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祖娥羞愧难当，几个月后生下女儿，就给淹死了。高湛勃然大怒，说：“你杀了我的女儿，我难道不能杀你的儿子么！”派人把高绍德抓来，当着李祖娥的面，用刀环活活打死。李祖娥眼睁睁看着儿子的惨状，哭天喊地，几乎晕厥。高湛还不解恨，又扒光她的衣服，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裹在袋子里，扔进宫外的水沟。李祖娥也够命大，一通折磨下来居然没死，高湛懒得再搭理他，把她送往佛寺剃发为尼去了。
高湛对高洋的妻儿如此狠毒，对于高演千叮万嘱请他放过的前太子、乐陵王高百年，也不例外。
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天上出现了“白虹贯日”，高湛和高洋一样，首先想到的也是用杀人来应对天象。高洋杀元氏宗族，高演杀高殷，看样学样，高湛选中了十四岁的高百年。
高百年有个老师叫贾德胄，负责教高百年书法。有一天他向高湛举报，说高百年写过很多“敕”字。高湛一看贾德胄呈上来一个个工整的“敕”字，心想：高百年啊高百年，这下可找着杀你的理由了。（“敕”是皇帝下令时才能写的字，写“敕”字可以理解为有谋反的企图）
高湛派人召高百年进宫，高百年心有预感，与妻子斛律氏（大将斛律光之女）依依惜别，解下腰带上的佩玉给她保存。
高湛见到高百年，便命他写“敕”字，写完一对照，跟贾德胄上交的笔迹非常相似。高湛一拍桌子，左右拿着棒子，不容分说就是一阵毒打，又拖着高百年绕着内堂，边走边打，所过之处，鲜血遍地。高百年被打得奄奄一息，不停哀求说：“叔叔饶命，我情愿给您当奴隶！”高湛听得烦了，下令斩杀高百年，抛入后花园的池中，把池水染得一片鲜红。
可怜的小王妃斛律氏苦苦相守，只等来了丈夫的噩耗。她对着佩玉日夜号哭，不肯进食，饿死在家中。死时，拳头中仍然紧握着那块佩玉。
高湛残忍地杀人，其实正反映了他内心的虚弱，因为无所作为，所以只有杀人立威，恐吓臣子。高湛终日里只懂纵酒、握槊（南北朝时期一种赌博游戏），他宠信精于玩乐的西域胡人和士开，欣赏和士开的“开导”：“自古帝王，到头来都化作灰烬，尧、舜、桀、纣，有何差别？陛下青春少壮，正当及时行乐，一日快活胜千年。国事交给大臣就好了，何必劳心吃苦呢？”在和士开的熏陶下，高湛愈加疏于政事，上朝议会成了过场，批阅奏折成了形式，上行下效，北齐能不衰落么？
以前齐文宣帝高洋在位时，北齐全盛，每到冬天，黄河西面的周军就到河上凿冰，以防止齐军踏冰过河偷袭。如今东西对峙三十年过去，轮到黄河东岸的齐军凿冰防御了。真是世事难料，天道无常，三十年前河西，三十年后河东。
十一、北齐三杰
北齐的朝政虽然被败家子高湛搞得污七八糟，可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高欢留下的底子确实很厚。北周在军事上由宇文泰时代的战略防御，逐渐转为战略进攻，但要想吃掉北齐，还真不那么容易。北齐不仅在经济积累、文化沉淀上仍然强过北周，更有一批英勇善战的鲜卑宿将，武威不减当年的六镇军士。其中最强悍者，是所谓北齐三杰：段韶、斛律光和高长恭。
段韶是三个人里年龄和资历最老的，作为高欢老臣段荣的儿子，他自高欢信都起兵以来就屡建战功，高欢与宇文泰的邙山大战中他射杀贺拔胜的战马（参见《绝代双骄》），救下高欢一命，从此愈发得到高氏父子的信任，在军中威望极高。武成帝高湛即位后，他先后任大司马、太傅，位列三公。
斛律光比段韶小十多岁，《周书》喜欢叫他斛律明月，明月是他的字，很可能也是他胡名的意译。斛律一族在北齐声名显赫，斛律光的父亲斛律金深受高欢重用，在高欢帐下南征北战，北齐建国，他官至左丞相，礼遇有加；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与斛律光一样射术极佳，擢升为持节，都督北方六州；斛律家的女人更是不得了，一共出了一位皇后、两位太子妃，斛律的子弟还娶了三位高家的公主。
斛律光本人早早就崭露头角，十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征讨西魏，生擒宇文泰大将莫孝晖，被高欢提拔为都督。高澄继位，任命他为亲信都督、征虏将军、卫将军，武成帝又把他先后升到尚书右仆射和司空。斛律光言语不多，性情刚直，治军以严明著称，对手北周怕他，他手下的北齐士兵也对他敬畏不已，斛律光指挥的军队，一向是勇往直前，战斗力极强。
北齐三杰中最年轻也最有魅力的，无疑当数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的大名叫高孝瓘，然而人们更喜欢以“长恭”这个名字称呼他，他是高欢的孙子，高澄的第四子，论辈份比前两位要低一辈（段荣和斛律金与高欢基本是同辈人）。
高长恭的一生都充满着解不开的谜。有谜，就会引发后人不尽的联想与向往，以至于今天还有不少他的崇拜者。高澄共有六个儿子，唯独兰陵王高长恭的母亲是谁，正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像高澄这样的花花公子，难保这背后不会隐藏着什么难以启齿的风流韵事，究竟内幕如何，恐怕也只能等待后人遍寻故纸堆和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除了身世不明外，高长恭品性的“与众不同”也是个谜。高家子弟大多不遵守公序良俗，酗酒、刻薄、暴虐，那是司空见惯。偏偏高长恭却清心寡欲，属于高家的“另类人物”，他担任并州刺史，对部下非常体恤，每次得到美味瓜果，总与将士们共享。他既不贪婪，也不放纵，很得人心。
不过在容貌方面，高长恭还是继承了高家的光荣传统。《北齐书》用八个字形容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几乎把描述帅哥最高境界的词语，全部集中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南北朝时期崇尚仪表，高长恭在战场上，对于稳定军心，震慑敌人，是相当有作用的。
有这三根支柱在，北齐就丝毫不惧怕北周在军事上的进攻。
北周宇文护也明白自己的军事实力比北齐还差一大截，他没有什么治军的高招（连治国都是在沿袭宇文泰时代的政策，没有什么新鲜的手段），所能想到的只有吸收外援。放眼天下，除了南方孱弱的陈国外，潜在最合适的友军，便是漠北的突厥汗国。
突厥于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彻底消灭了柔然残部，完全占据了柔然的昔日领土，取代了柔然的地位，征服了契丹等部族，并将疆域扩大，把势力触角延伸到柔然没能有效控制的西域地区，击破了西域大国嚈哒，建立起了一个以鄂尔浑河上游为中心，东起辽海（今辽河上游），西抵西海（今咸海），南临大漠，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的大汗国。
宇文泰末年，突厥的木杆可汗（伊利可汗之子）就许诺要把女儿嫁给宇文泰，后来宇文泰去世，木杆可汗被北齐利诱，又想反悔。宇文护决定旧事重提，派御伯大夫杨荐再去提亲，向木杆可汗申明大义，请突厥出兵共同伐齐。
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深秋，北周与木杆可汗结盟，兵分两路，柱国杨忠率一万步骑兵，经突厥由北路南攻，大将军达奚武率三万步骑兵，由南路向东北进攻平阳，约定会师高氏的统治中心——晋阳（高欢发家晋阳，因此晋阳在北齐的政治军事地位格外重要，北齐的首都名义上虽是邺城，但晋阳才是实质上的首都，攻下晋阳，相当于要灭亡北齐）。
杨忠进展顺利，连续攻占了二十几座北齐城池，拿下陉岭（今山西代县西北），与木杆可汗的十万突厥骑兵会合。周突联军从恒州（今山西大同）分三路，在漫天飞雪中向晋阳城杀来。
齐武成帝荒淫归荒淫，但还不算太糊涂，知道晋阳的重要性，他派斛律光率三万步骑兵驻扎平阳，顶住达奚武的进攻，自己从邺城倍道兼程，赶往晋阳。
晋阳城下，黑白分明，白的是厚厚的积雪，白茫茫足有几丈深，黑的是北周士兵的军装，黑压压不计其数。武成帝吓坏了，想要弃城逃跑，在赵郡王高叡和河间王高孝琬的拼命劝谏下，才同意全力抵抗（这里又可看出武成帝的怯懦，幸运的是大臣们依然顾全大局）。武成帝命高叡节度全军，三杰之首的段韶为总督，在晋阳北城布下阵势，迎战联军。
木杆可汗见段韶指挥的齐军军容严整，气势先矮了半截，埋怨起杨忠来：“你们的使臣不是说齐国混乱，可以讨伐吗？如今这架势，我们哪里打得过？”
两家正扯皮呢，北齐那边忽然鼓声大作，精锐尽出，向联军大营杀来，突厥军虽多，却不战而逃，杨忠的周军失去支援，顿时大败。达奚武在平阳得知北路失败，也解围西退。斛律光尾随追击，深入北周境内，掳回了两千多北周士卒。
北周的进攻受挫，宇文护很是不爽。第二年夏天，他又派杨忠联合突厥，再次讨伐北齐。突厥的木杆可汗上一次没打就败，面子上也觉得很挂不住，他整顿起十几万骑兵，侵入北齐长城，骚扰幽州、并州。
齐武成帝见北周和突厥卷土重来，十分害怕。宇文护以前跟着宇文泰入关，母亲阎氏以及姑母都留在了晋阳，齐武成帝差人探访到阎氏姑嫂的下落，先送回姑母，并写信告诉宇文护，打算把阎氏送往长安，希望宇文护不再攻齐（阎氏这样的王牌，显然是扣在北齐的意义要远大于放回北周，武成帝这么基本的外交常识居然不懂）。宇文护当即召回杨忠，并复信感激北齐的“大恩大德”，承诺休战交好。
齐武成帝读了宇文护的信，自以为用人质换回了和平，正要护送阎氏去北周，却收到了段韶从抵御突厥的前线发来的强烈反对信。
段韶的理由很直接：“周人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宇文护既然为他母亲请和，怎么连一个正规的使臣都不派呢？假若仅凭一封书信，就放回他母亲，恐怕被周人看轻。不如表面上答应他们，等两国确定和好，再放人也不晚。”武成帝不听，什么信物都没要，就把阎氏送了回去。
事态的发展果然被段韶言中。宇文护母子团圆，还没发表感言，突厥人就来催他速速派兵，履行约定。宇文护生怕得罪突厥，便把对北齐的承诺抛在脑后，亲自调集了长安二十四军，以及各地军队，共二十多万，出潼关伐齐。北周共分三路东进：中路精兵十万，由尉迟迥率领，直指洛阳；南路为大将军权景宣统领的荆襄兵，进围悬瓠（今河南汝阳）；北路为少师杨檦的河南兵，攻打轵关（今河南济源西）。
三路军队命运不同。杨檦以往与北齐常有边境战，从未失利，颇为轻敌，不与友军配合便孤军深入，被北齐太尉娄叡大败，投降了北齐。权景宣稳扎稳打，连续接受北齐豫州、永州刺史献城，形势主动。尉迟迥的北周主力则连日猛攻洛阳，宇文宪、达奚武、王雄等将屯兵邙山，以为声援。
洛阳告急，齐武成帝向段韶求救，但又怕突厥乘虚南下，两面受敌。段韶上书说：“突厥侵扰北边，不过小事一桩。西方才是心腹大患，只要打败周军，突厥自退。”
齐武成帝大喜，与段韶一起从晋阳出发，去解洛阳之围。
段韶登上邙山山坡，仔细观察周军的阵势，立时了然于心。他命齐军在洛阳东面的太和谷扎营布阵，自领左军，高长恭领中军，斛律光领右军。三杰悉数出阵，令周军大为震惊，仓促上山迎战。齐军且战且退，将周军引入山谷。
段韶质问周军：“你们宇文护刚与母亲团聚，就进犯我国，是何缘故？”
宇文宪等人答道：“上天派我们来教训你们，何须多问！”
段韶哈哈大笑：“天道赏善罚恶，一定是派你们来送死的！”说着一摆手，身后的齐军突然发动反击，周军大乱，士兵纷纷坠入山涧，伤亡无数。
高长恭带领五百骑兵，在周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金墉城下。洛阳城头的守兵怕是北周的诡计，一时竟没认出是高长恭。高长恭当场脱盔抬头，众人一看是兰陵王，军心大振，出城接应，大败城外的周军。（此役后，北齐将士共同创作了《兰陵王入阵曲》，以歌颂高长恭的丰功。《兰陵王入阵曲》配有舞蹈，歌舞者戴面具边跳边唱，因此后世常误传，说高长恭喜欢在战场上戴面具，其实这只是艺术加工，高长恭当时戴的应是重盔）
此战齐军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周军光是丢弃的武器辎重，一路就达三十多里，猛将王雄更是被斛律光一箭射杀。邙山，再度成为宇文氏的伤心地。
十二、无愁天子高纬
邙山的胜利并不能扭转北齐的颓势，接下来的两年中，北齐连续出现洪水、粮荒等灾难，崇尚“享乐主义”的齐武成帝被搞得焦头烂额，越来越厌倦做皇帝的辛苦与无聊。
有个聪明人看出了他的苦衷，还为他想出了解脱的方案，这个人叫做祖珽。
祖珽放在今天也绝对是个全才，他精通多项技能，包括文章、音乐、外语、医术，左右都吃得开。高欢看重他的文章，任用他作参军（玉壁之战负责劝降韦孝宽的，就是他）；武成帝则看重他的音乐细胞，把他升为中书侍郎，常召他到后花园弹奏琵琶。
要说祖珽为武成帝解脱，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祖珽找到武成帝的头号宠臣、侍中和士开，对他说：“老兄受皇上宠幸，恐怕自古无人能比，可一旦宫车晏驾（指武成帝驾崩），你还能保证有个好结局么？”
和士开哪里考虑过这么远，一经祖珽提醒，心里紧张起来，就问怎么办。祖珽不慌不忙地答道：“你就跟皇上说，本朝以前诸帝（指高澄、高洋、高演）的儿子都做不成皇帝，如今应该让皇太子早日登位，以定君臣名分。此事若成，你的地位不变，皇后和太子又会感激你，岂非万全之策？”
和士开闻言茅塞顿开，于是逮着机会就在武成帝耳边灌输祖珽的思想。恰好天上出现彗星，据称是“除旧布新”的征兆，祖珽便上表劝武成帝传位太子，以应天意，并详实地介绍了北魏献文帝禅位的典故。
武成帝不懂什么大道道，但是听了和士开、祖珽的话，觉得既能保持高位，又不用直接操心国事，这主意很不错。他便于河清四年（公元565年）传位给太子高纬，改元天统，当起了太上皇帝。
祖珽被拜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不仅武成帝对他倍加宠幸，小皇帝高纬的母亲胡太后也对他十分信任。聪明人一时得意，便犯了严重的错误：他试图排挤和士开等人，进而谋取宰相之职。
和士开在武成帝的眼里，就是完美，容不得旁人半点亵渎。祖珽上疏列数和士开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的罪状，虽然基本属实，却引得武成帝勃然大怒，派人把祖珽抓来，质问道：“你为啥毁谤我的和士开？”祖珽据理力争，武成帝根本不听，把他一顿暴揍，几乎打死，又发配充军，关入地牢，几乎与世隔绝。祖珽晚上在牢里点芜菁子照明，结果烧出来的烟把双眼都给熏瞎了。（后来武成帝驾崩，祖珽才被放出来重新做官）
武成帝本以为“退居二线”能够延年益寿，可是他从此更加放纵，仅快活了三年多，就在天统四年（公元568年）升了天，终年三十二岁，没逃出北齐皇帝“短命”的规律。当然，即便在这期间，武成帝也没少杀人，高澄的两个儿子河南王高孝瑜、河间王高孝琬都被他找了理由残忍杀害。
武成帝临终时，对亲密战友和士开托以后事，并死死抓住他的双手说：“千万不要辜负我啊！”结束了他荒淫暴虐的一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被武成帝捧为伊尹、霍光再世的和士开，不仅没有匡世之才，而且还凭着握槊游戏玩得好，频繁进出内宫，早就勾搭上了他的皇后胡氏。胡氏也是个十分淫乱的女人，曾跟不止一个太监有不正当的关系，遇到和士开后，两人就做了固定的情人。武成帝对于和士开奉送的这项大大的绿帽子，不知道是毫不知情，还是满不在乎，照样宠爱和士开，也照样让胡氏稳坐皇后的宝座〔高纬即位，胡氏升级为皇太后〕。武成帝死后，和士开把别的嘱托都忘得一千二净，唯独在“照顾”遗孀方面，倒确实是不遗余力、“不负所托”）
北齐的几代执政者，凡是稍微正常点的，比如高殷和高演，甚至没做成皇帝但勉强正常的高澄，在位时间都极短，无法充分施展才华；高洋和高湛的在位时间稍长（高洋十年，高湛皇帝加太上皇共八年），都有疯狂的倾向。高洋疯狂，至少还有才干，并不昏庸；高湛疯狂，才能也远不及他的兄长们，可说是集昏君与暴君于一体。不过，他沿用前朝旧人，文有赵彦深、元文遥等人，武有三杰，继承了高洋时代的国策，多多少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比如仿效魏孝文帝的制度推行均田制、扩建内外长城，《齐律》也是在他这朝最终定稿完成的。当然，这都是些吃老本的修补性工作，只是维持现状、苟延残喘而已。
武成帝高湛一死，十三岁的高纬独立掌国，北齐局势更加险恶了。
高纬性情懦弱少语，在公共场合会见群臣，从来说不上几句话，但他在音乐方面却颇有造诣，亲自作《无愁曲》，与宫女侍从一同弹琵琶吟唱，大家都叫他“无愁天子”。（“无愁”二字，与小皇帝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多么强烈的反差。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非但没有一点振作的意思，反而变本加厉地荒废国事，这样的国家，基本上是在等死了）
高洋、高湛时代积压下来的各派矛盾，在高纬时代终于不可遏制地一一发作了。
高纬遵从父亲的嘱咐，对和士开委以重任。和士开与胡太后没了拘束，往来更是亲密，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高纬的堂叔赵郡王高叡与娄定远、元文遥等人嫉恨和士开，武成帝刚死，便在胡太后主持的朝宴上，公开指责和士开贪污受贿、秽乱宫廷。
胡太后一听大为恼火，辩解道：“先帝在世时，你们怎么不说？现在莫非是要欺负我孤儿寡母么？”
众臣不依不饶，坚持认为不把和士开贬到外地，朝廷上下必不安宁。胡太后几经交涉未果，只好以武成帝丧事为借口拖延，然后召和士开入宫，商议对策。
和士开的点子果然不少，他当即献上“缓兵之计”：高纬下诏，任命和士开为兖州刺史，丧葬完毕就遣发，以放松高叡等人的警惕。
武成帝下葬，高叡催促和士开上路。和士开磨叽了几天，找不着机会觐见太后，便用车载上两名美女、一卷珠帘，去拜访另一名反对他的大臣娄定远，说：“那些权贵一心想杀我，承蒙您出力才保全了我的性命，出任地方官。今天特此告别，送上一份薄礼。”
娄定远见“薄礼”丰盛，一脸高兴地问：“想回朝做官吗？”
和士开表现得十分超然，说：“在朝曰久，不能自安，如今远出，不愿再回来了。只求临行能与太后与皇上告辞。”
娄定远信以为真，竞同意让他进宫。和士开一进宫，立即换了一张脸，向胡太后哭诉道：“我看朝中权贵是要废掉皇上，微臣走后，必生大变，微臣有何面目去地下见先帝哦！”
胡太后和高纬也吓得大哭，求和士开想办法。和士开说：“微臣已经入宫，陛下只需再写几行诏书，治高叡一个欺君之罪即可。”高纬依计行事。
高叡平白受诬，进宫申辩没有回应，出宫后便被捕押往华林园的雀离佛院，由皇宫中的武士刘桃枝处死。和士开官复原职，不久又加封为淮阳王，元文遥和娄定远则分别贬为西兖州刺史和青州刺史。娄定远所得的贿赂，统统归还和士开，还倒贴上大笔钱财，以求自保（贪小利而无原则者的可耻下场）。
高叡冤死后，和士开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他大肆排除异己，滥用亲信。和士开之外，高纬还任用自己的奶妈陆令萱及其儿子穆提婆，还有以前太子东宫的侍卫韩凤、高阿那肱，这些人都是高纬幼时在宫中的玩伴，哪里会治国？和士开和他们勾搭在一起，共同把持高位，掌控了朝政。
“水满则溢”，反对和士开等人的暗流越来越强，和士开的好日子不长远了。
高纬有一个同母弟弟，叫作高俨，受封琅琊王。武成帝和胡太后都觉得高俨比高纬聪明能干，一度有过废掉高纬立高俨的念头。小王爷高俨因此也颇为目中无人，看不惯和士开、穆提婆等人的专横奢侈，对其恨之入骨。和士开忌惮高俨，借高纬之令命他出居北城的宫殿，不得随时进见胡太后，继而又劝高纬把高俨派到外地，准备夺取他的兵权。
高俨与胡太后的妹夫侍中冯子琮一商量，决定先下手为强。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七月，高俨命治书侍御史王子宜写好一份弹劾问罪和士开的表文，然后由冯子琮夹杂在其他公文中，呈送给高纬。高纬处理公文从来是不看内容，大笔一挥，三分钟完事，这次也不例外。
高俨拿着高纬的批复，命领军将军厍狄伏连抓人。厍狄伏连心觉蹊跷，但是皇帝的命令白纸黑字，让人不得不相信，便在宫门外埋伏下士兵，恭候和士开。
和士开与往常一样上早朝，刚走到宫门，厍狄伏连就冲上前一把将他拉住，笑道：“今天可有件大好事！”王子宜在旁边解释：“皇上有旨，命淮阳王去御史台。”说罢，一队士兵把和士开押送到御史台，由高俨派来的都督冯永洛斩首。
高俨本想杀掉和士开完事，王子宜、冯子琮等人却都要求顺势杀入宫，夺了高纬的皇位。宫中的几千士兵立时分成拥护高纬和拥护高俨的两派，剑拔弩张，一场内斗眼看在所难免。
高纬听说高俨率军向宫中杀来，又惊又怕，急召斛律光进宫救驾。斛律光对和士开也是深恶痛绝，得报后拍手大笑：“龙子所为，真是与常人不一样啊！”
斛律光沙场老将，几千人的小打小闹还不跟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他拥着高纬出内宫的千秋门，高俨的部众便吓得作鸟兽散。斛律光为高俨打圆场，向高纬请示：“琅琊王年纪小，脑满肠肥，举止不讲后果，长大了就好了，请陛下宽恕他的罪。”（成语“脑满肠肥”，便由此而来）
一场莫名其妙的政变，终被斛律光轻松化解。王子宜、冯子琮、厍狄伏连等人都被诛杀，高俨虽得以赦免，但几个月后还是被高纬除掉了，时年十四岁。
十三、权臣的末日
其实，我们若从全局来看，高俨发动的这场政变的成功与否，对于北齐的影响都不会很大。高俨不但没有像他的父亲武成帝所夸赞的那样，在政变中表现出任伺过人之处，甚至比略显木讷的哥哥高纬，都有所不如，说句最起码的，他连自己究竟想干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仓促行动，即使能侥幸夺位，也不过是个“高纬第二”罢了。
要知道，同时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为了一场政变的成功，足足等待了十二年！
尽管被明帝宇文毓寄予厚望（明帝在遗诏中评价宇文邕：“光耀宇文家族的，必是此人。”），但是内向沉静的宇文邕刚继位时，看起来只想做一个听话的傀儡。他的新年号是“保定”，显得比明帝的“武成”要谦卑得多；同时，他也一改以前两位兄长的作风，不仅丝毫不与宇文护争权，而且把大事小事通通交付给宇文护。以前说过，北周实行六卿制度，虽说有高低之分（天官冢宰一般相当于丞相，职位最高），但在理论架构上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是平等的，直接对皇帝负责；保定元年，周武帝下了一道命令，其余五府由天官宇文护总管，就改变了以往的架构，使得宇文护实质上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合法的保障。
周武帝的彻底放权，既是对自身的保护措施，也是稳定住国家大局的必要手段。与北齐方面鲜卑勋贵与关东门阀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不同，北周的派系矛盾，主要是军事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及军事小集团内部的矛盾，前者的表现以赵贵、独孤信谋反事件为典型，后者则表现为两任皇帝（及天王）先后与宇文护的明斗暗争。通过对这些事件的观察，年轻的周武帝认识到，在当时的实力背景下，搞流血的冲突政变是行不通的，从整个关陇集团的大局着眼，对于宇文护一时的跋扈，必须采取隐忍的态度。（西魏一北周在宇文泰的经营下，多个小集团形成了关陇集团这样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利益体，而北齐始终存在两大势均力敌的利益体对立，相比而言，宇文泰的政策的确高明）
如果说之前的例子还不够深刻的话，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梁国公侯莫陈崇被逼自杀事件再次证明了武帝的明智。
侯莫陈崇是六柱国的最末一位，也是贺拔岳系统硕果仅存的元老级人物。宇文护诛杀赵贵后，为了安抚侯莫陈崇，对他恩赐有加，从宇文泰时期的大司空（冬官，六卿之末）不断提升到大宗伯（春官，六卿第三位）和大司徒（地官，仅次于天官大冢宰），但侯莫陈崇不为所动。
保定三年（公元563年），侯莫陈崇陪同周武帝巡视原州，武帝突然半夜返回长安，人们都觉得奇怪。侯莫陈崇对手下亲信说：“我以前听算命的人说呀，晋国公（宇文护）恐怕熬不过今年。皇上的车驾连夜还京，肯定是晋国公死了。”
这段话说明了两点：侯莫陈崇早对宇文护心怀不满，曾经请算命先生预测宇文护的死期：另外，也说明了自古以来，这算命从来就是扯淡的骗人把戏。宇文护活得好好的，周武帝不过是因为有紧急事务，才提前赶回长安。
侯莫陈崇的私语太惊人，很快就传开了。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在大殿上召集诸位公卿，斥责侯莫陈崇散布谣言，侯莫陈崇惶恐不已，叩头谢罪。宇文护不依不饶，当夜便领兵冲进侯莫陈崇的府第，逼令他自杀。侯莫陈崇一代勇士，落得如此下场。
周武帝的表现，很值得回味。他当然不是甘受宇文护摆布，但他也明白，只在表面上做出无心权力的样子，并不能完全放松宇文护的警惕（宇文护有了两次前车之鉴，对皇帝的防备与警惕自不待言），还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讨好宇文护，反复发出一个信号——“我不是威胁你的人。”
因此，侯莫陈崇事件后不久，周武帝又下诏表彰宇文护，同时规定：“从今以后的诏书与百官的文书，不得直呼晋国公的名讳。”
宇文护迎回久别多年的母亲阎氏，武帝对这位伯母也是竭力奉承，赠送了大量的礼品不算，还以皇帝之尊，向阎氏行家人之礼，敬酒祝寿。周武帝还专门做些跟政治无关的闲情雅事，比如琴棋书画，其中以下棋最是热衷，这棋不是中国古代传统上所说的围棋，而是象棋。《周书》上说，周武帝大力倡导象棋，于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完成了一部专门介绍象棋下法的《象经》，在朝廷上下推广，十分轰动。这是正史第一次提及象棋，有人据此推断，周武帝很可能就是象棋的发明者。
我们今天的人或许会觉得，象棋博大精深，周武帝很可能是想借钻研象棋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和权谋，但一千五百年前的宇文护绝不会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宇文邕不过是个沉迷游戏、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罢了。武帝哪里是公子哥，如兵法所说，他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当他要迷惑宇文护的时候，他做出的样子是无心国事，处处尊崇宇文护，甚至有政治低能的迹象。可是，一旦他看准时机要出手的时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
与之相对应的，宇文护则在长达十六年的执政生涯中，由于能力的不足，大失误接连不断，把政治上的明显优势，逐渐丧尽。
宇文护对北齐作战，两战皆败，其后派齐国公宇文宪、名将韦孝宽等人与北齐争夺宜阳，也被北齐三杰接连击退，加上联合后梁讨伐陈国也以失败告终。屡战屡败之下，宇文护的个人威望急剧下降，这是第一大失误。
为了维护权威，他大量任用心腹，然而这些人倚仗着有宇文护撑腰，贪污腐化，危害民间，致使朝中怨恨他的官员越来越多，这是第二大失误。
最要命的是，宇文护原先的同党也失去了对他的信心，典型的就是卫国公宇文直。宇文直是周武帝的同母弟弟，此人惟利是图，一直投靠位高权重的宇文护。沌口之战，宇文直大败于陈军，损兵折将，令宇文护大为光火，将宇文直免职。宇文直心中不平，便产生了扳倒宇文护取而代之的念头。
于是宇文直找到周武帝，说：“晋国公怕是不行了，我们把他做了吧。”
到了此时，始终在寻找机会的武帝终于露出了爪子和牙齿，暗中与心腹、宗室谋划了铲除宇文护的方案。
天和七年（公元572年），周、齐两家讲和，宇文护从督战地同州回到长安，周武帝在文安殿为堂兄洗尘接风，然后领着宇文护进内宫拜见皇太后。
一边走，周武帝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现在年龄大了，尤其喜好喝酒，平日里喜怒无常，颇失礼节。我曾斗胆劝了她很多次，她从没听过。堂兄今天去见她，方便的话，能否帮我再劝一劝呢？”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一卷写好的《酒诰》，道：“请以此文劝说太后。”（宇文泰推行周礼，为了改革当时崇尚浮华的文风，请苏绰依照《尚书·大诰》的格式，创作了《大诰》，以作为北周公文的标准文体。事实上，这种脱离时代的官样文章并没有在他死后得到广泛运用，只是偶尔出现在宫廷中的少数正式场合，比如周武帝撰写的这篇《酒诰》）
宇文护一想，万事孝为先嘛，就满口答应，接过了《酒诰》。
兄弟两人来到了太后居处，一番礼节完毕，周武帝侍立一边，宇文护面对太后，打开文章，一本正经地读了起来。
对婶娘的一片赤诚之心使得宇文护忽视了身边的一切，周武帝悄悄走到他的身后，举起手中的玉珽（皇帝日常所持的手板），朝他的后脑勺猛地一击，宇文护应声仆倒在地。武帝立即叫上太监何泉，命他用刀砍杀宇文护。何泉心理素质不过关，颤颤悠悠砍了好几刀都没砍到要害之处。眼看着宇文护挣扎着要从地上爬起，事先躲在门后的宇文直急了，不等武帝招呼，一个箭步冲上前，一刀结果了宇文护的性命。
一代权臣宇文护，一连废立了三位皇帝，把持北周大权十六年，到头来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掉了，不禁让人感叹生命之柔弱。
十四、将星陨落
北周武帝杀掉字文护后，又马上命令负责宫中侍卫的宫伯长孙览等人，将宇文护的儿子、兄弟及亲信（甚至包括那位亲手毒死明帝的厨子李安）全部捕杀，一举收回了自建国以来从未真正取得过的皇权，也以一鸣惊人的方式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亲政的周武帝宣布大赦境内，改元建德，接着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员任免，证明他的夺权绝非侥幸。
野心勃勃、信誓旦旦要做大冢宰的皇弟宇文直并没有得偿所愿，武帝把这个重要的职位交给了他的五弟、齐国公宇文宪。
宇文宪比武帝小一岁，不是一母所生，性情上却比武帝的同母弟弟宇文直更像武帝。两人从小就在一块儿玩耍，一起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聪慧程度也接近，宇文泰很是喜爱。
有一次，宇文泰得到一批好马，准备赐给儿子，要求他们自己挑。普通人的想法，纯色马血统高贵，品质优良，都喜欢选纯白、纯黑的漂亮马。小宇文宪偏偏不然，他稍加甄别，拉出了一匹毛色混杂的花马（即驳马）。宇文泰奇怪，就问宇文宪：“你为什么选了一匹不起眼的花马呢？”
宇文宪对答道：“这匹马颜色特别，很可能是快马；而且，如果出征打仗，养马的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容易区分。”
宇文泰听了很高兴，对左右说：“我这个儿子见识不同常人，将来必成大器。”从此凡是在官家的马圈里见到类似的花马，他总是会想起宇文宪的答话，并把马赐给宇文宪。
宇文护专权，对宇文宪很器重，上奏时常会请宇文宪代奏。宇文宪便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调宇文护与武帝的关系，成为两人之间的润滑剂。
周、齐对战，宇文宪多有参与，虽然北齐有三杰领衔，北周败多胜少，但宇文宪擅打逆风仗，通过有条不紊的指挥，保证了周军不致败得太惨。天和六年（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宜阳以南的边境接触战中，宇文护更是击退了斛律光的四万军队，攻占了齐军的堡垒，打破了周齐交战史上斛律光不可战胜的神话。
宇文宪的出色表现，让宇文直非常嫉妒（这家伙连相对较弱的陈军都打不赢），因此除掉宇文护后，他反复提醒武帝：“宇文宪与宇文护过往密切！”撺掇武帝进一步除掉宇文宪。武帝明了宇文宪的用心，也看透了宇文直的企图，不为所动，任命宇文宪为大冢宰，宇文直为大司徒。当然，由于武帝大权在握，宇文宪这个大冢宰的权力，也不可能与宇文护相比了。（宇文直机关算尽，终究没算过慧眼识人的周武帝。两年后，屡次陷害宇文宪不成的宇文直在长安造反，兵败被杀）
北周方面加紧内部整合，北齐方面却在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自毁栋梁。令北周头疼不已的北齐三杰一个接一个倒下，天平这端的最后一颗砝码终于不复存在。
武平二年（公元571年），三杰中年龄最长的段韶与高长恭攻取北周在河东的重要据点定阳（今山西吉县），年过七旬的段韶不幸在军中染上重病，回朝没几个月，就病故了。
在昏君掌权、奸臣当道的北齐，能够像段韶那样得到寿终正寝的结局，已是万幸，斛律光和高长恭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事情得从和士开被杀说起。
和士开死后，有两个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头一个便是和士开的情人胡太后。没有了和士开在身边相伴，耐不住寂寞的胡太后重新物色了新情人——僧人昙献。胡太后让昙献和他的随从进宫时扮作尼姑，以骗过众人的耳目，但秘密还是传开了，甚至有僧人戏称昙献为太上皇。
高纬听说此事，起初还不信。直到后来，好色的皇帝在太后宫中见到两个小尼姑，上前动手动脚，发现他们原来是男子，才顺带查出了昙献的秽事。高纬大怒，下令将昙献及知情的僧人全部砍头，又把太后软禁在北宫，连宗亲都不得相见。胡太后第一次被剥夺了“性自由”。
胡太后因和士开“受灾”，在高纬的召唤下“重新出山”的祖珽则是因和士开受益。祖珽吸取从前的教训，凭借自身的才智，慢慢爬到了和士开生前的位子上，还跟陆令萱、穆提婆等人打成一片。胡太后被禁，祖珽乘机讨好陆令萱，向高纬提议奉陆令萱为太后，尽管高纬没有听从，陆令萱还是投桃报李，夸赞祖珽是“国师”、“国宝”（祖埏眼睛被熏黑，可能还真有几分像黑眼圈的国宝大熊猫）。
祖珽与陆令萱臭味相投，权倾朝野。斛律光看不惯眼，暗地里骂祖珽“小人当道”。北齐满朝不是趋炎附势，就是明哲保身，你斛律光一个人做正人君子，怎么行得通？（就好比明末的海瑞，你想一腔正气，两袖清风，别人还怎么贪啊？自然没你的好果子吃）
祖珽买通了斛律光的家奴，打听斛律光对他的评价。家奴报告说：“我家丞相一到晚上，就抱膝哀叹：‘瞎子入朝，国家将亡啊！’”祖珽双目失明，最忌讳别人提这个，听了这话，当即恨得牙痒痒。
高纬朝中的另一位“红人”穆提婆想娶斛律光妾室所生的女儿，被斛律光拒绝；高纬打算把晋阳的田赐给穆提婆，又因斛律光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这下子，祖、穆两家组成了仇视斛律光的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准备报复。
有一个敌对国，消灭政敌就是方便，机会说来就来了。
北周大将韦孝宽与斛律光交战，总是不能获胜，就想出了一个盘外招。他编了两首儿歌，派人潜入邺城，教民问的小孩传唱。第一首儿歌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第二首是：“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举。”
祖珽在邺城街头初听儿歌，便参透了内中玄机。他又为儿歌添上了两句：“盲老公背受大斧，饶舌老母不得语。”让小孩继续唱。久而久之，歌词就传到了高纬的耳朵里。
高纬听不懂，就找来祖珽、陆令萱，问他们：“你们听过民间的一首奇怪的儿歌吗？是什么意思呢？”
祖珽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分析道：“的确听过，此歌非同小可。百升，就是一斛，暗喻斛律明月要为长安之主。高山，指皇室姓氏，槲木，谐音斛律，盲老公和饶舌老母，似乎指的是微臣与陆氏（陆令萱），谣言可畏啊！”
其实，歌谣的作者韦孝宽也未必指望这招能奏效，他很可能只是想像玉壁一样，利用谣言瓦解敌人的凝聚力而已。可猪头皇帝高纬在朝中一批大臣左一言右一语的教唆下，居然就真的信了。
武平三年，高纬依祖珽之计，派人赏给斛律光骏马一匹，约他第二天同游山水。斛律光到皇宫内堂谢恩，专干杀大臣勾当的刘桃枝从身后跳出，与三名武士一起用弓弦将斛律光活活勒死。
高纬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斛律光的弟弟斛律羡及两人的所有儿子。其后，祖珽派人抄检斛律光的家，统共只得到了十五张弓、七把刀、一条皇帝所赐的槊，以及处罚奴仆的二十根枣杖，没有半点斛律光谋反的证据，然而，一切都晚了。
斛律光的死讯传到长安，周武帝大喜过望，立即颁诏大赦，举国同庆。
北齐的支柱，只剩下了兰陵王高长恭，而身为皇帝堂兄的他，也只剩下了最后的一年。
高纬爱好音乐，听了《兰陵王入阵曲》，仿佛从中感觉到了战阵的凶险之气，就关切地问高长恭：“入阵太深，万一失利了，岂不是后悔莫及吗？”
高长恭不假思索地答道：“家事亲切，不知不觉就勇往直前了。”
高长恭实话实说，可高纬一听“家事”，心里咯噔一惊，难道你想做皇帝不成？顾忌之心越来越浓。
高长恭并非不明白功高盖主的道理。他试图通过收受贿财，自坏名声，来逃避皇帝的猜疑，又故意有病不治，借机“退居二线”，但这些都不足以挽救他的性命。
武平四年（公元573年），高纬派人给高长恭送去毒药一杯。高长恭叹道：“我以忠心侍奉皇上，不负苍天，竟遭到如此毒手！”
兰陵王妃郑氏痛哭：“何不求见皇上，也许还有转机？”
高长恭摇头道：“有什么理由去见皇上呢？”说罢就饮药自尽了。
三年间，三名强将相继凋零。北齐灭亡的日子，开始进入倒计时。
此时的高纬，却还在忙着更换皇后、宠妃。
高纬的后宫佳丽数量极多，大部分都如过眼云烟。他的第一个皇后是斛律光的女儿，斛律光被诛，斛律皇后受牵连被废，改立太后的侄女胡氏为皇后。陆令萱与太后争权，想立自己的养女穆黄花，就对太后说：“皇后跟我们大家说：‘太后行为不检点，不足为训！’”太后闻言大怒，就把胡氏也废了，立穆黄花为皇后。
穆黄花是高纬最宠爱的一名皇后，做皇后前就生下了太子高恒。高纬为她制作珍珠裙衣，专程派人去北周采购珍珠。两人终日对酒交杯，如胶似漆，却也有冷淡的一天。高纬迷恋上一名乐师的女儿曹昭仪，穆黄花为了抢回宠幸，就把身边的婢女冯小怜作为礼物送给高纬。万没想到，高纬立刻就被能歌善舞的琵琶高手冯小怜迷住，封她为淑妃，视她为掌上明珠，吃喝玩乐都在一起，不仅冷落了曹昭仪，也冷落了穆黄花。
邺城流传着一首童谣，暗讽穆黄花的命运：
〖黄花势欲落，清觞满杯酌。〗
其实凋落的又何止是黄花，整座北齐宫殿，都已摇摇欲坠。在江南观望北方多年的陈宣帝，也不失时机地抽刀向这头肥羊身上砍来。
十五、吴明彻收复淮南
作为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国在历史上的地位很特殊。南朝的阶层本质上可以按照籍贯出身分为三类：来自北方说北方话的侨人、世居南方说吴语的吴人，以及广泛分布于南方山区的蛮族土著。
东晋时期，北方南迁的士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统治资源，最典型的便是王、谢两家的一时极盛，此为“北人治南”。东晋中期以后，长期的南北分裂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起用世居吴地的南方人，即“北人用南”。到刘裕做皇帝时，南朝开始形成侨人与吴人共同统治的局面，尽管侨人的势力在初期还相当庞大，但吴人的重要性已不可忽略，建立刘宋的功臣沈田子、沈林子兄弟，刘宋名将沈庆之、沈攸之，都出自吴兴（今浙江湖州）的沈氏，白袍将军陈庆之，也是南方的吴人。由宋到梁，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吴人的军事力量，逐渐发展为“南北共治”的局面。侯景之乱使得金字塔顶的侨人与吴人元气大伤，原先极少为人注意的第三阶层借机崭露头角，这便是南方蛮族的土豪洞主。
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比北方的简单，只不过南方蛮族的侵略性相对较低，受到的关注较小。北方有“五胡”，南方有“五蛮”：蛮、俚、溪、僚、越（越一般专指山越。俚、溪、僚三族的名字，以前都是“犬”字旁，以示侮辱，“蛮”字下面的“虫”，当然也带侮辱的含义，这些词今天都废弃不用了。但有些沿用至今的地理名称，历史上与“蛮”字也是类似的，比如蜀、闽等等）。“五蛮”的分布地区大体上是不相交的，蛮族主要分布于荆、湘、雍、郢、司等州，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南部到湖南之间的地区，蛮族内部还可分为多支；俚族分布于湘、广州，即今湖南南部与广东；溪族分布于江州的寻阳、南昌、武陵等郡，即今江西地区；僚族分布于荆州西部、梁、益、宁、交、广州，即今湖北西部、四川、贵州、广西以及越南等地的广大地区（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挝的主体民族老族（或称寮人），便是僚族的后裔）；山越主要分布于扬州，即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此外，还有分布在荆、湘、梁、益州的延族、益州的巴族等等，支系相当复杂。
陈霸先建立陈国，是从五蛮聚居的岭南起兵的，他必须通过获取五蛮的支援来扩充实力。北讨侯景期间，归附于陈霸先的势力中，将近一半是南方的蛮族，比如俚族的侯安都、冼夫人，溪族的黄法氍、欧阳頠（也有说欧阳頠为俚人），割据各地、拥护陈霸先的周敷、周迪、熊昙朗、留异、陈宝应、鲁悉达等人，也分别出自溪、越、蛮等族。可以说，没有南方的“五蛮”，也就不会有陈国，考虑到陈霸先所倚仗的另一半军事力量，如杜僧明、周文育、吴明彻、华皎等大将，都出身吴人，而陈霸先本人，更是地地道道的吴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到了南北朝末期，南朝才真正成为吴人与蛮族为主体的南方人的天下，即“南人治南”。陈寅恪先生甚至提出，在某种意义上“陈也可说是南方蛮族建立的朝代”。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陈宣帝即位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由于南方蛮族文化水平不高，同时也需要拉拢侯景之乱后残余的侨人势力，陈武帝、文帝两代在文官方面大量任用侨人，治理朝政，例如前面说过的毛喜、蔡景历、到仲举、刘师知等等。在武将方面，陈文帝清剿的几大地方武装，都是南方蛮族，此消彼长，北人与南人的矛盾也急剧升温，侯安都之死，与此也颇有关联。
因此，陈宣帝面临两大问题：一、如何解决侨人为主的门阀士族与南方吴人、蛮族为主的土豪之间的矛盾；二、南陈虽然立国，但外部环境极其险恶，强敌隔江而立，国都建康岌岌可危，如何克服防御上的弱点，谋求国家的安全，是陈宣帝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这两大问题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北伐。
事实上，天嘉三年（公元562年），陈、齐两国就建立了友好关系，而陈、周之间除了华皎谋反的前后三年处于敌对状态，也基本维持了和平。但南朝的进程反复证明了我们曾经强调的一个道理：“守江必守淮”，淮水的得失直接影响南朝的兴亡。凡是淮南防线安全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稳固，比如元嘉之治、梁武帝时期；凡是淮南防线丧失的时代，南朝的统治就混乱，比如南齐后期、侯景之乱以后。另一方面，长江中游的江陵和上游的益州对于江南也很重要，所谓“江左不可无蜀”，失去这两个地方，就好比咽喉被敌人扼住，随时有窒息的危险。吴明彻进攻后梁，试图夺回江陵，便是出于这种考量。
也就是说，陈宣帝要想长治久安，就得打破一味和平的外交政策，在军事上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要么联齐伐周，要么联周伐齐，把防线向北推移。而北伐，也正好可以将南方人控制的土豪军队投入使用，从而达到扩大生存空间、缓解内部族群矛盾的目的。
究竟是伐齐还是伐周，陈国的态度对处于胶着状态的齐周之争是个十分关键的砝码。陈宣帝于太建三年（公元571年）遣使北齐，要求联齐伐周，却吃了个闭门羹。高纬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不敢主动进攻北周。而北周则于太建四年派遣杜杲再次出使陈国，提出周、陈合纵攻齐的建议，陈宣帝轻易地就被说动了。
太建五年，陈宣帝决计讨伐北齐，出身淮南秦郡（今江苏六合）的将军吴明彻的支持最为坚决。尚书左仆射徐陵说：“吴明彻家在淮南，了解当地风俗；当今朝中，若论将才，也无人能出其右。”陈宣帝便以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都官尚书裴忌为副将，领兵十万，从建康出发，进攻秦郡，另外由都督黄法氍从西线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
北上的陈军势如破竹，在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大破齐军，拔除了北齐在水中设立的木栅，包围了秦郡、历阳等城。
北齐派大将尉破胡、长孙洪略、王琳率军驰援秦郡，在城外布下方阵，精心挑选了一队身高体壮的大力士作为前锋，又派出一名箭术高超的西域胡人在阵前，弦无虚发，架势十分吓人。吴明彻对手下勇将萧摩诃道：“如若干掉那个胡人，就可灭了齐军的士气，比得上关云长斩颜良之勇啊！”
萧摩诃答道：“只要把此人的衣着打扮告诉我，我立刻就去取他的性命！”
吴明彻大为振奋，命人把胡人的外表向萧摩诃一一说明，并亲自斟酒一杯，慰劳萧摩诃。萧摩诃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飞身上马向齐军方阵冲来。
齐军的胡人见状，也不示弱。他挺身出阵，弯弓搭箭，正要发射，早被萧摩诃远远地看个真切。萧摩诃从腰间掏出一根小矛，挥手一投，正中胡人的额头，胡人应声倒地。（《三国演义》中的“温酒斩华雄”并非历史，其形式很可能就是由萧摩诃“饮酒击胡人”的故事改编而来）齐军阵中的大力士出战，也被萧摩诃斩杀，北齐援军顿时溃败，长孙洪略战死，尉破胡逃走。王琳单骑脱身，退到彭城，又被北齐派到寿阳，抵抗陈军的进攻。
然而淮南的北齐各城已无战心，黄法氍急攻拿下历阳，尽杀守城士兵，江北重镇合肥、高塘、秦郡望风而降，淮水流域的蕲城（今安徽宿州南）、谯郡（今安徽蒙城）、仁州（今安徽固镇一带）也相继被攻克。到了这一年的八月，淮南、江北的大部分城池都已向陈军投降，吴明彻乘胜攻下淮南最后一座重镇寿阳的外城，王琳率齐军退守寿阳的两座内城——相国城和金城。
吴明彻围攻寿阳，用的是南朝军队惯用的招术，在淝水上修筑堤坝，引水灌城。城中水位高涨，守兵身体浮肿，病死的人数越来越多。眼看寿阳将陷，北齐派出的援军也赶到了，行台右仆射皮景和率领大军距寿阳三十里安营扎寨，令陈军诸将一阵恐慌，都担心前有坚城，后有救兵，难以对付。
吴明彻笑道：“兵贵神速，齐军援兵却裹足不前，肯定是惧怕我军勇猛，不敢接战。我军专心攻城即可。”
吴明彻亲自披挂上阵，指挥大军四面猛攻，一举攻入寿阳，生擒王琳等齐将。皮景和果然如吴明彻所料，不但不进攻，反而丢弃驼马、辎重北逃，陈军又大赚了一笔。
北齐在淮南统治二十多年，赋税徭役远比南朝要重，早已失去了百姓的支持，此战陈军遇到的阻力非常小。唯独梁国的旧将王琳轻财爱士，颇得军心，被俘后，吴明彻军中有许多王琳的旧部，见了他都战战兢兢不敢抬头，争相为他求情。吴明彻本来想押他去建康，又担心夜长梦多，生出变故，还是派人将他追杀了。
至此，陈军攻克北齐数十城，尽占淮、泗之地，收复了淮南的南朝故土。消息传到邺城，高纬正与穆提婆、韩凤等人玩握槊游戏，闻言忧心忡忡。穆提婆摆手道：“寿阳等地本来就是南朝的地盘，就让他们拿去好了。即使国家把黄河以南全都丢了，大不了也还是个龟兹国（西域小国）嘛。人生如寄，正当及时行乐，发什么愁呢？”左右大臣也在一旁应和，高纬随即转忧为喜，继续开怀畅饮，欢歌笑语起来。
穆提婆、韩凤等一帮受宠的弄臣更加肆无忌惮打压异己，几天后，便诬称侍中崔季舒、张雕虎等汉人大臣利用寿阳失陷的机会图谋造反，怂恿高纬诛杀了崔季舒等人。那个曾与穆提婆联合谗害忠臣的瞎子祖珽，也因为与陆令萱、穆提婆发生冲突，被打发到外地做刺史去了。（崔季舒以前在高澄、高洋手下做走狗，祖珽在高湛、高纬两朝玩弄权术，人品都是极为低下，但好歹还是有才干的人。现在北齐连有才无德的人都用不了，专由穆提婆这类活宝级人物掌握大权，正是活该加速败亡）
十六、周武帝禁佛
北齐到了高纬末期的武平年间（公元570～576年），从上到下，由内而外，都已病入膏肓，政治上一片混乱，军事上甚至不是过去最弱的陈国的对手。皇帝高纬除了依旧沉迷于握槊外，所玩的游戏还不断“升级”。
高纬的异母哥哥南阳王高绰在定州做刺史，终日混迹街头，以杀人为乐。高纬知道了，就派人把高绰锁来，见面后并不处罚，反而关切地问高绰：“你在州里为官，觉得什么事最好玩呢？”
高绰略加思索，说：“有个特好玩的，捉一堆毒蝎子，再混进蛆虫，搅在一起，此乃极乐！”
高纬“大受启发”，连夜命人捉来两三升的蝎子，塞满浴盆底，然后把人剥光衣服，捆起来扔进浴盆，人自然被蝎子蜇得哀号连天。
高纬在旁边观赏得起劲，一边大笑不已，一边还埋怨高绰：“有这么好玩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从此，高纬的日常游戏中又多了“人肉蝎子池”这么一项。
北齐皇帝如此混账，一直有心伐齐、一统天下的北周武帝仍然迟迟不动手，亲政三年问并未马上采取任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是因为他还得花费几年的工夫，着手解决宇文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积弊。
北周吞并益州、江陵等地，国土剧增，户口却没有按比例增长。原来，在这些地区，尤其是江陵，大量人口在战争中做了俘虏，除少数官员贵族外，多数老百姓被掳到关中，沦为官方的奴婢，造成了北周全国的相对户口数下降，征收的各种赋税随之上升，社会矛盾也加剧了。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十月，周武帝颁诏，所有在江陵之战后充作官方奴婢的人口一律从良为民，此举既恢复了户口，也改善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宇文护崇尚奢靡，上行下效，北周民间的奢靡之风一度极盛，武帝对此深恶痛绝。一次他外出打猎，发现行宫上善殿建造得过于华丽，便下令一把火烧了。建德二年，他下诏提倡节俭，凡是婚嫁、祭祀等活动中铺张浪费的礼仪，全部予以废止或精简。
在军队建设方面，周武帝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德三年，他将府兵中的军士，改称为侍官，并募集普通百姓为兵。府兵原先的家族部属观念（这是宇文泰在府兵中改鲜卑姓的理论根源）被弱化，汉人士兵与鲜卑士兵的数量趋于相等，府兵制逐渐成熟起来。
接下来，周武帝把目光转向了宗教与文化。他的主要对手，乃是佛教。
佛教在北朝的社会问题，由来日久。佛教培养僧侣、修建佛寺，与世俗政权争夺土地与人力资源，僧尼违律犯戒、干政乱法，佛事耗费大量金钱，都对社会发展形成了巨大的阻力。而在战事频繁的乱世之中，该问题就更为严重。
北魏太武帝灭佛，不过持续了七八年，佛教便仆而复兴，比之前更为繁盛，到了北周和北齐对立时期，佛教可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北齐开国君主高洋甚至取缔道教，于天保六年（公元555年）强迫道士剃度为和尚，独尊佛法；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权臣宇文护以及孝闵帝、明帝，也都是佛教信徒。因此，这些人即便看到了佛教的问题，也没有可能去解决。
周武帝与别的统治者不同，他推崇儒家思想，相信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那一套，当然不能容忍佛教损耗资源、危害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周武帝的鲜卑名“祢罗突”中的“祢罗”，本是“弥勒”的另译。他以佛为名，却偏偏不信佛法）。他解放官奴、简化礼仪、重组府兵，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大国家的财源与兵源，如果能通过灭佛，把佛教的资源收归国有，国力势必将得到更大的增强。
武帝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扳倒宇文护，他等了十二年，灭佛事大，更需慎之又慎。为了深入了解佛教的情况，他曾到佛寺中微服私访，与僧侣相处，参与佛事。由于佛教的信众广泛，他必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可以行动。所以灭佛的主张最好不要由武帝自己提，而要由别人来提。
其实早在武帝亲政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废除佛教，而且提出者本人居然就是个和尚。他的大名，叫做卫元嵩。
卫元嵩出生在成都，梁末出家为僧。他性格张扬，行为古怪，喜欢用谶语预测未来。起初没人理会他不着边际的预言，可事后一对照，往往很灵验。人们都把他当做宝志那样的神奇僧人。
有趣的是，这位僧人根本不信佛。北周攻占成都后，卫元嵩辗转来到了关中。天和二年（公元567年），卫元嵩向武帝上书，提出了他的主张。
卫元嵩开篇洋洋洒洒，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佛教的症结所在：“尧舜的时候没有佛教，国家却很安定：南朝齐、梁修了许多寺庙，借此教化民众，到头来亡了国。事实说明，民众不会因为修了寺庙就不造反，国家也不会因为信奉佛法就永远安定。佛教的本意是大慈大悲，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而绝不是要以苦难奴役黎民百姓。现在的佛教徒呢，为了表明虔诚，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分明违反佛教精神，却说是事佛，哪里讲得通呢？”他认为应当改造佛教，以儒家学说为中心，融会儒、道、佛三教的观点。
周武帝十分赞同，命卫元嵩还俗，又对他的思想大力推广。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北周朝廷开展了一场三教优劣的大讨论。一派以道士张宾为代表，要求立即废除佛教，宣扬道、儒学说；另一派以司隶大夫甄鸾和僧人道安为代表，撰写理论著作，批驳道教更不是东西。两派争得不可开交，周武帝虽有意压制佛教，但把持朝政的宇文护却偏袒僧人，三教的次序没有确定下来。
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宇文护已被诛杀，武帝再次召集儒生、道士、名僧进行辩论。他打算利用权威，强行定下儒教为先、道教其次、佛教为后的三教次序，但佛教团队实力强劲，派出多位名僧，极力诋毁道教。僧人的口才果然厉害，儒生、道士连续几轮的对抗都败下阵来，最后辩论只好不了了之。
周武帝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建德三年五月，武帝第三次组织三教辩论大会。会上佛道两教的斗争达到白热化，武帝不惜以皇帝之尊，加入辩论，指斥佛教的不净观。高僧智炫反唇相讥：“道教的理论更为不净！”一句话把道士们的气焰给压下去了，场面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武帝忽然被点醒了。他看清了僧人们的伎俩，是想以道教为要挟，阻挠武帝对佛教的处置，你说我佛教不好，道教更烂更丑陋！
周武帝岂能被几个僧人要挟？既然道教比佛教有更多的丑行，那就两家一网打尽。武帝下诏，禁止佛、道两教，经像全部捣毁，僧侣、道士强制还俗为民。继而，武帝又设立信道观，招纳儒、道、佛各界的学者，从事三教合一的理论研究（与梁武帝的“三教同源”学说不同，周武帝的三教合一，是要以儒家学说为核心，以其他宗教学术为补充）。佛教几乎一瞬问在北周境内灰飞烟灭，这就是“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第二桩——周武灭佛。
周武帝灭佛，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几次灭佛相比，特别是与一百三十年前的太武灭佛相比，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