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美国在一战后，借美元债权国的霸气开始了美元的第一次远征，但最终毕竟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货币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宰制的市场规模，面对英镑区和法郎区的割据，美元的第一次远征无功而返。只有在二战中，欧洲各国相互毁灭才创造了一个美元独霸的历史机遇。现在的情况是，欧元区规模远大于当年的英镑割据，流出海外的人民币难以形成贸易结算的割据势力范围。在中国形成足够的国内市场规模之前，中国的储蓄应该留在国内发挥更大作用。当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而濒临大面积破产的情况下，将国内储蓄输送到欧洲，必然产生“道德风险”。
市场经济地位并不能根除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80年代日本与欧美的贸易冲突不断，日本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其根源还是利益矛盾，市场经济地位不过是发动贸易战的诸多借口之一罢了。
反制美元霸权的说辞也很可疑，欧美金融体系本来就是各大家族在200年的时间里，经过反复博弈最终实现的利益均势，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有枪口一致对外的基本共识。对于一个外来者而言，恐怕他们共同的利益要大于内部的矛盾。
中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角色，还是应该多向精明的德国人学习。
【中国的近忧与远虑】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会很快感受到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同步降温的寒潮，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级火箭——全球化，已经耗尽了燃料。这将是一种失去动力的滑翔状态，它更像1997～1999年农村工业化第一级火箭熄火之后的情形。短期之内，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需求疲软、内部信用扩张乏力、消费陷入低迷、价格出现下跌、利润开始萎缩、债务问题尖锐、资产状况恶化等现象，2011年备受通胀困扰的中国经济，会突然面对更加难缠的通缩困境。
传统思路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三架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如果出口出现问题，那么投资和消费尚且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这种分析忽略了三者之间的逻辑从属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生产率的提高，增长的逻辑是生产率“加速度”最快的行业在向较慢行业的需求扩散的过程中，创造出足够的储蓄增量，从而为消费和投资提供经济基础。在三架马车中，真正带来了生产率快速提升的部门是出口，它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以接近世界水平的技术装备为基础，以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为代价，以全方位密切配合的地方政府支持为依托，以最优的生产组织模式为保障，以产业集群效应为发力点，创造出一个质优价廉在国际市场中所向披靡的“中国制造”的神话。没有出口部门创造的生产率奇迹，就不会有充足的国内储蓄增量，也无法为政府巨额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繁荣的市场消费提供资金。从这个角度看，出口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火车头，而投资与消费是“被刺激”出来的。
当欧、美、日面对债务驱动型模式的残局时，它们还有短期之内无法解决的债务困境、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瓶颈等难题，要想重新焕发经济活力，没有10年时间，是难以实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困境对中国的出口部门造成巨大阻力，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使出口经济雪上加霜。
出口部门当然会向新兴市场全面渗透，也将取得相当的成效。同时，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市场的容量也能提供出口最起码的基数保障。因此，中国出口部门能够维持一个依然庞大的规模，不过，增量将逐步递减，经济助推火箭的功能会弱化。
生产率提升的速度代表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趋势，而生产率的“加速度”则意味着重大的技术突破和生产方式的进步。因此，生产率的“加速度”远比经济规模更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中国的GDP规模高达世界的1/3，却最终仍然落得被动挨打的根源。
在出口助推火箭熄火的过程中，国内真实储蓄的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这将导致消费需求的疲软。关于消费，人们常常会陷入一种误区，以为刺激消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这完全颠倒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一个农民拿着100个鸡蛋到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他要求换得一件衣服，这就是他用储蓄在进行消费。消费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交换行为，而消费的前提则是生产，没有生产就不会有消费。要产生更多的消费，必须生产更多的产品。如果农民通过提高生产率增加了鸡蛋产量，当他拿着200个鸡蛋参加市场交易时，就丰富了市场供应，他除了要求交换衣服之外，还会要求交换更多的东西，这就刺激了经济增长。刺激消费不能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生产率才能带来更多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刺激居民花掉银行中的大量存款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吗？存款是储蓄的货币体现形式，农民的鸡蛋才是真实的储蓄。储蓄的本质是当人们不再从事生产后，能够在社会中继续存活多长时间的度量。存款只是一种延迟的消费，它的本质还是产品交换。在没有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花掉银行存款相当于缩短自己的“社会寿命”，这能够维持经济，但不会带来真正的增长。
消费必须源于某个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大幅提升，从而创造出大量更为低廉的新产品，在市场交易中要求更多的交换，来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经济的爆炸性发展，总是由新行业的出现所带动，当50年代石油化工的异军突起，90年代的信息技术席卷社会时，新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交易中创造了新的消费，刺激了更多新的需求。因为是从零起步，生产率的提升在新行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当中国消费市场开始出现疲软时，不能够盲目产生刺激消费的念头，尽管这一想法是如此具有诱惑力和煽动性，但绝不是能够根治问题的良药。
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做法，那么经济冷却和通货紧缩将会加剧。此时，各方要求财政刺激的呼声将会震耳欲聋。问题在于，政府应该如何正确地刺激经济？2009年以来的很多措施，在未来的经济困境中，不会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它们不过是试图延长第二级火箭的寿命而已。政府加大投资力度能够维持经济增长的态势，但如果用在不能提升生产率的领域，或者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效益的经济部门，那么中国的债务问题将会变得尖锐起来。最终，不可持续的债务只能由货币增发来解决，这将会在经济冷却的困境中，增加通货膨胀的麻烦。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并存，但将出现在不同的领域。消费市场的价格持续低迷和资产领域的价格不断膨胀，会把中国经济置于冰火两重天的艰难境地。
经济转型的关键就是要点燃第三级助推火箭，政府的投资必须用在正确的领域才能产生可持续性的效果。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首先就是实现生产率加速的潜力巨大；其次，惠及社会中的多数人口，规模效应突出；最后，牵动行业范围广泛，经济各部门全面受到拉动。
符合上述三大条件的经济部门中，农业显然排在首位。第二次农村工业化的核心是信息化、集约化、高技术化和城镇化。农村生产率的低下，正是其“加速度”爆发的潜在优势。政府对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将改善农业经济的基础条件，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经济的利润。同时，资本市场的经济资源投入，会在农业的“四化”中产生远高于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加速度”。中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他们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将创造出规模巨大的新增储蓄。当更健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丰富、更营养的农产品涌向市场时，农民将要求交换更优质、更价廉、更节能、更多样、更新颖的工业消费品，从而刺激轻工业部门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当轻工业对原材料和装备制造日益渴求时，又将带动重化工业的发展。更加富裕的农村会自然产生城镇化的渴望，以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这不仅会改善人口畸形的分布状态，缓解大城市过度集中的“城市病”，更将对所有工业部门产生更为持久的需求。
第三级火箭将确保中国逐渐形成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获得大国真正的权力基础，把中国的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亚洲经济共同体】
美国的问题在于经济，欧洲的问题在于政治，而亚洲的问题在于历史！
亚洲的历史并不短于欧洲，亚洲的政治智慧始终是亚洲人自信的源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历久弥新的儒家传统，豁达宽容的佛学精神，为亚洲经济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文明与信仰的平台。
中国在未来的10年中面临着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是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如果欧洲的世代冤家德法能够摒弃前嫌，成为推动欧洲共同体的两大推动力量，那么同样有着百年恩怨的中、日、韩，是否能够解开历史的心结，成为推动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先驱呢？
德法和解的关键在于建立了“煤钢联盟”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煤炭和钢铁都是国家发动战争不可或缺的物资，也是50年代工业最主要的能源和原材料来源，因此，将两国的经济命脉置于“超主权”的“煤钢联盟”管理之下，将从根本上消除双方发动战争的意图与能力，舒曼计划的宗旨就是“使战争不仅无法想象，而且在物质上也绝无可能”。可以说，没有双方利益的彻底捆绑，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更为重要的是，“煤钢联盟”探索出了一套现实可行的“超主权”经济模式，奠定了欧洲共同市场的基础。没有一个规模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市场规模，欧洲就不可能获得主宰自己命运的最终权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战争，从而结束了近500年的自相残杀的历史，今天的欧洲人享受着和平带来的丰厚红利。和平相对于战争而言，永远是一种文明的进步。
60多年前欧洲人创造的“煤钢联盟”，对于今天的亚洲具有更加现实，甚至更加紧迫的重大借鉴意义。亚洲虽然早已远离了战争，但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心态。中、日、韩在近代结下的刻骨仇恨，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淡化，反而在各自民间时时碰撞出复仇心态的激烈火花。三国之间彼此防范、相互警惕，耗费了大量外交、军事和政治资源。
历史上，英国制衡欧洲大陆的基本战略就是挑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战争。法国强，则拉拢俄、德等国建立反法包围圈；德国强，则支持其他欧洲大国围堵德国，在欧洲大陆相互消耗之中，巩固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崛起后，将英国人“离强合弱”的战略发挥到了更高境界，在冷战中，将欧洲置于围堵苏联的第一线，既控制了欧洲，又消耗了苏联；在孤立中国的时期，则拉拢日、韩、澳、菲等国，以台湾为第一岛链的核心，死死扼住中国的海上通道。霸权国家总是试图挑动其他国家之间的争端，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现在，中国在经济规模上“不幸”成为了世界第二，老二的日子从来就不好过，老大的警惕和老三们的嫉妒使它们很容易形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老二。历史上众多强国在老二的位置上都惨遭暗算，最终摔了下去。20世纪初的德国，冷战中的苏联，80年代的日本，无一例外地成了盎克鲁－撒克逊英语民族的手下败将，它们失败的内因就是锋芒太盛，急于挑战老大的地位，而外因则是未能打破老大拉拢老三们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战略包围圈。
美国已经结束了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加上北非、中东众多国家的政权更迭，使得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力空前强化。对于每年超过一半的石油必须依靠进口的中国而言，美国人已经牢牢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对海外市场，尤其是对欧美市场的极度依赖，使得中国表面上的繁荣实际上建立在相当脆弱的基础之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2011年10月11日的《外交政策》中提出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重大政策宣示，声称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于亚太地区，而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美中关系的发展没有指导手册可循，然而利益攸关不容失败。
显然，美国开始将全球战略的重心开始向中国周边转移，防范和围堵中国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南海诸国在自身利益和美国的怂恿下，逐渐开始形成对中国非常不利的统一战线。东亚各国因为东海和南海石油资源而大打出手的局面，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一旦中国被迫卷入局部战争，就毫无疑问地坠入了美国的战略圈套，重蹈历史上法德鹬蚌相争，英国渔人得利的覆辙。
要打破这种历史的宿命，东亚国家必须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大胆借鉴欧洲货币与经济联盟的成功经验，化干戈为玉帛，实现亚太地区永久的和平。
中、日、韩这三个主要的东亚国家各有致命之处，中国的脆弱在于经济，日本的脆弱在于政治，韩国的脆弱在于军事，而这些弱点都与美国有关。如果东亚三国团结起来，各自的弱点将被强大的联盟所保护，以三国为核心打造亚洲的共同市场，摆脱欧美对亚洲命运的主宰，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的愿望。
各国争夺的无非是利益，与其进行这种零和博弈，不如共同分享利益。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搁置主权，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是符合亚洲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原则。现在，应该对这一理念进行具体化，并勇于进行实践。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日韩之间的独岛问题，既涉及敏感的主权争执，又牵扯到巨大的海底石油资源的切身利益，各方相持不下，几近擦枪走火，葬送亚太地区的和平环境，使各国经济发展濒临脱轨的险境，同样的问题在南海地区也面临着日益尖锐的战争风险。
如果“煤钢联盟”已经被欧洲人的实践所验证，那么这种“超主权”的模式同样可以在亚洲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复制。如果成立类似欧盟的“亚洲经济共同体”的机构，以“石油联盟”作为起步，将有争议的海底石油资源让渡给这一“超主权”的新机构，从根本上化解主权这一敏感而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各国共同投资、联合开发、利益共享的机制，将各国利益实现深度捆绑，使战争的爆发“既不可想象，也无法实现”，让亚洲人民得以永享和平红利。
通过“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中国将打破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围堵，日本会获得石油供应的可靠保障，韩国能得到中日联合的安全承诺，东盟和印度可以进入一个统一的亚洲大市场。这将是一个对所有亚洲国家都有重大利益的战略同盟！
亚洲人最难以忘却的就是历史，其实，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活在历史中，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亚洲人最敏感的就是主权，其实，主权的背后是国家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亚洲人最关切的就是利益，其实，利益共享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了争夺的利益本身！
如果亚洲曾经是人类最古老文明的发源地，那么亚洲人的智慧就不应该输给欧洲人！如果亚洲的历史曾经在列强的宰割下备受苦难，那么今天的亚洲就决不能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霸权！
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独立性将空前提高，并形成与美国与欧洲分庭抗礼的战略格局。
【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香港就是桥头堡】
“亚洲经济共同体”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从“石油联盟”起步，彻底拔掉亚洲地区战争火药桶的引信，用海底石油的巨大利益纽带将亚洲各国的命运紧密维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笔庞大而高风险的投资，钱从哪里来呢？
答案就是亚洲美元市场！
人们熟知的欧洲美元，最早指的就是流入欧洲并在那里四处游荡的美元，它们主要源于欧洲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和美国在欧洲军事基地的美元军费开支，经过长年积累，欧洲美元的规模越来越大。后来苏联、中东等国将石油出口收入的美元也存放在欧洲的银行体系中，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美元的“金融异度空间”，再往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美元也纷纷涌入欧洲。后来，凡是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统统被称为欧洲美元。
国际银行家西格蒙德·沃伯格最早开始打欧洲美元的主意，如此庞大而不受监管的美元资金，仅仅用于投资美国国债，收益实在太不理想。他于60年代初，首创了欧洲美元债券这一新的投资工具，利用闲置或低收益的欧洲美元，为欧洲企业和欧共体的项目进行融资，欧洲美元债券的重大意义在于，欧洲人开始利用美元资源，借力打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并未落入美国国债的低收益陷阱，成为美国赤字财政的被动埋单者。
最近10年以来，亚洲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储备区，贸易盈余每年将滚滚的美元持续带回亚洲，这些美元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主权国家的低收益债券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去处。其实，这一问题早在60年代就已经被欧洲美元债券创新所破解。
亚洲地区的美元储蓄凭什么一定要流向美国或欧洲的金融市场呢？为什么只能投资于低收益的欧美国债呢？如果亚洲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欧美，这些资金留在亚洲岂不是更能发现获得高收益的机会吗？
高收益、低风险、主权信用级别的项目，“石油联盟”不是完全符合吗？当年西格蒙德·沃伯格最初就是想用“煤钢联盟”这一项目来进行欧洲美元债券的首发，“亚洲经济共同体”完全可以直接发行美元债券，将融来的资金用于亚洲地区海底石油的勘探和开发，这就是欧盟至今尚未做到的欧盟债券模式。“亚洲经济共同体”发行的美元债券，将由各国的外汇储备担保，具备与亚洲各国主权信用同等的信用评级，未来可以进一步为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项目进行融资，将亚洲巨大的美元资产彻底盘活，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直接的贡献，并获得更高和更可靠的投资回报。
香港处于最佳的地理位置，拥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充足的金融人才，在战后的60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金融市场经验，堪称是亚洲地区的伦敦！目前，香港对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尚不明确，未来应该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地产金融、贸易融资，还是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政府显得举棋不定。实际上，亚洲美元汇聚中心和亚洲美元债券发行与交易中心，才是香港的一盘大棋！目前亚洲存在着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未来将很快超过10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果将这笔大买卖抓在手中，其他任何生意都只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东京和新加坡，如果中国力推“亚洲经济共同体”，那么显然香港将是首选的金融运作中心，就像德法推动了欧共体的诞生，但巴黎和法兰克福都没能成为欧洲美元的集散地一样，金融管制更宽松和国际化程度更高的伦敦始终是欧洲美元最活跃的核心。东京、北京、首尔、上海、新加坡的条件都不如香港优越，其中，国际化程度和金融市场经验积累是最关键的差别。
以亚洲美元债券的发行和交易为核心，辅之以人民币、日元、韩元和其他币种计价的债券品种，香港将在未来成为可与纽约和伦敦一较高下的国际金融重镇！
当年中国为香港设计了独特的“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使得香港在亚洲所有的城市中具备了与众不同的国际化色彩，它与亚洲各国的心理距离和地理距离都恰如其分，超主权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执行机构设在香港，应当是众望所归。
【亚洲货币同盟：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战略方向】
1997年的金融风暴，使亚洲各国遭遇了激烈的汇率风暴，对亚洲金融市场的毁灭性冲击，至今令人心有余悸。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普遍采用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迫切需要汇率市场的稳定，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在缺乏亚洲联合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各国普遍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充当最后的救助人。不过，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洗礼之后，大家对IMF的“救援”本质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在欧美主导下的IMF救援机制，与其说是在救火，不如说是在打劫。
痛定思痛之后，亚洲各国纷纷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当然，完全可以想象的是，这一倡议立刻遭到了IMF和美国财政部的反对。不过，目前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储备基金都已经建立，AMF的建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海啸爆发和2011年的欧洲债务危机，再次凸显了AMF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AMF目前的定位是一个汇率稳定基金，但并不包含类似欧洲汇率机制的长远规划。这是AMF难以获得亚洲各国高度重视的原因之一，它仅仅是个救急的工具，而不是未来货币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如果要建立亚洲共同市场，那么亚洲最终的单一货币就是逻辑上的必然，稳定汇率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以构建亚元的思路看，AMF的长期目标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就是建立类似欧洲“蛇形汇率机制”的亚洲汇率机制（AERM，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主要目的就是将各国汇率稳定在一个机制的框架之内。为此目的，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储备基金。实际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清迈倡议》中，就已经提议亚洲由各国外汇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作为紧急援助资金来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稳定汇率。其中，中国和日本的出资均占到了储备库总额的32％，韩国占16％，东盟国家占20％。东盟内部各国的出资金额也各有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均为47.7亿美元，菲律宾为26.4亿美元。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五个东盟成员国可以使用相当于本国出资2.5倍的资金来渡过难关。但在2008的金融海啸中，当该区域的部分国家面临流动性困难时，由于缺乏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储备基金计划难以实施。
2011年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中再度冲击亚洲的金融体系，亚洲汇率机制应该加速筹建。不过，亚洲各国的政治态度决定了这一进程的快慢，如果各国能够取得建立亚洲共同体的战略一致，那么在5年之内建成亚洲汇率机制是有可能的。
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稳定亚洲各国的汇率波动，只有区内货币的相对稳定，才能有效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并且为最终实现统一的亚洲共同市场奠定基础。它的关键之处在于确定各国之间货币相对浮动的最大限度，当任何一对货币的汇率浮动超过了这一限度时，跌破下限的国家都有义务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以恢复本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在最极端的困境中，AMF的外汇储备基金将启动紧急救援。这种救援相当于一种外汇贷款，当受援国摆脱危机后，它有义务偿还救援贷款。
AMF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建成亚洲货币体系（AMS，Asian Monetary System）。这首先取决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以及亚洲共同市场的推进情况。当亚洲各国在关税、补贴、农业、资本与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达成共识后，统一的亚洲货币单位（ACU，Asian Currency Unit）将作为区内贸易结算的货币单位。ACU也是由“一篮子”亚洲货币所组成，这些货币占据与其经济与贸易地位相当的权重，共同形成亚洲货币价值的基准，每5年调整一次，以反映各国经济地位的变化。
当ACU诞生后，亚洲汇率机制将由任意一对货币之间最大浮动限度的机制，调整为各国货币相对于ACU的浮动，这样将由外汇储备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以便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ACU将承担起亚洲货币价值之锚的历史重任，更是未来亚元诞生的基础。
AMF第三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就是固定各国货币与ACU之间的汇率，经过一定时间的准备期，当政治条件和经济环境允许时，将ACU作为亚元的货币基准，条件成熟的国家可率先实现本国货币与亚元的兑换，AMF将脱胎换骨为亚洲中央银行。
AMF从建立之初就应该有推动亚元和建立亚洲中央银行的长远考虑，如果仅仅作为外汇救助基金和IMF的辅助角色，这样的定位显然太低。AMF应该发挥推动亚洲政治联盟和经济整合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一个“被推动”的机构。这要求AMF应该成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财政部、研究机构、学术组织、媒体和民众之间最活跃、最有效、最积极的沟通者。
另外，亚元的推进应该汲取欧元的教训，宁缓勿急。中、日、韩可率先建立起汇率稳定机制，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旗鼓相当，韩国也不弱，这三家联盟不会产生谁救谁的争执与扯皮，避免德国在推进欧洲汇率机制的过程中，时刻担心自己的外汇储备会被法国和其他国家“揩油”的顾虑。实际上，欧洲汇率机制的推进速度之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德国的这种顾虑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中日韩三国之间一旦达成政治共识，在操作细节上又有欧元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亚洲汇率同盟的推进速度应该大大超过欧洲。
当中日韩的汇率同盟稳定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再陆续向东盟10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渐次开放。这些国家加入汇率同盟基本都是奔着好处来的：一是希望一旦本国货币遭遇不测，汇率机制能够帮上大忙；二是向往进入一个更大的亚洲共同市场。此时，需要设置一定的达标门槛。
最艰难的时刻是在启动汇率联盟的初期，这种难度并不是操作细节所带来的麻烦，甚至也不是中日韩的政治意愿，而是来自于美国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和敢不敢顶住这种压力，争取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亚洲货币联盟成败的最大疑问，也是亚洲命运的最大疑问！
【人民币，还是亚元？这是一个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能带来更多的利益呢，还是推动亚元会产生最佳的效果？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英镑和美元曾先后成为主要的世界储备货币，而马克和日元即使在其经济全盛时期，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超过10％，这是德国和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所注定的。
由于本国市场容量有限，德国和日本必须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拓展空间，在出口产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国际货币的回流。反过来说，一国的货币要想作为世界主要的贸易与储备货币，就必须持续输出本国货币，方式只能是贸易逆差和海外投资。德国和日本如果变成贸易逆差国，输出海量的马克和日元，进口的外国产品将很快充斥它们相对狭小的本国市场，而它们自己的工业能力将被瓦解，从而葬送其经济强国的地位。日本早在80年代就曾经大力推动日元在海外的投资和日元贷款，近30年的努力并未产生明显的进展，日元很难走出去。人们愿意持有日元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未来能够在日本市场中买到商品，如果日本国内市场规模不够，持有日元的动机将被大大削弱。
因此，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无论其经济如何强大，它的货币都不可能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只有市场规模庞大的国家才能玩得动。
大英帝国当年曾经拥有横跨地球1/5的大陆，占世界1/4人口的庞大的市场规模，输出英镑所带来的逆差绝对数字很大，但在英帝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却不高。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对外贸易仅占经济总量的3％～5％，其巨大的国内市场使美国根本不在乎美元汇率的波动。输出货币是要有本钱的，家大业大的国家，首先能够扛得住这种压力，然后才能享受其好处。
中国的现状是国内消费仅占GDP的1/3，海外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这种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和偏小的国内市场容量，注定了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很难获得实质性的突破。最好的效果不过是当年马克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中的地位，不足以为中国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
中国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的石油和原材料供应，以及欧美市场的需求，这种繁荣的基础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如果欧美经济的债务驱动模式难以持续，如果局部战争导致石油与原材料的供应中断，中国的经济繁荣又如何持续呢？同时，人民币的供应与美元紧紧绑在一起，在人民币完成“刮骨疗毒”之前，人民币的国际化不还是披着人民币外衣的美元再输出吗？在比较脆弱的经济基础之上，依托着相对狭小的国内市场规模，走出去的人民币会是强大而坚挺的货币吗？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多的是货币投机者们的兴奋，而远不是世界各国真诚的信赖。
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越大，美国对中国的警惕与攻击性就会越强烈，欧元区国家会更乐意看到人民币成为美国打击的主要靶子，而亚洲国家则将充满警惕地防范中国试图建立“人民币的新秩序”。
在实力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民币的高调出击，很可能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在缺乏盟友的情况下，招致货币霸权国家的围剿。
因此，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之前的高调国际化，属于激进战略。
相对而言，中国主导推动亚元的努力，貌似激进，实则保守。
如果欧美经济长期不振而中国被迫进行经济转型，那么中国将无法或不愿意继续为美国提供国内储蓄，在实用主义至上的美国眼中，中国将失去利用价值。过去10年，美国对中国经济繁荣的容忍，是建立在中国生产美国享受，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基础之上的，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利益，“中美国”的婚姻必然走向破裂。
美国宣称的“太平洋世纪”新战略，其实已经不点名地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亚洲近来出现的一系列领海问题的矛盾激化，显现出美国先声夺人的气势。在挑动“亚洲人斗亚洲人”的游戏中，美国是以极低的成本在博取极高的收益。美国一边掐住中国的石油供应、海上通道、市场依赖的经济命脉，一边唆使亚洲各国哄抢中国的利益，置中国于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两难境地。未来10年，随着美国经济长期不振导致的自信脆弱，将使美国对中国变得更加敏感和具有攻击性。
在中美尖锐而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多的盟友，更少的对手。建立亚洲的统一战线，将潜在的对手转化为利益攸关的朋友，是化解美国高压围堵的“太极推手”。从这个意义上看，推动亚元不仅是货币的战略，同时也是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战略。
联合日韩与东盟10国，以“石油联盟”为起点，以货币机制为杠杆，撬动亚洲共同市场的理念，将对抗化为合作，把利益冲突变为利益共享。亚洲共同市场需要共同的货币，而共同的货币将扩大共同的市场。日本的技术、中国的生产、韩国的创新、东盟的资源优势如果整合在一起，依托这样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亚元将成为世界货币的三巨头之一。
美国打击人民币不难，因为只得罪中国一个国家，但要打击亚元，就会得罪所有的亚洲国家，成本与收益将难以同日而语。亚洲共同体和亚元，不仅为亚洲各国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自主权，同时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保护伞。在政治上，中国依托亚洲底气更足；在经济上，共同市场能够提供经济转型的更大空间；在军事上，中国在亚洲没有对手，只有盟友，美国的军事优势将被有效化解。
亚元战略实为中国自保的战略，无论需要耗费多长时间，无论会遭遇何种困难，都值得中国坚持下去。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短期来看，成效并不乐观，而后遗症却不少。不过，保守与激进这两种战略其实并无根本冲突，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启动亚元进程完全可以同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效果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中国在亚元体系中筹码。
德国人舍弃了马克，但是他们如今却驾驭着欧元；德国人舍弃了保护本国市场，最终却支配着整个欧盟的大市场。所谓舍得，就是没有舍去，就不会有得到，不舍去小利，就无法得到大利。在如何追求利益方面，中国人也需要向德国人好好学习。
【美元、欧元、亚元的战国时代】
美元的困境在于主权货币事实上无法永久承担世界货币的重任。以主权债务为核心资产所建立的世界货币大厦，将随着主权国家财政税收不堪重负而最终坍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美元体系最终的土崩瓦解其实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问题在于，当美元体系支撑不住时，谁能替代美元而成为新的世界货币呢？欧元、人民币、还是日元，或其他货币？答案是，凡是主权货币都不可能替代美元。美元将是主权货币担当世界货币这一时代的“末代皇帝”。
在美元帝国临朝的最后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将在越来越动荡的货币危机中反复出现剧烈颠簸。以欧元为代表的货币区域化潮流，会在亚洲、中东、非洲和南美陆续出现。这种区域化的货币又将严重挤压美元的流通版图，加速美元的衰落。
美元帝国自然不会坐视美元版图的瓦解，正像所有的末代皇帝一样，它将动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来镇压这些“货币叛乱”。也许这种镇压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世界上的“货币乱党们”暂时处于蛰伏状态。但是，这种短暂平静的背后，却酝酿着更大的叛乱危机。更多的叛乱引发更多的镇压，直到美元帝国筋疲力尽。此时，美元帝国内部一直存在的“主权货币派”和“世界统一货币派”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政治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
如果美元走到“通电下野”的最后关头，美国早已准备好的世界货币“备胎”将浮出水面，这就是IMF的特别提款权（SDR）。70年代末，当美元处在风雨飘摇的危险时刻时，“SDR替代账户”曾即将投入运行，如果不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马快刀急，在危难之中拯救了美元，世界恐怕已经生活在另一种货币空间之中了。
SDR与欧洲货币单位（ECU）的思路高度一致，它们都是一篮子货币组成的货币基准单位。只要将各国货币与SDR的汇率固定下来，用SDR替代各国主权货币就像欧元替代欧洲各国货币一样简单而无痛苦。只要美国继续主宰着IMF，那么用美元还是SDR来号令天下并没有本质区别。舍去美元，将会使美国得到权力更大的SDR。当然，美国必须与它的欧洲伙伴们分享这一权力，以换取欧洲放弃欧元，这也正是美国早已习惯独断专行的“主权货币派”们所不能容忍的。
目前，SDR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那就是在SDR的货币篮子里没有人民币，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潜力，不拉上中国入伙，游戏就玩不下去。没准儿中国自己鼓捣出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问题就麻烦了。要加入SDR，人民币就必须能够自由兑换，这将是欧美未来苦口婆心、威胁利诱，从一切可能的角度阐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种种好处的利益出发点！
问题是，加入SDR的货币篮子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按照欧美的设计，IMF将成为未来的世界中央银行，SDR作为取代各国主权货币的世界统一货币，美国与欧洲自然是有否决权的大股东，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就是陪着玩的小股东。中国在失去货币发行权的同时，却得不到更大的权力对价。如此一来，主宰中国命运的将是欧美。
美国放弃美元，欧洲放弃欧元，它们都将获得更大的支配权，它们舍了，但得到更多，中国和其他国家舍了，就啥也没有了。
如果世界统一货币的出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所谓浩浩荡荡不可阻挡，那么中国就应该争取主导这一潮流，而不是被潮流所主导。
中国必须认清人民币作为主权货币，势必无法取代美元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的现实，面对势单力薄的人民币无力与欧美货币意志相抗衡的局面，中国只有将亚洲的力量整合在亚元的盾牌之下，才能与美元与欧元的利剑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如果没有亚元，亚洲各国的货币将被美国各个击破，最后亚洲各国货币的散兵游勇将被IMF全部收编。有了亚元，再广泛与南美、非洲、中东等地区的货币联盟建立起互为犄角的态势，就会获得更大的货币筹码。
如果未来真到了世界统一货币来临的时刻，亚洲起码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权力也必然是与欧美旗鼓相当，同股同权，分享天下！
能不能正确认清当今世界的货币大局，不仅事关人民币未来的命运，也将决定着中国和亚洲的命运！
强者，永远是自己的命运，自己操盘！
感悟与致谢
初冬，当我最终收住了笔，却无法收住奔腾的思绪，香山的夜是这样的漫长和寂静。闭上眼，历史的碎片散落在记忆的沟回中无法清扫，时不时冒出来的灵感就像电流一般刺激着极度需要平静的大脑，激情的词语相互追逐着、碰撞着、挤压着，最终在失去控制的意识里汇聚成一团团黏稠的表达欲望，正反逻辑双方各自手执兵刃仍在激烈地厮杀，直到晨光渗透了厚厚的窗帘，筋疲力尽的脑细胞们才渐渐安静下来。长达半年多的彻夜工作，一旦停止下来，仿佛立刻陷入了精神失重的状态，这种痛苦甚至多于解脱后的喜悦。
记得乔布斯说过一段话：“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每天当你站在镜子面前问自己，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让自己无怨无悔，假如每次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香山的日子里，我尝试着站到了镜子面前拷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感觉也许我真的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记得很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们都说我不好强，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这些评价。长大后，我意识到好强与自强是两种个性。好强的人争的是别人的评价；自强的人则只在意自我的评价：好强的人貌似自信，其实自卑，自卑的根源在于他们缺乏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赖外界的评判标准；自强的人从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们骨子里有一个自我价值定位的罗盘。当社会高估自己的价值时，要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当自己的价值被社会低估时，应当从容淡定，笑看云卷云舒。
看准的东西就要坚持。不怕挖苦讽刺，何惧飞短流长；不逞一时之能，不图一时之利；不做墙头草，不当和事佬。这是我一生的信念。这一信念在香山的日子里使我更加坚定。
我的研究和写作，使我确信自己是在为社会创造一种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为社会贡献了多少，而不是他拥有了多少。
这本书的问世，离不开很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郑莺燕承担了这本书降生的很多具体而烦琐的准备工作。没有她与出版社卓有成效的沟通工作，我将陷入大量的事务性细节而无法专注于研究和写作。她与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起，在近百种图书封面的设计草案中，筛选出最符合作者个性的颜色与图案。她坚决主张摒弃国内财经图书扎眼和炫目的流行风格，强调经典与大气的质感。她反对在封面上罗列大量的文字，坚持简约和素雅。她在图书设计风格、纸张质感、图书定价、宣传推广、时间进度等细节方面，与出版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不厌其烦的交流，为确保图书的品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经过这番磨炼，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由衷地赞叹她要是成为专业出版经纪人，将省却出版社很多烦恼。
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社长和黎社长对我的写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和鼓励，他们的热情和细心使我在艰苦的写作中倍感温暖。出版社的郎世溟先生是我能想象到的最敬业的编辑，他与郑莺燕的密切合作，几乎将我完全屏蔽在一切琐事之外。出版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他们让我享受到了几乎尽善尽美的高品质服务。
在专业领域，我曾受益于许多学识渊博的前辈和老师。
在一次金融研讨会上，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先生关于美元的真实头寸永远不会流出美国银行体系的观点，让我获益匪浅。在后来的交流中，王永利先生给我全面介绍了美国之外的美元虚拟头寸的流动与结算细节，我反复读过他在这一领域的论述文章。正是在他的启发下，我找来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吕夫（Jacques Rueff）的《西方货币的原罪》一书仔细研读，发现王永利先生的观点正是吕夫当年论述的现代体现方式。这一观点被我融入了第一章关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一节中。
社科院世经所的张宇燕老师一直是我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对于货币流通域、历史上白银流动对欧洲崛起的影响、中国古代货币与政权兴亡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许多观点，令我备受启发。这些观点对本书中的一些结论影响深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夏斌老师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今年除夕之夜，当所有人都在家中过年时，夏斌老师和我在一个空旷的咖啡厅里畅谈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他的全局眼光和深入分析令人折服。他的很多想法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关于中国未来金融战略的思路。
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在最近余永定老师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亚元的想法，余永定老师曾参与亚洲经济货币合作长达十年之久，他苦笑地感叹亚元的实现绝非易事。尽管我们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这更激发了我对实现亚元的现实困境作更深入了解的兴趣。
最应该感激也最让我觉得亏欠的是远在海外的太太和女儿，她们为了我的理想所作出的牺牲，远远超出了我所能够实现的补偿。我的女儿津津以前不会阅读中文，但为了能读懂爸爸写的书，她正在加倍努力学好中文，她现在已经能够每天用中文给我写电子邮件了，我为她的努力而备受感动。父亲是女儿心目中永远的偶像，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必须继续努力前行。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