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3]《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注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05–406。
[注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6]〈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78。
[注7]〈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95。
[注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7、658。
[注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1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04。
[注1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13–714。
[注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16、417。
[注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
[注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07。
[注1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8。
[注1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21、740、742。
[注17]〈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1926年4月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94–198。
[注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2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2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3、744。
[注22]〈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12–124。
[注2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0。
[注24]〈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3。
[注2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12–614。
[注2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8。
[注2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82、85。
[注28]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2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0]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頁75，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07。
[注32]〈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0。
[注33]《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4]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3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99、100。
[注36]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
[注37]〈廣州事變之研究〉及〈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均載《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注38]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6、7、8。
[注39]《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頁389–390，紐約1932年版。
[注40]《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3。
[注41]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8。
[注42]〈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43]《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44]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65。
[注45]《無產者》（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第2期，1930年7月1日。
[注4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39。
[注4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98–99。
[注48]《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49]《嚮導》，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注50]《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5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5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41、268。
[注5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742。
[注54]〈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0、140、147。
[注55]〈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79–80。
[注56]《嚮導》，第171期。
[注57]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235。
[注58]《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4。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蔣介石「將計就計」
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始的。而共產黨所說的「大革命」應該是從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北伐開始的。因為，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大革命才得以真正的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也好，「大革命」也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北伐已經開始後，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這次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的事，也不制訂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高喊甚麼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共產黨立即修正了態度。首先，7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1]接着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佔長沙，迫岳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贊助北伐，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2]
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制訂的路線。但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他正當壯年，卻走進了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
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作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3]
張國燾（1897～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這時，廣東和北伐軍佔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據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份調查報告——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制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注：時任此職者為穆青，字樹珊）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佈，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和『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4]
於是，陳獨秀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更加警惕，把工作重點放在工農民眾運動上。但一心想利用蔣介石的史太林和鮑羅廷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只要求工農民眾做北伐軍的帶路、偵察、修工事、救護傷患等工作，不允許進行武裝暴動奪取地方政權。北伐開始時，鮑羅廷甚至公開對陳獨秀說：「現在是共產黨應該當苦力的時代」，「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5]鮑羅廷為此為中共規定的任務是：「應當集中精力在工會和農民當中做工作。共產黨人應當知道，蔣介石現在在前線作戰，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要支援蔣介石。他們應該對北伐完全放心。」[6]
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形象逐漸明顯，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的戰場上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也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制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系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蔣介石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 P.勿贊成汪回」。陳獨秀不屑於鮑羅廷的謀略，向蔣介石表示中共中央的態度：「我們贊成汪回」，但在以下三個條件之下：「1、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2、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愈加充實蔣之實力，作更遠大的發展，決不主張別的軍人擁汪以助小軍閥倒蔣；3、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7]因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以「在野黨」自居，反對共產黨員到國民黨政府中做官。對於蔣、唐關係，陳獨秀對黨內指示：「我們現時對於蔣、唐的衝突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只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中，還可逼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8]這樣，就把鮑羅廷和中共廣東區委原定「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設想完全否定了。
為甚麼採取這樣的方針？除了莫斯科不允許在北伐勝利聲中倒蔣之外，陳獨秀一貫反對孫中山北伐取「聯甲倒乙」方針，認為國民黨中的別人並不一定比蔣好；另外也想給蔣一個回頭的機會。他的根本思想還是把希望放在自己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上。9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
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採取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得比蔣好主要是要產生一個左派的政綱，為我們與左派合作的基礎，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9]
9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廣東區委，通報16日中央局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的結論：認為北伐後廣東政府勾結反動勢力摧殘工農學革命民眾，出路有三：一、迎汪倒蔣；二、汪蔣合作；三、使蔣成一個左派，執行左派政策。第一辦法太危險，第三辦法進行亦多困難，「比較最好的是取第二辦法」。[10]——可見，「蔣汪合作」並對蔣介石抱有幻想是遠東局的方針，歸根到底是莫斯科的方針，陳獨秀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對於國民黨十月一日擴大會的意見》，揭露當時蔣介石突然提出遷移國民政府陰謀，企圖以軍挾政，要求「國民政府當注重各省自治權，各省組織自治政府，打破總司令的委任制度減少軍事獨裁傾向。」[11]
同日發表的《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与黨的發展的報告》再次重申「汪蔣合作」，「蔣唐平衡」，「將軍權和黨權分開，請汪精衛回粵，黨權交與汪精衛」，「仍保持蔣之軍事首領總司令地位」；「照以上辦法，既迎合蔣好大喜功之心，又使他拋棄目前和汪的爭持，及各小軍閥間的權力或者不至衝突。以蔣現在所處之地位，或能接受我們這個忠告和主張。」通告最後重申陳獨秀《論國民政府之北伐》的主要意思：「1、北伐只是一種討伐北洋軍閥的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2、防止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不能因北伐而犧牲民眾之自由利益。」[12]
其實，由於北伐順利，史太林和鮑羅廷越來越信任蔣介石，所謂的「利用」，變成了「依賴」。因此到11月，鮑羅廷及其影響下的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中共廣東區委和兩湖的同志，又放棄當初的「以唐制蔣」策略，改成「扶蔣抑唐」。為此陳獨秀黨中央在9月11日專門致函廣東區委，批評他們受了蔣介石的影響，意在「扶蔣抑唐」是「非常之大的錯誤」。
陳獨秀把希望放在自己力量基礎上（特別是農民運動）的思想，表現在10月17日給各級黨部的信中：
我們現在都已經喊出「從研究小團體到群眾的政黨」這一口號了；可是怎樣才能夠走到群眾的政黨呢？黨員數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個重要問題，當然，同時我們也不應忽略品質上的增加。
我們的黨，自然以工農黨員為柱石，然而除上海、武漢、津唐、香港四個工業區及山東湖南礦工各省路工外，另外多半是苦力及手工工人，近代產業工人實在不多，最大部分的中國領土是農民世界；尤其是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陝西、江西這些省份，都已經有了農民運動，我們的黨在這些省份應該喊出一個口號：「到農民中去！」
以上我的提議，希望各地各級黨部負責同志都能夠經過很誠意的考慮而採納，切勿冷談的嘲笑我這是一個空想！[13]
接着，在11月5–6日給遠東局與中共中央聯席會議的材料《陳獨秀同志論農民問題》中提出：「應當號召農民加入國民黨隊伍，以防止左派向右轉，並給它以力量來同右派進行鬥爭。」[14]
在這個材料中，陳獨秀提出了這樣的農民運動綱領。這個農民運動綱領的中心內容是「減租減息」、農村政權歸農民，帶有農村自治的「民主」性質，應該說是比較積極和溫和的、實事求是的。因此，略加修改後，被聯席會議通過。
為此，11月中旬，陳獨秀黨中央還特別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央農委」），任命毛澤東為書記，成員有彭湃、阮嘯仙、陸沉等七人。農委在漢口設立辦事處，指導湘、鄂、贛、豫、川各省農民運動，並開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幹部。11月15日，中央局決議作出了《目前農運計劃》，指出：「在目前的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並具體地指示了各省工作的重點地區與注意事項。[15]
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
中共黨史傳統觀念總是反復無數次地批判陳獨秀輕視農民的革命性，反對農民運動。其實，毛澤東就是陳獨秀培養起來並放到中央農委書記位置上的——而從當時進行農民運動的資歷和成績來說，最大的是被譽為「農民大王」的彭湃。陳獨秀反對的，只是大革命後期毛澤東式狂暴的、「過火的農民運動」和莫斯科無法執行的極左的農民運動綱領。
維經斯基「引火燒身」
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應該拒絕計謀。當時，史太林（及鮑羅廷）與陳獨秀雙方都走入了一個誤區：把群眾運動與上層的鬥爭割裂開來，不懂得北伐戰爭與民眾運動也是辯證互動的。
如此看來，當時對待北伐戰爭和國民革命運動，實際上存在着兩條路線、四種方法：一條是史太林和鮑羅廷的路線：依靠蔣介石的單純的軍事北伐路線；一條是陳獨秀和維經斯基（遠東局）的路線，在不反對北伐的條件下（因為北伐已經勝利展開），主要依靠工農運動和國民黨左派的路線。四種方法是：史太林的方法是利用（實為依靠）蔣介石到底——打到北京；鮑羅廷看出蔣在打下南昌後有反蘇反共傾向，開始在上層倒蔣；維經斯基是主要依靠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但為保護中共，主張以國民黨左派為主；陳獨秀在屢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的主張被推翻後，反對鮑羅廷的策略，執行遠東局的方針，但對國民黨左派不太信任，主要以共產黨和工農運動的力量為主。就是說，他與遠東局之間也有差異。
儘管如此，維經斯基還是比較支持陳獨秀。1926年9月22日和10月22日他兩次寫信或致電莫斯科，以北伐勝利造成的工農民眾受壓制、蔣介石軍事獨裁傾向加強的危機為理由，批評鮑羅廷對國民黨上層「無條件退讓」和「投降」，要求將其撤換，並準備推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爭取建立「商人和國民黨人」的政權，堅決發動農民「反對地主和豪紳」的鬥爭，並認為只有堅決鬥爭，才「不會嚇跑國民黨左派和城市民主派」。[16]
維經斯基此舉引起史太林震怒。因為「三二〇事件」對蔣介石的讓步正是史太林的政策，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是他的一塊心病，在蘇聯國內正嚴密封鎖，不使其成為托洛斯基派反對自己的口實。此其一。其二，史太林正被北伐的表面勝利衝昏頭腦，認為自己的策略是完全正確和成功的。9月23日北伐軍打到武昌，他在度假聖地索契歡呼「漢口將很快成為中國的莫斯科」。[17]所以，史太林先後在10月29日和11月11日主持聯共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嚴詞拒絕維經斯基的主張和建議，批其為「左的幻想」，會嚇倒國民黨，「使它向右轉一定要同右派結成聯盟」；「所建議的加劇反對中國資產階級和豪紳的鬥爭，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不准發動上海工人武裝暴動，「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問題所持的輕率能度是不能容忍的」；批評發動農村鬥爭「會削弱國民黨的戰鬥力」。[18]共產國際甚至致電中共中央，指示在北伐軍佔領上海以前，暫時不應當進行土地運動。[19]
所以，聯共政治局不僅不撤換鮑羅廷，還給鮑羅廷頒發「紅旗勳章」，進而改組遠東局，維經斯基被撤職，並置遠東局於鮑羅廷領導之下。[20]這樣，就使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在北伐中的路線與莫斯科所要推行的路線發生嚴重衝突。胳膊扭不過大腿，陳獨秀自然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維經斯基為此要求他和陳獨秀到莫斯科「報告中國情况」（進行辯解），但史太林未予理睬。[21]
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之所以同情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是因為「三二〇事件」後，由於莫斯科認為事件是中共推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陳獨秀又一次一次提出退出國民黨的主張，破壞莫斯科的基本路線，直接威脅到蘇俄在中國追求的利益。所以，在「三二〇」後，莫斯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中共的控制。
第一、進一步強調中國革命必須服從蘇聯的利益，用布勃諾夫的話說：對中共，特別是「對廣州要給予更多的注意，把對它的領導工作與我們在全中國的政策結合起來」。[22]
第二、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遠東局，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則參加中共中央和它的日常工作。中共代表「應定期向遠東局報告中央工作，必要時還應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23]
這就意味着中共中央的任何重大決策和行動，必須經過遠東局批准，而遠東局必須請示莫斯科。如此實行僅一個月後，遠東局的工作報告承認：「我們遠東局起了領導作用」，「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還發生「不經黨中央的事先決定就派俄國同志到黨的地方組織工作」的情況。這樣的文字似乎是在作檢討，但並不想改，所以遠東局三個月工作總結還得意地說：中共中央「政治生活和活動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遠東局俄國同志的參與下解決的」；「我們還要監督中共的軍事工作。」[24]
但是，他們很快認識到「中國的局勢複雜，遠東局勝任不了它所肩負的任務」。1926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陳獨秀的總結報告有三點使他們「感到驚訝」。比如陳認為，「與左傾軍閥勾結在一起的民族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時局的基本特點，而不是像他們和莫斯科那樣「滿足於對個別問題的回答」（即就事論事，甚至顛倒黑白地說蔣介石的挑釁是中共的左傾錯誤引起的）。由此，他們甚至說莫斯科對中國情況「知之甚少」；「廣州的情况，要比莫斯科所描繪的複雜得多」；「由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遠東的工作也是十分錯誤的」。[25]
越俎代庖，不尊重中國共產黨，由此導致的後果反而教育了遠東局的一些領導人認識到莫斯科的路線有問題。特別是當時任遠東局書記的維經斯基一直比較同情中共的困難處境，一度支持陳獨秀退出國民黨和變黨內合作為黨外聯合的主張。他認為「九二八指示」代表的莫斯科新路線，對於中共來說，存在着自相矛盾的致命弱點。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寫信抱怨說：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又要事事遷就國民黨；既要領導國民黨、爭取革命領導權，又不能擔任國民黨黨政軍的領導職務；「要實行領導但不能變成指揮、由自己（共產黨人）取代國民黨人，這是特別困難的」；「必須發展農民運動但同時又不破壞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使用一些軍事領袖，而且也被這些領袖利用」，以致國共合作本來是要「使民主發展傾向取得勝利」，實際卻在走向軍事獨裁。
對此，維經斯基深深感歎道：「中國的解放鬥爭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在這種鬥爭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麼的困難，一方面要冒陷入機會主義的危險，另一方面又要冒過左和破壞必要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危險」；瞭解了這些，「那麼就會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矛盾條件下進行工作。」[26]
但是，陳獨秀生來就具有挑戰困難和頑敵的品性。北伐軍打到杭州，中共中央連續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三次武裝暴動，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配合北伐，另一方面更有抵制莫斯科、依靠自己力量革命之意；而第二、第三次武裝暴動，更是為了抵制蔣介石到上海反共之想。這時，陳獨秀已經基本上看清了蔣介石的面目。
失敗的前兩次上海工人暴動
1926年9月1日，北伐軍攻克漢口，揮師東進，攻入江西，與在福建作戰的北伐軍同戰孫傳芳部隊。孫兩面受敵，抽調各方主力投入江西戰場。上海防務空虛。10月16日，浙江省長夏超宣佈獨立，並率部向上海進發。這時，上海以虞洽卿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因與孫有矛盾（孫曾取消虞的上海商務幫辦、上海總商會會長等職），極希望共產黨助其一臂之力，「取得上海政權」。[27]
1926年9月7日，北伐軍攻克漢口。圖為北伐軍進入漢口
曾在孫中山時期策劃過武裝起義的國民黨上海軍事特派員紐永建活躍起來，「要工人幫助他，聽他的號令起來動作」，答應暴動成功後「保護工人」。[28]由中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暴動。1983年大陸公佈的檔案材料說：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決定這次暴動「以商界為主體」，「以國民黨的紐永建和吳稚暉二人為主力」；在未來的市政府中「不反對資產階級為市民取得政權」，無產階級「不拿政權」；「我們只須有人參加，不必要重要的地位，我們的目的只在取得民眾之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29]當時紐永建號稱有1，000人（實際只有100餘人），上海工人糾察隊只有200多人。
10月23日，上海工人倉促舉行第一次武裝暴動。當天因夏超部隊被孫軍擊敗、紐永建及其聯繫的起義部隊臨陣動搖，工人陷於孤軍作戰而失敗。於是，傳統觀點又給陳獨秀一條「放棄革命領導權」的罪狀。其實，正如上述在這次暴動前一天（10月22日）維經斯基給莫斯科的電報所述，這次暴動把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為主體的政權，正是遠東局定的方針。陳獨秀只是在上海區委會議上傳達了這個方針而已。維經斯基的電報稱：
南方軍隊最近取得的勝利使孫（傳芳）開始崩潰反孫鬥爭正在上海廣泛展開，12個月前採取的在爭取商人和城市民主派自治的旗幟下將孫逐出上海的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不排除在最近幾天內成立由商人和國民黨組成的、主張正式或非正式承認國民政府的政權委員會。[30]
維經斯基主張依靠國民黨左派為主、加上共產黨和工農的力量制蔣。殊不知，國民黨左派十分軟弱。所以，他及遠東局的策略就夾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力圖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而結果往往徒勞，不得不服從莫斯科，同時又同情並說服陳獨秀執行莫斯科的路線。由於他首先看出了「利用蔣介石的策略反被蔣所利用的危險」，並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所以，首先遭到整肅。「大革命」後期，特別是武漢時期，他實際上成了一個多餘的人，實權掌在鮑羅廷和羅易手中。
第一次暴動失敗第二天，中共上海區委就總結經驗，區委書記羅亦農說：「這次我們認識資產階級毫無力量，不要把他們力量看大。以後上海的運動，應很堅決的認定只有工人階級可以主動，否則一無所有。以後特別要認定自己為一切的中心。」[31]於是這個方針就成了陳獨秀黨中央指導以後兩次暴動的指導思想。遠東局在事實教訓面前，也不得不違背莫斯科指示，默認這個方針，放棄讓資產階級國民黨來領導暴動和掌握政權的計劃。
北伐的形勢發展很快。1927年初，蔣介石公然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決定，扣留路過南昌（總司令部所在地）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領導人，要求遷都南昌，以實現他以軍制黨的個人獨裁，製造了一場遷都之爭，在中共、鮑羅廷和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反擊下，此舉未成，但革命陣營的分裂公開化了。2月21日，蔣在南昌行營舉行的總理紀念周上發表演說，提出「制裁」共產黨，驅逐鮑羅廷，推翻三大政策。隨後，江西省總工會副委員長陳贊賢被殺。接着，從九江、安慶，在北伐的同時，蔣一路反共，殺到上海。
此前的1月21日，陳獨秀借紀念列寧逝世三周年發表文章，對形勢的危急作了充分的揭露：
「革命的中國！」列寧若到現在還活着，必然這樣歡呼。可是這裏有一個嚴重問題，即是：在革命的中國是否也會走到一種歷史的時期一方面因懼怕工農階級及其政黨的勢力漸漸增長，一方面為帝國主義和國內黑暗勢力投機分子和平空氣所誘惑，遂至回頭和國內外黑暗、反動、右傾、一切不前進的勢力聯合起來，向前進的工農群眾進攻以回復到不革命的中國，甚至造成反革命的中國？[32]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27年2月，北伐軍打進浙江省時，中共中央決定既不想完全讓北伐軍攻佔上海，也不等到北伐軍攻打上海時扮演配角幫助拿下上海，而是搶在北伐軍攻佔上海前領導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所以，暴動目的宣傳上是配合北伐，實際相反，主要是反蔣，與蔣爭奪上海政權。正如上海區委書記羅亦農在1月25日傳達中央指示時所說：「上海為財源之地，北伐軍如果一來，必將勾結資產階級，也許蔣介石到上海後，就正式攻擊C. P.，而爆發直接衝突。」[33]
2月16日，在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討論舉行第二次工人暴動時，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說：中央「要我們趕快做反英運動」；「現在蔣介石要來，我們如無運動，他必與帝（國）主（義）妥協」。會議決定：「現在局面很緊，我們要趕快準備，表示民眾力量」；「我們現在要給民眾知道，蔣實反革命，說北伐軍、國民政府很好，而蔣不好，再將蔣之罪狀宣佈，特別是工人群眾。宣傳時，只用口頭不用文字。」[34]
因為當時北伐表面上還在勝利進行，蔣又是總司令，所以反蔣鬥爭必須講究策略。「只用口頭不用文字」，或用文字時，也只揭露事實，不予聲討。這是當時陳獨秀提出的方針，他本人發表的以上文章就是這樣處理的；即使點到蔣的名字也是只講事實或客觀反映報紙上的報導。
2月19日至23日，中共發動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暴動，但是，仍由上海區委出面組織，由於缺乏經驗，沒有在總同盟罷工後立即轉入武裝暴動，給敵人留有時間調集力量，結果又被鎮壓。工人被迫在24日復工。
在此暴動期間，中共曾提出「召集上海市民代表會，組織『上海市民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但是當羅亦農、汪壽華（上海總工全委員長）與吳稚暉商量時，吳竟認為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的政府」，「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提出抗議」。羅亦農等解釋此委員會僅為對付軍事，吳才勉強同意。同時，23日，陳獨秀親自致函吳稚暉：駁斥右派散佈的「西披（中共）要在上海成立工人政府」的謠言，望吳「萬勿輕信」。稱「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西披絕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35]
同日，共產黨不屈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為了再發動第三次暴動，陳獨秀親自參加中共中央與上海區委的聯席會議，決定由上海總工會發佈復工令，擴大武裝組織，準備再次暴動。會議還決定成立指導第三次武裝暴動的「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由當時中共最優秀的領導人陳獨秀、羅亦農、趙世炎、尹寬、彭述之、周恩來等八人組成。——這就堅定地表示了中共親自掌握這次暴動領導權的決心，沒有絲毫後來中共批判的「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因素。
但是，在暴動勝利後建立甚麼樣的政權問題上，陳獨秀始終不敢提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從而與瞿秋白發生尖銳的對立，中共中央從此分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早在二月中旬，第二次暴動前夕，上海區委動員暴動的活動分子會議，瞿秋白要求去參加會議，陳獨秀主持中央會議決定則讓彭述之去，沒讓瞿去。彭代表陳獨秀黨中央在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沒有提出「工人奪取政權」的口號。瞿秋白知道後，提出一個新的暴動提案，指出了彭的錯誤，提出工人應參加市政府選舉及聯合小資產階級、反對大資產階級。陳獨秀和彭述之深感工人及中共力量之不足，並擔心國共合作局面的破裂（這在當時的遠東局和莫斯科都是不允許的），因此拒絕了瞿秋白的提案。他們的意思是，中共可以領導暴動，參加新政權，但只能建立與資產階級國民黨的聯合政權，不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或領導），不能排擠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的代表。
瞿秋白是要把上海暴動引向蘇聯十月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式。所以，他在1923年批評過陳獨秀。現在他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嚴厲指責黨在「二暴」中的錯誤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即沒有竭力鼓勵工人階級「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參政權之目的」。[36]
但是，他不敢直接批評當時有崇高威望的「老頭子」陳獨秀，只敢批評緊跟陳獨秀的黨內第二把手彭述之。因為，他寫了《意見書》後就離滬去武漢，埋頭撰寫一部長篇文章《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又名《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什維克主義》，批評「彭述之主義」，實際上批評1923年以來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及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推行的「二次革命論」、放棄國民革命中的領導權等錯誤。所以，瞿秋白沒有接着參加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暴動。
領導上海工人三次暴動時的陳獨秀與彭述之
這篇長文章在4月中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散發。瞿秋白的這次分裂，為在中共五大前後莫斯科尋找陳獨秀的替代者、五大後陳獨秀實際靠邊站和最後把大革命的失敗歸罪於陳獨秀，客觀上提供了炮彈。說是「客觀」上，是因為瞿當時不瞭解真情，並不想陷害陳獨秀，只是他的「左」傾思想被莫斯科利用了。實際上，在他離開上海後，陳獨秀黨中央在總結「二暴」失敗教訓後，接受了他的批評，拒絕莫斯科的「不准暴動」的指令，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形勢，領導「三暴」取得了勝利。
早在1926年11月11日，即莫斯科接到維經斯基報告，他們遠東局支持中共中央準備進行第二次工人武裝暴動時，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政治局會議就作出決定：「遠東局諸如在上海和南京發動武裝起義的問題所持的輕率態度是不能容忍的」；「對遠東局在上述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提出警告。」[37]
這個決定表明：莫斯科仍堅持10月29日史太林主持的政治局會議決定給維經斯基信中的立場：「廣州勝利後形成的局勢不應造成左的幻想」；「既然是指依靠廣州和浙江的軍隊來成立由國民黨和商人組成的政權委員會（指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動時，遠東局的設想——引者），那這是合適的，但要靠武裝的工人的力量在上海發動政變就有可能使上海無產階級的積極分子淹沒在血淚之中。需要小心謹慎。」[38]
在瞿秋白與陳獨秀、彭述之發生分歧的同時，莫斯科的駐華代表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之間也發生了更嚴重的分裂。3月17日，在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暴動前夕，青年國際駐華代表N那桑諾夫、共產國際遠東部成員（負責指導中國共青團）N福金、共產國際聯絡部駐華代表A阿爾勃雪脫三人給聯共中央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指責中國黨的領袖們「不相信中國革命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就表明，這三個人是站在把中國革命做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當時的國民革命的。信中列數了陳獨秀黨中央在維經斯基支持下推行「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一系列錯誤：「害怕群眾運動」，「反對土地革命」，「在北伐軍佔領區不發動工人罷工」，「反對武裝工農」，「反對共產黨員和工農分子參加軍隊」，等等，總之是在黨政軍內不進行「無產階級為奪取中國革命中領導權的鬥爭」。因此，他們認為中國革命處於危機之中，宣稱中共黨的領導「只能領導黨與工人階級走向失敗與投降」。
其實，這些「錯誤」都是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忠實執行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以去年「八二九」為主要內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結果。信中開出挽救這個危機的惟一方法是撤換維經斯基。
「中央委員會本身現在實際上由三個人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代表中派。我們都相信，假使能使彭述之與伍廷康（即維經斯基——引者）孤立起來，放些新鮮空氣進中央委員會，弄一些工人進去，那麼這個『老頭子』，雖然有其一切缺點，卻是比伍廷康同志高強得多的一個人；他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夠繼續成為黨的領袖之一。」[39]
這三個人對當時中國革命的觀點，與正在猛烈批判史太林的托洛斯基的觀點不謀而合。所以，那桑諾夫立即被召回國，後兩位也在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被處死。但是，他們反映的情況，特別是莫斯科與維經斯基、陳獨秀與維經斯基之間的關係與差別，是比較客觀公道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陳獨秀是有保留的，但又不得不服從。
莫斯科顯然十分重視這封信，所以不僅立即派來了羅易這位更有權力的代表代替維經斯基，而且派來一個「審查小組」，審查每一個中共中央幹部，逐個找他們談話，企圖在中共「五大」上撤換陳獨秀。結果正如這封信中所說，由於「他享有巨大的威望」沒有找到替代他的人，只得維持陳獨秀總書記的地位。這是後話了。
注釋
[注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198。
[注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03、207、209。
[注3]鄭超麟：《回憶錄》，1945年手稿。
[注4]〈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1926年9月1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3輯，頁436、437。
[注5]〈告全黨同志書〉（1919年12月10日）；〈我們的政治意見書〉（192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471–472。
[注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與鮑羅廷會議紀錄〉（1926年8月16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97–398。
[注7]〈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8。
[注8]〈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71–72。
[注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2、223。
[注1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5。
[注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頁229。
[注12]〈中央局關於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同上，頁246–247。
[注13]〈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132、134。
[注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1。
[注15]〈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的草案〉，《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頁150。
[注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9月22日）和〈維經斯基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1926年10月22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29、530、588、589。
[注17]〈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9月23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37。
[注18]以上兩個決定，分別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623。
[注19]《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17。
[注20]〈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0號（特字第68號）記錄〉（1927年3月1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1。
[注21]〈皮亞特尼斯基和拉斯科爾尼科夫給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信〉（1927年3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152、153。
[注22]〈布勃諾夫使團的總的結論和具體建議〉（1920年5月27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58。
[注2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會議第1號記錄〉（1926年6月19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05。
[注24]〈遠東局的工作報告〉（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50、352。
[注25]〈拉菲斯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工作的報告〉（1926年12月14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4輯，頁41、50及第3輯，頁352。
[注26]參見〈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6年11月6日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17–619。
[注27]中共《中央政治通信》（1926年9月15日），中央檔案館藏。
[注28]〈上海自治市的運動計劃〉（十月十七日），《教育雜誌》（偽裝本，中共上海區委油印刊物）。
[注29]〈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6日）；〈中共上海區委政治部政治宣傳大綱〉（1926年10月19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1、55。
[注3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588。
[注31]〈中共上海區委各部書記臨時聯席會議記錄〉（1926年10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48。
[注32]〈列寧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國革命運動〉，《嚮導》，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
[注33]《中共上海區委會議記錄》（1927年1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
[注34]〈中共上海區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記錄〉（1927年2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15、118。
[注35]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第9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頁877。
[注36]瞿秋白：〈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1927年2月24日），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頁155、157。
[注37]〈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7號（特字型大小第50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23。
[注38]〈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65號（特字型大小第48號）記錄〉，《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604。
[注39]〈上海來信〉，托洛斯基：《中國革命問題》，頁140，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十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中）(1927）
籌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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