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理論上考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陳獨秀派的主張比莫斯科和中共的主張正確得多，實事求是得多。而且如此揭露和批判中共黨史上第一、第二次左傾錯誤，與後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劉少奇對三次左傾路線的批判，在事實上甚至在語言上，完全一致，而時間卻相隔了十幾年。說明陳獨秀他們是先知先覺者。但是，他們得到的報應卻是「取消派」甚至「反革命」，而毛澤東、劉少奇後來這樣做時，卻成了「正確路線的代表」。
中東路事件，鶴立雞群
正在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時候，又發生一個特別的事件——中東路事件，加劇了他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的對立。
中東鐵路原是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產物。依照《中俄攻守同盟密約》、《中俄合辦東清鐵路合同》（1896年）、《中俄續訂東三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1898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還明確由中國清朝政府出股金500萬兩，沙俄政府修建經營。1897年7月動工，1901年11月竣工，與俄國境內西伯利亞大鐵道相連。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曾發表聲明，廢除沙俄在華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各種特權，還明確表示：中東鐵路「歸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5]但是，這條當時曾激起陳獨秀等無數中國人感激蘇俄政府，因而促使他們由嚮往西方民主主義向蘇維埃「一邊倒」的表示，列寧在世時沒有落實，史太林上台後，顯然出於狹隘民族主義或「紅色帝國主義」的考慮，立即食言了。以至後來出版的《蘇聯對外政策文件彙編》時，竟將「歸還中東鐵路」這段文字刪除了。殊不知已經載入史冊的文件，豈能由人為刪除，不過是暴露欲蓋彌彰的醜陋而已。
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認為當時的中國政府是反動的，若把中東鐵路交還給中國，不利於中國革命。所以，不交還中東鐵路，反倒成為革命行動。這對於已經歸屬於共產國際（實為蘇聯）領導的中共及其領導人陳獨秀等人來說，也不能說一個「不」字，只得吞下這個苦果。對於當時的北洋政府來說，「弱國無外交」，也無力交涉促其履行宣言。
於是，1924年5月，雙方簽訂《中蘇協定》時，按照蘇方旨意，該路暫由中蘇「共管」。1926年3月，蘇聯曾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托洛斯基任主席，成員有伏羅希洛夫、捷爾任斯基和齊采林。據托洛斯基說，該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個決議：「為了保障在『第二時期』（所謂第二時期，即指中國革命還未勝利的一段時期——托洛斯基註）中東路不至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於蘇維埃政府之手。」[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蔣介石轉向親美反蘇反共，在國內製造一系列反蘇事件。致使蘇聯政府被迫撤回駐廣州、上海、武漢、長沙等地領事館和商業機構。1929年5月，蔣介石指使張學良挑起「中東路事件」：派軍警包圍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進行非法搜查和劫掠；然後又調東北軍沿蘇聯國境線佈防，作出武裝進攻蘇聯的姿態，並用武力接管了中東路，逮捕、驅逐蘇方人員，致使蘇聯政府於7月17日宣佈對國民黨政府絕交，撤回蘇聯政府任命的一切駐華外交、商務及在鐵路等方面的供職人員，並保留《中蘇協定》中一切權利。
蔣介石的反蘇行動升級到這個程度，目的何在？討好美、英、日等反蘇國家，以得到他們的援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個更隱蔽的目的卻不易為人所知，即為了削弱異己的張學良東北軍勢力，以便進一步控制東北。因為，以當時的國力無論如何是不能與蘇聯開戰的，讓東北軍與蘇軍打仗，無疑是以卵擊石。果然，雙方接觸了幾下，東北軍傷亡慘重，張學良不得不求和。
在「中東路事件」過程中，蘇聯假借共產國際這個工具作出決議，指示各國共產黨組織人民群眾開展一個「保衛蘇聯」的運動。中共由於受共產國際領導，又與國民政府敵對，在機關報上發表一系列宣言、決議和文章，如《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中央通告第41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2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49號——目前形勢中的兩大任務——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李立三）、《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惲代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羅綺園）等。[7]蔣介石製造這個事件，是打着「保衛民族利益」的旗子。中共在以上文件和文章中，不識事理，對這個關係到中國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複雜問題，採取了簡單化的策略，竟然提出了「擁護蘇聯」、「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甚至說：「反對國民黨進攻蘇聯，成為中國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務」，正好落入蔣介石的圈套。
在行動上，中共還強行組織群眾遊行罷工，甚至號召「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8]這說明當時群眾並沒有這種要求，完全讓黨員去強迫群眾作「革命」和「反帝」運動。這種完全脫離群眾的做法，自然應者了了。於是，黨員就進一步暴露，造成更大的損失。
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以外，實權掌握在李立三手中的黨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他們認為：
「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日益迫切，而中國在帝國主義戰爭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卻是最嚴重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然後才能執行在世界革命中的任務」，即「準備以國內戰爭消滅帝國主義戰爭，變反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戰爭」！[9]
這種認識和情緒，反映了黨中央對革命低潮形勢的不耐煩，希望這次危機引起世界大戰，早日促使革命高潮形勢的到來。
陳獨秀對於黨中央在中東路事件上的這種策略頗不以為然。他終於打破一年多來的沉默，在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東路問題的宣傳上，要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應該把矛頭緊緊指向國民黨政府的誤國政策。因為，不管是對蘇聯的戰爭，還是蘇聯退讓後帝國主義各國間為爭奪東北的戰爭，都要在中國做戰場，「在戰爭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國人民。」他深刻地指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政府，對於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民族利益的假面具來欺騙民眾，並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資產階級的群眾，甚至有許多勞動群眾也受了欺騙這種情形不用說是於我們不利的。」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陳獨秀認為「我們如何宣傳才能獲得廣大的民眾同情」，要特別慎重！他直率地批評中央拿「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做動員群眾的中心口號，「太說教式了，太超群眾了，也太單調了」；「離開具體問題說教式的單調宣傳，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反而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10]
中共中央最嚴重最荒唐的錯誤，是至今還不敢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公佈的第42號《中共中央通告》，其中有一段話說：「帝國主義對蘇聯戰爭開始的時候，毫無疑問的要引起本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這便是中國革命更有利的條件，而更可促成全國革命高潮更快的到來。」陳獨秀譏笑這種宣傳，使同志們會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來帝國主義進攻蘇聯還有這些好處，我們讓他趕快向蘇聯進攻吧！」所以，他建議中央趕快補發一個通告，以取消第42號通告。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8月3日，中共中央在給他的覆信中，認為陳獨秀與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問題的討論，而且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的問題」，反過來指責陳提出的「反對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東路的誤國政策」口號，是資產階級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的口號，「走上了資產階級觀點，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11]
更加荒唐的是，當時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王明，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猛烈批判陳獨秀的意見。攻擊陳是「反共產國際」、「反蘇」、「機會主義」。他列數陳的意見有七大錯誤後，攻擊陳獨秀「不相信進攻蘇聯的戰爭會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事實上就是不相信在進攻蘇聯的戰爭中，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會有『擁護蘇聯』的直接行動」。王明的文章，是第一次直接攻擊陳獨秀。從此起，他對陳就咬住不放，直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他奉莫斯科之命，誣陷陳是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津貼的「漢奸」。
陳獨秀於8月11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東路問題上的意見，並指出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在戰略上有兩個缺點：
（一）未曾用群眾所瞭解的事實、而不僅是我們主觀上的理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夠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線之外了。
他又辯駁說：
7月28日我那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主張跟着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東路，而正是要打破群眾的幻想，打破國民黨的假面具，把群眾拉到我們這邊來，在我們口號之下，向反革命的勢力進攻。缺少戒心與注意的宣傳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眾跑，卻也不能爭取群眾。而且鑒於中央如此不可理喻，把這個具體問題上綱到路線原則問題，陳獨秀也不客氣地猛烈抨擊中央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粹主觀不看事實的盲動主義精神之表現。[12]
這樣，本來是一個具體問題上的宣傳方法和策略上的分歧，就很快嚴重升級和大大激化了，以致成為陳獨秀很快被開除出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中東路問題上，托洛斯基和中國托派，也是持「保衛蘇聯」的立場。事件一發生，這位1924年主持簽訂中蘇共管中東鐵路的《中蘇協定》的托洛斯基，這時也把國際主義精神拋棄了，親自指示蘇聯、中國及各國托派組織：「要完全犧牲自己來保護十月的勝利」，[13]並在8月4日的文章中，引證他在1927年8月1日蘇共中央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講演說：「我們反對派對保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一點也不懷疑。我們不特自己要保護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護它」；「我可以總結一句話：我們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但不是擁護斯大林的路線。」[14]於是，「反對斯大林，保護蘇維埃」，就成為他們的著名口號。托氏在文章中，還批判了德、法等國托派中認為中東路事件是「蘇聯侵犯了中國自決權」的觀點。[15]
真理是超越時空的，最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個事件58年之後，即1987年7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院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歷史研討會。研討會一致認為，過去對共產國際歷史的研究，由於信奉「歷史就是面對過去的政治」（按照毛澤東的說法是「歷史為現實政治服務」——引者）的公式，虛偽地理解黨性原則和見風使舵，嚴重地影響了客觀的研究工作，出現了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導致在許多問題上，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掩蓋真相等等。研討會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撥亂反正、重新評價的歷史問題，其中之一是：「需要論證共產國際東方政策的成就與失誤，填補這一政策個別方面現有的『空白』」。在論證這個問題時，特別強調了中國學者近來對共產國際活動的評價變得更客觀，所述的一個突出事例即「中東路事件」，說中國學者指出：「把『保衛蘇聯』的口號當作共產國際的頭等任務，不符合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利益。」[16]但是，研討會沒有注意到，最早提出這種見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國學者」，而是半個多世紀前，當「保衛蘇聯」這個口號一提出就進行批評的陳獨秀。
與國際及中共衝突尖銳化
為甚麼在中東路問題宣傳上、策略上的分歧，會上升到原則和路線上的分歧呢？原來在陳獨秀給中央以上兩封關於中東路問題的信的中間，即8月5日，陳獨秀還給黨中央一封一萬多字的長信，即前述用托洛斯基主義系統論述中國革命、反對中共「六大」路線的「八五」信件。
陳獨秀等人轉向托洛斯基主義後，自以為真理在手，在向中央反映、要求改變全黨路線的同時，又在黨內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爭取黨內同志的支持。陳獨秀本來就是領袖人物，於是他就駕輕就熟地開始指揮起這些活動來，指導那些原來「陳獨秀派」的成員，在各自接近和熟悉的黨員中，閱讀托洛斯基的文章，宣傳托派的主張以及陳獨秀給黨中央的信。他們的工作極其認真，以致不放棄任何一個關係，拉共產黨員轉向托派。例如：
馬玉夫（又稱馬禹夫）是江蘇省委委員中長期負責工人運動的上海碼頭工委書記，與許多工人及工人支部書記的關係密切。此時，他在因反對中央盲動路線而製造的「江蘇省委獨立事件」失敗後已經退出省委，但黨內關係仍存在。於是，他利用這種關係，爭取了《時事新報》社工人支部和一個綢廠支部整個地轉向托派；又爭取了許多個別工人同志，有鐵路、電車、紗廠、印刷、建築等多種行業的工人；還爭取了外地黨組織長駐上海工作的幾個幹部。
屠仰之，《時事新報》社原共產黨工人支部書記，浙江省海寧人。大革命時期在杭州活動，失敗後來到上海，他首先受馬玉夫影響，後還想把整個支部拉過來，理論功夫比較深的鄭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報社大廳裏召集了幾次報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20多人全參加，鄭超麟在會上就結合黨的歷史，特別是大革命和幾次武裝暴動的事實，批判共產國際和新中央的錯誤路線，宣傳托洛斯基的正確主張。聽者多數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後，立即解散了這個支部，開除了屠仰之，於是，這個支部就被「托陳派」接管。為了鞏固托派的這塊新陣地，馬玉夫與鄭超麟商量後，帶着屠仰之和兩個支部幹部去拜見了工人們十分仰慕而難得見面的領袖陳獨秀。陳獨秀熱情親切地接見了他們，講了許多勉勵的話，使他們十分感動。不久，與陳獨秀關係很好的「托陳派」骨幹薛農山又進這個《時事新報》社任總編輯，該社更成為托派的一個據點。「托陳派」組織成立時，薛出任法南區（法租界和南市區）區委負責人。
當時的中國工人，生活十分貧困，絕大多數是文盲，雖然少部分人經過大革命的洗禮，有一些要求解放的覺悟，但也不懂得理論，更不知道如何爭取解放，只知道跟着共產黨走。過去的革命，犧牲了許多人，錯誤在哪裏？他們也不知道。現在，原來的陳獨秀等革命領導人，說找到了新的出路，他們也就懷着樸素的熱情，進入了「托陳派」小組織。他們並不關心、也不懂得甚麼是托洛斯基主義，甚麼是機會主義，主要靠陳獨秀這位老「總書記」的個人影響，但是，傳統的共產黨組織畢竟還在，這個影響總是有限，因此只拉過來一些支部和黨員。
一個綢廠工人支部書記是杜培之，江蘇鹽城人，也受馬玉夫拉攏轉向托派後把整個支部全體成員拉了過來，並且也受布哈林要求中共多培養工人出身的領導幹部思想的影響，把杜培之作為工人代表，吸收進「托陳派」小組織的領導成員。
在外地來滬的黨團員中活動的彭述之和汪澤楷也小有成績，拉過來幾個人；甚至通過馬任之，把影響較大的滬濱書店也爭取了過來，使該店成為他們的一個活動據點。馬任之原名馬軾材，湖南寶慶人，與彭述之是小同鄉。這個人的經歷很複雜，帶有傳奇色彩。大革命時，他加入共產黨，隨北伐軍到福州，領導那裏的左派國民黨工作。「四一二」後福州也很快反共，他逃到武漢，「七一五」分共時被捕。1928年出獄後到上海，受黨組織委託辦了滬濱書店,
實際上是一個黨的工作機關，他任經理，楊獻珍為編輯。彭述之利用小同鄉的關係，首先把馬任之拉過來，當運動楊獻珍時，遭到拒絕。於是，滬濱書店就全由馬任之控制，成為「托陳派」的一個支部，出版過一些托派分子寫的書。
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儘管中共作了很大的努力，實行黨員工人化和幹部工人化，中共「六大」時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黨員，而到這時，「更縮小到百分之七」。[17]這麼一點點工人基礎，現在竟然被「托陳派」挖去這麼一大塊，怎能不引起中共的震怒！不過，「托陳派」也東施效顰。後來在選舉領導機構時，也刻意選了兩位工人代表，結果他倆很快去當土匪，被槍斃了。
其他托派成員也都利用自己的關係，積極在有關人員中做爭取工作。如鄭超麟在印刷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幹部中建立了一些關係。他的妻子劉靜貞是雲南人，因此在駐上海的雲南同志中進行活動。但是，總的來說，這時的托派多數是知識份子，相對而言，主要在知識份子中工作，在工農中沒有甚麼基礎。
中共受聯共影響，既不允許個人反對中央，更不允許黨內任何派別活動。早在1929年6月，即陳獨秀等接觸托派文件之初，中共中央就在六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在會議通過的文件中指出：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會址
「國際上之托洛斯基反對派，最近在中國黨內已經開始有了活動」，「這一點值得整個黨之嚴重的注意。全會並不誇大反對派目前在中國之政治上與組織上的作用，只是在黨內政治水準低微與黨歷史糾紛尚有殘餘的條件之下，反對派在一般落後的消極的離開工作的黨員中，可以有他暫時發展的機會。「客觀上定會走向一切反動勢力的收買與指導之下作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破壞中國革命的工具。因此，中共必須堅決的向全黨指出這個前途，並堅決的與之鬥爭。」[18]——可見，中共一開始就採取了與聯共中央一致的明確果斷的態度和措施。把陳獨秀等人的活動，當作「反革命」對待，一點也沒有討論和調和的餘地。這一點是完全出乎企圖在黨內進行反對派活動的托洛斯基、陳獨秀們的意料的。
幾乎與此同時，共產國際方面，也發出了托派在中國活動危險的警告，指示中共克服這個「危險」。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在6月7日給他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遠東局的信中說：
今天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機關刊物《我們的話》的譯本。從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托派把工作集中在共產黨人中間，在共產黨內部有隱蔽的托洛斯基分子在做瓦解工作，並將黨的全部文件轉給托洛斯基分子。在中國大學（即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引者）截獲了這個刊物（是通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來的），這證明托派建立了某種聯繫。據我們所知，除了上海，他們在香港還有鞏固的基地。請速告，為克服托洛斯基主義危險，黨在做甚麼工作。[19]
對此，中共中央當然不敢怠慢。8月13日，專門發出了第四十四號通告——《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央發現反對派「在黨內與黨外有他的秘密組織，有他的秘密出版物」。通告稱：「我們與托洛斯基反對派鬥爭的，主要的是思想上理論上的鬥爭」，並敘述了托洛斯基的主要錯誤。這就發生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托派在戰略上的極左（社會主義革命觀及徹底否定與資產階級建立任何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清醒（低潮的形勢觀與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與中共的戰略上的清醒（民主革命觀及與資產階級建立革命聯盟）與策略上的極左（總罷工，武裝暴動等）「交相輝映」，爭鬥激烈。因此當時站在第三者立場上的人，對這場爭鬥很不可理解。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二者都是錯誤的，而且錯誤得絕對荒唐：無論在戰略上或策略上，互相對立，你左我右或我左你右。這就讓思維正常的人看不懂。通告規定：
如果發現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對派的思想宣傳，有任何小組織的秘密活動，黨除掉對於其思想給以嚴重駁斥外，並須將其活動的領袖毫無留戀地開除出去；對於參加這一組織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說服其自覺地向黨聲明退出這一組織，並承認其錯誤，如被勸告而無效，則黨必須予以嚴重的制裁以至開除出黨。[20]
8月28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約陳獨秀談話。據陳獨秀說，對方擺出一副十分傲慢的態度：
一切重要的政治問題都拒絕討論，單純的責備我不應該向中央發表不同的意見，堅決的說中央絕對不能容許把我的信（指8月5日的信——引者）公佈出來；並且堅決的說中央政治路線沒有原則上的錯誤，加之時局緊張，任何同志都不許發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見。
陳則憤怒地說：「用這樣的專橫態度來掩護錯誤，用這樣不合理論不合事實的藉口來阻止中國黨內政治問題所急需要的公開討論我只感覺真如反對派（托洛斯基派）所指摘國際領導機關在政治上組織上官僚化之一證。」[21]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利用組織威權，向「托陳派」發起了全面的進攻。進攻的信號首先來自莫斯科。
9月7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主任米夫和庫丘莫夫（東方部工作人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中就指示要催促中共中央反右傾、反托派和處理陳獨秀：
「春季我們收到了在上海出版的托派刊物（指《我們的話》——引者）。黨對它作出反應沒有？無論如何不能讓托派組織發展但是我們要提醒你們，採取揭露和徹底消滅托派的各種措施時，還是要十分清楚地提出這個問題：現在在黨內右的危險是主要危險。從中國寄來的所有文件都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右派的立場明顯暴露出來了。在黨內必須加強同右派的鬥爭」；「建議（以中央決定的形式）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繼續不明確態度的做法是不能允許的。必須要麼爭取使他在徹底承認錯誤和接受黨的路線的基礎上實際參加黨的工作，要麼決定他的黨籍問題。」[22]
9月12日，黨中央派宣傳部秘書長惲代英召集（中央直屬）支部幹事會和中央、（江蘇）省委、區委各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解決彭述之、汪澤楷反對中央路線問題。彭述之三次發言，與惲代英辯論。他反對中央以「機會主義的大頭銜」加於陳獨秀，更反對在黨報和黨員群眾會議上「公開宣傳獨秀同志是機會主義者」，並把「機會主義派的名詞與反對派的名詞並立起來」。他認為大革命時期「整個的機會主義指導是國際的，但在中共一面說，每個負指導責任的人都不好只圖塞責，學那『功歸於己罪卸於人』的市儈行為。何況像秋白、立三、維漢、恩來等同志，不僅是機會主義負責者，並且同時是盲動主義，即另一種機會主義的負責者，更應該自己明白呢」。他責問說：
在過去機會主義時期中（特別在五次大會至國民黨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時期中）是否只獨秀一人指導黨的工作，在黨內專政呢？是否除獨秀同志外，當時參加中央指導機關，特別是參加當時中央政治局的人都不負主要責任呢？我個人認為獨秀同志在機會主義時代的確是黨內負主要責任的一人，不錯，獨秀同志在過去確有錯誤但參加當時政治局直到現在還在黨內負責重要指導責任的人，如秋白、立三、恩來、維漢、忠發等同志，是否在當時都是一塵不染的布爾什維克呢？從我所知道的事實看來這些同志與獨秀同志在過去同是一樣的機會主義的執行者，其程度只有過之無不及。
然後他列舉大量事實說明這些同志所犯的錯誤。接着，彭講述了現在黨內的機會主義：
「我們的黨確有很嚴重的機會主義存在着。但這種機會主義恰好與中央所指的相反，恰好就在黨的領導機關裏，就在中央本身。」其表現：第一，中央認為資產階級是「能解放」農民的；第二，中央（李立三）認為富農（農村資產階級）「當然」是能革命的，便作出「聯合富農」的策略；第三，「對於目前革命形勢的估量以為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或革命開始復興，因而主張不斷的示威，主張從每一個小的罷工鬥爭必須要擴大到廣大的政治總罷工以至於暴動鬥爭，這都是十分明顯的盲動主義的表演。」[23]
辯論到最後，惲代英最後以「紀律」手段，要彭述之對反對派問題表態，企圖壓服對方。彭述之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之紀律，決不是機械的無條件的」；「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沒有與廣大群眾相聯繫，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變成了妨礙群眾革命思想與行動之銬梏。」反過來，他要求惲代英向中央提出四點要求：（一）、重新審查自己的政治路線；（二）、發表獨秀同志的政治意見書；（三）、公佈反對派的一切文件，讓全黨黨員自由討論自由判斷；（四）、停止對於黨員之一切機械式的紀律箝制，恢復黨內應有的民主。[24]
於是，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專門會議，通過了《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決議》指出陳獨秀的信，「完全推翻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一貫的列寧主義的路線；完全推翻六次大會與中央對於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恥的取消主義！」它並且逐條批駁了所謂「托陳派」的取消主義觀點。「托陳取消派」的名稱，從此在黨內廣泛流行開來。然後宣佈他們的罪名是：「公開的反共產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黨的路線。」
組織措施也同時跟上，決議指出托陳取消派的罪名是：「不只是故意的煽起黨的討論而且實行了他們的小組織的行動。反對派已經有他們的秘密刊物，在黨內傳播。獨秀同志也在未經中央決定以前，把他寫給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間宣傳，這是列寧黨所不能寬恕的破壞黨的行為。」
因此，中央在組織上有下面的決定：
一、各級黨部如果發現了這樣的小組織必須馬上解散，對於參加的同志須與以組織上的制裁；
二、經過討論以後，仍然固執他的取消主義的思想，不執行黨的策略，不服從決議的，應毫不猶疑的開除出黨；
三、獨秀同志必須立即服從中央的決議，接受中央的警告，在黨的路線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與活動。[25]
人們注意到，這個決議還稱陳獨秀為「同志」，企圖最後挽回。第二天（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陳獨秀發出「書面警告」：「在黨的組織原則上不容許有兩個路線同時存在，尤其不容許有少數同志與黨對立，破壞黨的組織系統。」「你以及和你的意見相同的人，在上海黨的下層組織中有超越組織的活動」，「必須站在黨的利益上立即停止這種活動。」最後，中央決定陳獨秀「在黨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中央擔任編輯工作」，還要陳作一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並編入中央直屬支部參加黨的生活。
其實，據陳獨秀說，在8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與陳獨秀談話時，最後也「拿開除黨籍的話來威嚇我，阻止我發表意見」。陳獨秀很覺可笑。這一次他見黨中央要動真的了，於是就拍案而起，10月10日，他以給中共中央常委會寫信的方式，給以嚴厲的回答：
我現在正式告訴你們：在你們，絕對沒有理由可以開除發表政治意見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利益，結合下層的革命群眾和機會主義上層領導機關奮鬥，而不計其他！我還要告訴你們：黨內的重大政治問題即領導機關政治路線根本錯誤的問題，決不應該用組織紀律（列寧曾說，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紀律，是要有正確的政治領導為先決條件方會實現，否則一定變成廢話；你們忘記了沒有？）來掩護所能解決的；若用這樣方法無理由的開除同志，如果由此造成黨的分裂，是應該由你們負責的！[26]
幾十年後解密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證實了以上陳獨秀對中央的批評是對的。當時駐中共的國際代表在給莫斯科的信中說：「我們有一些優秀能幹的同志，但沒有任何經驗，常常不聯繫群眾，不瞭解群眾，不善於對基層組織裏的辯論、爭論等現象作出反應。」信中提到中共中央總是輕易地進行反對「右傾」的鬥爭，「在這方面好象政治局委員起了帶頭作用，李立三混淆『左右兩種傾向』。在他們那裏所有人都是『右的』，他們唯一的手段是壓制，或者訴諸紀律。」[27]
陳獨秀10月10日的信，反過來對中央作「最後的警告」，說了以上一些激烈對抗性的話，尤其反感奉命作文，指出：你們命令我「一周內作篇反對反對派的文章」；「你們既然代我決定了意見，還要我做文章發表意見做甚麼？我真想不到你們現在竟至發狂鬧笑話到此地步！這種現象已充分的說明了由黨員群眾合法的討論和公開的自我批評來糾正領導機關之錯誤的政治路線，是絲毫沒有希望的了！」
彭述之的妻子陳碧蘭，自1922年入黨以來，已經八年了，一向把黨當作生命寄託之所。她不願僅僅為了與彭述之的伴侶關係而失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生命的寄託之所。因此，她得知陳、彭將被開除黨籍時，內心非常矛盾、痛苦、煩惱和苦悶，甚至想到離婚的念頭。為了想傾瀉胸中的苦悶，有一天，她獨自到陳家和他專談此事：
我從某些同志中得到一個消息，說黨中央準備開除你和述之。假如述之被開除，一定會跟着開除我，但我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為我開始幹革命時，並不認識述之，我既不是跟着他而參加到革命隊伍裏來的，當然也絕不願意跟着他而被黨開除。因此，我現在陷於極度矛盾和痛苦的狀態之中，我想請教您，怎樣才能解除這種矛盾和痛苦。[28]
獨秀聽了此話，「用很簡單的話語誠懇而又堅決的態度」回答說：「假如我們被黨開除，並不是因為我們背叛了革命；而是由於黨的墮落，它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傳統，這是黨的錯誤，如果黨開除我，我是不在乎的。」陳碧蘭回憶道：「頓時便提醒了我，使我打破了過去對黨的那種機械觀念。我想，如果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有錯誤，黨員是有責任起而批評和糾正的；為了使批評和糾正的意見發生效力和有力量，在黨內集中一個有力量的反對派也是需要的。」
中共中央10月5日的決議，特別看重黨內出現「反對派小組織」，因為這將直接危及黨的生命。所以，中共中央對陳獨秀10日信的直接反應是，在17日機關報《紅旗》上公佈10月5日通過的《關於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將全部稱陳獨秀為「同志」的二字，全部刪除。而這時的陳獨秀的確已經在黨內成立了小組織。
機關報《紅旗》
正式組織反對派組織
在陳獨秀給中央「八．五」信後不久，「托陳派」就決定正式組織起來，起先是向歸國留學生托派小組織「我們的話派」表示，希望加入他們的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但是，沒有想到這些年青人（其領導機構稱為「總幹事會」）心胸相當狹隘，不僅表示不歡迎，「而且很厭惡」。他們以水泊梁山上王倫的眼光看待這些黨內「老幹部」的行為，認為是「沒有出路的老機會主義者向我們托派投機了」。於是他們採取了「揭穿那些機會主義領袖們的『卑鄙動機』，爭取其下層群眾」的策略。[29]總幹事會提出了讓陳獨秀派個人分別加入托派的方案，以便排斥老幹部的加入。
為甚麼這些青年托派也把陳獨秀們視為「機會主義」呢？因為，他們認為陳獨秀給中央的「八五」信中，有以下問題：
第一、認為陳獨秀沒有檢討和承認自己在大革命中的「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失敗的機會主義總根源是史太林為首的共產國際，但是陳獨秀也有錯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關於這一點對陳獨秀的指責，有一半是與中共一致的；
第二、與托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及中共的「工農民主專政」不同，陳獨秀提出了獨特的「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口號，青年托派認為，這實質上還是「工農民主專政」的機會主義口號。而托洛斯基反對「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對與資產階級聯合和在革命勝利後的政權中有資產階級的位置。他們不懂陳獨秀的口號，無此之意，而與托洛斯基的「無產階級專政」口號一致的；
第三、在「中東路問題」上，沒有執行托洛斯基的指示——「保衛蘇聯」，而提出「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
關於這一點，實際上又是與中共對陳獨秀的批判是一致的；
第四、「遷就『六大』決議案」。這是陳獨秀在10月10日致黨中央信中說的一句自謙的話，為了說服黨中央能夠接受他的意見，根本改變路線。其實無論是「八五」的信，還是「十十」的信，在原則問題上，一點也不「遷就」；
第五、「還在堅持二次革命論的機會主義觀點」。[30]這是因為陳獨秀最後對托洛斯基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還有自己的一點不同於托派的理解，即不同意下次革命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而認為總有一個那怕是很短的時期，主要解決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例如抽煙，把前一支的煙蒂，接續在後一支香煙上抽一樣。如果在先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與貧農專政」的情況下，這樣做，與托洛斯基的觀點也是一致的，如十月革命初期的情況。
所以，青年托派排斥陳獨秀派完全是無理取鬧找藉口，是怕陳獨秀加入後替代他們的正統地位的狹隘的宗派主義情緒。
對於他們提出的以個人名義，分別履行加入他們組織的方案，從來不計較個人名譽得失的陳獨秀倒是無所謂，表示同意。但是，彭述之、尹寬等人堅決反對。他們也有另一種宗派主義情緒，認為留學生托派「都很年輕，沒有政治經驗，不能領導我們這些參加過大革命的老幹部，只能受我們領導」。[31]這些所謂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者，還沒有奪取政權，就如此看重個人利益，可以看到他們未來的發展前途了。
恰在此時，在莫斯科留學時轉向托派的劉仁靜，繞道土耳其拜訪被蘇聯驅逐出國、流放在普林基博島的托洛斯基後回到上海。他在島上時，托氏親自為中國托派起草了綱領，托他帶回。綱領原名為《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32]後來收進托洛斯基著作《中國革命問題》時，改名為《中國布爾雪維克——列寧派（反對派）底政綱》。[33]據劉說，托洛斯基還給他起名為「列爾士」（Lels），讓他當托氏與中國托派之間的聯絡員。於是，他到上海後就以「老托代表」自居，來調解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之間的矛盾，推動兩派統一。
劉仁靜在中共建黨時期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之一，一度又任共青團中央書記，1924年又與陳獨秀一起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可以說與陳關係相當密切。這次到上海後住在法租界，先是鄭超麟和尹寬經常去看望他，講述了陳獨秀和他們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情況，並介紹當時黨內及青年托派與陳獨秀派矛盾局勢。於是，他首先是做青年托派（即「我們的話派」）的工作，說服青年托派吸收陳獨秀派。他與鄭超麟約好，某日在東有恆路餘慶里鄭超麟家中會見陳獨秀。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鄭家，還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陳派新的活動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談，後來就正式召開會議。劉與陳相離多年，再次見面，倍感親切。現在又有了托洛斯基的共同語言，雙方談得很投機。
首先，劉仁靜出示托洛斯基寫的三個文件，即上述已經在流傳的《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問題》和新寫的《中國政治狀況和布爾什維克列寧派（反對派）的任務》，但這次三個文件都是俄文列印稿，比原流傳的完整、準確。當場決定，由劉仁靜和鄭超麟分工翻譯，儘快出版。
關於組織問題，陳獨秀委託劉仁靜向「總幹」表示，他（陳獨秀）將公開承認大革命時期的錯誤，接受托派的理論和策略；提議雙方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34]劉仁靜表示支持，並建議兩派代表直接談判。
幾天後，陳獨秀派的代表陳獨秀和尹寬與劉仁靜領來的青年托派代表史唐和宋逢春，來到法租界一幢兩層樓的房子的樓上，開始談判。這房子是尹寬的家。劉仁靜則列席會議。
據宋逢春後來回憶：那天，陳獨秀穿一件墨綠色嗶嘰長衫，前額已經光禿，兩鬢尚有黑髮，面色黝黑，小眼睛炯炯有神，一副教授學者的派頭。人到齊後，陳就拿出幾塊錢來，從飯店叫來幾盤菜，邊吃邊談。當宋逢春問大革命失敗情況時，陳獨秀搖搖頭說：「很慚愧！很慚愧！」接着說：「唉，老毛子懂甚麼？懂甚麼！」
聽劉仁靜介紹說，莫斯科回來的青年托派，大多數生活問題沒有解決，睡水泥地（上海話「水門汀」），穿單衣，像野狗一樣到處蹲飯吃，撿香煙屁股抽，但還是堅持幹革命，了不得。陳獨秀很受感動。[35]
談到正題時，陳獨秀向對方提出兩個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斯基論中國革命的文件和文章，雙方共同討論問題；（二）陳獨秀派取消，全體加入托派組織。[36]
史唐和宋逢春表示可以接受陳的條件，但需經「總幹研究決定後，作出正式答復」。然而，這時的青年托派總幹事會也發生分裂：以史唐、區芳、陳亦謀、張特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有條件地吸收陳獨秀派加入；以梁幹喬、張師、陸一淵等人為代表的一派堅決反對陳派加入。特別是被稱為「大喬」的梁幹喬，在蘇聯時就加入蘇聯托派，受到過托洛斯基的接見，比劉見托還早，以中國托派「正統」自據，認為是中國托派的當然領袖，深怕陳獨秀等一批老幹部加入進來會危及他的地位，所以，他與總幹宣傳部長張師（1929年初接替陸一淵而代之）硬說陳獨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對派是「陰謀」，主張不要理他們。區芳等人則主張在陳派承認「我們的話派」是正統地位的前提下，「分別地而非集體地經過審查，加入他們的組織」。[37]
於是，他們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大會在史唐、區芳主持（區芳在大會上取代張師任宣傳部長）下，討論通過了吸收陳獨秀派的三個條件：「一、公開宣佈史太林的領導是機會主義的；二、公開與真誠地批判自己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承認反對派政綱的正確；三、公開解散自己獨立的小組織。」[38]宋逢春因同意陳獨秀的兩派合併的意見，被總幹說成是「投降主義」而被「開除」。[39]
三個條件，對於陳獨秀來說，並不苛刻，第一、第二條，他已經做到；第三條他也同意，他甚至通過列席總幹會議的劉仁靜向總幹表示，陳獨秀派可以以個人名義分別加入組織；但是三個條件中表現的「我們的話派」那種頑固的、狹隘的「正統」排外傾向，使人感到壓抑。此其一；其二，三條件是「我們的話派」內區芳派與梁幹喬派鬥爭的產物，但梁派勢力仍然很大，說明「我們的活」派中存在着不利於陳獨秀派的變數；其三，彭述之等人堅決不接受三條件；其四，以中國革命老資格和「老托代表」自居的劉仁靜，也看不起「孩子們胡搞」的「我們的話派」這個小組織，提出另行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修改「二代會」的決議案，改組「總幹，以吸收陳獨秀、彭述之等人加入領導」，並對總幹說：「我們的統一運動，只可以說是全為陳獨秀個人，其餘諸子，碌碌不足道也。」[40]但是，陳、劉二人的提議均遭拒絕。
於是，陳獨秀派果斷拒絕了總幹的「三個條件」，決定自行組織獨立的托派小組織，取名「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推選陳獨秀、彭述之、尹寬三人組成「臨時領導小組」，成員分成三個組，進行活動。[41]會議還通過了尹寬起草的決議，譴責「我們的話派」排斥同志的「門羅主義」；還請劉仁靜起草綱領。
劉仁靜（1902～1987），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就這樣，1929年9月，以陳獨秀為核心的中國托派第二個小組織便誕生了。
雙方忍無可忍，開除及決裂
陳獨秀派與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在政治路線、策略口號和組織觀念上如此全面而尖銳的對抗，終於走向破裂。
1929年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聯席會議通過了《江蘇省委為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及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反對派的決議》，並請求中央開除陳獨秀。第二天，陳獨秀即與已經被開除的彭述之二人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對中央的路線和策略再次進行猛烈的抨擊。
當時發生南京中央政府與廣西桂系之間的戰爭、並且醞釀着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張發奎、俞作柏等南北聯合反蔣的形勢。中共中央採取了利用矛盾，發展革命根據地的策略，派鄧小平等人打入俞作柏部隊那樣，分化瓦解軍閥部隊，爭取一些中間勢力為我所用，取得了一些成績，南方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有所發展。但同時也高估了當時的「有利形勢」，部署了一些脫離實際的左傾口號和行動。信中說：「這樣的口號，在實際行動上等於一根鴻毛拋在空中，落在地下，一聲也不響」；天天示威「也不能激動一個群眾爭取一個群眾」。
信的最後，陳獨秀、彭述之公開打出反對派的旗幟，向中共中央示威說：
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對革命對黨負責的反對派，堅決的不和機會主義冒險主義威嚇手段欺騙手段腐敗官僚的領導機關同流合污，為了革命的利益，為了階級的利益，為了黨的利益，而絕不計及自己個人的利益，儘量的發表正言讜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在中國有一線之延，使全黨黨員及全無產階級的群眾不至對黨完全失望！[42]
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如此蓄意開除陳獨秀時，共產國際及其遠東局也在緊急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在方式和時間問題上，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分歧。
10月2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來一信，意見完全相同：「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派主義陳獨秀派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托洛斯基派。」[43]
與此同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專門作出了一個「決議」，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談陳獨秀與中東路問題，重複了9月7日米夫和庫丘莫夫對待陳獨秀的觀點，認為陳獨秀同志「表達了最右傾機會主義的，而且常常也是反革命的觀點」；特別是在中東路問題上，「反對提出保衛蘇聯的口號和就此問題由黨組織群眾大會和示威遊行」決議認為：
「陳獨秀和他的擁護者的錯誤不是暫時性的，相反，它們還在沿着反共、反黨方向發展」；「因此，陳和他的擁護者只有在承認和糾正他們的傾向、承認黨和共產國際的路線的正確性並接受和執行黨和共產國際一切決議的情況下，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隊伍內。」[44]
正是這最後一句，表明共產國際在這個開除陳獨秀問題上持謹慎態度。他們似乎在效法對於開除托洛斯基前的辦法，給對方較多的回轉的餘地，希望把陳獨秀留在黨內，甚至明確說這並非「已經沒有希望」。[45]因此他們對陳獨秀問題的性質，只上到「反共、反黨」的高度，沒有上到「反革命」。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急於要推行極左路線因而要開除陳的中共中央，終於再也不能容忍，既不能容忍托陳派如此張狂，又不能容忍共產國際遠東局心存幻想。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特地作出了《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46]指出陳獨秀屢次拒絕共產國際及中央決定，拒絕中央指派他的工作。決議認為，在其最後兩封致中央的信中，「公開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國際，反六次大會，反中央，反整個的黨之一貫路線的旗幟，公開地承認已為共產國際及聯共所開除的托洛斯基為同志；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開除陳獨秀的這個決議並不是最後的。因為陳獨秀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國際的人物，是共產國際「四大」時當選的執行委員。雖然這時共產國際對他已經十分厭惡，但是開除出去的手續還是要走走過場。據鄭超麟回憶說：在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前幾日，中央派了汽車來接陳獨秀去一個地方同國際代表（應該是當時國際駐中共代表團團長雷利斯基——引者）談話。國際代表坐在寫字枱背後，有人引陳獨秀到寫字枱面前，國際代表坐着，毫無禮貌，說了幾句話，態度很不好。翻譯站在他的旁邊，把他的話翻譯給陳獨秀聽，態度同樣不好。不像同黨內的同志談話，卻像法官審問犯人。陳獨秀於是掉過頭來，向房門走去。見面就此結束。[47]
其實代表的態度一點也不奇怪。史太林控制下，共產國際對待各國兄弟黨一貫以「老子黨」自居，根本不尊重兄弟黨，更不要說已經「很不聽話」的陳獨秀了。
經過國際代表談話後再作出開除的決定，這是「很高」的待遇了。然後，還要申報莫斯科審批。陳獨秀終於成為托派，顯然在莫斯科引起很大震動。早在中共「六大」時，史太林在接見中共領導人，曾擔心陳獨秀多次拒絕到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和拒絕邀請參加「六大」的對立情緒，會不會導致另行辦報和另行組黨，進行反對派的活動；並認為這關鍵是看陳「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錢和獲得其他的條件」。張國燾當場說：「陳獨秀辦不起一張有力量的報。」但他的理由主要不是錢，而是陳獨秀的身份。因為「他做了這麼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48]史太林聽了「頗為滿意」，以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
因此，1927年底莫斯科多次召陳獨秀去蘇而遭拒、盛傳莫斯科將開除陳獨秀時，聯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稱關於開除陳獨秀的報告「是惡毒的謠言」。[49]第二年7月，陳獨秀拒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時，米夫再次邀請陳，並「保證他能夠從事理論工作和返回中國」。[50]
看來，莫斯科原來是想採用「瞿秋白方式」——軟禁、訓練、認錯、返回中國，或是「開除前的托洛斯基方式」——認錯、不在群眾中造成影響、留在黨內。現在，陳獨秀既不怕沒有錢，更不怕「白色恐怖」和「紅色恐怖」的打擊，堅決要成立一個「反對派」。對此，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一時十分恐慌，從解密的莫斯科秘檔案看到，他們在為甚麼要開除陳和如何開除陳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衝突曾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想仿照聯共中央對托洛斯基處理方法，給予儘量多的機會和時間，要求陳獨秀承認錯誤，希望他繼續保留在黨內。最後同意開除，主要是因為陳在中東路事件上否定「保衛蘇聯」的立場，不能容忍。而中共中央則更看重於陳轉向托派對本黨的影響，即反對中共「六大」路線並成立小組織分裂黨。因此一開始就認為他不可救藥，急於開除出黨。
1929年10、11月，從醞釀到執行開除陳獨秀黨籍時，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似乎沒有分歧。所以，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向莫斯科表示：「我們認為這是正確的，並請求給以批准。」[51]但是，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決議時，雙方的分歧就暴露出來了。
李立三說：
決議（指上述遠東局的關於共產國際第十次全會的決議的決議）涉及陳獨秀的最後一節，證明遠東局還是對他抱有幻想。陳獨秀及其一夥實行取消主義路線，而且成立了叛徒集團。遠東局的同志同陳獨秀談過一次話，結果很失望。但是現在遠東局寄希望於陳獨秀回到黨的正確路線上來。這只是證明遠東局一貫堅持「右傾」方針。
周恩來說：
在遠東局的決議中和在我們以前同他們所進行的辯論中，他們始終表露出了對中國問題的調和主義思想遠東局不把中共反對右傾的鬥爭作為前提，所以常常指出中央在一些問題上反映出了「右的」錯誤，而遠東局自己只指出機會主義者，甚至期待陳獨秀回到黨內。
溫裕成說：
始終對陳獨秀沒有堅定的立場。這證明，遠東局是布哈林第二，是調和派。他們不僅不能幫助中共反對取消派，而且相反，充當調和派。[52]
對此，雷利斯基（即奧斯藤）駁斥道：
在米夫和庫丘莫夫簽署的共產國際9月2日來信（即前述要求陳獨秀立即就黨的策略問題作出表態），我們執行這個要求了嗎？我們同陳獨秀談了嗎？我們建議他寫關於對黨的態度的聲明了嗎？他寫文章反對黨。你們同我們商量後把他開除了。我們把這個決定告訴了共產國際。你們怎麼說我們幻想他能在12月份即你們已經把他開除之後回到黨內和承認自己的錯誤呢？你們在陳獨秀問題上的說法是在反對共產國際，而不是反對我們。[53]
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嚴重步驟，直接向莫斯科最高當局控告，在給遠東局並送聯共中央總書記史太林和政治局委員莫洛托夫等人信中，再次批評遠東局的關於國際執委員第十次全會的決議：「這不過是在減輕陳獨秀及其追隨者的右傾錯誤」，對陳獨秀們仍然抱有幻想，是「在客觀上否定中央把他們開除出黨的決定」，只能是調和主義。[54]
17日，在上海舉行的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聯席會議上，遠東局的成員們對中共中央的指責進行了反擊。
羅伯特（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駐華代表——引者）駁斥說：
看來，李立三和政治局在力求駁斥我們的批評時，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陳獨秀的犧牲品由於我們在決議中指出，陳獨秀的主要錯誤是他對保衛蘇聯的態度問題，所以李立三同志攻擊我們的決議，這個情況也是他忽略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主要矛盾有關。我們曾同他詳細地談到如何在黨內從思想上和組織上開展反對陳獨秀的運動，他開了個輕浮的玩笑，說我們對陳獨秀抱有幻想。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辯解說：
你們只指出了陳獨秀在中東路問題上的口號，沒有指出他和他們反對黨和共產國際路線這樣重要的東西，沒有指出他和他的信徒組成了幾個小派別和破壞我們的組織系統的情況。你們沒有提及整個這個情況。我們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而相反，應該反對你們的意見。我同意奧斯藤同志的建議，將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因為在這裏，我們知道，我們無法解決這個問題。[55]
中共中央立即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進一步申訴並明確與遠東局的分歧，批評遠東局的錯誤，指出：
在取消派（陳獨秀等人）開始活躍時期，中央認為這是黨內的重大問題，堅決號召全黨同志反對取消派，反對一切右傾危險。此外，在黨的報紙上還發表了政治局的提綱和對陳獨秀信的批評意見。遠東局發表了不一致的觀點，認為中央過高估計了取消派問題，不該在《紅旗》上為這種文章提供版面。（遠東局邀請陳獨秀談話後），陳及其一夥的反黨活動更加活躍了，並在群眾中發表自己的觀點，公開攻擊共產國際和中國黨的路線。這清楚證明，他們已由黨內反對派變成了階級敵人，當然毫無疑問，陳獨秀被立即開除出黨。
當中央向遠東局報告關於把陳獨秀開除出黨的這個決議時，遠東局的同志說：「中央開除陳獨秀太不謹慎了。」中央當然反對這種看法，並竭盡全力解釋了這樣做的絕對必要性。遠東局依然說：「開除陳當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事先做更長時間的工作就更好了。」同時作為例子，援引了聯共（布）對托洛斯基採用的方法。中央再次解釋說，陳獨秀已經變成了階級敵人，這就是他與當年托洛斯基的區別所在。對此遠東局沒有作出答復非常清楚地表明，它對取消派抱有幻想。[56]
1929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又指責「遠東局從根本上忽略了中央旨在反對右的傾向的基本路線和工作，遠東局在陳獨秀問題上猶豫不決，搖擺不定。」由於遠東局不理會中共的抗議，會議決定「把這個問題提交共產國際解決」；「至於如何發展中國革命，這個問題我們也需要在莫斯科解決。」(與陳獨秀相反，毫無獨立領導中國革命的意識，一副奴才相——引者)[57]
於是，1929年12月30日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政治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主席團認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的決定是正確的。把這個決定通知中共中央，並給陳獨秀在兩個月期限內向國際監委提出申訴的權利，讓他自己來說清楚問題。」[58]然後，把關於陳獨秀的材料分送給主席團的各位委員。
1930年1月18日，國際又根據史太林、莫洛托夫等16位主席團委員「飛行表決結果」作出《中共中央轉陳獨秀》的電報，全文如下：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部，決定予您機會來參加本政治書記部審察中國共產黨中央開除你的黨籍的決定的會議。
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討論這一問題的會議，將於兩月之內舉行。共產國際政治書記部將這一決定轉告給你，請你盡可能的快點經過中共中央轉告此間你是否願意前來參加。
如果你對此提議置之不理，不來參加這一會議，或得不到你的答覆，這一問題將提到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會議日程中去討論。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
政治書記部[59]
在沒有移交給中國的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還有一份這個文件的初稿，其中最後一句話是：
如果您未在兩個月的期限內到達莫斯科，此問題將在您缺席的情況下審議。[60]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月8日轉達給陳獨秀時，又提出：「這是共產國際的來電，希望你於一星期內給以書面答復，好使我們有所準備，並對國際有所回答。」[61]
陳獨秀當然不會上當，並且故意拖了一星期，於2月17日，寫了回信。信一開頭就以辛辣的口吻說：
中國向忠發、李立三、周恩來、項英等早已緊急地宣佈我為「托洛斯基主義者」、「取消派」、「反革命」、「新工賊」企圖這樣一次決定我的前途。同時，你們在去年十月二十六日給他們的訓令也就教導他們：「在一切鬥爭生活中，首先要反對取消主義陳獨秀及托洛斯基派，他們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反革命的聯盟向黨進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肅清自己隊伍裏暗藏的陳獨秀派托洛斯基派。」然而現在你們突又來電給我，要我到莫斯科參加你們的會議，專門討論我們的開除黨籍問題，你們這種思想，我很不容易瞭解！[62]
對開除陳獨秀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最後陳述是這樣的：
陳獨秀就中東路問題給中央寫了幾封信，他在信中墮落到國民黨立場上去了，在中央給他答覆和我們跟他談話後可以看出，他不會從那條路上回來了。於是才提出把他開除出黨的問題。我們建議作最後一次努力。在報刊上和在組織中開展對陳獨秀反黨反共產國際立場的無情鬥爭，要求他作出聲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承認中央路線是正確的並加以貫徹執行，我們說否則就把他開除出黨。情況果然如此。陳獨秀沒有這樣做，就被開除出黨了。[63]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處理陳獨秀的過程中，遠東局曾努力把陳獨秀的「取消派」（承認革命低潮形勢而主張退守策略）與轉向「托派」加以區別，因為前者更不利於他們向中共推行左傾路線。直到上述1930年1月30日給共產國際東方書記處的信中，遠東局還說：
陳獨秀考慮到他的取消主義立場已經破產，竭力爭取充當托派的領袖，因此正尋求與托派的組織聯繫；但中國同志從中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他們近來在與我們交談時和在黨的文件中想採取這樣的方針：「陳獨秀向托派投降了」，根據這樣的想法，同志們反對我們關於明確劃清陳獨秀集團中托派和取消派界限的意見。這些先生們活動的結果當然只能是一個，即結成反黨反共產國際的聯盟。但在鬥爭中，尤其是在思想鬥爭中，抹殺兩者之間的區別「包含着」危險，中央和全黨可能會看不到目前最危險的取消派傾向，這是首先應該與之進行鬥爭的傾向。[64]
把他們所說的「取消派」與托派加以區別，如果在1929年春天以前還有點道理的話，那麼，在這之後，完全不對頭。因為，這次陳獨秀起來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以至最後被開除出黨，恰恰是在他與托派結合以後的事。這就再次證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是多麼脫離中國實際，在1928年之前與陳獨秀共同工作過七、八年的他們，對陳是多麼的不瞭解。直到陳獨秀的《告全黨同志書》發表後五天，又發表陳獨秀等八十一人簽名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等於是公開公佈他們的托陳派小組織，嚴正要求「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他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斯基同志的領導工作」，又得到陳獨秀拒絕到莫斯科參加討論他被開除黨籍的會議的答覆之後，遠東局才對莫斯科說：
「陳獨秀寫了告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矛頭指向中央（故意抹殺或減輕陳獨秀主要批判莫斯科的份量——引者）；陳獨秀在他最近發表贊同托洛斯基意見的聲明後，竭力要在組織上建立與托派分子的聯盟」；「你們可以從附上的陳獨秀的聲明（即陳對共產國際主席團邀請的答覆——引者）中看出，他不想去莫斯科。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應儘快發表批判他的正式聲明。」[65]
但是，在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中，顯然有同情陳獨秀的人。1930年3月23日，國際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以米夫為首的國際東方書記處請求批准關於將陳獨秀開除出共產國際的決定並在報刊上公佈時，會議卻作出了否定的決定：「在不削弱對陳獨秀的思想鬥爭的同時，必須遵守給陳獨秀的考驗期限。」[66]
可是，目前解密的莫斯科秘檔表明，由於中共中央接着發生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第二次左傾錯誤路線，並成為又一個莫斯科的替罪羊，陳獨秀開除黨籍的問題再也沒有提到共產國際的議事日程上。就這樣，1929年11月15日的開除決議，成了陳獨秀被開除的既成事實。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引起一南一北兩個曾與陳有特殊關係的人物絕然相反的反應：一個是建黨時期的夥伴楊明齋，一個是得到陳獨秀特殊提攜、中共「三大」後一度與陳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並與陳一起署簽中央文件的毛澤東。
楊明齋當時在冀東豐潤縣車軸山縣立中學教國文課為掩護，繼續進行革命工作。他在得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的消息後，執意要去上海，說要調解黨中央與陳獨秀的矛盾。後來，經王德周（大革命時期曾是順直省委負責人之一，時為中學教務處主任）再三勸告——「黨中央與陳獨秀之間的問題不是偶然的誤會造成的，也不是僅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問題，而是重大政治路線的鬥爭，是不能靠調解解決的」——他才沒有立即走。
可是到這年冬天，他又決定偷越國境到蘇聯，去做共產國際的工作。這次他不聽勸阻，終於在1930年1月，「未經黨的許可，在走私者的幫助下，非法越過中蘇邊界」。但他一直未能接觸到共產國際。他先是在遠東的哈巴羅夫斯克掃盲站當中文教員，後又轉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紅星報》和無線電台工作。1931年被當作「叛逃者」流放到托木斯克，在那裏當勤雜工。1934年8月，流放期滿後設法到了莫斯科並進入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後任投遞員、校對員。這時陳獨秀不僅被開除、當了中國托派領袖，而且因反蔣抗日坐在國民黨的獄中，當然已經不存在到共產國際為其辯護的問題。他於是希望在蘇聯安度晚年，可是，在1936–1938年的蘇聯大恐怖運動中，楊明齋終於難逃厄運，1938年2月，他「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並於同年5月被害。[67]陳獨秀始終拒絕去莫斯科，想不到耿直到迂腐的楊明齋，卻為他抱不平，自投羅網，屈死在異國他鄉。
遠在南方瑞金根據地的毛澤東在得到陳獨秀被開除出黨的消息後，則寫信給中央表示完全擁護。信中說：「獨秀近來行動，真豈有此理，中央駁議文件已經到此，我們當普遍地宣傳。」[68]
以上二人相比，可以明顯地看出，楊明齋注重於對陳獨秀的品性的瞭解和私人的友誼，而且俠肝義膽，能為朋友和正義犧牲自己的一切；毛澤東則已經完全功利化、政治化和組織化，一切從組織觀念和個人的利益出發，恩情私誼是第二位的。
另外，當時還有人出來對陳獨秀、中共中央甚至共產國際做工作，希望不要走到這種地步。
陳獨秀的同鄉老友朱蘊山是一個老好人，曾勸過陳不要走此極端。二人關係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建立共產黨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朱蘊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動，一直受陳獨秀的指導。這次，陳獨秀特托高語罕送三本托洛斯基言論集給朱，望朱加入托派。朱說不參加，讓高把書還給了陳，並囑陳不要搞托派這個名堂。朱指出，陳是中國共產黨的「開山書記」，宜慎重。蘇聯和國際的事，我們弄不清楚，冒然捲入是非漩渦，很難拔出。陳當然認為自己是經過深思熟慮後才轉向托洛斯基主義的，不聽所勸。從此，二人就不談政治，只有私交了。[69]
另外，當時被捕後關在國民黨監獄、自知必死無疑的四位共產黨高級幹部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8月24日就從獄中寫出信來，對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有所建議：「望黨內對於反對派的鬥爭要多從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黨」，反對採取簡單的懲辦手段。[70]
綜上所述，陳獨秀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黨籍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主要有：
第一、在中東路這個涉及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感情問題上，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保衛蘇聯」的方針。在這方面，陳獨秀是正確的，並得到史太林後前蘇聯學者高度評價和讚揚。
第二、反對黨的六大路線，主張接受托洛斯基主義的路線。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有正確的一面：如承認大革命失敗，革命進入低潮，應取防禦方針，以保存黨和革命的有生力量。缺點是不懂得利用中國土地廣大和統治階級的矛盾等條件，在農村存在着「武裝割據，建立紅軍，堅持革命根據地」的可能性。但其擔心黨長期在農村生存發展，會被「農民意識化」，長遠看，是一個偉大的預見。
第三、反對當時李立三中央正在發展的左傾錯誤。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很快為中共第二次左傾路線的形成所證明。
第四、反對以執行「紀律」為名，推行命令主義，扼殺黨內不同政見者；主張實行黨內民主，允許不同意見存在。這一點也完全正確，而且為全部的中共黨史所證明。由於不接受陳獨秀的這條意見，中共走了那麼多本可避免的彎路，付出了多麼巨大的代價。
所以，總的來說，開除陳獨秀這個事件，誰是誰非？今天來看是很清楚的。而造成這個事實，是共產黨實行沒有民主的黨制的產物。因此，至今不能翻案。正因為如此，與其說是共產黨開除了陳獨秀，不如說是陳獨秀離開了極左的共產黨，而且再沒有想回到黨內來。現在的一些學者，在研究陳獨秀為其正名時，竟然提出為陳獨秀翻案，恢復其黨籍的主張，實在是對陳的不瞭解——非陳所願！
但是，組織上被開除「不在乎」，原則上的是非，他決不含糊。陳獨秀見在黨的機關報上公佈的開除自己黨籍的政治局決議後，怒不可遏，立即在12月10日散發了自己油印的長文《告全黨同志書》，對開除他的那些理由進行批駁。
文書一開始就表示：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到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我固然不應該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誇口吻，把過去失敗的錯誤而將自己除外。任何人任何同志指摘我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我都誠懇的接受。「我絕對不願為要擁護我個人的錯誤（自從『八七』會議到現在，我不但對於政治的批評不加掩護，即對於一切超過事實的指摘，也以為是個人的細故，默不答辯），而使過去無產階級付了重價的苦經驗埋沒下去，得不到一點教訓。」「我深切的認識，任何個人任何黨派，想免除機會主義的錯誤，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長期追隨列寧學習的如史大林與布哈林，現在也犯了可恥的機會主義；像我輩這樣淺薄的馬克思主義者，更何可自滿，一旦自滿，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進步。」
最後沉痛地表示：「我寧願受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數人開除我的黨籍，而不願眼見黨的危機而不力圖拯救，將來要受黨員群眾的責備。我寧願心安理得的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受惡勢力幾重壓迫，不願和一切腐化而又橫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71]
這篇八千多字、擺事實、講道理、情智並茂的文書，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極其罕見的特殊文獻。中共中央一直不敢發表。以至中國大陸1993年出版的《陳獨秀著作選》在收錄此文時，不得不採用1930年4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即「中統」前身）的查獲件——上報蔣介石的傳抄本。實際上，這篇文書在當時曾油印成傳單廣泛散發過。筆者手中就有這樣一份原始的傳單。
《陳獨秀著作選》封面
注釋
[注1]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2]《文史春秋》，2003年第6期，又見《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14。汪在大革命時期曾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繼任駐馮玉祥國民革命軍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組織處長。大革命失敗時，調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毛澤東領導的秋收暴動失敗而迷茫時，曾寫「密信」派宋任窮送到前線，指示毛澤東率部向井崗山發展，對毛澤東的成長，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過去由於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汪後來又因轉向托派而被開除黨籍，因此這個史料長期被埋沒。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油印件。
[注5]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1919年7月25日），載《新青年》，第7卷，第6號。
[注6]托洛斯基：〈中俄衝突與反對派〉，《中國革命問題》（上海：春燕出版社，1947），頁316。
[注7]載《紅旗》，第31、33、34、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