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的讲话摘要和她的照片刊登在《生活》杂志上。旁边还刊登了另外一些人的讲话摘要。希拉里讲话摘要的语调似乎极其温和。因为这份由韦尔斯利学院公布的讲稿，已经把那些敏感的诸如“越战”之类的字眼剔除掉了。
希拉里从韦尔斯利学院毕业时，踌躇满志，名声四扬，甚至远远超过原先雄心勃勃的向往。她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注意。而早前她在电视节目“校园天地”答问比赛中取得的成功，也为她的韦尔斯利学院带来了骄傲。她随后进入名声比该校更大的耶鲁大学。
决定到耶鲁法学院继续深造应该算作希拉里毕业那年的第三件大事。她认定自己要做一个律师，她认为利用法律体系来促进改革能够给穷人以更多的帮助。谢克特教授认为耶鲁是合乎逻辑的，适合希拉里的兴趣。他说：“耶鲁并不太注重教人怎样作为律师来挣大钱，它的重点主要是法律的哲理和原则。”
她曾考虑上哈佛大学法学院，但后来转变为上耶鲁大学，部分地是由于耶鲁大学看重政治哲学，部分地是由于她曾同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她同时收到了哈佛和耶鲁的录取通知，选择这两所知名度差不太多的学校中的一所就读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她举棋不定，左右徘徊，直到参加了哈佛学院的鸡尾酒会并在会见过哈佛一名大名鼎鼎的法学老教授后才最终打定了主意。
希拉里向《阿肯色新闻报》叙述道：“我曾见过一位非常卓越的法学老教授。我的一位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朋友(把我介绍给老教授时)说，‘某某教授，这是我的朋友。她正在设法作出决定，明年究竟是来这里上学呢，还是上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其他大学。’
“这个个头很高、模样威严的教授有点像《空忙一场》一书中的人物。他低头看着我说：‘可是，首先，我们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第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女人。’这使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不管怎么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耶鲁，那位教授也是一个原因。”
谢克特1968年10月写给耶鲁大学法学院招生办公室推荐希拉里的信热情洋溢，他在信中写道：“我在韦尔斯利学院任教了七年。七年来，希拉里·罗德姆显然是最杰出的女学生。我对希拉里和她的未来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她具有为美国社会作出出色贡献的智力、个性和品德。”虽然谢克特的话看起来有夸大之嫌，但是希拉里在以后的岁月里将逐渐证明，谢克特的评价是毫不为过的，耶鲁大学法学院对她而言只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个训练基地。
谢克特说：“她上法学院，并不是为了赚钱或成为一名公司律师，而是为了利用法律领域中的技能和机遇，去影响社会的进程。”
希拉里自己则这般解释自己对于去向的选择：“在长大成人以前我始终有一种既包含个人机会也包含社会责任的中心思想：像我这样幸运的人对社会是负有义务的。”
需要顺便一提的是与希拉里约会的希尔兹虽然也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但他与希拉里的关系逐渐地由恋人转变为朋友，这对于希拉里与克林顿的相遇相识相爱绝对不是无关紧要的一笔。
对希拉里·罗德姆来说，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是又一次求知新旅程的开端，也使她准备好开始进行富于浪漫色彩的冒险活动。正如谢克特所预言的，浪漫和理智相结合，结果当然会令人注目。
在耶鲁，她的天空更为广阔，她在那里遇到许多对她终生有影响的人，从而使得如烟往事成为序幕，浪漫的、戏剧性的耶鲁之恋才开始粉墨登场，演出一段令希拉里刻骨铭心的恋情。
耶鲁大学向希拉里张开了怀抱，她期待着再一次羽化成蝶的机会，她比其他人更为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比尔·克林顿。
第三章 耶鲁之恋一、邂逅克林顿
1969年秋耶鲁大学法学院共录取235名学生，希拉里是其中27名女生之一，她的聪慧、美丽、热情使她像在韦尔斯利一样赢得了众多的关注与支持。在韦尔斯利，她吸引了那些喜欢辩论的女生围绕在她身旁，而在耶鲁，他吸引了男生，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对她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比尔·克林顿。
希拉里与克林顿第一次的秘密接触是在上政治和公民自由课的时候，穿着法兰绒裙子，戴着副厚眼镜却不失漂亮的希拉里吸引了克林顿的目光，他跟在希拉里后面走出教室。他紧跟着她，但未能鼓起勇气同她讲话。这个以前从未胆怯过的小伙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胆怯起来，他对自己的举动感到惊讶，仿佛这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女子有使他胆怯的某种东西。但他不知道的是希拉里也早已注意到他了。当时是在法学院的休息室内，克林顿正在滔滔不绝地演讲，企图说服他的同学们：阿肯色是个不错的、值得一游的去处。希拉里听到他吹嘘说他的家乡出产“世界上最大的西瓜”。克林顿的少年时代是在霍普度过的，当地被称作是“世界上的西瓜之都”。每年那儿还举办西瓜节，出产的西瓜果然大得惊人，只不过未必如克林顿所说的那样。
“不仅如此，我们这里还培植世界上最大的西瓜。”这句话后来导致了希拉里人生的转折，虽然她当时并不知道。她转身朝这个讲话的人看。
她问一位朋友：“他是谁?”
这位朋友耸了耸肩说：“他是阿肯色州的比尔·克林顿。那是他讲的话。”
希拉里向这个漂亮的、愉快的男子偷偷看了一眼，从此心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过后，她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天比尔说过的话和他的神情。
以后，克林顿一直远远地盯着，远远地追随着希拉里。接连几天，希拉里老觉得背后有双目光炯炯的眼睛盯得她背上发热。她内心波澜起伏，但外表又异常平静，对于这个神秘的男子，同样充满好奇心的希拉里相信如果两人有缘终会有机会交谈并结识的，她和他都充满了无限期待。
他们在一个春天的某个晚上开始了有纪念性意义的第一次“交锋”。
这一天，她为了查找一份关于儿童权益的资料走进了图书馆。
有关这第一次的会面，早已成为传闻。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比尔和希拉里都无数次地提到它。两人都说，在他们的想像中，他们仍能生动地描绘出他们在那个图书馆中首次交谈的地点。但问题是，他们记忆中的地点不同。这种不一致成为美国人在餐桌上经常争论的话题之一。但他俩人的讲法更多的还是一致，他们能回忆起来，在那个重要的晚上，比尔·克林顿站在法学院图书馆的一端，装作在同别人谈话的样子，但他的眼睛始终盯着室内另一端一张桌子旁似乎正在学习的希拉里。
一位教师正在试图劝说克林顿参加《耶鲁法学评论》的工作，并且说如果他成为该刊的一员，他就可以为美国最高法院工作……可以去纽约赚一大笔钱……但克林顿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他只希望回到故乡阿肯色州，因为他认为参加《耶鲁法学评论》对阿肯色人民没有意义。
但就是在这位教师和克林顿谈“法学评论”的时候，克林顿眼睛不断往图书馆那头的希拉里身上瞟，而后干脆盯着她了。
耶鲁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是一间又长又窄的房子，希拉里正在图书馆另一头看书。忽然，她合上书走到克林顿的面前对他说：“喂!你再这样盯着我，我可也要盯着你了，我想，我们至少应该互相认识一下，我叫希拉里·罗德姆，你呢?”
克林顿不知所措，竟然想不起自己叫什么名字了。他事后说那一次他“碰了壁”。
此后有一段时间两人没再见面，直到1971年春天最后一次上课，两人才有机会再度交谈。上完政治与公民自由课后，希拉里要去注册办公室确定下学期的课，克林顿说他也正要去。注册办公室的学生很多，等到两人排到队伍前头时，那位管注册的人说：“比尔，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已经注册过了吗?”
克林顿才第一次当面对希拉里表达了自己的好感，承认自己只是想与希拉里在一起才撒了一个小谎。
两个人一起走了很久，并且以此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第三章 耶鲁之恋二、两个同样优秀的人
希拉里与克林顿之间的相互吸引，部分地与他们的外表有关。希拉里回忆说：“1970年秋的克林顿很难令人忽视，那年他刚从牛津大学学成归来，刚进耶鲁法学院，可他的模样与其说有罗德学者般的气质，不如说更像维京大盗。他体型高大，长相在红棕色胡须与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的衬托下还算英俊，每个毛孔中都散发出活力。”克林顿的回忆中也总是不断闪现出那个穿法兰绒上衣的金发女子，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又绝不单单与外表有关。
后来有人问起希拉里：是克林顿的什么吸引了她，她回答说：“是他不害怕我。”
这无疑是个十分有趣但又真实准确的答案，它至少说出了两人之间的“势均力敌”。
他们两人都是早就出名的杰出人才。由于希拉里在深受欢迎的《校园天地》电视节目问答比赛中曾代表韦尔斯利学院参赛而多次获奖，因此她进耶鲁大学时已有点名声。再加上她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的讲话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照片被刊登在《生活》杂志一事，更使她的名声广为传扬。希拉里在耶鲁大学学习的第一学年结束时，已多少成了耶鲁大学校园的一个知名人物了。
1970年4月，因黑豹党领导人博比·西尔及另外七名成员因谋杀罪在纽黑文受审，数千名愤怒的示威者纷纷拥入纽黑文，校园内外到处可以见到示威活动。耶鲁大学里的示威者准备在5月1日举行声援黑豹党的大规模集会。4月30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将出兵柬埔寨，延伸越战战线。这使5月1日的集会比预期的更大。
当时有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进城支持黑豹党人。不久前，国际法图书馆发生了一场大火。许多人认为，这是有人放火，以惩罚法学院院长路易斯·波拉克，因为他对支持黑豹党之事避而不谈。耶鲁大学跟全国各个城市一样四面楚歌，笼罩在紧张和潜在危险的气氛之中。
耶鲁大学校长布鲁斯特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声称对黑人革命者能否在全国任何地方受到公正审判抱怀疑态度。在全校教工的支持下，他曾投票决定要“支持”这一罢课浪潮。
在1970年春季举行的那次集会，吸引了学生团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参加。这对纽黑文来说是个不祥的时刻，对耶鲁大学法学院来说也是一个不祥的时刻。在闹市区，在该校邻近的街道上，店主们因担心抢劫和暴乱，用木板封闭了窗户。“看起来事情要糟了。”法学院院长路易斯·波拉克说。可是布鲁斯特表现出非凡的高见：“那么，我们该做的就是开放宿舍，让那些学生有地方吃饭。”这种态度多少使这次革命行动冷了下来。
校长的安抚使愤怒的学生逐渐安静下来，当然，集会的平安解散也有希拉里的调解之功，她就是在这次群众性集会之后，赢得了一名熟练的讲解人的声望的。
那时，希拉里身穿蓝色牛仔裤，跷着腿坐在讲课大厅的讲台上，她的周围都是高年级的学生。
每当一名男生或女生讲话时，希拉里都专心注视。接着，她像一名翻译那样，把被扭曲的法律术语译成富有同情心的英语。她理解他们愤怒的语言，去除其中的粗话和修辞，把他们的讲话重新表达给大家听，她慢慢地引导群众考虑解决的办法，即允许法学院继续运转，也让它以建设性的方式对付校外正在发生的问题。
此后，她便被任命为同院长波拉克打交道的学生发言人，并继续在学生与学院行政当局之间起沟通作用。
5月4日，国民警卫队向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反战示威群众开枪，打死2名示威者和2名旁观者，打伤11人。全国学生联合会发出弹劾尼克松的号召，几天内，成千上万的学生抵达华盛顿，要求听取他们的呼声。5月7日，希拉里参加华盛顿特区“妇女选民联盟”15周年庆祝宴会并在会上讲话。
这次讲话所以引人注目，不仅由于它是针对大家直接关心的问题作出的激烈反应———她要求听众“帮助制止”伴随她长大的“一系列的违背诺言的行为”———战线延长到柬埔寨，肯特大学的开枪事件等。而且，希拉里还在这次大会上结识了对她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希拉里曾经说过：“玛丽安对帮助儿童有极大的热情，她和我有许多共同的准则。遇到她这样的人，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通过这些介绍，也就不难理解克林顿为什么会对希拉里产生胆怯心理了，而希拉里选择克林顿的理由是“他不怕我”更在情理之中。
不过，这个从牛津大学来的罗德学者身边一直不乏女生的簇拥，他为何偏偏对希拉里情有独钟呢?一开始可不是这样的。他也曾经和他的一些朋友一样同几个女子约会，但他全都没有予以认真的对待。虽然，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个沉溺于女色的人，然而，毫无疑问，他爱取乐，甚至喜欢有人与他调情。在他和希拉里以后的生活中，这种过于随意的生活态度让他吃尽了苦头，更给希拉里带来了漫长的深重的心灵伤害，这都是后话了。
希拉里与克林顿两人的差异是明显的，尽管两人同样是优秀的，但在他们各自的心目中，考虑的并不是不同或是相似，而是彼此性格间的互补。可以想像，当他们两人第一次互相盯住对方时，希拉里的原激情同比尔天生的乐悠悠相撞，一定会迸发出感情的火花。比尔·克林顿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情。当他同某人讲话时，他有独特的能力使你感到，似乎那时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他给人以一种感觉，就是他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对你要说的话很感兴趣。他还知道如何引你畅谈，直至把心中的话谈出为止。
希拉里回忆说：“他能在思想与词语间编织出恰当的联系，言语精当灵活，至今还常令我吃惊。我也欣赏他的思考方式与神态。”
那么对克林顿而言又是怎样一种“美妙”的感觉呢?对他来说，突然遇到一个不仅在才智和精力上可与他匹敌，而且能利用她的充满激情的思想去理解和分析他的女子，可能会精神更加振奋，也可能有点惊慌。
朋友对他们的关系也充满了猜测，毕竟两个人个性都非常强，都是雄心勃勃、希望在世界上留下深远影响的一类人，他们之间怎么能够相互屈服、相互忍让呢?不久以后的一次“律师联盟”奖的审讯活动中，二人的亲密合作和克林顿的表态终于打消了众人的顾虑。
这种审讯是实验性的演习，在这种实践中，参加者组成一个个小组，在一名法官和由纽黑文当地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进行模拟审讯。希拉里和克林顿在一个小组。克林顿崭露头角的卓越才华和希拉里在理性上的一贯性，给一个优秀小组增色不少。他们作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并且配合得十分有趣。但结果却失败了，因为希拉里穿着鲜艳的桔红色衣服亮相，似乎使法官们看不到她的论点的出色之处。然而，她却使比尔倾倒了。
他后来向别人谈到这件事时说，当他们从事这项工作时，以及在这项工作结束后，她是显得多么出色。他令人难以置信地为她感到骄傲。
自从这次模拟审讯结束后，两人成为了众人心目中毫无疑问的真正的一对。甚至一些朋友开始说他们两个非常般配，两人的差异正好可以取长补短。他们不仅都有旺盛的求知欲和活跃的智力，也都同样热衷于法律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同样喜欢辩论，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他们敢于违反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非明文规定，当希拉里读三年级时，他们在一套陈设简陋的三室套间安了家。这套房离学校很近，位于一所联邦政府办公楼式的建筑的底层。
这里成为朋友们在晚上聚集、消遣的地方，如听杰斐逊·艾尔普兰乐队的音乐，听滚石乐队的音响和贾尼斯·乔普林的歌唱，共享百乐餐，谈天说地，消磨晚上时光。通常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交谈上，并且谈论的是希拉里和克林顿共同热衷的政治———不仅仅是纽黑文的政治、康涅狄格州的政治和美国的政治，而且还谈论全球的政治。
然而，无论是对希拉里还是克林顿，爱情固然是他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皆视为生命全部的政治。
第三章 耶鲁之恋三、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影响力有时候简直大得惊人，如果说马丁·路德·金以平等思想影响了希拉里，那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则使希拉里一生中以她为榜样，为儿童代言，为弱势群体代言。
玛丽安1963年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继而考取律师执照，成为密西西比州获得律师职业的第一位黑人妇女。希拉里还在1970年春的那一学期就从《时代》杂志上读到过一篇关于埃德尔曼的短文。她渴望会见这位妇女，此人的工作似乎同希拉里本人的许多理想相类似。何况，她们早已在“妇女选民联盟”15周年庆祝宴会上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接下来的便是等待再一次相遇的机会了。很快，这个机会就降临了，一天，希拉里在观看耶鲁大学法学院布告牌上贴满的通知，她看到一个很不显眼的通知。通知说，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研究员、老资格的民权律师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将来校园演讲。这一消息可把希拉里给乐坏了。
玛丽安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住了希拉里，她在演讲中谈到了她作为一名民权律师的经历，她要求在座的学生利用他们耶鲁大学的学位为穷人谋利。在希拉里看来，她正在宣传，劝人们改变态度。所以等演讲一结束，希拉里就走到她面前问是否可以在暑假期间为她工作。埃德尔曼欢迎一名热情的新人参加进来，但她说，她没有钱支付给希拉里。希拉里问埃德尔曼，如果她自己能解决付钱问题的话，她是否能够为埃德尔曼工作?
埃德尔曼回答说：“当然可以。”
希拉里决心自己筹集资金。她得到了一种称作“法学学生民权研究委员会补助金”的小额经费，是用以资助打算在民权法领域工作的法学学生的。希拉里这种坚忍不拔的态度、对儿童问题的兴趣以及要找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生计的决心，都给埃德尔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派希拉里在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的小组委员会工作。
该小组委员会正在研究移民劳工营中工人的状况。她会见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了解了他们的孩子遭受的苦难。后来，她又研究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些学校正在为争取在尼克松政府统治下的免税地位而斗争。她后来回到了纽黑文。这时她有了专业经验，对儿童产生了兴趣，为贫苦和社会地位低下儿童的利益献身的决心更大了。
所以就在回校后的那个学期，希拉里选择了跟相关的教师听课，以使自己进一步提高对儿童法律理论的兴趣，增长关于儿童发展问题的知识。她开始为耶鲁大学的两位教授工作。一位是心理学家乔·戈尔斯坦，另一位是精神病专家杰伊·卡茨。他们两个都教授家庭法课程。戈尔斯坦的关于儿童和法律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她。卡茨的家庭法课程尤为令人振奋。一学期中有四周，他邀请著名的儿童心理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帮助教课。她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又是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创办人之一。
两位教授鼓励希拉里朝法律与儿童这个领域发展，并建议她参加儿童研究中心的课程。她去找了中心的主任阿尔·索尔内特博士和临床主治医师萨莉·普罗文斯博士，说服他们让她在中心研究儿童的权利问题。她在那里同教师萨莉·普罗文塞合作，研究儿童发展问题。此外，她还帮助研究一本《超越儿童的最大利益》的书。该书由弗洛伊德、戈尔斯坦和阿尔·索尔内特三人于1973年发表。该书的主题是，对在监护过程中发生冲突时的儿童的最大利益制定评估的标准。希拉里担任研究助手，帮助查找资料。
希拉里同安娜·弗洛伊德以及其他教师合作，参与对游玩中的儿童的直接观察。她协助该儿童研究中心的幼儿园老师，对儿童在诊断测试时进行观察，并参加儿童发展文学阅读研讨班。她以早先致力于学习法律时的严谨精神，致力于学习儿童发展目标和需要的内容。她的研究工作着重于儿童期的正常发展及其变化。她对儿童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奥处的了解和同情，给她的导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整个这段时期，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仍然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两个人的合作工作已经结束，但精神联系却从未中断，从她一直不懈地致力于儿童权益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这种影响的存在，当然，这是需要以希拉里对此问题的热切关注与参与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
当她开始同纽黑文医院的医生一起，设法对摧残儿童的案件草拟法规时，她对国家干预儿童监护工作这样复杂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她于1974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法律下的儿童》，该文阐明了当孩子被家人虐待或受家人冷落，可能让孩子承受无法补救的后果时，司法系统与社会想作出公允的判决是很难的。
当时，耶鲁大学新成立了一个“法律服务组织”，希拉里帮助它制定儿童计划。她还同“纽黑文法律援助协会”正式律师佩恩·罗迪恩合作，他在对待收养儿童的问题上同康涅狄格州打官司。他使希拉里认识到，要帮助受虐儿童或长期被父母冷落的小孩，最重要的是给他们关爱。
玛丽安就是这样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奔走忙碌的希拉里，对她的每一次维护儿童利益的实际行动发出会心的微笑。她并非时时出现在希拉里的生活中，却永恒地居住在希拉里的精神世界里。在希拉里未来的生活中，她还将遇到类似玛丽安的友人和导师，她们无私地给予她帮助、支持和鼓励，因为希拉里一直是一块具有强烈吸引力的磁石。
不过，耶鲁大学生活中的希拉里，固然把玛丽安看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耶鲁之恋”一剧最不能缺少的还是男主角———比尔·克林顿。
第三章 耶鲁之恋四、阿肯色之行
希拉里和比尔都是把事业看得很重的一类人，但他们的确又彼此相爱，且关系是相当深厚的。但是，在他们的爱情中始终有一件事令人大伤脑筋，即是否去阿肯色州安家的问题。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是不太愿意在南方那样落后的一个小州落下脚来的。希拉里又是个出类拔萃的女生，凭她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北方大城市里找到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而克林顿的目标却早已锁定在自己的故乡———阿肯色州。
他们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决定，谁也不愿意让对方受到伤害，也不希望匆忙中做出的决定有一天让彼此后悔。在对未来的选择问题上，两个人都是格外慎重的，而且是负责任的，尤其是希拉里，在她终于下定决心后，她明白选择阿肯色她将失去什么，但她也相信自己必将收获得更多。
1973年春，希拉里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比尔带她首次去欧洲旅行，重温当年他这个罗德学者在英国的游历之处。他带希拉里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国会大厦与泰特美术馆等许多地方，并在英格兰的艾纳戴尔湖畔向希拉里求婚。不过，此时的希拉里还没有准备好，她没有草率地答应克林顿的请求，而是希望他能给她时间考虑。
欧洲之旅结束后，他们又将踏上另外一个旅程———回比尔的老家。只不过在这之前，还有一件对他们两人的关系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事情需要补充一番，那就是1971年冬天克林顿到希拉里家的登门造访。
圣诞节的第二天，希拉里在帕克里奇的家里对母亲说，她在耶鲁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要来玩儿几天。对比尔来说，第一次上门是够艰苦的。他从小石城出发，连续不停地驱车赶路，驶完全程。当克林顿按罗德姆家的门铃时，他因疲劳而脸色苍白，心里又感到紧张不安。
多萝西为他开了门。她立即感觉到，她同她惟一的女儿一起生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因为在多萝西·罗德姆开门的那一刹那，她就看出“这个人有一股严肃认真的神情”。
他满怀希望地说：“您好!我是比尔·克林顿。”
她回答道：“见到你很高兴。”
她曾向《巴黎竞赛画报》谈起：“我们的自我介绍是冷淡的。说实话，我真希望他离开，他来是要把我女儿带走的。”
然而，尽管如此，她还是尽量表现得亲切有礼，先高声告诉正在二楼卧室里的女儿说比尔来了，然后让他上去看她。在此后的一星期里，比尔睡在17岁的托尼·罗德姆的房间里。
除了拘谨的头两个小时，克林顿的这次拜访出人意外地顺利。即使多萝西母亲般的关心，也比不上比尔的经得住考验的魅力。他在来到帕克里奇的第二天，走进了希拉里家的那间客厅，多萝西当时正在那里读哲学著作，这是她在当地的一所学院选修的加读课的学习材料。比尔于是就哲学这个主题，独自发表了一通令人折服的议论。她家里从没有人能够和她谈论这门课程，她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喜欢他了。”
比尔和罗德姆一家玩纸牌游戏，他总是有礼貌地把下注权让给下家，小心翼翼地进行纸牌比赛。他的这种做法受到罗德姆一家人的欢迎。
多萝西回忆道，在那整整一个星期中，谈话常持续好几个小时，那是“止不住的、从心里涌出来的话，总是同样的话题———阿肯色州!美国社会!他们老是在考虑这些”。有一天，她决定问问他大学毕业后打算干什么。她以为他会说要参加纽约或洛杉矶的法律事务所。她的问题使他感到很意外。他当然要回到阿肯色州去，为他的故乡和那里的人民服务。
她说：“行，你将回阿肯色州，去实现你的理想。但是我的女儿怎么办?”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他们两人都明白这一点。
但多萝西对女儿是放心的：“希拉里有充分的准备”，并且在一周的相处中她也看出了女儿选择的阿肯色小伙子确实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多萝西应该算是两人今后能够在距离芝加哥遥远的南方结婚的一个坚强的后盾。
克林顿经得住考验的魅力赢得了罗德姆一家人的好感，那么希拉里的阿肯色之行又将带来什么呢?
1973年6月底的一个早晨，希拉里乘坐的飞机降临到小石城机场，比尔开车到机场迎接，他们一路走走停停，不时下车观看路上的景物或商店，因此直到傍晚时分才到达温泉市。
此刻，克林顿的母亲弗吉妮亚收拾打扮停当，正坐在花园里等着儿子的女朋友到来。
弗吉妮亚生于阿肯色的波德科，长于附近的霍普市。二次大战期间，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护校就读，在那里认识了第一任丈夫威廉·杰弗逊·布莱恩。但在比尔未出生的时候，他便因车祸死在了密苏里，23岁的弗吉妮亚成了寡妇。1950年，当比尔4岁的时候，她改嫁给酗酒成性的汽车代理商罗杰·克林顿。1952年冬天，罗杰卖掉了在霍普的汽车代理权，携带着弗吉妮亚和比尔返回温泉城。1967年，罗杰·克林顿因癌症去世，弗吉妮亚再度成为寡妇。她的第三任丈夫叫杰菲·德尔，是最疼爱弗吉妮亚的一位丈夫，可惜也先弗吉妮亚而去。
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弗吉妮亚一开始就对希拉里抱有一定的偏见。弗吉妮亚喜欢在脸上涂上厚厚的脂粉，眉毛画得色彩很深，线条极长，高高描在原有眉毛之上，她还喜欢抹大红唇膏。因而她看不惯不化妆、不打扮、穿牛仔裤T恤衫的希拉里，但她们毕竟又都是深爱比尔的女人，所以最终两人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希拉里受到了很好的款待。
弗吉妮亚给她看了比尔小时候的照片，并滔滔不绝地为她讲述比尔小时候的种种趣事，这带给了希拉里很多的快乐，也使希拉里看到了做母亲的为儿子骄傲的一颗心。
罗杰对未来的嫂子怀有一种敬畏心理。这个有一头卷曲长发的青年从小在比尔的照管下长大，当然希望自己的哥哥能找一个特别适合他的人生伴侣，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通过仔细观察，他认定希拉里是个随和、开朗的人，并消除了最初的害羞和畏惧。
在此期间，比尔不断有老朋友来探望，他们都对比尔的才干赞不绝口，她听出这绝不是阿谀之词———她一面结识这些人，一面心中暗惊比尔的人缘之广。
希拉里了解比尔·克林顿越多，她就越感到比尔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情感力量。这对于理性的希拉里来说，的确是一个谜。
她感觉自己或许真的离不开阿肯色了。单就这儿的人对比尔的热情来看，生活在阿肯色，两人会很幸福。可是，她的事业呢?她的理想呢?
看来，要让她做出最终的决定还需要一段时间。那么暂时先撇开这个不管，回过头去看看希拉里在调查尼克松总统中的优异表现吧。
第三章 耶鲁之恋五、调查尼克松
希拉里于1973年毕业后，曾作为一名正式律师为设在坎布里奇的儿童法律保护基金会工作过几个月。接着，1974年1月，她接到约翰·多尔打来的一个电话。多尔当时已受聘担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特别顾问，领导从事弹劾工作的法律人员，对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弹劾调查。他需要五名愿意努力工作而又不计较做“普通工作人员”工作的年轻律师。
希拉里和克林顿都被选中了，但克林顿拒绝了这次机会。他当时正在为政治生涯作准备，希望最终竞选阿肯色州州长。
1974年1月中旬，希拉里开始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弹劾调查工作组”工作。她当时26岁，经历只有在儿童法律保护基金会担任过律师；头衔是法律顾问，是这一专业领域内等级最低的头衔。
但历史的巧合却也难免让人尴尬，希拉里曾为弹劾理查德·尼克松做调查，而后来，她自己的丈夫，作为总统，将要像尼克松一样接受类似的调查。
尼克松总统对于中国人来说都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总统之一。由于70年代历史性的中美建交，他对于中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197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尼克松希望在此次总统竞选中赢得连任，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劳苦功高的尼克松总统竟然因为区区的“水门事件”而丢了总统宝座，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的感受如何?希拉里在调查弹劾尼克松中又有何种感受?历史自有公平的评判。
被称为“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在1972年夏天生活在华盛顿以外的任何人看来，至多不过是场短暂的喧嚣。那时，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罗德姆到得克萨斯州去协助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但结果是令克林顿和希拉里失望的，尼克松并没有因为“水门事件”一案而倒台，他获得了连任。
克林顿是把麦戈文的竞选活动看做一次实习锻炼的。他是最单纯的政治人物，毫不掩饰自己的抱负：他想被选入政界，而且要尽快达到目的。他确实善于讨好区县主席，恭维廉价的政客，想出通融办法来弄到大量选票而又使大家笑逐颜开。但麦戈文的竞选终究不会因为克林顿他们这一伙勇于献身的支持者而扭转乾坤，因为尼克松的连任似乎是人们预料中的事情。
水门事件被广泛地看做是一次像尼克松的新闻官所描绘的“三流盗窃案”。许多人相信，对中产阶级构成真正威胁的是乔治·麦戈文和他的由激进分子和少数派接管这一“新政策”。许多选民似乎感到，麦戈文的那群戴花领带、穿喇叭裤的志愿大军就是问题所在，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而尼克松之所以连任，与美国人选举总统的传统有关，他们是要选一个理念，而不是选一个完人，因而“水门事件”这样有损尼克松总统形象的政治丑闻固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尼克松的威信，但还不是致命的打击。何况他在前四年的任职期间，他的内外政策所代表的理念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尤其是他对于和平所作的努力，包括结束越战和缓解冷战。同时，美国也在逐步从60年代的动荡中安定下来。这也是希拉里对于尼克松的辞职既看做美国体制的胜利，同时又为他的卸任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的原因。
1973年秋，理查德·尼克松又进入了希拉里的生活。到了10月份，距尼克松以全民投标获得60*9郾8%的名扬天下的胜利还不到一年的时候，他的总统生涯就已开始收场。他解除了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职务。考克斯是水门事件的特别起诉人，他的九盘尼克松谈话录音磁带被上诉法院传作证据。但尼克松低估了美国民众的觉悟。独立检察官被解职，办公室被查封的消息一发布，全美国就跟触了电一样。新闻界把这件事叫做星期六大屠杀，而老百姓则称之为奇耻大辱。人们估计，共有300万个来自民众的抗议和要求，对国会倾盆而下，其中大多数要求至少对此事开展调查。到12月份，议会司法委员会终于找到一个负责调查的人，这是一位52岁的威斯康星共和党人，名叫约翰·多尔，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手下当过司法部民权司司长。
在电视播放了参议院水门事件听证会的实况后，水门事件的辩论达到了高潮，他征求了耶鲁法学院的伯克·马歇尔等民权运动时期的伙伴的推荐，搭起了弹劾调查小组的律师班子。他寻求的是办事彻底、公正、不谋政治私利的律师。他们必须干大量的法律工作中的苦差事，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是：把从许多方面收集来的信息加以精选，再进行联系，使之能把情况前后连贯起来。该工作组先是调查针对尼克松总统的范围广泛的指控，再研究这些指控材料是否值得深究，然后把针对这位总统的证据集中起来，加以说明。
希拉里穿着她一贯穿戴的牛仔裤、T恤衫，戴着她的那副厚眼镜，于1974年1月加入了弹劾调查工作组。她是多尔亲自挑选的43名律师中的3名女律师之一。
弹劾调查工作组被认定必须是超党派的。它应提供事实，而不对任何一种主张表态。律师们始终忠实于多尔规定的准则，他们不断地被提醒说，理查德·尼克松仍然是总统，应以他的总统地位理应受到的尊敬来对待他，即使当律师们互相讨论问题时也是如此。希拉里·罗德姆的主要任务是，拟订在调查和弹劾过程中应遵循的法律程序。没有人了解弹劾问题该怎么办，关于取证责任和证据规则几乎无例可循。上一次弹劾是在1936年，牵涉到一名联邦法官。惟一被弹劾的总统是安德鲁·约翰逊，那是在1868年，因为他没有通知参议院就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但他在因违犯任职法而受参议院审讯时由于一票之差而被宣判无罪。因此这一次的总统弹劾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
这班人马按任务分组，分别研究宪法和法律———还有其他三个领域，如刑事盗窃、防止政府工作人员泄密的“堵漏人员”以及酬金问题小组。三名女律师也各有分工，达格玛·汉密尔顿曾在得克萨斯教过政治学，她负责研究英国的弹劾案例，希拉里则研究美国的，目的都是想寻求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虽然希拉里年纪轻，比较缺乏经验，又有明显的自由派倾向，这在开始时可能会使一些律师对她产生怀疑，但是，希拉里自然的谨慎态度，主动的工作作风以及配合默契的合作精神使她在同办公室的人员中大受欢迎。她严格遵守工作小组的要求，不与新闻界往来，也没有与外界的任何社交往来。小组的所有成员彼此相依为伴，一起吃中饭或晚饭。他们被安置在国会山上又脏又旧的国会旅馆里，办公室是卧室改造的，两人一间，但没有任何人对此发出一句抱怨的话。
他们的工作是连续不断的，一周工作七天，每天18小时。律师们从早晨8点开始工作，午餐时有一次短时间的午休，然后一直工作到下半夜。这种工作持续了将近半年，这半年中她起早贪黑，马不停蹄，十分劳累。但她的精神状态却一贯地蓬勃向上，小组中的同事阿特休勒回忆说：“她的精力非常充沛。有些人没能很好地解决精力问题，但她似乎每天都恢复了精力，从事高数量高质量的工作。”
有极少数几个晚上，当有可能外出就餐时，希拉里就同其他几位年轻的律师到国会山附近的几家受欢迎的希腊餐馆和意大利餐馆吃饭，饮酒，轻松轻松。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的交谈也是很谨慎的。律师们曾宣过誓———在自己的办公室以外要严守秘密。任何消息的走漏，任何情况的歪曲，都有可能危及整个事业的合法性。他们的这种工作不利于无拘无束的社交活动。他们作为华盛顿政府的局外人，被认为是容易走漏信息的人，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因为希拉里和其他人都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是这个国家的关键时刻，他们正生活在通过一种程序就可以把总统拉下台的重要关头。这种程序能够考验他们民主制度的核心，但也可能损害它。值得庆幸的是尼克松没有与美国两百多年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对抗到底，他选择了辞职。在希拉里他们那一帮辛辛苦苦为弹劾调查工作的律师们看来，这个结果多少是让他们觉得失望的，7月下旬，众议院以412比3票正式投票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尼克松的报告，但由于尼克松的辞职，参议院的弹劾程序就没有必要了。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尼克松的这种选择，为他赢来了最后的尊重，并使美国人再次相信他心中是装着宪法和人民的。
“水门事件”一案的关键之一是尼克松白宫谈话的秘密录音的磁带。人们认为在这好几百盘磁带中就有最具摧毁性的证据。结果的确如此，随着那一盘盘显示尼克松罪状的“证据确凿”的录音带的浮出水面，这个弹劾调查小组取得了胜利。但所有的律师都是一种既宽慰又失落的感觉，毕竟，这一切结束得太突然了。
希拉里也难免产生相似的感觉，但她更多的是对这份经历的珍惜，她曾说过这次经历是她遇到过的最佳个人机遇和专业机遇之一。她在调查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工作组的经历使她懂得，美国的司法体制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当它发挥作用时，是令人无比高兴的。对她来说，这使她在耶鲁大学所受的四年法学教育在实际中得到最有效最大程度的发挥。
尼克松政权的结束，对于希拉里这种与政治紧密相连的人来说，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她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但也过不了多久，她又将在小石城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