但当时由通州抵京的五十里陆路运输，经手的人员能从巨额的赀费中渔利，他们并不愿意改变现状。于是，在吴仲上疏后，各种流言蜚语便传开。吴仲受到了极大压力。而且，嘉靖六年时的议礼红人、担任礼部尚书的桂萼言也称不便，请改修三里河。好在时任首辅大学士的杨一清认为若沿旧闸行转搬法，能够节省运军劳费，应果断施行。极力支持吴仲的提议。 通惠河的疏浚工程在第二年春开始，由吴仲主持其事。到六月份，已修浚完成。修浚过程中，吴仲针对水资源短缺的情况，采取“舟车并进”的措施。首先把码头从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改原旧土坝为石坝，省去从张家湾至通州的四闸两水关。在通惠河上只保留使用“五闸二坝”，其余闸坝尽行废弃。粮船不再过闸，漕粮由人工搬运到上游停泊的船中，运至上闸，依次办理。另外对闸坝管理也做了改进。又将大运河北端码头自张家湾迁至通州区城东石坝，如此，自江淮漕运至白粮须于石坝码头大光楼验收后，转搬运至通惠河驳船上，再驳运至北京城内粮仓储存，便出现里外漕河之分，将通惠河称之为里漕河，而白河称之为外漕河，渐分别简称为里外河。通惠河疏浚完成的当年，漕运所费才七千两，运粮二百万石，节省脚价十二万两。 事成后，吴仲上疏陈五事，提出需要对河段随时维护、应委任专人管理等建议。嘉靖皇帝见到先朝屡经勘行而未能成功疏浚工程，在吴仲主持下不到四个月就已经完成，非常高兴。河成之日，与辅臣一道登舟游赏，作诗助兴。并赏赐吴仲财帛金银。后来将他升为处州知府，将一道参与工程的何栋擢为右通政，仍管通惠河道。 这次成功疏浚治理成为明代漕运的重要转折期。到嘉靖十二年（1533年）四月工部尚书秦金向皇帝奏表说，数年以来，漕运通行，国计久赖。吴仲提倡修浚以及勤劳主事的功劳，不可泯灭。后来，吴仲编成《通惠河志》一书，成为记述通惠河唯一的一部专志。他将此书献呈，嘉靖皇帝命采入《会典》。通州民众为纪念他的治河功绩，在嘉靖四十五年为他建立了生祠。明末出版的《帝京景物略》录有明人陈经一首《通惠河泛舟》诗，称赞整修后的通惠河“东南千万艘，飞鞔遵旧路。远积万世赖，仪同四方聚。……畴能树奇勋，江东吴侍御。”高度称赞吴仲的治河之功。 其后通惠河漕运比较通畅。每年漕运粮食从五月至九月可达250万石。代运河漕船每年有12143只，共分十帮，由124处卫所12万余名军士负责运输，因路途远近而规定各帮至通日期，有序不乱。每年农历三月一日始，北直隶（今河北）、河南、山东各运粮帮按次至达运河北码头通州，州东门外为土坝码头，凡属军粮卸此验收入通仓，白米类于州北门石坝码头验收后经通惠河送储京仓；四月一日始，南直隶（苏北）、安徽等运粮船帮依次至通；五月一日，南直隶（苏南）、婉南、按次至通；六月一日始，浙江、湖广（湖南、湖北）顺次至通。各帮船于通州只许逗留十日，即以次返航，准备次年运粮，最后一批船帮限定十月一日必须返归。清袭明制，以作如此规定。伴随首帮漕船至通，亦有大批商船。此种情景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方止。
通惠河畔演吴仲(3)
通州乃京杭大运河北端，是漕运终点。而北国冬季长寒，千里冰封，不能行船，直到来年春天冰雪消融之后，方可驶舟。漕运开通之后，通州因漕运而兴，州民由漕运而富，各业依漕运而旺，南方富商船家，北方大贾车主，交会通州，天下繁富称雄，皆仗漕运。因此上自朝迁，下及百姓，无不重视漕运，而水陆要会就在通州，每年开漕的日子都显得很热闹，并演化成为通州特有的开漕节。 根据郑建山《谈运河开漕节》介绍，运河开漕节始于明代，源于祭坝祭祀吴仲等人，是古代通州独有的大型文化活动。祭祀活动在通惠河东端葫芦头（今西海子公园葫芦湖）东岸石坝举行。气氛热烈，场面宏大，祭坝后开始验收转运漕粮，故又得开漕节之名。祭坝有春祭、秋祭之分。春祭又有公祭、民祭之别。公祭由官方主持，各方头面人参加，是正式的祭祀活动，仪式隆重而简约。民祭由商民组织。每年农历三月初一（清明节前），开河后第一帮粮船到达通州后，即择日举行春祭。这就是开漕节。是日由仓场总督率众官员和掌管石坝的州判、掌管土坝的州同，各按身份着官服或礼服齐集石坝东，按等级列队，每人都高举三柱香，向事前请至设于石坝几案上吴仲等四人木神主鞠躬礼拜。演至高潮时，着明服饰的巡坝戏登场。官员纱帽圆领，随从青衣小帽，皆戴着纸糊面具。官员边在石坝上巡视边说话，跟随人员恭谨唯唯而听。据说这是仿效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故事，说的内容是大坝某处应修，河某段应浚。巡视完石坝再去土坝，经掣斛厅（今通济桥西南小公园），石坝楼（城东北隅，今纸箱厂一带），南行至土坝（今三中东门南），在防御外河水的土坝上巡查一番，再向南行到坝口黄亭子（今江米店东河边）巡查，然后返回，由南小门进入东门瓮城卸妆，执事仪仗交回西街杠房。漕运开始。 开漕节过后，漕船、商舟日夜不息地穿梭于京杭大运河北端：通州到张家湾40里一段河道，形成“万舟骈集”的景象，并成为通州八景之一。直到清朝末年，朝廷将征粮改为折征银两，路运兴起，漕运废除，祭坝与开漕节随之消失。 （胡吉勋）
麒麟胡同认仇鸾(1)
北京鼓楼底层东券洞内的南侧，有一块麒麟浮雕的石刻艺术品，人称麒麟碑。这个麒麟碑本不是鼓楼原有之物，而是麒麟胡同内，明代大将军仇鸾府前的石影壁。相传仇鸾事败被杀后，影壁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移置鼓楼内。在北京城的历史上，仇鸾这个人留下的是非常不光彩的一笔。 仇鸾是宁夏人，他的祖父仇钺是明正德年间的著名的将领，由于帮助平定了安化王寘鐇叛乱有功，封咸宁伯，又因讨平河北诸地的农民起义，进封咸宁候。仇钺死后，由仇鸾承袭了咸宁侯的封爵。仇鸾为人粗暴强悍，常常口出狂言，让人误以为他是大将之才，在朝臣的推荐下，竟然做到了甘肃总兵的职务。 仇鸾实际上是个大草包，既无文韬，又乏武略，还贪残无度，被人告发免职，进了大狱。当时奸臣严嵩当国，仇鸾拿出钱财，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还拜了严嵩作干爹，结果，反而又捞到了宣府、大同两镇总兵的位置。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占据河套地区的蒙古鞑靼部在首领俺答汗的率领下进犯大同，总兵张达战死。见到俺答来势汹汹，仇鸾吓得不知所措，他的家奴时义、侯荣两人见状，给他出了个主意，仇鸾顿时转忧为喜。于是，明代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堂堂大明朝的一镇大将竟然用重金去贿赂敌人，还与其首领俺答结盟，乞求他去别处进攻，不要围攻自己防守的大同。俺答收下财物，竟绕过大同，往东而去。随后，仇鸾又恬不知耻地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声称自己侦察到俺答向东进犯蓟州镇，害怕危及京师，请便宜行事，或尾追敌人进行搏战，或径赴居庸关防守，随时援救京师。愚蠢的嘉靖皇帝还以为仇鸾是个大忠臣，颇为感动，下诏让仇鸾留住居庸关。 俺答的鞑靼军果然经由蓟州，转而通过古北口进袭北京。当时，明世宗崇尚道教，天天在西苑修炼，希望能够成仙，已经许久不上朝了。世宗最讨厌大臣打扰他修道，所以负责北京安全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将俺答进犯京城的消息告诉他。后来，明军在鞑靼军队的进攻下迅速败退，敌人直逼北京城下，丁汝夔才不得不向嘉靖皇帝报告。嘉靖皇帝顿时从仙梦中醒来，把百官骂了个狗血淋头，突然想起了那个“忠心”的仇鸾，赶紧封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军，赏赐给他锦衣、玉带，并说：“朕所重，惟卿一人。”命令他阻挡鞑靼军进京。此时，京师空虚，禁军仅有四五万人，而且多半在大臣家充当差役，老弱掺半，当兵的都害怕打仗，哭着不愿上前。士兵到武库领取兵器，管库的宦官还象平时一样勒索贿赂，不能按时分发。 俺答从白河东渡潞水，向西北挺进，一路上抢掠妇女，焚毁房屋，游骑往返于京城六门之外。京郊居民聚集城门，哀痛号哭之声直达西内。眼见百姓惨遭蹂躏，兵部尚书丁汝夔却下令京城的明军坚守，不许出战。原来，奸相严嵩对他说：如果在边境打了败仗，还可以瞒过皇上，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被打败，可就完了。俺答只不过是想抢夺财物，抢够了，自然也就走了，千万不要出战。仇鸾率领的“勤王军”更是畏缩不敢前进，而且军纪败坏，也去抢掠百姓。仇鸾还不时派遣亲信和俺答交通，许诺在边境开放“互市”。 俺答军终于在京郊一带抢劫够了，志得意满，带着大批金帛财物和抢来的男女、牲畜引兵退去，只在京城外留了小股部队，作为疑兵。仇鸾的"勤王军"有十几万人，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撤退，一箭也不敢放。等到敌军走远，仇鸾才率领十几万兵马尾随其后，假装追击。俺答原打算夺取白羊口出塞，不料守军据险抵抗，无法攻破，只好丢下一些妇女、牛羊，原路折回，奔回古北口。在昌平城北，与前来追击的仇鸾所部撞了个正着，明军措手不及，仓促间不能集结，部队大乱，争相逃命。鞑靼骑兵闯进阵中，横冲直撞，斩杀明军千余人，还几乎活捉了仇鸾，幸亏副将保护，才逃脱一命。俺答军长驱至天寿山，然后从古北口返回。一路上，明军都远远跟随，不敢出击，好像是在欢送一样。
麒麟胡同认仇鸾(2)
这次俺答率军进围北京，滋扰达八天之久。因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所以这次事变史称"庚戌之变"。事后，兵部尚书丁汝夔以掌管军事失职，被斩首弃市。仇鸾则在收拾残部回京的途中斩杀了七、八十名百姓，冒称敌军首级，向朝廷报捷，竟然"功劳"最大。他还惺惺作态，上疏请罪，说自己追敌无功，颇和世宗皇帝的脾胃，不但下诏褒奖，还加封他为太子太保，赐金币，大加赏赐。 随后，嘉靖皇帝以将统帅不力，撤销了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锡和太监高忠提督团营的职务，废除团营，仍设三大营，并设立总督戎政府为指挥机构，授予仇鸾“总督京营戎政”的大印，任命他统领三大营。仇鸾向嘉靖皇帝建议，选调边兵来保卫京师，先后调发边兵六万八干名，分批入卫，与京军一起操练，京师的防卫虽然得以加强，但是却削弱了边防力量。 "庚戌之变"，鞑靼军兵临城下，让嘉靖皇帝大失面子，他时常耿耿于怀，指望仇鸾能够替他报仇，一洗耻辱。他宣谕仇鸾，让他勤于军务，一定要象成祖永乐时一样，"长驱胡虏三千里"。为讨得主子欢心，仇鸾信誓旦旦、气壮如牛地表示："来年三月，大举发兵，捣毁北虏的老巢，必定不再使皇上有北顾之忧。"仇鸾贪生怕死，畏敌如虎，哪里敢去打仗，他竟然又想了个办法，派遣家奴时义结交俺答的义子脱脱，让脱脱劝说俺答向明廷请求贡马互市。因为双方互市，和平交易，他也就不用再去北征了。俺答也想通过互市获取利益，便向朝廷请求通市。极力主张，仇鸾正得宠，再加上严篙也支持他，群臣不敢提出反对意见。只有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上疏，反对议和，希望朝廷发奋图强，选将练兵，抵抗鞑靼。明世宗看了杨继盛的奏章，也有点心动，但是禁不起仇鸾的挑拨，反而贬了杨继盛的官。嘉靖三十年（1551年）三月，明朝向鞑靼开放马市。 然而这种靠互市换来的和平维持了了还不到一年时间，俺答汗又一再率兵犯边，互市也开不成了。仇鸾再无也法推托，只得奉命赴边讨敌。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仇鸾领兵出塞，在镇川堡（今山西大同东北）与鞑靼军相遇。一番激战后，明军伤亡数百，而仅斩首敌军五名，被打得大败，仇鸾竟然还厚着脸皮向皇帝请赏。八月，俺答进犯蓟州，边关告急，恰逢仇鸾背上生了疮疽，卧病不起，不能出师，他又恋着大将军印，不肯辞去官职，朝廷也没人敢提更换大将的事。战况越来越紧迫，兵部尚书赵锦无计可施，请求暂借仇鸾的大将军印，代其出征。嘉靖皇帝认为兵部尚书不可轻出，让他收还仇鸾的大将军印信，给总兵陈时佩带，以督师出征。当晚，赵锦来到仇鸾府第，传旨收回大将军印绶，仇鸾贪恋权位，又不敢抗命，交上印绶后，心中万分懊恼，疽疮迸裂，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仇鸾本来认严嵩为义父，两人狼狈为奸。但自从受到宠信，总督京营后，权力与严嵩不相上下，不免傲慢起来，不把严嵩放在眼里，两人渐渐交恶。当时陆炳掌管锦衣卫，也和仇鸾争宠，严、陆二人便又勾结起来，设法搬倒仇鸾。陆炳秘密查访到仇鸾的许多奸邪之事，害怕没有证据，没敢上报。仇鸾的亲信时义、侯荣、姚江等人以冒领军功，被授予锦衣卫指挥等职务，见仇鸾身死，知道他身前之事必将败露，便逃向居庸关，准备投靠俺答，结果被明军拿获。陆炳将此事抓个正着，尽发仇鸾前后通敌纳贿等种种情状，嘉靖皇帝怒不可遏，下令将他的父母妻子全部斩首，亲党戍边，抄没其家。对仇鸾，则剖棺戮尸，枭首示众，这位大将军最终也没落下一个全尸。 仇鸾的大将军府今在麒麟胡同，胡同口原立有铜牌一块。 （杨艳秋）
松筠浩气杨继盛(1)
北京宣武区达智桥有座松筠庵，是个极不寻常的地方。它在明朝时候，是以弹劾奸臣严嵩英勇就义闻名于世的杨继盛的宅第。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气凛然的杨继盛留下了他那感人肺腑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与后人补”，毅然地走向了刑场。当时北京街头的百姓们无不为之掩面痛哭。 杨继盛（1516－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容城人（今河北省容城县）。他幼年家贫，七岁丧母，放牛为生，后苦学成材。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31岁的杨继盛在北京考取进士，朝廷命他做了南京吏部主事，吏部相当人事部，主事是司官，有就是今天司局级中最低一级的官员。可是南京官又与北京官不同，明朝有南北两京，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以后，南京作为陪都，虽然仍保留一套中央机构，但是毕竟皇帝不在南京，那里机构的官职大都是闲散的，没有多少实权。两年后，他被调到了北京，从此在北京留下了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人生足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当时严嵩执政，他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侵吞军饷，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下。因为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世宗急忙任命大同总兵仇鸾为大将军，统领各路兵马。而仇鸾的官职就是靠贿赂严嵩而得。 身为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严嵩和大将军仇鸾狼狈为奸，不但不举兵抵抗外侮，而且极力主张卑躬乞和。仇鸾贪生怕死，秉承严嵩意图，不让手下出兵，竟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焚掠了十几日满载而去，使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面对内奸外侮，杨继盛怒不可遏，他奋笔疾书，上疏鲜明地斥责蒙古贵族在北京城下杀烧抢掠的罪行，指出没有报仇雪耻就议和有辱国体，提出对无条件开马市的“十不可”和“五谬”，陈述自己的爱国之心，请求朝廷举兵抗敌。不想对于开马市与蒙古鞑靼部贸易之事，明世宗已经颁下圣旨，以皇帝之尊，岂能收回成命？何况世宗一向刚愎自用。他以杨继盛有意阻挠边计，动摇人心为名，将杨继盛关进了监狱。后来，又把杨继盛贬到边远的陕西狄道县（今甘肃临洮）去做一个未入流的小官。 杨继盛在狄道的时间虽短，可是他在那里访民疾苦，均平赋役、开办学校，兴修水利，这位好官受到当地人们爱戴，在他调走时，千余人哭泣着送他到百里之外。 不久，仇鸾的罪行暴露被杀，杨继盛被调回了北京。这次严嵩想用提拔的手段拉拢他，提升杨继盛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是负责管理军官选拔、升调、世袭、功赏等人事事务的机构。而员外郎是一个从五品官员，是个中级官员。 调回北京城的杨继盛，看到皇帝昏庸、奸臣弄权, 忧国忧民的他感到“严嵩不除，国无宁日”，于是下决心要揭露奸臣严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的儿子劝他:“这样做就象是鸡蛋去碰石头，请父亲大人再考虑考虑”。杨继盛生气地说：“为臣尽忠，我只知道兴利除弊，至于死生祸福，不是我所考虑的！” 可见他忠贞为国，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他冒死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他将严嵩指为“天下之第一大贼”，首先弹劾严嵩以丞相自居，破坏了祖宗成法。这指的是明太祖废丞相以后，曾经下令明朝永不再设丞相之职，可是严嵩身为内阁大学士，以丞相自居，就是破坏了祖宗定下的规矩。其次，指责严嵩伺皇帝喜怒而得以放恣行为，窃取君主大权；接下去，杨继盛痛斥严嵩大肆索贿受贿, 卖官鬻爵, 引用奸臣，结党营私，祸国殃民，败坏风俗，还有让其子严世藩代行票拟，纵容严世藩窃取权柄等等罪状。票拟是明朝内阁大学士先写在小票上，贴于奏疏，进呈皇帝批准，代皇帝拟写批答大臣章奏，处理国家事务的制度。要求皇帝惩治奸臣。当时正是严嵩权倾朝野之时，奏疏一上，杨继盛被下了监狱，这已是他第二次被投入狱中了。
松筠浩气杨继盛(2)
入狱以后，面对即将遭受的酷刑，杨继盛拒绝了友人送来的可以消炎止疼、减轻痛苦的蚺蛇胆, 他说：“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胆”。于是凛然受刑。他在狱中受尽酷刑。由于遭受残酷的杖刑, 他的伤口之处已经大面积腐烂, 里面的筋骨都露了出来。这位铁铮铮的汉子，苏醒后自己动手用茶碗碎片割去腐肉，拉断残筋。见到这幅情景的狱卒，手中的灯笼不禁险些落地。就这样，他依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以顽强的毅力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然而即使如此，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严嵩仍不能让他活下去，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在狱中三年，最后严嵩把他的名字偷偷添加在死刑犯名单的后面，终被惨遭杀害于西市，即现在的西四。年仅40岁。杨妻张氏也是一个忠烈之人，她曾上疏请求替死而没有获准，就在杨继盛就义的当天，她自缢而死。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在刑部大狱中，杨继盛曾写下诗篇《小雪》：“破空不奈西风冷，况复萧条一敝裘。疏雪飘残忧国泪，寒更敲碎贯城愁。悲歌劳忧惭燕士，坐卧浑忘是楚囚。四海寻家何处是，此身死外更无求。”身陷牢狱的他，面对残破牢房飘进来的雪花，听着寒冷冬夜中的破碎更声，他感到似乎北京城都充满了忧国愁思，从而抒发了忠贞爱国、视死如归的一片赤子之情。 在松筠庵，存有杨继盛的手书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也就是杨继盛就义的那一年由他书写，后来刻石存世的。英气逼人的词句，雄劲有力的书法，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杨继盛手书遗嘱的刻石也在那里，这份遗嘱是在狱中写成，其中饱含了他对亲人的无限温情，从千叮万嘱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铮铮铁骨转换成的百尺柔肠。遗嘱原稿现在已经首批刊登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上。杨继盛在他的北京宅第中，前后居住不到一年时间，还没有在北京监狱中住的时间长，他当时关押在刑部大牢，明朝刑部相当于后来的司法部，建在宣武街西，因为官署所在那里称刑部街，也就是西单牌楼一带。杨继盛被害后，人们在他的故宅建立了祠庙，春秋祭祀，再后来就成了松筠庵。后人在故居西南角建造了一座小亭，把杨继盛手书联语、手书遗嘱等刻石嵌在亭内壁上，此亭称为“谏草亭”。不知什么时候，人们还把守护城池的城隍神与杨继盛联系在了一起，社会上盛传杨继盛就是都城隍神。就这样，杨继盛从人到神，永远活在京城百姓的心中。 说起来在杨继盛就义后的几百年里，松筠庵发生过许多故事。但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是300多年后，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集合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拒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事件，也在此地发生。古代科举由官家车马递送，“公车”成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所以这一事件史称“公车上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廷欲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当时正值科举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汇集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到北京会试，得知消息，极为愤慨。于是他们四处奔走呼号，要求拒签卖国条约，力言不可割让台湾。但是最终条约还是签订了。此后，据说有1300余名举人在松筠庵谏草亭集会，康有为慷慨激昂发表演说，主张变法强国，并连夜起草了14000多字的上书，由全体举人传阅签字，并由松筠庵集队出发上呈。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成功，康有为、梁后超等人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印发全国，影响颇大。
松筠浩气杨继盛(3)
300多年前的松筠庵，杨继盛视死如归疾书弹劾严嵩疏，慷慨就义；300年后的松筠庵，十八省举人在康有为愤笔急草的拒签丧权辱国条约、反对割让台湾的上书上签名，群情激昂；历史在这里凝固，却又在这里流动，凝固的是一脉相传的士子爱国赤子之心，流动的是汹涌澎湃的士子忧国忧民之情。信矣！浩气长存人世间。 （万明）
灵济讲学显徐阶(1)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无风风声，日无日色，中有碧瓦黄甃，时脊时角者，灵济宫。”这是明代崇祯年间刘侗所作《帝京景物略》内一段文字，描写的是北京西城内的灵济宫。灵济宫为一道观，在北京西城内，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祀玉阙真人和金阙真人。然而，在明后期历史中，灵济宫的声名，不是因为道教的宫宇而著称，而是因为一位名叫徐阶的政治家在这里讲学而著称。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京城的官僚、从外地而来接受考察的外官、赶考的举子以及国子监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灵济宫，集会讲学。当时，推动此次讲会的主要人物是江西学者罗汝芳，而来自松江府华亭县的徐阶是遥控此次讲会的盟主。 徐阶（1503—1583），字子升，号少湖，晚年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人，所以明代的人也称徐阶为徐华亭。根据徐阶的老师聂豹的说法，徐阶的号由“少湖”改为“存斋”，是大有深意的——“因为，湖是以地为名，表达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字是指‘存心’，表示要潜心于学问了。”当然，徐阶潜心穷研的学问，也就是当时流行的阳明心学。徐阶一辈子都孜孜不倦地为宣扬王守仁的阳明心学而努力，尽管他本人没有跟王守仁学习。不过，当徐阶还是一名县学员的时候，就受到了当时任华亭县知县的聂豹的影响，后来，又从王守仁的弟子欧阳德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关于“良知”之类的学问。所以，在他任江西提学副使的时候，他曾经千方百计地去寻了几幅王守仁的画像，并且修建了祭祀王守仁的庙宇。他晚年做了内阁大学士之后，他与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李春芳就成为当时王守仁的徒子徒孙们讲学的护法了。当然，徐阶并不只是一位学者，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北京既是他的学术舞台，更是他的政治舞台。他在北京的时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中进士之后任翰林院修撰的日子；第二个阶段是他重新入京直至最后被另外一位政治人物高拱逐出京城为止。 嘉靖元年（1522年），徐阶参加应天乡试，中第八名。应天府是明代的南都所在之地，所以应天的乡试以主北京的顺天乡试，向来是极出人才的。尤其是应天乡试，因为汇聚了明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的读书人来考试，所以很受人关注。在这次乡试中，除阶中了第八名。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殿试，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的探花。明代制度，进士一甲的三人一般都优养在翰林院中。其中，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编修，第二名、第三名则授翰林院修撰之职。翰林院在明代也称作为史馆，里面的人每天读书写文章，并没有烦人的政事。当然，也有不耐寂寞的或者是想做点事的，经常跳出来对政府的所作所为发表评论或是出建议的。徐阶在嘉靖九年（1630年）上疏，反对孔庙改制。孔庙改制的运作者是嘉靖皇帝和大学士张璁。改制的事件并不单纯是一种礼仪的变更，而牵涉到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当初正德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于是以兴献王长子即位，是为世宗。后来，世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尊崇自己的生父兴献王，并引发朝廷内外一系列的争论，史称大礼议。孔庙改制亦是承接着大礼议的逻辑而来。因为，原本孔庙里孔子及四配供奉于正殿，而孔子及四配生父却反而只能在两边的庑廊里享受香火。世宗既然口口声声说要以孝治天下，就不得不改变孔庙的规制。于是，大学士张璁提出了“孔子不称王”、“毁塑像，用木主”、“削从祀弟子爵位”、“改大成殿为孔子庙，内增设启圣祠”等建议，并都被采纳。总的来说，改变后的孔庙规制明显地降低了孔子的地位。这件事对于一直以来把孔子当作至高无上的圣人的儒生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但是，也许是大臣们在大礼议中学乖了如何奉承嘉靖皇帝，大家都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据说，徐阶“独持不可”，并与当时权势熏天的张璁辨论。张璁怒道：“您竟然背叛我！”徐阶正色回答道：“所谓背叛，是因为先有阿附。我从来没有阿附过你，怎么谈得上背叛呢？”这件事闹到后来皇帝也知道了，自然便容不得徐阶。一纸调令，将本来处于清要之职的徐阶送到遥远的福建延平府去作专管刑狱的推官了。据说，嘉靖皇帝在柱子上刻了八个字：“徐阶小人，永不叙用”。
灵济讲学显徐阶(2)
按理说，皇帝这么厌恶他，徐阶自然再也没有进京做官的可能了。然而，在延平府推官、黄州府同知、浙江学政、江西学政迁转数年之后，嘉靖帝竟忘了当初的誓言，召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随后又做过国立最高学府的校长即国子监祭酒，又做过礼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礼部尚书。最后因为青词写得好，得到了皇帝的宠信。青词是道士斋醮时上奏天神的奏章，通常是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又称作为绿章。嘉靖皇帝晚年迷信道教，专意于斋醮之事。当时的大臣中，严嵩、袁炜、李春芳都善撰青词，以讨好皇帝。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人称作为“青词宰相”。一些挨不上资格为皇帝写青词的人如高拱就请求皇帝允许为他的斋醮事效劳。因此，为皇帝写青词，虽然在后来似乎成为他们的瑕疵，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也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徐阶的青词写得好，慢慢地就进入了内阁。嘉靖三十一年（1553年）三月，徐阶入阁，成为东阁大学士。不过，排在他前面的大学士还有严嵩。也说是说，严嵩是首辅，而徐阶还只是次辅。严嵩专权，自然有专权的本领了。徐阶也惹不起。据说徐阶对严嵩是事事小心，曲意奉承。但是，身材短小、相貌白皙的徐阶其实城府极深，他时刻在等待机会。严嵩的本领，一是善撰青词，二是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因此，严嵩拟写的批文总是很称皇帝的心意。后来因为严世蕃居丧无法入直，又一味地贪纵淫乐，无法代他父亲为皇帝拟旨了。严嵩自己拟的旨不往往不合世宗的胃口，渐渐地便失去了皇帝的宠信。对于徐阶来说，扳倒严嵩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一个厌恶严嵩的道士蓝道行为世宗扶乩。皇帝问蓝道行说：“天下为什么不能太平呢？”蓝道行说：“因为有小人在皇帝身边。”皇帝再问小人是谁，蓝道行便说是严嵩。扶乩的事被宫里的大监传到御史邹应龙的耳朵里。邹应龙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严嵩受到牵连，被罢免。后来，在徐阶的策划下，朝廷以通倭的罪行处死了严世蕃。从此，政权基本上全归于徐阶了。 徐阶成为首辅大学士。最受鼓舞的是一批喜欢讲学的士大夫们。他们说，从来有学问的人很少能踞高位，现在有热心于讲学的徐阶当政，从此便可以让皇帝成为像尧和舜一样的圣君了，天下不用说就能太平了。官僚们知道首辅大学士喜欢讲学，就在各地兴建书院，召集学者们一起讲学。讲学的风气越来越盛。著名的学者罗汝芳在嘉靖四十四年从宁国府知府任上来到京城，跑到西苑来对徐阶说：“一个国家是以人心为基础的，现在京城的官员虽然都很有才华，但是他们的学术宗旨不正，还请您整合一下，让他们都知道学问的目的。”徐阶一听，非常踊跃，于是就在灵济宫举行讲会。那一天，徐阶本人因为在直庐当班，并没有参加。代为主持的是另一位大学士李春芳。徐阶则亲手书写宋代学者程颢《定性》一文和“学者先须识仁”一则条幅，让他的大儿子带到灵济宫，要求参加讨论的学者们就“识仁”、“定性”的哲学思想展开讨论，再把讨论的言语记录下来送给徐阶点评。据说，当时参加的人有几千人。这次大会后来成为讲学者追羡的盛景，也成为反对讲学的人批评的靶子。例如，后来万历时期的学者沈德符就说：“徐阶喜欢王守仁的良知之学，所以当时想附炎趋势的人，都去参加讲学，借机向府县官们索取金钱。当时天下的人看不惯。”当时的灵济宫成为明代士大夫们讲学的代表。隆庆二年（1567年），徐阶致仕回乡，结束了他在北京的政治与学术生活。灵济宫渐渐地失去了它的喧嚣而归于平静，只是每当朝廷要举行什么大的礼节性活动的时候，才在这里举行演练。 崇祯十五年（1642年），有一位官员建议，观内的两个真人其实只是叛臣之子，不能接受朝臣的跪拜，于是给它们隔上了一层帐幕。此时的徐阶，已经去世六十年了。他再也不用作为一个大臣在这里学习礼仪，也不用在这里做什么学术领袖。历史的风尘，总是给事物掩上一层又一层的帐幕，埋去一个又一个故事。四百多年的今天，灵济宫又在哪里呢？（陈时龙）
巍峨长城戚继光(1)
说起来明朝一代名将戚继光似乎与北京没有太多关系，他既没有在诺大的北京城里置下府宅，也没有墓地留在北京，更不会在京城里有长久的留居时间。但是，看似无缘实关情，当年他的职守与北京的安全极有关联，他在京郊的驻守和修筑万里长城的功绩，将他的名字与北京紧密联系在一起。 戚继光年轻时来京，是轮番更戍5年于北京；中年以后来京，是保卫北京长达16年之久，这就是一代名将与北京的缘分。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后世家山东登州(今蓬莱)。他出身将门世家，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报国。十七岁时父亲病故，由他世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从此逐渐成长为一名胸有大志、英勇善战，同时又有勇有谋的年青将领。嘉靖年间，侵扰来自两方面，北边有蒙古，南边有倭寇，史称“南倭北虏”，戚继光生逢其时，时代是他施展才华的舞台。戚继光一生戎马生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他生平事业的高峰，一个是在沿海抗倭第一线的十几年，在风波中铸就辉煌；另一个是在保卫北京的十几年，于平实中显现奇功。他先是转战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所向披靡，对平定倭乱起了重要作用，那时年青的他写下了充满豪情的诗句：“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正是以这样的胸怀和抱负，在平定东南以后，他调任北方天子脚下的蓟州镇守。 早在嘉靖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1548~1552年）之间，21岁的戚继光曾连续5年率山东卫所士卒戍守蓟门(今北京昌平西北)，春去秋归。当时正是朝廷多事之秋，严嵩当权，边政废弛，蒙古鞑靼部俺答汗乘机统兵南下侵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骑兵从古北口攻打到密云、顺义、通州，兵临北京城下。那一年是庚戌年，所以史称“庚戌之变”。戚继光在前一年山东乡试中了武举，到北京参加会试，正遇上这一事件，京师戒严。虽然戚继光因此失去了参加武举、成为武状元的机会，但他入选参加了督防九门，防守北京城。不仅如此，这位年青的军官还上疏朝廷陈述防御方略，得到赏识，刊刻传播于军中，以此崭露了头角。 20年后，隆庆元年（1567年）底，已经是抗倭名将的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兵。40岁的他又来到北京。调任前，戚继光怀着一片忠心报国赤子之情，写下了“感恩怀尺疏，直欲捣祁连”的诗句，进京上疏直抒胸怀，提出用3年时间练精兵10万，积极加强北边防卫。然而入京后，他仅被任为神机营副将，神机营是京军三大营之一，那里是勋戚豪贵寄生的地方，军纪松懈，懒惰成风，这样的队伍使他根本无法实现抱负。直到他的老上司谭纶担任了蓟、辽、保定总督以后，事情才有了转机，他任命戚继光总理蓟、昌、保定练兵事务。此后，自隆庆二年至万历十一年（1568~1583年），戚继光镇守北京西北蓟州达16年之久，并且施展了他的抱负。蓟州，是明朝设立的九边、也就是九个军事重镇之一的蓟镇，蓟镇负有拱卫京师，守护陵寝的重要任务，有九镇之首之称。昌就是今天北京的昌平，它成为重镇之一，是在“庚戌之变”之后，明朝特别从蓟镇里分离出昌平镇，专门护卫皇陵。保定就是今天的河北保定。虽然后来戚继光只是蓟镇总兵，但是密云和顺义在他的辖区之内。在任期间，他修筑长城，建立敌台，训练精兵，保卫京城，使蒙古骑兵16年不敢进犯。 长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现存的北京长城是由宣府镇长城和蓟镇长城共同组成的，蓟镇长城是明代长城的精华部分，而蓟镇长城的修筑与戚继光分不开，凝聚了他的智慧和汗水。 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蓟镇长城，就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戚继光在任主持军务16年，成为明朝大规模修造长城的时期，建起了完整的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成为明代帝都的坚固屏障。他不能忘记，当年“庚戌之变”蒙古骑兵就是从蓟镇古北口突破，沿潮白河直打到通州。所以他特别注重边防设施建设，亲自考察边事、地形和军情，对蓟昌镇所辖原有长城普遍进行了改建和重建，还别出心裁建造空心敌台，将长城建筑艺术推进到最高峰。这种在长城沿线新修的高大坚固的敌台，作为边防军驻守的堡垒，既免于守城士卒日夜暴露于风雨中，又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北京长城敌台以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最为典型。司马台的敌台，甚至建到了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上，被誉为中国长城之最。
巍峨长城戚继光(2)
戚继光修筑长城的空心敌台，首先是在今天北京密云西北开始修筑的，他亲到石塘岭（今密云水库西北边）主持。据记载，蓟昌二镇东起山海关，西至镇边城（今昌平西北），延长2400里，犬牙交错地修筑墩台共计3000座。以敌台来说，在隆庆三年（1569年）这一年，就修筑了472座，到五年（1571年），蓟镇从山海关到石塘岭增修818座，昌镇从黄花镇到镇边城建199座，后来万历初年，戚继光又在居庸关以西增建，先后共建1337座敌台。此外还有关城、城堡、哨墙、铺房、烽墩等一系列配套的军事建筑工程。例如古北口、金山岭一带山坡平缓处，敌骑易于突破。除了设置密集的敌台外，他还在敌台两侧随山势设置了道道哨墙和层层阶梯，护卫着敌台。建筑奇特，配套设施巧妙。蓟镇东西二千里之间，但见城台耸立，蔚为大观。当年戚继光就是以它们守卫了京师北京，给百姓带来了和平与安定。至今历经近500年沧桑，这些军事防御设施仍然大多保存完好，作为建筑艺术的精品供人们欣赏。 位于燕山长城脚下的密云白龙潭，传说潭中住有一条白龙，广播雨露，为百姓耕耘造福，有求必应，极为灵验。这里山清水秀，林深幽静。"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的诗句。作为军事家的戚继光也在那里留下了著名诗刻： 紫极龙飞翼北春，石潭犹自守鲛人。 风云气薄河山迥，阊阖情开日月新。 三辅看天常五色，万年卜世属中宸。 同游不少攀鳞志，独有波臣愧此身。 石刻上苍劲豪迈的笔迹，是戚继光于万历三年十月十六日亲自书写。此诗前有序，讲到蓟镇石匣营南十里就是龙潭，这年冬天戚继光驻防在石匣，集结练兵。他在闲暇之时与将士同游龙潭，写下诗句。戚继光一向重视练兵。他不仅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和治军练兵之道，写成了军事名著《练兵实纪》，还提出“练兵先练将”，倡办武庠(军校)，主张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而且找出蓟镇守军的七大弊端，针对弊端采取措施，加强练兵，注重战术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这首诗是48岁的戚继光在练兵之余到白龙潭所作，至今保存完好。可惜他所驻防的石匣营早已隐没于今天的密云水库之下，无处寻踪了。 在蓟州16年，戚继光给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定，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在密云县城东门外路北原八蜡庙院内，有戚继光镇边功绩碑，又名十面碑。十面碑共有两座，为亭式结构，分立在南北甬路的两侧，原称"燕山勒功碑"。碑高约5米，碑顶、碑身、碑座均为青石雕刻而成。碑身共分l0个平面，碑上镌刻着名将领戚继光、谭纶调任北方练兵驻防的事迹。碑文是万历元年(1573年)兵部侍郎，也是文学家汪道昆所撰写的。 今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有一柄明代军刀，上面刻着“万历十年 登州戚氏”，是戚继光在蓟州任上所铸。也就是在这一年，万历十年（1582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去世后，曾得到张氏赞赏和倚重的戚继光也被牵连，次年被调往广东，远离京师重地。蓟镇百姓舍不得他走，依依送别，这种感人情景被诗人陈第写入了诗篇：“辕门遗爱满江燕，不见胡尘十六年。谁把旌旗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蓟县关公、岳飞旁仍配有戚继光的牌位，受到人们春秋两次祭祀。 明代长城中，居庸关雄伟壮丽，山海关气势磅礴，金山岭险峻挺拔，司马台高耸入云，它们依托着群山，如波涛起伏，气象万千，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瑰宝。与之相联系的，是一个不朽的名字戚继光。 （万明）
赵家楼外识大洲(1)
北京人知道赵家楼，是因为它是东城区的一条胡同；外地人知道赵家楼，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联在一起。当年，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因北洋政府卖国，愤怒之下烧毁了位于这条胡同里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的住宅。爱国学生的举动，使这条不长的小胡同，成了北京一个有名的地方。 相传，这条胡同所以称为赵家楼，是由于隆庆时期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曾经在此居住。虽然这个说法缺少进一步的佐证，但以赵贞吉为此胡同的居民，是不辱没这胡同的，因为赵贞吉在明后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赵贞吉是四川内江人，字孟静，号大洲。他能在青史上留名，首先在于敢言，这既是性格的作用，也是责任感所使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蒙古一部从古北口南下，抢掠通州后进逼北京城，京师宣布戒严，因这一年的干支是庚戌，故史称此事为“庚戌之变”。在城下，蒙古致书明朝廷，要求进行通贡贸易。明世宗令礼部尚书大学士徐阶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赵贞吉官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司业事，参加了这次商讨。 从早晨到中午，百官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发言。这主要是百官摸不准朝廷是主战还是主和，怕说错了于前程不利，所以任可对不起国家，也不能耽误自己。徐阶见状，无奈之下，要取两个签名簿，准备将众人名字写上，以此上奏。赵贞吉终于耐不住性子，出班高声说：“城下之盟，孔子作《春秋》时以之为耻，况且如果此次允许通贡，蒙古就会入城索要不已，万一出现内外夹攻的情况，如何防御？”明确提出了主战的观点。徐阶听罢，问道：“足下一定有奇谋了？”赵贞吉说：“为今之计，请皇上出御正殿，下诏检讨自己过错，激励将帅，广开言路。少下损害士气的命令，加大赏功的力度；动员文武百官，共同守城；派官告谕诸将并监督力战。除此以外，别的都没用。” 一直等待商讨结果的世宗，很快就从旁听的宦官那里知道了赵贞吉的发言，他亲自给首辅严嵩写了手诏，说赵某人说的对，只是有的事不该涉及，并让严嵩拟诏褒奖赵贞吉。于是赵贞吉被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并给赏功银5万两，令其到军前随宜处置。但在敕命里却没有给赵贞吉督战之权，也没说他可以统带军将前往军前。这个细节，给赵贞吉带来很大麻烦，而这是严嵩等人使的阴招，故意要出赵贞吉的难题。 本来，赵贞吉与严嵩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还可以，二人时有往来，为诗词文字之交。但由于赵贞吉言直口利，引起严嵩不满。据说，赵贞吉在会议发言之后，就到西苑严嵩办公的地方，意在征求严嵩对此事的意见，但门房不让其进入，赵贞吉怒斥守门人。恰在此时，严嵩的干儿赵文华也去见严嵩，赵文华对赵贞吉说：“你这下完了，天下大事应该慢慢商议。”正在气愤中的赵贞吉闻言更加愤怒，他骂赵文华道：“你不过是权门的走狗，哪里知道天下大事！”史书说“嵩闻大恨，欲败其事”，赵文华更是要搞掉赵贞吉，于是在敕书中做了手脚。 由于没有旨意，赵贞吉得不到运送银子的官车，连一个护兵也没人给他派，他只好到街上雇佣民间的车子，单骑出城去犒赏军兵。当时，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来来往往，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但赵贞吉凭着勇气，硬是把银两送到总兵仇鸾的大营。他遍历各军营，传达皇上的抗战旨意，发散赏军银两，“一时将卒感奋”，士气高涨。 次日清晨，赵贞吉回城复命。随后，他把应敌方案和增加他督战之权的请求写成奏疏，但仇鸾赵文华等人找借口压下他的奏疏，致使他复命时只能以颁旨发赏之事上奏。世宗十分不悦，认为，银子让你发下去了，可应敌的措施一项也没有，这就是诓骗朝廷，为自己买好。于是，命锦衣卫逮捕赵贞吉，杖责后降为广西荔波县典史，将赵贞吉赶出了京城。 从赵贞吉在“庚戌之变”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他倔强刚毅的个性，和为国家奋不顾身的无畏精神。因此他虽遭贬责，但赢得了海内人士的一片赞誉，人们赞扬他“主张国是，大义凛然，令边衅不开，国势日尊”；还赞扬他“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议攘大患”，有功于国家。与赵贞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百官的庸懦自私，奸臣的卑劣阴毒。他们无视国家民族利益，苟且目前，因私害国，为己害人，他们受到后世的谴责是应该的。
赵家楼外识大洲(2)
因为有严嵩的阻挠，赵贞吉直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秋，才返京任户部右侍郎，但仅一个月后即被勒令退休，原因是一个叫霍冀的人看中了户部右侍郎的位置，向严嵩行重贿，于是严嵩将赵贞吉再次赶走。 赵贞吉另一为人们称道的原因，是他有很好的学问，和出色的口才。 赵贞吉是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他的学问得自于徐樾（波石），而徐樾先后学习于王阳明和王艮，所以，赵贞吉可谓是泰州学派的嫡传，再加上他肯于独立思考，多有心得，因此他在嘉靖隆庆两朝的学者中极有名望。而他也乐于讲学，积极奖掖后进，言其桃李满天下并不为过，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赵贞吉对学术的论述颇多，思想十分丰富，但我们无法讲得太多，在这里只谈一点。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学问，必须要“通”，要吸收各方面的精华，否则就会陷于“陋”，譬如禅学，很多人对其反感认为对学问有害，但实际上它是无害的，关键是怎样学和怎样用。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就不能博通，其学问必定支离破碎，而其人也会“滞窒昏愚”，无用于世。赵贞吉是很讲究学以致用，以事证学的，他在朝为官的种种行为，与他这个思想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隆庆元年（1567年）八月初一日，即位不久的穆宗按旧例到国子监视察，当时称“幸学”。此时赵贞吉已被从四川召回，担任了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时还兼任了国子监祭酒（国学院院长）。皇帝幸学，照传统要由国子祭酒讲一次课，皇帝及众人聆听。赵贞吉这天讲的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后克艰”章，他的讲稿幸而保存至今，他开头是这样写的（原文）：“这是《虞书·大禹谟》篇，史臣记禹敬承于帝，而献其谋谟如此。后是君，克是能，艰是难……”他的讲稿写的很细，条分缕析，浅显明白。通过这个讲稿，我们可以推想他当时讲课的情形。需要说的是，他这次讲课，与其他人为皇帝讲课不同，是坐着讲的，这出于穆宗的特恩。有关赵贞吉的记述，总要把这一点提出来，这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件很荣耀的事。 赵贞吉在讲课时，阐发精明，音吐洪亮，给穆宗留下深刻印象，当他得知赵贞吉是新起用的大臣时，更加高兴。很快，穆宗就让赵贞吉充任日讲官，专门给皇帝自己讲课。后来，赵贞吉因与阁臣发生矛盾，自请到南京任礼部尚书。没多久，皇帝开讲筵，发现没有赵贞吉，很不高兴，对阁臣说：“去年那个自告去南京的，仍令他回来日讲！”由此可见赵贞吉的口才实在是过人甚远。 赵贞吉不仅重视道理之学，还非常重视实用之学。当时的学者对天文历法的原理和推步都不甚了解，但赵贞吉却颇为专业。他比较强调实地观测的结果，而对于推步的数据则不大信赖。由于他的住处离观象台很近，他经常约同好去访问切磋。可能是因为他在理学上的名气太大，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不被人所知，不仅今天是这样，在当时就是如此。与他同时的一位在天文历法方面很有成就的学者叫唐顺之，当他听说赵贞吉也懂天文推步，竟然十分吃惊，并随即托人向赵贞吉讨教。 虽然赵贞吉深得穆宗信任，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进入内阁后，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使他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发生矛盾，特别是和高拱的矛盾很大。赵贞吉于是请求退休，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他的请求被批准，返回四川。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69岁时去世，赵贞吉再也没回过他在北京的住所。 （张兆裕）
神宗孝母献万寿(1)
目前故宫保存了一幅清绘《香林千衲》图，绘制的是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官员与僧人云集万寿寺，为皇太后恭祝七十寿诞的情景。画面中央便是金碧辉煌的万寿寺，两旁建筑错落有致。前面便是明清时期唯一的御河——长河。众多官员与僧人在河的两岸，聊天打偈，静待仪式的举行。河水潺潺、芳草连天，画面十分柔和，透着一股暖暖的气息。远方似乎木铎声声，随风而来。 这座万众瞩目的万寿寺，却并非始建于乾隆年间。万寿寺最初建于唐朝，原名聚瑟寺。但它得以重建与开始出名，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神宗的生母慈圣李太后出资捐建。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几乎便是一部“男人的历史”，女人的份量少得可怜。这不仅在于中国古代是一个男人主宰的社会，而且更在于中国古代正史，更是由男人来书写。所以，在数量上与男人平分秋色的女人们，在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代历史中，近乎于失声。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我们往往只能在一些笔记小说、歌曲词赋中找到仅存的一些蛛丝蚂迹。 比普通女人要幸运的是，皇宫里的女人因为贵为妃嫔，在正史中，还有一些简单的记载。那么，《明史》是如何记载重建了万寿寺的慈圣李太后呢？ 李太后本是北直隶顺天府通州一个普通的民家女子。如果不是嘉靖年间裕王府的一次选拔宫女活动，她可能将如其他平凡女子那样，浣沙织布，过完平淡的一生，也从此消失在历史的漫漫长河，而不为人所知。但命运的安排就这样离奇地改变了她的一生。在她贵为皇太后以后，关于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李伟梦到了祥云飘至他的家的传说，便广泛流传开来。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往往反映了人们对他人离奇命运的不解与羡慕，只能将之归为天命所定。 李氏被选为裕王府宫女。由于她颇有姿色，为人聪明稳重，很快便在芸芸宫女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裕王的喜爱，进为王妃，并很快为裕王产下一子。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主宰明朝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名字叫朱翊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逝世，裕王登基为帝，是为明穆宗。明穆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实际年龄尚不到9周岁的朱翊钧荣登大宝，是为明神宗，是年为隆庆六年（1572年），李氏也从贵妃变成了皇太后。 本来李氏在隆庆朝只是贵妃，不得封为太后，但由于她是神宗的生母，所以尊为太后。按照制度，生母相对于嫡母，在徽号上应有所减杀。但穆宗皇后陈氏由于无子，在隆庆年间便已迁居别宫。到了万历新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讨好神宗，于是便并尊两太后。陈氏徽号为“仁圣皇太后”，李氏徽号为“慈圣皇太后”。 由于李太后是神宗生母的原因，实际上在后宫中的权势更大。但李太后为人谦逊守礼，尽管地位已与陈太后相侔，但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以嫡庶之礼，相敬太后。神宗也在问候生母后，须到陈太后那里问安。宫中气氛甚是祥和。两宫的融洽气氛，与两太后性格温和、善良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但也与她们的出身不无关联。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后宫干政局面的出现，规定妃嫔必须要从普通民间选择，而不能从公侯官宦家迎娶。民间出身的妃嫔由于家无奥援，也无野心，所以往往容易满足，不易滋生事端。所以，明朝后宫尽管也存在一些斗争，但整体看来，都较为和睦，更没有发生后宫干政的现象。 神宗冲龄即位，自然无法独立处理政事，但明朝祖训禁止后宫干政的规定，也排除了李太后垂帘听政的可能。于是，李太后便以司礼监太监冯保负责处理宫中事务，以内阁首辅张居正管理国家大事，自己辅导神宗，居中制衡。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便是在李太后的坚定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的。只是由于她守着本份，站在历史的幕后。随着历史大幕的卸去，她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她的历史功绩，才少为人知。
神宗孝母献万寿(2)
神宗幼年登基为帝，面临着诸多诱惑，如果不善加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李太后便负责起了督导神宗的任务。神宗即位后，李太后从慈宁宫搬到了乾清宫，严格要求神宗。每个孩子都有贪玩的时候，如果神宗因此而不好好读书，便会被李太后责令长时间跪地。每到大朝的时候，李太后在天刚蒙蒙亮的五更天便叫起明神宗，让太监与宫女扶着神宗坐下，拿水为他洗脸，然后送他坐上轿子去上朝。可见，神宗尽管贵为皇帝，恐怕要比一般的官宦子弟还要辛苦得多。 习惯了前呼后拥、颐令指使，神宗难免会有一些骄奢的行为。一次，神宗在宫中玩乐，一时兴起，让太监唱首新歌给他听听。太监回答说不会。神宗一怒之下，便拿剑去刺太监。在旁边人劝解之下，神宗开玩笑似地把太监的头发割掉，以示惩罚。整个事情类似于一场孩子般的闹剧。但李太后知道后，便马上命令张居正上疏劝谏，并且让神宗下《罪己诏》，向全天下承认自己的过错。国事已毕，家法难饶，李太后又将神宗召到后宫，命他跪在地上，数落他的过错。神宗涕泣不已，请求改正过错，才算完结。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李太后几乎将神宗视为一个普通的民间子弟，严加管教，并不因为他是皇帝，而稍加宽纵。 李太后对于民间的朴素情感，是一直保留下来了的。神宗年长后，非常偶然地与一名宫女发生了关系，生下了后来的明光宗朱常洛。但神宗却碍于身份，羞于承认此事，并且长期不立朱常洛为太子。李太后知道此事后，责问神宗。神宗回答：“他是宫女的儿子”。李太后大怒，说：“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十分惶恐，趴在地上不敢起来。朱常洛因此被立为太子。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太后既然已经母仪天下，她们家自然也会相应尊贵起来。他的父亲李伟被封为武清伯（李伟便是明清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始建者）。但李太后对于自己家庭管束十分严格，家人曾经犯过过错，李太后便命太监亲自到家宣布罪过，将家人绳之以法，做到了大义灭亲。 代表清朝官方对于明代历史正统观点的《明史》在记载李太后这些事迹时，是带有十分尊敬与钦佩的口吻的。现在看来，李太后既能安邦定国，又能谨守本份，在她掌控下的万历前十余年，明朝国泰民安、宫内和睦，一幅太平盛世的景象。这样的太后，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可以讲是一位贤能的太后。 但《明史》对李太后并不全是褒奖，也有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是针对李太后尊崇佛教而发的。“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钜万，帝亦助施无算。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中国古代后妃尽管地位荣耀，生活安乐，但却不能离开京城，多数时候甚至只能整年、整日呆在宫中。她们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由于礼法的限制，宫中的娱乐活动也并不太多。时间长了，终日闷在宫中的后妃们自然觉得有些冷清与寂寞。这时能给她们带来一些外面消息的人只有尼姑了。尼姑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佛教信徒，还是后宫、贵夫人们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尼姑走门串户，巧舌如簧，不仅能够将佛教信仰带给这些缺乏信仰的女人们，而且能够将外界的生活气息传递给这些寂寞的女人们。明代后宫与尼姑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她们也大都信仰佛教，不仅在木鱼的敲打声中寻找精神寄托，而且能够让自己参加到社会娱乐中来。中国古代佛事活动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社会大众的娱乐活动，届时各种民间文艺都会轮番上演，后妃们从而在设坛做法、捐资创寺的过程中，行使一些社会行为，与外界构成某种联系，让寂寞、冷清的生活热闹起来。 在明代后妃中，李太后对于佛教的虔诚与热心是出了名的。她经常捐资创建寺院，参与法事，铺设桥梁，甚至出于慈悲心肠，希望停止死刑。万历年间明朝政府曾经打算拆毁寺院，也由于李太后的缘故，而被中止。李太后捐资建立的最有名的寺院，便是万寿寺。
神宗孝母献万寿(3)
万寿寺目前座落于海淀区苏州街广源闸西侧，隔着长河与紫竹禅寺（目前的紫竹院公园）相望。万寿寺现在早已不是《香林千衲》图中的清远模样。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来自四面八方的汽车飞速而过。人潮涌动、商机无限。万寿寺也已成为了北京市艺术博物馆办公的地方。 尽管万寿寺主体建筑目前保护较好，在2006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其附属建筑却早已破败不堪。万寿寺对岸的古建筑早已不见踪影，两旁的附属建筑也十分衰败，一墙之隔的延庆寺摇摇欲坠、风雨沧桑。上有扁额：北京市文物暂保单位。目前这个状况，如果再不对延庆寺加以保护，恐怕已经无须再保了。 即使万寿寺的主体建筑，也早已不是万历年间的旧貌，基本是清朝时候格局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乾隆帝曾经两次为其母亲祝寿，重修此寺。将全寺建筑分三路。中路由南至北依此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万寿阁、大禅殿、大士殿、无量寿佛殿。东路为方丈院。西路为行宫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再次重修万寿寺行宫，在西跨院增修了千佛阁和梳妆楼，形成了目前的格局。 经过历次重修，万寿寺最终成为集寺庙、行宫、园林为一体，东中西三路建筑毗邻，占地50亩的皇家重寺，并成为清朝皇室出游的行宫和祝寿庆典场所。慈禧太后往来于颐和园、香山与紫禁城之间，都要在万寿寺礼佛，在行宫稍事休息。所以，这里有小宁寿宫之称。因为地位重要与建筑华丽，又有“京西小故宫”之称。 由于禁止燃香，也没有了僧人，万寿寺显得有些冷清，已徒有其表。重重宫殿南北排列的万寿寺显得有些局促，这可能是历代增修的结果吧。其中大禅堂、假山、三大士殿、天王殿与钟楼是万历五年（1577年）所建，乾隆时重修，其他皆为清朝所建了。寺中仅存的五座碑刻，其中两座立于大雄宝殿之前，是乾隆御制诗碑，两座立于鼓楼之前，一为道光二年（1882年）主持通济禅师正因立的昌平乡人捐资之碑，另外一座所立年代，由于字迹模糊，已无法辨认，通过可以辨认的字迹来看，是记述重修万寿寺之事的，应该也是立于清代。在寺的后院部分，乾隆御碑亭中，有一座碑，为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其母亲寿诞所亲书。上云：“而我圣母皇太后，七秩圣辰适逢斯盛。朕将率亿兆臣庶祝嘏延洪，以圣节崇启经坛，莫万寿寺宜。乃敕内府丹垩即工，视乾隆辛未例，弗懈益虔。” 乾隆母亲之功视李太后之功，是不如的，而乾隆帝可以两次为其母大兴土木，兴造寺院，明神宗却无此气魄。这非李太后威望不及，也非神宗不孝，乃是明清王朝对于佛教态度存在重大不同。明朝是一个汉族王朝，治国思想是儒家经典，所以对于佛教具有很强的敌意，信奉佛教往往是皇室个人的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所以，每当皇室打算修造寺院、剃度僧人时，大臣多加反对。李太后出于佛家慈悲，希望能够暂停死刑的愿望被张居正否决了。同样，在明神宗出疹时，李太后曾许愿如果神宗平安度过，将大开戒坛以还愿。待神宗病愈后，戒坛之事也在朝廷出于安全的考虑下，没有能够实行。而清朝由满族建立，满族崇信佛教，又以佛教作为拉拢蒙古与西藏的手段，所以清朝历代皇帝都将佛教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清朝皇室屡次修筑寺院、大度僧人，都很少见有大臣反对。两相对照，明清王朝时代的不同，在这座寺院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正是由于清朝对于佛教的大度与重视，清朝才鹊占鸠巢，使万寿寺打上了浓厚的清朝皇室的痕迹，甚至里面观音菩萨的座像，也是李莲英模仿慈禧太后的面貌塑造的。但李太后的业绩与人格，却无法被掩盖。寺内亭亭开放的玉兰花，玉立而高洁，散发着幽幽清香，随风飘散，给万寿寺带来了女人的温柔，也给历史带来了淡淡的芳香。也许这就是女人赋予历史的柔性与善良。(赵献海)
是非纷说定陵人(1)
北京昌平的天寿山，是明代帝王的陵区。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景帝朱祁鈺，另外十三位帝王都安葬于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中的定陵，就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寝，也是十三陵中唯一已被发掘的明帝陵。从1956年5月到1958年7月，定陵的发掘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据说，定陵内神宗皇帝的棺椁打开时，里面塞满了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在红底绣金的锦被下，厚厚的道袍、中衣、龙袍，紧裹着万历皇帝的尸骨。棺椁内还放有一个内藏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金冠。在万历皇帝的棺椁旁，是万历皇帝的妻子孝端皇后、贵妃王氏的两具棺椁。后来，对万历皇帝的尸骨的复原结论报告显示，万历皇帝身高164厘米，且是一个驼背。那么，这位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曾经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万历皇帝名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享年58岁，却在位47年。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四十七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是四十八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皇帝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父亲隆庆皇帝病危，对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说：“朕不豫，皇帝你做。”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决定次年改元万历。他成了明代最年轻的皇帝。但是，小皇帝并不容易做。按照父亲的遗嘱，他必须在三位辅政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的辅助下执政，在宫中还要受太监冯保的辅助。但实际上，后来万历皇帝所能依靠的，在朝只是张居正一人。高拱被张居正驱逐了，高仪被吓得吐血而亡。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和国家，倒是无比地忠心。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在张居正的辅导下，万历朝前十年的政治、经济都有良好的改观。万历十年（1582年），自称“摄政”的张居正死了，二十岁朱翊钧终于可以亲政了。他清算了张居正，抄了张居正的家，还说要将张居正断棺戮尸，又将当初侍奉他小心谨慎的“大伴”冯保驱逐到南京。 在明代历史上，朱翊钧是以消极对抗文官体制而著名的。他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愿意上朝听政；他把大臣们送来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再发回，从而形成所谓的“留中”制度；他对于缺官的职位也不愿意增补。所以，到了他统治的末期，从中央到地方，缺官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他一心想要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继承人，却遭到几乎整个文官政府的反对。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谓争国本即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文官政府内的党争非常厉害。到万历末年，大臣们纷纷结党营私，如东林党、昆党、齐党、楚党、宣党等。他违背儒家伦理中藏富于民的理想，一心要为自己敛财，派出太监们四处开矿、收税，搞得地方骚然。他身体虚弱，又被大臣们批评为纵情于酒色财气。所以，一般认为，万历朝是明代积衰的一个时代。甚至像《明史》中就简截地说，明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亡于万历朝的。
是非纷说定陵人(2)
亲政之后的朱翊钧，很快就想到了要营建自己最终的归宿。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朱翊钧命令大臣们为他前去天寿山祖陵祭拜做准备，包括先为他遴选可以建造自己寿宫的地点。于是，当时的大学士张四维便派礼部、工部的官员，会同钦天监官员、风水先生，前往天寿山斟察。官员们选择了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作为吉壤，以备皇帝定夺。闰二月十二日，神宗朱翊钧陪着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往天寿山祭拜祖陵。但是，看过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又再看了阳翠岭、东山、圣蹟山等地，仍未选定寿官的理想地点。于是，选定寿宫的任务专门派了通政司的参议梁子琦负责。但是，梁子琦也许是太过于认真了，他先后与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钦天监官员、礼部尚书徐学谟发生争执。最后，神宗皇帝对梁子琦也不耐烦起来，罚了他三个月的工资。接下来，事情还是落在礼部和工部这两个专门负责陵寝事宜的部门头上。最后，经过多名官员的勘探，首辅申时行等人选择了形龙山、小峪山两处。小峪山后来改名为“大峪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六日，朱翊钧再带着后妃们前往天寿山，最后选定了大峪山为自己的寿宫所在地，并在次年十月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来筹建寿宫。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日，定陵正式开始营建。但是，之后立即又有一拔臣工说三道四。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个曾经靠弹劾已故的张居正而起家的人，上疏说大峪山不适合做皇帝的寿宫。三人的目的，只是想借寿宫选址来攻击内阁大臣申时行。但是，大峪山寿宫选址是皇帝亲自做决定的，内阁并没有什么责任。因此，万历皇帝下令将三人外调，寿宫仍然按原有方案营建。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定陵营建完成。整个工程费时五年，费银八百万两，相当于明代户部太仓三年的收入。 定陵的设计方案，是由当时的礼部尚书陈经邦拟定的。设计的格局是仿照朱翊钧的祖父明世宗的永陵，但外观较永陵更为宽大深邃。定陵陵园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从建筑格局上看，有地面建筑、地下建筑两部分。地面建筑是模仿皇宫外朝的格局；地下建筑则是模仿皇宫的内廷部分。地面建筑中的祾恩殿、明楼和宝顶，相当于皇宫外朝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地下玄宫有前殿、中殿、后殿，左右配室，相当于皇宫内廷中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东西六宫。整个地下的玄宫，是用青白石和汉白玉砌成，不设梁柱，全部采用双曲拱券形式。皇帝与皇后的棺椁，就是安放在后殿中。因此，后殿是地下玄宫的主体部分，较其它部分要高大宽敞。正是在这里，汉白玉制成的宝床上，安放着万历皇帝、王皇、恭妃王氏三人的金丝楠木棺椁。棺椁的两侧，照例搁放着盆、盂、碗、盘等生活用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继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便在九月初一日随着他的父亲去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神宗的玄宫内的谥册上，却写着九月初四日“孝子嗣皇帝臣常洛稽首百拜上言”。该年十月，将万历皇帝安葬于定陵的，是他的孙子朱由校。这一年的十月，连年号都已经改了。因为，从1620年的八月起，为纪念朱常洛，改年号为泰昌。 （陈时龙）
贡院春秋思江陵(1)
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围的胡同，分别叫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以及贡院头条、二条、三条等名，而且以前还有三条和贡院有关的胡同，即鲤鱼胡同、笔管胡同和驴蹄子胡同。这个片区所在，就是明清“贡院”旧地。 明清的科举考试，每隔三年要会试一次，会试是在春二月，所以叫“春闱”。会试考三场，每场三天，从初九日考到十七日。参加考试的是全国的举人，考中的称为“贡士”，再到紫禁城的中和殿由皇帝面试。考取的叫“进士”，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员”，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并刻名于国子监的石碑上。北京的贡院又为顺天府乡试的考场，乡试也是三年一次，考试是在秋八月，故叫“秋闱”，也是在初九日到十七日。乡试的考生是由童生经县、府、院三试及格成为“秀才”，秀才应乡试，及格者为举人。全国的举人在第二年春天集中到北京会试。 贡院是古代明清时期的考场。在贡院发展史上，明万历间大学士张居正为它的扩建修葺值得一提。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在张居正任首辅时，对于当时国力匮乏等问题，张居正认为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于是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这种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减苏松地区和应天府织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亩声势最为浩大。清丈田亩的措施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从而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使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得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他逝世后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才得以平反，复官追荫。 在张居正一系列兴革举措中，他对北京贡院的修葺扩建的扩建较少有人注意。 贡院在北京城东南隅，本为元朝礼部旧址。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改为贡院。因当时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四周围起先是用荆棘围成的墙。大门五间，称为“龙门”，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东西两旁则是低矮的考棚，又叫“号棚”，贡院的四角还有瞭望楼。贡院里的监考很严，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考试的答案或提纲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待试题发下来，明远楼上响起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因当时还没有钟表，就以点香为计时。
贡院春秋思江陵(2)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乗巡视官员未提防时登髙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 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门朝南向，门前立有三个门坊，左边的门坊称“虞门”，右边的称“周俊”，中间的称“天下文明坊”。内有两道重门，左右各一，以备稽查。再进去又有一道龙门，实寓“鲤鱼跳龙门”之意。穿过龙门直甬道，则是明远楼。在贡院的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监察之用。自东向西共有号舍七十区，每区有七十间。将号舍原来的木板屋改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再往北走，中间为至公堂。堂分七楹。至公堂以东有一间供监察之用，再往东有三间供弥封试卷以及供给的场所。至公堂西面为对读誊録场所，共两间。至公堂后面为燕喜堂，有三楹。自东向西，有室凡十六楹，供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有二十三间经房相连，供同考官居住。
贡院春秋思江陵(3)
万历的这次贡院重修，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春试和秋试，直至明亡，贡院都未再大修过。清人入关，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京师的科举考试仍然在明代贡院原址上进行。只是明代建的三个门坊分别改名：中门改为“天开文运”，东门改为“明经取士”，西门改为“为国求贤”。到了雍正时期，贡院有所修补。乾隆年间，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还亲自去视察，并留有:“从今不薄读书人”的诗句。清末废除科举，贡院改作他用。近几十年，随着北京城的发展，现在的贡院只剩下被改造过的两个四合院，均已破旧不堪，与四围的中国社科院以及供富豪居住的“贡院六号”等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胡吉勋）
西海临风吊李贽(1)
在北京城周围，明人的陵墓众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贽墓。三百年来，沧海桑田，李贽墓也历经风雨，几经迁移，但终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保存下来了。 李贽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晋江，而他最后选择北京通州作为人生的归宿，说到底，与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思想家，李贽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李贽却对孔孟之学及后世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个封建时代，可谓空前绝后；同时，李贽还对许多历史问题，作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评价。由于被统治者和道学家们视为异端，李贽四处不得安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此时他已75岁。 李贽这次是从河南商城的黄蘖山而来，奉同他前来的是通州人马经纶。1600年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麻城龙湖，准备在那里以终天年。而麻城的反对者对他的归来，非常恼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们纠集人众，以维护风化为名，捣毁了李贽的芝佛院。李贽只好逃往黄蘖山的朋友处。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马经纶来到黄蘖山访问李贽。马经纶本想在武昌为李贽建一安身之所，但后来考虑到武昌也是恶人聚集的地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到通州时，李贽已是病魔缠身。连年的东奔西走，风波险阻，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躯，就更显老态。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满乐观。面对病魔，李贽还是李贽，还是那个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会轻易倒下。马经纶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贽在马家一边养病，一边仍旧读书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这一易学著作的最后修订，这是他一生无数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书。 通州，原不是李贽心目中的终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黄安作为归宿；黄安不成，改为龙湖；龙湖不成，不得已来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认定了通州，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百年之计，就在盘山了！”事实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就是李贽。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贽自感来日无多，便写下了《李卓吾遗言》，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 也许，命运之神不允许一位斗士就这样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许，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击一次醒世的警钟。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1602年春天拉开了帷幕。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在恶势力的支持下，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上奏弹劾李贽，诬蔑李贽有三大罪状，一是惑乱人心；二是行为不端；三是败坏风习，他说，李贽现在移居通州，他一旦进入京城，就会像在麻城一样蛊惑人心。请求惩治李贽，并焚毁其书籍。明神宗令五城兵马司严拿治罪。于是兵士马不停蹄直奔通州。 这时的李贽已重病在床数月，对外界的这一切毫不知晓。当听见门外的喧哗人声时，他便问匆匆进门的马经纶，马经纶回答：“兵马司来人了。”李贽一下就明白了，他迅速下床，只迈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便大声说：“他们是为我而来，快给我取门板来！”于是他躺卧在门板上，高声说道：“快走，我是罪人，不能停留。”于是他被人抬着，向外走去。 此刻，马经纶显示出了燕赵之士的侠肝义胆，坚决要与李贽同行。李贽阻止道：“被革职者不许入京，这是制度，而且你还有老父在。”马经纶说：“朝廷把您当作妖人，那我就是窝藏妖人者，要死我们就一同死，绝不能让您去坐牢我却留在家里。”于是他们一同离开通州城。就这样，李贽在这个迟到的春天里，被抬进了北京城，投进了监牢。 第二天，兵马司的一个指挥审问李贽，李贽被架着胳膊拖进大堂，由于无力，他躺卧在冰冷的石阶上。指挥问：“你为什么写坏书？”李贽答：“我著书甚多，白纸黑字，它们对圣教有益无害！”指挥对李贽的倔强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西海临风吊李贽(2)
按照李贽的情况，顶多是发回原籍，不会治其他的罪，但却迟迟没有处理结果。对李贽来说，被自己的敌人投进监狱却无力反击，这本身就是耻辱和遗憾，而重病使反击的可能变得更加渺茫，这是他所无法容忍的。实际上，就他的性格而言，不论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他都会以死作为最后的抗争。1602年的三月十五日，李贽在狱中以剃刀自刎，次日逝世，终年76岁。一代奇人，用壮烈的死，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也向后世控诉了封建专制的黑暗。 李贽死后，马经纶将李贽葬在通州城北三里的迎福寺西，其葬式完全依照李贽在《李卓吾遗言》的吩咐。墓高一丈，树碑二通，周围种满白杨…… 李贽一生四次到北京，通州之行是最后一次。 李贽第一次来京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目的是求官。但他只是举人出身，求官十分不易。李贽后来追述首次来京的情景：“在京师住了十个月，得不到位置，钱快用光了，只好到塾馆中教学生来养家，又教了十多个月的书，才得到一个空位置”，也就是说，在失业近2年后，到了1563年他才重新有了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北京国子监博士，仍是教书。此前李贽做过河南共城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都是教官。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已经40岁的李贽来到北京，担任了礼部司务，这是他第二次来京，也是他在京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次。礼部司务是一个隶属于礼部司务厅的九品小官，相当于干事或文书，负责办理一些具体的事务。在这个职务上，李贽一直做了四年，直到隆庆四年（1570年）他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为止。礼部司务是一个穷官，经济上所得极为有限，但李贽却不以为意，他把求“道”（关于人生的真学问），作为来京的目的。这是他此前多年的追求。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同僚李逢阳、徐用俭的影响下，李贽终于认识和接受了流行的阳明心学。在接受心学之前，李贽所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思想，在这样的思想范围里，他不可能创造不朽；因此可以说，心学的接受，是李贽叛逆思想的发端。而这，又与北京是分不开的；当然，他人生旅途中的更大坎坷也是从这开始的。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71岁的李贽第三次来到北京。 李贽这一次是路过，他要等待他的另一个朋友焦竑一同前往南京，商讨他的著作《藏书》的出版事宜。《藏书》是他在山西改定的一部历史著作。 李贽寓居京西极乐寺，此时正是深秋时节，他不以诗词见长，但面对久别重逢的京师秋景，还是吟出了“时逢重九花应醉，人至论心病已苏；老桧深枝喧暮鸦，西风落日下庭梧”的诗句。秋尽冬来，冬去春回，李贽在极乐寺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第一天，大雪纷飞，漫天皆白，他在《元日极乐寺大雨雪》中写道：“万国衣冠共一新，婆娑独占上方春；谁知向阙山呼日，正是花飞极乐辰。寂寂僧归云际寺，溶溶月照陇头人。年来鬓发随刀落，欲脱尘劳却惹尘”。诗的后两句，写的是他的烦恼，而这严酷的现实，与“万国衣冠共一新”的新气象是那么遥远，这令他十分的感慨。这年春末，李贽与焦竑一同乘船，顺运河南行，离开了北京。 通州迎福寺西的李贽墓一直保存了350年，1953年，卫生部在该地建造北京结核病医院，将墓迁走。其后又几经迁移，终于在1983年将李贽墓迁至通州西海子公园内。当年焦竑题写的“李卓吾先生墓”的石碑仍树立在墓前。 （张兆裕）
慕义立言利玛窦(1)
在明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史上，耶稣会士利玛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北京则是他获得这一地位的最重要“平台”。如今的北京，还保留着许多与利玛窦有关的遗迹。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字西泰，1552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马塞拉塔城，1571年在罗马加入耶稣会，自愿到远东传教。1577年他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同行十四人，次年三月乘船从里斯本出发，九月到达印度果阿。1582年4月利玛窦与巴范济被耶稣会负责远东教务的观察员派往中国协助罗明坚传教。他于1582年（万历十年）8月抵达澳门，第二年他们被两广地方当局获许在肇庆居住。1589年（万历十七年）利玛窦又迁居韶州，以后又到达南京。不久被逐出南京，暂避江西南昌传教。传教团考虑到如果不被明朝皇帝所接见，想长期居留在中国进行传教几乎是不可能的。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重返南京，开始了到北京传教的努力。 利玛窦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得到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资助和护送。他们从南昌出发到达南京，又从南京起程沿水路北上，于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9月17日）到达北京。在北京，他们获得的一项重大收获，是终于弄明白了他们所在的中华帝国，就是某些书中称之的契丹，而北京就是所谓的汗八里城。利玛窦立刻寄书印度和欧洲，建议修改地图。因为欧洲人一直认为契丹位于中国长城以北，是另一个国家。在北京，利玛窦等人住在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的府中。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援朝抗倭战争，明神宗拒绝接见利玛窦一行。一个月以后，利玛窦等人被迫返回南京。 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玛窦等人又一次从南京启程去北京。船靠济宁时，利玛窦在漕运总督刘东星家中又一次见到了李贽，并向他们传播了基督教的教义。与他们的交谈，使利玛窦感到完全是在欧洲的家里，或与好友在他的教会的教堂中，而不是与异教徒在一起。 在天津，太监马堂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行李，并将其看管起来，拜见皇帝又变得遥遥无期。六个月过去了，正当传教士们度日如年的时候，一天，明神宗忽然想起一份奏书中提到的利玛窦要献给他的自鸣钟，于是下旨命传教士们进京。他们到达北京是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献给皇帝的礼物中有：圣母像、基督像、十字架、自鸣钟、《山海舆地全图》、三棱镜、古翼琴、印度棉布、粗羊毛布、玻璃制品、日晷、砂漏、《世界现状》等。明神宗第一次看到了耶稣受难的十字架，惊奇地高声说：“这才是活神仙！”据说他选择了一个最小的耶稣受难十字架，放在他的房间里。神宗很快派太监田尔耕接见了利玛窦，并询问进呈礼物给皇帝的目的。利玛窦等人特别向太监介绍了自鸣钟，并愿意教会中国人对这些钟的操作。于是明神宗指派了钦天监的四名太监学习自鸣钟的管理。三天后钟被送到皇帝面前，明神宗非常喜爱，把一座小钟放在自己的面前。神宗命工部在御花园为最大的钟建一座钟楼。 这时神宗已经多年不见大臣了，虽然也想见见这些异国人，但是孤僻固执的性格，最终还是让他放弃了召见的决定。不过他派了两名画师画了两个神父的全身像，神宗见后，说：“嗬！嗬！一看就知道是回回人。”太监告诉他，他们不是回回，他们吃猪肉，是欧洲人。神宗出于好奇，想进一步了解欧洲君主如何穿着，问他们是否带来了皇宫的模型？神宗命画师按照利玛窦等人献上的描写圣经故事的画，绘制成一幅更大的画。利玛窦等人还呈上一幅画有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广场以及威尼斯共和国旗帜的画。 几天后，皇帝又派了四名太监来向神父们学习演奏古翼琴，因为古琴也是献给皇帝的礼物之一，它是钢琴的前身。后来庞迪我神父每天进入皇宫给太监上音乐课。音乐课上了一个多月，被演奏的外国乐曲配上中文歌词。利玛窦又亲自编写了八支歌曲，称之为《西琴曲意》八章，内容涉及伦理道德，是教导人们具有良好品行的抒情诗，还引用了基督教作家的话加以说明。这些歌曲非常受文人士大夫的欢迎和赞扬，人们认为皇帝应该以歌曲中提倡的道德去治理国家。
慕义立言利玛窦(2)
利玛窦等人很快认识了皇宫里所有重要的侍卫，并与一些人建立了友谊，又在官员中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在这段时间里，对他们帮助最大的，莫过于时任吏科都给事中的东林党人曹于汴。他主动先去拜访了利玛窦。当利玛窦问他怎么会首先来访问象自己这样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人物时，曹于汴回答道：“因为我从某些途径听说你是一位模范人物，传播一种教导人们如何正当生活的教义。” 由于没有事先到会同馆报道而迁怒了该衙门的官员，提督会同馆的主事下令将传教士统统拘上公堂审问，并且明令他们住在会同馆中。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正在准备请求在北京建立传教点的利玛窦等人当头一棒。因为会同馆将按外国人来对待他们，而外国人是不能长期居住在北京的。利玛窦等人按例被召入皇宫，向皇帝的龙椅行了跪拜礼。又拜访了礼部右侍郎朱国祚。朱国祚详细了解了他们到中国来的目的。这次利玛窦等人索性公开大胆地声明，他们是被派到中国传播上帝的教义的，并希望永久居住在北京。朱国祚为此上奏皇帝，但是一月过去了，杳无音信，于是礼部决定再上奏章。奉命管理自鸣钟的太监也希望耶稣会士们留下，因为如果钟发生故障，会受到神宗的责罚。 在科臣曹于汴的干预下，利玛窦等人从会同馆中迁出，住在城内。派了四名差役，隔五天给他们送去生活用品，还派了一名差役供日常使用，这样，耶稣会士们又获得了自由。曹于汴再次修改了奏章，礼部第三次上呈神宗。这次总算得到神宗的口喻，即：他们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并且不愿再听到让他们回到南京，或遣送回国的建议。同时朝廷还四个月发放一次生活津贴，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即使在欧洲也如此。 皇帝批准利玛窦等人以个人身份在京城居住，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前来访问利玛窦等人的士大夫越来越多，其中较著名的有内阁首辅沈一贯、刑部侍郎王汝训、兵部尚书萧大亨、礼部尚书冯琦、吏部尚书李戴、礼部侍郎杨道宾和郭正域等。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早在南京就与利玛窦相识，入阁后又在北京的家中两次款待利玛窦，他有《赠西国诸子》诗，充分肯定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意义：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蹑屏历穷荒，浮槎过弱水。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多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 由于宫中的自鸣钟又出了故障，神宗命令拿到耶稣会士的家中去修理，于是好奇的百姓蜂涌而至。神宗觉得不成体统，于是钦准神父们一年可以进宫四次修钟，而后来实际上变成可以随意出入皇宫了。 利玛窦等人在京期间极力宣传基督教，他们的住所向所有人开放，与他们相识的还有皇亲国戚，甚至扩大到普通穷人，时常有下层群众来拜访。在北京有两个明朝的官员皈依了基督教，一个是湖广佥事冯应京，另一个是在工部任职的李之藻。 冯应京因反对税监陈奉而闻名于世，在任时，就曾派他的学生刘元珍请教当时居住在南京的利玛窦。冯应京被械送入京，利玛窦在他入狱前看过他。狱中三年，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友谊。冯应京重印了利玛窦神父的《交友论》，并为书写了序言；还印了所有可以搜集到的神父们的著作，其中有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冯应京允许仆人自愿领洗，自己则在狱中虔奉着神父们送给他的十字架。出狱后，他本来想立即洗礼，但又怕招惹事非，决定回南京受洗；然而到达南京后几天，便病逝了。 当时在京的李之藻，看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十分惊讶，于是开始向利玛窦学习地理学、数学和天文学，他重新绘制了一幅近两平方米的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还出资刊印了利玛窦的《教义问答》，分赠友人与百姓。几年后，他也接受了洗礼。
慕义立言利玛窦(3)
万历三十年（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会见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另外两人是徐光启和李之藻），那一年，杨廷筠奉旨进京正准备接任湖广道监察御使一职。九年以后，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他在杭州领受了洗礼。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在北京获得居住权后，基督教在中国从南到北，依次有了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五个居留点，特别是在北京的定居，使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徐光启到北京参加会试，他进京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教堂（神父们自用的小教堂），行忏悔礼和领圣餐，据说他在领圣餐时竟虔诚地留下泪来。徐光启这次还把他七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也带到北京，想争取让老人在有生之年也皈依基督教。经过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老人终于在逝世的前一年受了洗礼。万历三十二年是会试之年，各地举子汇集京城；这一年又是外察之年，外任官都到京城朝觐，传教士们利用这个机会与各地官员、士子及商人结交，扩大基督教的影响。 在北京，传教士们靠租房子住了六年，最初住在宫门附近，后来为了侯命随时入宫修钟而住在钦天监；从会同馆迁出后，仍租房居住。他们一直在选择可以修建教堂的地方，最终看中了顺城门（北京市宣武门东）附近一处面积宽敞的宅院，于是找来在京的一些朋友共议此事，徐光启也在其中，还帮助凑足了买房的钱。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8月27日，传教士们迁入新居，接着，他们修建了一间正式的礼拜堂，从此，北京有了最早的基督教的天主教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堂”。教堂中陈列有千里镜、地球仪、简平仪等天文仪器，以及龙尾车、砂漏、自鸣钟、天琴等。上至士大夫达官，下至普通穷人，各阶层不断有人登门“领教”，这一年在北京受洗的教徒超过了200人。利玛窦还专程去过北直隶保定府的乡村考察，发现在他们到北京之后的一年中，这里已经有150多名信徒加入基督教，而且人数正在增多。 徐光启进一步向传教士提出，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经利玛窦与徐光启为时一年的共同努力，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被译成中文。徐光启将六卷合印成一册出版，并为其写了《译几何原本引》和《刻几何原本序》两篇序言。《译几何原本引》是以利玛窦神父的名义撰写的，该书的出版，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种新的科学的推演方法开始被中国人所接受。同年，他们又合编《测量法义》。通过向利玛窦学习数学和天文学，李之藻编译了《浑盖通宪图说》，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写成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的著作。利玛窦又与他合译了《同文算指》并合著了《乾坤体义》。 万历十一年（1583年），从利玛窦在肇庆第一次将标有经纬度的《坤舆万国全图》展示给中国人后，这幅地图在二十多年中广为流传，它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整个世界。这次又通过太监呈献给明神宗，神宗将其看成是装饰品，十分喜爱；下令以织锦的方式复制十二幅，每幅用六扇大屏风装成，他要把它们送给他的皇子和亲属。 利玛窦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30日病卧在床，11日临近黄昏时逝世，终年五十八岁。按中国的习俗，棺材用沥青密封，停放在教堂中。丧葬费用和棺木由李之藻出资。教徒中有人建议向皇上请求赐给利玛窦神父一块墓地，这样做还可以使教会和基督教在中国更加合法化。奏疏以庞迪我神父的名义上呈，由李之藻为之润色。在都御使孙玮和翰林院官员的帮助下，奏疏很快转呈皇上。他们又请叶向高与另一位内阁官员从中疏通。叶向高认为，仅就翻译《几何原本》一书的贡献，就应该赐予墓地。神宗让礼部复议，礼部根据《大明会典》的有关规定，认为可以同意庞迪我等人的请求，赐予一处无人居住的土地以安葬利玛窦。最后选定阜成门外二里沟的“仁恩寺”。由龙华民神父设计，通过对寺庙的改造，建成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座墓地。北京的地方长官顺天府丞黄吉士，为了表示对死者的敬意，亲书“慕义立言”匾额，放于利玛窦神父的墓上，还为此组织了一个隆重的送匾仪式。
慕义立言利玛窦(4)
移灵时，以巨大的十字架作前导，京城中的大批信徒随行在后，他们举着点燃的蜡烛。徐光启亲自为利玛窦下葬，并落下了悲伤的泪水。以前耶稣会士死后，通常安葬在澳门的公墓里；而这次利玛窦被赐葬在京城郊外，成为轰动一时之事。利玛窦实现了他生前“将成为第一批死在中国的人”的诺言，他在北京居住九年，是他中国传教生涯中的最重要的时期，他的《中国札记》记载了他在中国二十八年的所见所闻。 利玛窦等人将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技术带到中国，也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揭开了中西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明末竟陵派诗人谭元春曾到利玛窦墓前凭吊，写下了《过利西泰墓诗》： 来从绝域老长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挟山越海事非难。 私将礼乐攻人短，别有聪明用物残。行尽松楸中国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历时近四百年，利玛窦神父的墓仍完好保存在今北京行政学院校园内，墓碑上“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的字样历历可见。 （张宪博）
托塔天王李三才(1)
明代的名人不计其数，但除了皇宫里的帝王公主，出生在北京的名人则少而又少，明中叶有李东阳，晚明则非李三才莫属。李三才在晚明声名卓著，算得上是老北京人中的佼佼者。因此，虽然他在京城留下的遗迹已经难以寻觅，但若提起明代的北京人，他却是个不能不说的人物。 李三才，字道甫，号修吾，祖籍陕西临潼，世代为武功右卫的军官。因其祖父调卫燕京，其父移家至顺天府通州的张家湾（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李三才生于北京，登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户部主事。李三才年轻时就很有抱负，曾与南乐（河南南乐）魏允贞、长垣（河南长垣）李化龙相约立志，一定要为国为民干出一番事业。 在户部，他与同僚顾宪成、赵南星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还共同参与《万历会计录》的编纂，这些对日后他与顾宪成等人形成某些共识不无关系。李三才对顾宪成十分尊重，他说当初自己“少年寡识，间尝嬉戏”，顾宪成对他“事事提驚，时时惊觉”，常正色劝戒并勉励他努力学习，建议他先熟读诸子百家，潜窥古人检身之精，再博览诸史，历观古人康济之略，因此他认为顾宪成“名为益友，实则严师”。后来李三才被谪离开吏部，顾宪成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被削籍，然而三十年中，他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顾宪成逝世，李三才亲作祭文以表哀思。 万历十一年（1583年）阁臣张四维、申时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金榜题名而舞弊科场，御使魏允贞上疏抗论他们“不当以甲第私其子”，蹈故相张居正之覆辙。明神宗非但不追究张、申的行径，反而严旨切责魏允贞，并将他降为外任。李三才为此鸣不平，上疏为魏允贞辩护，也被贬为山东东昌府推官。这件事使李三才在朝野声誉鹊起。不久又升他为南京礼部郎中。恰逢魏允贞、李华龙、邹元标也在南京任职，他们经常相聚在一起，探讨国计民生之事。以后又调回山东任佥事。在山东任上，他治尚威严，深得民心，二十年后老百姓对他仍思念不已。再到河南任参议、进副使，两督山东、山西学政，擢南京通政参议，召为大理寺少卿。李三才自万历二年（1574年）“束发登朝”以来，至此已为官二十五年。他阅历广泛，经验丰富，对地方民情有深入的了解；与那些迂腐、循规蹈矩的官员相比，李三才则显得机智而有魄力。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五月，李三才以右佥都御使巡抚凤阳等处，三十年（1602年）三月，总督漕运，仍兼凤阳巡抚，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为左副都御使，照旧任事，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加户部尚书。所谓“凤阳等处”，指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今合肥市）、凤阳府四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三州和该地区的一些卫所。漕运是明廷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因此总督漕运是一项重要的职务，万历七年（1579年）以后漕运总督还监管运河河道。李三才坐镇淮安，人称“淮抚”。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以后，明神宗派遣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搜刮民财。李三才所管辖的地区，是南来北往的要道。千里之内，自北而南，“榷税则徐州陈增，仪真暨禄、盐课则扬州鲁保、芦政则沿江邢龙”。他们雇用一批地痞无赖，伪造印符，所到之处如同抓捕逃犯一样，并且公开进行掠夺。其中以陈增尤为横行猖獗，甚至还多次侮辱当地的官员。李三才对这一弊政深恶痛绝，他不惧权势，坚决予以抵制。他采用机智的办法，买通狱中死囚，让他们将陈增的爪牙说成是自己的同党，然后一一将其捕杀。这种隐蔽而有效的制裁一直持续到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增死为止，沉重地打击了陈增的气焰。据说陈增每次见到李三才，畏于他的威容正气，“汗必沾背”。安徽歙县人程守训，花钱在朝中买了一个内阁中书舍人的官职，充当陈增参随，为虎作伥，却唯独惧怕李三才而不敢到淮安来。李三才上疏奏劾他，得赃数十万两。程守训被铲除，远近人心大块。
托塔天王李三才(2)
对矿监税使年复一年的大肆掠夺，朝中官员不断有人上疏反对，其中以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五月所上《请停税矿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神宗：“皇上爱珠玉，人也爱温饱；皇上忧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秕斗升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安！”他还说，“四海脂膏，横填帑藏”，实乃“国家所以受病之势，与国家所以致乱之机如此”。言辞激烈，如同声讨之檄文，为当朝臣子中所仅见。疏上之后，神宗置之不理。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重，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下诏罢矿税，第二天却又好转，急忙追回成命。李三才又上疏陈述国事将危，请亟下前诏，但神宗根本不听。 大运河清口一段（今属淮阴市）河水干涸，漕船不能通行，李三才建议挑浚建闸以输运道。工程预算需要二十万两白银，靠朝廷财政拨款难以申请到，于是李三才请求将漕粮留下，暂时以济大工。这一建议遭到户部督储侍郎赵世卿的极力反对。万历三十七（1609年）年二月，李三才只好称病离职，神宗立刻批准。而朝中正直官员如淮扬巡按御使崔邦亮、巡漕御使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使史学迁、袁九皋等纷纷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但神宗不予理睬。皇帝不更改决定，李三才不得不离开淮安到达徐州。他上疏催请新官接任，却没有人到任。正好这时赵世卿的职位被侍郎谢杰所代，谢杰又上疏要求挽留李三才，神宗命李三才仍供原职，等待接替者到来，大概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以后一直没有派人来。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皇孙生，神宗一时喜悦，下诏撤并矿监税使，“释逮系、起废滞、补言官”，而实际上却没怎么贯彻落实。李三才认为内阁首辅沉一贯推行不力，上疏指责神宗“一时喜心，故旋开旋蔽”；又说沈一贯顾虑次辅沈鲤、朱赓与其争权而阻止新政。神宗看后大为震怒，严旨切责，罚李三才官俸五个月。三十五年（1607年），派驻在仪征的税使暨禄死，李三才又请尽撤天下税使，神宗不听，又命扬州的鲁保兼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里居的顾宪成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讲学，一时间退居林下的士大夫闻风响附，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臧否人物，朝中政治倾向相同的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名声大震。李三才与顾宪成的友谊由来已久，彼此对对方的人品、学问和才干都深信不疑。李三才上疏劝戒神宗，不要因诸臣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就永不听用，希望重新起用顾宪成等人，对此神宗却不置一词。 淮、扬地处南北要冲，过往宾客仰慕李三才的盛名，纷纷登门拜访，李三才也倾心结纳；因此他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史称他“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如他所用的吏员都是有才之士，为了避免手下官员贪赃纳贿，他于常俸之外，尽量给予补贴，这方面他不惜遣赠成百上千的银两。之所以有如此财力，在于他不卑货殖，擅长经商，精于运算，因而获利甚丰，为此很多人愿意追随他或与他结交。在位之时，行事如“雷轰电掣，雨注风飚，令人有不可测者”，因此士大夫都十分推崇他，被誉为“豪杰而有圣贤之资”，有识之士认为，假使予以大任，治国未必不是管仲、乐毅之才。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内阁缺人，有人建议不应该只用翰林出身的词臣，也应该选用外任官员，目的在于推戴李三才进入内阁。不久都察院都御使也告缺，需要从本院官员中内选。李三才在外僚中政绩突出，功高望重，两个职位都有希望被选中。于是围绕李三才进入内阁和升任都御使之事，朝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浙党人士工部主事邵辅忠、给事中刘时俊、御使徐兆魁、乔应甲等死力相攻，极力阻止李三才入选，诬劾他私藏白银数百万两，攻击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列数了“贪、伪、险、横”四大罪状。李三才一反官员受劾自当辞职的惯例，“盛气陈辩，不自引去”。经过长达半年多的激烈争论，保举李三才的官员以绝对多数压倒反对派。这时久居林下的顾宪成也写信给李三才，寄厚望于他，认为他“有大才，最能办大事”；并说，就目前的时局看，“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他寄书内阁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又致信吏部尚书孙丕扬，为其洗雪怨枉。与李三才一向交好的御使吴亮（吴中行之子），为了加强李三才入阁的声势，将这两封信公开誊抄在邸报上，并派人递送到在京的各个衙门。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对派见信后大哗，他们又开始攻击顾宪成和东林书院。指责顾宪成出位建言，遥执朝政。徐兆魁上疏诬告东林于浒墅小河之上私设税卡，征收船钞，为书院聚敛资金；而且讲学时必谈时政，还时常干预地方官员的决策。至此，李三才入阁之争发展成东林党与浙党等反对派之间的一场政治斗争，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继而乔应甲又列出李三才“十贪五奸”之罪。在这种情况下，李三才为了顾全大局，平息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乞休，但久不得命，索性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二月自动离职归乡。一向是非不明的神宗对此竟也不置可否，这位风云人物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