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同图1.
图3中国和所选欧洲国家男性按龄未婚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辽宁)：Lee 和Campbell(1977)；丹麦：Statens Statistiske Bureau(1905)；英国：Hinde (1985)；挪威：Statistisk Sentralbyra(1980)；瑞典：Hofsten和Lundstrom (1976)。
确实，无论何时何地，在中国单身似乎是较普遍的现象。表2在选定的历史与当代中国人口中对30岁和40岁未婚男性比例的统计数据作了比较。从16世纪到19世纪晚期，一个相当大比例——所有30岁的男性中，有20％以上还未结婚。清代的皇族是一个例外，即使如此，他们中40岁时的单身率高达7％。这种晚婚和常见的独身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根据调查，到40岁时，大约5％的中国男人从未结过婚(国家统计局，1997)。
资料来源：安徽1700～1724年、1750～1774、1800～1819年和1820～1839年数据选自Telford(1994)；北京数据选自Lee 、Wang Fengand Ruan (1999)；1774～1873年辽宁数据选自Lee and Campbell(1997)；1929～1931年中国北方和南方数据选自Notestein 和Chiao(1937)；1900～1959年中国数据选自Wang and Tuma (1993)；1982、1990和1995年中国数据选自国家统计局(1987、1993和1997)。
与中国男性婚姻受到制约相反，女性总是普遍结婚。这表现得与西欧完全相反。在那里，女性象男性一样，只要结婚就是晚婚。图4将1800年前后分年龄组女性未婚的比例与图3的同一人口群体做了对照。到20～24岁，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已经结婚，与此同时，绝大多数欧洲妇女仍为独身。到30～34岁，实际上，中国妇女中几乎没有独身者。相反，大约30％的西方妇女在这一年龄还是未婚者。总体上，在19世纪晚期，欧洲15～50岁年龄段的妇女已婚比例通常低于60％(Coale 和Treadway，1986)，而在相应年龄段的中国妇女通常90％已婚。
甚至在20世纪，婚姻的普遍程度在欧洲提高之际，到45岁时所有妇女中至少仍有5％～10％还未婚配。而中国未婚者的相应比例实际为0.
生育。然而，由于婚内生育率的低水平，如此持续的高结婚率并未使中国的生育率提高。
西方已婚妇女在未采取避孕措施情况下的总和生育率——已婚妇女如果按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一生的话，所生育的孩子数平均为7.5～9个，而中国已婚妇女则为6个或更少。
欧洲婚内生育率比亚洲更高，特别是在较年轻年龄组，并且它下降得更慢。结果，不仅东亚婚内生育率低于欧洲，而且曲线的形状也不相同，前者倾斜更缓和更少弯曲。低婚内生育率是中国人口系统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与马尔萨斯及其同时代的人认为中国生育率是比较高的观念相反，中国总的生育率大概并不如欧洲高。中国明显的低婚内生育率几乎抵消了中国妇女的早婚和普遍结婚的影响力。
最近中国历史人口研究的进展发现，这种相对较低的婚内生育率模式可以追溯到过去7个世纪。在复原中国家谱的基础上，可将总和生育率推算至13世纪。17世纪初的清皇族档案，18世纪初建立在户基础上的人口登记，使统计结果更为可靠。表3总结了从生育率能被相对可靠统计的最早期的所有可获取的相关研究。平均来看，一个20岁结婚的男性如果在50岁仍保持着婚姻状态，很少能拥有6个以上的孩子。这个生育数低于历史上欧洲人口的生育数，在那里对一夫一妻制下的男性相应统计为有7.5～9个孩子。
图41800年前后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按年龄划分的妇女未婚百分比
资料来源：同图3.
资料来源：湖南、安徽1296～1877年数据来自Liu (1995b )；安徽1520～1661年数据来自Telford (1992b )；北京1700～1890年数据根据Wang Feng 、Lee and Campbell(1995)计算；辽宁1774～1873年数据来自Lee and Campbell(1997)；22个省的数据来自Barclay(1976)；中国1950～1980年总和生育率来自Coale and Chen Shengli(1987)；1950～1980年已婚妇女总和生育率计算来自Lavely(1986)；1985～1992年总和生育率来自Yao 和Yin(1994)；1990～1995年统计来自联合国(1998)。并且，当现代生育转变发生之时，中国生育的下降速度远快于西方。虽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生育率已经接近或降至每个妇女有2.1个孩子的更替水平之下；而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所花时间不足25年，欧洲则用了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换句话说，中国的婚内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西方，而且还下降得更快。
虚拟的亲属关系和收养。尽管中国人有强烈的永久血缘偏好和对家庭及血缘基础上的福利系统的坚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低生育率和低存活率的一个副产品，中国的父母不得不经常借助虚拟的亲属关系和收养子女来代替生物意义上的后代。结果，中国人为了克服生物繁殖的局限和决策的失算发展了各种婚姻方式和收养安排。另外，10％或更多的人的亲属关系是以非规范的婚姻形式来维系，中国的家庭收养了出生孩子的1％～5％(见表4)。
虽然其比例依地区、时间和人口有所不同，但表明在过去至少有1％的儿童被他人收养。对任何早期现代西方人口来说，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资料来源：北京数据来自Wang Feng and Lee(1998)；台湾地区数据来自Wolf和Huang(1980)；1923～1933年数据来自Wolf和Huang (1980)。根据John Lossing Buck 对中国101个地区对35976个家庭所作的调查。1970、1980和1986年数据由1988年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所进行的2‰生育调查计算得来。
这样的收养服务于多种目的。收养并不仅是出于慈爱或为了得到父母的身份。中国父母收养孩子还出于为家庭提供劳动力和赡养老年人，为了让被收养者作童养媳，为了扩大家庭规模，以及为了使祭祀和宗教性活动得以持续。结果他们收养各个年龄的孩子，从婴儿直到成年人，甚至年老者也会被收养。按照婚姻方式，我们可以区分许多收养形式。父母可以收养女儿、儿媳以及儿子和女婿。这样，寡妇、鳏夫、终身不婚的男人、太监，甚至死者在名义上都可能收养。拥有孩子，更为重要的是拥有父系男性后代，其重要程度甚至超出了人的生物性限制。
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体系以多种选择为特征。由此平衡了婚姻激情和由父母所热衷的包办婚姻、平衡了溺弃子女和收养他人的孩子。与马尔萨斯的范式相反，在中国，人的能动作用并不被限制在婚姻之内。并且，这种能动性主要在集体的而非个体的水平上发挥。为了使集体这个整体效用最大化，中国人不断按集体情况的要求调整人口行为。这样他们尽管处在人口规模和人口自身增长的情况下，却能获得成功。在我们的书中(李中清和王丰，1999)，对中国我们区分了处于两端而大概最有意义的层次：家庭处在社会的底部，国家位于顶部。
3.中国的人口转变
中国人口体系的这些特征和中国人口过程的集体性质也表现在中国人口的转变上。由此我们不仅能弄清过去中国特有的人口体系，而且还能找出其显著遗产的现代表现。
历史上，一套人口机制，主要是女性低生存率，低婚内生育率，使中国直到近代在总体上保持人口的低增长：长期的年均增长率低于万分之五。在中国，这些调整使中国人口的自平衡机制维系了几乎两千年。在1世纪，中国人口为7500万。到1750年，中国的人口也只增加了两倍。
在18世纪初，这种状态改变了。一般来讲，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可以将人口增长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750～1950年中国人口增长150％，即从2.25亿增为5.55亿，年均增长率不足5‰。第二个时期，1950～1999年，人口增加了1倍，从5.55亿到12.7亿，年均增长几乎达1.7％。换句话说，人口年均增长率在每一个时期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从最近两千年期间大部分阶段的万分之一到最近三个世纪的1‰，到最近50年的1％。
人口的巨大增长唤起了中国近代马尔萨斯式的担心。早在19世纪初，一些中国观察者即表达出类似的担心，然而由于受中国人的人口对维持经济增长有利的观念的影响，这些担忧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政府才在城市开始鼓励计划生育。并且，直到70年代后期，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才形成并在全国推行。
中国既定的目标是到2000年将人口规模控制在12或13亿，该目标的制定是基于中国的国情，其中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使中国1979年的人均收入到2000年翻两番，达到800美元，由此产生和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项计划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之时，还使各种计划生育措施因出于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需要而法规化了。对如此紧迫的人口问题担忧的逐步升级使人口控制成了国家两个最重要的正式政策中的一个，另一个为经济改革。中国的贫穷被认为主要是人口过剩的产物。这个解释确实是方便的，然而对这一解释却缺乏认真的研究。
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生育率在当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之前就开始下降。在上海，生育率下降不迟于1955年(Guo ，1996)。尽管由于大跃进后的饥荒而使人口下降过程中止和出现反弹，上海市的总和生育率从1955年的5个以上降至1959年的3个，并且早在1967年即达到2.1替代水平。这个下降是通过早期对流产的依赖和随后转变到现代避孕方式的使用来实现的。
就全国而言，中国生育转变的加速是在1970年“晚、稀、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之后。
到70年代末，中国35岁以上妇女中的80％使用了避孕方法。接近1／3的城市妇女和1／5的农村妇女至少有一次人工流产的经历。中国成为世界上避孕率最高的社会。结果全国生育水平陡然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降至1979年的2.8，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规模相同的人口所记录的下降速度不能与之相比。尽管生育控制取得了成功，中国在1979年为了尽快达到2.1的生育更替水平，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加速了实现政策目标的步伐。
正像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8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执行强度在全国因时因地而有不同一样，计划生育工作的效力也因时因地而有差异。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在那里，家庭对劳动力和对年老者照顾的需求导致村民、干部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相互协商。结果一孩政策在1984和1988年得以放松和修订，不过，有几个地区例外。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一直遵循二孩加间隔政策。
这与城市有明显不同，在过去20年中，城市夫妇中90％以上只有一个孩子。
政府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后期的6.1下降到90年代初所统计的低于更替水平的1.9.勿庸置疑，中国生育率的转变基本上是受新的集体制度和集体目标的影响，而不是思想的变革所促使。与西方生育率转变不同，那里的转变是以个人的婚姻、生育决定权发生革命性扩张为条件，中国的生育转变要求对婚姻和生育的控制从家庭转到国家。很久之前对中国人来说，生育率的有意控制便处于自觉加以选择计算中。所以，中国非常迅速的生育转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实现生育转变，并不强调生育观念上的改变，只要求伴随有效的生育控制技术的传播，建立新目标和制度。
中国的生育转变与典型的西方生育转变有很大不同。图5比较了这两种转变。它确立了四类生育率体制，同时按婚姻年龄的早和晚、婚内生育控制的高和低予以分类。正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西欧的人口转变循着从A 到D 的路径，亦即婚姻年龄相对已经是晚的，并且生育率的转变本质上只包含从不控制到控制婚内生育的转变。通过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转变要求既要推迟婚龄又要控制婚内生育率：从A 向D 的移动(见图5)。
图5中国和西欧：生育率转变的路径
我们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远为复杂的路径。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既不与欧洲的转变相同，同时也与被描述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类型不相符合。它是先从B 转变到A ，然后从A 到D.与前现代的欧洲人口相比，其婚内生育率最初就是低的。可是，随着18世纪经济机会的增加和20世纪家庭内权威的减弱，中国的生育控制得以放松，其生育模式从B 转向A ，由此产生了比欧洲现代人口高的生育率。它引起两个阶段的人口增长：在两个世纪中人口从1750年的2.25亿到1950年5.55亿的缓慢增长，以及近期的“人口爆炸”。由此在仅仅50年中，中国人口增长1倍，即由1950年的5.55亿到2000年接近13亿。这次“人口爆炸”导致一种集体反应：国家决定以严格的计划生育工作来加强人口数量的控制，包括晚婚和婚内生育控制。这样，中国从A 转变为D.
欧洲和其他地区的人口转变的发生主要表现为从婚姻到生育和死亡行为上个体能动性的扩大，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从家庭到国家集体决策过程传递的结果。对中国人来说，人口活动的有计划一直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人口行为从不仅仅是个人行为。他们要求在家庭和国家两个方面，仔细考虑集体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人口决策是一协商的过程，即充分考虑等级特权和社会整体的利益。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偏好，在家庭中是人的性别、排行、与家长的关系；在社会上是他或她的职业、居住地和政治地位。
这样一种集体决策过程的显著特征是个人为此有时需付出了巨大代价。在个人生命的任何阶段，他或她都不能以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利益的方式行事。直到近几十年，夫妇婚姻在一定程度仍由父母和长辈来安排，并且其婚姻生活在他人的监督之下。个人浪漫和放纵性欲的行为没有生存空间。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其独具特色的人口抑制方式和制度，是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持久维系的产物。从中我们能容易地发现许多中国人口体系的特征，只不过是以现代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在近几十年中生育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性别选择性流产却在上升。在某种程度上，溺(弃)婴和收养还有再现的可能。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也许使世界人口减少了2.50亿。到2030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15亿，其规模不到世界人口总数的1／5.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由政策引致的中国生育迅速转变的影响。
4.结论
集体主义的“东方”与个人主义的“西方”的二元对立以及人口与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可能被夸大了。无论如何，以往时空范围内人类经验的比较对所有社会科学事业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只有通过在非欧洲的和非现代欧洲、世界与现代欧洲人口行为的明确比较，马尔萨斯能够辩晰出西方和非西方人口行为的显著不同，并构建了影响深远的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的人口模型。只有通过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类似的比较，随后的学者能够将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发展过程与社会组织、经济行为联系起来。没有这样的比较，马尔萨斯和这些后来的学者将只能作描述性的人口历史或人口研究，而不是社会理论。
当然，对任何将人类经验变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尝试，都应谨慎对待和给以限定。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可以解释中国和欧洲人口之间的诸多差异，同时这两者也是普遍的人类行为。即使在当代美国这个个人主义经常被夸大的国家，没有个人能够脱离社会网络或政治规定和限制而自由生存。与此相似，即使在中国这个集体主义显得具有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个人总是能够发挥一定程度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关于人口行为和人口体系的比较表明，在东亚和西欧不同文化、思想和政治取向的社会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数量意义。
马尔萨斯主义或新马尔萨斯主义模式的解释能力部分得益于马尔萨斯二元模式的简单化。相反，当前历史和一些社会科学的时尚是为了造成复杂而使用比较。甚至定量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高级多变量分析技术被用来测量人类动机和经验的多个方面。由阶级、种族、性别、地理和时间所组成的个体和总体水平的复杂的系数和解释把我们弄糊涂了。这样的方法带来的挑战是，在缺乏任何较大的组织原则和导向之时，在全球范围内或甚至在历史过程中，越来越难以有适合每个故事的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时，我们对所享有的经验的理解却变得复杂了，其如此复杂，以至于丧失了综合的可能性。
从1798年《人口原理》第一版问世以来，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模式在人口研究的学术进程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日趋增加的科学和技术证实了他关于人口和生活水准的悲观预言是不正确的，然而马尔萨斯主义所关注的人口数量和资源之间潜在的不稳定的平衡问题仍是我们时代的中心问题之一。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到底是对是错?http://news.QQ.com 2008年06月19日16:41 我要评论(14)
马尔萨斯(1766~1834)Malthus,Thomas Robert 英国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这取决于我们的政治体系，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粮价问题还在全球蔓延，拉美各地发生粮食骚乱，非洲出现饥荒迹象，亚洲各国开始控制粮食出口，连欧美民众都开始感到粮价的负担……随着这些消息在媒体中频频出现，一个幽灵一样的名字重新浮现:马尔萨斯。
历史上大约没有多少人的声誉像马尔萨斯这样一波三折，在中国更是如此:人们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然后又说他是对的，然后又说他是错的。现在，人们已经彻底糊涂了，这个300年前的老头到底是对是错呢？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众所周知，他认为由于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呈代数基数增长，为了避免饥荒、战争、瘟疫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人类必须积极节育。
马寅初因为重复了一遍这个观点在特殊年代被打成了右派，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错误”的代名词。后来马寅初老师平反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于是马尔萨斯成了“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的一些弊端开始浮现，钟摆再次开始往回摆，很多人重新论证:马尔萨斯就是错了嘛。
据说马尔萨斯最大的“失算”在于没能预见到技术革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经典例子就是二战之后的“绿色革命”。1961年印度已经滑到了饥荒边缘，但是绿色革命中研发的一种大米品种让大米产量提高了10倍，印度不但从饥荒边缘转了回来，而且一口气又生了7亿人。
马尔萨斯也没有预见到贸易全球化对于抑制粮价的作用:具有自然和经济优势的国家低成本产粮，然后运到种粮成本高的地方，从而缓解供求矛盾。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846年英国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后果就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粮价一跌再跌。
还有一个马尔萨斯没有预见到的趋势，是人类自发的避孕意愿——福利制度发展使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淡化，女性解放让很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总之社会越发展，人们越不愿生孩子了。对此最好的说明就是发达国家生育率都很低，比如英国，现在一家平均只生1.6个孩子，而且还在下降之中。
于是马尔萨斯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认为计划生育基本上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既然经济发展、福利制度等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低生育率，何必那么大动干戈地搞政治命令？
我倒觉得对马尔萨斯的“纠错”没有必要矫枉过正。拆房子揭瓦式的计划生育当然要不得，但是积极控制生育的理念却未必错误。据说到本世纪中世界人口会突破90亿，谁能保证不需要新的绿色革命就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就算可以实现技术突破，谁又能保证它会及时到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最近指出，到2030年世界粮食产量必须增长50%才能避免饥荒。很多人已经论证，新的绿色革命会比上一次要难得多:石油紧缺使化肥成本急剧上升，水资源短缺使灌溉革新更加困难……就算“第二次绿色革命”及时出现，粮食供给总量够了，在全球贫富不均的情况下，谁又能保证这些供给会转化为穷国可以消费的“有效供给”？
再拿“神奇”的贸易来说，贸易可以让福利全球化，但也可以让危机全球化。正是贸易分工使一些国家形成粮食进口依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粮食进口国），一旦粮价上涨，这种依赖就可以变成饥荒——粮食的生产周期和土地的营养积累导致粮食不像其他商品，可以随着瞬息万变的价格信号而迅速调整。
再拿生育率的自然下降来说，不错，发达国家生育率较低，但问题是，“只要经济发展了”这个前提在很多国家并不存在，事实上这里有一个死循环:越是穷国越难降低生育率，于是越陷于贫穷。一个经济学家曾经得出过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1950年跟西汉比，中国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没有技术革命的情形下，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被人口增长抵消了。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没有大面积饥荒，两千年来人们在饥荒边缘原地踏步，也够悲惨世界了。
总之，过去300年来证明马尔萨斯错误的那些机制，今后并非一定会继续发挥作用。正如马尔萨斯没能预计到绿色革命、福利制度、全球贸易等因素，嘲讽马尔萨斯的人又有几个当初预见到生物能源、人口大国崛起、金融机构炒作粮价这样的因素呢？所以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要回答这个问题，三百年可能还是太短。不过说到底，马尔萨斯到底是对是错，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政治体系，鼓励技术创新，保护自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调控金融风险，都是政治能够积极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比粮食短缺更紧要的问题，是政治智慧的短缺。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对今天的启示 2009-6-18 00:03 提问者： 若水♀逝烟 | 浏览次数：1650次
如今世界也在遭受着经济危机,求1929-1933美国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对今天的启示我来帮他解答 插入图片插入地图 您还可以输入9999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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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1 11:24 满意回答 我觉得就直接从罗斯福新政这方面入手就好了
新经济政策启示根据本国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计划，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把市场与计划相结合，明确看到社会发展水平，不能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经济发展规律，保障人民的利益 借鉴别国的经验完善本国经济模式。不应该固定坚持某一种政策应该根据国情改变而改变政策。 战时共产主义在一定方面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战争的胜利，但同时抑制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实质是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基础上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存在，这实际上是列宁在苏俄恢复资本主义。 所以发展社会主义不应该局限在某一模式中，要突破旧有的经济制度罗斯福新政的启示1 、强化金融监管力度，实行正确的货币政策，防止金融风险。 2 、以工代赈 , 启动市场。 3 、注重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 4 、重视农业，强本固基。 5 、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大力促进再就业工程。 6 、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7 、健全法律法规，保证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8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今天看，新政能取得成功，在于它通过提升中下层人群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长，使美国化解了经济危机并向消费型、福利型社会成功转型。而中国的问题也是有效需求不足。由于在收入分配中长期向政府和资本倾斜，使得老百姓收入增长长期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导致内需不振，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和出口，此外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还加重了储蓄，减少了消费。所以中国学罗斯福，就应该重点投向能提供充分就业的项目，但多数的钱却投到铁路、公路、电网改造等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但解决就业有限的项目，地方对民生项目更没有兴趣。如果不能对就业和收入有帮助，那就是一个简单的投资扩张，无法为中国长期稳定打下扎实的需求基础。
美国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及其原因 2009-05-14 20:09:38| 分类： 精彩备课手记（整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11月15日发布
今年以前，极少有人关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媒体谈论30年代大危机的越来越多，但是对于大危机的描述和原因的分析与事实有不少差距,而且往往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经济困境混为一谈。以笔者之见,至少迄今全世界还仅限于金融危机并向实际体经济扩展的态势，但是尚未肯定已经进入全面经济危机时期，即使美国也如此。
最近笔者应超星数字技术公司的邀请,开始录制总共20讲的《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研究》专题录像远程教学课程，其中11月9日讲授第四讲“现代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危机”中的第一部分“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和30年代经济大危机”。这里发布的是其中关于30年代大危机及其原因的讲述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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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无前例的浩劫
1929年10月下旬, 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大崩盘为标志, 爆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政治大危机,它很快向欧洲、北美、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蔓延,并波及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前后持续4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价值2 500亿美元,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损失还多800亿美元, 成为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世界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在整个大危机期间, 引起了金融货币、信用和财政的全面危机。1929年10月开始的经济大危机首先是从股市崩盘引起的。
1929年10月24日“黑色的星期四”这一天,纽约股票市场抛出1300万股,超出正常标准的100万股以下,开盘第一个小时内,股市就猛烈下跌。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和其他两家银行大老板在摩根公司大厦密谈,策划组织一个2.4亿美元的买进集团来抑制抛售股票的恐慌。而胡佛总统则发表文告：“美国主要工商业以及商品的生产个销售,形势很好,欣欣向荣。”但是，灾难性的市场崩溃形式已经不可阻挡。
10月29日抛出股票多达1650万股,成了最糟糕的一天,标志着经济大危机时期的开始。
1929年11月2日,美国《商业及财政记事报》说：“本周发生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股票市场灾难”。这时，“各地谣言四起：所有的银行都已崩溃!政府以下令封闭一切股票交易所!20个银行家已自杀！愤怒的群众已向华尔街进攻”。美国钢铁大王许华勃说:“我害怕，每个人都害怕”。
从10月24日到12月底, 纽约市场股票价值总共下跌了450亿美元左右。美钢股票1929年最高点是261，1932年跌到21。从1929-1932年间,由于跌价而造成的证券贬值, 美国为840亿美元。危机期间, 股票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达51％。1928年美国发行的有价证券共13亿美元, 到1933年只有160万美元。1929-1933年美国破产的银行共10 500家, 占银行总数的49％。
个别大资本家也难逃破产的厄运。芝加哥的英萨尔当时身兼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董事长，11家公司经理，拥有150家共用事业企业,雇员5万人,掌握证券高达30亿美元，破产后逃亡法、意、希、土等地。
大危机使失业人数达有史以来的创记录水平,失业率高达24.9％。大危机使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 企业倒闭, 大量工人失业。1932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与1929年相比, 下降了46.2％。 危机期间美国的机床制造业下降了80％, 生铁下降了79.4％(倒退了37年), 钢铁下降了75.8％(倒退了28年), 汽车下降了74.6％, 采煤量下降了40.9％。最严重时汽车的开工率只有5％。企业倒闭数在13万家以上。
大危机迅速蔓延成为世界规模的农业危机, 它涉及到谷物、畜牧、林业等技术作业部门, 造成生产大破坏, 大批农民破产和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由于农业危机与工业危机的交织, 工业对农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减少和城乡居民购买力急剧下降, 加深了农业的慢性危机。农业危机造成的农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需求减少,又反过来使工业危机深化。大危机期间, 美国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下降了56％, 农民总收入下降了57％。农业生产力的严重过剩引起了生产力的大倒退和大破坏, 许多农场手工劳动取代了机器操作, 农田管理质量急剧下降, 谷物、棉花等农作物烂在地里或被当作燃料, 牛奶、咖啡等饮料被倒入江海、牲畜被宰杀。在大危机的打击下,国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美国减少了54.69％。
就全世界来说,大危机期间,整个工业生产水平下降了40%以上。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缩小到1919年前的水平。全失业和半事业工人总数在4500万人左右。各国间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盏和资源战。资本主义世界大货币体系四分五裂，国际支付和资本输出几乎停顿。世界性大危机不仅使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而且蔓延到所有的农业部门。农业生产严重过剩导致了生产力的大倒退和大破坏,农业收入减少了1/4到3/5。出现了如斯大林所说的“以销售‘剩余’商品和焚毁‘多余’农产品来保持高昂价格,保证高额利润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他还说:“如果一种经济制度竟不知道怎样处置自己社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而在群众普遍遭到贫困、失业、饥饿和破产的时候却不得不把它们焚毁掉,那么这种经济制度本身就给自己宣判了死刑。”
这次大危机的明显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危害程度深、渗透各个领域、波及除苏联以外的全世界,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财政、信贷、外贸、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危机;它不仅影响生产领域，而且波及分配、流通等领域的经济和政治全面危机。以往经济危机周期的过程,是由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相继的, 这次在大危机的谷底结束后并未出现繁荣, 而是持续萧条, 到了1937年又发生了短暂的经济危机。这次财政信贷、外贸、工业和农业的全面危机, 不仅涉及生产领域, 而且涉及流通、分配等领域。
3.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
对于30年代大危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迄今一般说来,人们并无异见。但是，是哪些因素导致大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它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有无联系,这场浩劫能否避免，这些看法见仁见智，特别是80年后的今天，新的疑虑和旧的疑团，又都一并提了出来。
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其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需要指出,
所以造成30年代大危机尤为严重的加剧原因, 与各国政府的国内政策中的失误和国际协调不力有关。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忽视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 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在某种意义上, 这次大危机的恶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潜在经济问题和自由放任政策恶性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各国政府的政策负有主要的责任。
这次生产过剩危机美国所受的影响所以最为严重，是由于：
A，长达60多年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相对稳定时期刺激生产发展因素的逐步消失;
B，固定资本大规模极盛时期也已结束;
C，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造成的比例失调带来了严重恶果;
D，严重的信贷危机使20年代盛行的分期付款的办法失灵;
E，农业的长期性慢性危机加深了工业危机;
F，企业开工不足, 失业大军的长期存在,使国内市场更加缩小;
G，信用危机加深了工农业危机;
H，高关税政策使世界市场愈来愈小。
I，特别是胡佛政府在危机蔓延下,仍然坚持不合时宜的自由放任政策, 加剧了危机的恶化。
但是这一时期同时存在如前面提到的潜在危机，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对潜在危机置若罔闻造成了恶果。
30年代大危机使当时很多人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恐惧感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想不到”是极大多数人的反映。
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说:“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什么在作祟”。同情胡佛的专栏评述家沃尔特·李普曼在1932年评论说:“或许，在人类知识的现阶段,我们尚未具备理解这样一种大规模新型危机的条件，而这或许就是我们的政治、金融和工业领袖们在这一问题上失败的原因。有谁预见到了整个危机并预告了它的进程？据我所知并无一人”。“有人说,这是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它也是一次人类理解能力的危机”。 (《1931-1932年情势的解释》，纽约,1933年,英文版,转自黄德禄、黄安年编译：《19197-1939年的美国》，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7页)
有影响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书也说:“在1929-1933年，人们发现对于这个巨大经济机器,企业领导人并不了解,也无法控制”。该书还说:“在崩溃的最初几个月,难以理解的是，就在不久以前,乐观主义者还曾经相信,‘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步伐朝着以前认为不可能的繁荣水平前进’，有时还预言繁荣将是永久的”。
有关这类评论,我们还可以引述美国经济学家R·L·海尔布鲁克和保罗·萨缪尔森的评论。前者说:“姑且不论,最后的结局是否无可避免，至少在当时是没有人看出这种结局的。”后者则认为“还在1929年,仅在那次股票市场的大崩溃以前，专家们把美国说成处于永久繁荣之中的‘新时代’。上帝对那些过分骄傲的人实施了报复。”
显然美国总统胡佛对于大危机前的潜在危机也是毫不在意的，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更无思想准备。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他否认危机的存在和严重，确信传统自由放任政策可以帮助美国安度困境, 而不必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他一直持乐观的观望态度和视而不见的驼鸟政策。
他认为1929年的股市崩溃“只是一件孤立事件。”，说什么“对美国经济的前途,或对美国企业经营能力哪怕有丝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他把大危机看成“一种心理现象”，并用“萧条”一词代之以“恐慌”或“危机”，说这样不至于“那么吓人”。
他说:“不景气现象一定会让位于商业兴旺利润堆积如山的新时代。”并强调“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现在是存在于美国之外”。
1932年初,胡佛的财政部长、垄断资本巨头梅隆也说:“我不相信我们有什么秘诀或灵符能补救我们所受的灾害。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在基本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可以说,在当时美国和西方政界、经济界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在1929年秋季或突然爆发大危机,更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弊端。随着危机的持续恶化，他们由不承认、不理解发展到寻求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解释。
应当强调当时的舆论导向严重阻碍着人们对潜在危机的蔓延和大危机爆发的思想准备。许多人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永久繁荣”阶段,“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美国不再有什么经济危机了。”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告别词中还说:“从来没有一个美国的国会开会时曾经看到比今天更为可爱的景象了。”胡佛总统在就职演说时也炫耀：“我们美国人民已经临近最后征服贫困了,这是国家的历史中所没有的”“美国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最舒适的程度。” （《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从华盛顿到尼克松》，美国政府出版署，华盛顿特区,1974年英文版，第226页）
在竞选演说中,胡佛还一再宣称：“我们今天比任何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于取得消灭贫困的最后时刻。” （《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演说，1929-1972》,1974年英文版，第33页）
胡佛在1928年10月22日关于靠奋斗的个人主义哲学的著名演说中强调他的“美国制度中”个人主义精神,他说:“即便是政府管理企业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效率，我们对它的根本反对态度将依然如故和不会减轻的。因为它将破坏政治平等，它将增加而不是减少滥用职权和贪污腐化的现象。它将窒息创造发明精神.她将损害领导能力的发展.她将束缚和削弱我们人民的精神力量,它将消灭平等和机会,它将耗尽自由和平等的精神。主要由于这些理由，政府管理必须受到限制。” （《新时期，赫伯特·胡佛竞选演说集》，第149页，转自亨利·康玛杰编：《美国历史文选》，新泽西,1973年英文版，第224页）
美国共产党内的洛夫斯东集团也鼓吹美国例外论,说什么：美国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它的核心是健全的,美国以进入了“永久的繁荣”时代,“胡佛时代是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美国没有经济危机的前景。
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是信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持这种经济思想的人欣赏市场的自由调节而不需政府的强力干预，认为主要通过政府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策就可以自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度过经济困境。他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一旦国家强力干预经济生活,只能使这个社会变坏,而不能使他变得更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显然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危机。他们否认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并武断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可以应对任何经济周期的影响。胡佛的危机观正是这一思潮在30年代的典型代表。
我们再来看看大危机开始后胡佛政府的态度:
1929年12月12日, 危机形势急剧恶化，胡佛则发表声明说: 美国经济形势已经“回归正常”、“基本上是好的”。
1930年3月,他又宣布:“失业的最恶劣的影响将在60天内消失”。
1930年5月2日,胡佛向国人宣布“我确信我们已走过了最险恶的一段”。
1930年7月,胡佛对一些工商业代表来到白宫要求政府采取挽救危机的紧急措施时说:“先生们, 你们迟来了六个礼拜, 危机现在过去了”。
1930年12月2日,他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几个月前, 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兴”。
胡佛在1929年12月3日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 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
1930年12月2日胡佛在第二个国情咨文中说:“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是绝不能用立法的行动或行政的声明来解决的。”
1931年12月8日, 胡佛在第三个国情咨文中说:“联邦政府应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即使介入也是暂时的和迫不得已的。”。9 《美国总统咨文汇编》,1974年英文版，第3卷,第2785-2788页0
1932年胡佛在竞选连任的演说中宣称:“我国今后100百年往那里走,关键在于恪守美国传统, 而不是乱搞什么新花样。”
1932年12月6日, 胡佛在第四个国情咨文中又说:联邦政府“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加者。”（《美国总统咨文汇编》,1974年英文版，第3卷,第2068页）
同年8月11日,胡佛在接受提名总统候选人演说中又一再宣称由联邦政府来干预经济是与美国制度的传统相抵触的。（《赫伯特·胡佛政府文献实录》，1963年英文版,，第504页）
可见,在胡佛政府坚持自由放任主义哲学和反对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思想指导下,不可能对经济过热中的潜在危机给予高度注视,并采取相应防止的对策,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对于这些,沃尔特·李普曼在1935年评论说:“当大危机爆发时,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胡佛政府的个人主义传统或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提出什么批评。” （杰克·布利斯克维尔编:《美国经济和企业史观》，佐治亚州立大学,1985年英文版，第387页）还有人评论说”“当时人们确信胡佛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的政策,人们把胡佛不可更改的自由放任政策奉若神明。”（吉尔伯特·伯克,查尔斯·西尔伯曼：《为什么危机这样久》，转自《美国经济和企业史观》，佐治亚州立大学,1985年英文版，第402页）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60年间，世界房地产领域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波澜，但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再度震惊了世界，并由此引发恶劣轰动世界、撬动日本的90日本经济危机 。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刺激经济的发展，日本中央银行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鼓励资金流入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1985年9月，美国、联邦德国、日本、法国、英国五国财长签订了“广场协议”，决定同意美元贬值。美元贬值后，大量国际资本进入日本的房地产业，更加刺激了房价的上涨。从1986年到1989年，日本的房价整整涨了两倍。
受房价骤涨的诱惑，许多日本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发现炒股票和炒房地产来钱更快，于是纷纷拿出积蓄进行投机。到1989年，日本的房地产价格已飙升到十分荒唐的程度。当时，国土面积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其地价市值总额竟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到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一般工薪阶层即使花费毕生储蓄也无力在大城市买下一套住宅，能买得起住宅的只有亿万富翁和极少数大公司的高管。
所有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1991年后，随着国际资本获利后撤离，由外来资本推动的日本房地产泡沫迅速破灭，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到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全面崩溃，企业纷纷倒闭，遗留下来的坏账高达6000亿美元。
从后果上看，20世纪90年代破灭的日本房地产泡沫是历史上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受此影响，日本迎来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陷入了长达15年的萧条和低迷。即使到现在，日本经济也未能彻底走出阴影。无怪乎人们常称这次房地产泡沫是“二战后日本的又一次战败”，把20世纪90年代视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东南亚、香港房地产泡沫：香港业主平均损失267万港元
继日本之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次惨痛的经历，而其中以泰国尤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泰国政府把房地产作为优先投资的领域，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由此促生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海湾战争结束后，大量开发商和投机者纷纷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加上银行信贷政策的放任，促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出现。与此同时，大量外国资本也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性活动。遗憾的是，当时这些国家没有很好地进行调控，最终导致房地产市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构成了巨大的泡沫。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的1996年，泰国的房地产业已处于全面危险的境地，房屋空置率持续升高，其中办公楼空置率竟达50%。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彻底破灭，并直接导致各国经济严重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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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日本从“投资主导型”转向了“出口主导型”，具体表现在：
出口快速增长。石油危机后的1974～198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均超过了10％。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提高。1974～1985年，出口对整个GNP增长的拉动上升至34.5％。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1985年上升至14．6％，贸易盈余不断扩大。同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比价也逐渐低估，日元汇率处于“抵抗升值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9月，美国、日本、英国等5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这便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署以后，各国开始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达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倍。
在“放任升值”阶段，为了应对日元大幅升值局面，1985年10月，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提出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1986年9月，将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具体化。为应对因日元升值导致出口受阻所带来的“高日元萧条”，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中央银行则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调低利率，在1986年分四次把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3％，1987年2月进一步调低至2.5％的历史最低水平。与此同时，1987～1989年，日本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量（M2+CD）增长速度分别高达10.8％、10.2％和12％，从而造成国内过剩资金急剧增加。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撑下，过剩的资金纷纷流向了股市和房地产等领域，泡沫经济逐步形成。
在1987～1990年期间，低利率和充足的货币供给刺激了泡沫经济投机活动。在炒作之下，日本的地价迅速上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商业银行一直都在以土地作为贷款抵押担保。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形成时期，日本的股价也在一路上涨。
另一方面，在泡沫经济形成时期，日本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表面美丽”现象。而此时，日本的物价水平（CPI）则始终保持在1％以下，直到1989年才上升至2.8％，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中央银行迟迟没有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危机发生的数年之后，日本前中央银行行长应中国金融学会邀请来华演讲时，曾经多次以日本的这一教训为例，提出“中央银行不仅要关注一般商品价格，同时也要关注资产价格”。
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因而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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