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黎阳
2009．12．21．
一．前言
二．“六条是非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
三．为权力而“真理”
四．为真理而权力
五．从文革看“为真理而权力”
六．从改革看“为权力而‘真理’”
七．年轻一代与毛泽东
一．前言
2009年3月，网友“秦川牛”点名给我出了个题目：“写一篇‘持权抢劫’与毛泽东权力观的对比文章”，“让大家明析这二者的根本差别”。
说实话，这个题目大起来可以大得没边，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处处皆文章。但对我而言要写通写透写明析却着实不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或者在文字表达上都极具挑战性。我硬着头皮绞尽脑汁了几个月，悟出的体会是：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一个是“为真理而权力”，一个是“为权力而‘真理’”。
二．“六条是非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分辨是非的六条标准：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泽东总结说：“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总结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毛泽东的“六条是非标准”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有什么不同？
1．形式上的不同：
⑴．一个是“六条”，一个是“四项”。
除了文字表达的不同，“四项基本原则”把毛泽东的六条在形式上保留了两条，去掉了三条，更改了一条，增加了一条。
在形式上保留的两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
去掉的三条是：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简言之就是“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
更改的一条是：把“人民民主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
增加的一条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⑵．一个“最重要的”是两条，一个“最核心的”是一条
毛泽东：“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⑶．一个“争论”，一个“不争论”
毛泽东允许争论，提倡争论：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
――“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邓小平不允许争论――“不争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发展才是硬道理”……
2．内涵的不同
一个是“两点论”：“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一个是“一点论”：“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
“两点论”虚实结合，体现了真理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党的领导”即权力。“社会主义道路”即原则真理。为了社会主义，所以需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领导，是为了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靠“党的领导”保证。不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就是多余。没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是空谈。“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是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为真理服务，真理靠权力实施。真理是目标，权力是手段。“社会主义”是目标，“党的领导”是手段。目标指导手段，手段为目标服务――为了实现真理，所以需要权力。获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真理。为真理掌握权力，用权力捍卫真理。真理制约权力。真理指导权力。权力服从真理。权力服务于真理――“真理高于权力”。
“两点论”体现的真理与权力的关系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揭示的“软件”与“硬件”的辩证关系――软件指导硬件，硬件服务软件。没有硬件，再好的软件也是空中楼阁；没有软件，再好的硬件也无用武之地。没有乐器，再好的乐曲也等于没有；没有乐曲，再好的乐器也等同废物。软件与硬件缺一不可。真理与权力缺一不可――不要真理的权力是流氓匪盗。不要权力的真理是迷信空谈。软件与硬件、真理与权力就这样虚实结合、浑然一体、相辅相成、对立统一。
“两点论”是“六条标准”的集中。有这两条，就必然导出其他四条（国内外人民的团结、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实现这点就必须把绝大多数人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共同奋斗，这就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就需要团结，就需要民主集中制，就需要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社会主义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相同，人与人的关系相互平等。根本利益相同，所以才能够组织起来。相互关系平等，所以才得以团结，才能够而且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让人民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
毛泽东的“六条是非标准”非常科学严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两条中决定问题性质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而这“社会主义”是真是假何以验证？用“人民的团结”和“民主集中制”来验证――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或搞假社会主义，那当权者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就不相同，就必然靠强迫使绝大多数人服从统治，就不存在把人民组织起来的问题。既然是强迫，还需要什么民主集中制？（所以“一把手”会变成“一霸手”。）团结的基础是平等。平等的基础是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搞社会主义就没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一切关系就只能是各谋其私的交易，就只有勾结，没有团结。没有团结、没有民主集中制的专政当然谈不上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肯定不要民主集中制，肯定不要人民的团结，而要千方百计使人民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互相猜疑、彼此堤防，这才能驾驭控制，维持统治。反之，如果不要人民的团结、不要民主集中制，那肯定没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就是这样用“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这三条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的标准来校验、判断是否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由此可见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是非标准”是有虚有实、虚实结合、既有理论性又有可行性的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
“一点论”只认实，不认虚，用实的取代虚的，用一项架空三项――说是“四项基本原则”，其实有三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虚的，只有一项（“党的领导”即权力）是实的。名为“四个坚持”，实际只有“一个坚持”――坚持权力，其他三项都是徒具其名，有等于无。
“一点论”把毛泽东的六条里“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变成了一条：只有“党的领导”即权力是核心，社会主义则不是核心。既然社会主义不是核心，自然就不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四项基本原则”中，真理不是最重要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党为理想存在，而是理想为党存在；不是权力为真理服务，而是真理为权力让路。只要权力，不要真理。真理屈从权力，权力高于真理。
“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权力这一项是实实在在的，其他三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都是空空洞洞的，因为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约束，可以任意解释。只要掌握权力这个“核心”，一个“不争论”就可以轻而易举把“四项基本原则”中那三项全部推翻架空，翻来覆去肆意玩弄――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争论。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争论。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要有权力，一切不争论，谁有权谁说了算，谁有权谁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爱怎么编排怎么编排。只要脸皮厚，不怕多荒谬――所以从《共产党宣言》起就以公有制共产为独门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会变成追求“私有化私产”、“与时俱进”的特色“马克思主义”；闹共产的共产党会变成不共产、闹私产、假公济私的“共产党”；甘愿当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参加的共产党会变成资本家争先恐后参加的“不共产的共产党”、私有化的“私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会变成富豪当家的“有产阶级专政”；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会变成“国际接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特色社会主义”……黑会变成白，白会变成黑，一切全部颠倒，一切归功于“权力”+“不争论”。
用“四个坚持”砍掉毛泽东的“两个团结、一个民主集中制”这三条是很厉害的一着――这三条是实实在在的能说明问题性质的标准。去掉了这三条，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没有客观检验标准了，就可以任凭自己解释了。这就如同数字通信去掉了校验码，让你无法弄清信号是真是假――虽然表面上增加一条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那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只要“不争论”，什么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任凭自己随便解释忽悠。
“不争论”是权力到手之后才需要的玩艺。权力没到手时决不搞“不争论”――1978年大闹“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何曾有半点“不争论”？因为当时大权还没到手，需要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拨乱反正”、“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思想解放运动”等诡辩制造舆论蛊惑人心，用精心歪曲的“实践”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借以篡夺大权。一旦大权到手，调子就变了，就要用“四个坚持”以至枪炮坦克严厉镇压一切反对自己言行，从此有了“不争论”――没权时“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权便“不争论”。所谓“不争论”就是专横跋扈说一不二，不许任何人对自己说半个不字。看看“不争论”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就可以明白什么叫“为权力而‘真理’”。
鲁迅说：
――“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伪自由书．王化》
记得看见两个上海人吵架，吵来吵去都是同一句话：“侬哗啦哗啦！”“侬哗啦哗啦！！！”――不知这“侬哗啦哗啦”是从“红头阿三”的“勿要哗啦哗啦”那儿来的，还是“红头阿三”的“勿要哗啦哗啦”是从“侬哗啦哗啦”这儿去的？
不过这“不争论”倒真象是从“红头阿三”的“勿要哗啦哗啦！”那儿来的――当代的“红头阿三”挥舞大棒吹胡子瞪眼，冲着人群威风凛凛大吼一声当代的“勿要哗啦哗啦！”――“不争论！”顿时人人闭嘴，个个噤言，不管是指鹿为马还是颠倒黑白都无人再敢“哗啦哗啦”，从此可以不由分说，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比“圣上乾纲独断，尔等休得多言”还威风。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当年信誓旦旦的“四个坚持”翻成“一个坚持”――坚持权力：“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的确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当然没错。但如果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制造社会的不稳定呢？贪污腐化、强制拆迁、黑社会猖獗、欺压百姓、剥夺老百姓的生计、假冒伪劣、毒食品毒药品、环境污染、拖欠工资、工伤矿难……这些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制造不稳定？老百姓以和平方式上访诉求，谋求在体制内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获得生路，这是在寻求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剥夺老百姓生计不算，连老百姓和平上访企求怜悯的权利都要剥夺，用暴力对付和平上访，还声称“上访妨碍维稳”、“打黑妨碍维稳”、“反腐妨碍维稳”，甚至宣布上访有罪――这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用暴力对付老百姓非暴力的谋生诉求的“维稳”是用破坏社会的稳定来维护统治权力的稳定。用破坏社会稳定来维护统治权力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历朝历代哪个统治者没搞过？――当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是“稳定压倒一切”。日本人南京大屠杀、五一大扫荡、“三光”是“稳定压倒一切”。满清“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稳定压倒一切”。明、元、宋、唐……一直追溯到夏、商、周，哪个政权不是“稳定压倒一切”？到头来哪个政权实现了“稳定压倒一切”？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仅仅从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断是非，那从古到今所有政权都是破坏上一届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罪犯，都不合法，都该否定――“稳定压倒一切”，你的政权难道不是来自对上一届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的破坏？要镇压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破坏，包括不包括你自己？维护你的政权稳定，意味着你当年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破坏无罪。为什么你可以破坏“稳定压倒一切”，别人就不行？――这个问题离开维护老百姓的生存稳定就永远不可能回答。不回答这个问题，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维稳”的真正意义就是“权力压倒一切”，就是“四个坚持”=“一个坚持”，就是“一个坚持架空三个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权力这一项是真的，其他三项全是假的。名为四项，实仅一项。说是“四个坚持”，实际只有“一个坚持”――坚持权力，其他三项一项也不坚持。“稳定压倒一切”，那老百姓的生存呢？什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什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全是假的，在“坚持权力”的最高原则面前全得靠边站，全得象孙猴子的如意金箍棒那样“如意”，说变就变，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始终围着权力这个核心团团转；也全象如意金箍棒那样是专门用来打人、专门用来为权力这个真正的主人服务的得心应手的工具。
“六条是非标准”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区别，具体体现了“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的区别。
三．为权力而“真理”
“为权力而‘真理’”意味着权力是目标，“真理”（包括“真相”）是手段。目标指导手段。手段为目标服务。权力高于“真理”。“真理”为权力服务。权力支配“真理”。“真理”服从权力。是权力摆布“真理”而不是“真理”制约权力。为权力需要而制造“真理”。用制造的“真理”满足权力的需要。
“为权力而‘真理’”体现了四大根本原则：
1．个人利益高于一切。
“为权力而‘真理’”本质是“为个人利益而‘真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个人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一切，自然也包括“为个人利益而牺牲真理”。
2．权力高于一切。
个人利益，生存第一。权力意味着合法伤害别人生存的能力。谁有权力谁就能保护自己、威胁别人，并通过威胁别人获取暴利――持权抢劫。持权抢劫是无本生意，成果最高，成本最低，竞争力无与伦比。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了权力就没了一切。当什么都不如当官，有什么都不如有权。权力是第一生产力。权力是最大竞争力。高科技、高效率再高高不过权力，竞争力再强强不过权力。有权力撑腰，效率再低也赚钱；没权力保护，效率再高也赔本。没有权力就是屁，有了权力就是先进生产力。靠体力、靠脑力，不如靠权力。权力是利益的集中体现。没有权力就没有利益。要“利益高于一切”，就必须“权力高于一切”。既然“权力高于一切”，那为了权力就可以不惜一切，就可以把任何真理当破烂卖，就可以牺牲任何原则任何人，就可以无恶不做，即便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殃民祸国。
3．利益就是真理。需要就是真理。意识决定存在。屁股决定脑袋。权力决定一切。
要权力是为利益。权力的需要就是利益的需要。“为权力而‘真理’”的本质是真理为权力服务。权力需要的才是真理。权力需要的才是事实。权力不需要的道理一概是谬论。权力不需要的事实一概不存在，存在也必须说成不存在。权力需要的事实必须存在，不存在也必须说存在。权力需要无是有，就必须无中生有。权力需要鹿是马，就必须指鹿为马。权力需要黑是白，就必须颠倒黑白。
4．只有主观真理，没有客观真理；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
既然权力的需要就是真理，那真理不真理完全取决于权力需要不需要。也就是说，真理不真理完全取决于权力承认不承认。这背后的逻辑就是真理只有主观随意性，没有客观必然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既然权力的需要就是真理，那权力的需要一变，真理也必然跟着变。这背后的逻辑是真理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真理可以而且必须随着利益即权力的需要变来变去――“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四大根本原则决定“为权力而‘真理’”的一切特色规律：
规律一：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
“为权力而‘真理’”只认权力这个“硬件”，不认原则真理这个“软件”；只服权力的“硬制约”，不服原则真理的“软制约”；“欺软怕硬”――讲道理概不买帐，动权力立刻屈服；不怕道理怕权力，不讲道理讲权力――“吃硬不吃软”。
“为权力而‘真理’”的最高原则是谋私利。真理是空的，原则是空的，道德良心、法律规定等等都是空的，只有切切实实的眼前利益才是实的。讲理是“口惠而实不至”，一文不值。所以才会有“公仆”说：“没有利益触动，我为什么会帮你呢？”――不给实实在在的“好处费”，凭什么为你执行规定？“讲理不如送礼”――“认实不认虚”。
对个人利益而言，捞实惠只能排第二位，不受伤害才是第一位――保不住命，其它实惠再多又有何用？所以“认实不认虚”的这个“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是避实祸，第二才是捞实惠。二者不可兼得时避实祸优先，宁可没实惠也不能惹实祸。所以“为权力而‘真理’”的优先原则是：
实祸>实惠>实话，即“实话惹不起实惠，实惠惹不起实祸”――“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
避实祸第一，祸从何来？权力――权力既能让人受到合法伤害，也能通过“不作为”借黑社会之手让人受到非法伤害。避实祸头一条是不能得罪权力。“为权力而‘真理’”的基本规则是一事当前第一看有权无权，第二看有钱无钱，有理无理则是排在最后、最不压秤的东西――“真理大不过金钱，金钱大不过权力”。
《明朝的那些事儿》里有这么一段：“在镇压起义军的战斗中，如果吃了败仗，是要被上司处罚的，但镇压起义的任务又是必须要完成的，于是元朝的官吏们毅然决然的决定，拿老百姓开刀，既然无法打败起义军，那就把那些可以欺负的老百姓抓去交差，把他们当起义军杀掉。”――这“杀良冒功”正是“吃硬不吃软”的活学活用：真刀真枪的敌人是“硬”，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软”。与其跟真刀真枪的敌人硬碰硬，不如去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中国历史上出了个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有“为权力而‘真理’”的元朝官吏们“吃硬不吃软”的功劳。
如今的“倒钩钓鱼执法”跟历史上的“杀良冒功”本质一脉相承：抓真贼太费劲，不如用“钓鱼执法”欺负老百姓又轻松又安全又有油水。能今天“钓鱼执法”，明天就能“杀良冒功”；能今天“钓鱼”罚款，明天就能栽赃害命，把无辜老百姓当贼杀了请赏――“吃硬不吃软”。
官=硬，民=软，“吃硬不吃软”=怕官不怕民，认官不认民。
权力=硬，良心=软，“吃硬不吃软”=宁昧良心不惹权力。
个人利益=实，原则规定=虚。“认实不认虚”=徇私枉法卖原则。
眼前私利=实，长远公益=虚。“认实不认虚”=损公肥私。
个人利益=实，民族利益=虚。“认实不认虚”=卖国求荣
……
――明白这点就不难明白“官官相护”为什么会是官场千年不变的潜规则――“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整个社会一切围着权力转，以权划线自成一家。只有权力中人才是“自家人”。社会有权的第一等，有钱能买权的第二等，有钱买不到权的第三等，无钱无权的最末等……不管分几级几等，以权力为界的小圈子永远是第一等。权力中人才是圈中人。权力的小圈子不容打破。在“为权力而‘真理’”的环境下，小圈子中的官跟官斗是一回事，再你死我活也是官场内部“自家人”的争权夺利。挑战“官官相护”就完全不同了：官民冲突“胳膊肘朝外拐”，向着圈外的民而不向着圈内的官，破了“内外有别”的小圈子潜规则，“为真理而权力”，为坚持真理而得罪权力――这就是权力圈的叛徒，必然要招来圈中人同仇敌忾的群起而攻之，必然不得不用自己孤独有限的权力与各种明的暗的大的小的形形色色不计其数的权力没完没了地较量。这种较量即便有更强大更坚韧更可靠的权力为后盾，到头来也必定是挑战“官官相护”潜力规则的一方输，而且还会活得很累――例如海瑞。如果没有更强大更坚韧更可靠的权力为后盾，谁挑战“官官相护”谁会死得很难看――违反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得罪了比自己那点权力更强大更厉害的权力，结果必然是“务虚名而得实祸”。不怕不得民心，就怕不得官心。要确保个人利益，就决不能打破小圈子的潜规则，就必须在官与民之间选择官，就必须“官官相护”。
――明白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上访那么招权势者的厌恶――上访说到底就是想通过讲道理、讲规定、讲事实等等来实现“权力为真理服务”。换句话说让权势者为你的原则真理而违背“为权力而‘真理’”的根本，违背官场“官官相护”的金科玉律，违背“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大原则――简直岂有此理！我岂能为了你的真理去得罪各地的权力而招实祸上身？这轻重大小利弊得失一目了然，对策也可想而知。难怪深圳要立法把上访列为犯罪严厉打击。
――明白这点就可以明白权力场看人的第一原则是看是否有能力伤害自己。如果有，那就小心翼翼。如果没有，那就毫无顾忌。其次才是看是否有能力给自己带来实惠。由此可以理解如今人们为什么那么重视表面光的打扮、名牌之类：不完全为虚荣，而是一种自我保护：尽量让人弄不清自己的底细，从表面看以为自己有伤害别人的能力，从而不敢打自己的主意――如果一副穷酸相，让人一目了然明白自己没来头没势力，那不等于邀请别人欺负自己吗？那不等于惹祸上身吗？
――明白这点就可以明白权力场的最高原则是保护自己的权力免受伤害，最重视的不是直接得到多少好处，而是直接避免任何害处。这就决定权力场中人的本能是不负责任、推卸责任、逃避责任、转嫁责任、推搪扯皮，避免因权力责任伤害到自己。一旦出事，压倒一切的原则是把全部责任、全部后果转嫁给别人。谁权小谁有错。错就错在权力不够大。结果总是没有权力的人或者权力不够大的人倒霉。
――明白这点就可以明白权力场的权力与权力不等价，以伤害别人的能力大者为尊。谁伤害别人的能力大谁的权值钱――文强能敛得那么多，是因为他那个职位伤害别人的能力更大，谁都惹不起。毛泽东时代公务员并不是社会的时髦追求。“特别是”以来公务员却成了社会最火的行当，人保、公安、警察的身价行情更是直线上升――时髦的变迁反映了权力性质的变迁。
――明白这点就可以明白所谓“权力寻租”其实是挺胡扯蛋的事。“权力寻租”意思是权力与普通商品无异，可以自由买卖，只要你情我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立马成交，谁出得起高价谁胜出。这种说法胡扯就胡扯在权力不是普通商品，遵循的规律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伤害最大化（对别人），或者说伤害最小化（对自己）。权力只尊重权力，尊重伤害人的能力。权力决不怜悯没有权力即不具备伤害人能力的弱者。花钱买权用来对付没权的可以，用来对付有权的没门――权力场的铁规则是“吃硬不吃软”、“欺软怕硬”。不管花多少钱也休想把这规则变成“欺硬怕软”、“吃软不吃硬”。想在权力场混，先得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有没有威胁人伤害人的能力？没有，那就毫无保护。有能力伤害人，权力听你的，不花钱也听你的；没能力伤害人，你听权力的，花钱也是无底洞。毫无保护光有钱未必有好结果――这如同只有肥肉而无抵抗能力的鸡猪牛羊，即便为人类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也决得不到感谢，更不到尊重，反而变成理所当然的屠宰对象，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给一刀。难怪中国花钱送礼拉关系办事的价码一直如火箭般窜升：烟酒、稀罕物品、钞票、银行卡、出国考察、子女留学、家属移民、二奶、车子、房子……这还不算，还要“X等公民大盖帽，吃完被告吃原告”――你花钱让我去吃别人，我却不免反问自己：其它没有伤害能力的肥肉能吃，眼前这块花钱租我的权的同样没有伤害能力的肥肉为什么不能吃？仅仅因为花了钱与我合作这点虚交情就放过到嘴的实肥肉，那不违背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原则吗？有钱而无伤害能力是理想的屠宰对象。这肥肉不吃白不吃，不宰白不宰。如果要办的事没危险，比如对付无钱买权、孤立挣扎的弱势群体，那靠花钱送礼拉关系可以奏效。如果要办的事对权力构成威胁，比如碰上有权力背景的人，或者碰上的弱势群体不好惹、组织起把事情闹大了，威胁到出卖权力者的安全，那立刻就翻脸不认人，把全部伤害转嫁给花钱买权的“商人”――“实祸>实惠>实话”。
――明白这点就可以明白权力场中人的行为规律是“有权就不认错，认错就没有权”――“为权力而‘真理’”，只有真理为权力服务，哪有权力向真理低头？有权即有理，无理必无权。有权时什么屁都是理，无权时什么理都是屁。鲁迅说：“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注：布尔什维克）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有权时决不承认有错。一旦承认有错，一定是没了权――落魄时别说认错，当龟孙子都认了，又是拼命检讨又是“永不翻案”；大权在握立刻概不认帐，开口闭口“一百年不动摇”、“一个字都不能动”。这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活样板。所以别指望当官的做错了事会认错，除非不认错就丢官。
规律二：上层建筑流氓化
只有主观真理没有客观真理、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权力需要的才是真理、权力需要的才是事实、权力不需要的道理一概是谬论、权力不需要的事实一概不存在、存在也必须说成不存在、权力需要的事实必须存在、不存在也必须说存在、权力的需要一变真理也必须跟着变、真理可以而且必须随着利益即权力的需要变来变去……这一切决定“为权力而‘真理’”的“真理”必然是“按需制造”，必然顾头不顾腚，必然不可能顾及体系的完整和逻辑的严密，必然即便狗屁不通也要滥竽充数，必然充满牵强附会、信口开河、自相矛盾、似是而非、强词夺理、胡搅蛮缠，必然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特色理论”。所谓“特色”就是自己独有、别人皆无。由此看来，“特色”与“国粹”是一回事。鲁迅说：“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国粹”如此，“特色”也如此。特别未必定是好，特色也未必定出色。长了一脸别具一格的肿瘤，一头与众不同的癞疮，“特色”是“特色”了，值得夸耀吗？值得坚持吗？但一旦成了“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不管通不通都要霸王硬上弓，肿瘤癞疮式的特色也照样算“国色”，被捧上天供上桌。
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顽童皇帝跟大臣开玩笑，赏了大臣一泡屎。大臣照样恭恭敬敬把这泡屎捧回家供起来：君王所赐即天恩，不恭即不忠――只要“为权力而‘真理’”，臭大粪也能变成神圣的东西。
其实电影《英雄虎胆》里的土匪头子也是这逻辑：“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
只要“为权力而‘真理’”，屎不肮脏屁不臭，肿瘤癞疮皆国色。
明白了这点，就决不能把“为权力而‘真理’”的“真理”（包括“真相”）当真，因为那都是根据权力的需要制造的，仅仅是需要，并非当真有理、当真是事实――利益所至，真理必到；利益一去，真理全消。有权就是理，无权就是屁。“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是坑蒙拐骗还是卖人肉包子，能发财致富就是好路子。鲁迅说：“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
“为权力而‘真理’”说白了就是流氓之道――鲁迅说：“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鲁迅笔下的流氓不过是上海滩头小打小闹的小混混，跟如今得道成精、满载“精英”、“教授”、“专家”、“院士”、“学者型官员”、“总设计师”之类光环的“为权力而‘真理’”的出类拔萃之辈相比，连“未入流”的“弼马温”级别都够不着。然而二者尽管表面看上去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却没什么区别，行为特征都如出一辙，都是流氓本色，都是一会儿中国法、一会儿外国法地耍赖――需要涨价就“国际接轨”；需要压工资砍福利就“中国特色”；需要杀一儆百就“偷窥也是强奸”，需要为自己开脱就“临时性强奸”、“嫖宿幼娼”、“推坐” 、“俯握撑”、“躲猫猫”……
毛泽东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
“为权力而‘真理’”要的就是这种“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流氓逻辑。
希特勒说：“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
中国“为权力而‘真理’”的“精英”逻辑与希特勒如出一辙：“我提出改革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进行改革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成功。心要狠！手要辣！”（还有：“不争论”、“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
（“特别是”以来，还有谁说“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这样的话？）
“为权力而‘真理’”，认利不认理，什么伦理天理、道德良心、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条约协议、签字画押、允诺保证、信誓旦旦、赌咒发誓、舆论人心……一切的一切在权力（利益）的需要面前都一文不值，都毫无约束力――这说得客气点是流氓，说得透彻点是野兽――野兽才最彻底地“认利不认理”。伦理道德规章之类“软约束”只对人类有效。认利不认理，不承认“软约束”，那与野兽就没太大差别了。
“为权力而‘真理’”的结果就是整个上层建筑流氓化，社会文明野蛮化，整个社会兽性化。
规律三：权力结构癌症化
癌症意味着细胞不受任何规则制约，无限制自由疯长。
权力结构癌症化意味着权力不受任何规则制约，无限制自由疯长。
正常细胞的新陈代谢有规则有限制。“有规则、有限制”意味着每个细胞不自行其是，不是只管自己的需要而不受任何制约，不是“细胞私利高于一切”。也就是说，细胞这个“硬件”服从规则限制这个“软件”的指导。
“为权力而‘真理’”导致“上层建筑流氓化”，第一意味着所有“软件”――规则、限制全成了摆设，可以随时随地变来变去，不再具备限制、控制“权力细胞”循规蹈矩的内涵。第二意味着权力细胞这个“硬件”不受真理这个“软件”的约束。权力机构的“细胞”――每个权力单元都象癌细胞一样不理会任何“软规则”，只按自己的欲望本能疯狂扩张，就象癌细胞这个“硬件”不受生物规则这个“软件”的制约而疯狂增殖一样。结果就是整个权力结构“癌症化”――每个权力单元都象癌细胞一样以腐败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欲望本能不受任何约束无限制地疯狂地占有机体的养分，直至象癌症毁灭机体那样毁灭社会。
“为权力而‘真理’”意味着“吃硬不吃软”，“软规则”管不了“硬权力”。要对付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就只能“硬碰硬”――“用权力对付权力”，就象靠用手术对付癌细胞一样。
一旦癌细胞扩散，手术就无能为力。一旦“权力细胞”癌扩散，“用权力对付权力”就无能为力。
用权力对付权力只能以有限对有限，不能以有限对无穷；只能以明对明，不能以明对暗。“为权力而‘真理’”使整个权力结构，从最高到最低，每个权力单元每分每秒都在按照“权力不受真理限制”的原则遵循癌变规律发展。只要“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原则不变，每个权力单元的癌变趋向就不变。想靠“外科手术”式的办法扭转这种趋向无异于抽刀断水――朱元璋杀贪官不遗余力，“奈何朝杀而暮犯”。而三令五申严惩不怠之类官样文章就更不在话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瞒上不瞒下”、“政令不出中南海”……既然“为权力而‘真理’”，既然“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那又怎么可能指望靠一纸空文的规章制度和法制法规或有限的几把“手术刀”去约束权力的癌变进程？
“为权力而‘真理’”是“权力细胞”的癌变基因。中国社会从古到今历朝历代无不坚持“为权力而‘真理’”，最终也无不因“为权力而‘真理’”而染上“权力结构癌症化”走向崩溃。
规律四：社会黑社会化
上层建筑流氓化、权力结构癌症化意味着约束人们价值观的“软件”――社会道德体系、法律法规丧失功能，瓦解沦丧，分崩离析。“软件”如法律纪律道德规定之类对人行为的约束影响越来越小，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遵循“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潜规则。只认暴力，不认道理；不讲理，只讲利，只讲力。讲道理寸步难行，凭实力横行无忌――这正是匪盗世界黑社会的特色。这种潜规则变成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一部分，标志着整个社会的黑社会化。
当整个社会黑社会化时，黑道白道就合为一体了：白道是黑道的保护伞，黑道是白道的别动队。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白道不便出面干的由黑道出面，黑道闯出祸来由白道摆平。万一白道罩不住，就拿黑道当替罪羊――“钓鱼执法”、强制拆迁、“豆腐渣工程”一旦被追究责任，最后承担责任的往往是“包工头”、“协警”之类“临时性人员”。
规律五：人民大众牛马化
“为权力而‘真理’”既然“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那无权无势、无“硬”无“实”、只有劳动力可出卖的人民大众只能落入最软、最不被承认的一群，象牛马一样任人宰割，被肆意压榨――牛马化。
“牛马化”有两重含义：第一，象牛马那样劳作。第二，象牛马那样只听吆喝不思索。
“象牛马那样劳作”不需太多解释――如果处于“叫你干你就得干、叫你无偿加班你就得无偿加班、喂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敢不听话就是一顿鞭子”的状态，你说该算人还是该算牲口？
这令人想起鲁迅的“公民科歌”里的一句：“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可见人民大众牛马化并非今日之新生事物，而是一脉相承的老传统。
“象牛马那样只听吆喝不思索”是“象牛马那样劳作”的必要条件，也是“上层建筑流氓化”的必然结果。不当牛马而当人的最大危险在于人会思索：都是人，凭什么多数人当牛做马少数人不劳而获？“为权力而‘真理’”的“真理”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按需制造”的“真理”虽能哄人一时，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但这点小菜难不倒“精英”：不能自圆其说，那就干脆不说――“不争论”。人心不服怎么办？好办：对人民大众进行思维牛马化驯化，使之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丧失思维能力，最终除了听吆喝什么也不知道――“不争论”是因为争论不过。争论不过是因为无法自圆其说。如果剥夺了人民大众的思索能力，说都不用说了，还怕什么不能自圆其说？要使人民“大众象牛马那样劳作”，就必须使人民大众“象牛马那样只听吆喝不思索”，除了“得儿、驾、喔、吁”等几个指令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那就万无一失――叫干什么给个口令就行，根本用不着再费心思自圆其说：一声吆喝，鼓掌喝彩；一声吆喝，稳定压倒一切；一声吆喝，删敏感词；一声吆喝，钻大裤衩；一声吆喝，炒回锅肉；一声吆喝，喝三鹿奶；一声吆喝，吃八宝饭；一声吆喝，工资被增长；一声吆喝，感动中国……一声吆喝就万事大吉，彻底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天下岂有不和谐之理？
对人民大众进行思维牛马化驯化是“为权力而‘真理’”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一旦人民大众丧失思维能力，那就再也不能挑战“为权力而‘真理’”的“真理”，自然也就不能挑战“为权力而‘真理’”的权力。
规律六：经济体系殖民化
“为权力而‘真理’”，持权抢劫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头等大事就是确保赖以持权抢劫的权力。持权抢劫，抢劫的是中国老百姓。真正的敌人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威胁是中国老百姓。最需要防范镇压的是中国老百姓，最需要全力以赴的是巩固对中国老百姓的统治，是使中国老百姓处于一盘散沙、四分五裂、麻木不仁、任人宰割状态。最需要避免的是中国老百姓的觉醒。而中国老百姓最容易被民族危机唤醒。中国老百姓一旦被唤醒学会了抵抗外来侵略，那离学会抵抗内部压迫就不远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唤醒了中国老百姓，很快就有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唤醒了中国老百姓，很快就有了新中国。从“精英”角度总结历史教训，要避免重蹈满清和国民党的覆辙，就决不允许让中国老百姓感受到新的八国联军、新的九．一八、新的七．七事变。
但这也决不是说要学毛泽东抵御外国势力的侵略――要抵抗外国垄断资本的侵略就得动员人民同仇敌忾，那样还能持权抢劫老百姓吗？
怎么办呢？非常简单：对外国的侵略绝对不抵抗，但要装出一副抵抗的样子来――你侵略中国不就是要利益吗？我未打先降，要什么给什么，主动实现经济全面殖民化，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随你拿，你要多少给多少，而且足尺加二，让你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让你感到不打比打还合算，让你觉得让我在台上当你的奴隶总管比你自己亲自出马更有利可图――“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你不劳动手就得到了一切，那还打个什么劲？那不就维持住了我的“独立”和“和谐”？没有明火执仗的侵略，自然就在表面上避免了新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新二十一条”――“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只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那就能使中国老百姓感受不到民族危机，就不容易使中国老百姓因民族危机而被唤醒――谁说“精英”不懂历史教训？多么煞费苦心啊！
鲁迅当年说：“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今日“为权力而‘真理’”的“精英”不但是“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刁声浪气地诉苦哭火坑的老鸨婆，而且是对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极端地负责任”、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根本利益不负任何责任的“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垄断资本的走狗――过去是“自觉当党的驯服工具”，如今是自觉当国际垄断资本的驯服走狗：满脸道貌岸然、满嘴“道德的血液”、“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走狗；不遗余力把中国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现代化隐形奴隶社会”、自己心甘情愿充当外国垄断资本的奴隶总管的走狗。
四．为真理而权力
“为真理而权力”：真理是目标，权力是手段。目标指导手段，手段实现目标。为了实现真理，所以需要权力。获取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真理。为真理掌握权力，用权力捍卫真理。真理制约权力。真理指导权力――“真理高于权力”
“真理高于权力”并非中国特色――莎士比亚就说过：“慈悲的力量高出于权力之上。”（《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
当年纽伦堡审判贯彻的原则是“真理高于权力”――许多纳粹战犯，尤其是死亡集中营的看守都声称自己无罪，搞屠杀仅仅是在服从命令。如果死抠“程序正义”，这些人没法定罪：奉命屠杀，程序完备，无懈可击，不执行命令自己要送命。身为军人岂能不执行命令？执行“程序正义”的命令何罪之有？ 但这些辩护全部被驳回，逻辑就是“真理高于权力”――只认真理，不认权力，不认程序。你违背真理良知搞屠杀搞伤天害理，即便是执行“程序正义”的命令也照样有罪。
其实搞“为权力而‘真理’”的也离不开“为真理而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自己下的令自然要求别人服从。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的命令当真理而不当耳旁风。这不就意味着不允许别人用“为权力而‘真理’”的那一套对付自己吗？这不就是在要求别人对自己的“真理”实施“为真理而权力”的原则吗？其实一切命令、规定、法律、通告等等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为真理而权力”――虚的管实的，实的听虚的。没了这条，刀不架在脖子就不买帐，那就只能把人人都变成囚犯用枪逼着、把整个社会都变成监狱才能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为权力而‘真理’”的都是两面派：自己“为权力而‘真理’”不把真理当回事，却要求别人按照“为真理而权力”把自己的“真理”当回事。然而“上行下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你自己带头“为权力而‘真理’”，还有什么资格制止别人抛弃真理？你自己带头出卖原则，还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坚持原则？你自己带头损公肥私搞腐败引起“权力癌变”，又如何能迫使别人奉公守法不腐败停止“权力癌变”？你怎么用“为权力而‘真理’”对付别人，后来人照样怎么用“为权力而‘真理’”对付你，最终逃不脱“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垮台结局。靠“为权力而‘真理’”上台，因“为权力而‘真理’”垮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大面上看，除了赤裸裸的流氓匪盗黑社会、法西斯以及厚颜无耻得敢于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讲真理讲原则是‘极左’”的文匪“精英”外，没多少人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为真理而权力”。但表面上如何说是一回事，实际上如何做是另一回事。自古以来权力场的标准实践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嘴上都讲“为真理而权力”，实际个个“为权力而‘真理’”。
另外就是在真理的相对性上耍花样：我坚决“为真理而权力”――但什么是真理另说。
真要“为真理而权力”，一要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二要弄清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关系。
真理既有相对性又有绝对性，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相对中包含绝对，绝对性通过相对性体现。绝对真理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掌握客观真理却又离不开“认识”这个主观过程，所以为人所了解的真理总既包含客观必然性，却又难避免程度不同的主观随意性。
“权力是第一生产力”、“权力是最大竞争力”对于持权抢劫者来说是真理，对于被抢劫者来说是谬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卖人肉包子发财有理”对“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之类来说是真理，对被剁成包子馅的受害者来说是谬论。“为了GDP污染环境也值得”对靠污染环境发财的人来说是真理，对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的人来说是谬论。对“精英”和“民营企业家”来说，中国人的工资太高，物价太低；对老百姓来说，中国人的工资太低，物价太高……在阶级社会，真理的相对性体现为真理的阶级性。阶级利益不同，真理不同。对这个阶级是真理的，对那个阶级就是谬论，反之亦然。
在社会科学里可以说真理即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真理。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科学的真理似乎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但真理的相对性中包含绝对性――每个个体的私利是相对的，绝大多数人共同的长远利益则是绝对的：违反交通规则符合违章者眼前私利，但危害整个社会的公益。污染环境符合制造业污染的人的眼前私利，但危害绝大多数人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假冒伪劣符合造假者的眼前私利，但危害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卖国求荣符合卖国者的眼前私利，但危害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利益的一群人就有了这群人的共同真理。与共同利益的阶级就有了这个阶级的共同真理。绝大多数人的最根本利益一致。“一致”就意味着“不相对”。从这个角度说，符合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真理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是科学的客观规律。所以说符合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最大最根本最长远利益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的相对性与其所符合的利益的人数成反比：符合多数人利益的真理的相对性小，绝对性大；符合少数人利益的真理的相对性大，绝对性小。
追求符合绝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客观真理、绝对真理的“为真理而权力”，才是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五．从文革看“为真理而权力”
1．真实的文革
2．真正的民主
3．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4．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
1．真实的文革
网友“一枝清荷”写了《一位80初女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引来一堆质问。从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这样被灌输给如今的年轻人的：
――像章、毛选、红宝书语录、标语、大字报、讲用会、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这些是什莫？个人迷信、崇拜的结果是劳民伤财、民不聊生。
――如果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就如同文革时一样，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更好的社会？
――您是否同意，在毛泽东时代也有“惨绝人寰”之事？还是您认为，如果有那样的事，也都是“资改派”的恶意诬陷？难道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都是编出来的？
……
鲁迅说：“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
“翻着筋斗”写文革的不仅有“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大骗子。如今许多年轻人自以为知道的文革，其实是一个当年被蓄意歪写、如今被拼命写歪的神话“文革”、鬼话“文革”、谎话“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发难的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若干历史真相为例：
⑴．个人迷信、崇拜
毛泽东1970年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这样说――
毛泽东：那个时候（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泽东不赞成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
第二，当有人借口“反个人迷信”从毛泽东手中篡夺了党政宣传大权时，毛泽东也决不会被“反个人迷信”的“紧箍咒”捆住手脚不予反击。
第三，当毛泽东粉碎敌人的阴谋之后仍然坚持反对个人迷信的原则，所以说“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什么‘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毛泽东与斯诺的这个讲话当时传达到全国大陆基层所有单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态度，不可能不知道历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向今日的年轻人灌输毛泽东“个人迷信、崇拜”，正是“为权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编造。
⑵．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
毛泽东从来没搞过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这一套的是江青。确切地说，是1969年4月“九大”开幕之后江青有一个讲话，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不是宣传毛泽东，而是丑化毛泽东。当时康生还插话，说这是强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以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单位，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成为历史遗迹。
当时我朋友的单位先传达了。我听说后就跟自己的领导说既然有这么个文件，那咱们是不是就不“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了。领导说我也听说了，但文件还没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执行，咱们现在还是继续跳。于是我们又多跳了三天。这足以证明这个文件当时传达到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当时每一个大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回事――否则“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怎么会突然全部自动停止？没这个文件，说不定有人会一直“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轻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过来人，不可能没听过传达这个文件，不可能不知道当时只有制止这一套的文件、没有叫搞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套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明明知道这一历史真相却故意不说，只用这一套为例说明毛泽东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无疑是蓄意撒谎编造历史、用编造的历史丑化毛泽东――“为权力而‘真理’”。
⑶．毛泽东像章、塑像狂热
文革中反文革的惯用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文革的名义反文革”，对毛泽东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拥护毛主席”的名义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来越贵。谁反对，谁就是“反毛”；不反对，那正好利用像章热大量耗费国家资源，给经济建设制造难题，由此丑化毛泽东、丑化文革：看，把资源都用于造像章了，所以经济困难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这个歪风的是毛泽东――大约在1968年毛泽东有个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飞机（另一种说法是“还我飞机”）。像章热从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周总理巧妙处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周总理的人（与今天“学者的良心”吴敬琏当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团”是志同道合之辈）故意向周总理提出申请，要用某种极贵重的金属材料试制一座特大型毛泽东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给周总理安上个“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正好借此为指责周总理没把经济搞好提供炮弹。周总理当即问：需要多少钱？答曰多少多少。周总理说：可以，批准你们试制。如果失败了，你们要承担丑化毛主席形象之责。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归中央。这样贵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对方顿时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没份，不成功自己要担责，里外里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记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个通知，禁止在城市农村搞那种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语录画像的“红海洋运动”。
上述种种说明文革中劳民伤财的“个人崇拜”荒唐之举根本不是毛泽东搞的，而往往是反对毛泽东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义干坏事，一方面掩护自己，一方面丑化文革，丑化毛泽东。所有这些蓄意的荒谬事当年很快就被毛泽东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这些荒唐事证明文革荒唐的人从来不说明这些荒唐之举是谁搞起来的，又是谁制止的，完全是“为权力而‘真理’”。
⑷．“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枪毙坚持不同意见者”、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工厂停工闹武斗……
上述种种确有其事。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事是谁干的？怎么干的？什么情况下干的？迎合了谁的需要？
是毛泽东吗？毛泽东一直强调文革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1966年8月8日通过）――那些“黑五类”、那些挨斗挨打的老师、居民等等打砸抢受害者是“当权派”吗？
毛泽东是军事大师，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要目标”。既然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是当权派，那怎么可能放弃主要目标而对准党外、对准群众、对准整个社会胡来一气呢？别说毛泽东那样善于用兵的统帅，就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也能明白：放着大敌不管却到处乱打乱杀眉毛胡子一把抓给自己四面树敌是犯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逻辑上讲得通吗？
毛泽东一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十六条”特别强调“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讲话规定，哪一条赞同过打砸抢？毛泽东历来连俘虏都不准打骂侮辱，何况对人民群众？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恶”种种，没有一桩是毛泽东主张的，没有一件是毛泽东指使的。把不是毛泽东主张、不是毛泽东干的事硬安到毛泽东头上，这符合什么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简单：文革的关键和矛盾焦点其实就一条：“整党内走资派”与“不准整党内走资派”――“矛头指向党内”与“矛头指向党外”。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原来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泽东：“阶级敌人就在党内”。文革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指向党内。
刘邓：“阶级敌人不在党内”。“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矛头指向党外。
为了权力，就必须禁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就必须证明在党外、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阶级敌人”，就必须没有敌人也得造出敌人来。但在已经实现了公有制的中国社会无法根据人们的经济来源划分敌我。硬要从普通群众中抓出大批“阶级敌人”，就只能想方设法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找差别、挑岔子，结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后果就是“血统论”、“文字狱”、“生活问题”、“穿一样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泽东刚下令广播北大大字报搞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党内，刘邓马上派出工作组搞“二次反右”。工作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有人统计，工作组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把1万多个学生打成“右派”，把两千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1957年反右还是先让人说话，说完了再说这个话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1966年6月工作组往往不等人说话，而是先翻档案。谁的档案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结果是连说话机会都没有就被揪出来了。1966年6月9日，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刘少奇批过一个的报告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当时中国中学生好几千万，大学生150万。百分之一是几百万――超过“反右”的55万）。所有这些其实就为了证明一条：“阶级敌人在党外不在党内”，所以必须把文革变成又一次镇反、又一次反右――“为权力而‘真理’”
为了“矛头指向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就必须在党内当权派权力受威胁时出现社会动乱、出现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来：
――在群众中制造对立
因为“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个划分敌我的问题。当权派“以我划线”划分敌我――不听话、提意见的就是“敌人”，用听话的监控不听话的，用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用群众搞“二次反右”、“抓阶级敌人”。这就把本来并无利害冲突的群众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头，非把对方搞垮不可。群众的分裂对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分别宣布撤消刘邓派出的一切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在人大会堂接见首都中学生代表时宣布：“保护少数”包括保护主张“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以写信支持与工作组对立的“红卫兵”的方式公开表态支持成立群众组织与刘邓派出的工作组对抗。
各学校工作组依靠的学生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红卫兵”和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用“红卫兵”对付“红卫兵”，用群众组织对付群众组织――你不靠工作组靠群众组织，我给你来个“真假孙悟空”。
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依靠一部分群众整另一部分群众导致群众的严重对立。成立了群众组织后，群众由个人的对立变成有组织的对立对抗。双方都拼命证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证明对方“反革命”，都自觉不自觉地遵循“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的思路千方百计挑对方人员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问题……“血统论”、“文字狱”、“生活作风问题”等等从此变成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证明你“组织不纯”，就证明“阶级队伍不纯”，就是“招降纳叛”，就是“反动组织”；你文章演讲能“鸡蛋里挑出骨头”，就说明有“反动内容”，就证明是“反动组织”；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重，就证明是“阶级异己分子”，就推论出“反动组织”……所谓“文革‘极左’”浪潮就这样愈演愈烈。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荒谬：对立、谩骂、武斗、破坏……这反过来又成为“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证据――谁让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谁让你“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挑动群众打人。
1966年6月我亲耳听到工作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些单位出现群众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坏人，那么打了你活该；如果是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误会，不打不相识嘛。――据我所知，这次传达是全国统一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一传达，全国各学校顿时打人成风：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谁说“黑帮”打不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然而时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严厉批评了这个“传达”：为什么偏偏删掉了我最关键的最后一句话：“今后不准打人”？！
这正是“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这一理论的需要。
第一，各学校打人成风，岂不证明了“没有工作组就要大乱”、广播北大大字报就是“敢动党内‘当权派’，就必然天下大乱”？
第二，通过打人一事让群众产生错觉：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类可以不算数，只要“出于革命义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计较――从此对毛泽东的主张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属心里种下对文革、对毛泽东的仇恨种子。
第四，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关注“党内走资派”。
第五，在群众中丑化文革。
此例一开，尔后的暴力事件便层出不穷，如洪水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打人骂人到各种各样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现在人们所见所闻有关文革的种种劣迹，无不源于此次“传达”。
尽管之后公布的“十六条”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二次反右”已经造成了群众的严重对立，歪曲传达的“打人指示”已经先入为主，暴力之风已形成。“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在文革中几乎无人理睬，形成的怪逻辑是：不折不扣按毛泽东的主张办、讲政策、守规矩倒成了“保守”、“条条框框多”，无视毛泽东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体现“造反精神”――“造反”落实到对抗毛泽东的三令五申上，还说这叫“最忠”。
――煽动血统论狂热，开打砸抢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刚刚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8月20几日立刻开始闹起了打砸抢抄抓、毁坏文物、肆无忌惮把矛头指向社会群众的“破四旧”，同时“血统论”风靡一时――“血统论”以强调出身为名，把“红卫兵”解释成应该以干部子女为主的组织。而“干部子女”其实就是“党内当权派子女”。由“党内当权派子女”组成的“红卫兵”显然对到社会上“破四旧”、落实“阶级敌人在党外而不在党内”比认同“阶级敌人在党内不在党外”、“把矛头指向党内”积极得多。当时这些“红卫兵”都是年方十来岁的中学生。如果没有老谋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这些过去从未接触社会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里会想得到跑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大闹？那些“有人冲入您家，打砸抢烧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墙堆砖，而且毫无理由”、“打死老师、亲人告密、殴打被认定为‘黑五类’的人”、血统论、打砸抢烧、破四旧之类暴行全都是这个时候发生的，即最需要破坏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重点的关键时刻发生的――这其实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将”毛泽东的“军”的极巧妙的一记毒着：你毛泽东依靠“红卫兵”闹文革把矛头指向党内，我来个“四两拨千斤”，用“血统论”唆使“红卫兵”把矛头从党内引向社会。“红卫兵”到处乱砸乱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责我派工作组镇压学生不对――我派工作组不就是“管”吗？你不是刚刚宣布撤消工作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吗？你说我镇压学生，你不是也得镇压吗？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谓“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指责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驴，把这群“红卫兵”连同一切群众组织统统取缔镇压下去，看你文革还怎么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会老百姓对文革的反感，离间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煽动武斗，全面破坏捣乱
为了权力，所以必须“矛头指向党外”，所以必须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所以要唆使“红卫兵”闹“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以此证明只要“矛头指向党内”就要引起大乱。这一套没有动摇毛泽东“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方向，可见乱得还不够，还需要升级，于是一系列荒唐疯狂举动接踵而至：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坏文物、批斗著名学者专家、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
所有这些疯狂破坏表面上看杂乱无章，实际无不一是想方设法把“矛头指向党内”扭到“矛头指向党外”――千方百计证明一条：“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一切破坏、荒唐、苦难都是你搞文革“矛头指向党内”造成的。要制止这些就必须停止“矛头指向党内”，就必须“矛头指向党外”。坚持“矛头指向党内”就必然怨声载道，天下大乱――所以不能动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如果退缩就上了大当：只要被“社会动乱”吓住、不问青红皂白盲目“维稳”，那就必然放弃“矛头指向党内”，必然“矛头指向党外”，结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而在群众已经被分裂、情绪严重对立的、好人坏人混杂、没弄清谁是真正的坏人情况下盲目搞反右、搞镇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由当权派“以我划线”不分青红皂白大开杀戒，后果可想而知――大规模逮捕，大规模镇压，大规模冤假错案。
毛泽东洞若观火：群众斗群众、武斗、破坏之类都是党内走资派挑动的，普通群众上当受骗的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坏人混在一起，一时区分不出来。在群众对立情绪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乱子就盲目镇压，必定伤及无辜。毛泽东的做法是冷眼旁观一段时间，让好人自动退出，坏人充分暴露，那时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会冤枉无辜。
例如清华大学的武斗，打来打去最后参与的只剩下几百人，多数群众都厌恶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说，坏人孤立了，暴露了。这时毛泽东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队进驻制止武斗。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的这些话深得人心，全国武斗从此杜绝。
文革中大规模武斗发生在1967年中的几个月。零星武斗自1968年7．27之后全部制止。全国范围内的动乱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动乱说成“十年动乱”是胡说八道，“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泽东并不是为斗党内走资派而包庇放纵社会上的犯罪。混在群众中干坏事的人后来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时差不多都受到了惩处。（其实武斗盛行时许多人已经看透了形势：闹武斗破坏之类可是明明违背《十六条》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流传一句话：“别看今天跳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学生在外地参加过武斗开过枪，征兵时因此没通过政审――说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泽东只是在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分不清时冷静观察了几个月，等坏人充分暴露之后才下手，同时给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象闹“血统论”、“破四旧”的中学青少年，明摆着是受人唆使，所做所为要达到的效果就一条：“禁止把矛头指向党内”――“血统论”、“黑五类”、“破四旧”、抄家打砸抢等等哪一条属于“矛头指向党内”？其它群众受煽动闹武斗搞停工也为的达到同样效果。对受蒙蔽受挑拨受唆使上当受骗的群众，是按照刘邓“二次反右”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逮捕，还是等背后教唆的罪魁祸首暴露了再打击首恶、教育大多数？毛泽东选择了后者。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谁是真正的罪犯时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纵”，等犯罪分子从普通群众中区分出来、拿到确切证据时再逮捕。能因此说警察故意保护罪犯吗？同理，能因此说毛泽东故意纵容包庇那些所谓的“文革罪行”吗？又比如发现有人监守自盗要追查，罪犯见势不妙便放火烧仓库，能因此说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祸、所以根本就不该追查罪犯吗？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恶，如打砸抢抄抓、血统论、人身侮辱虐待、“破四旧”、破坏文物、批斗迫害杰出人才、武斗破坏、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等等全部发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间，发生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矛头指向党内、党内当权派的权力受到威胁、迫不及待需要变“矛头指向党内”为“矛头指向党外”、迫切需要“事实”证明“不准动党内当权派，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时候。等“全国一片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当当权派还有权、但这个权面临威胁时，就发生了上述种种暴行。当当权派不再有权、权力被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取代之后，上述一切暴行就销声匿迹。事实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很简单：有权而面临危机时便乱象丛生；等没了权了，什么乱子都没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开关一关，灯就灭了，不用说开关与灯是连在一起的。要打倒的当权派在要打倒还没打倒、手里还有权时就出现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等打倒了、没了权了，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说这些要打倒的当权派与武斗、破坏、打砸抢抄抓是连在一起的――只要不是“为权力而‘真理’”，只要脑子还会思维，根据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明白所谓“文革罪行”全是毛泽东的对手为保住自己的权力蓄意制造出来的――“权力高于一切，为了权力不惜一切”。制造一切“文革罪恶”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文革要打倒的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其实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权力场的铁规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或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为了权力，什么惨不忍睹血淋淋的残酷事件、什么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会发生――“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一切”。
――赵高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指鹿为马”。
――赵构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十二道金牌”、“风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没能力打胜仗、面临上级责罚、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就抓老百姓杀掉冒充战果――杀良冒功（不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国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钓鱼式执法”也是如此。）
――刚当上总书记，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按指标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从此“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再也没人敢对自己不敬。
――刚主持第一线，需要用政绩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穷过渡”、“一县一社”、“一平二调”、“亩产万斤粮”、粮食放卫星。
――大跃进“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威胁了自己的权力，为了不被当白旗拔掉，就虚报产量搞浮夸。
――为避免虚报粮食产量的谎言被揭穿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剥夺农民口粮，饿死人在所不惜。
――为了避免自己阳奉阴违头脑发热搞浮夸的真相被毛泽东发现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封锁毛泽东、架空毛泽东――“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为了逃避瞎指挥搞浮夸造成经济大挫折的责任、保护自己的权力，就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一切责任全往毛泽东身上推。
――为了用政绩巩固权力，就不顾老百姓负担，加码征粮“提前还债”。
――为了否定“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大搞“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
――为了扭转“矛头指向党内”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证明“阶级敌人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就必须证明“不准碰当内当权派，否则天下必乱”，社会就必须动乱，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统论、“破四旧”、打砸抢抄抓、破坏文物、打倒一切、武斗动乱、工厂停工、“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像章热……
把历史上所有那些坏事、怪事、荒唐事跟当时的权力需要联系到一起，规律性一目了然。
所谓“文革血腥恐怖”、“破坏文物”、“打砸抢”、“血统论”、武斗破坏之类全部都是为抵制破坏毛泽东文革而精心策划煽动出来的血腥政治阴谋。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对抗毛泽东、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权力的党内走资派――“为权力而‘真理’”，权力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为权力什么伤天害理惨绝人寰的事都干得出来。为权力什么离奇荒谬牵强附会的借口都编得出来。（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请看 “临时性强奸”、“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异性洗浴”、“躲猫猫”、“自行从高处坠下死亡”、“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上吊”、“俯卧撑”、“情绪稳定”、“访民都是精神病，必须强制监禁”之类“故事新编”。）
毛泽东在文革中顶住一切压力、坚决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规模的“按指标抓右派”、“按指标镇反”。不是毛泽东，许多人早变成了牺牲品，成为“为权力而‘真理’”的当权派为证明“阶级斗争不在党内”而制造的证据被干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连一把鼻涕一把泪控诉文革的机会都捞不着。这些人把一切罪恶赖到毛泽东头上实在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当年残暴整他们的人，正是毛泽东要整的人――“党内走资派”。这些人“权力高于一切”，为权力不惜牺牲一切，一见权力受到威胁便不惜一切嫁祸于人，所以制造动乱，所以宣传“血统论”，所以制造打砸抢抄抓“破四旧”，所以制造武斗……牺牲这些人、制造各种暴行都为一个目标：“矛头指向党外”。如果得逞了，让毛泽东屈服了，把文革变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镇反，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冤假错案受迫害问题，而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污蔑毛泽东残暴的人自己才真残暴――说文革抄家打砸抢，那如今的暴力拆迁呢？整个房子整个地区全都给你掀了夷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扫地出门，什么都不给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抗议自焚死了都不饶，都算有罪，连家属都抓起来。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抢抄抓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残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抢暴行都是反毛泽东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泽东让搞的，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见之于《十六条》。毛泽东不仅反对打砸抢，而且反对强制拆迁：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313--329页）
毛泽东反对打砸抢抄抓、反对强制拆迁都有明文证据。说毛泽东搞打砸抢，有何凭证？而如今的暴力拆迁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规定，是针对老百姓有目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两次生活待遇不变，没遭逮捕用刑，没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则一下子就被抓进监狱公审侮辱判了死刑死于非命――谁宽宏大量仁至义尽，谁心狠手辣野蛮残暴？
毛泽东的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整”，就是撤职罢官，不给权力，但给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变。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资，到后来也全部补发了。
“给生活出路”是毛泽东一贯的政策：“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对俘虏都优待，对敌人都宽大，而口口声声骂毛泽东残暴没人性的人大权在握后可曾给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岗、买断工龄、自谋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养不起老……死活没人管――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民不聊生”？谁残暴？
张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谁没人性？谁“惨绝人寰”？谁残暴？
――中国文物普查：近20多年2万余登记在册文物消失（北京晨报2009年11月29日）
――复旦大学的研究结果：中华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专家谢辰生：中国文物最悲惨时期是90年代
谁毁灭文物？
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以为文革中的一切恶行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呢？
一是“为权力而‘真理’”当权派的长期以来的大肆宣传，导致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二是毛泽东的党内对手对抗毛泽东的手段极其刁钻。以一言蔽之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的旗帜反毛泽东，用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整毛泽东。不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跃进时就已经如此。
例如，前副总理谷牧有如此回忆：
――“1959年7月21日上午，总理主持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话，使我们的心灵深为震撼。他说：‘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这样一来，以后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总理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情很严肃，也显得很激动。”
由此可见“打着毛泽东的旗反毛泽东”的手法有多刁：一是阳奉阴违，笑里藏刀――以“拥护毛泽东”的名义把毛泽东调查研究协商讨论的话歪曲成命令指示，从而剥夺了毛泽东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机会，达到实际封锁毛泽东的效果。二是极“左”极右来回跳。比如那个“学者的良心”吴敬琏，说左就“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连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都不行：“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一说右又右成了“吴市场”，口口声声“春运火车票不涨价违反市场规则”，还一边当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边当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总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说冷就扔进火炉，一说热就丢进冰窖；一说涝就弄成沙漠，一说旱就弄成泽国。拿破仑说过，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这些人就是用专门走极端的办法把真理落实成谬论，名正言顺地变着方地捣乱，就是不让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得到贯彻落实。把事情弄砸了，还让人们以为这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就是毛泽东的责任。这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归咎于毛泽东”的说法。
把文革说成“十年浩劫”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为了权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当年自己干的一切罪恶全推到文革头上。所以假话谎话不厌其烦，胡说八道不厌其多。根据虚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而对跟“为权力而‘真理’”无关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荒谬的结论毫无意义，历史的真相、真实的文革才有意义。
2．真正的民主
⑴．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⑵．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XX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⑶．克制“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途径
认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解决。
鲁迅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轮番争夺旧椅子的历史。从古到今虽然每个政权建立时都绞尽脑汁搞出一整套法律法规，希望权力单元象“生物细胞”一样循规蹈矩。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所有政权到头来都改变不了“权力细胞”按照“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行为规律发展，最后都因权力结构“癌症化”而灭亡。
不能说历朝历代没努力去制止权力机构的“癌症化”。但所有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以硬件制约硬件：以官制约官、以组织制约组织，以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以权力制约权力……
这种努力必然失败，因为有致命的缺陷：
①．治标不治本
“为权力而‘真理’”是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只要“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前提不变，以权谋私的根本内因就不会变，权力癌症化的自发趋向就不会变，一切企图通过外因制止权力单元癌变的努力只能是抽刀断水，缘木求鱼。
②．利益冲突
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江山是自己的。官逼民反危及江山，损失是自己的，所以不能不制约权力反腐败。对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说，江山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如果反腐败危及自己的利益，那就不合算。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对腐败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能对立，也可能勾结。制约腐败者自己随时可以变成腐败者。靠权力制约权力改变不了权力“吃软不吃硬、认实不认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使试图制约以权谋私的一切规定命令必定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比如《明史》卷九有这样一段记载：明宣德七年，明宣宗对礼部说，他认为农民赋税太重，所以下令减去三成。但是后来却发现户部并不执行诏令，往下一级更不听从，以致百姓不能得到实惠。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浓重的笔墨写下了“今犹存此弊”几个字。
③．监督不过来
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少数对多数，有限对无限，明的对暗的，实际根本顾不过来――即便极端认真，一个人看几个几十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能看得过来吗？能个个都到处跟着吗？别的不说，就连自家孩子都别想这样看住――想想如果孩子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或者想想自己小时候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
难怪朱元璋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既然监督不过来，那就没办法消灭漏洞，就免不了“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吃硬不吃软”，没看住的地方就没办法用“硬”来制约，就可以做手脚。这如同癌细胞，手术刀割不到的地方它就疯长。
④．无人可信
用权力制约权力，就必须赋予某人制约其他权力的权力，又必须对这“赋予了制约其他权力的人的权力”保留制约。而拥有“其他权力”的人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保留的制约反制，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水搅混：你说他贪，他说你才贪，说你制造冤案，说你贼喊捉贼，说有人在用反间计……都有权力，都可能“以权谋私”，都可能说假话，信谁的？
权力“吃硬不吃软”，没有权力就制约不了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有更大的权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发现某个官有问题，只能用权力更大的官去收拾。但用权力制约权力立刻就有了一个谁来制约这个“制约权力的权力”问题。这就如同碰上一个打不死的魔鬼：没有力量，你对付不了它。有了力量，你就变成了它。
这就决定有权力的人都不可信：不管是制约者还是被制约者，都有可能以权谋私，都有可能因私利说假话，都有可能别有用心，都不能绝对相信。依靠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如果多数人串通起来众口一词指责监督者不公就难辩是非。依靠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如果两个机构互相指责打成一团也能把水搅浑。
这种体系不可能当真反腐败――谁反腐败太认真谁就要在体制内犯众怒，大家齐心协力与之作对孤立之，使之处处碰壁。更有甚者官员们群起而攻之，甚至栽赃陷害。既然官场谁都不可绝对相信，受到官场一直抵制被孤立的人也不例外，迟早站不住脚。所以古往今来官场的潜规则是“难得糊涂”。坚持原则“为真理而权力”的往往没好下场。
⑤．力不从心
“为权力而‘真理’”来当官的根本目标是谋私。逼着“为权力而‘真理’”的去“为真理而权力”比逼着老母猪奔月还难。逼大大小小的官员放弃以权谋私的措施必然遭到官场上的一致抵制。比如消极怠工不给你好好干，看你的笑话。如警察看见作案故意装看不见，能一天办的事拖上几年。又比如故意刁难，如文革中制造武斗、抄家；办手续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更厉害的是勾结起来换老板――政变。
私有制体系下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离不开各级官员的拥护。理论上皇帝可以杀掉撤换任何一个官员，但不能杀掉撤换所有的官员。如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反对皇帝，那皇帝就算当到头了。所以即便贵为至高无上皇帝也不能违反“众怒难犯”。这就决定皇帝反贪程度有限，彻底不了。
这一切决定靠自上而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硬碰硬”对付“权力结构癌症化”必败无疑，就象用手术对付扩散的癌症必败无疑一样。
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出路。
①．抓住了根本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本质是要破“为权力而‘真理’”，立“为真理而权力”。“为真理而权力”意味着真理指导权力，与权力的“吃硬不吃软”针锋相对。这就等于去除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代之以抗癌基因。这就抓住了最跟本的东西。
②．势不两立――监督者必须与权力的腐败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从腐败中得到好处，无法被收买。能做到这条的只有广大老百姓――老百姓与腐败只有势不两立，没有共同利益。你能收买一个两个监督者，能永远收买所有老百姓吗？
③．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各级官员，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一个人，别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就是有四十八小时也照样能看住，想瞒天过海没门。
群众监督简便易行，人人都能参与，没有门槛，没有先决条件，休想用学历、资历、金钱设置障碍。
④．绝对可信――人民群众最可靠。人民群众能够做到“既制约权力、自己又不会变成权力”，不需要另外的权力来制约。这就彻底解决了权力这个“打不死的魔鬼”造成的最大难题。
权力“吃硬不吃软”，只要有空子就“癌变”。要想权力不“癌变”，就得用刀架着，随发现随割除，这就必须有“一发生立即发现”的能力。这只有发动群众监督才能做到。做到了，就产生了威慑，使“权力细胞”知道“言出法随”、“癌出刀随”，即便刀不架着也不敢癌变，这相当于改变了“吃硬不吃软”的规律。换句话说相当于肌体细胞具备了癌变识别能力，一旦出现癌变能及时发现，及时革除。
⑤．力量无穷――人民群众力量无穷。坚持“为真理而权力”彻底反腐在官场的孤立、众怒难犯，发动了群众就不孤立，众怒难犯的形式立刻彻底颠倒，难犯的是老百姓。发动群众反腐就没有力不从心的问题。
“民主精英”鼓吹民主，却绝不容忍毛泽东的大民主。他们的民主是“精英民主”（“精英人主”）――必须通过“精英”“自由组党”、“多党制”、“自由竞争”、“自由选举”来实现的“精英”垄断、“精英”操纵的独裁寡头民主。这种“民主制约权力”跟封建王朝集权制的权力制约没什么本质区别：
――都是“为权力而‘真理’”、“为利益而‘真理’”
――都是以硬件制约硬件、以权力制约权力
――都是一种私心制约另一种私心，用一种贪婪制约另一种贪婪
――都是少数人监督权力
――都高居于群众之上
――都不允许绝大多数老百姓直接参与
――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最高利益
――都要维持少数人的特权――“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准老百姓怀疑权力，依靠奴隶主义统治。
所不同的一个是以官制约官，一个是以“精英”制约官――以“储备官”制约“现役官”；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个是彼此平起平坐的监督，对老百姓来说没什么本质区别。
“精英民主”的“民主”是夺权的工具。没权时才喊“民主”。有权时必定不要“民主”要“稳定”。
“精英民主”试图用分庭抗礼、牺牲集中、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办法监督权力。当面临强大的外来干涉时，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时，“精英民主”与分裂国家是一回事。
“精英民主”的权力制衡是靠腐败实现廉洁，靠自私实现公正、靠贪婪制约贪婪，等于靠贼管贼，根本不切实际――贼可以管贼，但更可以狼狈为奸――只要更合算。“精英民主”的一切都是利益买卖，一切都从“精英”的私利出发而不是从绝大多数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一切取决于对自己有利无利、利大利小。对“精英”有利、对广大老百姓不利的事决不制衡，而是勾结――“精英”对反右哭哭啼啼了几十年不带歇气的，而对“清算三种人”、“不搞运动的运动的严打”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从来不吭气。对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搞下岗、买断工龄、强迫拆迁、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时，“精英”们只见拍手叫好，不见挺身而出。而一旦要对“精英”实行“绩效工资”，立刻鬼哭狼嚎吵翻天――如此自顾自，岂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肯为老百姓的利益搞权力制衡？
实践早已证明“精英民主”扭转不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为权力而‘真理’”的“道德的血液”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靠“精英民主”制约权力制止不了腐败――“唯贪官与文人为难养者也。纵之则猖獗，束之则怨。”
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运跟普通老百姓联系在一起才可能为老百姓监督权力。以“精英”自居不代表老百姓利益，当然不会为老百姓的利益监督权力，所谓“精英民主”只为自己利益监督权力，总是变成内幕交易。没上台都对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有了权更不在话下。市井无赖的打瞎子、骂聋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与“精英”的以文欺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欺负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毛泽东的大民主是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人民民主，“以民制官”，绕过一切官僚体制，不经过任何“民运精英”的垄断，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国计民生的一切问题直接发表意见，直接反映问题，让一切“政治二传手”、“政治掮客”统统下课。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四大，就堵死了民制官之路，堵死了民主之路。
3．真正的“为真理而权力”
文革是毛泽东“为真理而权力”合乎逻辑的结果。
毛泽东毕生坚持“为人民服务”。对毛泽东来说，人民的利益就是真理。为了实现真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所以要权力――用权力扫除实现真理的障碍，包括权力本身――所以要推翻妨碍真理的旧政权，所以要闹共产党，所以要夺政权。争权力是为了用权力捍卫真理，用权力实现真理，“为真理而权力”。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一生有的是机会到旧政权混个一官半职，根本用不着流血拼命提着脑袋在刀缝里过日子。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就决不会声望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自愿退居二线――独裁者只有集权集权再集权，“卧塌之侧，岂容它人酣睡”，惟恐大权旁落，惟恐属下尾大不掉，决不允许别人有机可乘。世界上哪个独裁者会日子过得好好的却无缘无故忽然把实权拱手让人？
如果是“为权力而‘真理’”，那毛泽东没必要发动文革――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争权力当皇帝”逻辑不通：毛泽东既然有力量发动文革，那就有力量不发动文革便罢免任何政治对手――我连房子都能掀翻，何况房子里的桌子？既然掀翻桌子就能解决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掀翻房子？这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掀翻房子比掀翻桌子的难得多，风险大得多；发动文革搞全国造反除掉政治对手比运用手中的权力直接除掉政治对手难得多，风险大得多。如果真是为自己的权力地位着想，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是越难越好还是越容易越好？是风险越大越好还是风险越小越好？一声令下就能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冒得罪整个官场、惹得大小官员对自己离心离德的风险大动干戈？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用为个人谋私利来解释文革根本说不通。而编造这种谎言的人也根本不在乎通不通――“为权力而‘真理’”，为了否定文革，需要丑化毛泽东，需要编造谎言，包括任何逻辑不通、低级拙劣的谎言。
有真理才有原则。坚持真理才坚持原则。毛泽东坚持为真理，所以原则如天，执法如山，决不用原则做交易，决不徇私姑息。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爱将黄克功逼婚杀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坚决依法判决黄克功死刑，并特别指出：“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建国初期，功劳卓著的老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堕落成贪污腐化的罪犯，毛泽东亲自决定判死刑。老百姓迄今都说刘青山、张子善的两个人头换来了共产党二十多年的清廉，挽救了一大批功臣。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为真理而权力”是大势所趋，即便有人心里“为权力而‘真理’”也没多少机会表现，只能“跟道走”――“为权力而‘真理’”=损害群众。损害群众=脱离群众。有敌人这个反面教员把关，谁脱离群众谁站不住脚。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情况立刻变化：公开的敌人没了，反面教员没了，“为权力而‘真理’”的表现条件成熟了。
夺得最高政权的毛泽东仍然继续坚持“为真理而权力”、坚决禁止任何人用权力欺负老百姓，这就必然与这些要“为权力而‘真理’”、以权谋私的共产党同路人发生尖锐矛盾。毛泽东说：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毛泽东的这些话对这些遵循“为权力而‘真理’”、“吃硬不吃软”的规律的人只能是耳旁风。他们坚持要当李自成，总以为毛泽东说“不当李自成”是刚进城时的权宜之计。而毛泽东坚持的是不仅是刚进城不当李自成，而且永远不当李自成，永远不许官员持权抢劫。这就使毛泽东对当代李自成们建立的官僚机器体系造成的脱离群众、无视群众利益的必然后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毛泽东一开始只把官僚主义当成一种毛病来批评教育，但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毛泽东认识到官僚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小问题，不是个别人的缺陷问题，而是一个体制性问题，越来越从根本的体制上认识问题。终于与坚持“为权力而‘真理’”的当代李自成们公开分道扬镳，彻底决裂。
这种决裂的结果就是“两个司令部”――毛泽东说：“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第二司令部”使毛泽东捍卫老百姓利益的每一个措施都会遇到一个针锋相对的反措施，力图把毛泽东的本意架空或扭曲。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