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公有制。
反措施：保护私有财产、剥削有功。
毛泽东：“集体化”、“合作化”――“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
反措施：“反冒进”。
毛泽东：“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反措施：一说“民主”便煽动无条件“鸣放”、“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导致右派猖獗公开煽动推翻共产党，迫使毛泽东不得不反右。一待反右，反措施立刻变成“按指标抓右派”，把右派认数从五千扩大成五十五万，从此不容任何不同意见，以至人人自危：“只要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不管多数和上级或中央对与不对”、“总之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自觉当党的驯服工具”、“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由此彻底破坏了毛泽东主张的政治局面。
毛泽东：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反措施：封锁毛泽东，让毛泽东几乎没有机会深入群众，没有机会直接接触第一手信息，没有机会了解事实真相，不得不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各级权力单位按照“为权力而‘真理’”需要加工过的信息。
毛泽东：大跃进――“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反措施：“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一核算，统一收支，共负盈亏，贫队和富队一齐拉平；实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给制，实行十六包；实行消灭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别编班，分开做事，分开居住”、“一平二调”、“共产风”、“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为了掩饰虚报诈骗的劣迹，便剥夺农民口粮当余粮，宁可饿死老百姓也不肯承认自己有过失；当无法掩饰时便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卸给毛泽东。（“有权就不认错，认错就没有权”。）
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反措施：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然后“舍车保帅”：“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为了证明“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就必须在党外抓出足够多的“阶级敌人”来。为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不可能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的中国社会中硬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来，就必须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地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从家庭出身、平日言行、生活细节中找岔子，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
……
回顾建国到文革前那段历史，可以发现“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不是虚幻的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毛泽东为真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会遭到来自权力机构内部“为权力而‘真理’”的势力的顽固而巧妙的干扰破坏，甚至根本贯彻不下去。特别是“反右”和“大跃进”被彻底扭曲，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出了这么大的事毛泽东当然不能不认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结论就是“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已经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必须从根本上找出对策。
毛泽东面临着一个极大挑战：如何继续“为真理而权力”，避免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权走向自己的反面，从为人民谋利益蜕变为压迫人民为自己谋私利，从“为真理而权力”癌变为“为权力而‘真理’”。
毛泽东的解决办法：用“为真理而权力”驱除“为权力而‘真理’”，用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对权力实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力图使权力单元具备抗癌变能力。
有人用“连国家主席都打倒”来指责毛泽东。这是用“为权力而‘真理’”来指责“为真理而权力”――这是把权力置于真理之上的逻辑：只说多大官位，不说有罪无罪。如果不是国家主席而是平民百姓，那么“连……都打倒”的指责岂不就不成立了？从“为权力而‘真理’”的角度看，权力即真理，有权即有理。所以当了国家主席就不该打倒，打倒就是罪。而从“为真理而权力”的角度看，破坏真理的权力管你是谁都该打倒――满清政府有权力却破坏真理，该打倒。国民党政府有权力却破坏真理，该打倒。国家主席有权力，但如果破坏真理，照样该打倒――权力大不过真理。整个政权尚且如此，何况个人？“为真理而权力”，只认真理不认权力。
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是大目标一致。当矛盾变成敌我矛盾时，那就不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而是闹不闹革命的问题。不承认这条，坚持不论当权者如何都不能反对，那闹共产党本身就是“违法”、“犯罪”。毛泽东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前提下才适用。一旦变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就必须服从真理而不服从权力――“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这是当年闹共产党的理论根据。“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是同一个司令部内部的事。不同司令部之间不存在“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
毛泽东的文革用“三结合”（军代表、干部、群众）组成的权力机构取代传统的权力机构，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三权分立”：权力构成一分为三，军、干、群相互制约。群众代表是群众选举的，代表群众利益，属于自下而上的监督。干部代表负责权力的正常运转。军代表是任命的，代表自上而下的监督，对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既起协调监督作用，又起裁决平衡作用。军代表是外来的，临时的，与当地没有深入的利害关系，地位超然，容易秉公办事，公信力强。所以当时群众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军服”。这套机构又是一元化的权力机构，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比较有效地制约处理日常工作、实权最大的干部的权力，权力制约与权力效率都兼顾到了。这既区别于历代封建集权自上而下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模式，又区别与“精英民主”平起平坐的“以‘精英’制约权力”的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是毛泽东在中国确立“老百姓有能力推翻现有权力”、“老百姓有权力推翻现有权力”的史无前例的尝试。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特色“三权分立”、中国式特色权力制约，中国式特色民主。
与此同时，毛泽东组织力量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刘少奇建立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提出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指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这一切足以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彻底决裂。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坚持“为真理制约权力”的必然结果。只有从“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的根本原则之争的角度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才能认同文化大革命。
4．不以一时失败论英雄
从表面上看，从一时看，毛泽东的文革失败了，被“彻底否定”了。但从本质看，从长远看，文革的失败是暂时的，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理论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按照辩证唯物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浴火重生，重新磅礴。
道理很简单：存在决定意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为权力而‘真理’”必然导致的权力机构癌症化的规律同样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其恶果越来越显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感受、所认知。
当年毛泽东犹如扁鹊，在人们毫无察觉时就已经发现了致命的病因，发出了警告，试图防患于未然，但为人们所忽视和不解。如今毛泽东的一切警告都言中了，不由人们不服。
如今中国人对无孔不入日益猖獗的贪污腐败已经深恶痛绝又束手无策。只要不按毛泽东的文革办法搞大民主，直接依靠群众根治“为权力而‘真理’”，即便有一两个权威发狠雷厉风行一下也决无回天之力――历史上朱元璋反贪不遗余力，最后仍然徒劳。如今的权威权力大大不过朱元璋，狠狠不过朱元璋。朱元璋做不到的，他们更做不到。朱元璋时代还有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维持部下的忠诚，如今“为权力而‘真理’”、“为利益而‘真理’”横行无忌，什么伦理道德都崩溃瓦解，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什么都没有，下级对上司并不比婊子对嫖客更忠诚，维系权力全靠威胁利诱。要保住权位就必须给部下好处，必须认同官僚集团是特权集团，必须维持官僚特权集团的特权利益，必须小心翼翼不得罪特权集团的大多数。因当真反腐得罪大批权力中人，必将权位不保。所以不搞文革的“反腐”“打黑”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做做样子的，无力当真实现的――不尊毛泽东，不搞大民主，不搞“为真理而权力”就休想逃脱“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的摆布，休想扭转权力单元癌症化的进程，一切用权力制约权力约束贪污腐化的努力必将在官僚特权集团上上下下各级官员的一致抵制面前不了了之。权力机构癌症化的进程必将不可挽回地愈演愈烈，迟早会迫使中国人二择其一：文化革命，还是武装革命。
文革思想理论完全正确，但因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谁都没经验，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掌控，不知道形形色色的阻力如此巨大，如此狡猾，力量对比如此不平衡，破坏防不胜防，让敌手钻了那么多空子。更重要的是文革远远领先于当时绝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我当年就对文革百思不解：共产党的干部还不清廉啊？比国民党官员强不知多少倍，比哪个国家都强，怎么还不满意？还要这么狠整？为这耽误了生产发展不是让敌人高兴吗？想来想去觉得文革多余，得不偿失。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真正开始领略毛泽东当年的高瞻远瞩和英明伟大，才真正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文革与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我对毛泽东如此崇拜，对文革的领悟尚如此愚钝，别人可想而知――人民的不理解才是力量对比不平衡的真正关键。
文革的暂时失败验证了毛泽东的一个论断：“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毛泽东曾如此评论长征：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评论长征的话改一改同样可以拿来评论文革：
――文革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文革是宣言书，文革是宣传队，文革是播种机。
――文革又是宣传队。它向全中国人民宣布，只有文革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知道世界上还有文革这样一篇大道理呢？文革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全国，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真理而权力”是人间正道。文革是“为真理而权力”的产物。以文革一时的成败论英雄，经不起实践检验和历史检验。
六．从改革看“为权力而‘真理’”
1．说不清道不白见不得人的真面目
2．人肉包子是怎样制成的
3．把恶魔当救星、把救星当恶魔
1．说不清道不白见不得人的真面目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富”。
⑴．什么叫“富”？怎么算“富”？
“特别是”刚开始那会，“万元户”就算富。如今呢？以后呢？再过三十年，有多少钱才够得上“富”？今日家有积蓄堪称为“富”者，经得起一场大病或一场车祸否？之后还能继续称“富”者几人？
一会儿说改革的目的是“富”，一会儿说改革的目标是“小康社会”，一会儿说改革的重点是培养“中产阶级”――基本目标就这么变来变去。“小康”、“中产”跟“富”是什么关系？怎么区别？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小康”、“中产”跟“富”是一回事吗？
结论一：什么叫“富”说不清。什么叫“小康”说不清。什么叫“中产”说不请，一切都时时在变。改革的目的从理论上就含含糊糊说不清道不白，没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完全可以随便解释。
改革目标――“富”就是这么一种说不清又靠不住、虚得弱不禁风的东西。
⑵．什么人可以“富”？
按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口号的文字逻辑，人人都可以富，只是时间早晚。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人人都富不可能，而且永远如此。
茅于轼：“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可能人人都是富人，社会上总有穷人。不论这个社会有多富，穷人还是难于避免。”
厉以宁虽没直接这样说，但把他分成两截说的话联系到一起，结论一样：“人人都富不可能”：
――“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
――“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
虽然“只要有均等机会就能富”，但是“机会均等不可能”，那结论只能是“人人都富不可能”。
官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结论――发改委杨宜勇说：“要承认有人一生都买不起房子”――既然一生都买不起房子，可见与“富”无缘，也就是说“人人都富不可能”。
“特别是”以来这三十年的现实也证明：人人都富不可能。
“人人都富”不可能。不可能还要用来许愿。把全国老百姓投入一场明明不可能的徒劳中去，为什么？
看这一段赤裸裸的文字：“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
结论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假，“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是真，“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才是核心中的核心。也就是说，改革的真正目的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⑶．如何能“富”？
无数民工的实践证明，靠勤奋卖苦力富不起来。
无数为工作奔走的大学毕业生的遭遇，尤其是杨元元之死证明，靠知识卖脑力富不起来。
有些人尽管工作不错，收入颇丰，日子滋润，但只敢说“小康”，不敢说“富”，因为难免后顾之忧：子女上学就业、生病、失业、退休养老……也就是说，靠工薪收入富不起来。
如今几人能靠正当劳动满足养活自己、养活后代、教育后代、生老病死的需要？即便能够，算得上“富”吗？显然不是，“小康”而已。靠正当劳动连“小康”都那么难，何况“富”？社会现实证明，如今靠循规蹈矩实实在在创造财富休想富起来。不搞点邪的歪的休想富起来。也就是说，要想富，只有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
按“主流经济学家”的说法，要富就得自己当老板。要当老板就得雇人，靠榨取剩余价值生存。如今中国社会当老板的要玩得转就得有关系。所谓关系就是权力――与权力无关的关系（比如认识个只会捡垃圾的）没谁有兴趣。这就是说，如今要“富”光有资本不行，还得有权力，得给权力上贡。雇员族为老板打工，老板为官员打工。说白了就是权力吃资本，资本吃劳力。谁榨取别人的体力或脑力谁致富。谁依靠自己的体力或脑力谁受穷。谁有本事吃人谁富。
北京人管专吃小偷的流氓叫“吃佛的”――不用亲自下手作案，只用暴力镇住小偷，小偷得把大部分赃物乖乖孝敬给吃佛的。当然一切代价都是受害者的。
“权力吃资本，资本吃劳力”相当于权力当了“吃佛的”――不亲自出面压榨老百姓，一切由老板去做。老板相当于直接下手做案的一线小贼，得手后两家分赃，有权的仅凭权力便坐享其成。例如如今的房地产业。也可以说老板给权力当奴隶总管，替权力压榨奴隶。不压榨奴隶，老板就当不成老板了。这是一个大鱼吃小鱼、弱肉强食的食物链，最高端是权力――难怪如今公务员那么火：大家都看透了“当什么都不如当官，有什么都不如有权”。
“传销链”是找不到比自己更傻的下家，自己就得当这最傻的赔老本。“剥削链”是找不到更弱的去剥削，自己就只剩下被剥削的份受穷。“吃人链”是找不到比自己更弱的去吃，自己就得当这最弱的只有被吃的份。
“富”=吃人。“先进生产力”=吃人能力。能吃人就富，被人吃就穷。不吃人，就被吃。什么时候学会吃人什么时候就富。狠不下心吃人、没本事吃人就活该受穷。
结论三：这一切说穿了就是那句老话：“不杀穷人不富，不宰百姓不发”。把这句经典改头换面，隐蔽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背后，看起来就不那么恶狠狠血淋淋赤裸裸了。但只要你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就只能得到这种结果――不剥削就别想富。这就叫“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
⑷．几枚诡辩烟幕弹
――“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了”
偷换概念。享受不到的财富有等于没有。对于穷人来说，超级市场的财富即便堆积如山也等效为零，因为跟自己毫无关系。对盖房子的民工来说，不管盖的房子多好多值钱，只要自己买不起住不成，那这房产财富对自己就等效于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美国的财富不管多少都相当于零，因为人家的财富不管有还是没有都跟中国人毫无关系，有等于没有。社会堆积了多少财富是一回事，堆积的财富归谁所有、为谁享用是另一回事。如果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人都享受不到，那对这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财富再多也等于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用来证明自己富。不为社会绝大多数人享用的财富不能用来证明社会进步。
与此类似的偷换概念是“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理由是“精英”如何如何有能力。这种说法的要害在于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才是根本。最要害的不在于有没有能力，而在于用这能力干什么――就算你“精英”真有能力，如果不用这能力干好事而专门干坏事呢？如果用这能力来坑害老百姓呢？如果用这能力来卖国呢？能力越高祸害越大，比没有能力更坏。而“精英”对“如何保证‘精英’的能力不用于干坏事”这个最要害的问题从来拒绝回答。
财富多跟财富归谁享用是两回事，能力高跟能力用来为谁服务是两回事。回避财富归谁享用，回避能力为谁服务，这是同样的偷梁换柱。“精英”最喜欢用这样的偷梁换柱忽悠人：有能力就该当权，哪怕用来祸国殃民也不在乎；有财富就证明政绩，哪怕刮光民脂民膏也不在乎。
――“毛泽东时代也有腐败”
偷梁换柱。谁也没否认毛泽东时代有腐败，否则就用不着搞三反五反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了。问题不是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而是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腐败泛滥。毛泽东时代有腐败，但腐败得到了有效的打击，抬不起头来，成不了气候，正气压倒邪气，东风压倒西风。人们很可以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段话形容毛泽东时代：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用毛泽东时代受到打击压制抬不起头来的腐败替如今肆无忌惮泛滥成灾的腐败辩护，就如同你说死尸在腐烂，有人却说死尸腐烂是细菌作用，活人身上也有细菌，所以活人跟死尸没区别，所以活人没资格说死尸腐烂一样。把腐烂不腐烂的问题硬歪曲成有没有细菌的问题，纯粹是无理取闹。
――“国内现在什么都有，比毛泽东时代强多了”
第一，这样的比较显然是“专项比较”，只比最表面的单项如粮票油票肉票、手机电视之类。
但是人的生存是个综合项目，只举一两个单项并不能说明什么。比如如今一个工人可以不用为粮票肉票操心，却要为钞票操心，为饭碗安全、工伤事故、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退休、住房交通、社会安全等焦虑。即便不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光以粮票肉票之类为例也并不足以让人家相信毛泽东时代不如现在――去掉了几种票券之忧，换来了根本生计之愁，这是赚了还是赔了？
第二，这样说的前提是有钱，否则必定不这样说。对于有钱的来说，如今国内的确“什么都有”，足以踌躇满志地宣布“比毛泽东时代强多了”。但对于没钱的来说，“什么都有”等于“什么都没有”，甚至还不如“什么都没有”。比如对于买不起汽车的人来说，汽车的好处自己没份，汽车的坏处自己却有份：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交通阻塞、交通安全……
更大的问题是：有钱就“什么都有”，钱从何来？靠打工的收入能享受到“什么都有”吗？享受不到，那这“什么都有”就毫无意义。如今收入高得足以享受到“什么都有”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如果是多数，那这样说还有点道理。如果是少数，那对多数人来说，这样说是胡说八道。
第三，最根本的比较是人的社会地位的比较。
萨苏先生在《福冈纪行之三．吃了一头幸福的牛》里说：
――因为佐贺牛和神户牛啊，生下来那才叫幸福呢―那是喝啤酒，洗桑拿，听音乐，穿呢子大衣，时不时地还享受一下按摩的日子。听来让人觉得这不像牛，这像某个小资嘛。可这是真的。
――喝啤酒，是为了让牛容易饥饿，可以更快长肉。洗桑拿，是为了牛肉里面肥瘦合适，并把有害物质及时蒸出牛体。听音乐（莫言亲耳听见日本农场里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是为了牛精神放松，据说肉里酸性成分会少。穿呢子大衣，是给牛保暖，让其安心长肉，节省体力，而不要用自身的努力去对抗寒冷。按摩，有顺序的，只能从下往上，不能从上往下，目的是让牛肉质均匀，理想状态是瘦肉里的肥肉宛若冬天的霜……这日子过得阿，比爷还爷阿！
……
看，这牛的日子够滋润的吧？好些人过的日子都没法比。但是请看标题：吃了一头幸福的牛――这牛的日子虽一时幸福，却是个迟早挨刀被人吃掉的主，说宰就宰了。有些人过的日子虽暂时不如牛，但用不着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就被宰杀吃掉。是当人好还是当身不由己的牲畜好？
当年“蒋委员长”很想不通：当“国军”吃喝不愁有钱花，日子比连工资都没有的土八路强多了为什么那么多“国军”士兵偏偏放着好日子不过要投共？道理很简单：国民党军队不把士兵当人，共产党军队把士兵当人。对这些人来说，一时穷而尊严的人与一时富而屈辱的畜不能相提并论。
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是主人，有毛泽东作主撑腰，想欺负老百姓的人抬不起头来。如今呢？“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啊！”――这如何比？
曾经有人问我：“国内现在变化如何？”
我说：“有形的变化是：长安街快成胡同了。全国快成一个大工地了。无形的变化是：国内如今什么都不缺，就缺两样：一缺钱，二缺德。”
在缺德的环境里时时事事处处忍受各种缺德的日子，跟毛泽东时代社会道德高尚的日子能比吗？
第四，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标准？
毛泽东时代持续了27年（1949―1976）。这27年是个“准战争年代”，冷战贯穿始终，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绞杀贯穿始终，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贯穿始终，各种各样的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中国经历了抗美援朝、解放海岛、边境地区自卫反击、援越抗美、西沙海战等一系列战争，一直是在准战争的条件下边战备边建设。这27年是创业的时代，自力更生从无到有，一切从零开始打基础。评说毛泽东时代老百姓生活如何时必须把一系列历史实际考虑在内，否则就是蓄意诽谤。
质问红军为什么不开着宝马吃着麦当劳长征是故意刁难。质问处于准战争状态必须从零开始打基础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为什么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样是故意刁难。
指责毛泽东时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么轮到自己呢？――“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
这“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提法这几年来不厌其烦地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如：
――2003年12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
――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
――2005年12月12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东亚峰会领袖对话时讲
――2006年4月3日在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霍华德的欢迎宴会演讲
――2008年5月4日同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的谈话
――2008年10月29日接受俄罗斯俄通社的采访时讲
――2009年12月6日在埃及出席中非论坛会议的间隙，接见旅埃华人代表时的即席讲话
指责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27年内做到这个、做到那个，也就是说给毛泽东解决一切问题的期限是27年。而给自己解决问题设定的期限呢？“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公平吗？
“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换句话说，要解决改革的问题是几百年之后的事，现在解决门也没有，“勿要哗啦哗啦！”
这话说白了就是告诉中国人：这辈子别指望了，想富等来生吧！
更实际的意思是赖帐：现在可着劲地画大饼开空头支票，哄着老百姓别闹事。反正“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后你到哪找我去？那时怎么样干我屁事？我现在想干什么干什么，天崩地裂也不在乎，反正到点拍拍屁股走人，谁也拿我没辙。
⑸．见不得人的真面目
一边让全民族为“富起来”拼命，一边宣布“不可能人人都富”、富起来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之后的事，一边又说“人人都有机会变富”、“穷人有希望变富人”――这唱的是哪一出呢？
这说白了是赌场老板的逻辑。赌场的规律是每个人理论上都可能赢，实际上几乎必输。赌场里赢钱的永远是少数，输钱的永远是绝大多数。赢是偶然的，输是必然的。赢是暂时的，输是永久的。一时侥幸赢了，迟早还会输回去。赌场老板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忘掉这些事实，免得看透一切死了心不进场或中途退场。所以赌场老板永远拼命宣扬那极个别的幸运儿，淡化那绝大多数的倒霉蛋，让人们只想到“谁都有赢的可能”这概率极小的一面，无视“几乎必输”这另一面；只看见极个别赢了钱的兴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数输了钱的垂头丧气。
“先富起来”们的改革与赌场如出一辙：能富起来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想富是做梦。“先富起来”们的操作者要做的就是拼命宣扬那少数幸运儿，淡化那绝大数的倒霉蛋，让人们只想到“谁都有富的可能”这概率极小的一面，无视“徒劳白赔的概率更大”这另一面；只看见少数发了迹的兴高采烈，不去看大多数为生存拼命挣扎的垂头丧气。“人人都有机会变富”、“穷人有希望变富人”之类说词就是用这种“有机会”“有希望”的赌场式语言让已经压榨得透不过气来的大多数继续在“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的发财梦里长眠不醒――
让人人以为自己可以发财，实际没几个人能发财；
让你只看见个别幸运儿在赢，看不见绝大多数人在输；
让你只看见眼前走运，看不见迟早会输回去；
让你总以为你将是幸运儿，偏偏永远是牺牲品；
让你总觉得人人都发财，偏偏不是你；
让你总觉得永远有机会，偏偏不是现在；
……
一方面闪烁其辞，用“大家都富”的空想引诱老百姓接受“先富起来”们的改革，一方面拐弯抹角宣布只有少数人才能富，其它人几倍子都别想富，免得老百姓当真用“大家都富起来”作为判断标准，同时又用“人人都有希望”这种赌场术语当钓饵哄老百姓死心塌地继续赌――“先富起来”们这个赌局就是这样“为利益而‘真理’”。
“先富起来”们这场赌局不象普通赌场，没有不进去的自由，没有不赌的自由，没有中途退场的自由。每个人只要活着，想不进场都不行，想不下注都不行，想中途退场都不行，想不为少数赢家做牺牲都不行。
结论：“先富起来”们的真面目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
但这真面目见不得人，死活都不能承认。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先富起来”们则拼命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所以“先富起来”们免不了“为权力而‘真理’”的一切特征规律：“真理”为权力服务，为利益服务，充满自相矛盾：
――宣扬“先富起来”们，却又宣布“人人都富不可能”；
――宣扬“言论自由”，却又“不争论”；
――宣扬“人人平等”，却又宣布“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宣扬人的本性是只顾自己自私自利，却又声称自己“以人为本”、为全社会谋福利、关心爱护老百姓，动不动“感动中国”；
――宣扬“市场法则”、“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理性”，却又口口声声“人性”、“尊重生命”、“道德的血液”；
――宣扬撒谎有理、“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却又满口“历史真相”；
“特别是”以来的一切宣传，无不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相信公开声称要为自己谋私利的人能“以民为本”替老百姓着想；相信公开宣布“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的人会跟你讲实话、告诉你“客观规律”和“历史真相”；相信卖力宣扬遵循“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市场法则最合理的人会有“道德的血液”；相信拼命鼓吹“精英高人一等”的人在追求人人平等……
这一切信得信不得，自己凭常识判断吧。
这一套是不是“为权力而‘真理’”，自己凭事实判断吧。
“先富起来”们的真面目是不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压迫，自己凭切身体会判断吧。
2．人肉包子是怎样制成的
《水浒传》里“母夜叉孙二娘”卖人肉包子发财很符合“先富起来”们的一切原则：“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弱肉强食”、“丛林规则”、“市场法则”、“利益最大化”、“理性思考”……
分析孙二娘的这一“人肉包子民营企业”的营运规律和操作流程，对弄懂“先富起来”们的一切不无借鉴，对理解“为权力而‘真理’”大有帮助。
细想起来，孙二娘的“人肉包子民营企业”的营运规律和操作流程大致如下：
⑴．建立班底，掌握权力
⑵．甜言蜜语，招揽生意
⑶．下药迷倒，暴力后盾
⑷．零刀碎割，彻底肢解
⑸．加工销售，获得暴利
回顾历史，“先富起来”们的营运规律和操作流程跟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实在“英雄所见略同”。
⑴．建立班底，掌握权力
开业先得有自己的班底，自己的权力。孙二娘建立了自己的班底――“十字坡酒店”，组织了自己的人马――伙计娄罗若干，掌握了权力――当上老板娘。
孙二娘的权力来自父亲。她父亲的权力呢？打打杀杀的暴力。连孙二娘的老公都是来自一顿匾担：“小人只在此大树坡下剪径。忽一日，有个老儿挑担子过来，小人欺负他老，抢出去和他厮并，斗了二十馀合，被那老儿一匾担打翻。原来那老儿年纪小时专一剪径，因见小人手脚活便，带小人归去到城里，教了许多本事，又把这个女儿招赘小人做了女婿。”――在江湖上混，没暴力站不住脚。
“先富起来”们同样先建立班底，同样靠暴力掌握权力，又靠暴力排除异己镇压对手巩固权力。
建立班底――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大讨论”，用歪曲、片面、一时、表面的虚假“实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各路反毛好汉颖脱而出，“人肉包子铺”班底形成。
掌握权力――
①．发动战争篡兵权
用刘亚洲的话说，发动中越战争是因为“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你这种社会主义，不要也罢”“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1989年6月4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
果然大炮一响，兵权独掌。1979年大权到手，1980年就三下五除二干掉了主要政治对手，不到三年就独揽一切，说一不二。
发动战争时既不管“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也不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权力而‘真理’”。
②．清除异己
当年给“四人帮”定的一大罪状是“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而当年的所谓“打倒”就是剥夺权力。
说“一大批”，可见并非“全部”。倒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所有老干部被全部剥夺权力，等效于打倒，一个都不剩：“清理三种人”干掉一批，“卡学历”干掉一批，剩下的用“年轻化”一扫而光，只有最铁杆的例外――彻底清除异己，确保大权在握，比给“四人帮”定的罪状彻底多了。
③．大规模杀人立威
1983开始“严打”――“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两手都要硬”、“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
死刑复核权2007年1月1日才重新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从1983年到2006年12月31日共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里“县太爷”就有权杀人，不仅有权杀刑事犯，还有权杀“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中国封建王朝时代死刑尚须经过中央政府批准――“秋决”。五十年代仅镇反时才短期下放了死刑批准权。说文革“无法无天”，文革时期县区级单位有权杀人吗？“改革开放”了，“平反冤狱”了，三十年倒有二十四年把杀人权交给了“县太爷”，占“改革开放”三十年的80%。如此长的时期内，人的生杀予夺全由“百里侯”说了算。过去叫“灭门令尹，破家县令”，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倒有二十四年是“灭门县令”主宰老百姓的生死存亡，比封建王朝时代还威风――这二十四年正是中国“改革攻坚”、社会大变革的二十四年，是“下岗”、“买断工龄”、“卖光国企”、“强制征地”、“强迫拆迁”、“全面私有化”高潮的二十四年，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二十四年。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才在中国流行。在此之前“县太爷”要封锁杀人的消息毫不费力，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不搞运动”，却搞“不叫运动的运动”――在这二十四年里这“不叫运动的运动”在全国一共杀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因持不同见解、因保护自己的权益被扣上“刑事犯”、“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的帽子而被“严打”了？这里有多少冤案？多少屈死鬼？对毛泽东时代、尤其对反右、“文革”时期的冤案最感兴趣的“法律精英”、“正义人士”们对此从来不闻不问。崇尚“新闻自由”的“民主人士”对此毫无任何关注。“健全法制”、“保障人权”不过如此――“为权力而‘真理’”。
1979年篡兵权，1980年到1982年清除了异己独掌了大权，1983年“严打”大规模杀人立威，1984年大阅兵耀武扬威，名扬国威，实耀私威：老子是太上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威势熏天，谁敢说半个不字？――这一切环环相扣，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⑵．甜言蜜语，招揽生意
“人肉包子铺”千方百计让受害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美味：“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时，好大馒头！”“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些。”
“先富起来”们千方百计让受害者以为等待自己的是美事：“先富起来”们、“先富带后富”、“穷人有希望变成富人”……
如果“人肉包子铺”的受害者知道自己的命运是被做成人肉包子，那岂有不反抗之理？所以必须“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坚决否认包子是人肉做的，而要改换名称――把人肉叫牛肉：“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
如果“先富起来”们的受害者知道自己的命运是被做成“人肉包子”――从主人变成奴隶，那岂有不反抗之理？所以必须“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坚决否认“先富起来”们的真正目标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压榨，而要改换名称――
把私有企业叫“非公企业”；
把私有制叫“新公有制”；
把私有化叫“市场化”；
把资本家叫“民营企业家”；
把剥削阶级叫“新社会阶层”；
把剥削叫“代表先进生产力”；
把娼妓叫“性工作者”；
……
九斤老太嘴里的辛亥革命“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先富起来”们的“改革”只是改旧东西的名字。
“人肉包子铺”的受害者只要进了门，命运就由不得自己了。“先富起来”们的受害者连进门的选择都没有。只要“先富起来”们大权到手，命运就由不得自己了。
⑶．下药迷倒，暴力后盾
“人肉包子铺”用蒙汗药使受害者丧失意识，丧失思维能力，从而丧失抵抗能力，束手就擒。
孙二娘的蒙汗药是直接的物质的蒙汗药，药性发作快，立竿见影：“倒也！倒也！”
“先富起来”们没法象孙二娘那样直接下药，因为麻醉对象不是区区几个过路客商，而是十三亿老百姓。但这难不倒“精英”。用物质的蒙汗药做不到的，用精神的蒙汗药做得到。虽然精神的蒙汗药不象物质的蒙汗药那样立竿见影，但照样能使受害者丧失意识、丧失思维能力、丧失反抗能力。这就够了――“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实际上这“精神蒙汗药”已经下了几十年了，不过一直小心翼翼按照“增量改革”的操作规程，不声不响、不知不觉、不动声色、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下到每一个人脑袋里，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以至几乎没引起人们的警觉
这“精神蒙汗药”就是一场静悄悄的潜移默化的“去人性化、泛兽性化的牛马化驯化”。
黑砖窑为什么爱用有智障的人或未成年人当奴工？因为他们不善思维，不会反抗，不敢逃跑，不折不扣会说话的工具，能象牛马一样只会听吆喝。如果十三亿人都这样，那奴役起来多顺手？再也不愁“为权力而‘真理’”的“真理”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了，再也不愁“不争论”了，再也不愁“钉子户”、“上访”、“抗争”之类了……不管是上农场、上牧场还是上屠场都绝对和谐，绝对有利于“先富起来”们。
结论：克服“先富起来”们阻力的最好办法是使大家都丧失思维能力。
思维是人的特征。丧失思维能力，意味着“去人性化、泛兽性化”。不能思维还得象牛马一样听吆喝干活，就必须再加上个“牛马化驯化”。
①．去人性化
“人性”是相对于“兽性”而言，即人独有、禽兽皆无的特性。
有些人说毛泽东时代杜绝黄、毒、赌、抑制个人贪欲、强调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反对个人主义之类是“反人性”。这是把兽性当人性――色欲、食欲、贪欲、个性张扬等等都是禽兽的本能，根本不是“人独有、禽兽皆无”的东西。下列特性才是“人独有、禽兽皆无”，才算得上人性：
思索、分析、判断、预见、远见、自制能力、从整体考虑、深谋远虑、为后代着想、为后代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不是消极适应环境而是主动改变环境、追求真理、讲原则、讲道德、价值观、组织起来、集体行动、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牺牲局部保全整体……
“特别是”以来上述种种“人独有、禽兽皆无”的人性全遭到了无孔不入的否定和嘲弄，被说成了“反人性”。为国家主权直言、为国家安全焦虑、为环境污染着急、为“十八亿亩红线”担忧、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呼吁、呐喊的全被说成了“极左”、“愤青”、“爱国贼”。热烈吹捧宣扬的是只顾自己、不择手段、“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个性张扬、拒绝集体，全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一套――不折不扣的“去人性化”，把人全变成一群“飞鸟各投林”的禽兽。
“去人性化”的手段不仅有明的，还有暗的。
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不管任何事，一律“专家说”、“专家分析”、“专家建议”……开口专家闭口专家，一切没有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对切身相关的一切没有任何发言权，更没资格决策。连物价涨没涨、工资高不高、是不是“豆腐渣工程”、污染不污染、治安好不好、腐败严重不严重、春运火车票价该不该涨、是不是强制拆迁……一切的一切都得专家说了算。这实际是剥夺了老百姓思维的权力，甚至连知觉的权力都要剥夺：你的一切都必须“被代表”，你自己的一切思维判断都不算数，甚至一切知觉感受都不算数。这背后的含义就是把老百姓置于“非人类”的地位，因为老百姓的思维能力和感受能力已经毫无意义，有跟没有效果一样。你能思维也好，不能思维也好，想也好，不想也好，这样想也好，那样想也好，这样感受也好，那样感受也好，反正都一样，都毫无影响，都不予理会。这就象被杀的鸡，叫也罢，不叫也罢，反正结果都一样，没人当回事。长此以往潜移默化的效果：老百姓习惯一切听专家的，自己的事自己不会思考，不敢思考，思考出了结论别人也不信，最终习以为常觉得一切思考都是专家才有资格做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对自己的思维判断丧失信心，等效于剥夺老百姓的思维权力和思维能力――不知不觉实现了“去人性化”。
南京彭宇案的本质不但是要禁绝老百姓的同情心，更是要剥夺老百姓判断是非的权力――杀鸡吓猴，告诉老百姓：即便最简单明显的是非判断也不是该你做的，必须让“精英”专家去做。这就剥夺了老百姓思索的权力，让老百姓不再敢相信自己的是非判断能力，久而久之丧失思维能力。
孔老二反对铸刑鼎：“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铸刑鼎，把刑法条例明文规定出来，让老百姓都知道，知道了什么算犯法，也就知道了什么不算犯法。知道了犯什么法受什么样的惩罚，也就知道了实际的惩罚恰当不恰当――让老百姓知道了这一切，贵族就不能随心所欲强加罪名草菅人命了。这让一心为贵族的孔老二大为不满：思维判断应该是贵族的特权，老百姓不应该有自己思索的能力，更不应该有判断贵族行为对否的能力，否则就没办法让老百姓对贵族诚惶诚恐一点不摸底、一切是非全由贵族判断，贵族就不能对老百姓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没有任何限制了。这种境界跟鲁迅在《公民科歌》里说的差不多：“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是反动”――“去人性化”，不准老百姓有思维判断的权力和能力。
今天的“反铸刑鼎”是把法律用浩如烟海的文字隐蔽起来，变成老百姓看不懂、只有“精英”才能玩弄的迷魂阵。只要老百姓看不懂，法律有跟没有一样，仍然是一切由贵族“精英”说了算，爱怎么办怎么办，等同于剥夺老百姓的思维判断的权力和能力――说是“法大于天”，实际是“精英大于天”。
由此可见“去人性化”的隐形手法是用鼓吹“精英主义”，用“‘精英’专家主宰一切”这“精神蒙汗药”把老百姓的思维判断的权力和能力消灭于不知不觉中。
“精英主义”的本质是剥夺老百姓知觉的权力、感受的权力、说话的权力、思维的权力、判断的权力，最后剥夺老百姓当人的权力――在“精英主义”的统治下，尽管老百姓能知觉、能感受、能说话、能思维、能判断，但老百姓的处境跟不能知觉、不能感受、不能说话、不能思维、不能判断没什么区别。尽管老百姓是人，但老百姓的境遇跟牲畜、跟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老百姓仅仅是“会说话的工具”，一切得由文匪“精英”操纵。长此以往，老百姓自己都对自没有信心，即便有些人有，其他人也不相信，习惯于一切依赖“精英”，“去人性化”就这样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地完成了――“精神蒙汗药”就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我有时有点纳闷：我并不觉得自己多聪明，也并不擅长写作。小时候很不喜欢作文，初一碰到个作文题“我最喜欢的一种花”还交了白卷。如今写文章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一些事实有感而发，没什么了不起。有些东西就摆在那里，事实那么清楚，脉络那么明白，根本用不着挖掘搜寻考证；比如“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为什么居然这么久没被看到被想到，却留给我看到想到？现在我想通了：弥漫笼罩一切的“精英主义”这“精神蒙汗药”弄得许多人头脑麻木，思维迟钝，以至于视而不见――这有点象一氧化碳中毒，让人不知不觉陷入昏迷，丧失思维能力。我大概沾了距离远的光，受“精英主义”这“精神蒙汗药”的作用小点，所以看到了想到了。不是我特别聪明，而是别人不知不觉受了害。
看来“先富起来”们的辩护士也成了“精神蒙汗药”的牺牲品。我倒是盼着他们中间能出哪怕一两个有点水平的人，写出一两篇有点水平的文章让我见识见识。可惜到现在为止一个没有，看样子都被自己那“精英主义”的“精神蒙汗药”弄得养尊处优，所以思维能力已经退化，除了东拼西凑滥竽充数外就是“不争论”、“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此外再没什么招了。“理论权威”尚且如此，手下娄罗更不值一提。他们骂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拥护者，却骂得那么没水平，那么语无伦次，那么没有章法，到最后除了泼妇骂街没别的话，只好捡起当年国民党的老一套：“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实际如今的文匪“精英”连“以数量对质量”照面交锋的勇气和出息都没有了，只能乞灵于“不争论”――全部封杀：“勿要哗啦哗啦！”）
“精英主义”这“精神蒙汗药”有多厉害？
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许多东西已经从“不正常”、“反常”变成“正常”、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贪污腐化、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剥削有理、掠夺财富是创造财富、劳动可耻、剥削才是本事、公款大吃大喝、豪华办公楼、公车消费、假公济私、脱离群众、请客送礼、官员撒谎耍赖以权谋私、蛮不讲理动辄对老百姓使用暴力、“对待刁民不能手软”、包二奶、三陪娼妓、婚外情、一夜情、不争论、开口先报出官衔职位学位学历、学而优则仕、“精英主义”、“专家说”、国际接轨、找关系、环境污染、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绑架儿童、几亿民工常年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丧失天伦之乐、春运……
用“精英主义”这“精神蒙汗药”搞“去人性化”=“温水煮青蛙”=“慢橹摇船捉醉鱼”=“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
②．泛兽性化
“泛兽性化”是“去人性化”的必然结果。“为权力而‘真理’”把兽性当“人性”，性欲和贪欲自然泛滥成灾。
色情泛滥、兽欲横行跟“先富起来”们有什么关系？
第一，满足“先富起来”们的兽性需要。发扬兽性发扬得比野兽还野兽，兽性得连野兽都自愧不如。鲁迅说：“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袭扰了邓玉娇，还要判她有罪，还要她说一声“谢谢政府”。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
第二，满足奴役的需要。大家都承认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先富”们敲骨吸髓压榨剥削自然理所当然。自认野兽，兽欲泛滥，丧失自尊，受害者自己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了，“先富”们再来不把他们当人阻力自然小得多。
第三，有助于“去人性化”。玩物丧志。越沉醉于一时的感观享乐，自制能力越差。极端的情况是吸毒：为了眼前如醉如仙的暂时感官享受，什么都可以放弃不顾。迷恋其他的感官享受性质类似，程度不同而已。自制能力是人性特征。丧失自制能力，意味着丧失人性，丧失原则性。而“为权力而‘真理’”的本质就是不要原则，最喜欢看人丧失原则。
（难怪每年两会开会的时候必定是宣扬美女的时候：“美女委员”、“美女服务员”、“美女警卫”、“美女记者”，左一道“靓丽风景线”，右一道“靓丽风景线”……把政治集会变成“美女展销会”，是想悄悄引发“泛兽性化”情绪，让人们不顾政治顾美女，顾不上给自己出难题。）
第四，有利于加强奴役巩固统治。色情泛滥意味着家庭关系危机。家庭关系危机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无信任。如果连夫妻之间都不可信，那被奴役的人想团结起来反抗奴役就难多了。“乱花渐欲迷人眼”。放纵自己，不负责任――对家庭对后代不负责任的人，能为保护后代而拼命吗？最亲近的人都能背叛，人人互相猜忌，彼此毫无信任，还能抱成一团反抗吗？家庭解体，人人只管自己，奴隶就不必照管家庭，用于赡养家庭的那部分开支就可以被压榨出来。也就是说，可以进一步压低“弱势群体”的工资，只够其自身生存即可。
③．牛马化驯化
要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靠讲理讲不通，单纯靠暴力也行不通。行得通的办法是把多数人变成牛马――只有本能，没有意识；除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如一捆草外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眼前的惩罚威胁如一顿鞭子外什么都顾不得――会说话的牲畜。
毛泽东时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主要靠威信使别人心甘情愿服从。其威信来自自身：身先士卒（干部干部，先干一步）、联系群众、领导水平、战功成绩等等。
“先富起来”们的官员与群众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靠权力迫使别人顺从，不需要也没办法靠威信统治，只能加强权力威慑、灌输权力崇拜：摆官架子、讲排场、显威风、炫耀权势、耀武扬威……用尽一切办法使老百姓觉得民在官面前何等渺小，尤其蓄意培养老百姓“民不得冒犯官”的条件反射。
典型的是邓玉娇案――有理也要判有罪，就是要让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就该怕官，当官的惹不起碰不得，更反抗不得，否则有理也有罪。这就是牛马化驯化：培养条件反射――训练牛马养成怕主人的条件反射，否则就吃鞭子。训练老百姓养成怕官的条件反射，否则就吃官司。
另一种方式是“感动中国”――“大人物”略做姿态，小百姓必须感动不已。这是变相地宣扬“小百姓”的卑微――“感动中国”并非因为“大人物”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而仅仅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偶尔没有摆惯常“大人物”的臭架子，这就算格外赏脸，了不起的恩惠，小百姓就必须受宠若惊“谢主龙恩”――只有权力崇拜，没有真理崇拜。
“六条是非标准”是思想讨论的标准，本身就承认你有思想。也就是说，把你当人对待。“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行动的约束：你怎么想我不管，我只管你的行动――“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本身是对思想的否定，并不要求对方是人――“保持一致”连放羊的都做得到：一根鞭子，几条走狗，足以让羊群乖乖跟我“保持一致”。可见“四项基本原则”是“牛马化驯化”的具体体现：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只要听我鞭子指挥，怎么想都无关紧要――进了屠宰场的羊想什么都行，想什么都没用。这就足够了。
“精英主义”是牛马化驯化的得力工具。“精英主义”的本质是奴隶主义：只要承认“精英主义”，就把“非精英”做人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知觉的权力，感受的权力，思维的权力，判断的权力，说话的权力――一切作为“人”才具有的特征和权力全没了，全交给“精英”支配了，只剩下任人支配的份了。这不是奴隶是什么？不是不准说话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什么？不是牛马是什么？
“人肉包子铺”必须有暴力为后盾。一旦受害者识破陷阱不上当，那就撕下一切伪装，用赤裸裸的暴力征服――武松不上当，于是大打出手，暴力解决问题。
“先富起来”们同样以暴力为后盾。一旦受害者识破陷阱不上当，那就撕下一切伪装，用赤裸裸的暴力征服――“严打”、“不争论”、坦克伺候……
⑷．零刀碎割，彻底肢解
一旦蒙汗药发作使受害者丧失了意识失去了抵抗能力，“人肉包子铺”便撕下一切伪装把人零刀碎割彻底肢解：“扛进去先开剥这厮用！”
“人肉包子铺”的“零刀碎割，彻底肢解”是把受害者从一个完整的人肢解成一块块支离破碎的肉再分别加工。
“先富起来”们的“零刀碎割，彻底肢解”是把受害者从一个组织起来的巨人肢解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行尸走肉再分别压榨。
毛泽东说：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
――“‘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指出的解放之路就是“组织起来”。要奴役绝大多数人，就必须解散组织，使之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从小岗村兴起的单干风、解散人民公社使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农民工涌进城市、“全国经商”走私风、“向私有企业倾斜”的税收政策搞垮了大量国营企业，“先富起来”们乘机大搞“国企改制”、“私有化”，继而使工人处于无组织状态。
工人农民都从“组织起来”变为无组织状态，变成孤立无援的弱势个体，从一个组织起来的巨人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面对强大的官商学铁三角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位――虽然还是活人，但已与行尸走肉无异：你有思想也好没思想也好，有感情也好没感情也好，呼号也好哭泣也好，都无人理会，都象没有生命的肉块一样被放上砧板任人宰割――大规模下岗、买断工龄、产权重组、破产改制、私有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私有化、取消福利、拖欠工资、打白条、强制拆迁……
这一切决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误打误撞，而是处心积虑的蓄谋已久。“四项基本原则”从“六条是非标准”里删除了什么？“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只有处于有组织状态才有团结问题，才有民主集中制问题。只有志同道合、根本利益一致、有共同理想、需要共同奋斗“为真理而权力”才需要组织起来，才能谈得上团结。根本利益不一致，以统治人民、压榨人民为目标，自然不希望人民处于有组织状态，而希望人民一盘散沙；只有勾结，没有团结。不但不需要人民有组织讲团结，而且需要分而治之，要的就是老百姓四分五裂、互相猜疑、互相争斗、互相对立，这才便于驾驭统治。所以用“四个坚持”删除“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本身意味着早有预谋，早就从根本理论上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处于有组织状态，更不希望老百姓团结一致。
由此看来，“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之类“特别是”以来风行的挑拨离间都不是偶然的，是“先富起来”们的需要，是将中华民族“零刀碎割，彻底肢解”的需要。
⑸．加工销售，获得暴利
等完成对受害者肉体的零刀碎割彻底肢解，“人肉包子铺”要做的就是“物尽其用”，从每一块被割裂成单独的肉里榨取最大利润：“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
等完成对人民群众组织上的零刀碎割彻底肢解，“先富起来”们要做的就是“物尽其用”，从每一个被割裂成孤立无援的人（等于案板上的行尸走肉）身上榨取最大利润。
当然，大环境不同，卖人肉的方式也不同。“先富起来”们并不象孙二娘那样直接把人剁成人肉包子馅，而是用更文明更科学的方式：“增量改革”、“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用无数绳子把你捆成棕子动弹不得。然后这些绳子变成插入身体的管子，象当代抽熊胆汁一样慢慢地敲骨吸髓：工作、孩子、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交通、物价……你的一切就这样源源不断被这些无孔不入的吸血管吸光。想挣扎，立刻切断生命线――下岗。等你被榨成老弱病残没油水可榨了，立即一脚踢开，自生自灭去。
处于无组织孤立无援状态的工人农民面对强大的官商学铁三角没有任何保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能任人宰割：被任意压低工资、拖欠工资、超时工作、削减福利、忍受恶劣危险的工作环境、经受工伤事故不断的威胁、忍受常年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牺牲家庭天伦之乐的苦难、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老百姓的血汗、辛劳、泪水、生命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化为当代“人肉包子”，为“先富起来”们提供最廉价的资源，最丰厚的利润。
然而“先富起来”们对这一切还嫌不够，还要额外压榨压榨再压榨，从石头里榨出最后一滴油来：
――环境污染
――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
――豆腐渣工程
――“钓鱼式执法罚款”
――股票市场
――通货膨胀
马克思说：“通货膨胀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
如果老百姓不敢花钱，就通过通货膨胀把老百姓的存款慢慢抢光。如果老百姓不甘心，就不得不想方设法保值，结果就是被迫学资本家投资。而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普通老百姓搞投资等于把钱白扔。（“精英”们总是说这也需要专门知识那也需要专门知识，普通人干不了，非“专家”不可。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拼命鼓吹老百姓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如投资、创业，逼着老百姓干资本家的事？说到底是算计老百姓最后的保命钱，用通货膨胀把老百姓最后一滴油水榨干：要么等着钱不值钱，要么拿出去被“精英”用股市抢光。）
钱不断贬值，逼人当资本家投资投机，逼人拼命不择手段发财，逼贪官污吏拼命变本加厉继续贪，逼人走上损人利己的道路――逼良为娼。
面对通货膨胀，“先富起来”们的帮闲们一口否定：“不存在通货膨胀”、“跟XX环比正常”、“还有上涨的空间”（还有最后一滴油水没榨干）、“临时性通胀”、“遏制上涨过快”（涨是要涨的，仅仅是不要“过快”――快不快谁说了算？又是“精英”。）
――房地产绑架敲诈
房地产疯狂的前台是房地产商，背后是权力――没有权力的支撑，房地产商混不下去。权力是今天的恶霸地主。过去的地主靠地租吃饭，今天的地主靠房地产吃饭。过去只有佃农才需要向地主交地租，如今所有城镇居民都得向地主交地租。过去的地主只收一种地租，如今的地主能从一头牛身上扒两张皮，从一块地皮收几种地租：土地使用费、物业费……过去的地主卖了地就不再是地主，如今的地主卖了地照样是地主――70年使用期。过去的地主买出去的地不能随意收回，如今的地主卖出去的地可以随意收回重卖――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只要权力需要，马上能变出推倒重来的拆迁计划来（有的墓地本来已经卖断，却突然宣布改为只租22年，还不退钱。房子产权70年说是可以延续，谁知道到时候变不变？会不会又要收什么费？收多少？）过去的佃户反抗地主收地属于民事纠纷，如今的居民反抗地主收地属于刑事纠纷――暴力抗法、妨碍公务罪……
房地产不是税，却比税更厉害，已经成为权力压榨老百姓得心应手的工具：无本生意，仅凭权力便足以支配一切。你工资涨得再快快不过房地产，利润再大大不过房地产，效率再高高不过房地产。用房地产敲骨吸髓不算官方行为，可以不留痕迹逃避“横征暴敛”的恶名；不受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容易控制，一切全是权力左右暗箱操作；不负责任，可以把一切推给“市场”。
用房地产可以轻易分化瓦解一切反抗：用房产画大饼，造出虚拟的“有产阶级”，让房奴身为奴隶却自以为是“中产阶级”，陶醉于“富起来”的虚拟世界中，为保住实际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竭尽全力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决不反抗，直至被压榨光。
……
至于形形色色其他的附加敲诈巧取豪夺就不计其数了。
就这样“先富起来”们还不满足，还要拼命造舆论哭穷：
“中国老百姓不缺钱”、“铁路春运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中国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问题”、“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不能因有人喝不起水就不涨价”、“全部按法不如没法”、“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性”、“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
这一切令人想起元代一首词：
《醉太平．夺泥燕口》
元．无名氏
夺泥燕口，
削铁针头，
刮金佛面细搜求，
无中觅有。
鹌鹑里寻豌豆，
鹭鸶腿上劈精肉，
蚊子腹内刳脂油，
亏老先生下手！
还令人想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的一段话：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跟“先富起来”们相比，“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生意实在太土太原始，简直不值一提。在“先富起来”们面前，“母夜叉”都有资格算仙姑娘娘。
⑹．严防受害者复活
“母夜叉孙二娘”的人肉包子铺没有受害者复活的问题，所以用不着操心这个。但“先富起来”们的人肉包子生意则不然，受害者会复活――人民不死。老百姓虽然被“精神蒙汗药”放倒，从一个有组织的巨人被肢解成一个个孤立的行尸走肉，但并不是说这些“行尸走肉”可以被永远麻醉下去，永远处于被肢解、无组织状态的“行尸走肉”，而是随时可能摆脱“精神蒙汗药”的麻醉，觉醒过来，团结起来，重新组织起来，从“行尸走肉”重新组成一个巨人。一旦如此，那“先富起来”们的末日就不远了：“人肉包子”生意要完蛋，老百姓被宰割被压榨受屈辱的新帐老帐要一起算……那时就只有学孙二娘“杀猪也似叫将起来”、“只叫道：‘好汉饶我！’那里敢挣扎”的份了。如此前景岂能不让“先富起来”们一想到就心惊胆战、不寒而粟、腿发软、心发慌、冷汗出如浆？
鲁迅说：“用奴隶或半奴隶的幸福者，向来只怕‘奴隶造反’，真是无怪的。”
这就决定“先富起来”们最大的心病就是老百姓的觉醒和团结，最优先目标和最大努力是防范老百姓的觉醒和团结。
什么最能促使中国老百姓觉醒和团结？毛泽东，鲁迅。
知道了鲁迅，就能知道自己在被压迫。
知道了毛泽东，就能知道什么叫压迫，以及该如何对付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组织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先富起来”们要把毛泽东和鲁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遗余力诽谤污蔑封锁妖魔化毛泽东，“非毛化”、“去毛化”、从教科书里删除鲁迅……
这就是为什么“先富起来”们除了直接污蔑毛泽东，还要煞费苦心编造历史，编造出一大堆光怪陆离提法：
――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的
――毛泽东诗词是胡乔木的
――毛泽东的游击战战略战术是朱德的
――毛泽东选集是秘书写的
――毛泽东的功劳是集体的
――集体领导的过错是毛泽东的
――共产党是不共产的
――共产主义是私有的
――社会主义是特色的
……
凡此种种无不是利益的需要――“为权力而‘真理’”。
3．把恶魔当救星、把救星当恶魔
有这么一个人：
――百色起义，他临阵脱逃当了逃兵。
――淮海战役，他贪天之功为己有：“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
――高岗事件，他挑拨告密，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创“反党集团”这一罪名。
――当了总书记，他架空毛主席，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实权，成立“第二司令部”，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封锁对抗：
“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1957年他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有5千，他抓了55万。
――1958年他整刘伯承、粟裕，硬逼着刘伯承抱病检讨。几十年后他仍然坚决拒绝给二人平反，惟恐暴露“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这一杀良冒功的丑行。
――1958年他伙同刘少奇瞎指挥，利用总书记的权力在全国大搞浮夸风、“亩产万斤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共产风”，导致经济大混乱、大灾荒、大饥饿。
――1959年他积极参与整彭德怀，至此四大野战军司令被他整了三个：
根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5 页，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他主张中国的原子弹下马。
――他指使亲信李井泉宁可饿死人也要调粮提前还债制造政绩，导致四川大批百姓被饿死。
――他包庇为隐瞒真相把农民口粮征调一空冒充政绩导致大批百姓饿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
――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伙同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搞“二次反右”。
――他的亲信李井泉在四川开了全国武斗第一枪。
――1975年他下令武力镇压云南回民。
――1978年底他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同意美国向台湾卖武器。
――1979年他访美之后立即下令发动中越边境战争。用刘亚洲的话说，发动中越战争是因为“必须在党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
――他一获得大权立刻于1983年开始“严打”――“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两手都要硬”、“在三年内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一个大城市，一网打尽，一次就打他一大批”、“这是不叫运动的运动”、“把判处死刑的权限交到县区一级的法院，同级的党委领导可以直接决定判处死刑”、“打击对象除了刑事犯罪，还有‘现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帮’团伙残余分子”。
――他下令“运十”下马，核潜艇下马，一大批高科技项目下马。
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说：“打成功后，我们项目就下马了，一下就是20几年。20几年过去，美国走了多少型号，冷战结束，战争的危险并没消失。美国（包括日本）的科研工作一点没放松，而我们的科研生产都断线了。团队解散，很多人才都流失了。如果我们也像美日那样，技术抓的很紧，我们的技术水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超过美国，也至少不会和他差这么远。”
――他下令军队经商。
――他带头为子女谋私。
――1989年他调动军队“打完老山打北京”。
――他解散了人民公社，搞垮了集体经济公有制，把老百姓从组织起来的巨人肢解成孤立无援的行尸走肉任人宰割。
――他被1990海湾战争吓破了胆，被1991苏联解体惊破了魂。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仅仅24天后，1992年1月18日，他急如星火“南巡”，气急败坏“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主要是防止‘左’”、“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不问姓社姓资”，不顾一切全面投降，试图用大规模搞资本主义来博得美国欢心以逃避美国的锋芒。从此全国大规模私有化、大规模下岗、大规模买断工龄、大规模教育产业化、大规模医疗产业化、大规模住房产业化、大规模毁地盖房、大规模强制征地、大规模强制拆迁、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大规模MBO、大规模环境污染、大规模造假诈骗、大规模经济犯罪、大规模腐化堕落、大规模“持权抢劫”……
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切大规模杀人、整人、坑害人、饿死人的事都少不了他。一切祸国殃民之举、一切跟老百姓苦难有关的事发生时都是他在主管。为了权力，他毫不犹豫发动战争，毫不犹豫血洗京城，毫不犹豫杀人“严打”，毫不犹豫卖国求荣，毫不犹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封锁架空毛泽东，毫不犹豫制造浮夸风引起饥荒后又民口夺粮导致大批百姓饿死，毫不犹豫“按指标抓右派”，毫不犹豫镇压群众，毫不犹豫杀良冒功，毫不犹豫挑拨离间分裂人民分裂党，毫不犹豫嫁祸于人，把别人的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的罪恶赖给别人。他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直接间接死在他手里的人何止百万千万。他象征着鲜血淋淋、白骨森森、血债累累、杀人如麻、凶狠狰狞、阴险邪恶、贪污腐化、祸国殃民、痛苦折磨、民族灾难。
文匪“精英”们拼命把他的一切罪过都推给毛泽东，对他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干的罪恶严密封锁，不准提及，试图把他从恶魔打扮成救星――“为权力而‘真理’”。
拿破仑说：“对于一位伟大将领，决不会有一连串的大功绩都是由机会或幸运造成的；这些功绩常是熟筹和天才的结果。”
这句话可以改为：“对于一个邪恶的魔鬼，决不会有一连串的大罪恶都是由机会或意外造成的；这些罪行常是本性和蓄谋的结果。”
毛泽东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反过来呢？“一个人做点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一贯的有害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害于青年，一贯的有害于革命，祸国殃民几十年如一日还被吹捧成‘伟大的总设计师’，这也是最难最难的呵！”――从头到尾坏事一样不拉还能被吹捧上天，凭“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设计”就当上了“总设计师”――这一切没点邪恶的本事做得到吗？
因他而当了高官发了大财的文匪“精英”、“先富起来”们当然不承认他是恶魔，非把他说成救星不可，非把不让自己欺压老百姓的毛泽东说成恶魔不可――“为权力而‘真理’”。
因他而吃够大亏倒足大霉老百姓恰恰相反。对老百姓来说，对中华民族来说，毛泽东是良心，他是狼心。毛泽东是救星，他是恶魔――真理有阶级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匪们把持的主流舆论成功地把良心变成了狼心，把狼心变成了良心；把救星变成了恶魔，把恶魔变成了救星。
把救星当恶魔、把恶魔当救星的民族迟早要受到极大的历史性惩罚。想避免或减轻这种惩罚，就必须挣脱“为权力而‘真理’”的麻醉，回归“为真理而权力”，认清真正的救星和真正的恶魔，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回来。
七．年轻一代与毛泽东
除了“先富起来”的一伙，中国年轻一代迟早会认识到未来的生存之道在毛泽东。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肉食动物是强，草食动物是弱。幼小的草食动物是弱中之弱――肉食动物捕猎，总是先瞄准幼的，总是拿抵抗能力最弱的开刀。
“改革措施”首当其冲的总是弱中之弱的“幼”――坏事总是“XX年后参加工作的按此规定办理”，好事总是“受雇XX年以上者有资格”。
哪儿都是新来的好欺负。但还没过门、未来的“新来的”更好欺负：人还没来，代价就已经在那儿等着了，别说反抗，想抱怨都没门，甚至有哪些具体“代价”都不一定知道。
单位如此，社会也如此。社会的“新来的”――年轻一代――人还没出生，还没长大，这个社会本来属于他们的好东西就已经被抢的抢、偷的偷、毁的毁、挥霍的挥霍了：资源、环境、机遇、社会公平、权利保障、工作、工资、福利、医疗、教育、住房、诚信、道德、信任、社会安全安定安宁……等他们出生了，长大了，面对既成事实毫无办法，只能逆来顺受，只能靠拼命压榨自己、压榨亲人在越来越严酷的夹缝中苦苦挣扎求生：啃老、不顾一切为就业、惨烈的招聘战、零工资就业、北漂、蜗居、房奴、单身、丁克……
被生计压得不敢结婚、不敢要孩子――这意味着这些社会的“新来的”已经被压榨得顾不上人类的延续生存底线了。
预支未来、掠夺属于社会的“新来的”（年轻一代）的财富阻力最小，风险最小：人家还没出生，还没长大，当然不能做任何抵抗。弱肉强食，首先强食弱中之弱――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小一代。许多年青人不明白为什么日子越来越难混。其实窗户纸一捅就破：他们的前途早在他们出生之前、长大之前就被偷偷摸摸盗窃出卖挥霍掉了。他们现在不得不跟下一代抢前途，寅吃卯粮。
为子孙后代深谋远虑是人独有、禽兽皆无的特性，是真正的人性。“为权力而‘真理’”，“去人性化、泛兽性化”的社会只有兽性，没有人性，不但顾不得子孙后代，反而要先吃子孙后代，先吃年轻一代――要验证这一点不难：随便找人问问他们对自己后代的前途出路的展望就行。看对下一代的未来有没有信心就行。看有多少人确信自己的后代能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活得很滋润，有多少人相信后代发达的机会会愈来愈多，当父母的根本用不着为他们操心。看有多少“成功人士”给子女家属办了移民。
人能承受的压榨是有限的，但“先富起来”的贪婪是无限的。“为权力而‘真理’”导致权力结构癌症化不可逆转，不可遏制，结果就是大大小小权力细胞象癌细胞扩散一样无限扩张，遵循“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无限压榨社会。即便有个把头脑清醒者试图改变这个过程也是徒劳。他们的一切努力如“制止”、“规定”、“纠正”之类对“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势无能为力，在权力癌细胞的一致抵制之下只能变成一纸空文，不了了之；只能演变成一场又一场“婊子从良”的滑稽闹剧，除了忽悠老百姓外没有任何意义。
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作为个体注定是“软”。不管你如何拼命挣扎反抗，那也不过是“先富起来”们“人肉包子铺”砧板上的一块肉。你可能做的一切人家早吃透了，对收拾这种可怜的挣扎胸有成竹技术娴熟：如何制服，如何捆绑，如何下刀，如何切割砍剁，如何剔骨，如何抽筋……
吉林通钢工人零零散散上访哀求几年都没用，齐心协力一起拼命半天就解决问题，而且还是连夜下文件，通过广播紧急公布――这使人一下子就想到了毛泽东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组织起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无权无势的老百姓迟早会发现：面对“先富起来”的人肉包子铺的砧板，生存之道在毛泽东。
面对穷凶极恶的“先富起来”的人肉包子铺，逆来顺受没有用。乞求哀告没有用。单独反抗没有用――这一切改变不了“软对硬”的形势，改变不了权力按照“吃硬不吃软”、欺软怕硬的规律作用的结果。你可以尝试其他一切办法：忍耐、哀求、哭诉、上访、自焚、学杨佳……但到头来定会发现：徒劳。在官商学铁三角面前，在“先富起来”们的人肉包子黑店暴力机器面前，弱势群体个人的利益实在不值一提，个人的生命实在渺小，个人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个人的任何抗争实在无异于以卵击石。在这个贪得无厌的癌变权力机器面前，不管老百姓如何苦苦煎熬压榨自己，一切终将白费：资本没有道德，权力不相信眼泪。只要你是“软”，那就要被碾得粉碎。
鲁迅笔下的豪猪社会，没有长刺保护自己的就得被活活扎死挤死。进了绞肉机的肉，不管如何委曲求全逆来顺受也只能粉身碎骨变成肉泥。想生存就得长出刺来保护自己；就得从“软”变成“硬”让“绞肉机”无可奈何。老百姓只有按毛泽东的主张办事，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才能使一切改观――老百姓一盘散沙是“软”，团结一致就是“硬”；逆来顺受是“软”，敢于斗争就是“硬”。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奋斗才能从软变硬，才能逼着“吃硬不吃软”的“先富起来”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有所让步，才能为自己争得一丝生存空间。
老百姓什么时候团结一致坚决斗争什么时候才“硬”。只要散伙了妥协了，那就又从硬变软了，“吃硬不吃软”的“先富起来”们立刻会卷土重来反攻倒算，让老百姓前功尽弃。所以把“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当成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只能暂时缓口气。要“可持续生存”，就得“可持续团结，可持续斗争”，归根到底要按毛泽东揭示的规律办。
事态的发展总有两种可能，两种结果。老百姓团结一致坚决斗争可能造成局部的强，迫使局部的“先富起来”们有所收敛、有所让步，但也可能使全局的“先富起来”们狗急跳强，不顾一切调兵遣将图穷匕首现用暴力全面镇压，干脆掐断互联网全面封锁信息，让老百姓彼此之间孤立无援，以便各个击破。（新疆不就断网了吗？）
如果出现那种情况，那就超出了“文化革命”的范畴，事态就会向暴力革命的方向发展――封锁信息、断网是双刃剑，能伤老百姓也能伤当权者自己。断网了，老百姓的信息渠道没了，最高当权者获得不受底层权力扭曲的公开独立信息的渠道也没了，就只能靠体制内底下报上来的信息决策判断了。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单纯依赖“为权力而‘真理’”的体制下的信息渠道决策是多么危险，多么误事――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层层欺骗，一手遮天，杀人如草不闻声，不必再顾忌来者最高层的任何制约。也就是说，癌症化的权力单元将可以毫无顾忌用暴力肆无忌惮镇压一切，官逼民反的局势将一发而不可收，鲁迅所描述的形势必将再现：
“酷的教育，使人们见酷而不再觉其酷，例如无端杀死几个民众，先前是大家就会嚷起来的，现在却只如见了日常茶饭事。人民真被治得好像厚皮的，没有感觉的癞象一样了，但正因为成了癞皮，所以又会踏着残酷前进，这也是虎吏和暴君所不及料，而即使料及，也还是毫无办法的。”
无论是哪种情况，老百姓要求生存就离不开毛泽东。
无论是哪种情况，老百姓要求生存都得由“软”变“硬”，都得团结斗争。
有共同理想追求才有团结。各谋私利只有勾结，没有团结。“为真理而权力”才有共同理想追求。
如今中国只有信仰毛泽东的人才是真正有理想的人，才是真正拒绝“为权力而‘真理’”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认同摆事实、讲道理，才不需要为私利编造“事实”“真相”，才做得到“最讲认真”，才讲求事实严谨逻辑严密，才不需要骗人误导人，才不处心积虑处处要算计别人。
有些人一开始未必认同毛泽东，但有正义感，坚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逻辑严密。这样的人只要坚持如此，迟早会从社会现实中得出结论：认同毛泽东。
人只要有正义感，能保持起码的严肃和自尊，就无法认同“为权力而‘真理’”导致的上层建筑流氓化、权力结构癌症化、社会黑社会化、人民大众牛马化、经济结构殖民地化等丑恶，就不可避免探索原因，最终不可避免走向认同毛泽东。
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一代不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普通老百姓那样容易认同毛泽东。他们无法从亲身经历中知道――
人可以不当奴隶；
人人平等行得通；
公有制不是洪水猛兽；
干部官员可以做到普遍清廉公正；
贪污腐化可以得到有效抑制；
人与人可以做到诚心诚意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友好；
干部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
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监督干部不是神话；
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忘我精神不是空想；
……
他们在“为权力而‘真理’”的大环境中成长，从小就被告知上述一切都是虚妄空想不存在的东西，都是“极左”的产物，只有他们现在的时代才是最幸福最美满的时代。孜孜不倦教给他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毛泽东时代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为标准判断是非；如今一切用个人的利益为标准判断是非。所以不但毛泽东，而且共产党、共产主义、新中国、中国革命、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曾国藩……所有一切都要重新评价，连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中华民族都要重新评价。结论：“融入世界”、“国际接轨”、“普适价值”、“中美国”……
他们无法断定：
――坚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普适价值’”的人对他们说的“我为你们谋利益”、“以人为本”究竟是在为谁谋利益；
――坚持“打左灯向右拐”、“骗出一个体制来”的人告诉他们的“文革真相”、“历史事实”究竟是真相，还是欺骗；
――坚持“不争论”的人告诉他们的“言论自由”、“普适价值”究竟是要他们言论还是要他们闭嘴；
――以学生为赚钱工具的学校教给他们的东西究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需要，还是商业利润的需要；
――坚持“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市场规则”的人对他们说的“道德的血液”究竟是强者的道德，还是弱者的道德；
……
总而言之，他们是在上、下、左、右、是、非、黑、白一切参照标准都被按照“为权力而‘真理’”
的需要精心做了手脚的环境中长大的。
这一切都为一个目标：让年轻一代与毛泽东一刀两断。
作为共产党的叛徒，“先富起来”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厉害比谁都清楚。他们最怕奴隶们听毛泽东的，重新认同“造反有理”，所以他们必须禁止奴隶信仰毛泽东，必须从奴隶心中去掉毛泽东，必须妖魔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要禁止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认同毛泽东很难，但这些人只会越来越少。“先富起来”们禁止毛泽东的重中之重在年轻一代，办法是对年轻一代发动“精神绞杀战”，用“妖魔化毛泽东”、“非毛化”、“去毛化”阻止年轻一代认同毛泽东，继承毛泽东。
“一枝清荷”的《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标志着“为权力而‘真理’”的“先富起来”们的战略失败了――他们对年轻人的“去人性化、泛兽性化、牛马化驯化”没能成功。尽管他们对整个价值观的参照系标准全做了手脚，仍然不能阻止年轻一代独立思考、实事求是认识历史，认识现实，最终认同毛泽东。道理很简单：事实胜于雄辩，形势比人强。客观规律就是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毛泽东思想是客观真理。只要追求真理，迟早认同毛泽东。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先富起来”们永远不承认也不敢承认的。他们对年轻一代信仰毛泽东的不遗余力被“一枝清荷”们打了个粉碎――“满塘（堂）污烂封不住，一枝清荷出水来”。一枝清荷，一阵清风，一片清新，一股清香，一派沁人心脾，一缕心旷神怡：有今天的“一枝清荷”，就有明天的“亿枝清荷”。
写到这里，想起两首诗词，拈来结束本文。
第一首只摘一句：“寒凝大地发春华”。
第二首摘自《革命烈士诗词》
观涛
大江东去
浩荡谁能拒
吾道终当行九域
慷慨以身相许
大孤山下停桡
小孤山上观涛
热血也如潮涌
时时滚滚滔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