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作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作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不過，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學校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制度的暴力革命觀。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77]
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作了一個總結，主要觀點如下︰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制度改了，對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甚麼主義甚麼制度。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78]
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由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已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着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
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是疾惡如仇、激情澎湃，胡則是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對國家危亡的危機，胡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甚麼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佔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79]
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週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當時由於發生了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瞭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80]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着的，裏面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81]由此看來，魯迅對《新青年》給胡適辦是不放心的，而對陳獨秀卻一百個放心。應該說，魯迅對二人的認識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面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麼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8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廣）告」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並告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83]
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乘機，在上信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84]
半個月內，陳獨秀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真是一個硬漢子，同時又很重感情，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陳與群益衝突的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麼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85]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信中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府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86]
就這樣，以6期為1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共產黨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了。這可以從7月2日陳獨秀給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87]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
維經斯基，原名格裏格裏納烏莫維奇札爾欣，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88]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89]
此議顯然有取代《新青年》之意，無論就私（陳獨秀個人）還是就公（上海發起組），陳獨秀都不可能答應，故而未見陳有何答復。而由於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他不得不正式吸收上海發起組成員加入編輯部。12月1日《新青年》8卷4號出版後，寫信給北京同人報告現在編輯部新加入沈雁冰、李達、李漢俊，主要編輯工作仍由陳望道負責，並告他不久將南下廣州。
但這時陳獨秀還想維持與北京同人的聯繫，甚至不惜遷就他們的意見。12月16日赴廣州工作前再次致函胡適、高一涵，說︰「《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但如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作文章不可。近幾冊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原因。」「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90]
這一下如捅了馬蜂窩，在北京同人中引起強烈反響。胡適接到1日的信後就要大家傳閱，並提示《新青年》已不准郵寄；接到16日信後，他更是火冒三丈，回信答辯與研究系首領梁啟超等近年思想見解一直相左，責怪陳獨秀竟然相信謠傳。
但是，陳獨秀還不知北京以上的反應，就在1920年12月21日廣州致函高一涵與胡適，報告17日從上海動身，昨天到廣州，「此間倘能辦事，需人才極多，請二兄早為留意，一涵兄能南來否？弟頗希望孟和兄能來此辦師範，孟和兄能來此辦工科大學，請適之兄向顧、陶二君一商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來實驗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請適之兄商之杜威先生」。[91]
顯然，這時陳獨秀認為《新青年》的事，對胡適等北京同人已經沒有甚麼可說了，而由於應廣東省長陳炯明聘請到廣州來辦教育，就專力思考廣東的教育建設了。殊不知，北京同人對此根本不感興趣，反而對辦《新青年》事，如上述的陳獨秀那樣，十分熱心起來了。所以，陳獨秀的這封信，有點「對牛彈琴」。
與此同時，北京同人開會討論《新青年》辦法，陶孟和以英文名“Turexy”給胡適一紙條，贊成第三種辦法「停辦」《新青年》，並勸胡不要為陳獨秀說的他倆與研究系接近的話而生氣︰「仲甫本是一個鹵莽的人，他所說那甚麼研究系底話，我以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們兩人別為了這誤會而傷了幾年來朋友底感情。你以為然否？」但此紙條又在紙邊輕蔑地補充說道︰「廣東、上海，本來是一班浮浪淺薄的滑頭底世界。國民黨和研究系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應是『仲甫』，原文如此——引者）本是老同盟會出身，自然容易和國民黨人接近，一和他們接近，則冤枉別人為研究系的論調，就不知不覺地出來了。」[92]
1921年1月3日，胡適把各人意見歸納起來復函陳獨秀，解決《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的辦法有三︰（一）聽任《新青年》流為一種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雜誌。（二）移北京，並發表聲明「不談政治」。（三）停辦（此為陶孟和提出）。此信發出後，魯迅並代表周作人聲明，三個辦法都可以，「而第二辦法更順當」，宣言「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胡適再次致函陳，強調移北京有兩種辦法︰不發表宣言或發表宣言不談政治。[93]
很顯然，這是對陳獨秀的最後通牒。前兩種都是意味着分裂，第三種是瓦解，而陳獨秀還想維持。所以，他接信後很生氣，1月9日，立即回復，並異乎尋常地寫了致適之、一涵、慰慈（張祖訓）、守常、孟和、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撫五（王星拱）、玄同九人信，對「不談政治」極為不滿，認為「另辦一雜誌」的主張是「反對他本人」，聲明胡若另起爐灶，「此事與《新青年》無關」，逐條答復了三種辦法︰
第三條辦法 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續出弟為之甚難；且官廳禁寄，吾輩仍有他法寄出與之奮鬥，銷數並不減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張如此辦法的理由何在？閱適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張停刊的並沒有多少人，此層可不成問題。
第二條辦法 弟雖離滬，卻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絕對不贊成。第二條辦法，因為我們不是無政府黨人，便沒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談政治。
第一條辦法 諸君盡可為之，此事於《新青年》無關，更不必商之於弟。若以為別辦一雜誌更無力再為《新青年》做文章，此層亦請諸君自決。弟甚希望諸君中仍有幾位能繼續為《新青年》做點文章，因為反對弟本人，便牽連到《新青年》雜誌，似乎不大好。[94]
但陳獨秀還是想維持北京同人，所以在信後又附言︰「前擬用同人名義發起新青年社，此時官廳對新青年社頗忌惡，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層如何辦法，乞示知。」
胡見信後頗感委屈，認為「獨秀答書頗多誤解」，「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因陳生氣，他出於多年來對陳的真誠情誼和尊敬，以及他的寬宏胸懷，表示很願意取消「宣言不談政治之說」，取消「另辦一雜誌」的主張，單提出「移北京編輯」一法，並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他並抱怨《新青年》「此時在素不相識的人手裏」，「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即蘇維埃俄羅斯——引者）的漢譯本」。
這裏，胡適再次表明他之所以仍堅持《新青年》的文化運動方向，堅持哲學文學的內容，主要矛頭還是指向馬克思主義和蘇維埃，反對《新青年》落到陳望道等上海共產黨人手中而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報。於是，北京同人又開會表決。1月26日，胡適整理表決結果︰
贊成移北京編輯者︰慰慈（張祖訓）、一涵、守常（李大釗）；
贊成北京編輯，但不必強求，可任它分裂成兩個雜誌，也不必爭《新青年》這個名目︰豫才（魯迅）、啟明（周作人）、玄同；
贊成移北京，如實不能則停辦，萬不可分為兩個雜誌，致破壞《新青年》之團結︰撫五（王星拱）、孟和。[95]
當時錢玄同比較厚道，力挽新文化陣營分裂，他致函胡適，懇切地說︰《新青年》的「停辦之說，我無論如何，是絕對不贊成的，而且是我們不應該說的。因為《新青年》的結合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結合，不是辦公司的結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盡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別人家不辦。換言之，即《新青年》若全體變為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於說這是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人的私產，我們也大可說陳獨秀等辦了一個『勞農化』的雜誌，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不可能要求他們停板。」[96]
實際上，當時北京諸人不可能讓上海的《新青年》停辦。至此，新文化陣營終於四分五裂。陳獨秀只得接受這個現實。1921年2月15日，他致函胡適︰「現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報，我十分贊成。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同時，他又致函周氏兄弟︰「《新青年》風浪想必先生已知道了，此時除移粵出版，無他法。北京同人料無人肯做文章，唯求助於你們兩位。」[97]
至此，《新青年》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地位才完全確立起來。《新青年》由一個文化刊物變成一個政治刊物，意味着從1915年開始的中國近代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正式結束。此後的文化改革、文藝改革、文學革命、文字改革、教育改革等，雖然從未中斷過，但作為一種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運動，特別是對於長期生活在封建主義社會中的中國人民至關重要的民主主義啟蒙運動，的確是結束了。在這個過程中，胡適曾企圖挽回，提出過重整新文化運動的綱領︰「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98]但是，一是胡適這時還遠沒有陳獨秀那樣的人望；二是更重要的，由於巴黎和會和蘇俄對華宣言這一反一正事件撞擊性慣性的推動，這時歷史潮流，西方民主主義潮流衰落長達30–40年之久，而馬克思主義潮流磅礴而來，任何個人也難以阻擋。
與胡適分道揚鑣，友誼長存
陳獨秀與胡適的思想矛盾沒有解決。由於二人在新文化運動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於是，二人以後的關係發展，呈現出一條奇特的軌跡︰政治思想上不斷爭吵，個人生活和某些工作上互相關心和幫助。
在雙方分裂，北京同人實際上已經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一年以後，陳獨秀還是把他們視為編輯部成員，每期出版，照樣寄送。1921年9月5日，陳獨秀給胡適一短信說︰「《新青年》已寄編輯部諸生百本到守常兄示轉交（他那裏使用人多些，便於分送）。除我開示贈送的七十本外，尚餘卅本，兄與守常兄商量示置」。信中還建議胡適或任叔永（鴻雋）任安徽省教育廳長，認為「皖教廳事，非你和叔永不會以全體贊成」。[99]
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胡適對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共產黨總是耿耿於懷。經過約一年多的醞釀，他終於在1922年5月創辦起「另一刊物」——《努力》週刊。他也不遵守「不談政治」的諾言了，邀集蔡元培、湯爾和、梁漱溟、李大釗、陶孟和、高一涵等共16人簽名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要求建立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實行計劃政治的政府。同時對南北統一、裁兵、裁官、改革選舉制度等問題提出具體意見。這是胡適要求改良政治的第一個具體綱領。[100]
胡適創辦的《努力》週刊
接着，1923年1月，又因蔡元培辭職事件，陳、胡發生爭執。當時蔡因反對反動政客彭允彝出任教育總長，「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請辭北大校長。北大師生掀起一個驅彭挽蔡運動。這個運動本來是反對北洋政府的正義行為，應該同情和支持，但陳獨秀卻評論說︰「正告蔡校長及一般國民︰革命的事業必須建設在廣大民眾積極運動的力量上面，依賴少數人消極的拆台政策來打倒惡濁政治，未免太滑稽了，太幼稚了，而且太空想了。」
此論確是過左，是唯我獨左的「革命萬能論」的表現，而且左得可愛又可笑。所以引起胡適過度反應，著文反駁︰「自從袁世凱以來，政府專用金錢來收買政客，十年的功夫，遂使豬仔遍於國中，而『志士』一個名詞竟久已不見經傳了！新文化，學生運動，安其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不可作豬仔之敲門磚！今天談安其那，明天不妨捧為政客；今天談共產主義，明天不妨作教育次長（指陳於1921年上半年曾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引者）！在這個豬仔世界裏，民眾不用談起，組織也不可靠，還應該先提倡蔡先生這種抗議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為要做人而有所不為的精神。」[101]
8月以後，二人又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短兵相接。當時發生了以張君勱等人為一方與丁文江等人為另一方的這場論戰。前者宣揚「自由意志」和孔孟的內心修養，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後者則鼓吹科學萬能，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問題，但他們又認為人的感覺也是物質，即物質並非客觀存在，而是「覺官感觸的集合」。胡適在為這場論戰的論文集寫序時，支援後者，並明確批判陳獨秀的唯物史觀，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相信知識言論教育也可以「變動社會，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
陳獨秀也為該論文集寫序，答覆胡適，指出︰「唯物史觀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是「一元論」，而非「多元論」。然後指出「適之果堅持物的原因外，當有心的原因，像這樣明白主張心物二元論，張君勱必然大搖大擺的來向適之拱手道謝！」胡適則說︰「仲甫的答書，近於強辯，末段竟是誣人，使我失望。」[102]由此看到，二人矛盾，由信仰、政治領域，深入到世界觀。不僅如此，爭論之激烈，有時還大失學者風度，發展到人身攻擊。
1924年9月，在紀念辛丑條約23周年時，陳獨秀曾撰文，改變過去徹底否定義和團的觀點，肯定其反帝的意義，「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悲壯的序幕。」[103]胡適立即攻擊說︰「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大出力頌揚拳匪了！」「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我們只好叫他訟棍的行為！」[104]——其實胡適攻擊和譏諷的恰恰是陳獨秀知錯必改、追求進步的精神。因為不管怎麼說，義和團運動的反帝性質是抹殺不了的。而胡適的矛頭所向，卻是借題發揮攻擊共產黨。
1925年，胡適參加段祺瑞皖系政府的「善後會議」，被社會上譏笑為軍閥分贓的幫凶。北大一院的厠所牆上甚至有學生的咒罵，說其「賣身於段賊」，「擁戴段祺瑞為父」。陳獨秀聽到此事後，2月5日致函適之表示支持，但囑要「卓然自立」，一改前次反對蔡元培「不合作主義」的態度︰「現在有出席善後會議資格的人，消極鳴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勝，然終以加入奮鬥為上乘（弟曾反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義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後會議，可嘗試一下，社會上頗有人反對，弟卻以兄出席為然。但這裏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兄在此會議席上，必須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國近代大著作家胡適的身份才好。」[105]但他對胡與章士釗合辦報紙，效力政府的傳說，卻竭力表示反對，言詞激昂。
胡適接信後，10日回信，責怪陳聽信關於胡適與章士釗合辦報紙之謠言。陳在23日接讀後，立即回復，表示「十分喜慰。前函措詞冒昧，特此謝罪。惟此次來函說『一時的不愉快』，此語雖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點逆耳的嫌疑罷，一笑」；「既無此事，我們真喜不可言。」《申報》、《新聞報》、《北京新聞》譏胡為段祺瑞的留聲機，列在準安福系，「我們固然不能相信這是事實，然而適之兄！你的老朋友見了此等新聞，怎不難受！」「我並不反對你參加善後會議，也不疑心你有甚麼私利私圖，所以這些話都不必道及」；「你在會議中總要有幾次為國為人民說話，無論可行與否，終要嘗試一下，才能夠表示你參加會議的確和別人不同，只準備『看出會議式的解決何以失敗的內幕』，還太不夠」[106]
可見，陳獨秀對胡適，在政治上還是關心的。但是，胡適卻認為自己已經成熟，在政治原則問題上，不需要陳的瞎操心，而且認為二人根本上走的是兩條路，非但毋用關照，而且要鬥爭到底。
於是，兩人除了利用自己掌握的輿論陣地進行論戰之外，有時相聚還當面爭吵。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衰弱之原因，胡適始終不承認帝國主義侵略的罪惡，只怪中國人民愚昧落後。1925年11月，他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圖書館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知道後很高興。汪的侄兒汪原放回憶說︰「這位總書記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着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着，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107]
這年12月，二人因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又發生爭吵。《晨報》是梁啟超研究系為背景的報紙，當時站在安福派一邊，對學生在「五卅」運動中的「過激」行動有所批評。11月29日，因北洋政府解散女師大及拖欠教師薪金問題，再次觸發學潮，數千民眾在天安門舉行遊行，要求段祺瑞下台。部分群眾遊行到宣武門，燒毀了《晨報》館。當時有人出來指責學生行動是「不守紀律、無意識、非真正民意」。陳獨秀又站在共產黨的左傾立場上為學生行動辯護，指出像五四時期學生火燒趙家樓那樣，不能這樣「抹殺」「北京市民運動」。[108]
胡適即寫信批評陳的意見，主張︰「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表示︰「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上主張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的眼界我怕的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109]
很遺憾，中國以後的社會發展，應驗了胡適的這個擔心。當然，胡適的思想方法也有缺點。他也只譴責一面，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八國聯軍的暴行，沒有看到他譴責過「殘忍」和「慘酷」；對於李大釗、陳獨秀等宣傳馬克思主義，他也沒有表示「容忍」。如今對於群眾的革命行動，他卻如此嚴厲譴責，大聲疾呼，可見他的立場是很鮮明的。這就加大了他與共產黨、與群眾運動的對立情緒。
以上種種，充分說明了陳獨秀與胡適之間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廣泛深刻的程度。奇怪的是，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如此對立，友誼卻始終維持着。古道熱腸，這表明他們都繼承了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美德︰思想分歧不影響個人情誼，諍友比一般的朋友更可貴。例如，1921年10月和1922年9月，陳獨秀兩次因《新青年》「過激」、「違禁」刊物在上海法租界被捕時，胡適都積極奔走營救，請蔡元培和外長顧維鈞直接與法方交涉，並不因思想分歧而坐視不管，更不因《新青年》「赤化」而幸災樂禍。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胡適雖是親國民黨的上層人士，還是參加了營救，為陳聘請辯護律師。陳坐牢後，胡經常去看望他，送物，送書，關心其生活，並為出版陳的文字學著作而奔走。1937年8月，為提前釋放陳獨秀，胡適也出了力。這時，國共（包括陳獨秀領導的托派）是你存我亡的敵我關係。陳還一直被視為「共黨首領」，國民黨以萬金懸賞通緝。胡適並不因黨派之見而落井下石。
陳獨秀也是如此。中共成立後，與陳望道不靠胡適辦《新青年》的情緒相反，陳仍向胡約稿。甚至1924年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出「反對泰戈爾專號」時，也請胡適寫一篇短文，胡適雖然表示怠慢，但有時也會應付一下，在《努力》創刊前，給了幾篇詩作和一篇《國語文法的研究》。後者分兩次連載在《新青年》1921年7、8月份出版的第9卷第3、4號的第一篇。共產黨的機關刊物，把這類稿子放在首位，可見陳為爭取胡之用心之良苦。後來陳還求胡為張申府找工作，為蔡和森、瞿秋白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書籍等。
1932年10月10日，聞胡適外訪回國，他還致函胡適，拜託兩件事︰一，求為李季翻譯馬氏巨著《資本論》籌措生活費。因為譯此書「所用時間必須很長，非有可靠生活費，無法擺脫別的譯稿而集中力量於此巨著」，並建議胡商之於「庚子賠款的翻譯機關」，稱讚說︰「我知道李季的英德文和馬氏經濟學知識以及任事頂真，在現時的中國，能勝任此工作者，無出其右」；求胡適把他存於胡處的拼音文字草案，「希望商務（印書館）能早日付印，免得將原稿失去，且可了結兄等對商務的一種懸案；並且我還癡想在這椿事上弄幾文錢，可不必是實際的錢，而是想一部百衲本的二十四史。」然後寫了一句戲言︰「兄回到野蠻而又不野蠻的祖國，一登陸便遇着我給你這兩個難題，使你更加不愉快，實在抱歉得很。」[110]
此信後五天，陳獨秀被帝國主義的租界巡捕房逮捕，並引渡給國民政府囚禁。又求胡適提供獄中研究用書和紙筆等；甚至再次要求幫助解決李季翻譯出版《資本論》，幫助出版他的《中國文字拼音草案》，並認為中國字實在是教育普及的大障礙，新制拼音文字，實為當務之急；「甚至望先生（胡適——引者）能夠拿出當年提倡白話文的勇氣，登高一呼！」又勸胡從著不從政，[111]真是殷殷切切，一往情深。
1933年11月，陳獨秀在南京獄中，胡適匆匆過寧而未能「奉看」。陳知道後十分生氣，致函汪原放表示要與胡適絕交︰「不錯。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間即和一班達官貴人拜會吃酒，已經夠忙了。」「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也。我和他僅僅友誼關係，其他一切不必談。他現在既不以友誼態度待我，不過舊朋友當中又失了一個，如此而已。」[112]
這時的陳獨秀怪可憐的，有點剃頭挑子一頭熱的味道。但不久，又心血來潮，要作太平天國史研究，得知羅爾綱有一部書稿交亞東圖書館，借來閱後頗讚賞。因當時羅正從學胡適，他便要汪原放轉告胡適，要請羅到南京來談一談。把自己的身份和坐牢，全然不當一回事。胡適得知後笑對羅說︰「仲甫是有政治偏見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國，還是讓爾綱研究吧！」[113]胡適的意思顯而易見，認為陳獨秀必然會與毛澤東一樣，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太平天國」，必然是無條件地歌頌落後的農民起義，從而推動歷史倒退。就這樣，二人這種奇特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42年陳獨秀逝世。
實際上，這種奇特的友誼，除了中國士大夫階層傳統的古道熱腸之外，是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歷史時代的產物，是社會主義者與民主自由主義者在認識和改造世界問題上，世界觀與方法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現象的反映。在對待北洋和國民政府反動獨裁統治上，二者都有不滿而嚮往民主，這是相同的，但陳主張徹底革命，胡主張批評改良。在救亡問題上，二人都是愛國主義者，但陳先強調克服國民落後性，後強調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胡則譴責國民落後性，放過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七七事變」後，面對祖國淪亡的危機，愛國主義又把二人聯繫起來。
陳獨秀晚年，重新估價西方民主主義推動人類文明進化史的價值，寫下了不少文章和書信，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地下集資印刷。胡適閱後大喜，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114]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這時，倆人二十多年的分道揚鑣，又在思想上達到了一致。
油畫《七七事變》
在廣東的教育改革和建黨活動
作為中國思想界和政治界迅速升起的一顆明星，陳獨秀引起中國各階層的關注。粵軍司令陳炯明當時追隨孫中山，在孫的大力支持下，於1920年10月驅逐桂系軍閥，進駐廣州。11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與北京政府對立。孫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省長。
陳炯明一上任，即電邀陳獨秀去粵主持教育，提倡新思想，發展新文化。[115]陳獨秀提出三條件︰「（一）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廣東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撥充教育經費。（三）行政措施，與教育所提倡之學說作同一趨勢。」陳炯明表示同意，擬廢教育廳，設教育委員會，聘其為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省教育，並保證以全省歲入十分之一以上為教育經費，無論如何，決不短發。[116]
接着，陳獨秀致函各地黨支部，徵求意見。李大釗等人復函支持陳赴粵︰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新思潮廣泛地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裏發動共產主義組織。12月17日，陳獨秀偕袁振英登輪船赴粵。行前，把共產黨書記職務交給李漢俊（1921年2月由李達代理），《共產黨》月刊主編交由李達擔任，《新青年》交由陳望道主編。可能原打算走陸路，所以有毛澤東的長沙「青年團等仲甫來再開成立會」的說法。
12月下旬，陳獨秀的輪船中途停泊香港。李義寶、林昌熾、張仁道三位青年慕名登船拜訪，並帶來他們編的《真善美》刊物。陳看後備加讚許，鼓勵他們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深入鑽研革命理論。三人欣然接受，後來，他們成為香港青年團和共產黨創始人。[117]
29日，陳獨秀抵達廣州，輿論十分關注，《廣東群報》刊出了歡迎文章和陳獨秀的大幅照片。遺憾的是，不久被陳獨秀看好的國民黨骨幹朱執信，這時在聯絡民軍驅逐桂系軍閥時，在虎門遇害。朱執信在日本留學時，參與孫中山同盟會的創建，此後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特別在五四運動後，創辦《建設》雜誌，與陳獨秀《新青年》一起，傳播、介紹馬克思主義，給陳獨秀很深刻的印象。為此，在1921年1月23日廣州各界舉行追悼大會時，陳獨秀特意送了一副挽聯，寄託哀思，並給朱很高的評價︰
失一執信，得一廣東，得不償失
生為人敬，死為人思，死猶如生[118]
陳獨秀對國民黨人作如此高的評價，這是一個特例。
陳獨秀這次赴任廣州，主要做了兩件事︰重建廣東共產黨，推行教育改革，並且使二者互為利用，互相推動。
已如前述及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表明，廣東的建黨工作比較特殊而複雜。早在維經斯基到上海與陳獨秀等醞釀建黨同時，他的兩名工作人員米諾爾和別斯林，也由李大釗推薦北京大學的粵籍學生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陪同來到廣州，介紹給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梁冰弦等人。他們成立了共產國際領導的「廣州革命局」，並建立了俄國通訊社，成立廣州「共產黨」和青年團，創辦《勞動者》工人刊物。但這個共產黨的執行委員會中，除了兩個俄國人之外，7個成員全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響，《勞動者》印數達到三千份，並有兩個工人組織，每個組織各有四、五十人。[119]但是，他們在工人中卻宣傳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工團主義。傳統黨史把這個《勞動者》與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勞動界》並列說成是共產黨的工人刊物，其實風馬牛不相及。
與此同時，三位在北京大學做過陳獨秀學生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在1920暑期畢業回粵後，分別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公立政法學校任教。在接受陳獨秀關於在廣州建黨任務後，他們經常深入學生，爭取影響了楊匏安、阮嘯仙、劉爾崧等一批青年。他們因與無政府主義者觀點不同，拒絕參加無政府主義的黨團組織。這年8月首先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120]10月，他們又在陳炯明的贊助下，創辦了一份宣傳新文化的報紙——《廣東群報》。陳獨秀在該報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敬告廣州青年》的文章。但是，由於工人中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大，他們只在學生中活動。而且在他們的團組織中也有不少無政府主義者，包括區聲白。
據這個材料和當時「共產黨」中七個無政府主義者之一劉石心的回憶說明，陳獨秀到粵時，廣州沒有真正的共產黨。所以，維經斯基及兩個俄國人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廣州建立了共產黨是不對的。陳獨秀到粵後，就以譚平山等人組織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基礎，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集權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建黨工作。陳對譚平山等人說︰「到廣東後，聽了你們的介紹，也從別的朋友中瞭解到一些情況，我曾有這樣的設想︰現在孫中山、陳炯明在廣東已經建立了政府，正是開展民眾運動的最好機會。但是領導民眾運動，個人的領導是比不上組織的領導的，就是一個小團體也擔負不起領導民眾運動的歷史重任，為使廣東民眾運動獲得更大的發展，必須建立一個領導組織。」「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產主義集團組織，名稱就叫『共產黨』。我的意見，廣東也應該建立一個共產黨組織，去擔負起領導民眾運動的任務。」[121]譚平山等人表示贊同。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21年春，成立了共產黨。黨員開始有9人，包括陳獨秀。米諾爾和別斯林兩個俄國人也轉了過來。最初的書記是陳獨秀，不久改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分任組織和宣傳。隨後整頓青年團，清除無政府主義者。
廣東共產黨建立後，陳獨秀就把廣東教育工作與黨的工作——主要是推廣新文化和宣傳馬克思主義與黨的工作結合起來。為此他制訂了一個龐大的改革教育計劃︰
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學教育、幼稚園等，分期使其絕對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實習教育及社會教育。凡學校、圖書館、博物館、劇場、影戲、音樂、一般宣傳、特殊宣傳皆屬之。
三、專門教育——以工業教育為主，除高等專門及大學工科而外，以設甲種工業學校普及乙種工業學校為目的。[122]
同時，又提出了《廣東全省教育委員會組織法》，制定了教育經費年表等，並且把這些改革措施，多納入廣東共產黨的工作之中。主要有︰
創辦宣傳員養成所︰在經費核算表中，養成所的經費30萬，為最大項。陳獨秀說創辦該所的宗旨是「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造就將來開展群眾工作的幹部」。實際上是要把它辦成一所廣東省共產黨的黨校。該所學員從社會青年中招收，每期五六十人，畢業後不少成為廣東黨、團組織骨幹。養成所由陳獨秀去後成立的廣東共產黨宣傳部領導，陳獨秀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陳公博為校長，陳獨秀有時也到校講課。
開辦工人夜校︰陳獨秀認為「機器工人比較進步」，先試辦機器工人夜校，參加者有100多人，接着，幫助理髮工人成立工會，開辦夜校，發展會員千餘人。陳獨秀利用這一措施，實際上是幫助廣東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他尤其注重在機器工人、海員工人和鐵路工人中的工作。
首創中學男女同校︰首先在省立一中實行男女同校，遭到汪精衛及守舊派勢力的反對。鬥爭結果，3月23日，省教育委員會議決開放女校。
此外，陳獨秀還創辦了注音字母教導團、俄語學校、籌建西南大學、市民大學、編譯局、通俗圖書館、幼稚園等，還從上海調來沈玄廬創辦《勞動與婦女》雜誌。並且在所有這些工作中，都注意與黨的工作結合起來。
沈玄盧，原名宗傳,字叔言。1921年曾與譚平山創辦共產主義小組，編輯《勞動與婦女》
從上述陳獨秀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實踐看，他是比較注重於中國教育的實際，不是盲目照搬西方，同時又實行社會教育，即不是單純的學校教育，而是重視一切教育機構和工具（這是與他自己自學成才的經歷分不開的），並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到教育，使社會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勞動民眾受教育，而不是只為少數人服務——所有這些，都使歷來被少數人壟斷、只為少數人服務的貴族式傳統教育觀念，受到猛烈的衝擊，從而在廣東掀起一層層波瀾。
陳獨秀是一個天生的而且是執着的社會變革家，是一個永遠的革命者，因此他到那裏就在那裏引發「地震」，在安徽是如此，在北京是如此，現在到廣東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在廣州的住所取名為「看雲樓」。其實，他不只是觀看風雲，而是倒海翻江。
當時一篇文章指出︰「現在廣東的空氣，都充滿着反對陳獨秀的聲音。反對陳獨秀大概有八派︰一、省議會；二、教育界的一部分人物；三、一班政客；四、資本家；五、孔教徒；六、一般守舊派；七、基督教徒；八、少數自號無政府黨者。」[123]1921年3月中，他們首先策動廣東省高等師範學校舊派教職員反對省長關於該校由國立改為省立的決定。但他們卻集矢於陳獨秀一人，呈文省長︰若任令陳獨秀「操縱廣東教育之權，廣東教育前途，必不堪問。如不收回成命，必全體辭職。」[124]同時，他們還挑動廣東高師的學生反對陳獨秀，在省議會中提出驅陳議案誣指他主張「討父」，「仇孝」，「公妻」，「婦女國有」，甚至「百善淫為首，萬惡孝為先」。
國民黨內反對孫中山的政學系在其上海的機關報《中華新報》上公開造謠，攻擊陳提倡「廢德仇孝」、「禽獸學說」。溫宗堯所操縱的廣肇公所甚至以同樣的論調致電政府當局，對陳採取措施。北京《晨報》記者石龍因在廣東謀取第二小學校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也與夏重民等造謠說陳計劃改組編輯部，收取《晨報》社，「歸陳獨秀個人主持」。[125]
對此，陳獨秀和袁振英、陳公博等人，利用《廣東群報》、上海《民國日報》等陣地，進行了回擊。陳獨秀發表《闢謠——告政學會諸人》，奉勸政學會「不必如此倒行逆施」，應取「磊落光明的態度」。[126]《民國日報》發表《廣州特約通信——辟誣衊陳獨秀主張討父公妻的謠言》，指出了這些謠言的來龍去脈。文末附記者訪問（陳獨秀）記。陳獨秀對討父、公妻謠言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稍有常識的人，必不相信」。[127]
謠言腳短，本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時的廣東社會畢竟還是反動和保守勢力佔優勢的社會，決不允許陳獨秀的活動繼續擴大下去，所以，他們掀起了這一個從封建頑固派到極左的無政府派聯合起來的反陳運動，一時鬧得十分囂張，以至一直支持陳獨秀的陳炯明也動搖起來。在一次宴會上，他問陳獨秀︰「外間傳聞你組織甚麼『討父團』，真有此事嗎？」陳獨秀則正正經經地回答︰「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一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也沒有，因為我自幼便是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128]
陳獨秀後來講到他說這幾句話後的當場氣氛是︰「當時在座的人們，有的聽了我的話，呵呵大笑，有的睜大着眼睛看着我，仿佛不明白我說些甚麼，或者因為言語不通，或者以為答非所問。」
實際的壓迫終降臨到陳的頭上。他的教育改革的實施開始遇到障礙，原來保證的權力和經費經常受到侵犯。例如，5月中旬，廉州中學校長辭職，本來應由教育委員長陳獨秀任命新校長，但欽廉善後處擅自決定由某人接任，越過陳獨秀而得到省署的同意。又如，為了籌辦大學預科，陳獨秀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都未去參加，但預算出來，校址擇定，經費卻遲遲不給。至此，陳獨秀頓萌退志。但是，陳炯明還想挽留他，5月中旬甚至親到慰勉，說明經費延撥等之原因，表示自己興學之決心，聲明無論經費如何困難，總之對於已批准之預算案，刻日飭廳撥交，以開辦編譯局、宣講所、第一師範，籌備西南大學等。[129]於是，陳獨秀又勉強在廣東耽了三個月。
國民黨內有些人見陳炯明如此倚重陳獨秀，頗有醋意。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總編葉楚傖一直把廣東教育發展的成績歸功於汪精衛（廣東教育會會長）、胡漢民（孫中山大總統府總參議）和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清。7月28日，葉在《民國日報》頭條發表重要言論——《告反對陳獨秀的旅滬粵人》，一面為陳獨秀闢謠，一面卻說︰「陳獨秀在廣東，是教育行政委員會裏的一個委員；他所做的事，是全體委員所決定要做的事。平心而論，廣東教育無論發展到怎樣，不應歸功於陳獨秀一人。因為這是陳省長和教育行政委員會及一般熱心教育家合做出來的成績，不許陳獨秀據為己有的。」「陳獨秀不配做偶像。」
陳獨秀清楚，葉文並非是一個人的態度，而代表了國民黨多數政要的觀點。對此，自己就難以容忍了，恰巧這時中共「一大」選舉他為中央局書記，連電催促回滬主持全黨工作。於是，8月17日，致電在廣西前線討伐桂系軍閥陸榮廷的陳炯明，堅決請辭。陳炯明還是不放，而且誠意感人，24日覆電︰「仍望以教育為重。當風獨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為要。至於一切障礙，我當能為委員會掃除之」，並在其辭呈上批示︰「該委員長貞固有為，夙深倚重，所請辭職，應毋議云。」[130]實際上，陳炯明是為了在即將到來的與國民黨正統派的較量中利用一下陳獨秀及其在廣東的力量，雖然當時不知道陳獨秀已是共產黨的領袖。
陳獨秀終於在1921年9月11日不待陳炯明批准，請假離粵。在廣東進行的教育改革事業自然也就隨着他的離去而停止，但在當地留下的變革的精神和培養的革命種子，在以後的革命運動和社會發展中，將會發生深遠的影響。
注釋
[注1]《胡適手稿》，第9卷（下），卷三（台北︰胡適紀念館，1970），頁545–550。
[注2]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注3]陳鍾凡︰《陳仲甫先生印象記》未刊手稿，在1945年後為鄭超麟寫「陳獨秀傳」而寫，所以在1952年12月22日夜鄭被捕時，此稿亦被抄沒。現藏中央檔案館；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頁16，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注4]《新青年》，第7卷，第2號；《民國日報》，1920年3月25日。
[注5]〈褚葆衡來信與答書〉，《新青年》，第2卷，第5號，1917年1月1日。
[注6]陳獨秀：〈俄羅斯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
[注7]兩篇演說均發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注8]陳獨秀：〈克林德碑〉，《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
[注9]陳獨秀︰〈保守主義與侵略主義〉，《新青年》，第7卷，第2號，1920年1月1日。
[注10]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注11]高瑞泉編選︰《向着新的理想社會——李大釗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頁228。
[注12]河文載《晨報副刊》，1919年5月5日；福著由同文館1913年出版。
[注13]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分店，1981），頁149。
[注14]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新青年》，第9卷，第3號，1921年7月1日。
[注15]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注16]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注17]〈答柯慶施〉，《新青年》，第8卷，第3號，1920年11月1日。
[注18]〈陳獨秀恢復自由〉，《申報》，1919年9月17日。
[注19]《國民新報》，1920年2月12日。
[注20]《漢口新聞報》，1920年2月9日。
[注21]京師警察廳檔案︰〈京師警察廳中一區警察署1920年2月10、11日記錄〉，北京檔案館藏；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頁186。高一涵在《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一文中說陳在武漢回京前，他們就得到警察要逮捕陳的消息，所以就同李大釗商議派人先到車站把陳接到王星拱家，暫避一時，再設法送他離開北京。此說與胡適所說不一，本文取胡之說。
[注22]〈陳獨秀君過滬之講話〉，《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注23]《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
[注24]〈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7。
[注25]石川楨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91；任武雄︰〈試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問題的破題〉，《黨史研究與教學》，第3期（2007）。
[注26]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
[注27]1920年2月13日（即陳獨秀從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還從日本寫信給胡適和陳獨秀，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注28]武昌《中央副刊》，第60號，1927年5月23日。
[注29]前文刊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後文刊《五四運動回憶錄》（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注30]轉引自馬模貞等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98。
[注31]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大」前後》（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77。
[注32]《「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483。
[注33]梁冰弦︰〈解放別錄〉，北京師範大學馬列主義研究所編︰《黨史學刊》，試刊第1期（1980）。
[注34]〈關於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6、57。以下簡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
[注35]〈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8月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99。
[注36]〈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4。
[注37]〈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報〉（1921年3月15日），李玉貞譯︰《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1996），頁132–133。
[注38]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關於在東亞各國人民中的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0。
[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
[注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9。
[注41]〈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1920年6月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29。
[注42]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古今》半月刊，第19期（1943年3月）。
[注4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42。
[注4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9、31、33、35。這套檔案資料的編者註釋說7月19日的會議就是維經斯基計劃中7月初要召開的各城市革命者的「聯合代表會議」，顯然是搞錯了。這兩個會議是兩回事。後者根本沒有條件召開。
[注45]陳獨秀：〈真的工人團體〉，《勞動界》，第2冊，1920年8月22日。
[注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4。
[注47]《龔德柏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58。
[注48]〈俞秀松烈士日記〉，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輯（上海︰開明出版社，1992），頁297。
[注49]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注50]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後》（二），頁220。
[注51]〈宣言〉的中文載《「一大」前後》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5。
[注52]《遠東人民》（俄文，蘇聯伊爾庫茨克發行），第3期，1921年8月。
[注53]俄文列印稿，藏於當時的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檔案館所收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的檔中，內容與上述《遠東人民》上所刊幾乎完全相同。
[注54]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注55]《晨報》，1922年4月4日。
[注56]張申府談話記錄（1961年1月27日），《趙世炎烈士資料彙編》（油印資料，上冊），頁110；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57]王漁︰〈「北李南陳，兩大星辰」之說源於何處〉，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動態》續刊）2003年7、8合刊，頁942。
[注5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31、35、38–42。
[注59]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5。
[注60]陳公培︰〈回憶黨的發起組和赴法勤工儉學等情況〉，《「一大」前後》（二），頁564。
[注61]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材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51、103–104。
[注62]《俞秀松日記》複印本，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藏，是安志潔1991年建黨70周年時贈送該館的。
[注63]《申報》，1920年5月29、31日。
[注64]《上海夥友》，1920年10月17日。
[注65]斯諾︰《西行漫記》（大連︰復社出版社，1948），頁134。
[注66]《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該書無頁碼，按日記日期先後排行，即日期就是頁碼。
[注67]〈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學會文獻彙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23。
[注68]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69]〈「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
[注7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71]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72]毛澤東致胡適的明信片（1920年7月9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注73]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頁148）。
[注74]〈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3。
[注75]二文分別載《每週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18日；第37號，1919年8月19日。
[注76]〈胡適鈔湯爾和日記並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8。
[注77]《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