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几年来拿着美元储备挤兑美国黄金的活儿算是白干了。
【1971年美元“篡金自立”，建立美债帝国】
尽管法国人的黄金攻势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法国在全世界掀起的黄金挤兑巨浪，却埋葬了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王朝。
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了一个历时名词。
本来美国可以选择重估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关系，如同1934年罗斯福将美元对黄金贬值一样，有人曾建议，将美元贬值到72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以反应美元在战后25年来过度增发的经济现实，但是美国貌合神离地浅尝辄止。因为美国已经不再需要黄金这个名义皇帝了。
美元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也不管大家如何抱怨，布雷顿森林王朝都已经将美元深深地植入了各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之中，人们越是挣扎，只会陷得越深，反抗越激烈，自己所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强烈。
25年来，美国成功地用美元将黄金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进行了割裂，除了中央银行之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淡忘了黄金而习惯了美元。用美元去置换黄金的“李代桃僵”之计，现在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刻。
美元本位制取代金汇兑本位制，将对全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在咀嚼。经济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但是危机却如影随形，而且烈度、广度和时间都在逼近30年代的大萧条。世界已经认识到，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
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货币储备，将导致美国国债成为事实上的全球储备核心资产。世界经济越是发展，各国货币增长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越是饥渴；国际贸易越是扩大，对美元输出的压力也就越大。美元好比播种机，在环流世界的过程中，将美国国债的种子顺手插进各国的金融系统，这些种子会发芽会长大，债务的利息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美元需求。美元和美债在相互需求中，将具有自我增长的内在刚性驱动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主权债务堰塞湖，压在了每一个的头顶，这时有人才会惊呼，这个债务堰塞湖是注定会破裂的！
当特里芬发现美元与黄金锁定的天然矛盾时，没有人在意，因为那是几十年后的危机，而不是今天的问题。当那一天提前来到时，人们却只得听天由命。
现在，当我们发现美元与美债同样存在着内在矛盾时，依然不会有人在意。但是，研究历史让我们明白，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第五章 东方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
【本章导读】
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已逐渐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基本态势。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是亚洲的世纪，至少从目前全球的发展态势来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
美国的困境在于经济，欧洲的危机在于政治，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中国与日本，恰如法国与德国，既是历史上的冤家，又是现实中的亲家。在战后60年的经济赛跑中，日本领跑了上半场，而中国则在下半场逐渐发力，目前双方处于相当接近的位置上。中国能够最终领先日本吗？还是日本在20年经济停滞之后，再度焕发奇迹般的爆发力？
这场竞赛，恰如战后20世纪50年代所出现的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
中国在接受了苏联24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大规模兴建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拉开了全面工业化的序幕。而日本则是在美国41亿美元的直接与间接帮助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战后复兴。至少到50年代中期，双方的发展水平不相上下。日本工业化起步早，人才技术积累远在中国之上，但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日本政府丧失了政治经济的领导权，工业生产与对外贸易还在艰难的复苏之中。中国工业化的底子差，但苏联大规模工业援助的技术与新设备，18000名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技术扩散更深入，因而50年代中国经济与世界水平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中日之间经济赛跑的拐点出现在1955年，这是一种经济战略眼光的巨大落差，这一落差被中国自身的错误所放大，被日本充分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所强化。在60年代所出现的世界工业化的剧烈变轨与加速中，中国失去了20年的时间。
如果中国不希望看到历史的重演，那么就必须认真回顾当时的战略差距究竟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恶化的。
【卢布援华，中国得到了苏联的“马歇尔计划”】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不仅改变了欧洲的格局，同时也带来了亚洲命运的裂变。中国选择了苏联，而美国则决定对中国进行“经济流放”。
其实，对于中国而言，选择并不复杂。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寻求外援，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外部力量，就只有苏联和美国。在美国长期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已经同苏联开始冷战的情况下，指望美国能够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提供大规模工业化所必须的技术、设备、人才和资金，显然严重不靠谱。因此，苏联成为中国工业化唯一能够提供援助的外部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国家，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工业化是国家繁荣和强大的唯一出路。但工业经济要远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复杂得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扩散，不仅仅是建设工厂、进口设备、购买原材料、组织生产和销售这样简单，它还涉及与之配套的巨大的社会工程，如能源电力、钢铁煤炭、设备制造、石油化工、电子工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银行金融、教育培训等诸多行业的同步发展，这种精确的大工业协调机制和复杂的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大大超越了绝大多数农业国所具备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基础。这也正是为什么二战以来的60多年中，真正崛起的新兴工业强国凤毛麟角的原因。
正如1949年2月，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主要领导会谈后所形成的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写道：中共不知道应该如何制止通货膨胀，如何对待外国企业，如何在盐业、烟草和酒类方面实行国家垄断，也不知道如何对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如何对外贸实行垄断。中共领导人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但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知之不多”，“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对中国的企业和经济状况不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总之，“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在长期残酷的敌后游击战和远离大城市的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历程中，干部的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工业化的要求。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领导干部（区委和区委以上）中，将近50％的人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仅仅是对领导干部的扫盲就需要2～3年时间，对普通党员则需要至少5年。
工业化技术扩散所需要的核心人才也严重短缺，国民党时代留下来的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少得可怜。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科学院仅有13个研究所，科研人员207人，涉及的学科也只有物理、数学、生物、地质及人文科学。北平科学院下设9个研究所，仅剩科研人员42名。全国的地质专家不到200人，全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总共不过2万余人，甚至在鞍钢这样的重点企业，也仅有70多位工程师，其中日本人竟有62人之多！即便是这些极端稀缺的人才资源，他们所熟悉的工业技术水准与战败后的德国相比，仍有几十年的差距。同时，与这些人才必须匹配才能使工业化机器运转起来的其他行业人才，如经济系统的计划、现代工业的生产组织、贸易金融的服务等专业人员就更加奇缺。很明显，人才瓶颈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除此之外，工业化必须要求巨大的资本积累，而农业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本，只能源于农业积累和外部资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普遍存在外汇短缺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必须以农业缓慢而微薄的自然积累，来交换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成本，而这个成本过于高昂。在工业化进程中，外汇硬通货的主要意义，就在于输入技术扩散所需要的设备和生产原材料。外国援助、外国投资、举借外债就是为了获得宝贵的技术扩散。
朝鲜战争在军事上，彻底扭转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防大溃败的趋势，遏强敌于三八线上，巩固了东北乃至整个中国工业化的战略安全地带，从此西方列强彻底放弃了同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念头。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军事震慑威力，使越南战争中美军不敢越北纬17度线的雷池半步，使中苏交恶时强大的苏军不得不掂量再三，中国在随后60年的工业化中，一直享受着这一威慑所带来的和平红利。
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朝鲜战争使斯大林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政府的狐疑态度，对援助中国进行工业化的热情明显提高。周恩来曾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毛泽东也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国防工业，特别是导弹与核武器的实质性贡献，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
在中国50年代工业化起步阶段，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高达66亿卢布的援助，相当于16.5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对德国进行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援助总金额（14.5亿美元）。另外，在苏联的带领下，东欧各国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设备援助共计30.8亿卢布。因此，中国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总共获得了大致24亿美元的工业化原始资本。
正是在这笔巨额工业资本的带动下，中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在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原来预计用15年来逐步完成的私有经济向国有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外部资本大量进入的情况下，被大大压缩到了5年，这中间的利弊得失始终存在着争议。当然，这笔资金并非免费的午餐，中国必须以农业产品和工业初级原材料来进行交换。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农业国家，复杂的工业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优先次序、比例协调，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种种稀里糊涂的判断，都亟待快速学习提高。对于非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计划显得格外重要。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1年2月开始讨论，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6人小组主持，历时2年多的反复研究和修改，才逐渐琢磨明白经济计划到底是咋回事，提炼出五年计划的核心原则。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忽略了军事工业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过高的工业增长目标对人才和物资的集中使用所造成的压力，工业的发展如何与中国丰富的手工业人力资源相结合，如何保证农业的粮食及农业原材料的供应，金融财政如何保证工业化与人民生活水平同步进展等重大问题。苏联此时已是计划经济的行家里手，在苏联计划专家的协助下，这些问题被陆续发现并进行了调整。
有了计划，只是明白了工业化需要去干哪些事情，哪些先干，哪些后干，什么样的投资比例算合适，工业部门之间的链条如何衔接等原则，但魔鬼却隐藏在实施的细节中。再好的计划，如果实施难以到位，最终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如果苏联没有1922～1927年与德国的工业合作，没有大批德国工程师和军工专家在苏联手把手地传帮带，斯大林想在10年内，把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苏联大批先进的技术装备陆续运抵中国，数万中国工程师面对着平生从没见过的复杂生产设备，完全陌生的生产工艺流程，恍如天书一般的俄文技术资料和图纸，不明所以的技术产品标准，严格的原材料要求和精确的配方，想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头两个大。要在短短的三五年之内，在上百个新建企业中，生产出高级合金钢、不锈钢、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拖拉机、万吨轮船、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这些先进产品，真是谈何容易！毕竟这不是宜家家具可以手工组装这么简单！
但是，工业化的“魔鬼们”就躲藏在这数以百万计的细节之中。如果仅凭中国当时自有的工程技术人员，要逐一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恐怕机器能动起来时，产品早就该淘汰了。
苏联在50年代向中国派出的18000名各行业的专家与工程师，他们对于中国吸收工业化的技术扩散居功至伟。在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中国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设计力量。到1953年，全国总共只有78个设计单位，每个单位一般都不足500人，如此单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中国全面恢复经济和建设的需要。为了帮助中国进行全国电气化、钢铁发展远景和产品品种确定、机械工业调整和新厂建设、船舶工业及铁路运输、地质勘察等行业的规划工作，苏联就派出了多达47个规划专家小组。在15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可以常常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他们不仅是坐而论道式的“顾问”，更是亲自上手帮助安装调试的实干家，中国的工程师们正是在近距离的接触中，了解和发现了工业化的细节难题，及其解决之道。由于苏联专家对本国设备驾轻就熟，很多大型项目从开工到投产，速度惊人！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三年时间。难怪中央财经委得出的经验就是：“两年经验证明，由中国技术人员来设计的小工厂或小规模恢复改建工厂，在设计技术上的缺点弊病已经很多，浪费很大。而巨大复杂工厂的设计，一个也没有成功，都是半路回头再请苏联设计的。所以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培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
由于苏联的对华援助中忽略了无形资产的价值，从而导致了中国从苏联所获取的真实技术扩散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这些无形资产应该包括156个大型项目中，数十万项核心技术的专利费用，工业专家在解决技术难题时所创造的时间效益，设计专家在总体规划中所带来的整体综合效益，行业专家在重大发展战略上提供的决策效益，以及苏联专家在培训大批中国工程师和留学生时所形成的知识传播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在石油工业方面，苏联专家否定了传统的中国贫油论，并传授了先进的油田勘探方法，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在电力方面，推广了16种先进施工方法，大大降低了成本，缩短了工期；在煤炭工业方面，使大批矿井寿命延长了20～40年；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的新技术使钢铁生产能力大幅超过设计水平，维修时间则缩短一半；在林业方面，苏联专家的新方案使木材流送损失率降为原来的1/10。另外，苏联的技术在农业和水利建设方面，也为中国创造了良好的收益。
如果将这些无形资产算进来，那么中国从苏联所获得的工业技术扩散的总收益，就远不是24亿美元的规模，恐怕要高出一个数量级！
50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从前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
【大跃进与大衰退】
当一个人立下壮志要由穷变富、由弱变强时，他会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蓄力量稳步发展，另一种则是涸泽而渔急功近利。如果他过于迫切地想发展，把省来的收入都投入事业，每天只是苦干蛮干，完全不顾健康，长期营养不良，最终身体必然垮掉，一场大病下来，许多努力都将白费。
1957年的中国，却做出了第二种选择。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中国社会快速进入了一种亢奋状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通过崭新的工厂、林立的车间、繁忙的车床、源源不断的工业产品、琳琅满目的市场和农民日益丰富的餐桌展现出来，让饱经战乱和贫困的社会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工业化带来的富裕与繁荣，使人们突然发现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道路，看起来并非那么漫长。工业化的速度越快，繁荣富强的梦想就越逼真。
然而，发展工业的主要基础，却是脆弱的农业。重工业所需的设备，85％是用农产品去国外换来的，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90％来源于农业，1亿城市人口和5亿农民的粮食，也需要农业来提供。这就是典型的农业国在发展工业化时，所面临的普遍现象。
在工业化尚属起步阶段的中国，农业仍然主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气候变化都会严重影响农业收成。这一点，在一五期间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从1953～1957年的5年间，出现了两个丰年，两个灾年，一个平年，结果1954年的大荒年使得农业减产，棉花、粮食供应不足，使得纺织等轻工业仅增长1％。而农业和轻工业构成了中国消费产品的几乎全部来源，消费品减少，商业就下滑，国家财政收入也跟着萎缩，因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头就是农业、轻工业和商业。财政收入不足，又会影响投资和重工业。所以，1954年和1956年的灾年直接影响到1955年和1957年的经济增长。
只有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和大型水利建设，才能对农业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在此之前，农业脆弱的基础，在工业化的重压之下，显得格外需要呵护。
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家庭，其收入无非是用于消费或储蓄。贫穷家庭的收入中大部分用于日常开销，仅有少部分能够进行储蓄，而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的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积累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消费是大众现实生活的开支，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的后劲，而缺乏消费则国民无法正常生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积累比例太高，就如同饿着肚子干活，时间一长，身体必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过上温饱生活的穷国，积累比例如果超过25％，则农业基础肯定吃不消。
强行进行工业的高积累，则意味着农民必须减少口粮，这会构成长期的隐患！如果工业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品进行等价交换的话，农民则将消极怠工，减少粮食生产，这将是经济的灾难！如果再赶上连续的大灾年，则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商业和财政收入将遭遇灾难的平方！如果工业积累用于严重畸形的工业部门，而产生巨大浪费的话，情况将是灾难的立方！
可惜，从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这三个“如果”全占了！
“大跃进”时期的高积累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1957年时积累仅为24.9％，1958年则飙升至33.9％，1959年更是达到惊人的43.8％，1960年仍高达39.6％！如此之高的积累比例，势必严重破坏农业脆弱的平衡，农民不得不大幅减少口粮以保证工业发展。事实上，农民的人均口粮在1956年达到410斤的高峰之后，直到24年后的1980年，仍未超过当时的水平。农业的长期停滞，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农具、耕牛、鸡、鸭、猪等私有财富强行收归生产队所有，推行大食堂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结果一个季度就吃掉了半年的粮食。农民不可能再有农业生产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与斯大林时代集体农庄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再加上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衰退，1958年的粮食实际生产了4000亿斤，1959年减少到3400亿斤，1960年更降到2870亿斤，棉花减产的情况更为严重。饥饿在农村与城市大面积蔓延开来。
以农业惨重代价强行积累起来的重工业投资，却出现了惊人的浪费。钢产量被高度图腾化为工业化的标志，提出了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涨到3000万吨。“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景象确实出现了，这就是全国大炼钢铁的狂热之举。工业化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就连斯大林大搞工业化时，也只是从农业压榨出更多的原始资本用于发展重工业，但在进行重工业投资时，毕竟是按照相对合理的工业体系布局来进行。“大跃进”则推翻了所有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逻辑，突出钢铁，不顾其余！工业化只有协调与平衡才能带来效益。结果钢铁仓促上马，突然发现电力不足，解决电力短缺时却又面临煤炭制约，想提高煤炭供应却又受制于运输，运输牵扯到铁路公路火车汽车，这些又连带着机械制造等行业。一马当先的“钢元帅”一回头，却突然发现后面大队人马无法跟进。再加上土法炼钢所生产的大量次品，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更是无以复加，重工业的发展彻底畸形，与轻工业的关系完全扭曲。
经济危机从重工业的畸形扩张开始，过度积累造成了农业的破产，从而必然拖垮丧失了原料来源的轻工业，接着商品零售由于缺乏消费品而陷入恶性的萎缩之中，致使国家财政收入巨额赤字，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最终导致了重工业从1961年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衰退，重工业生产1961年比上一年下降了46.6％，1962年又同比下降了22.6％。钢铁从1960年的1866万吨跌到了1962年的667万吨，煤产量从3.97亿吨跌到2.2亿吨。这是建国以来出现的第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直到1965年，中国经济才逐渐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为了这一错误，中国浪费了整整8年宝贵的时间！
【人民币的“物资本位”，再次遏制了恶性通胀的蔓延】
建国以来，人民币的发行秉承了战争年代的“物资本位”的核心理念，选择了既不与美元卢布挂钩，也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形成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中国在货币制度上，借鉴了苏联卢布的“计划本位”的外部特征，形成了一套以“计划驱动”货币供应、以“物资调节”货币流通的机制。
国民党在退出大陆时，运走了绝大部分黄金和白银储备，因此中国不可能像苏联卢布那样，建立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内在价值。同时，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法币改革之后，以英镑和美元外汇作为本国货币的发行抵押，导致金融主权逐步丧失，继而无法主导中国的经济命运，历史殷鉴不远，新中国决心要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人民币绝不容忍卢布、美元或任何外汇来影响本国货币的发行，无论该国是敌是友，中国货币的命运，必须由自己来操盘！
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论从实际经验还是精确程度来看，都远达不到苏联的水平，货币供应如果仅仅依靠计划来驱动，就会出现不小的偏差，导致物价的大幅上涨。所以，最终货币供应的决定性因素不是计划，而是物价！
三年“大跃进”最终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这次物价暴涨的源头正是由于货币超发。
在“钢元帅”自我膨胀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建设规模呈现出“大干快上”的疯狂局面，违反规律和超高目标的追求，降低了生产质量的基本要求，结果就是大量无法完成的烂尾工程，积压如山的劣质产品。但是，这些项目和生产所需的资金，已经由银行按照政府的计划要求，放出了巨额信贷。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是模仿苏联而建，在“大财政，小银行”的框架中，银行只是政府的出纳，政府放话，银行出钱。这些投资所形成的工业生产能力及其产品，本该由商业部门从银行借来流动资金加以购买，然后转手出售，在实现商业利润后，再清偿银行借贷。但是，堆满仓库的残次品在市场中无法出售，商业系统在“生产多少，购买多少”的口号下，已经将自己深度套牢。银行出现了严重的工业和商业烂账，最终只能由国家来埋单。
政府一方面承认仓库中无法出售的商品也算“完成了产值计划”，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财政虚收”所导致的惊人赤字。为了保证“大跃进”的建设规模，1960年的工业信贷比1957年飙升了12倍！更大的扩张形成了更大的浪费！60年代初，中国的财政赤字急速恶化，“大跃进”的三年累计财政亏空高达170亿元，相当于1957年货币流通总量的3倍以上！
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开始大印钞票，“大跃进”的三年中累计增发货币达72.89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57年的52.8亿元，暴增到1961年的125.7亿元！在重工业生产严重萎缩，商品供应由于农业和轻工业陷入崩溃而极度匮乏的时刻，“大跃进”新增的2550万就业人口又增加了100亿元的购买力，更加剧了货币过剩与商品匮乏之间的尖锐矛盾。
粮食和商品的极度短缺，使得国营商店的供应完全无法满足社会的最低需求，政府不得不大规模放宽农贸自由市场的限制，当海量货币杀进农贸市场时，疯狂抢购稀缺的物品的货币洪水，将粮食价格推高了10～20倍！一斤大米高达2元，一个鸡蛋开价5毛，一斤猪肉更是到了5元的天价，一只鸡几乎要吃掉普通工人小半个月的工资！60年代初农贸市场的物价水平，几乎可以与50年后的当今物价相提并论，而当时的工资仅为现在的几十分之一。
这是建国初期平定战争时代遗留的超级通货膨胀以来，最为严重的全国范围的恶性通胀。国民党政府败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超级货币贬值的财富掠夺政策，引发了城市中产阶级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崩溃。历史的教训，使政府意识到稳定物价已成为紧急而迫切的重要工作。
在当时的中国商品流通市场，存在着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两种价格，国营商店商品供应是计划管制，价格不高但商品奇缺，只能定量供给。农贸市场有商品，但价格高昂。控制通胀的核心问题，就是让农贸市场的价格逐步回落到略高于国营商店的水平。这样才能稳定社会，安抚民心。
但凡粮食和轻工业消费品出现严重短缺之时，国家都会开始实施定量配额供给制。1921年的苏联如此，1948年的德国同样如此。1961年，中国开始对18类商品实施定量供应，从粮食、棉布、猪肉、肥皂，到香烟和火柴，都有额度限制，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之上，更是推出了几十上百种地方定量供应的商品限额标准，许多地方甚至连蔬菜也要定量供给。城市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二两，口粮则普遍不足，农民每人每年供应棉布仅三尺。这些最低定量显然不能满足正常生活需求，只能是维持最低的生存状态。但这些最低定量至少稳住了关键商品的价格。
如果说货币超发与商品短缺形成了物价飙升的现状，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有两种：一种是承认货币超发的现实，放手让管制商品的价格上涨，缩小国营商店与农贸市场之间价格的巨大落差，希望定量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减弱农贸市场物价上涨的动力；另一种方式，则是战争时代和解放初期屡试不爽的经典思路，既然物价上涨是货币超发所导致，那么降低物价的关键，就在于回笼过剩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以适应物资短缺的现状。无论哪一种方法，成败的关键都在于要刺激商品的供应增加，减轻公众的生活压力，稳定社会情绪。
第一种方式，以提价来应对货币超发，能够暂时刺激提价商品的供应，但会导致货币供应的进一步增加，社会未必能够稳定。因为计划商品提价，必然使公众的购买力缩水，政府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不致更加困难，只有增加工资，从而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商品在提价的刺激下所带来的增量，在时间滞后和更多货币的追逐下，不一定能产生价格稳定的效果。结果很可能造成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反复提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因此，提价消灭不了通胀，而且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通胀。
第二种方式，以消灭过剩货币来对付通胀，显然这才是治本之道，而且是一招毙命，永绝后患。在陈云的建议下，提出了用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基本思路。在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额外提供“高价糖果，高价点心，高价饭店”，让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例如在农贸市场高价出售粮食而获益的农民、有高收入保障的民主人士、高工资的职工、工商业吃定息的原资本家，增加一个补充营养改善生活的渠道，从而大量消费他们的过剩货币，同时并不影响其他群体的生活。当时，高价商品的定价原则就是“高到卖得掉，低到不脱销”。这一政策推行了三年，国家以高价商品大规模地收回泛滥的流动性，在稳定物价和保证市场供应方面产生了显著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社会低消费群体的明显不满情绪。
紧接着，刘少奇提出了对农民实行“高对高、低对低”的两种价格政策。所谓“低对低”就是国家在按计划的低价格收购农产品的同时，也按低价格提供工业消费品为交换对价；“高对高”就是国家和农民议价，用高价的工业消费品来交换高价农产品，并将农民在农贸市场获得的过剩货币进行回笼。
1962～1964年，这两种办法在三年中总共回笼货币约45亿元，货币流通总量从1961年底的126.7亿元，到1964年末大幅减少到80亿元。农贸市场的价格开始逐步回落，物价稳定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仅仅稳定价格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控制住了价格疯涨的蔓延。只有大量增加商品供应，才能从根本上扑灭通货膨胀的熊熊烈火。这就涉及如何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不合理的物价体系。
农业经济的崩溃，显然是由于极端的工业化政策，采用过低的价格转移农业财富而导致的恶果，为了弥补农业的损失，国家从1961年开始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向农业进行倾斜。1961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比1960年提高了28％，比1958年提高了34.8％。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跳升，几乎立刻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从1962年开始，以华东地区为先导，大部分地区的农业开始出现粮食增产、农贸市场价格回落的现象。农业的触底反弹，带来了轻工业原料供应的增加，大量的消费品开始涌向市场，商业贸易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财政恶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到1965年，工业生产渐次复苏，多数企业开始扭亏为盈。除了煤炭等少数产品价格上升之外，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稳定。利润丰厚的化肥、西药，以及上海生产的日用热销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降价：1965年的消费品价格总指数比1962年下降了12％之多，平均商品价格下降了4.8％，农贸市场价格与国营商店的价格重新回到正常的范围之内。以“物资本位”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1961年到1965年的5年经济恢复期间，货币供应在大幅收缩，而商品供应在快速增加，整个经济在物价下降之中重新繁荣起来。其基本过程就是，收缩货币以稳定物价，调整价格以刺激生产，当商品供应逐渐追赶上超发的货币之时，物价将进一步稳中有降。陈云等老一辈的财经领导人的实践，再次说明经济繁荣并不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只有不负责任的经济与货币政策，才是通货膨胀最大的帮凶！
1948年德国面对恶性通胀时的应对之道，与1961年中国反通胀的手法，都是在严重的商品短缺和货币泛滥所造成的极度混乱中，采取了大幅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缩小货币与商品的悬殊差距，最终都取得了稳定物价的效果。但是，从本质上看，德国与中国削减流动性的工具，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货币本位之间的根本差异。德国是中央银行以“平衡票据”为核心工具，来压缩银行体系的资产规模，同时减少货币供应，而“平衡票据”其实也就相当于未来联邦德国的国债。这代表了在“国债本位”的货币体系中，收缩流动性的基本打法。
但是，60年代中国的国债规模可以忽略不计，到1965年，中国成为了地球上唯一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难道没有国债就无法采用货币手段治理通胀了吗？很明显，国债并非是唯一的货币工具，也未必就是最优选择。用物资和商品，同样能够实现减少流动性的作用，也同样能够达到消灭通货膨胀的目的，而且没有国债内生的利息成本。在目前欧美各国所面临的国债困境，以及这种困境衍生出来的主权货币危机中，中国人民币的“物资本位”所取得的物价稳定和反通胀的巨大成功，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世界各国认真借鉴和反思吗？
货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国债或者外汇，是否就是一国货币发行所必须依赖的基础？这个规矩究竟是谁制定的？有没有更好的其他选择？这都是在当今世界的货币危机中，世界必须严肃思考的根本问题！
反思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回头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比较，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严格的计划经济，就好像在水缸里种树，缸与缸之间彼此隔绝，根不能连着根，藤不能缠着藤，枝叶不能勾连着枝叶，中间的全部营养交换只能在严格的计划规定下进行，貌似郁郁葱葱的一大片森林，但却形不成具备进化功能的生态环境。在这种刻板的人造森林中，杂草不能生长，花儿不能绽放，小鸟被限高飞翔，动物需分类圈养，狼虫虎豹绝迹，蛇鼠獐狍遁形，自然所赋予的物种之间内在的关联被人为割裂，这样的森林当然缺少生机，这种大山自然缺乏物产。如果计划不能赋予社会中各类人群以本能的生存动力，那么短缺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中国错失了机遇】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轻工业90％的原料都是源于农业，而重工业所提供的技术装备大部分都服务于轻工业，用以生产最终的消费产品。农业天然的低增长速度，必然限制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潜力，在直接制约轻工业发展的同时，也间接制约了重工业的扩张，从而导致商业贸易和财政收入的低增长，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被农业牢牢地限制在低增长的轨道之上。
此时，只有轻工业的突破，特别是在原料来源方面的突破，才能打破经济增长的瓶颈。
欧美工业化过程中，其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法搞的“煤钢联盟”，将钢铁作为工业的主要原料，把煤炭当成动力的主要来源，表明了在50年代初，钢铁和煤炭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但是，中东地下沉睡的石油之海，彻底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轨道。
从1946到1950的短短五年之间，平均每年在中东发现的石油资源就多达270亿桶，相当于当时世界石油年产量（约30亿桶）的9倍！源源不断的石油从中东涌向全球，西方在石油极大丰富的时代，享受到了空前美好的经济繁荣。超级丰富的供应，带来了超级低廉的价格，60年代西方石油价格仅为每桶1.5美元。
石油的大规模廉价供应，不仅带来了西方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石油的衍生产品，从根本上突破了轻工业原料来源于农业的制约！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化学工业的革命：合成氨的大规模生产，刺激了化肥的急速增长，直接突破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化学农药的使用，对于防治农业的病虫害起到了巨大作用；尼龙、涤纶、腈纶等化学纤维，在纺织业中大量替代了棉花和动物皮毛；塑料的出现，替代了日常生活中，从锅碗瓢盆到桌椅板凳等家庭装备，在工业原料中，从汽车的零部件到集成电路都离不开塑料，在建筑行业，塑料被大量替代钢铁、木材和水泥，在包装行业，塑料薄膜、塑料袋遍布市场；合成橡胶在各种轮胎、传动带、胶管等工业用品中大大超越了天然橡胶，在雨衣、胶鞋等生活用品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生活。在涂料和胶粘剂工业中，新兴材料同样大放异彩。
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出现了汽车、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四大件”的消费品热潮，这些产品都离不开石油化工在轻工业原材料领域的重大突破。石油化工的基础产品乙烯，成为新经济时代的宠儿。美国从1940到1980年的40年间，乙烯产量由40万吨增长到1300万吨，激增了32倍！
在现代生活中，在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消费品当中，来源于农业的直接产物，已经倍感稀缺。曾几何时，的确良的衬衫是如此稀罕，腈纶的面料非常抢手，人造皮革的夹克光彩时尚，解放牌胶鞋遍布大街小巷，三合板的大立柜替代了纯木家俱，合成材料的地板大规模进入家庭，超白的涂料使房间更加明亮，硬质塑料的切板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逛菜市场的家庭主妇的手中不是网兜就是塑料袋，这所有的一切，没有石油化工所引发的材料革命，都将不复存在。来自农林作物的消费品原料，被人工合成的数以万计的新材料全面取代了。石油化工对轻工业所造成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消费时代！它使工业化的进程，发生了剧烈的变轨。
当中国仍在强调“钢元帅”在工业中的伟大作用时，世界工业化已经峰回路转，轻工业的原材料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摆脱了国民经济对农业和天然材料的深度依赖，将工业化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到1965年，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之后的大衰退中走出来，紧接着又直接跌入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经济停滞之中。虽然石油化工的很多技术和理念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工业中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普及，由工业自身积累来代替农业积累的转变远未实现，从而错失了一次根本性的工业化变轨机遇。
如果说石油化工彻底解决了轻工业原材料对农业的依附，带来了工业化的重大变轨，那么电子工业与计算机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工业自动化革命，则将工业化在新的轨道上骤然提高到了第一宇宙速度！
1947年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诞生，以及1958年集成电路的横空出世，带来了以集成电路为核爆炸中心、以摩尔定律为冲击波速度、横扫工业一切领域的自动化浪潮。
自动化将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判断和反馈，并控制机器最终完成了人类所无法企及的超高速度、超高精确度和超高强度的自动连续生产，工业生产的速度和质量获得了本质性的提高。自动化第一次将信息从工业过程中剥离出来，这次伟大的分工创造出一个单独的工业分支，这一分支以计算机为大脑，以集成电路为脊梁，以网络为四肢，以海量信息为粮食，在重工业领域中，创造出了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在轻工业体系中，将生产效率提升到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工业的森林”中，不再是机械和独立的生产孤岛，而是进化成密切联系、高度智能、完全整合的“生态环境”。自动化不仅解放了人类的体力，更激发了人类大脑的潜力，从控制生产过程向促进科学管理进化，从工业生产向社会生活渗透，自动化所催生出来的信息化，将更为深刻地改变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中国在50年代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中，获得了工业化扩散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经济的差距。但是，从1957年到1970年，在世界工业化开始变轨和加速的关键时刻，中国的经济却处于衰退与复苏的挣扎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流放”所带来的封闭与隔绝，对中国工业化的后劲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中苏关系的恶化，进一步断绝了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最新技术扩散的渠道。在无法摆脱农业对工业化的先天制约的枷锁中，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政治斗争则加速了前期工业化成果的恶化。50年代尚属先进的工厂，在60年代世界工业的剧烈创新浪潮中，已经陈旧落后。世界范围的重大技术革命，造成了中国工业的加速折旧。企业上缴了主要利润，大大削弱了技术升级所必须的资本积累。当这些宝贵的工业利润被投入到基于旧技术的低效益和高浪费的扩张时，则进一步扭曲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虽然在封闭的环境中，投资造成了增长的幻觉，但是一旦参与外部竞争，整个工业体系事实上已经处于破产状态之中。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好比一个被“孤立的愤怒的巨人”，这也正是美国所期待的“经济流放”的效果。不过，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且对中国有利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日益面对失败的最终结局，国际声望跌至谷底，国内反战情绪高昂，苏联的影响力日增，美国势力在全球面临着大幅收缩的窘境。此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使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利用价值。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深度衰退，寻找新的海外市场就成了欧美各国最急迫的任务。
中国抓住了这一时机，于1973年提出了“43方案”，准备在3～5年内，大规模引进43亿美元的石油化工与钢铁制造的成套设备。中国终于明白了石油化工对于轻工业摆脱农业制约的重要性，在引进设备中将化纤、化肥、化工设备放在了优先的位置上。
70年代的“43方案”，是继50年代的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项目之后，中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吸收技术扩散的计划。后来，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配套和改造，总投资约200亿元，兴建了27个大型工业项目，计划到1982年全部投产。这一计划的实施，为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就在中国工业化快速起步与不断挫折之时，中国百年来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正在工业化的道路上急起直追。
【日本工业险遭“阉割”，麦克阿瑟大搞“土改”】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投降。在战争中，日本全国财富的40％，直接或间接地毁于战火，经济已经全面破产。当美军浩浩荡荡地开进日本时，美国占领军最高长官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一项明确指示：“你对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强化不负任何责任。要向日本国民明确表示，你对日本应当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特定生活水平也不必负责。”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不同于德国，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的是直接军事统治，在日本，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才能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面对天皇存废问题，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确信保留天皇制度将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实行军事统治的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新的战争”，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绎成神的化身，虽然日本战败，但天皇的感召力“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因此，如果废除天皇，那美国将背上充满敌意的沉重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
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早就习惯了受军方的指挥，它不像一个决策机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当美国占领军替代了日本军方，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障碍地与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美国对日本最初的态度与对德国类似，就是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为此，美国对日本同样准备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计划”。美国的目标是，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件前后的水平为限，将日本的工业能力降低到一个初级工业化的水平，仅能满足自身经济的低水平运行，而不至于给美国人增加占领成本。同时，为了迫使日本向亚洲曾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赔偿，大量的工业设施将被拆除，作为向这些受害国提供实物赔偿的手段。美军制定了日本工业拆除的“黑名单”，在名单上出现的企业总数为1100个，少于德国1600家的规模，这既是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更加彻底的体现，也反应了日本工业弱于德国工业的现实。
除了对日本进行工业“阉割”之外，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军阀得以发动战争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来在学校系统中对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随美国占领军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大批美国的教育学家。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教育系统中将“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们立刻清除出去。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制定思想内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确了什么样的观念是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的。
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也准备对日本的财阀体系动刀子。但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蹊跷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显然是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财源基础，所谓“解散财阀”，仅仅将财阀们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财阀体系中最核心的财阀银行，却毫发未伤地保留下来。这些财阀银行家族与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银行家们，有着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与国际银行家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所谓“刑不上大夫”，当刀落到财阀们的头上时，总有意外的无形之手化解了严刑峻法，这种力量不只是来源于日本政府，也出自占领当局背后的势力。如同德国的银行家在支持纳粹的同时，也在巴塞尔与英美银行家们打得火热一样，他们在战后同样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战前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中，贷款仅占12.8％，但战后的1951年，企业发展对贷款的依赖度高达62.8％。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财阀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当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合约》之后，重新获得了国家独立，日本于1953年修改了麦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允许企业竞争对手彼此持股，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财阀被分拆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修改后的法律允许银行可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样一来，一个以财阀银行为中心，原财阀企业们纷纷采取相互持股的战略同盟就形成了，财阀银行不但同样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向财阀同盟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极大地强化了财阀体系这一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财阀银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起到了财阀集团的战略制定、战术协调和利益枢纽的核心作用。
财阀银行不仅从居民的储蓄中筹措资金，同时也逐渐借重中央银行的贷款。如此一来，财阀体系比从前能够动员的经济资源更大，进入的领域更多，面临的竞争更小，组织体系更加灵活。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团。三井银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系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三井石油化学、王子造纸等三井系企业优先给予贷款。从组织上看，虽然没有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集会，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前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最大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5.4％，十大财阀占到35.2％。在原计划分拆的325家企业中，最终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为三家后，又重新合并起来。
正是由于财阀银行的完好无损，在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原财阀旗下的企业们，很快就在财阀银行的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再次从幕后主导着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舞台。
1946年，苏联拒绝加入美元体系，冷战开始升温。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阉割”计划，同时踩了刹车。
从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业被拆除的规模大大缩小，其设备总额不过1.6亿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业实力。这与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实力，日本战后快速复兴谈何容易。由于战争赔偿所涉及的工业设备拆除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亚洲各国没有获得战争巨大损失所必要的补偿，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中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崛起。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45年12月发布的“农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生产力释放，也很难有日本后来的工业崛起。
日本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致相同，日本战前的工业化，也是必须从农业获得资本积累，当本国农业的产出无法满足工业原料供应时，急速发展的帝国工业，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东南亚大举侵略扩张，以获得工业原材料、粮食和石油的供给，同时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大举倾销的市场。在战后，当日本丧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时，不仅断绝了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也丧失了消费品的市场。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积累，在战火中耗损殆尽。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的继续低迷，将迫使占领军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日本，这将成为美国人长期的经济负担。
麦克阿瑟在日本发动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强制性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平价卖给佃农，这也是日本国内早就期盼的改革，不过，在日本财阀、军阀与地主结成同盟的帝国时代，土改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才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一举摧毁了日本千年以来，地主阶层垄断多数土地的制度。佃农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一半或更多的粮食地租，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战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的生产力甚至高于城市。农民在市场中高价出售粮食，从而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减少到人口的1/3，但农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农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随后的年份里，迎来了农业的繁荣，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支持了日本轻工业的十年恢复。
不过，在经济出现真正的复苏之前，日本还必须解决通货膨胀的难题。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1945年战后初期，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处境大体相同。在战争中，日本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仅相当于战前的30％。在战争中，日本的货币流通总量暴涨了24倍以上，黑市物价平均飙升了29倍。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往年的60％。严重的粮食危机、极端的物资短缺、恶性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局持续动荡。
当美国占领军当局宣布停止日本军工生产时，大批军工企业立刻面临断炊的危机，机械、化学、冶金等配套的工业部门也基本停顿下来。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军事及配套工业一旦停摆，大规模失业将如影随形，再加上海外军队和移民纷纷回国，日本的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130万人。物资短缺、粮食匮乏、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严厉实施定量供给，而这一措施几乎毫无疑问地将刺激黑市价格如火箭一般蹿升。
日本银行体系在战争中，向军事工业发放的贷款高达贷款总额的一半，特别是6大银行的军工贷款更占到90％的惊人比例，这些贷款已铁定成为无法回收的烂账，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这些银行破产之时。为挽救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局势，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允许银行客户继续自由取款的同时，也允许金融机构为企业继续提供新的巨额贷款。这种无视坏账的存在，继续发放巨额贷款的行为，无疑又将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与暴动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在如此恶性的通胀下，日本民众急切地希望取出银行存款，迅速购买各类黑市商品来保护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储蓄，银行挤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哪里还经得起民众的挤兑？日本政府在财阀们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国占领当局请求紧急应对通胀危机，麦克阿瑟也担心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引发日本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爆发革命二因此，麦克阿瑟立刻责成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危机的爆发。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日元，回收旧日元，民众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旧日元，存入银行的储蓄账户，在账户中兑换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为日常开销，这一数字几乎只能维持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政府用冻结存款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即将爆发的银行挤兑危机，用以旧换新所形成的货币流通剧减，来压制黑市物价的狂涨。从短期效果看，物价疯涨的局面被短暂遏制，从而渡过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鬼门关；但从长期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与1948年6月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比，德国以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个方向上同时削减10倍，用“平衡票据”（未来的国债）来置换银行资产，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但一步到位地消灭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虽然惨烈，但也不失为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疗法。而日本的“金融紧急措施”，则完全是为了应急，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延迟了问题的爆发。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难得的“延时”来根治通货膨胀呢？如果不愿从收缩货币入手，那么就必须从增加商品供应来突破。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倾斜生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增加煤钢生产。由于煤炭是工业的能源，而钢铁是工业的原料，有了这两种物资，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恢复运转。
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大约为战前的30％，如果生产能恢复到60％，日本政府认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会抵消过剩货币的冲击，如此便可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制止通胀，才能真正开始经济复苏。要达到这一目标，煤炭生产必须由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为此，需要占领军当局为钢铁部门提供重油和铁砂，然后以增产的钢铁来供应煤炭部门，促进煤炭增加生产，再以煤炭进一步推动钢铁。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政府开始集中所有财源，于1947年1月专门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公库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央银行的信贷，最终则体现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库一共放贷1259亿日元，占整个工业信贷的1/3。另外，政府还从预算中拨出85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占预算总额的12％），来向“倾斜生产”的企业进行价差补助。煤炭工业得到了475亿日元的贷款，约占公库全部贷款总额的38％。有钱自然好办事，结果1947年煤炭生产应声增长了近30％，同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49.2％，基本达到了事先设定的目标。
不过，实现这一“倾斜生产”的代价，就是更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钞票泛滥，钢铁和煤炭是有了，但轻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原料仍然受制于1947年的农业。日本当年的轻工业与中国类似，在石油化工产业尚未启动的情况下，轻工业的原料来源严重依赖农业。此时，日本的“土改”才刚刚开始，农业增产的效果在1948年之后才会逐渐体现出来，而“倾斜生产”所造成的更大规模的货币泛滥，与尚在卡壳状态的轻工业瓶颈之间的脆弱平衡，在1947年和1948年再度被破坏，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又一次失去了控制。日本批发物价的上涨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达到了193％和167％之多。
这一政策最终的效果是，大财阀体系的企业们，利用国家的资金和人民的储蓄，重新实现了资本积累，恢复了在战争中损失掉的部分实力，他们的贷款负担在恶性通胀中被迅速冲销，最终把通货膨胀的灾难留给人民和储蓄者。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财富的抢劫，而且是在国家指导下的公然抢劫！结果，日本爆发了1948年的“三月斗争”，全国罢工人数高达100万人，在日本历史上规模空前。与此同时，政府机关和公共团体的公务人员也掀起了大规模抗争。
“倾斜生产”非但没有倾倒出大量的消费品，反而倾倒出更为猛烈的通胀，以及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美国人不干了！日本人这不是胡来吗？玩财政赤字的火，最终必然带来恶性通胀和社会动乱的灾难！
【道奇路线，日元投入美元帝国的怀抱】
1948年底，美国银行家道奇来到了日本。道奇刚在德国参与了6月的马克改革，此刻风尘仆仆地赶来东京，面对日本的恶性通胀，再看日本的财政政策，不禁心头火起。这与他策划的德国马克改革的思路相距甚远。
当日本政府官员对他大谈特谈工业生产恢复得如何喜人之时，道奇毫不客气地指出：“夸耀生产指数提高和出口增加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因为实际上这不过是美国援助的资金、（日本大藏省）补助金和赤字扩大的表现而已。”他作了一个有名的比喻，“日本经济好像骑在竹马上一样，竹马的一条腿是美国援助，另一条腿则是国内的资金补助机构。把竹马的腿弄得过长，就有摔倒而将脖子折断的危险，现在必须迅速把马腿缩短”。
日本内部此时也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意见是稳定是复苏的必要条件，必须首先制止通货膨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复兴就没有稳定，必须扩大生产才能重建经济。后者其实是支持通胀的观点。大财阀们显然是希望国家继续实施大规模财政赤字，从而使他们继续获得巨额资金和补贴，实现更大的资本积累，通胀的代价自然由普通日本人来承受。在大财阀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迟迟不愿削减财政赤字。
美国人终于急了！
在看出了日本财阀相当顽固的态度后，美国政府和占领军当局断然采取了强硬措施，公然站到了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没有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以美国政府直接指令的形式，于1948年12月18日，以占领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国民宣布了“稳定经济九项原则”，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奇路线”。日本政界为之哗然。
“道奇路线”的核心就是：平衡预算、限制信贷、改革税制、推出单一汇率。
麦克阿瑟在给日本吉田首相的“书简”中，以极其强硬的态度和严厉的措辞，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原则，作为向日本提供巨额援助的美国，麦克阿瑟认为有权要求日本忍受困苦，甚至暂时放弃一部分自由与权利，绝对不允许出现反对“九项原则”的思想和政治活动。
大财阀们群情激奋，日本政局波涛汹涌，吉田内阁完全搞不定日本国会中势力强大的反对派。为此，麦克阿瑟秘授机宜，干脆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吉田的新内阁终于获得了国会众院绝对多数的支持，“道奇路线”开始实施。
由于大财阀们在经济复苏阶段中，实行了铁血式残酷的资本积累，日本工人的工资被压得太低，以至于众议院大选时，日本共产党大举获胜，高达35人当选，引发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惊恐。因此，遏制通货膨胀，提高工人工资，增加货币实质购买力，已经升格为政治问题。道奇在美国众议院作证时指出，“与经济稳定有关的真正问题，是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的反应。当前日本的重要问题，是保证政治和工资的稳定，维持一种能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较高生活水平，为此，必须提高实际工资，重要的是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归根到底是提高粮食配额和棉制品的销售量”。
在这里，道奇强调的粮食和棉织品问题，正是土地改革和轻工业的瓶颈。中国在五六十年代所遭遇的农业生产和轻工业的困难，在此时的日本，也是矛盾的焦点。
根据道奇在德国的货币改革经验，他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财政赤字，不消灭赤字，就无法除掉通货膨胀的根源。因此，他首先查看了日本政府赤字的原因，结果发现，1948年度的预算只是在一般会计上采取了平衡的形式，但是在特别会计上则是1500亿日元的庞大赤字。在道奇所制订的1949年度预算中，将税收大幅提高，将政府开支尽可能削减，从而得到一份不仅综合平衡，没有赤字，而且还有2570亿日元巨额盈余的“超平衡预算”，盈余高达财政支出的14％。这笔巨额盈余在偿还债务的同时，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既遏制了通胀，又增加了银行的资本金。
由于“道奇路线”反对“复兴金融公库”的变相财政赤字的做法，因此，公库从1949年起完全停止了新贷款，并开始回收过去的放贷。这一招，消除了引发通胀的一个主要来源。
正如道奇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援助和政府补贴，是日本经济“竹马的两条腿”，如何锯短这两条腿呢？道奇首先停止了“复兴金融公库”的贷款，这一项节省了1259亿日元的支出，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大财阀的利益，将财政补贴增加了一倍，抵消了道奇的努力。道奇只能在美国援助上再动脑筋。
1948年美国对日本的援助总额为4.6亿美元，1949年增加到5.34亿美元，这些援助主要是美国过剩的粮食和石油、医疗产品和棉花，在日本轻工业消费品和能源严重短缺的市场中，抛售美国援助物资可以获得惊人的暴利。如果以1美元：360日元的汇率折算，1949年美援物资相当于1922亿日元的规模，远远超过“复兴金融公库”和财政补贴的金额。
对于这样一笔巨款，美国此前基本上是让日本政府自己做主怎么花，现在道奇却要利用这一杠杆来实现“道奇路线”的意图。
于是，美国设立了“回头资金”制度，要求日本政府将销售美援物资所得来的货款，存入特别会计账户，由占领军当局管理。日本政府只有在获得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逐笔使用这笔“回头资金”。道奇设下了资金使用范围仅限于偿还政府债务和经济建设的直接投资。这样，美国将日本财政收入中的一大笔资金牢牢地控制起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迫使日本政府和大财阀们更加俯首帖耳。
从1949年到1951年，“回头资金”总共支出了3165亿日元，其中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占35％，企业投资占65％。
其中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和购买公债的1118亿日元，对回收流动性和控制通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的实质，与60年代初陈云和刘少奇提出的“高价商品”、“高对高，低对低”回笼货币的策略大同小异，道奇无非是将美援的粮食、石油、医药、棉花等日本市场的紧俏商品作为“高价商品”，在抛售中回笼超发的日元，然后将这些回笼资金清偿政府债务，从而消灭部分过剩的货币，大大缓解通胀膨胀的压力。1946年9月，日本货币流通总量为644亿日元，1947年底为2191亿元。“回头资金”回笼货币的规模对货币流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企业投资中，“回头资金”没有继续大幅投向大财阀们所聚集的“煤钢”产业，而是大力投向电力、海运、电报电话、国营铁路等基础设施，在严厉紧缩的“道奇路线”中，财政投资是企业获得资金的大头，而“回头资金”占财政资金的70％，可以说这笔钱成了美国控制日本财政、金融、工业的强大工具。
美国援助的实质，其实就是将美国过剩的粮食和商品转移给日本，作为一种“恩赐”，美国赚足了日本政府的感激；再用这种“恩赐”的物资来回笼超发货币，又实现了控制恶性通胀的目的，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好感；最后，“恩赐”再转化为“回头资金”的投资，作为政治杠杆来制伏日本的各派政治势力，镇住了大财阀们的过度贪婪。美国人将援助发挥到了“一鱼三吃”的最高境界！
道奇路线的另外一根支柱就是单一汇率。战后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经济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离，占领军当局控制着一切对外的经济活动，任何一笔对外贸易都需要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而且每笔交易所涉及的货币汇率各有不同，这样一来就切断了日本商品大量出口的途径。
单一汇率就可统一混乱的货币兑换状况，整合日本的出口经济部门。由于日本国内消费力不足，市场狭小，原料和石油来源又主要依赖海外，不扩大对外贸易，日本的经济将很难真正发展。关键的问题在于，日元与美元到底定在什么样的比价，才能使日本经济真正受益。
以日本最早实现出口的产品缝纫机为例，由于国内农业萧条，棉花原料短缺，导致轻工业的棉布供应不足，当然这也会制约缝纫机行业的规模，因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1949年缝纫机在日本的制造成本为24000日元，而其离岸价为40美元，这样的价格在国际上才能具备一定竞争力，因此，1美元相当于600日元，才能使得出口成为可能。
但是在道奇计划中，美国人单方面制定的单一汇率为1美元：360日元，这样日本缝纫机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就变成了66.67美元，竞争力将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只有通过补贴才能抵消汇率过高的不利因素，保证出口贸易的顺利发展。当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两年之内，缝纫机的月产量从3万台迅速增加到13万台，生产成本则不断下降，当政府不再补贴时，日本的企业照样能够实现利润。到1960年，缝纫机的制造成本从26000日元直降到4300日元，在国际市场中卖到十几美元还能赚钱，此时，日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变得难以抗衡。
单一汇率尽管开始对日本并不十分有利，但一旦靠上了美元帝国所贯通的世界市场，那么日益增长的生产规模和不断下降的成本，将逐渐抵消汇率的不利影响，而后，固定汇率将越来越有利于日本的出口贸易。
道奇路线奠定了平衡的预算，缓解了通胀压力，实现了单一汇率，这一切只是建成了日本经济起飞的跑道，真正起飞所需要的加速度，还是来源于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
“朝鲜景气”为日本带来了23亿美元的超级战争红利。棉纺业的十大公司的利润增加了9～19倍，其中90％的利润形成了资本积累，钢铁、化纤和造纸业取得了相似的利润增长。再加上美国给日本提供的18亿美元的援助，日本在归顺美元帝国的选择中，在1945年到1955年的十年经济恢复阶段，总共获得了41亿美元的“好处费”。不过，背靠着急速扩大的国际市场，日本工业的规模迅猛扩大，同时，日本从世界所吸纳的海量新技术，进一步提高了日本产业的利润率，对美元帝国的依附所赢来的海外订单“红利”，远远超过了美国真金白银的援助。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工业化的变轨与加速】
日本工业化的底子虽然是明治维新时就打下的，但到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已经被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大大地甩在了后面。8年战争下来，日本的国民经济全面转向战争机器，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已严重落后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考虑让日本生产重武器系统，以便就近供应朝鲜战场，但美国的工业专家到日本考察了一圈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日本的工业技术已严重落后，根本无法满足美军的需要。
当1955年来临之时，中国的工业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正在迅速接近世界水平；而日本虽然从战后的废墟中，成功地完成了复苏，但却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浅工业复苏”，重工业的技术水准，甚至不如中国直接引进的苏联最先进的工厂。如果从硬件条件看，中日双方大体处于同一工业化的水平上。
但是，这一年也是中日工业化发展战略错位的关键拐点。中国仍把钢铁视为工业化的核心，而日本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工的重要性，并将自动化作为新的发展目标。这种战略眼光的差距，在随后的15年中，把中日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难以追赶的程度。
日本人对新产业的顿悟，让他们意识到原来的战争行为是多么愚蠢，石油在世界市场的充分供应，使占领中国东北煤炭能源基地显得毫无必要，石油化工带来的廉价、丰富、优质的合成橡胶，让南下掠夺东南亚天然橡胶的军事行动成了不可理喻的冒险。在石油化工成千上万的衍生品海洋里，轻工业的原料来源几乎获得了充分的满足。日本决心放弃军事侵略的立国传统，因为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好处。
石油化工取代了农业，成为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来源，电子工业和自动化则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有了这两个撒手锏，只要石油来源由美国保证，日本通过工业产品来征服世界，就远比用军刀马靴要简单得多。
中国和法国一样，虽然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经济。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战略之下，1960年日本人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通产省的经济战略眼光，远高于中国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定者，他们首先在重化工业中，指定应该优先发展的种类。其中包括：石油精炼、石油化工、人造纤维、机动车、工业机械、飞机、电子工业等。然后给这些行业提供绝对的保护和发展援助。为了避免国外产品对这些日本战略行业的激烈竞争，通产省拿出了进口限额、进口许可证、高关税、对国内产品优惠的商业税等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手段。
当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直接的财政补贴过于扎眼，对于战略行业的发展，日本通产省怪招迭出，令人防不胜防。当造船业需要补贴时，政府不方便直接出钱，而这时日本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很高，利润丰厚，政府就对造船业提供食糖进口许可证，让他们在国内食糖市场中赚足了差价，作为政府的变相补贴。仅这一招，就让日本造船业的出口价格降低了20％～30％。
为了加快战略行业的快速发展，日本开始了疯狂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浪潮。在进口最新机械的补助金制度上，实行进口价的一半由政府出，国内同类厂商的成本，政府也支付一半的财政补贴。对企业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加速设备更新，扩大资本积累。日本政府规定，企业购入新设备的当年，就可以提取相当于设备价格50％的折旧费，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不须纳税。在政府的鼓励下，各企业竞相增加投资，更新设备。1961年，民营企业的设备投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竟高达23％！此外，日本发展银行和日本进出口银行等政府财政机构，还为战略行业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而且贷款的成本在利润中被先期扣除，因而也不需要纳税。
通过各种政策和金融手段，日本企业在世界发达国家中的税负最轻，1972年日本企业总税负为21.2％，美国是28.1％，德国则高达36％。
政府、工业家和金融家采取了密切合作的方式，那些被指定为国家战略性的工业，受到政府的精细保护和悉心扶持。对于这些行业，通产省和大藏省为企业提出详尽的行政指导，当他们认为产量过高时，就会建议企业减产，当他们认为投资过多时，会提出投资调整。企业也愿意接受这些指导，它们总是蜂拥在政府周围，以获得好处。政府对一些企业极为偏爱，对另一些则非常冷酷。即便是政府的意见或通知，只要是来自通产省，任何企业都害怕如果不遵守，可能就会被打入冷宫。
日本央行在提供信用时的“窗口指导”，也是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行政指导。它与政府对整个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相当于经济政策的金融版。央行对各家银行的放款总额设置一定的上限，当各银行来到央行窗口时，这种指示是一种“单纯的暗示”，但是，这种暗示却总是被无条件地接受。在各银行贷款总额受到行政制约的条件下，它们将优先贷给财阀客户。对于大藏省来说，资金的供应是基于特定政策的考虑而采取分配形式的，利率只是第二位的因素。
通过十年的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朝高利润率的方向急剧转化。在工业领域中，重化工的利润率高于轻工业，重化工业1955年占日本经济总量的51％，1965年达到了64％，1975年则高达75％，创发达国家的最高纪录。从1950年到1969年，日本的工业生产扩大了17倍，其中老产品比重仅占60％，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和石油化工产品的比重则急速扩大。
日本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计划性的特点十分鲜明。日本政府在工业化变轨与加速的关键转折关头，高瞻远瞩、魄力惊人，对战略性行业的支持力度堪称成功的典范。正确的战略、完美的执行、悉心的指导、大力的扶持和精细的保护，是日本战略产业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要素。
关于竞争，日本的观念与西方迥然不同。日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但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公司雇员之间的和谐，对公司的献身精神，是被日本社会认为值得提倡的，而公司雇员之间的竞争则不被鼓励。所以在国内，日本企业集团存在着竞争；而在国外，则体现为日本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与外国企业进行激烈的竞争。
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曾骄傲地升华了日本的奇迹：“‘凯恩斯先生曾在1937年讲过这样一段话，根据过去的经验，生活水平每年平均提高1％以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有很多发明创造，能够提高得更多些，我们的社会对于1％以上的增长率，也是不能轻易地使自己和它相适应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英国大概有过一两次生活水平按年均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但是，一般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按平均年率计算，总多少要低于1％。’凯恩斯的这番话是在20世纪阴暗的30年代中期说的，他在演讲之际或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的悲观主义的影响。然而，历史却可以证明，大英帝国从1860年到1913年这光辉的半个世纪里，每人实际收入平均年增长率只有0.9％。因而，当时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怀疑凯恩斯的这一看法……（但是日本）至少到1973年，平均每人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在20年问几乎一直保持在年率8％以上的水平。面对这一事实，凯恩斯将何言以对呢？”
即便考虑到1860～1913年的半个世纪中，英国执行的纯正金本位的坚挺英镑，与1945～1971年，金汇兑本位下与疲软美元之间的货币贬值因素，人们也必须公认日本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的确大大高于英国人的时代。不过，一个客观因素是当年的工业革命并没有摆脱对农业的天然依赖，1％以下的收入增长，真实地体现了农业增长潜力的极限。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经济的实际增长仅在零的上下波动，这就是为什么农业社会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50年代以后，当石油化工产品大规模取代农业原料，从而突破了轻工业的增长瓶颈时，国民收入才具备了以更高速度增长的可能。
工业化曾给西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工业化进程中，各国对原材料和市场的争夺，也给世界带来了战争与灾难。当工业化开始在东方扩散后，世界经济与金钱的权力天平，开始向东方倾斜。中国与日本，无论选择哪种路径，也不管要经受何种挫折，前进的方向始终是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富裕和强大的梦想。亚洲的所有国家，将陆续跟进这一历史的洪流。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壮大，将日益打破美国战后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将越来越呈现出战国时代的大趋势。
第六章 蛇形渐进，通往欧洲合众国的欧元之路
【本章导读】
目前，欧元正在陷入严重的困境：欧债危机似乎已无法化解，欧盟内部争吵不断，欧元解体论甚嚣尘上。美国人有些幸灾乐祸，中国人显得无所适从，国际金融市场熊气漫天，经济学家们莫衷一是。
欧元会解体吗？欧洲一体化会中断吗？世界经济会脱轨吗？
为了找到正确答案，我们必须重新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认真审视欧元诞生的历程。
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就是德法争夺欧洲大陆主宰权的历史，也是在美苏霸权的挤压下，欧洲试图重新崛起的历史。伴随着这一进程，欧洲始终存在着两种主要势力之间的博弈，这就是国际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较量。
国际主义的背后代表了金钱的权力，主权边界阻挡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意志。国家主义则继承了传统的主权思想，力图约束金权的崛起。在超主权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反复博弈中，欧洲货币联盟在曲折中艰难地不断进化。
政治民主与金融独裁这一对新矛盾，与德国重新崛起与法国如何制衡的老矛盾，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错综复杂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从煤钢联盟的诞生，到《维纳计划》的推出，从蛇形汇率机制的运作，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实施，从《德洛尔报告》的发布，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从欧洲货币单位的制定，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欧元在蛇形渐进的道路上，历经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修成正果。
但是，欧元并没有解决欧洲的问题，而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没有统一的欧洲财政部，就无法克服当前的欧元危机。没有最终的欧洲合众国，欧盟一体化的目标就没有实现。
欧元仍在继续进化着！
【祸起萧墙，戴高乐下台；风云急转，欧洲整合提速】
1968年3月，在法国人的挑头下，爆发了全世界对美国黄金储备的大挤兑。戴高乐发誓要将美元拉下世界货币的霸主地位，推翻布雷顿森林王朝，改革全球货币制度，法国领导下的欧洲必须获得更大的金融权力。
就在美国“黄金互助总库”完全崩溃，戴高乐即将对美国黄金储备发动总攻的关键时刻，法国国内突然发生了“5月风暴”，不仅法郎遭到了美元的绝地反击而一溃千里，而且戴高乐上台以来从美国挤兑来的黄金，也被美国重新拿回了相当多的部分。
在危机最严重的5月底，巴黎游行的学生和市民打出了“戴高乐下台”的口号，国家机器几近瘫痪。对政局失去控制的戴高乐，甚至连他的总理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都没有通知，就于5月29日突然“失踪”，他连夜逃往了法国驻德国的军事基地。很明显，在戴高乐看来，在国内政治经济情况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突如其来的“5月风暴”旨在逼迫他下台。美国人对他的痛恨非常自然，但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内部，对他所坚持的“法兰西至上”的政策，心怀不满的也大有人在。
在戴高乐掌权的10年里，欧洲合众国的理想基本在原地踏步。超主权的“煤钢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都是“莫内圈子”在戴高乐上台之前搞出来的，戴高乐不反对欧洲联盟，也支持与德国和好，但前提不是丧失法兰西的主权，而是让法国成为欧洲马车的驾车人，让德国人来拉车。对英国两次申请加入欧共体都被戴高乐否决之事，“莫内圈子”的人更是怒不可遏。问题很清楚，戴高乐不除，欧洲合众国的理想根本就没戏。
戴高乐一手栽培起来的总理蓬皮杜，也是“莫内圈子”的积极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