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康不以为然：“大王前次沙苑失利，尚未遇到伏兵，如今他们吃了败仗，怎么还会有此高招？若舍而不追，必成后患。”
东魏士兵疲惫不堪，众将不愿再战，高欢还是决定放弃，只派了刘丰生带数千骑继续追赶，主力回军河北。（沙苑之战，宇文泰未能渡河；邙山之战，高欢没有入关。战场上两家“礼尚往来”，说到底还是实力使然，谁都别想一口把对手吃掉。话虽这么说，此战毕竟是最接近于干掉宇文泰的一次，高欢难免抱憾终身）
宇文泰战前从玉壁召来王思政，本打算让他镇守虎牢，如今虎牢啃不下，便命他驻守弘农。刘丰生兵至弘农城下，王思政大开城门，将士不作战备，一派“祥和”。刘丰生不敢入城，领军而还，王思政的弘农版空城计奏效。
邙山大战，西魏失利。宇文泰与高欢的斗法，至此两胜两负，暂为平手（司马子如攻潼关、高欢攻玉壁等战役，规模很小，不在统计之列）。
宇文泰回关中广招豪强以充军力，将府兵制发扬光大。高欢回晋阳，共做了三件大事：一、杀掉贺拔胜身在东魏的所有儿子，以报战场上追他之仇，贺拔胜在西魏得知，吐血而死；二、任命侯景为司空，宰制河南军事，埋下身后之乱；三、赦免境内死囚，高仲密三位兄弟的子孙也因功免罪，唯独不赦高仲密一家。高仲密已被宇文泰接入西魏，他的妻子儿女则难逃一刀。高澄人模狗样打扮一番，去见即将处死的李氏，问道：“如今你还有何话说？”李氏无语以对，高澄欣然解了绳索，纳她为妾。孰知，十多年后，这位美女引发了一起宫廷祸乱，以至北齐臣死君废，真是报应不爽。
二六、谁是强者
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高欢五十岁，按照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他已步入老年。早年随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段荣、蔡俊，在河北拥戴他的封隆之、李元忠等人，都已先后去世；而高欢，还在他的大丞相位子上，为青年时代的理想沥血奋斗。
“平定天下，澄清宇内”，多么激动人心的豪言；二十几年过去了，这八个字依然是豪言。算计一生，什么都算到了，唯一漏算的，是强大而年轻的敌人，宇文黑獭。
老则老矣，绝不遗强寇以祸后人。高欢要毕余生之力，举全国之众，做一番豪赌。为了这次豪赌，他是什么血本都愿下，什么手段都愿使了。他派人去吐谷浑，招吐谷浑可汗夸吕的堂妹入后宫，由孝静帝纳为容华嫔。东魏与吐谷浑结盟，使西魏的西南边境多了一个捣乱分子。
对于柔然，他也继续加强两家的关系，命九子长广公高湛迎娶阿那瑰的孙女邻和公主。他又派遣杜弼出使柔然，为高澄求婚，阿那瑰狮子开口：“高王亲自娶才可以！”高欢大为犯难。
通明事理的娄昭君劝他：“国家大计，勿再迟疑。”三十年的妻子主动让出了位置，令高欢愧疚不已，“跪而拜谢”。与西魏文帝一样，堂堂高丞相做出了易妻为妾的巨大让步，亲自北上迎接阿那瑰的爱女，奉为正室。柔然公主脾气倔犟，终生不说汉话，要求非常严苛，高欢即便患了病，也得坐着车去尽丈夫的义务。
（为了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高欢的牺牲可说是到了极致。在彪悍的柔然公主面前，他简直与面首没啥两样，高欢体力的江河日下，与此也不无关系。末年的高欢，好比一个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为了功业，可以抛弃家庭，抛弃爱情，抛弃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想，这样的人，最终也不可能收获他所需求的美好吧）
武定四年，高欢开赌，他征召山东十几万大军（山西一带的兵力，在这些年的消耗战中，剩得不多了），会兵晋阳，讨伐西魏。首要目标，是河东孤堡——玉壁城。
玉壁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杰作，筑于汾水下游的南岸，北濒汾水谷地，西为黄河，东为涑水河，三面黄土断崖，只有南侧有道路与外界连接。远远望去，城堡耸立于河流冲击而成的黄土高台之上，称其天险，毫不为过。玉壁地区土地肥沃，富产粮食，民用军需不在话下。对西魏而言，据玉壁则长安无忧而坐望晋阳；对东魏而言，得玉壁则晋阳无虑而长安可下。这么重要的战略意义，高欢和宇文泰都清楚得很，王思政调任时，向宇文泰推荐，由韦孝宽代他守卫玉壁。
韦孝宽本名韦叔裕，以字行世（东西魏时期名将以字行世，大约也是时尚之一）。家族乃关中大姓，祖、父两代郡守出身。韦孝宽自幼涉猎经史，处事沉稳，年纪轻轻就屡立战功。韦孝宽去守玉壁，守兵虽不多，却很让宇文泰放心。高欢打好了如意算盘，猛攻玉壁，诱宇文泰挥师来救，然后围城打援，把西魏主力绞杀在河东。没想到，宇文泰在关中泰然处之，不派一兵一卒，坚信韦孝宽会不辱使命。
高欢吸取了第一次玉壁之战的教训，不硬干，而是祭出了各式巧妙的攻城手法。中国历史上一场艰苦与经典的城堡攻防战在玉壁上演了。
攻城招法之一，断水。玉壁城的水源汲于北面的汾水，高欢命将士在汾水上游另掘河道，一夜之间工程完毕，汾水绕行，城内用水的供应中断。韦孝宽没有恐慌，他下令在城内凿井取水。当地地下水丰富，供水问题很快得以解决。韦孝宽轻松破掉高欢的第一招。
攻城招法之二，土山。高欢在玉壁城南用黄土堆起山丘，欲借助高度的优势自上而下冲进城内。韦孝宽则用木板加高面对土山的两座塔楼，土山高一尺，塔楼高一丈，永远占据制高点，东魏士兵一爬上土山，城内就用石块、火箭伺候。韦孝宽又胜一筹。
攻城招法之三，地道。土山之计不成，高欢派人向城内喊话：“纵使你把楼搭到天上，我也会穿地入城！”他在城外日夜不停地广挖地道，分为十路，想像土拨鼠一般从城底穿入。韦孝宽沿外城墙掘开沟堑，拦住敌军地道的方向，选派将士把守堑口，一见东魏士兵从地道里钻出，就揪住砍死。这还不算，他又命守兵在堑外囤积柴草，在掘通的隧道口点上柴草，用皮排往里头鼓风。地道里头可怜的东魏士兵，不是烧死就是呛死，好容易跑到道口，又做了西魏兵的刀下鬼。地道战较量，高欢损失不小，又败一阵。
攻城招法之四，冲车。冲车是古代攻城战的常用器具，高欢所用的冲车，体积庞大，构造特殊，所撞之处，无不留下极深的痕迹，即便是很粗的柱子，也经不起冲车几撞。玉壁城的城墙与城门，耗损严重，一旦坍毁，后果不堪设想。韦孝宽的反应极迅速，立即让人缝制一张又厚又大的布幔，从城楼上挂下来，冲车到哪里，布幔就移到哪里。柔能克刚，布幔有如一张大网，把强劲的冲力化于无形，城墙保住了。
高欢盯着城上的布幔思索良久，有了新的主意——火烧。东魏军在长长的竹竿前绑缚松香等易燃物（考虑很周到，可以防止城上往布上浸水），浇油点火，从远处烧布幔，同时也可以直接烧城楼。韦孝宽也不含糊，你用长竿，我用长钩。士兵拿着长钩站在城楼上，着火的竹竿一靠近，就伸过去割，点燃的松香随之而落。高欢望而兴叹，第四招也给彻底破了。
攻城招法之五，焚柱，即地道焚柱，非常毒辣。高欢起兵时攻破邺城，用的就是这一招（细节参见前文）。重新使用地道，四面并进，共二十一道，地道中的柱子先顶后烧，崩毁城墙。韦孝宽可不是当初的刘诞，哪那么好欺负，他在城墙后面备好结实的木栅，哪里城墙崩了，就在哪里竖起木栅，堵住缺口。高欢的成功经验又报废了。
高欢那个郁闷啊，能使的方子全使上了，自己死了不少人，浪费了无数木材、火具，韦孝宽那边还在城楼高枕无忧呢。一般人到此怕是崩溃了，高欢却还有第六招——攻心。
他命参军祖珽到城下喊话：“两家交兵，已有多日，你孤城一座，救兵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早晚挺不下去的，不如投降啊！”
韦孝宽一脸坦然坐在城头，答道：“我城池牢固，兵粮有余，攻城的每天忙活，守城的每天休息。才几十天而已，要什么救兵？我在担心你们啊，搞不好就死在这里了！我韦孝宽关西男子，岂会做降将军？”
祖珽一看韦孝宽吃了秤砣，又向城里的守兵喊道：“韦城主受了宇文黑獭的恩禄，死守还说得过去；你们这些将士们，何必跟着他送死呢？”他又往城里射去赏令，上写：“谁能斩城主投降，拜为太尉，封开国公，城邑万户，丝帛万匹。”
韦孝宽收下赏令，翻过面来写道：“谁能斩高欢，照此封赏。”回射到城外。高欢气炸了肺，用铁锁锁上韦孝宽在关东的侄子韦迁，刀架脖子，押到城下，韦孝宽不投降，就杀掉韦迁。韦孝宽不为所动，看都不看一眼。城中士卒感动不已，个个抱定决死之心。
东魏在玉壁城下，苦战近六十天，死伤惨重。时值隆冬，军中缺衣少药，疾病蔓延，史载“死者七万人”。高欢的脑力与体力都发挥到了极限，旧病复发，倒在了军营中，于是，出现了本部开篇那一幕悲壮的场景。
一片《敕勒歌》的歌声中，高欢想起了六镇草原上的辽阔天空，想起了怀朔到洛阳的邮差生涯，想起了骑马赶牛的逃难岁月，想起了那个豪气万丈的青年贺六浑。一世坎坷，一路拼搏，今天的你，是憾，是恨，是喜，是哀？
旷日持久的龙虎斗，渐渐走到了尾声。十四年，以早婚早育的北朝人的标准，是一代人的时光。临到末了，我们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很俗的问题：高欢与宇文泰，谁更强？
论成就，高欢由一名不起眼的怀朔镇小兵起家，广结宾友，先后效力杜洛周、葛荣、尔朱荣，信都起兵，以一州之力，席卷整个关东；宇文泰出身武川镇将之家，投葛荣，降尔朱，入关平乱，接手贺拔岳军队，将关中经营得有声有色，才得以积累资本与高欢抗衡。两人各得天下三分之一，胜败如梅花间竹，难分高低。
论用人，高欢看重一个义字，惜才爱士，但为了短期的战略目标，忽视了北魏遗留的吏治腐败，造成军士贪婪无度，难以遏止，最终毁掉了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也毁掉了高家的霸业；宇文泰最看重的是赏罚分明，严禁部下贪财暴民，作威作福，关中每一个人才都能被他任用得恰到好处，所谓的六柱国、十二将军，大多数的能力其实不及高敖曹、侯景、斛律金，甚至比不了窦泰、彭乐、段韶、尉景等人，却能名垂千古，建功立业。韦孝宽玉壁成名，就是宇文泰用人的最佳范例。
论治军，高欢主力大多为镇兵，六镇之乱后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高欢抚恤士兵，的确很有一套，然而囿于本人出身，对军队过分放纵，导致鲜卑兵将与汉族士人长期对立。宇文泰在军队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可是穷则变，变则通，首创府兵制，通过组建关陇集团，客观上融合了关中各民族的矛盾，从而使西魏军队转弱为强。两相比较，宇文泰又稍稍胜出。
不过，高欢创下的家业幅员辽阔，人才济济。高欢死后，宇文泰也无力奈何东魏。二十年内，西魏－北周处于战略防御，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高欢的强势。“谁是强者”的问题，争论了一千五百年，也许还将再争论一千五百年……
武定五年元旦，日食。人们自然想到，高敖曹战死那年的元旦，同样发生了日食，轮到高欢去追寻他心爱的大将了。高欢在病榻上悲呼：“日食是为我么？死亦何恨？”他把高澄从邺城召到晋阳，说了平生最后一段遗言：“你面有忧色，莫非忧虑侯景会叛么？哎，侯景飞扬跋扈，专制河南，已有十多年，我能养他而已，又岂是你能驾驭的？厍狄干、斛律金一干老臣，性情耿直，不会负你；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奔，必无异心；亲戚之中，段韶智勇双全，可任大事；彭乐心腹难得，需加提防（后来彭乐果然谋反被诛）。举国之内，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意不用他，就是留给你的，你可委以重任，谨记勿忘。”
正月初八，高欢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五天后，侯景反，天下大乱。请看下部《侯景之乱》。
第二部 侯景之乱
一、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二、强者的暮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工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朱异学问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谀谄媚，同时又结纳私党，收受财赂。在他的手里，梁国朝纲每况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苛，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变，则天下大幸。”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依旧如故。（梁武帝的统治方略，类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元以宽亡国。”这个“宽”不是指对百姓宽，而是指对权贵宽。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潜在危险，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作为梁武帝的亲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参见《绝代双骄》），搜刮百姓却很有一套。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放债，他以借债人的田地、房产、商号、店铺作抵押，还债期限一过，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围江东一带，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多半有他的“功劳”。
“精明”的六王爷获利可观，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防备极其严密，仓库设在内堂后面，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秘密通报梁武帝。
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谋反，也不得不重视起来，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就亲自出马。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共叙手足之情为名，来到萧宏家里。萧宏热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说：“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萧宏脸色吓得刷白，以为要查办贪腐呢，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一圈走下来，梁武帝乐了，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而是个大宝库。其中钱库三十多间，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
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当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继续痛饮，直到深夜才尽兴作罢。
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还有多次表现。萧宏跟亲侄女、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公主羞愧自杀，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任他安度余生。萧宏死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赠他侍中、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厚礼而葬。
萧宏放债敛财，多少算个正经生意；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
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担心后继无人，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后来太子萧统出生，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心理不平衡，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外逃避祸。结果转过年来，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本来嘛，你在梁国是皇族，到北魏算什么？要不是给你面子，谁理你这根葱？）。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反而流着泪教导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虎入山林之势。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有梁武帝做保护伞，官府也不敢过问。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军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临海郡。萧正德还没走到临海，梁武帝又后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别去了，安心留在建康当强盗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纵下，萧正德后来终于与侯景结盟，要了梁武帝的老命）
三、各怀鬼胎
梁武帝对待兄弟和侄子尚且如此放任自流，对亲生儿子那更是宽纵得一塌糊涂，无以复加。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皇子问题成为毁灭南梁王朝的主要因素之一。
梁武帝共有八个儿子，依次是：萧统、萧综、萧纲、萧绩、萧续、萧纶、萧绎、萧纪。其中萧统、萧纲、萧续三兄弟同为丁贵嫔所生，其余五子，分别出自五位妃子。次子萧综我们以前提过，母亲为萧宝卷宠妃吴淑媛，因此利用领兵北伐的良机，投入北魏。梁武帝一度断绝了与他的父子关系，剥夺他的爵位封土。后来萧综客死他乡，梁武帝怀念这个“儿子”，又恢复了他的名誉，派人秘密潜入北朝，盗取他的灵柩，回建康安葬。
中国的皇权时代，从秦始皇算起，到宣统皇帝，两千一百多年中，绵延不断。然而比梁武帝享寿更长的，仅有清朝的乾隆皇帝一人。皇帝的寿命，常常比皇帝的品德才干更能影响皇朝的稳定性，不少皇朝的衰亡是源于皇位更迭得过于频繁，刘宋和南齐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可是皇帝的寿命过长也不见得是好事，清朝的衰落，与乾隆皇帝倚老卖老、固步自封不无关系；梁国也是如此，梁武帝如果少活二十岁，江南百姓的命运或许不会那么糟。
梁武帝即位后所封的太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口碑相当不错。
关于昭明太子的传说故事很多。相传他出生时，形貌奇异，右手紧握，谁都无法掰开。梁武帝担心他是残疾，终日愁眉不展，有位大臣建议，张榜天下，招纳名医诊治。榜文一贴出去，第二天就有人来揭榜，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文豪沈约。沈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看小萧统，有趣的是，萧统的小手被他轻轻一掰就分开了。梁武帝大喜，便拜沈约为太子的老师，沈约在自己家乡造了一座书馆，专心教小萧统读书。这个书馆，就位于今天浙江桐乡的乌镇。“昭明太子读书处”遗迹至今残存，也算是江南保留不多的六朝风物。
其实这个传说经不起推敲，它最大的漏洞是，萧统于齐和帝中兴元年（公元501年）出生在襄阳，当时梁武帝还在进攻萧宝卷的途中，不可能有精力去掰萧统的小手，更不可能以皇帝之身，张贴皇榜。不过，传说的确寄托了千年来文人对于昭明太子的美好遐思，昭明太子也的确具备集文人、皇子于一身的理想形象。
昭明太子自幼才智非凡，三岁读《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十岁就能开堂讲儒家经学，属于神童级别。他成年后更是酷爱读书，过目不忘，出口成章。这里还有段佳话，有一次，萧统与一些名士在后池泛舟，番禺侯萧轨兴致很高，就说：“此处应当有伎人奏乐伴舞。”萧统不予答复，脱口吟诵晋代诗人左思的《招隐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萧轨惭愧不已，无语以对。
萧统藏书数万卷，好与文人交往，他所主编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他仁厚孝义，对仆人从不责罚，还多次减免判罚不当的重罪；遇到雨雪灾，就派手下大街小巷地体察民情，对于贫困家庭、受灾游民，都发放粮食棉衣救助，因此深得民心。
遗憾的是，这位人望颇高的太子却因为小人的构陷，受到了梁武帝的猜疑。
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统的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派人买了块好墓地，将要斩草下葬时，有个卖地的找到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许诺说如果能把自己的地卖三百万钱，便将其中的一百万钱给俞三副作为报答。俞三副贪财，便密奏梁武帝，说太子所选的墓地风水不好，某块土地是吉地，对皇帝有利。梁武帝一听，对我有利，那就买吧，便宜就让俞三副给赚去了。
安葬了丁贵嫔，一个看风水的道士对萧统说：“太妃的墓地对你不利，若要避祸，就得厌伏。”“厌伏”是巫术的一种，是用一物压一物的方法来作咒。萧统按照道士的指示，在丁贵嫔墓侧的长子之位埋下了腊鹅等物品。
没想到太监出来捣乱。太子宫中有个内侍太监叫做鲍邈之，嫉妒另一位太监魏雅更受太子喜爱，心理不平衡，向梁武帝告密状，说：“魏雅勾结道士，为太子厌祷，在墓地里作手脚，诅咒陛下。”
梁武帝一查，果然在丁贵嫔的墓地里发现了腊鹅等物。利用巫术谋逆是宫廷大忌，非同小可，梁武帝本想彻底查清此事，幸亏侍中徐勉从中劝止，只诛杀了道士。
经此一事，梁武帝对于萧统的好感与信任度大幅下降，有了更换太子的想法，萧统终日忧惧不安。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他在后池游玩，因采摘莲花而落水染疾，病情迅速转重，不治而终，年仅三十一岁。
萧统的早逝，是南朝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也是梁王朝的一大损失。梁武帝在立嗣上碰到了难题，犹豫不决。按照立嫡旧制，应当立萧统的嫡长子萧欢为皇太孙，但墓地一案把梁武帝对东宫的印象搞得很差，他也不会喜欢萧欢，何况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萧欢年纪太小，不足以主持大局。
萧统死后过了近两个月，梁武帝宣布立萧统的同母弟萧纲为新的太子。这个选择本身无可厚非，萧纲与萧统有几分相似之处，也是能文善辩，性情恭顺，但立萧纲的方式，等于是废嫡立庶，朝野为此议论纷纷，好些大臣都上表反对。梁武帝的另外几个儿子，除了四子萧绩死在萧统之前，剩下的萧续、萧纶、萧绎、萧纪都认为，既然萧纲可以越位做太子，那么他们当皇帝的机会也不是微乎其微的了。骨肉兄弟从此各怀心事，不仅嫉恨萧纲，相互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谁看谁都不顺眼。
跳得最欢的，是六子邵陵王萧纶。萧纶大约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常常表现出荒诞的行为特征。他在南徐州当刺史时，喜怒不定，横行州里。某天他突发奇想，换了套仆役的衣服到市场里做民意调查，碰到一个鱼贩子，就“采访”他：“你说本州刺史是个什么样的人哪？”鱼贩实话实说：“本州刺史脾气暴躁、性情残虐。”萧纶勃然大怒，二话不说，强行把活鱼喂给鱼贩吞食。活鱼跑到人肚子里大吃特吃，鱼贩被硬生生折磨死。这件事传出后，当地百姓害怕再被萧纶实地采访，走在路上都不敢互相搭话，南徐州几乎变成“死城”一座。
又有一次，萧纶到街上巡察，遇到有人出殡。他也不知发了什么疯，上前夺过孝子的孝服穿上，一路匍匐号叫，比自己死了爹还伤心。萧纶身边的典签深觉不妥，害怕追究起来会因此获罪，秘密把萧纶的不法行为报告朝廷。梁武帝对萧纶斥责了一番，萧纶并未悔改，梁武帝才下令免除他的官职。
萧纶感到委屈，愤愤不平。他找来一个模样长相酷似梁武帝的老头，给他换上衮服皇冠，请他高坐厅堂正中，自己恭恭敬敬地在底下跪拜，大讲自己如何如何清白；折腾完了，又把老头的衣冠剥掉，亲手拿棍棒一阵毒打，把老头打个半死，算是出了口恶气。
不久萧纶又琢磨出新花样，他造了一口大棺材，把司马崔会意放到里面，装上灵车，让一群老太婆坐在灵车上，边走边哭，给崔会意出殡。崔会意忍无可忍，把事情告到梁武帝那里。梁武帝实在过意不去，才又削除了萧纶爵位，把他逮捕下狱。可是没多久，他就释放了萧纶，恢复了他的爵位，还派他去做扬州刺史。
萧纶继续为非作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府丞何智通向梁武帝通报，萧纶马上密派心腹杀掉何智通。梁武帝处死了萧纶的心腹，却又一次对萧纶网开一面，只关了他一个月而已。
萧纲立为太子，萧纶四处散布“太子是按照诸子年秩所立”的言论，意思是说，只要父亲和哥哥活得没他长，皇帝就轮到他来做了。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萧续去世，他更觉得自己希望大增，两次谋划弑君：第一次是在梁武帝外出的路上，埋伏兵士，事情泄露；第二次是向梁武帝进献下了毒的曲阿酒，梁武帝把酒转赐给太监，太监被毒死。梁武帝依然没有对萧纶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处罚。
萧纶之外，萧续、萧绎、萧纪也不是什么善主。萧续和萧绎长期关系紧张，萧续在州府任上，大肆敛财，贪腐程度不逊于他的叔叔萧宏，哪知道八字太差，翘了辫子，无福享受。萧绎听说后，高兴得活蹦乱跳，把鞋子都给磕破。萧续的财宝由他的嗣子萧应继承，萧应是个白痴，荒唐到什么地步？他与下人们到内库里检阅财宝，指着一根金条，问道：“这玩意能吃不？”下人回答：“不能吃。”“既然不能吃，那送给你们了！”萧续敛财巨多，落得这么个下场。
梁国的王公贵族，在梁武帝的娇惯和袒护下，全是一批骄奢淫逸、不守法纪、祸国殃民的废物。权贵有皇帝做靠山，以百姓为猪狗，梁国达到了“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的地步，梁武帝标榜“慈悲为怀”，又有什么用？
梁武帝真的老了，他不再具有机敏过人的谋略，也没有当机立断的果敢；他至多只能保持已有的思维模式。长期的所谓“太平盛世”使他自以为功德圆满，而认识不到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各种新问题的出现；即便认识到了，也不愿面对现实，坚信只有更努力地宣扬“佛法”，才能消灾解难。
严酷的现实是，可怕的灾难无法避免，死亡的脚步正在迫近。虚幻缥缈的美梦早晚是要破灭的，跛足狼王侯景出场了。
四、跛足狼王
侯景字万景，小字狗子，羯人，与尔朱荣同族，出自怀朔镇，与高欢是老乡。他身材矮小，上长下短，相貌不扬，额宽颧高，面红发疏，喜欢低头环顾，声音喑沉嘶哑，相术师称之为“豺狼之声”，并说：“此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这些虽是典型的附会之谈，但从“低头环顾，声音喑哑”的特征来看，小个子侯景的性格中肯定含有某种狼的成分。而且，侯景天生右腿短一截，是个跛足，人们常说瘸腿的狼是狼王，最具号召力，也最需提防。称侯景“跛足狼王”，真是恰如其分。
侯景长相让人不敢恭维，骑马射箭也不是强项，却颇有谋略。六镇之乱，他归附尔朱荣的旗下，比高欢要早。尔朱荣赏识侯景，让他做先锋攻打葛荣，一战而成名，封为濮阳郡公。高欢取代了尔朱家的势力，侯景眼见尔朱兆不成器，才率部投了高欢。
投尔朱荣的时候，侯景只是个新人，他对尔朱荣是仰视的，而高欢跟他同在尔朱荣手下，年轻时两人又交往过，彼此知根知底，他不可能用看待尔朱荣的眼光去看待高欢。另外，侯景为尔朱荣效力，更多地是出于民族认同的感情，对高欢也没有那样的感情。尽管如此，高欢的个人魅力和才能，还是令侯景不得不折服。不过侯景只佩服高欢一人而已，他曾私下里对司马子如说：“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鲜卑小儿”，是对高欢世子高澄的蔑称。司马子如吓得急忙捂他的嘴。
侯景的心思，高欢自然心中有数，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侯景在，高欢相当于多长了一条强劲的臂膀。所以高欢对侯景始终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南道行台，拥众十万，专制河南。
高欢病危，高澄故意用高欢的名义给侯景修书一封，召他回晋阳。
侯景曾与高欢打过招呼：“我握兵一方，容易被小人欺诈。高王的书信，请在背面加个小点。”记号是他俩的私下约定，没有第三人知道。侯景收到高澄的信，见背面没点，心知不是高欢的命令，拒绝去晋阳。
史家认为这是高欢的一大疏忽，未免天真了。高欢一世奸雄，会为了守信用就把自己的江山置于危险的境地么？高澄也不白痴，他若要伪造书信，会不想方设法弄到记号么？
事实上，高欢已经觉察到了侯景谋反的苗头。玉壁之战，他命侯景从南路进攻西魏，侯景在边境线上屯兵近两个月，等到高欢兵败，立即撤回河阳。因此，高欢和高澄根本不需要操心记号，真信假信，有点没点，都只表明一种姿态：你侯景若来，就可不损一兵一卒解决问题；若是不来，也能有光明正大的借口讨伐你。高家父子的默契，可以从高欢交代的后事得以证明。
高欢留下的遗言（参见《绝代双骄》），很值得我们玩味。“知子莫若父”，弥留之际的高欢毫不糊涂，从脸上的表情就看出，高澄的忧虑在于侯景这块心病。他看透了儿子的担忧，也看透了侯景的狼子野心。更重要的是，他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确保侯景不足以撼摇高家的事业。慕容绍宗这颗棋子，实在是个绝妙的安排。
为什么高欢从未重用过慕容绍宗，却如此坚信他能搞定侯景呢？这里头有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慕容绍宗做过侯景的师父——侯景的用兵之道，基本上是跟慕容绍宗学的。换而言之，全天下最了解侯景优点和弱点的人，正是慕容绍宗。（这好比孙悟空在西天路上降妖，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终极手段，就是搬出妖怪的主人或者师父）高欢把这个小秘密几乎不动声色地保留到临终前，然后教给高澄，也难怪侯景会只惧高欢了。高欢的谋略，即便称不上古今罕有，出类拔萃是绝对逃不了的，可惜“既生欢，何生泰”，天要宇文泰做了他的克星……
高欢去世，高澄继位。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消耗，他秘不发丧，在晋阳静待河南之变。果然，侯景心不自安，扯旗造反。
河南地处东魏、西魏、南梁三国交界，侯景攻城守寨，屡立战功，不断扩大势力。经过十四年的征战，侯景控制的地盘西起函谷关，东临大海，北至黄河，南达淮水，面积约占东魏版图的三分之一。侯景的士兵又多为尔朱余部，战斗力强大，一向追随于他。手持一副好牌，侯景怎么甘心乖乖交出兵权，束手待毙？
举兵造反后，侯景才意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号召力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整个河南主动响应的只有颍州刺史司马世云一人。侯景设计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跟瓦岗寨的那位没关系）、广州刺史暴显等人，又继续派部下袭取西兖州，却被刺史邢子才识破。邢子才传檄东面诸州，提醒大家各自防备侯景，使得侯景控制河南全境的阴谋无法得逞。（邢子才本名邢卲，后在北齐担任国子监祭酒，与魏收、温子升三人并称北齐“三才”，文才一流。从此事可看出书生的谋略，有时也绝不在久战沙场的将军们之下）
侯景懂得独木难支的道理，心里一想，傍棵大树好乘凉。他一下子傍上两棵大树：一面宣布归顺西魏；一面派使者丁和去建康，向梁武帝递降表。
就在这年（梁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正月十七日的晚上，梁武帝梦见中原各州的太守向他献地投降，举朝称庆。次日一早，兴奋不已的梁武帝召见宠臣朱异，详细描绘了梦中的场景，最后还补上一句：“我生平很少做梦，一旦做梦必会应验。”
朱异马上说：“此乃宇宙一统之兆。”（这张臭嘴哦，好像他算准了侯景要当上宇宙大将军一样）
梁武帝做梦的时间，距侯景叛乱，仅有四天之隔。以当时的通讯条件，梁武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侯景已经反了。他做出这个梦，恰恰说明他一直都有收复中原的迫切心愿。人总是这样，越是想得到的东西，越是不容易得到，越是不容易得到的，就越是想得到，翻来覆去，形成了心结。梁武帝长期积压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便认定了佛祖要显灵、美梦会成真。
侯景偏在这时上表称降，并附带了一份“大礼包”：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十三州。
这份大礼包显然是注了水的，东面的几个州听了邢子才的话，根本不受侯景节制。但这不打紧，反正侯景的目的是要圈梁武帝的援兵，礼包究竟能兑现多少，不在考虑之列。
梁武帝毕竟是争天下的人物，收到那么丰盛的大礼包，也疑惑重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尚书仆射谢举说：“近年来我朝与魏国通和，边境安宁无事，若是接纳魏国叛臣，恐将挑起战端，微臣以为不可！”北魏分裂后，梁国收复汉中。东魏疲于应付西魏的进攻，对梁国采取了通好的政策。大同五年（公元539年）陈庆之死后，梁国也无良将可用，两家互派使节，成为友好邻邦。谢举的意思很直白，现在忽然破坏这种友好关系，不是明智之举。
梁武帝犹豫道：“我国如金瓯无缺，如今领受侯景的献地，是否合宜呢？假如闹出乱子来，后悔莫及啊！”他的心态很微妙，理智告诉他，接纳侯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在感情上，他又难以抵御大礼包的诱惑。
一旁的朱异跳出来抖机灵，他说：“陛下圣明，南北景仰。如今侯景分魏国土地来降，正是天意的体现。如果拒而不收，将来谁还愿意归附？万望陛下再勿多疑。”
朱异不愧是梁武帝第一宠臣，一通马屁拍上来，梁武帝龙心大悦，当下拍板，纳迎侯景，封为河南王、大将军，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连高澄控制的河北也管到了，梁武帝的“野心”暴露无遗）。梁国派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三万大军前往悬瓠（今河南汝南），随军运送粮草武器，过境接应侯景。
梁国的援兵从建康启动不久，侯景那边就提前开打了。高澄派武卫将军元柱等将率领数万兵马，日夜兼行攻打侯景，两军在颍州以北相遇，元柱军大败。
首战得胜，侯景的形势不好反坏，他见羊鸦仁的军队还没赶到，暂时退保颍州。这一退缩被高澄钻了空子，东魏的下一拨攻势由司徒韩轨统领，接踵而至，侯景主力被包围在颍州，窘迫之极。
（侯景的叛乱与他本人一样，是先天“跛足”的。河南乃邺城的屏障，东魏不容有失，志在必守；侯景心高气傲，以为手握河南就可为所欲为，各州刺史念及高欢旧恩，不能与侯景同心；侯景在军事上是天才，但在政治上却远不及高澄深邃，战场上打胜仗也免不了政治上吃败仗。这一切，导致他在起兵之初处处受制，全面被动）
侯景明白不放点血是不行了，他一咬牙，向西魏宇文泰求救，表示愿意割出与西魏接壤的东荆、北荆、荆、颍四州之地（今河南许昌以西以南地区）。这比十三州的大礼包可要靠谱多了，西魏方面又会如何应答呢？
五、侯景的阴谋
侯景割地归降的消息一到长安，宇文泰便召集众将商议。几名柱国级将军的意见出奇地一致：反对接收侯景。他们认为这是东魏方面的陷阱，如若轻易出兵，恐怕会吃不着羊肉还惹得一身骚，最好置之不理。
于谨的态度比较理性，他作了一番详细的分析，认为：“侯景此人，自小熟习兵法，献地来降，真假难测。不妨暂时按兵不动，给他加官晋爵，以观其变；即便派兵，也不可援以物资，让他有机可乘。”
宇文泰对侯景的为人品行确实不放心，继而联想到四年前的邙山之败，自己差点把老命搭上，高仲密还算是真心投降的。现在侯景的底细尚不明朗，他不得不多留个心眼。
就在这时，一位关键的人物起了作用，他就是荆州（今河南邓县）刺史王思政。王思政认为，侯景来降，不仅不是什么陷阱，而且绝对是个馅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若不快抢，将来肠子都要悔青。“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态紧急，王思政也不管宇文泰是何意见，就率领自己的荆州兵从鲁阳关（今河南鲁山西南）直取阳翟（今河南禹州）。
王思政是西魏元老，北魏分裂时，跟随孝武帝入关的将领队伍中就有他。他这样急于出兵，自有他的道理：西魏如果真能占据河南，哪怕只是其中的几个州，都会大大得利。
从军事上说，占有了河南，东魏国都邺城等于直接摆在西魏的面前，中间隔一条黄河，西魏想打可以打，不想打可以守，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从政治上说，一旦西魏拥有了“自古之都，王畿之内”的洛阳，更可增加政权的正朔色彩，对于号召天下人心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除此以外，土地、人口、经济等诸方面的进帐也不在话下。因此，并无十足把握的王思政不顾朝廷方面“议而未决”，急不可待地带着老本上阵拼搏。
王思政自行出兵，相当于断了宇文泰的后路，反正横竖都是一刀，索性赌上一把。宇文泰命李弼和赵贵领兵一万，直奔颍州。李、赵二将顺道带上了西魏开给侯景的一大串头衔：持节、太傅、大将军、尚书令、河南大行台、河南诸军事。
侯景听说西魏派来救兵，心中暗喜，但又生怕梁武帝不满，专程派人向梁国上奏：“王师未到（指羊鸦仁前来接应的军队），形势紧迫，臣才向关中求援，只为救一时之急。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臣不过是以四州之地为诱饵，权宜之计而已。豫州（今河南汝南）以东、齐州（今山东济南）以西，仍在臣的掌控之下，全部献归圣朝。接壤的豫、北扬（今河南沈丘）、徐、南兖（今安徽亳县）四州，还望速速置兵接应，莫有差池！”
“臣不安于东魏高氏之下，又岂能容于西魏宇文氏？”这句话可谓“不打自招”，后面应该再加上一句：“那又怎会一辈子服从您呢？”可叹梁武帝利欲熏心，竟然把如此明显的潜台词抛在脑后，坚信侯景是他的同道人。他回信表示“予以理解”，安慰侯景说：“古时大夫出境，尚有所专，何况将军创此奇谋？将军可以乘便而行，随机应变，区区小事，无须上报。”
侯景读了信，那个激动啊！不过不是动了感情，而是动了心思：原来老东西这么容易骗，将来一定要好好利用。
关中离颍州近，西魏的援兵先到了，李弼、赵贵兵临颍州。东魏主将韩轨自觉无法取胜，主动撤往河北，颍州之围不战而解。
危险警报刚一解除，侯景自我感觉就变得相当良好。良好之余，他居然有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在与李、赵二将会面时，突然将其拿下，夺取西魏大军的控制权。（侯景的想法近乎于疯癫，恐怕是受了梁武帝“鼓励”后的头脑发热。试想，宇文泰岂是好惹的？你做了他的良将，吃了他的部队，他能跟你善罢甘休么？光是拼一个东魏就这么艰苦，再加上西魏，腹背受敌，你侯景还不死路一条？）
侯景过于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他只以为自己是狼，完全没想到西魏大将不是绵羊，而更像是猛虎。事实上，就在侯景想要吃掉李、赵二将的同时，赵贵也提出把侯景骗到西魏的军营来，见机行事，吃掉侯景的部队，结果被李弼生生劝住了。（李弼可不是不齿于下三烂的招数，而是见识比赵贵略为高明：吃掉侯景的部队，并不能帮助西魏有效地占领河南的其他各州，反倒义务为东魏扫除了侯景这个大麻烦，得不偿失；不如留着侯景继续祸害他人来得合算。李弼也是无毒不丈夫！西魏六柱国，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两家各打各的算盘，羊鸦仁的梁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汝水。李弼恐怕与梁军产生冲突，三面受敌，就统兵返还长安。因为东魏军是见着西魏军才撤围的，所以到此为止，西魏算是给了侯景一个面子。
李弼、赵贵的大军前脚刚撤，王思政的荆州兵后脚就来了。侯景借口说要扩充地盘，把颍州交给了王思政，自己领兵退到悬瓠。侯景的想法是把西魏、梁国的军队都诱入境内，然后羁縻其间，寻找机会。于是他又给长安发去一封书信，二度求兵。
宇文泰正想发兵，大行台左丞王悦进言道：“侯景之于高欢，初为同乡之情，后定君臣之契。侯景位居上将，职重台司，与高欢有如鱼水。如今高欢刚死，他便起兵作乱，完全不顾君臣之道、忠义之礼。此人野心极大，既然能背叛高氏，又哪里肯尽节于朝廷？如果再增之以势，援之以兵，不仅侯景难制，恐怕朝廷会贻笑大方啊。”
宇文泰点头称是，便打消了增兵的念头，改召侯景来长安。
侯景糊弄不了宇文泰，又对着王思政的军队打起了主意。他主动跟驻扎在颍州的西魏将领套近乎，奉送钱粮；又经常只带几个随从，出入西魏军中，大家搞得像一家人似的；暗中则刺探虚实，寻找机会下手。
然而侯景再次低估了对手，玩阴谋对于善玩阳谋的人是没用的。王思政行事果断，力主接纳侯景的降表，但果断不等于鲁莽，力主纳降，也并不等于真心相信，侯景的阴谋他已了然于胸。没等侯景表现一把，王思政就秘密召见手下众将，仔细部署，突然行动，分派各军占领了颍州四周的七州、十二镇。侯景害人不成反被害，十几年的苦心经营给宇文泰做了嫁衣裳。
侯景又羞又愤，终于跟宇文泰扯破脸，向宇文泰答复道：“我连高澄都瞧不起，又岂能与大兄弟您共事一主呢？”
最可怕的敌人是所谓的“朋友”，侯景原形毕露，宇文泰反而释然。河南大部已归西魏，侯景爱上哪儿捣乱就上哪儿捣乱吧，对西魏未必不是件好事。
此次西魏大得实惠，王思政实为首功。宇文泰把原先授予侯景的官职全部转给王思政，王思政高风亮节，说什么也不要，宇文泰一再派人加授，最后王思政实在拒绝不了，勉强接受了河南诸军事一职。
宇文泰派兵进入河南的前一个月，东魏派兼散骑常侍李系出使梁国。高澄还是想与梁国维持友好状态，不仅是怕丢掉整个河南，也是担心受到梁国与西魏的夹击。李系的外交努力没能成功，梁武帝面对送到口的大餐，不想再跟东魏皇帝称兄道弟了。梁国的军队按计划抵达悬瓠，与侯景会师。当然，十三州的大礼包是拿不全了，至少被宇文泰抢先咬掉了一大口。
梁武帝不给高澄面子，两国的友好也就走到了尽头。太清元年（公元547年）九月，老菩萨向“鲜卑小儿”下战书，正式讨伐东魏。
高澄深谙先礼后兵的道理，还不想放弃和平解决侯景问题。他给侯景写信，希望侯景不要忘记当年与高欢的君臣之情，不要舍弃名节做不忠不义之徒，投靠西魏和南梁不能取信于人，终非长远良计，末了又提到侯景留在河北的老婆孩子，暗示侯景，只要回头，骨肉亲人即可重逢；如若不然，全家都没好下场。
按常理，话说到这份上，一般人多少要有点顾忌，但这一套对侯景无效！侯景是有豺狼的执著和残忍的，宁可做驰骋疆场的狼，也不做听人使唤的狗。面对高澄的威逼利诱，他命手下谋士王伟写信回敬。
王伟是侯景身边的一大人才，在侯景之乱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当下洋洋洒洒，妙笔生花，大意说：
“听说天下至贵，莫过于生；扬名立身，所求为义。英雄之士，自当舍生取义。我侯景先后效力于天柱将军（尔朱荣）与孝庄皇帝，为国杀敌，二十年来，不避危难，才有锦衣玉食，富贵一身。如今不惜展旌旗，擂战鼓，拥兵相抗，为什么呢？只因高王大权独揽，内外相猜，名为尊王，实为谋逆。纣有亿卒，终致毁败；桀有百克，难逃灭亡。若能忠信，虽弱必强。我侯景要替天行道，率领南朝大军奋勇北讨，扫荡四海，克复中原，拯救黎民。
“您的书信里说，我老婆孩子已被拘押？当年王陵归附汉朝，母亲扣为人质也不改初衷；刘太公被项羽囚禁，汉高帝泰然自若，求分一杯羹。何况是老婆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您要是觉得杀他们对您有好处，那我也阻拦不了，只不过杀了他们，徒增罪恶，得骂名的是您，与我何干？”
高澄人品虽差，却有爱才的善名，看完信后第一反应不是生气，更不是郁闷，而是打听谁写的信，得知是王伟以后，不禁感叹：“王伟才华如此，何以我不知晓？”很有点曹操惜陈琳的味道。
既然谈判劝降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东魏与梁侯联军之间，就只有兵戎相见了。
六、梁魏寒山之战
由于国都离得远，梁军晚了宇文泰一步，实质上只取得了东魏南部边境的悬瓠、项城两座城。梁武帝心里很不满意，自然想要扩大战果。要扩大战果，羊鸦仁的三万军队就不够用了，于是他又派侄子南豫州刺史萧渊明（哥哥萧懿之子）和孙子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四子萧绩之子）分督众将，领兵十万奔赴东线战场，进攻徐州治所彭城。
梁国多年无战事，王孙贵族们从未上过战场，只懂显威风、摆气派。萧会理骄横自大，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萧渊明不服，给朱异写密信，告萧会理“懦而无谋”。梁武帝便召回了萧会理，全军以萧渊明为都督。
萧渊明说萧会理“懦而无谋”，他自己也未见得“勇而多谋”。他平生所好，莫过于酒，经常烂醉如泥地瘫倒在军营里，百呼不应。大凡众将与他商议军机大事时，他都没有主意，总是敷衍道：“你们看情况办就是。”
梁武帝为此次北伐制订了详尽的作战计划：梁军先占据彭城东南八十里的寒山（今江苏徐州东南），然后在泗水下游拦水筑堰，以水淹之法灌彭城。（梁武帝使用的是当初浮山堰的微缩版，浮山堰虽然失败了，水攻的招式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梁军的战斗力远远不及魏军，如果强攻敌城，必然损失惨重；水困城池，既避免了死拼，又能逼迫城中兵将不战而降。此计若成，梁军即可与西面的侯景齐头并进，席卷东魏的河南、山东之地，令高澄首尾无法照应，从而获得更大的战果）
梁武帝的“锦囊妙计”在执行上出了偏差。梁军筑堰功成，部将羊侃请示萧渊明乘着水势攻城，萧渊明却死抱着梁武帝临行叮嘱的“慎勿妄动”，迟迟不下命令。东魏彭城守将、徐州刺史王则忠勇可嘉，城内水势日益上涨，城外被围得水泄不通，依然守得固若金汤。
萧渊明在寒山贻误战机，河北的高澄可没工夫跟他打太极。他派大都督高岳率领十万大军，并任命大将潘乐为副手，增援彭城。谋士陈元康提醒他：“潘乐应变能力弱，不如慕容绍宗。大王难道忘了先王的遗言么？把军务交于此人，侯景不足为患。”
高欢的话高澄没有忘。只是慕容绍宗被“冷藏”了这么久，高澄对他也不熟悉，担心忽然予以重用，万一他受惊叛变就糟了。陈元康打保票，修书向慕容绍宗说明情况。于是高澄加封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高岳和潘乐一起去彭城。
侯景一向瞧不起东魏诸将，在高欢手下时，他对高敖曹和潘乐两员名将的评价是：“这种人只知道像猪一样到处瞎跑，哪有什么本事？”起兵后，韩轨攻打他，侯景仍然很不屑，说：“啃猪肠的小儿！”这回听说高岳来，侯景更节省，只说了四个字：“兵精人凡。”探马又报，随行的还有慕容绍宗，侯景的脸色立刻变了。他甚至对情报的准确性产生了疑问：“是谁教鲜卑小儿派慕容绍宗来的？如果真是这样，会不会高王还没死啊？”（听到师父的大名，侯景也怯场了）
“超级替补”慕容绍宗把侯景晾在一边，领兵进驻橐驼岘，与围攻彭城的梁军对垒。萧渊明的懒劲发作了，先是羊侃建议乘慕容绍宗立足未稳，主动袭击，萧渊明不听。次日，羊侃又劝萧渊明下令全军出战，给东魏军一个下马威，萧渊明还是不听。
从整场战役来看，萧渊明的策略倒是始终如一：权力抓住不放，责任一概不担，别人建议不听，自己又不决策，坐等敌人上门投降，属于典型的无为而不治。这样的王爷派头，在官场上或许能混个四平八稳，在战场上的敌人眼中，毫无作为就是失败的代名词。
羊侃是北魏的降将（之前领兵接应的羊鸦仁也是），他祖父羊规本是南朝刘宋将领，在宋明帝时随薛安都投奔了北魏。羊侃自幼熟习兵法，六镇之乱，他参与平叛，屡立战功，后来对北魏乱象失望至极，加之心向南朝，就率部归顺梁国，在梁武帝末年算是为数不多的打过硬仗的宿将。羊侃见萧渊明这副模样，只好自求多福，率领本部人马出屯堰上，免得被萧渊明拖累，其他梁将也各自暗存私心，不再积极应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