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完工作以后，我们又陪陈光代师长到部队去检查了一圈工作，接着就召集各大队的大队长`政委开会，请陈光给大家讲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对苏鲁豫支队过去的工作，他表示满意，认为我们在湖西地区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今后的部署，陈光代师长强调主要是发展根据地，压缩敌占区，消灭伪军`孤立日军`建立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在战术上，要尽快打小仗`打胜仗，以牵制敌人兵力。他还告诉我们，对津浦路`平汉路`陇海路，暂时都不要去破坏它，破也破不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力量去控制敌人的交通线，所以任何的破坏都只能是暂时的。相反，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从而促使敌人发动大“扫荡”，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讲话的最后，陈光代师长还要我们很好地总结反“扫荡”的经验，发动群众坚持斗争，继续在平原地区开展挖“抗日沟”的活动，准备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同时，他还要我们注意经常与师部保持联系，并答应给我们增加一个电台，供我和东去的部队使用。
陈光代师长在支队部住了一个星期以后，说他离开师部很久了，准备回去，要我们派两个连送他，并说，这两个连将来有可能回来，也可能就留在师部。临走的那天，我们牵着马，依依不舍地将陈光代师长一直送过了陇海路，才在那里和他分手告别。他带去的两个连到师部后没有回来，被编入了其它部队。
按照与陈光代师长一起商定的计划，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我率一大队及七大队一部从驻地出发，开始往东向皖东北行进。彭明治`田维扬`黄炜华`郭成柱等一直送我到村口，我和他们也分了手。彭雪枫支队特意派出的张爱萍和刘玉柱二人和我们一起东进，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去皖东北建立区党委。从此，我们三人就住在一起，吃在一起。
部队出发的第三个晚上，我们按预定计划在宿县以南`固县以北地区，顺利越过了津浦路。过去的几次过路，我们走的都是宿县以北的夹沟，这次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改走了宿县以南。
越过津浦路的当晚，部队在杨屯集宿营。宿营地距固镇`宿县敌据点有五十里路，距灵壁敌据点也是五十里，距时村据点二十五里。另外这个地区是河网地带，有新濉河`老濉河`濉唐河`新河`沱河等五条河流，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其间。河网密布的特殊地形，使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顺利通行。我们原以为，在这样的地区宿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料第二天早晨，前面担任警戒的部队发现，敌人正从宿县`固镇`灵壁分三路前来合围我们。由于在河网地区，他们无法使用汽车，每路约七`八百人，徒步前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大队部的附近，等警戒部队发现他们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离大队部驻地只有一里路左右了。
所幸当时正值青纱帐起，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高梁`玉米，敌人突然来袭后，我们急忙进到青纱帐里去隐蔽。我和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赶紧指挥队伍挖掘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派出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敌情。
由于青纱帐很密，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敌人，整整一天，敌人没有发动攻击。他们都只是在外面用炮轰，看样子是想把我们撵走就算。正当敌人开始炮轰，我忙于指挥队伍挖掘工事时，张爱萍主动提出，要我派几个警卫员给他，他要去前面看看地形，帮助我们侦察一下敌情。时间不长他就回来告诉我，看样子敌人一时还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果然，我们前面的几个连同敌人顶住了，打了一天也没有什么伤亡。到天黑以后，我们顺利地突围了出去，敌人并没有追击，很快也退了回去。就这样，我们刚过铁路，就跟敌人打了一整天。晚上突围后，脱离了敌人的追击，进入了我们预定的区域孙家寨一带宿营。
以前南下时，我们到过这里，对这一带地区比较熟悉，所以队伍住下以后，我就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和七大队副大队长孙象涵来共同研究，看看下一步怎么走，先向哪里发展。孙象涵是夹沟人，对附近的地形和情况都非常熟悉，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研究，大家认为，按照陈光代师长交待的要同鲁南师部打通联系的任务，队伍应当首先向北发展，如再往南走，就会进到大濉河流域，河流更多，更不好活动。最后我们决定，部队下一步先转而向东，经泗县`泗洪靠向洪泽湖西岸，再沿运河向北发展。张爱萍同志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部队来到了泗县时，张爱萍同在皖东北活动的地下党负责人杨纯联系上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皖东北专员公署就设在泗县，专员名叫盛子瑾。为了隐蔽在国民党的专员公署里，杨纯这个女同志竟然推光了头，女扮男装，化装成了一个男人。
不久，山东分局又派来了金明，由他担任皖东北的区党委书记。这样，就由金明`张爱萍`杨纯组成了中共皖东北区党委，来共同负责皖东北地区的工作。从此，张爱萍和刘玉柱就留下来专搞地方工作，不再跟随部队活动了。我专门派了一个连掩护他们。他们经常派人来同我们联系。我也曾到区党委驻地住过两次。我去区党委的目的，是想多了解些情况，同时也把我们的行动计划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看区党委需要我们向那里发展，好及时派部队过去。
至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我们不参加意见，不作任何干预，但我们和区党委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分别同盛子瑾`许志远搞好统战关系。具体分工是，区党委负责对盛子瑾专员的工作，我负责对许志远的工作，共同做好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盛子瑾的专员公署里，除了杨纯外，还有我们地下党的另一位负责人江上青及地下党员吴云村。自我们来到皖东北以后，他们两人就开始同我们取得联系，供给情报，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关于盛子瑾及皖东北地区的一些情况，我主要是从江上青`吴云村那里了解到的，他俩曾两次前来我们驻地，向我们介绍情况。据江`吴二人介绍，盛子瑾本人是坚持抗战的，手下也有一千多人的一支武装，但他的部队打仗很少，战斗力较弱。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一天，由张爱萍和我分别做工作，动员盛子瑾和许志远在张大路镇进行会谈，以消除相互之间的敌意，共同携起手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那天的会谈进行得较为顺利，双方达成了再不“摩擦”`握手言和`共同抗日的协议。
会谈结束后，江上青`吴云村在随盛子瑾回专员公署的途中，突然遭到大柏圩子村地主柏逸荪武装的袭击。袭击中，江上青不幸当场牺牲，吴云村侥幸逃脱，来到我们驻地，把情况告诉了我。
之后皖东北区党委在泗县的李杨镇附近为江上青举行了追悼会。区党委金明`张爱萍`杨纯等参加了追悼会，张爱萍在追悼会上致敬悼词。我也专门从五十里外的部队驻地，赶去参加了这个追悼会。我们一起为江上青安葬，并修了墓。
这一段时间，我们接连打了七`八仗，基本上打开了灵壁`泗县`睢宁这一个三角地区的局面。但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一个叫高楼的寨子里有一支地主武装，对我们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高楼位于灵壁以北，寨子里共有八百多户人家，为首的是一家姓高的地主，手下有一支几千人的武装，共有四十多挺轻机枪`两千多支步枪。高楼的土围子很坚固，不仅里面筑有炮楼，而且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沟里都是水，水很深，人过不去。对这个土围子，谁也不随便动它。日本人不动它，是因为这个寨子与敌伪有关系；国民党部队和我们不动它，是因为要是硬攻，伤亡就会比较大。
当时一大队三营教导员石瑛，搞民运工作很有经验，他自告奋勇，说愿意进寨子去谈判。于是，我要秘书写了一封公函，希望他们与我们共同合作抗日，并供给我们一部分粮食和款子。
石瑛拿着公函去了，受到了很好的土款待。回来时也带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来了，支援你们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只是我们力量有限，杯水车薪，多了不行，少供给一点是可以的。石瑛还向我汇报说，他感觉他们只是敷衍，说得很好，但实际上不给。要他们跟我们合作的希望不大。我说：“那我就再写信，限期要他们把粮`款送过来。”
好，过了几天，他们不但不给我们粮`款，还集合了一千多人，从北往南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向我们攻击，见我们就打。对他们的进攻，我们开始只是避让，后来见他们过于猖獗，就拿出一个主力营绕道到他们后面，待他们的队伍离开围子后，一下子就把他们的退路掐断了，然后围而歼之，缴了他们一百多条步枪，四`五挺机枪，还抓了四`五百俘虏。
由于对方背信弃义，让我当时非常生气，我马上集合俘虏进行训话，斥责他们跟日本人站在一边，想把我们撵走，是汉奸`卖国贼。接着，我询问他们，是谁领头来袭我们的。吓得他们谁也不敢吭气，都不作声。石瑛在旁边告诉我，中间有一个人是他们最坏的头子。这时我掏出了枪说：“你们不讲，我就先枪毙你们一个。”
结果我一开枪，打在那个坏头头的腰上，虽然没有把那个坏头头打死，但却把其他人吓坏了。他们口口声声地告饶，说只要放他们回去，马上就给我们送粮食来。我说：“那好，就放你们回去，如果再出来骚扰绝不会再这么客气，一定消灭你们。”
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去以后，他们很块就送来了粮食和猪肉。虽然很少，但也就算了。从此，他们就龟缩在自己的土围子内，再也不敢出来挑衅了。我们也没有再动它，只是让它孤立起来就完了。
后来日军出来“扫荡”时，一下冲进去抄了他们的家，把东西抢得光光的，枪也给收缴了。从那以后，这个寨子的态度改变了，逐渐的向我们靠拢，和我们互通情报，要求共同抗日。这个寨子解决后，我们在这个地区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
之后，我们又继续往东发展，逐渐进入了洪泽湖畔的半城`南新集`蒋坝等地区。这期间，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带部队出去了半个多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缴了几百条枪。从此出了名。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苏鲁豫支队有个胡老大。当时，在伪军中曾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胡老大。”因为在这里，再没有其它的主力部队在活动了。
打开皖东北局面的同时，我们也顺利地同鲁南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九年七月中旬，山东南进支队的近千人，由支队长李浩然`政治部主任胡茄（唐棣华）率领，来到睢宁以南同我们会合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同鲁南的部队打通联系。以后李浩然`胡茄等经常同我们联系，有时两支部队还共同开展活动。
在此之前，有个叫抗敌演剧第六队的，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皖东北找到我们，想要我们把他们送到山东去。这个演剧队全队约有五`六十个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大`中学生，他们是在重庆响应周恩来`郭沫若的号召，在我们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一支文艺演出队。他们在皖东北逗留期间，非常活跃，经常给部队演戏`唱歌，帮助做群众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南进支队会合后，我们就把演剧队交给了他们，请他们把演出队送到沂蒙山区去。
到了八月，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黄春甫）又带领一个团南来，在睢宁`宿迁之间同我们会合。团长翁徐文，原是一一五师的供给部长，和我很熟悉。这次在敌后重新相见，我们都很高兴。会合后，我们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活动情况，互相交流了经验。这是我们第二次同鲁南部队打通联系。从此，我们与在山东的师部`党组织及山东的部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顺利完成了陈光代师长交待的任务。
不久，江华返回山东，但翁徐文这个团没有跟着回去，一直留在皖东北活动。到后来重建新四军`张爱萍出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时，翁徐文的这个团同孙象涵`韦国清所带的部队一起，合编成了九旅的一个主力团，韦国清还成为九旅的政委，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当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是朱瑞。朱瑞是安徽宿迁人，知识分子出身，红军时期曾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对我比较熟悉。我们打通与山东的联系后，他得知我以前叫吴文玉，是一军团下属的一个干部，就给我发电报说：“我是宿迁人，在宿迁的上层人士中还有一定的影响，我现在拟了一封信，致宿迁及苏北的父老兄弟，请你用我的名义印好后散发出去。”
我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叫人出去买纸。当时纸张极其困难，我们到处买纸，也只能油印二百多份。后来，我们通过各种关系把他这篇《告苏皖边父老兄弟书》，在苏北`皖东北各地散发了出去。
就这样，到一九三九年的夏末秋初，我们把皖东北包括一部分苏北地区的局面基本打开了，东到运河边，西到津浦路，北到徐州附近，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有自己的政权，有我们的党组织，有游击队，有主力部队在活动，军队`地方各负其责，局面打开了。
八`湖西“肃托”事件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我们召开了地方`军队联合庆祝大会。大会由我主持，并由我讲了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讲话之后，张爱萍代表皖东北区党委讲了话，。随后吴云村也讲了话，会开得热闹而简单，唱了《国际歌》，就结束了大会。
就在这次大会的进行过程中，我突然接到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专门给我的一分电报，命令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电文大意是：吴法宪同志：我来到你们支队部已有一个礼拜了，我来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你们支队部业已回到湖西，请你也立即回来，我在这里等你，请你马上动身。
接到电报，我立即在会后把情况告诉了张爱萍。随后，我召集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在一起，告诉他们，罗荣桓政委来电报要我立即返回湖西地区。一大队`七大队在这个地区的任务不变，由胡炳云`王东保`孙象涵组成集体领导，要他们把张爱萍当作上级领导，因为他代表区党委，有什么事情都应当及时向他请示汇报。同时，我也希望张爱萍在我走后多帮助照顾一下这支队伍。
十一月八日，我把电台留给一大队，自己带着秘书和警卫员就出发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大队派出一个连护送我。这时树上的叶子已开始转黄，天已开始转冷。我带着这个连，先过津浦路，再过陇海路，经过五天的急行军，终于回到湖西，来到了支队部。
这时，支队部正好又住在我们初到湖西时和挺进支队会合的地方——十字河口的萧庄。我进村后，首先见到了罗荣桓政委。他同我紧紧握手后，说我一路赶来很辛苦，要我回去先休息一下再谈。罗荣桓单独住在村中一个地主家的一间房子里。
晚上，我来到罗荣桓的房间，先向他汇报了我们在皖东北`苏北的活动情况。罗政委只是听，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告诉我，这次湖西“肃托”，搞得一塌糊涂，有很多干部被杀，很多干部被抓，最后甚至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差一点把他给枪毙了。由于问题非常严重，因此他才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专程前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他们来了以后，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所以先把支队部调了回来，又发电报要我回来，已经等我一个多礼拜了。他说：“郭洪涛`张经武已去延安汇报情况，等我来后，把一些情况谈清楚以后，他也要回山东去了。
当天晚上，罗荣桓同我谈了一夜。他告诉我，湖西肃托的错误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大概在这一年的八月左右，湖西区党委干校的学员因不服从分配而闹事，区党委派组织部长王须仁到干校去处理。王须仁将闹事的主要责任者魏定远抓到区党委来亲自审讯，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并逼供出了一份“托派”名单。接着，王须仁在得到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支持后，将这一“肃托”行动扩大到了区党委内。后来，王须仁又取得了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的支持。于是，王凤鸣`王须仁两人在部队和地方相互配合，开始独断专行，变本加厉地搞“肃托”扩大化。他们用捆绑`吊打`压杠子`灌凉水`灌辣椒水等各种刑罚，进行逼供`指供`串供，几乎将湖西区党委的所有部长和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全部打成“托派”关押起来。如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组织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干部，都被抓了起来，被王凤鸣`王须仁等严刑逼供。再以后，“肃托”行动越来越扩大化，最后发展到县区干部大部分被抓，打成托派，扣上“托派”帽子，最后将抗日挺进
支队长李贞乾`王文彬`郭影秋等主要负责人都抓起来，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之后，他们竟然把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抓了起来，还诬蔑梁兴初同徐州日伪有联系，是“托派”总司令，最后差一点把梁兴初`郭影秋`李贞乾枪毙了。
在整个“肃托”行动中，白子明和湖西区党委被王凤鸣`王须仁控制摆布，不起任何作用。王凤鸣`王须仁可以随便抓人`杀人，终使大批干部被抓，近三百人被冤杀，最后甚至连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自己也被抓了起来。这样大的事情，王凤鸣独断独行，不请示`不报告师部。在师部和山东分局知道此事后，几次电令王凤鸣停抓停杀，但他们不听，仍然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政委只好亲自同山东分局的郭洪涛`张经武一起，来湖西处理“肃托”问题。
罗荣桓政委还告诉我说，我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初步处理完了湖西“肃托”事件，被冤枉的干部全部给予了平反，被错杀的也全部给恢复了名誉，给予道歉，并按照烈士标准给予抚恤。对此，湖西地区的党和人民万分感激山东分局这一处理。被平反的干部和党员及其家属对罗政委永远铭记在心。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王须仁他们没有接受我党`我军历史上所犯的“肃反”`“肃托”“肃AB团”`“肃改组派”`“肃社会民主党”错误的教训。这次湖西“肃托”，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我根据地内第一次犯这样大的错误。这次“肃托”扩大化的严重后果，是湖西地区几乎全部垮掉了，队伍削弱了，党的影响搞垮了，党和八路军的威信受到损害，湖西群众因“肃托”同我们开始疏远了。七大队的耿蕴斋已叛变投敌，国民党顽固派队伍则剩我们之危扩大了，丰县`沛县队伍都已发展到六`七千人，砀山县也发展到两千多人。如果罗政委和郭洪涛`张经武不来这里，湖西的局面就很难挽救。
最后他对我说：“我们查明，那个王须仁才是真正的‘托派’，他想以‘肃托’来保护自己，夺取湖西地区党的领导权。为此，他残害了大批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已经将他逮捕了。对他的错误，我们还要请示中央和山东分局后再作出处理。至于王凤鸣，暂时仍让他兼任四大队政委，四大队由梁兴初和王凤鸣率领东去鲁南，归师部直接领导和指挥。以后怎么处理，也要由中央和山东分局来作出决定。”
听了罗荣桓这一番有关湖西“肃托”经过的介绍，我惊心动魄，我向罗政委解释，我是七月份离开支队部的，离开时绝没有想到湖西竟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肃托的事，我的电台同四大队不通报，支队电台可以通，但彭明治`郭成柱也没有说到湖西肃托问题，我连传说都没有听到。我根本不知道梁兴初被抓起来了，王凤鸣无法无天，我不清楚。我提出想见梁兴初，但罗荣桓说：“梁兴初已带四大队离开湖西去鲁南了。”后来才知道因为罗政委要走，梁兴初带着队伍到微山湖东边滕县和邹县布置警戒去了。因此，我这次回来连梁兴初的面也未见着。
罗荣桓政委最后说：“正因为你不知道‘肃托’的事，所以我才要你回支队部。‘肃托’的错误我不怪你，你不用多心。”
但紧接着，他又对我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苏鲁豫支队的政治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你离开大部分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这是为什么？这样做行吗？”
我表示，罗政委批评得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不过我同时也向罗荣桓说明，当时我们将整个支队一分为三，分别在三个地区进行活动，是陈光代师长来这里时同意决定下来的。陈光代师长要我向东打通同山东鲁南的联系，要彭明治向西打通同彭雪枫支队的联系，梁兴初`王凤鸣留守湖西地区。这些都是代师长点头批准并亲自安排的。陈光代师长当时还特别交待，留在湖西的部队由师部直接指挥。
没想罗荣桓听了我的解释后却说：“陈光同志来你们这里，并没有经过党委批准。在罗坊战斗中，我们带着师部突围后，他就到你们这边来了，这事当时我不知道。”
我继续检查说：“我们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时，没有给他们之间规定领导上的主次关系，结果王凤鸣竟然把梁兴初给逮捕了，这是我们的错误。幸亏罗政委及时赶到，不然这个损失就无法弥补了。”
说到这里，彭明治和王凤鸣来了。罗荣桓当场又将王凤鸣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王凤鸣只能唯唯称是，不敢作声。
第二天上午，我在征得彭明治的同意后，又跑去找罗政委向他建议说：“现在一大队在皖东北已发展到一千七`八百人，还有孙象涵部的八百多人，加起来将近三千人，是不是再派一政委去，以加强领导。”罗荣桓问：“叫谁去呀？”我回答说，我已征得彭明治的同意，想让参谋长田维扬去一大队兼任第一政委，让王东保任第二政委。这样，两个政委，领导力量就增强了。罗荣桓听后回答：“好，同意。”
我又说：“如果你同意，我就留在支队部不回去了。我从一大队还带了一个连在这里，向田维扬交代清楚以后，就要他跟这个连马上出发到一大队去，我就不走了，先解决了这个问题。”罗荣桓很快回答：“完全同意，就照这么办。”我们当即下了命令，任命田维扬兼任一大队第一政委，通知他马上走。
那天下午和晚上，罗荣桓又接连找我们支队部的几个同志谈话，研究苏鲁豫支队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在谈话中，他首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一年来苏鲁豫支队的队伍壮大了，地区局面打开了，现在大片土地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下，这很好。今后，坚持湖西地区的斗争，挽回‘肃托’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还是要依靠你们苏鲁豫支队。只要把情况向群众讲清楚，群众是会相信你们的。”
关于我们以后的主要任务，罗荣桓指出，第一要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恢复党的组织`党的影响，恢复地方政权，恢复地方武装部队，恢复工`农`青`妇等各种群众组织。第二是要继续处理好因“肃托”扩大化而还留下来的问题，给所有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山东分局准备再派人来帮助湖西区党委处理“肃托”问题，进一步把“肃托”事件调查清楚。
罗政委接着说：“第三是今后支队部不要再离开这个地区了，支队部和二`三大队留在湖西坚持斗争，把四大队交给我，仍由梁兴初`王凤鸣率领，跟我走，渡过微山湖，到微山湖以东，陇海路以北的地区活动。队伍直接归师部指挥，你们可以同他们联系，但指挥权属师部。你们要赶紧把队伍疏散开，在整个湖西地区扩大宣传，宣传“肃托“是犯了错误，但这个错误只是党内极少数人造成的，目前正在清查纠正中，要力争尽快地恢复党的影响。第四是湖西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是‘肃托’问题的直接责任者，已无法再主持区党委的工作。我无权委任你们哪一个人继任区党委书记，因为这是要由山东分局决定的事，但是我可以代表山东分局指定吴法宪暂时帮助湖西区党委的工作。这些问题，我也已经向区党委交代清楚了，今后湖西地区的工作，主要要依靠苏鲁豫支队的帮助，区党委开会，要请你吴法宪到会。”
工作安排完毕以后，第二天，罗政委就走了。我和彭明治等一直送他到谷亭，就在那里向他告别。他要经谷亭`南阳，直奔微山湖。梁兴初已于先几天到达微山湖东边准备船只，组织掩护迎接罗政委东渡。后来，梁兴初率领的四大队一直在微山湖东的邹县`滕县一带活动。至于在活动时是继续沿用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的名义，还是师部又另外授与了什么番号，我就不清楚了。
送走罗荣桓以后，我和彭明治`郭成柱等经过研究，决定按照罗政委的交代，首先把两个大队撒出去，把二大队撒向沛县`砀山` 铜山一带，三大队撒向鱼台`金乡`单县一带。支队部带领警卫营驻谷亭，要区党委也一起转移到谷亭。
然后，我们立即开展罗政委布置的工作。我们召开了营长`教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把这次湖西“肃托”的全过程向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这次湖西“肃托”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只是王须仁一个，这个人已被逮捕`关押，查明情况后，已被处决。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是王凤鸣，他已随四大队离开了湖西。对这次错误，山东分局还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处理。现在，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方党，做好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恢复党的影响。
第一步先做区党委的工作，把区党委的干部都集中起来，这时白子明`郭影秋`李贞乾`郝中士等一批区党委和区党委部长都已被释放出来，要他们先出来工作，继续办公，纳入正轨。区党委工作仍由白子明主持，他一边检查，一边工作，重大问题由区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同时强调加强内部团结，不要互相埋怨，要团结一致，先执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要把湖西地区恢复过来，至于那些没搞清的问题，要相信党组织以后一定会逐渐搞清楚的。
第二步，恢复地方政权，重新建立鱼台`金乡县政府，以及丰县`沛县`铜山的几个区政府政权，并恢复了各地的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对“肃托”中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被捕的一律释放，被打伤的养伤，伤愈后恢复工作，被杀的追认他们为烈士，安抚其家属，开除了党籍的恢复党籍。同时，向广大群众公开道歉认错，恢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
第三步，向国民党顽固派发出警告，同他们公开谈判，指出他们的错误，告诫他们不要利用我们“肃托”的错误，公开的孤立我们，侵占我们的地区，限制我们的发展，并把我们挤走。八路军在敌后抗战的功绩是磨灭不了的，希望他们不要忘了一年多来，我们对他们的支援和帮助，迅速退回原来的地区，把侵占了的地区还给我们，继续共同抗日，不要轻举妄动，否则，王歪鼻子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时他们都同意了，都退回到了原来的地区。这个时候，双方虽然还没有发生磨擦，但对立情绪已经明显增加了。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从这以后，丰县的黄子珏`黄体润，沛县的冯子固，砀山的窦雪岩，单县的刘耀庭，都明显的同我们疏远了，态度完全变了，处处戒备我们，不同我们接触。我们也向部队指战员，地方党和政权作了交代，要防止顽固派对我们的挑衅。
第四步，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恢复党的影响。当时春节已过，春耕即将开始，我们便组织部队帮助群众积肥`翻地，准备种子，给麦子浇返青水。我们还特别注意抓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逐渐挽回影响。
经过这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以后，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情况开始得到好转。党和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也有了一定的恢复。
这个时期敌伪的“扫荡”次数减少了，只有砀山和金乡的敌人出来过一次，转了一圈，经过五`六天后，就又回到了据点里。在这次敌人的“扫荡”中，国民党的县大队同我们一起，与敌伪打了一些小仗。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没有什么损失，但在前一段“肃托”期间，一部分“抗日沟”因下雨而垮塌了，没有及时得到修整。这时我们又加紧动员群众抢修，以对付敌人可能进行的新的“扫荡”
一九四O年二月，罗荣桓政委派山东分局保卫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直接调查和处理“肃托”问题，并负责指导湖西区党委的工作。刘居英在湖西期间，住在我们支队部，由我们负责照顾他的生活。我们向他详细汇报了“肃托”善后工作情况。
我向他建议说：“你没来以前，罗荣桓政委要我兼管一下区党委的工作，现在你来了，是不是就请你直接主持区党委的工作，以后区党委的活动我就不再参与，以便集中精力照顾部队工作。”刘居英表示同意，于是我便脱离了区党委的工作。
刘居英在湖西一共待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四月份才返回鲁南的山东分局。
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军区来电报说，准备在鲁南师部召开高级会议，要我与彭明治两人中去一个参加会议。彭明治看了电报说：“我去参加会议，你还要照顾区党委的工作，担子很重，还是你留在湖西主持工作。”我同意了。
到了二月下旬的一天，在事先没得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彭明治和一一五师保卫部长朱涤新一起回来了。当时我还以为朱涤新是来检查工作的，彭明治在一边也不吭声。后来我问彭明治，朱涤新来干什么，彭明治这才告诉我，朱涤新是来当政委的。他还说：“罗荣桓政委要我转告你，同你说一下，因你曾对罗政委表示过，不愿意当政治委员，愿意当政治部主任，所以这是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决定的。”
听了彭明治的话，我心里非常难过，很不高兴。我想我是曾经对罗荣桓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愿意带着部队单独出去活动，又得当个政治委员太不容易，担子太重。但领导真的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又使我感到十分伤心。虽然我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欢迎，但内心不痛快。
当天晚上，我给罗荣桓政委发了一份电报，说朱涤新政委已经到职，请求调动我的工作。我因一时感情冲动，还写了一些很生气的话。我写道：“罗政委你当时在湖西，并没有同我谈要调动我的工作，相反还表扬了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把我降为政治部主任，这是为什么？请回答。”当时我这些话说得很“冲”，也很不冷静。但罗政委的涵养好，并没有责怪我，也没有给我回电报。
第一份电报没有得到回音，我就又给罗荣桓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现在已到了政治部，支队部的工作我已向朱涤新政委交待清楚，希望尽快把我调离苏鲁豫支队。我要求离开苏鲁豫支队，是因为我好象已犯了什么严重错误，可组织上又什么也没跟我谈，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动。”
同样，第二份电报也没有接到复电。见此情况，三天后我就搬到了政治部。政治部当时同区委住在一起，于是区党委的一些同志就天天来找我。这样，我就又开始插手过问一些区党委的工作。
我到了政治部后，朱涤新专门来找我。他对我说：“我来，是罗政委要我来的。我当时说情况不熟，罗政委说没有关系，一些工作还是要吴法宪来做，区党委的工作也还是要吴法宪帮助抓，你只是在总的方面多管一下。这样我才来了。”
我说：“那好。”因为这件事不怪朱涤新，我对朱涤新没有成见，不愿意使他太难堪。我只是对罗荣桓有点意见，认为他不该在决定前不找我谈一谈。
但不久之后我也想通了，服从组织决定，必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嘛，无所谓，可上可下嘛！加之以后朱涤新凡事都同我商量`同我研究，彭明治他们也像过去一样地尊重我，我的思想也就逐渐地稳定了下来。
九`南下苏北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队的策略，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日军逐渐将其主要的兵力，用来打击坚持敌后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巩固其占领区，并把自己的打击重点放在了华北。针对日军的这一策略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华北，以巩固为主，在巩固中求发展；而在华中和华南，则以发展为主，在发展中求巩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华中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会议按照党中央的战略意图，结合华中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深入研究了我们在华中的战略发展方向。会议认为，苏北地区已成为敌后，国民党只有韩德勤部在那里活动，而韩部内部矛盾重重，深为人民所痛恨，因此我们如向东发展，开辟苏北，不仅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而且苏北地区靠近山东，还可与山东的八路军相互依托`相互策应，共同发展。据此，中原局会议决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作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
刘少奇即向中共中央建议：命令八路军的一部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苏北根据地。对刘少奇的这一建议，中共中央复电完全同意，并指出，在整个江北，都应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绝不停止。复电还强调，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而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发展。
一九四O年三月，我们收到一一五师师部的一份电报，除传达上述中原局的决定外，还命令苏鲁豫支队全部离开湖西，南下并东进苏北，以配合新四军的渡江行动。电报通知我们，湖西地区的工作由黄河支队来接替，要求我们立即作好准备，包括思想上的准备（政治动员）和物质上的准备（夏装）。至于支队留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概不动，一律不带走。
我们接到电报以后一个星期，黄河支队就呼呼地下来了，并很快在丰县`单县和金乡接替了我们的防务。黄河支队共三个团，支队长彭雄，政治委员张国华，他们两人是同一个县的，都是江西永新人。张国华先到支队部来拜访我们，我们大致上给他谈了一些情况，他要求我们派人去他们那里，对湖西的情况作一下详细的介绍。彭明治`朱涤新当即答应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要吴法宪到你们那里去汇报。”张国华当即表示欢迎。接着，我便跟随张国华去了一趟黄河支队。
在黄河支队，我受到了他们非常热情的接待。我将湖西地区的敌情，即日军`伪军`汉奸的情况，以及国民党部队顽固派的情况`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还有我们的地方工作情况`根据地建设情况等，都向黄河支队的同志作了全面的介绍。我还特别向他们介绍了湖西曾经发生的“肃托”错误，以及我们为清除这一错误所做的各项工作。
我回到支队部之后不久，彭雄`张国华又来到我们支队部看望彭明治和朱涤新。在闲谈中，我说起国民党在湖西的部队已有近两万人，这些部队原先同我们合作得很好，随着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反共高潮的到来，他们的态度就变了，不断同我们发生“磨擦”。我说，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错误，因为刚开始他们只有千把人，而我们苏鲁豫支队则有八`九千人，一摆出去，不就把他们搞掉了吗？如果那个时候就派我们的人去当县长，这政权也就都是我们的了。
彭雄是个工农干部，完全是工农干部的本色，性格比较直率，他一听我这话就说：“现在我就派部队去把他们搞掉。”我赶紧告诉他，现在国民党部队的力量大了，我们可不能轻举妄动，只能加以严密的防范。最主要的还是，如果他们不向我们主动进攻，党的政策就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当时，由于苏鲁豫支队的一大队和七大队孙象涵还在皖东北没有回来，于是我们发电报请示师部，询问对孙象涵如何处理，是编入一大队，还是另行编制。师部复电说，孙象涵部不动，留在皖东北交由张爱萍领导指挥，一大队可以带走。
一九四O年六月，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湖西但还没有走的时候，黄克诚率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从河北南部下来，先我们过了陇海路，在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支队会合了。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活动区域是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随后，我们苏鲁豫支队也越过陇海路到达泗县。这时，八路军第四纵队的两支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
我们到达泗县不久，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地区的战略意图，急电催促黄克诚率部越过津浦路，东进皖东北。八月中旬，黄克诚率部到达盱贻县中原局驻地。
在此前后，刘少奇提出“向东发展，向西防御，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具体方针。之后，经被中央批准，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包括其下辖的第四`五`六旅共九个团一万七千余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包括新编第三旅`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三支队随即又编为七`八`九三个旅，共九个团两万余人，执行东进淮海的任务，配合新四军的北上部队，共同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这次整编中，苏鲁豫支队的番号被撤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以后又编为第五纵队的第七旅。第一支队下辖的一`二`三大队分别改称一`二`三团，支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副支队长田维扬，我仍为政治部主任。一团团长胡炳云，政委王东保，二团团长黄炜华，政委冯志祥，三团团长王良太，政委罗友荣。
部队整编结束后，队伍立即东进，准备渡过运河进入淮海区，所谓淮海区，即运河以东`陇海路以南`废黄河的西北，直到黄海边的大片区域，包括淮阴`涟水`泗阳`沭阳`灌云`海州等县` 镇。这一区域内，有运河`监河`沂河`沭河`六塘河`灌河等河流横贯其间，由西南向东北流向黄海，完全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
作为第五纵队的先头部队，我们率一支队二`三团一路东进，经皖东北根据地到达了十九团的驻地南新集。在南新集，我们停下来布置侦察，部署渡运河。
经过几次侦察，我们了解到，运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全部被日伪所占领，运河边上都建有敌人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大约有二`三十里路的空隙。与南新集隔河相望的淮阴`王营`鱼沟是日军三个较大的据点。北面的泗阳`众兴`陈道口也有日军驻防，而东北面的陈集`徐溜等地则为伪军所驻守，各有伪军七`八十人到百把人。
八月底的一个晚上，正好运河涨水，我们决定趁这机会实施渡河行动。我们以一团为主，向清江市警戒，并佯攻日军驻守的鱼沟，以保证渡河部队右侧的安全，向左，则向泗阳加强警戒，与此同时，支队主力很快渡过了运河，在日寇的据点之间穿插行进，按原计划，顺利打下徐溜`成集`钱集三个伪军据点，敌人全部被消灭，我们自己伤亡不大。
随后，黄克诚率第二支队也渡过运河，与一支队会合在一起。我们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南到淮阴`涟水，西到泗阳`宿迁，东到射阳，东北到响水口`灌云。淮海广大地区，虽然没有占领一个县城，但重要集镇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便以支队部所在的陈集`钱集为中心，三个团分别向南`向北`向东北方向继续发展，以扩大我们的占领区。
在我们进入淮海地区后，原皖东北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杨纯，也奉命进入淮海区，任淮海地委书记，跟我们政治部住在一起。这时，部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重点也是开展地方工作。
淮海地区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因此，我们每控制一个地区，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权。不久，我们就相继建成了沭阳`涟水`淮阴`泗阳`灌南五个县政府及县委领导，并由地委负责筹备成立淮海专员公署。
九月，我们在钱集召开淮海区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淮海专员公署。在这次大会上，经杨纯推荐，选举我兼任淮海区专员，选举原沭阳县委书记徐一鸣任专员公署秘书长。从这以后，我的工作重点便转为配合地委搞地方工作，一支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我则交给了政治部副主任郭成柱。
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急电黄克诚，要八路军第五纵队火速向东南推进，控制阜宁`益林地区，支援新四军在黄桥反击国民党顽军的斗争。接到电报，黄克诚急调以张爱萍为支队长`韦国清为政委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进入淮海区，接替一支队的工作。同时命令我们一支队，即刻南进渡过盐城河，进占阜宁`盐城，开辟盐阜区，争取同新四军的苏北指挥部会合，以配合新四军的黄桥反顽斗争，使苏北同山东根据地联成一片。接到命令后，黄克诚亲自来一支队进行动员和布置，帮助我们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准备，九月三十日晚，我们从涟水和响水口之间东渡盐河，进入阜宁地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羊寨`阜宁`上冈，南下盐城；另一路沿甸湖`东沟`益林`湖垛，向盐城夹击。两路部队边打边走，沿途连续战斗，击溃`消灭了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保二旅`第八旅各一部分，占领了阜宁县城`盐城县城及下属的大部分地区，共消灭敌人约两千人。
在我们进入阜宁地区之前，为执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东进黄桥，并于七月奉命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九个团七千余人。
在苏北地区，国民党的力量较强，仅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就约有十万人。由于韩德勤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任其部队鱼肉乡里，他深为苏北人民所痛恨。当时在苏北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呀，偏偏欺侮老百姓，咳！”
新四军进入苏北后，韩德勤企图乘我北上的新四军立足未稳之时，开始调集重兵共四十个团，计五万人，向新四军发起了进攻。他还挑拨`拉拢与威胁驻在苏北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两部，出兵七千余人，与他一起围攻新四军。苏北新四军在陈毅的指挥下，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于十月初将韩德勤的主力一万余人歼灭于黄桥地区。黄桥一战后，韩德勤率残部逃往曹甸`兴化，苏北局面随之打开。
黄桥战役，新四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群众的帮助。在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常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当年有首流传甚广的歌，就是说这种情景的。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的烧饼真好看。烧饼要用热火烤哟，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我军刚到黄桥，就受到当地群众携老扶幼的热烈欢迎，他们以当地特产黄桥烧饼犒劳我军。
我们进入苏北地区时，新四军正在进行黄桥战役。为支持新四军的黄桥战役，我们一支队在歼灭韩德勤的部分主力部队，并占领了盐城`阜宁后，奉命继续挥师南下。十月十四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一支队一团进抵东台县白驹镇，与新四军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率领的二纵队六团会师。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苏北第一次胜利会师。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师，使我华北根据地终于和华中根据地联成一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上，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南下，共同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不久，八路军第五纵队另一支主力部队二支队也相继南下，占领了阜宁的东坎`八滩等地，从而控制了阜宁全县。随后，又攻占了淮安的东部和车桥的北部。这样一来，南面是新四军，北面是八路军，我们就把韩德勤所率领的部队紧紧包围在车桥`曹甸之间一个狭窄的区域里了。
一支队南下时，因为我在淮海区兼任专员工作，一时脱不开身。所以带着队伍东渡盐河，南下苏北的是彭明治`朱涤新`田维扬和郭成柱。待我到达苏北时，支队部已经进盐城，正着手部署成立盐城县政府和县委。
苏北地区是鱼米之乡，比北方富裕，人民生活水平比北方高，农忙季节以及过年时农民的餐桌上可以见到鸡鸭鱼肉，海边盛产刀鱼`虾`螃蟹，整个地区的人口比较稠密，文化程度比较高，商业比较发达，当地的风俗民情也比较开化。
盐城，有人口两三万人，市内有一部分小手工业，小作坊，商业是主要的。这里河网交织，水路交通是主要的，可以通达上海`南通`扬州`镇江等地，南来北往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
进驻盐城后，我们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地方工作。为了尽快稳定民心，我们首先是出安民布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地方秩序。我们的重点是，稳定工商界，使之照常开业，`照常营业，同时建立党组织，建立盐城县政府，组织民兵和游击队，开展统战工作，建立财政税收，恢复经济，恢复市属各大小镇子的工作。南方的城市比较繁华，凡有五十户以上人家的小镇子，沿街都开设有不少店铺，有饭馆和澡堂子，这在北方还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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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连载）432009-11-24 11:50十`参加苏北抗敌和平会议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的。中央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政治部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政治部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宋乃德是山西人，老干部，以后他成了盐城区行政公署的专员。另外，我还委任了盐城县县长，是个本地人，地下党员，但是他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十一`新四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
一九四O年十一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陈毅为副总指挥。
不久，总指挥部准备北移。彭明治和朱涤新认为，应当把盐城让出来，让总指挥部驻盐城，我们搬到二团驻扎的冈门镇。在得到批准后，我们很快搬到了在盐城西面约二十里的冈门。冈门这个镇子很大`很繁华，有两`三万人。
我们刚刚搬到冈门，陈毅就坐着汽船来了。他是代表新四军来看望我们的，我们热烈欢迎了陈毅。当天晚上，陈毅跟我们几个支队的干部，相互之间谈了很多情况。陈毅同志还给我们讲了许多有关三年游击战争的故事。
陈毅同志刚走，过了三`四天，刘少奇同志又从洪泽湖经淮海区`阜宁地区，来到了盐城。彭明治`朱涤新和我赶紧回到盐城，接待刘少奇同志。
在盐城，刘少奇详细地给我们阐述了东攻西防的重要性。他说，在长江以北的八路军`新四军慢慢向东发展，而皖南的新四军向北转移，这样就可以逐渐地把华北`华中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可以扩大抗日队伍，增强力量，必要时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原来强令新四军把江北的部队全部调到江南的一块狭小地区，企图隔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以便在适当时机消灭新四军。此计不成，又强令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对此，中央决定的对策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同意转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必要时粉碎其军事进攻。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亲日派的阴谋挑衅。
刘少奇强调说，当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建设苏北根据地。而盐城，又是苏北的中心，因此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中原局都准备迁到盐城来。他还告诉我们，他已向中央提出建议，将陇海路以南包括第五纵队在内的所有八路军，统统编入新四军，而且所有的干部统统都要留在华中，不再北调。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山东军区的一道命令，将原苏鲁豫支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旅，同时命令我回山东去，任教导第二旅政委，旅长是曾国华。我把这个命令给刘少奇看了，并请示他怎么办。看完电令，刘少奇立刻说：“一支队的部队肯定不回山东了，你也不能回山东。现在应当是干部向南来，而不是向北去。你应当就在苏北工作。”就这样，刘少奇把我留下来了。
又过了几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下达命令，将我由一支队的政治部主任提升为第五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我又去请示刘少奇同志，他答复我，这个命令要执行，因为这是经中原局同意，又经过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的。不过，他要我暂时还留在盐城这里不动。因为中原局和总指挥部现在要管整个华中的工作，盐阜地区的工作一时管不过来，所以暂时还得由我们一支队政治部先管着。他说：“过几天调几个干部来，等他们组织起盐阜地委和盐阜行政公署，正式开始工作后，你就可以离开一支队了。”
十二`断桥事件
这里我顺便讲一下我们从盐城迁向冈门时发生的一件事。
苏北地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大江小河连在一起，是一个河网密布的地区。有的河，如沭河`盐河等，直通黄海。海船四通八达，可以直通上海，也可以转入长江，通往南通`镇江`南京等地。这里的公路大都已被破坏。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许多村庄就直接建在河边，一出家门就可以上船。
在水网地带，在陆上的行动就很不方便，一出门就得过桥，桥很多，但都不是什么坚固的大桥，有的是独木桥，也有的是用几棵树，用绳子把两头一绑，连接在一起，就算是一座桥，这样的桥很不坚固。当然也有稍好一点的，是用石板或木头建筑而成的桥。
地形变了，在战术上就要不断的总结经验，做出改变。在水网地带打仗，要跑掉是很容易的，春夏秋三季岸边的芦苇很多很高，也便于隐蔽。但是要包围和消灭敌人就比较困难，有时候明明你看到了敌人，可偏偏有一道河淌在面前，你就是过不去。所以一打仗，首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桥和船，有了桥和船，就可以过河。大部队展不开，就用小分队，这样运动迅速，便于包抄敌人。
彭明治是个军事指挥员，他很注意占领桥梁和渡口，很注意保护桥的完好，这是完全对的。
那天，我们从盐城移防到冈门，把盐城让给中原局和总指挥部住。冈门原为二十团驻地，他们往西挪了挪，把冈门让给了我们。从盐城到冈门，一共只有二十多里路，就过了十几二十座桥。快到冈门的时候有一座桥比较长，有三截。我们旅部行动的时候，常把骑兵连和侦察连放在前面。正当骑兵连在这桥上过一半的时候，马把桥踩断了，六`七个战士摔进河里，马也掉进了河里，不会水的人就被淹死了。
彭明治闻讯以后非常气愤，立即赶到前面去处理这一问题。他严厉查问桥是怎么断的，是谁在桥上掉下去了。正好这时从河里爬上来一个青年干事，彭明治就问，你为什么把桥踩断了，万一有个情况怎么办？结果不问三七二十一，拨出手枪，“砰`砰`砰”连打三枪，把那个青年打死了。
我和朱涤新得知了此事，觉得彭明治这样随便枪毙人不对，就批评彭明治说，骑兵连已经过了那么多，很可能是前面的人把桥踩坏的，恰恰他倒霉，走到这里，一下掉进河里，几乎淹死，结果一上来，你“砰`砰`走”几枪就把人家给打死了，这样做很没有道理。
彭明治不敢分辨，只说，他当时脾气上来了，想也没想就开了枪。已经开了枪，怎么办哪？
我们说，这样做不对，第一`这不是战场，在战场上你有权力，谁不执行命令就枪毙谁，但现在我们是在移防，不是在打仗。第二`究竟是谁把桥踩坏的，现在弄不清楚，其实我们当时不应该要骑兵走这个桥，应该让他们骑马游泳过去就行了。
彭明治一听，也有点后悔了，说：“人已经死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当时也就原谅了彭明治，但表示，事情还是要上报。朱涤新和我两个人就把这件事情，上报给黄克诚和刘少奇。
黄克诚是个群众观点很强的人，刘少奇更是如此。但刘`黄二人考虑到一支队是华中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打仗很得力，彭明治在军事指挥上又很有经验，不便在战争吃紧的时候给予他太重的处分，就指示我们批评一下就算了。这件事就这样了了。
这件事情，说明了在水网地区保护桥梁的重要性。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这个青年被枪毙得够冤枉。我只记得他是个山西人，叫什么名字也都忘了。
十三`曹甸战斗
在一九四O年十月黄桥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韩德勤部虽号称为苏鲁豫战区，实际上已只剩下三千人左右，龟缩在盐城到淮安之间的曹甸`车桥一带。韩德勤顽固坚持其反共立场，不断利用手下的残余力量，对我苏北根据地寻隙挑衅，制造“磨擦”，成为我们苏北抗日战争的一大障碍。
刘少奇`陈毅等进驻盐城后，不久，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二支队，也到达阜宁的八滩`东沟等地区。于是，陈毅决定打击苏北地区最顽固的反共分子韩德勤，以斗争求团结，争取他们的中间分子，如李明扬等，同我军合作抗日。
十一下旬，陈毅亲自侦察了曹甸的外围地形。曹甸这个镇大约有几千户人家，镇子的外面筑上围子，是座土城。从运河下来的水，一直流入曹甸外城的堑沟，成为城周围的一道有水的防御工事。另外，韩德勤的部队刚进驻曹甸不久，没有修筑什么坚固的工事，主要就是利用这个有水的外壕和围墙据守。
陈毅下令，要我们五纵队一支队由东向西，首先肃清曹甸外围。我们一路横扫，从盐城的冈门出发，经楼王庄和安丰开始战斗，一直打到运河边上，抵达曹甸西侧，切断敌人的退路，完成了肃清外围的任务。
之后，陈毅旋即命令我们一支队继续向东力攻曹甸，同时调集新四军在苏北的主力部队，由粟裕`叶飞率领，由南向北对曹甸发起攻击。同时，又调集第五纵队二支队的四团，由北向南夹击曹甸。这样，曹甸就完全处于我们的包围之中。应当说胜利是有把握的。
然而事出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晚八时，，总攻曹甸开始时，北面的第二支队四团在水网地区受阻，没有及时赶到，我们一支队一团和二团担任主攻，在曹甸西门外城水壕边，连续猛攻几次，但都因沟宽水深，我们的攻城器材准备不足，加之部队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经验，这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攻城部队在敌人的猛烈反击下，伤亡不小。结果，北面的队伍没有赶到，东面的队伍也没有攻进去，只有南面粟裕`叶飞指挥的队伍约一千多人，突入了曹甸镇内，致使韩德勤得能集中力量反击新四军。最后，突入部队孤军奋战，伤亡较大，只得撤出曹甸。
这次总攻开始时，陈毅就在我们一支队指挥部，在距曹甸大约四里路的地方，坐镇指挥。当天晚上，陈毅看到没有攻下曹甸，就准备下令再攻。
但黄克诚不同意进行第二次攻击。他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城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顽匪，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相机解决韩军为好。（见黄克诚回忆录308页，编者注）
粟裕`叶飞等这时也不赞成再打了。他们认为，这次攻击，部队伤亡太大，再攻也不太好打了。看大家都不同意再攻，陈毅当即决定，那就把部队都撤回不打了。
接到撤出战斗的决定，我们一支队便开始撤回盐城。但部队刚走到安丰附近，刘少奇同志亲自来了。要求我们重新回攻曹甸。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我们跟随刘少奇又回到了曹甸附近。
刘少奇来到曹甸附近后，亲自侦察了解情况，并相继同陈毅`粟裕`叶飞`黄克诚`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向一致，认为韩德勤就那么几千人，局促于曹甸`车桥一带，西面是日军，东面是我们，谅他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就让他在那里耽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妨过一段时间再打。
最后，刘少奇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也认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再打也难以打好，不如把队伍先撤回各自的驻地，肃清土匪，进行根据地建设，准备迎接日军“扫荡”。他说，能把韩德勤消灭在曹甸当然更好，暂时留在那里问题也不大，苏北根据地已经建成，暂时不打，对我们的妨碍也不大。勉强去打，就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力量。
曹甸战斗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曹甸战斗，实际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对曹甸的攻击没有奏效，原因很多。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斗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口口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见黄克诚回忆录311页，编者注）
我个人认为，陈毅的看法是对的。对这次曹甸战斗，确实存在着轻敌思想。我们调集的部队共两万余人，而韩德勤实际上只有几千人，所以总认为攻下曹甸，消灭韩德勤是十拿九稳，以我们在攻城的准备工作上，过于简单草率。运河下来的水是切断了，但曹甸外壕的水并没有减少，说明外壕的水并不完全来自运河，我们对水源判断有误。又由于我们缺乏水网地区攻坚的经验和过水沟的器材，木板`小船也极少，攻城的梯子也准备不足，没有一定数量的爆破材料，没有炮兵的配合，主攻方向突破的选择和确定，也缺乏仔细的侦察研究。我们一支队选择的突破方向，恰恰是最难攻的地方，所以一攻不动，再攻也不动，这场本来应该打好的仗，最后没有打好。
另外我还认为，当时因八路军和新四军刚刚会合，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了解，动作不够协调，而且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这也可能是打败仗的原因之一。
在这之后，韩德勤一直在曹甸坚持了两年多。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春，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调动新四军三师`二师的部分主力，和四师相互配合，才一举全歼韩德勤所部，终于彻底扫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
十四`盐城会议
曹甸战斗后，我一支队回驻盐城附近。一九四O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盐城召开 一次干部会议。到会的有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五纵队一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等。会议历时三天，首先由刘少奇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
对国内外形势，刘少奇同志讲话的大意是，一九四O年夏秋以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德`意法西斯在西方所取得的胜利，助长了日本的南进野心。现在，日本侵略者决心乘英`美无力东顾之际，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直接影响日本侵华的方针政策，也直接影响国民党的内外政策。
他指出，一方面，日本在中国的重点，将转为以打击敌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主，力求巩固其占领区。而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将暂时不作大规模的进攻。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看到日本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和改变侵华方针后，必定会决心继续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调整其军事部署，包括加强华中兵力。蒋介石已密令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密令苏鲁战区的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
因此，华中的敌后抗战，将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必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刘少奇同志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一九四O年十一月一日发出的关于建立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学习华北的经验，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坚决实行“三三制”。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要以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依据；要准备长期抗战，节省民力`物力；要特别加强地方武装的建设；要密切党群关系，严格军队纪律，并做好联络友军的工作；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最后强调，对这个指示，一定要在苏北`苏中贯彻落实。
陈毅也在会上讲了话。他着重阐述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与策略，强调要孤立日军，消灭伪军，缩小敌占区，扩大和巩固苏北`苏中根据地。同时，要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针对国民党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应实行一面团结`一面进行反顽斗争的革命的两个政策。在反顽斗争中，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苏北地区，要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韩德勤，争取团结李明扬`李长江一道抗日。
会议最后，刘少奇宣布，由新四军一师负责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由八路军五纵队负责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并指定粟裕负责苏中的一元化领导`黄克诚负责盐阜区和淮海区的一元化领导。同时，他代表中原局，指定了各个部队的驻地范围：指定五纵队一支队住盐城，并担任保卫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任务；二支队驻阜宁的东坎`东沟`益林一带；纵队部和三支队住淮海区。他指出，五纵队和一师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成立苏北区党委。另外，他还要求一师和五纵队的政治部，除抓好部队的建设外，重点要放在协助开展苏北`苏中的政权工作和地方党的建设工作上。
以上就是当时这一会议的主要内容，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但一些详细情况，现在都回忆不起来了。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
第六章`抗日战争（二）新四军三师
一`建设新四军三师政治部
一九四一年一月蒋介石蓄意制造了亲痛仇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一月二十五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新成立了。将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七个师，一个独立支队，计九万余人。我八路军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彭雄任参谋长，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第一`二`三支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的第七`八`九旅。
盐城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因为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要继续留在盐城一段时间，就要我不用再管一支队的事情，尽快到纵队部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即离开盐城，赶到阜宁县益林镇的纵队部。不久，军委来了调令，把纵队参谋长韩振纪调到军部另行分配工作，把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调到军政治部任秘书长。这样，就剩下了我带领着三师的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等直属机关驻在阜宁。一月下旬，黄克诚同志从盐城回来了，就开始和我一起调整并充实三师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我重点负责建设政治部。
我首先是要健全政治部的机构。当时政治中下面不设二级部，都设科。经我提议，调来了沈铁兵任组织科长，调王恨为宣传科长，调王央公为政工科长。给我还配备了一个秘书，起初是跟了我多年的张秀坷，后来是廖一帆。他们两个都是大学生，都会日语，对我的帮助都很大。
接着，我开始抓办刊物，编教材，指导三师各旅及盐阜`淮海两分区的工作。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条件，黄克诚同志提出，要政治部先办个杂志，定名《先锋》，半月一期。黄克诚同志还专门请陈毅题写了刊名。为办杂志，黄克诚同志下令抽调七旅政治部的李恩求同志来师政治部，专门主持杂志的编辑工作。
为办杂志，又必须建设起一个印刷厂，要解决纸张`印刷机械和印刷工人问题。为此，李恩求同志在驻地附近到处搜集，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秘密地办起了一个小型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很小，主要着眼于一旦出现敌情，便于打埋伏，或是搬动。
《先锋》杂志主要是负责上下情况的交流，转截上面的东西，包括延安党中央`十八集团军总部`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另外，转截延安新华社的时事通讯，同时发表三师军政委员会`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和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的指示及文章。再就是部队工作的经验交流，通讯和一些小文艺。
就这样，《先锋》杂志很快就办起来了。我们又通过地方根据地的联络站，很快地建立起了一条完整的发行路线，使杂志在短时间内就可以投送到各个部队。
在创办《先锋》的同时，我们决定让朱鸿同志负责整个部队的教育工作，负责主编部队的各种教材。
这是当时三师政治部的两项主要工作，一个是办杂志，一个是编写教材。
这时，三师直属总支书记丁仲提出，他们也要办一个师直单位的油印小报，黄克诚同意了他们的请示求。于是，又从各部队调来了几个刻制蜡版的人，出版了一个油印的师直小报。出版日期三天`五天的不定。
在当时三师的直属机构中，司令部的各科是健全的，供给部也是健全的，由刘炳华任供给部长。相对而言，由张化一任卫生部长的卫生部就差一点。后来，我们从军部调来了齐仲恒`吴之理，相继任师卫生部长，加强了领导。与此同时，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我们又集中力量建设了一座野战医院，放在比较安全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东沟`益林`东坎`八滩`羊寨等地开设了一些商店，以筹集一点经费，支援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一直力主机关要精干，越精干越好，认为只有这样才便于行动，便于在敌后坚持斗争。因此，当时我们的整个师直属队，包括司`政`供`卫各部门在内，一共只有四百人左右，即使加上警卫部队也只不过才六`七百人。
机构整顿完毕，我们师部便按照军里原来的决定，于二月初开始向淮海区转移。我们从东沟`益林出发，经羊寨`佃湖，第二天晚上就渡过盐河，越过了封锁钱。第三天，我们到达六塘河边上，驻在六塘河附近一个叫刘老庄的较大庄子里。
在刘老庄住下的第二天，黄克诚即要我和他一起到了九旅旅部。当时，九旅旅长张爱萍`政委韦国清，他们热诚地欢迎并接待了我们。黄克诚向他们传达了中原局会议的情况，他们也向黄克诚汇报了九旅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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