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杀使臣为由，结集南宋新附军10万人组成一支大军二次东征日本。元军兵分两路：洪茶丘、忻都率蒙古、高丽、汉军4万，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乘海船9000艘，从庆元、定海启航”。高丽国王为元朝“提供了1万军队，1500名水手，900只船和大批粮食”。然而，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东征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元军因高丽、汉、蒙古统率之间的矛盾而不能协调作战。这样，“蒙古军在毫无荫蔽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两方对峙达两个月之久。蒙古军队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两个月之后，一场巨大的台风袭击了库树海岸，蒙古军再次企图撤入海上，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
“在此次台风袭击下，蒙古东路军损失1/3，江南军损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杀或溺死。”汉文史料也记载到，由于元军战船“缚舰为城”，因而在“波如山”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蒙古人第二次东征日本又以惨败而告终。次年，派水、陆军远攻占城(今越南南部)。
东征西讨、所向披靡的元世祖忽必烈远征日本却始终未果，于是在日本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是“神灵之风”（神风）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人手中解救出来。此后数百年中，日本人一直对神风顶礼膜拜，兴起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然而，对蒙古战舰的考证却否定了这个传奇。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是导致蒙古舰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但根据现存证据，研究人员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高岛附近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和分析，发现蒙古战舰粗制滥造，质量低劣。“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过于密集，甚至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说明这些材料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许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至于蒙古军队的舰船设计，据记载大多是平底河船，并不适于航海。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佐佐木说。
据汉文史料记载，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900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15日动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军舰完工。
当时，造船工业发达的中国江南及沿海地区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区仍在南宋军队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将造船的任务交给技术较为落后的高丽人。一方面，高丽对于造船很反感，认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会要求高丽参战，这必将给高丽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让造船技术落后的高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忽必烈强压的任务实属难事。高丽人只得在匆忙间敷衍了事，这些舰船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但是此种结构并不适于航海作战。
所谓水密隔舱，就是用隔舱板把船舱分成互不相通的一个一个舱区，舱数一般为8或13个。它大约发明于唐代，宋以后被普遍采用。虽然该结构便于船上分舱，有利于元军在航海途中进行军需品的管理和装卸，但是舱板结构取代了加设肋骨的工艺，简化了主体结构，削弱了船舶整体的横向强度。佐佐木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我们可以想象那种为内河航运而设计的船遭遇海中大风浪时将会出现何种混乱的情形。”
佐佐木还发现：战舰残骸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大多数碎片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他据此推测，蒙古战船可能采用了类似新安古船的一种“鱼鳞式”船壳结构形式。其船壳板之间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这种结构在巨浪的拍击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进而破解沉船真相。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舰队拖后腿之外，蒙古人的后勤和装备也比不上日本人。
若论吃苦耐劳，当时的蒙古战士无人可敌，必要时他们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时机动性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是在这两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
此外，日本人的武器也优于蒙古人。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拥有一把好刀，而蒙古军队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大刀在对砍时失去了利刃。
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似乎还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1.5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1)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思想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喜欢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了，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消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浪潮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但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
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首先，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做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其次，始作俑者往往不是政治家，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最后，后继者有三条优势：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汰选而来，具备了做政治家的品格。有此三条优势，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具体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说，他一无权势，二无文化，而且是靠借郭子兴的一支军队发家的，但却是他最终登基做了皇帝。而那些势力比他大、比他强的起义军首领却一个个被他打败了。他的成功除了上面所说的几点外，还有以下三点：其一，不露声色缓称王；其二，待时而动避敌锋芒。其三，把握天时蚕食江南。
皇觉寺里的小和尚
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家境贫寒，从小就饱受苦难的生活，7岁就操起皮鞭给地主放牛牧羊。至正三年(1343)，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发生了多年不遇的干旱荒年，旱灾引起了蝗灾和瘟疫，广大农民在饥饿与瘟疫的双重折磨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少人家相继病死，成了绝户。朱元璋一家也难逃厄运，先是64岁的父亲撒手人寰，紧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长兄、长侄以及母亲也离开了人间。多年的贫寒生活，再加上亲人的离去，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厌倦了这个昏暗的世界，恨不得随亲人而去。然而，这个家庭已经没有人能再抚摩他的伤痛、安稳他的心灵了。
朱元璋走投无路，只好剃光了脑袋进了皇觉寺。他穿起了衲衣，做起了小行童。整天除了扫地上香，打钟击鼓，还要为主持担水劈柴、烧饭洗衣，几乎无所不做。低眉弯腰，劳苦疲乏，还要受师父的责骂、师兄的刁难。他开始羡慕大墙外面的生活，特别是怀念与少年伙伴们一起放牛、一起割草那些无拘无束的日子。但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混口饭吃，朱元璋只得忍气吞声。
由于旱情严重，地里的植物颗粒无收，靠收租来度日的皇觉寺终于维持不下去了。入寺才50天，经文没念上一卷，各种杂活倒做了不少的小沙弥朱元璋，被主持打发去“云游”了。说是云游，其实就是流浪各地，向大户人家化缘，求乞度日。这样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朱元璋回到了皇觉寺。朱元璋在这三年的奔波流浪中，尝尽了人间辛酸，也看到了各地百姓的困苦。到处是衣服褴褛，到处是如土的面色，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逃难人群。百姓们已不再对腐败的朝廷、官府抱有任何希望，他们只有把满腹的希望寄于神灵、菩萨的保佑。他发现一路上除了各大小寺院里虔诚的信男信女之外，百姓们普遍信仰白莲教，并大有积蓄力量、蠢蠢欲动之势。
他目睹国事日非，预感天下大乱的时候就要到了，即立志勤学，广交朋友，以待时而动。他在这里学习了三教九流的许多知识，诵经，打坐，做布施，做道场，外加清除，上香，劈柴，担水，读书，识字。一晃，又过了较为平静的四年时间。
这时的中国，正处于元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在元廷的暴政统治之下，老百姓长期过着“窦娥冤”式的生活，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不堪忍受元朝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们终于勇敢地行动起来了。1351年，当元廷征集数十万民工治理黄河时，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于是民间盛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白莲教主韩山童乘机聚集数千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揭竿起义。因起义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被称为“红巾军”。从此，抗元的怒火燃遍了中华大地。英雄四起，各据一方。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组织起义，土豪方国珍、盐贩张士诚也先后在浙江和苏北起兵反元。与此同时，郭子兴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领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在大江南北。
虽然身居静门，内心却早已不安分的朱元璋，听到不断传来的农民起义的消息，已是热血沸腾。面对黑暗的社会，他早就有了投奔红巾军的念头，但由于对红巾军内部不甚了解，再加上元军追杀得太紧，怕他们成不了气候，而犹豫不决，持观望态度。正在这时，已在郭子兴的军队里当上了小头目的儿时的穷伙伴汤和，给朱元璋捎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去投军。此时他仍举棋不定，但同屋的师兄却偷偷告诉他：汤和来信邀他参军一事已被人知道了，就要去报官领赏。被逼上绝路的朱元璋，终于看清了自己所面临着的危险形势，于是丢掉幻想，连夜向濠州城急急奔去。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2)
起义军里的一方霸主
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深得郭子兴赏识。朱元璋果然不负郭子兴的重望，更加苦练武艺，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仗打得漂亮，且能独当一面，是个难得的人才。由此，郭子兴就把他当作知己，时常把他叫到内宅议事，信宠有加。不久，他就娶了郭子兴的养女。
1355年春，朱元璋率军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后，郭子兴任命他为总兵官，统率和州诸将兵马。当时和州的诸将成分复杂，多为郭子兴的部下，纪律松弛，为所欲为，很不得人心。朱元璋上任后，不被他们所看重，每次议事，都把最末的一个座位留给他。朱元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不久，他创议修建城池，规定每人负责一段，限定三天完工。届时只有朱元璋负责的一段修完。于是，他拿出郭子兴的金牌，厉声说：“我这个总兵官是郭元帅任命的，大家理应服从。修建城池已有约在先，大家不能按时完工，万一敌人来犯，我们怎么对付?此事既往不咎，今后再有违抗命令者，一律军法严惩!”众将从此听命于朱元璋，再也没有违纪现象发生。
同年三月，郭子兴因病故去。此时，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被拥立为小明王，国号宋。小明王任命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不久，其两副帅又先后战死，朱元璋遂被升任为大元帅。至此，他的岳丈郭子兴所创建的起义军旧部已全部归为他指挥了。
朱元璋成了一军之主后，感到自己掌管的地盘狭小，兵马太少，难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业，必须打过长江去，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于是，他特别注意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同时，又采取措施，鼓舞土气，使他们勇猛作战，一往无前。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统水陆大军，进攻集庆(今南京)，三天内就攻破了城外的陈兆先军营，陈部36000人投降。朱元璋看到投降过来的将士顾虑重重，恐惧万分，就从中挑选出500名勇士当自己的亲军，让他们在夜里当自己的守卫，而自己平时的卫士则一个不留，全部打发走。朱元璋独自脱下战甲，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3万多降兵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感动，便赤胆忠心地为朱元璋效力，甘心情愿地跟随朱元璋打天下。
很快朱元璋就攻下了集庆。第二天，朱元璋带领徐达等巡视全城，看到它的雄伟、它的富庶和繁华，恍忽如在梦中，那种激动与兴奋简直无法按捺，遂对徐达等人说：“金陵枕山带江，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块宝地，难怪古人称之为长江天堑。况且仓廪实，人民足，今天终为我有。再加上诸位同心协力相助，还有什么样的功业不能建立!”徐达附和道：“元帅建功立业决非偶然。今天能够得到它，实在是上天所授!”听到这话，元璋更是喜欢。于是，改集庆为应天府，设置大元帅府，朱元璋自任大元帅。从此，朱元璋有了一个为将来打天下而积蓄力量的可以立足的基地。
朱元璋以应天府为根据地，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拥有集庆路、太平路、镇江路、广德路等江南地盘、十几万军队，成为江南很有势力的割据政权。此时，他的上游有义军徐寿辉，下游有张士诚，今天的浙江宁波、临海沿海一带有方国珍，其他江南地区仍为元朝所占有。江北则有韩林儿的大部队牵制着元朝主力，做了南方农民军的屏障，使他们得以任意地蚕食元属领地，并彼此之间展开厮杀与拼搏。此时的朱元璋，已不是早先的小和尚了，已成长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将帅、一个称雄一方的霸主。
取得了初步胜利后，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首要问题。1357年在攻占了徽州后，朱元璋亲自到了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请教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高瞻远瞩地送给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所谓“高筑墙，广积粮”就是筑好防御工事，多存粮草，暂取守势，不要出击，多保存自己的实力，坐山观虎斗。等到别人实力耗尽，再出来收拾残局。所谓“缓称王”，是指对付元廷的策略，即不图虚名，暂不称王。许多友军称帝称王，成了元兵打击的目标，太不合算，不如先做缩头乌龟，在别人大事招摇之时，深藏不露，设法自保；等到时机成熟，再一鸣惊人。朱元璋认为朱升的话很有道理，心领神会，于是制定了一个在两淮、江南地区“积粮训兵，待时而动”的行动计划。他还在《菊花诗》中这样写道：“百花发时我不发，我一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满身披的黄金甲。”
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按照朱升的提示，朱元璋首先抓紧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作战本领，尤其重视军事纪律的训练和整顿，强调“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同时，朱元璋大抓农业生产。他设置营田司，任命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并且还抽出一部分将士，在战事之余开荒屯田；推行民兵制度，组织农村丁壮，一面练武，一面耕种。这样一来，所生产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自足，还能支援贫苦的百姓，改变了军队历来吃粮靠百姓的习惯，深受农民的欢迎。
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朱元璋还礼贤下士，广揽人才。刘基、叶琛、宋濂、章溢四大名士被应聘至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筑礼贤馆，给他们居住。
此外，朱元璋为了避免树大招风、过早地暴露自己，以防止在自己力量脆弱的时候被吃掉，他在形式上一直对小明王保持臣属关系，用的还是宋政权的龙凤年号，打的还是红巾军的红色战旗，连斗争的口号也不改变。直到朱元璋改称吴王后，发布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今旨”，表示自己仍是小明王的臣属。朱元璋经过这十几年的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开拓疆土，其所辖的根据地终于巩固地建立起来了，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拔地崛起一支足以与元军相匹敌的强大军事力量。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3)
朱元璋尽管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却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不仅摘了许多“大桃子”，而且坐得“民族英雄”的美名。
随着朱元璋势力的一天比一天强大起来，原先的盟友，为了争得利益，也逐渐变成了对头，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强大阻力。于是，朱元璋在同元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不得不对盘据在周围的敌对势力进行清除。四周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部，以陈友谅部的势力最大，他也是朱元璋占领应天后所遇到的第一个劲敌。
1360年5月，陈友谅以派人祝贺胜利的名义去江州(今九江)杀死徐寿辉。他估计应天指日可下，野心勃发，就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草草即了皇帝位，改国号为汉。随后盛食厉兵，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
陈友谅当时的势力相当强大，光战舰就有百余艘，且兵众士广，杀气腾腾。驻守应天城中的朱元璋的文官武将，风闻陈友谅部已顺江而下，旌旗指向应天，都吓得惊慌失措。一时间，众将领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放弃应天，也有的主张抵抗，各执一词，乱成一团。唯有谋臣刘基成竹在胸，静坐不语。朱元璋问计刘基，刘基答道：“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满足于割据一方，没有什么可怕的。陈友谅占据上流，拥有精兵利舰，来势凶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队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打败他们。这样，张士诚便不敢出兵，应天城就没有什么忧患了。我们再北向中原，必定可成王业。”朱元璋又问他：“如何打败陈友谅呢?”刘基说：“陈友谅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骄傲轻敌。诱敌深入，用伏兵截击，定能取胜。”朱元璋觉得刘基的分析非常深刻，入木三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遂决定伏兵智取陈友谅。
如何诱使陈友谅迅速东下、进入伏击圈呢？这使朱元璋颇费思量。突然，他想起了一个人，这就是他早年攻打集庆时招降的元水军元帅康茂才。康本是陈友谅的好友，但归顺朱元璋后，深得器重和宠信。他早有报答朱元璋之意，只是没有机会。此时，朱元璋将他找来，如此这般地告知了他这次行动的计划，他非常痛快地接受了任务，遵照朱元璋的指令，康茂才派一个亲信将其亲笔信秘密送给“老友”陈友谅，约陈及早来攻应天，由他作内应，里迎外合，一举拿下应天城。陈友谅见信后，大喜，忙问来人：“康将军现驻在何处?”来人答称在龙江(应天附近)。陈友谅深信不疑，迫不及待地率主力直奔龙江，没有见到康茂才的踪影，方知受骗中计，急令舟师转移。但此时为时已晚，朱元璋的伏兵早把陈友谅部团团围住，插翅难逃。只见朱元璋站在高高的卢龙山上擂鼓助战，顿时杀声四起，水陆并进，把个陈友谅苦心经营的精锐部队打得丢盔弃甲，死伤无数，落荒而逃。张士诚见状，果然未敢轻举妄动。接着，朱元璋又挥师攻下安徽，收复江西等许多州县，扩大、巩固了胜利成果。
三年后，陈友谅倾其全力，统兵60万包围洪都(今南昌)，以报龙江之仇。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救援洪都，逼陈友谅退至鄱阳湖。陈军几百艘战舰用铁索联结起来，有十几里长，在兵力上占了显著优势。朱元璋利用敌舰高大、联舟布阵所带来的行驶不灵活的弱点，就决定采取火攻的战术。他派出敢死队，用轻舟装满火药和芦苇，乘机点火，借着风势，冲入敌舰阵。霎那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势，火焰冲天，湖水皆赤。陈部官兵围困在转移不得的战舰上，冲不上，逃不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大火吞没。眼看这场战斗是无法再继续打下去了，陈友谅只好带兵突围。他刚冲出湖口，不料又遇伏兵拦截，陈友谅被一支飞箭射穿了头颅，而一命归天。
消灭了势力最强、野心最大的陈友谅后，朱元璋又挥师东进，征旗直指雄据东方、自称“吴王”的张士诚。
张士诚本是个盐贩子，其手下也多是一些盐贩子、盐丁、中小地主和部分贫苦农民。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凌辱，而趁元末大乱时聚众起兵，作战也十分勇敢。但其领导集团却非常腐败，自称“吴王”的张士诚，胸无大志，只图保住一块地盘尽情地享乐。他终日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属下的将军大臣也争相修花园，玩古董，养戏班子，整日寻欢作乐，甚至打仗时还带着舞女作伴解闷，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对于张士诚，朱元璋不急于一下子将他消灭掉，而是分三个阶段对其围攻：首先，攻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然后，取湖州、杭州；最后，南北夹击，攻破平江。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安去滁州假意迎接小明王至应天，从瓜州(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廖乘机把船弄翻，使小明王溺死江中。这样，又为以后的登基，扫清了一个绊脚石。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制服了浙江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又乘胜南进攻克了广东、广西。在实现了整个南部中国除四川、云南外的统一后，不失时机地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了最后的大决战。
元朝政权虽然依靠地主武装，于至正十九年(1359)攻陷了宋政权都城汴梁(今开封)，后又拔掉了宋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今安徽)，把北方红巾军也镇压下去。但它的统治基础，也在各支起义军，特别是北方红巾军的沉重打击下趋于瓦解。此时，它仅仅依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撑残局，且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了。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4)
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北伐，大军出发前，他亲自制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先取山东，撤除大部的屏障；再回师河南，剪掉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如此一来，天下形势为我所掌握，然后进兵大都，元朝势孤援绝，可不战而胜。”
北伐战争按照朱元璋的计划顺利实施了。当年十月，徐达就率军推进到山东，平定了山东全境；继而兵分两路，又胜利进军河南，所向披靡，元朝将领纷纷归附。至第二年三四月间，北伐军包围元大都的战略已告完成。
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元顺帝眼看援军无望，孤城难守，慌忙带后妃、太子北逃。八月，徐达率领大军攻进大都，统治近百年的元朝政权宣告被推翻。明朝呼之即出。
圆了皇帝梦
虽然朱元璋从骨子里就想登基做皇帝，但不好由自己提出来，好在有一批贴心的下属早巳看出了他的心思。
早在七月间，在朱元璋兴致勃勃地与熊鼎等文臣研究庆典雅乐时，李善长便率群臣上表，劝元璋即皇帝位。朱元璋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一统之势未成，四方之途尚便”，而没有采纳。到了十二月，在战场上南北大局已定时，李善长又率文武百官奉表劝进。朱元璋自谦说：自己“功德浅薄，自愧弗如，还不足以当此造福万民的皇帝重任”，而再一次推辞不就。第二天，李善长再率百官恳请，说道：“殿下谦让之德，已经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生民百姓的利益着想，答应群臣的要求。”朱元璋终于同意登基做皇帝了。
经过多日的准备，1368年正月，在北伐胜利攻克山东的凯歌声中，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于应天城中的奉天殿内正式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大明，年号为洪武，应天今为南京。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奋斗，终于成了我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凡事冷静，是朱元璋成功的一大秘诀。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清醒，就越是能从中捕捉到可能发生的隐忧隐患。现在衮冕登极，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即位第二天，他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成会更加困难。”第三天，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他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
朱元璋的成功印证了这样的真理：成功决非朝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辛勤劳动的结晶。世上有一个恒定的法则：你付出的越多，上帝给你的馈赠就越多；尤其是对于想获得荣誉和成绩的人来说，更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有不懈地努力，不断地学习，不停地付出，才能得到常人得不到的成就。
伟大的成功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永远属于那些用一生的血汗乃至生命去拼搏的人。人们往往容易过多的乞求成功的辉煌结果而忽视奋斗的艰辛过程，其实，世界上没有白捡的便宜，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汗水，一分收获”。正如成龙那首《真心英雄》中所唱道的：“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成功不会自动送上门，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冰心老人有一段关于成功的名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成功是要付出代价的，它只属于默默为它辛勤耕耘，努力付出的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成功需要时间的锤炼，不要期盼自己比别人幸运，也不要指望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更勤奋，从智力或机遇上说，自己和别人是差不了多少的。
大杀功臣
开国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5)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不仅开国功臣诛戮殆尽，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而且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
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武臣立功最著者，当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最著者，当推李善长、刘基。刘基是一位奇人，他洞察世事，无有不中，因此，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多次拜辞不受，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忮刻，很难容人，跟他共事长久，必不免有杀身之祸。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封韩国公，有骄矜之态。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想换掉李善长，让刘基为右相。刘基说：“善长是有功的老臣，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不宜马上把他换掉。”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我想让你做右相，不知怎样？”刘基顿首说：“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必得用大的木材，若用小的木材，不折断也必定仆倒，我就是那种小材，怎能当右相呢？”朱元璋问：“杨宪如何？”刘基说：“宪有相材，无相器。”又问：“汪广洋如何？”又答：“器量偏浅，比宪不如。”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急忙摇头道：“不可！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了！”
不久，杨宪因诬陷人而被处死，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怀恨在心，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又害了刘基。刘基忧愤成疾，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不久去世。
害死了刘基之后，胡惟庸更加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他恃权自专，朝中生杀陟黜之事，不待奏闻，就自行决断，对于送来的奏章，他也先行拆阅，凡不利于己者，就藏匿不报。朝廷势利之徒，竟走其门，胡家珍宝金帛，积聚无数。魏国公徐达看不顺眼，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说胡惟庸奸邪，应加诛除。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因此，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于是，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让他诬告徐达，谁知弄巧不成，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恐怕遭到不测之祸，等了几天，竟然没事，才逐渐放下心来。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
后来胡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就看上了李善长，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经常出入宫廷。胡惟庸请人作伐，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正巧，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高及数尺，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又有人说胡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远及数里。胡惟庸听了，更觉得是吉兆，越发得意。
恰在这时，德庆侯廖永忠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说他分封太多，用刑太繁，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把他捕入狱中，活活饿死。安吉侯陆仲亭擅乘驿车，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汪广洋罢相数年，由胡惟庸推荐，重登相位，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但一直替他隐瞒，在二次罢相之后，出居云南，不久即被赐死。
朝廷官吏屡屡得咎，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深怕祸及己身。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他觉得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就下定了 反叛的决心。
首先，他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结成党羽，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到他的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起初不肯应允，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最后默许了。
从李善长的态度里他得到了鼓舞，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卫队，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连结，引为外援，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准备一旦事发，就起兵响应。他又秘密结交日本国派来的贡使，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
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乃是大吉大利之兆，请朱元璋前去观看。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车驾从西华门出发，准备前往。就在这时，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跸道，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极力劝阻朱元璋，说是不可前往，由于情势太急，云奇声调急促，以至不能说得明白。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以为云奇放诞不敬，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云奇断了胳膊，扑倒在地，气息奄奄，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宅第的方向。
这时，朱元璋忽然有悟，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朱元璋大惊，立即发兵前往捕捉。不一会儿，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经人对质，胡惟庸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胡惟庸被牵至市曹，凌迟处死。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6)
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他派出官吏，四处拷掠，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同乡、故旧、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
过了十二年，蓝党之狱又成。凉国公蓝玉，是著名的武将，也是开国功臣，但为人桀骜不驯。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往来很亲密。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深感不安，回来后对太子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其行止不亚于皇帝。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愿殿下细心防备，免生不测。”太子为人生性忠厚，不愿生事，就对蓝玉说：“燕王对我十分恭顺，决不会有这样的事。”蓝玉见太子不信，只好自找台阶说：“我蒙受殿下的恩惠，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但愿我说的不中，不愿被我言中。”
不久，太子病死，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很像自己，就想立他为太子，但一些大臣反对，觉得于古礼不合，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待，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
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无人替蓝玉说话，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朱棣虽未明指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再加上“纵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还率性而为，一点也不检约自己。他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自以为功劳更大了，愈觉得意洋洋，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蓝玉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准，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还更肆无忌惮，即使陪皇上吃饭，也出言不逊。一次，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
此语一出口，大祸即来。其实，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只是“祸从口出”罢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告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欲劫皇上车驾。朱元璋听了，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便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拿到朝廷，并亲自审问，再由刑部锻炼成狱，以假作真，全部杀死。
仅此还嫌不足，凡与蓝玉偶通讯问之人，也不使漏网，四面构谄，八方株连，朝廷中的勋旧，几乎一扫而空。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共计近五万人。
至此还不罢休，蓝党之狱过后年余，颖国公傅友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予赐死。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打稻谷，以作打谷场，声响远震数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赐以酒食，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在家里曾叹息说：“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这一句话，果然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
这样一来，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得保首领，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沐英镇守云南，总算偏远无事，只有汤和绝顶聪明，他洁身远引、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享年七十多岁，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杀戮功臣已经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内容，“胡蓝之狱”总共牵扯被杀的人达四万五千多人，南京皇宫俨然成了一座阴深恐怖的死亡宫殿，很多官员上朝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被什么案件牵扯而遭治罪。据说，每次上朝，官员们如果看到朱元璋把玉带卡在肚子以下，就表明皇帝当天要杀人了，一个个都吓的面无人色，两腿发软；如果玉带高挂在胸前，就表明皇帝今天情绪不错，不会杀人。“胡蓝之狱”期间，有些官员每天早上上朝之前甚至和家人诀别，嘱咐后事，如果侥幸平安归来，全家人都要庆贺一番。最恶毒的暴政是把罪犯的妻女发配给妓院强迫卖淫，使她们遭受百般凌辱。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朱元璋从改变官制、改善吏治、严格法令、压制舆论、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明代的君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至于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夺了他的侄子建文帝的权，对亲族残酷地诛杀，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自此以后，朱元璋的权力“棘杖”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其结果怎样呢？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宗室相残？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祸乱相行？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其实，权力的“棘杖”内外都是刺，去了外刺，内刺犹在，是无论如何也去不了的。此杖弃之不得，握之扎手，就是历史，对之也是无可奈何！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7)
皇权专制
朱元璋不仅大开杀戒，杀掉许多功臣，而且还从政治体制进行了诸多改动，采取了一系列固权措施。一是改革官制，撤销中书省编制和宰相职位，把这两个主管行政和军事的要害部门分成几块，擢升六部为一级中枢机构，各部首长直接向皇帝负责，皇帝不再设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发号施令。中国有史以来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从此消失，皇帝遂在没有助手帮助的情形下，单独处理帝国事务。又把亲王派往各地监军，这样，大权就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手中了。朱元璋对这个措施很是得意，认为是他最高智慧的结晶，可以使朱姓家族牢牢掌握权力魔杖，保持政权千秋万世。朱元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的确费尽了心机，他想方设法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可问题恰恰出在皇帝身上。
其二是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施行严刑峻法。都察院的权力是纠察百官的得失，监察御史的官品虽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凡是大臣奸邪、擅作威福，小人构陷、扰乱视听，以及贪赃枉法，变乱祖制和学术风气等都在纠劾的范围之内。
《明律》中的许多规定，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十分残酷的，例如：凡奸邪进谗言使未犯死罪而致死的人处斩；如有人犯了死罪，有人用巧言进谏，使之免于死罪的，进言者也要被处斩；即使是掌管刑律的官员，如果听从了上司的主使，减轻或是加重了罪犯的刑罚，也要被处死，并将其妻子充作官奴，家产没入官府。对于贪污，朱元璋的认识十分深刻，认为这直接关系到政治风气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他说：“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认为此弊不除，欲行善政，绝无可能。于是，《明律》规定，官吏必须廉洁奉公，即使因公出差乘坐公车，也不能捎带私人财物，附载衣服等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5斤打十鞭，十斤加一等，直至笞至六十。凡贪污者，至轻之罪也要发配到北方边地，如果贪污数额折价超过六十两银子以上，处以枭首、剥皮、实草之刑。其具体的做法是把犯官先砍去头，然后再剥下皮，把头挂在杆子上，把皮包上草秸，放在衙门口旁边的土地庙外，或是摆在公座之旁，其用意是警告后来的官吏，不得再行贪污。朱元璋的这一招虽不太“人道”，但却十分有效，这种法令实行不久，吏治果然有所好转。
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官吏胆敢以身试法，1385年，有人告发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勾结贪污，朱元璋迅速查勘，追出赃粮七百万石。朱元璋大怒，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处死。经过拷打，又牵连了许多人，最后杀人总数，包括官吏和地主竟达数万人之多。在这种严刑峻法和“运动”打击结合的综合治理下，洪武年间的吏治总算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其三是对官吏实行特务统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本来就缺乏人权观念，但故意建立摧残人权制度的，则由朱元璋创始，即三百年间使人闻而战栗的“诏狱”和“廷杖”。
“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指挥的皇家特务组织“锦衣卫”，后来又增设相同性质的“东厂”、“西厂”和“内厂”等非正规的司法系统，由皇帝最亲信的宦官主持。这些特务组织最初是负责监视百官动静的，只是负责调查及逮捕谋反妖言大奸大恶之人，后来发展到专门用于迫害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些特务组织相互交错，密如蛛网，遍布全国的各个角落。这样，街头巷尾的一举一动，夫妻吵架和市井打斗，早上发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中，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一次，博士钱宰罢朝回家，在路上信口吟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做得好诗！不过我并未‘嫌’你啊，改作‘忧’字怎么样？”钱宰一听，连忙跪下叩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好在朱元璋并不是要追究他的罪责，而是要显示自己的无所不知，钱宰才算没有倒霉。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已是无所作为，但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常派锦衣卫去监视他。一天，一个特务向田间插秧的一个老农夫问讯道：“这里可有个退了休的吴尚书吗？”那老人措手答道：“我吴琳便是。”朱元璋得到了这一消息，知道吴琳并无异志，十分高兴，奖赏了吴琳。
大学士宋濂是著名的学者，对朱元璋可谓赤胆忠心，但朱元璋还不放心，经常派特务监视。一天，宋濂在家请客，特务竟把赴宴人等乃至菜肴全都列单汇报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宋濂请客及菜肴的情况，宋濂把所请客人和菜肴情况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听后十分满意地说：“宋学士所说皆实，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监视他的人认为有可能是对皇上不满，就偷偷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交给了朱元璋，第二天上朝时，朱元璋问他何故生气，宋讷做了解释，朱元璋知道他生闷气与朝事无关，才不追究。宋讷非常奇怪地问太祖怎么知道他的家事，太祖就把那张画像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宋讷几被惊倒。
就这样，朱元璋掌握了臣下的一言一行，臣下深恐动辄得咎，真正做到了前人所谓的“慎”、“独”，哪里还敢有不臣之心呢？
对人权具有同等摧毁功能的还有廷杖，即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木棍打罪犯的屁股。这是一种痛苦难忍的刑罚，受刑人大声哀号，头面撞地，尘土塞满口中，胡须能全被磨脱，情形惨不忍睹，强壮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过一百的往往在杖下毙命，侥幸不死也要割去败肉数碗，医治半年以上。肉体的痛苦也许是次要的，最难医治的还是心灵的创伤，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下身并呼天抢地，那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无法接受的羞辱。在廷杖制度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能维持人性的尊严。
朱元璋还设立了巡检司，让巡检司专门负责盘查全国各地的过往行人，人们被限制在方圆一百里的活动范围之内，如有超出，须事先弄得“路引”，这是防止人民串连造反的重要措施。
其四是实行舆论控制，以建立他在人们意识中的崇高地位。在时人看来，朱元璋的出身十分微贱，祖祖辈辈都是替地主干活的农夫，而且朱元璋本人还做过和尚，因此，朱元璋做皇帝，不仅不符合当时的标准，简直对民众是一种污辱，尤其是许多贵族出身的文人，更是看不起朱元璋。至于出来做明朝的官，他们更是不干。对于这部分文人，朱元璋毫不留情。
第五部分：从流浪汉到开国皇帝的宋太祖
从和尚到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8)
例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两人为了找借口不出来做官，竟致把手指截断，朱元璋听说了，就特意把他们召来，当面质问：“过去世道动乱的时候，你们住在哪里？”他们回答说：“红寇窜乱之时，我们住在闽、赣一带。”朱元璋一听，勃然大怒，他起自红巾军，夏伯启竟敢把红巾军称为寇，实是胆大包天，当即下令把他们处死，并命令凡是不听征召，不与政府合作的知识分子，一律杀头抄家。
如果无意当中冒犯了他，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谄，朱元璋也横加杀害。例如，尉氏县教 谕许元为本府作的《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之句，其中“法坤”读作“发髡”，即剃去头发，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藻饰太平”与“早失太平”同音，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送瞻帝扉”，“帝扉”可读作“帝非”，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也将之杀头。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其中“式君父”可读作“失君父”，祥府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其中“取法”可读作“去发”，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均处以死刑。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他说：“‘生’者，僧也，这是骂我当过和尚；‘光’则秃也，说我是个秃子；‘则’音近贼，是说我当过盗贼。”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腚上的教授，只好呜呼哀哉了。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别说高谈阔论，发表什么政治见解，就是平时说话作文，也要小心万分，否则，不知什么时候，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识字不多，却特别忌讳文字上冲撞他，对于能合他心意的一些诗文词句，他也格外见爱。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访，到了江淮一带的多宝寺，见寺中多宣多宝如来的佛号，就对侍从说：“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随行的学士江怀素知道太祖又在考较群臣，就马上趋奉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朱元璋一听大喜，把江怀素提升为吏部侍郎。朱元璋在江淮一带遇到以前的故友陈君佐，陈君佐少有才名，朱元璋就带他出入淮扬一带。一天，朱元璋在一家小店吃饭，忽有所思，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陈君佐脱口而出对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朱元璋极其高兴，想让他随侍左右，当一词臣，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却不愿意，朱元璋也未勉强。又过了几天，朱元璋遇一士人，见他文采风流，相问之下，知他是重庆府监生，朱元璋便命他属对，自出上联道：“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那士人也不假思索，开口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朱元璋闻言大喜，第二天，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
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巩固了他的统治，树立了他的威信。
另一方面，朱元璋还建立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确立了“官本位”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最阴暗最丑陋的部分就是“官本位”价值观，而最终确立官本位价值观的正是朱元璋。在明朝以前，官吏虽然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同，但具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画家、医生甚至是不愿做官的山林隐士一样得到世人的尊敬。东晋的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田，凡是经过九江的社会名流或达官贵人都要去他的草屋登门造访，以表达自己的礼敬。唐代的大诗人李白不愿也不会做官，可全社会的人依然对他敬慕有加，连唐玄宗李隆基也对他表现了极大的尊敬。自明王朝以后，官职的大小才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惟一尺度。在极权专制社会，官性和人性并不总是成正比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还成反比，官的大小不是依据其才能和贡献，而是依据贿赂和打击他人的权术，这样道德水准越低的人官反而当得越大，得到的待遇和礼敬也越高。具有道德勇气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出政府之外，或被诬陷在诏狱之中。这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悲剧。
通过竞争性考试即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可科举制度到了明王朝却进入了一个死胡同，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一种僵化制度。唐宋科举考试范围很广，既有政治策论等从政艺术，也有诗词歌赋等反映人情感修养的文学艺术，有时还考天文地理历史知识，能够较为公正地衡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明王朝的科举考试则对题材和体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考试范围极为狭窄，只以“四书”“五经”为题材，四书五经又以道学家领袖人物朱熹的注解为标准课本。试卷格式则硬性规定使用八股文。依照规定，作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的意见，也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儒家圣人系统在说话，看起来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触及。这种文体，跟代数学上的方程式一样，用不着独立思考——事实上是严厉地禁止独立思考，只要把圣人系统的言语恰当的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惟一研究工作，是从“四书”“五经”中选出全部可作为考试的题目，请老于此道的八股作家，撰写数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诵。考试时把适当一篇照抄一遍，就象赌博时押宝一拉，押中时就成为进士，被任命为官员；押不中则落第而归，下次再来。通过这种途径考中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不接触其他任何书籍，甚至连四书五经也不接触，没有自己的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情感，不知道人类还有别的知识和别的情操，只知道如何做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种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社会形成了。
知识分子自此由社会的进步力量变为社会的阻碍力量。如果说先前的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春秋，站在时代前列的话，明王朝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则叫人肉麻，为皇帝制春药和为太监当奴才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
明王朝有一项不成文法，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或部长级官员，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当大官。科举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一目了然，它是知识分子的惟一出路。汉唐王朝还有立功边疆一途，明王朝则没有任何其他机会。明王朝统治阶层即由这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对人的评价，完全以官职为标准，一种遗害无穷的官本位价值观自此形成。
为了使官本位价值观成为社会的惟一尺度，朱元璋还不准人当隐士，不准主动辞官，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必须围绕着“官”打转。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1)
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原来被封为燕王，后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他死后的谥号是“文皇帝”，庙号是太宗。后来，嘉靖皇帝将他的庙号改为“成祖”，所以后人便一直称他为“明成祖”。
在我国古代著名的帝王当中，和明成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郑和下西洋、奴儿干都司、《永乐大典》，以及五征漠北，80万大军下安南，浚通大运河，大规模营建北京，等等。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明成祖能干好其中一件事就足以跻身到著名帝王之列，他却干成了那么多，而事实上还不止这一些。但是，他的名字也和“诛十族”、“瓜蔓抄”之类的残暴行为联系在一起，因而使得他的形象严重受损。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大明皇帝波澜壮阔的一生吧！
乱世婴儿
1360年4月，朱棣出生于当时称作应天府的南京。那时正是元末的战乱时期，群雄并起，互相征伐。应天，是顺应天命的意思。4年前（1356），朱元璋攻下集庆（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他要顺应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当皇帝。现在他又有了第四个儿子，照理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但几乎与朱棣呱呱坠地的同时，前线传来了陈友谅进攻太平（今安徽涂县）的告急文书。陈友谅如果攻陷了太平，并要接着进攻应天。但军情紧急，他甚至对自己的这个儿子都来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线指挥打仗去了。至于怎么样为这个孩子取个吉祥名字，他就更没有功夫去琢磨了。
1367年旧历年底，朱元璋准备转过年头就要正式登极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经有了7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这时形势已经粗安，他决心要为儿子们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庙，把自己渡江后生了7个儿子归因于祖上的阴德：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今长子命名曰标，……曰棣。这时朱棣已经7周岁，他这才和众兄弟一样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棣的生母是谁，居然还是个谜，这在常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这个谜确实存在，数百年来一直扑朔迷离。因为朱棣的生母问题，不只是关系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他一生的行为。古代正妻生的儿子称嫡子，非正妻生的儿子称庶子。正妻被称为嫡母，其他的妾被称为庶母。对帝王家来说，嫡子和庶子在名份上有重大差别。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长子继承。即使嫡长子死得早，如果嫡长子有儿子，也要由嫡长子的嫡长子来继承，其他庶子则不得觊觎。
朱棣自称是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谓嫡子了。其实，经历代学者考证，朱棣的生母不是马皇后，实际上他的生母是个贵妃，为此演义出许多的野史和传说。有人说贵妃是高丽人，也有人称她是元顺帝的妃子，抑或是高丽人而成了元顺帝妃子。还有人说，朱棣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洪吉喇氏是元顺帝的第三福晋，是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儿。元顺帝败，朱元璋入大都见洪吉喇氏貌美，就留在身边。然而她入明宫时就已经怀孕，所生的就是明成祖朱棣，所以朱棣即元顺帝的遗腹子。其实这只是民间的传说而已。
明朝建立时，朱棣已是一个八九岁的儿童。那时全国仍很凋敝，满目疮痍。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朱棣在宫廷中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朱元璋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在宫中修建了大本堂．作为太子和诸弟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图籍，供他弟兄们观览。征聘各地名儒，轮班授课，教育太子和诸王。师傅都是满腹经纶的大儒，其中如宋濂等。他前后十几年，向太子和诸王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一举一动都要合封建礼仪。
朱棣从他父皇那里接受的完全是封建正统教育。对此，朱元璋曾有一段明确的自白：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二、言笑厌其妄；三、饮食教之节；四、服用教之俭。怨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怨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
可以看出，朱棣弟兄们不只是要学书本，而且平时一言一行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朱元璋不希望他的儿子们成为文弱书生，就让他们经常做些强健筋骨的活动。他当吴王不久，看到7个儿子渐渐长大了，“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履行滕。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所谓麻履，就是麻鞋，行滕是指缠腿。这里是说，让朱棣兄弟7人都穿着麻鞋，裹上缠腿，像士兵那样到城外远足，十分之七的路骑马，十分之三的路要步行。这对长期住在深宫大院中的皇子们来说，虽说劳累点，但还是饶有兴味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还要不时地在演武场上练习武备，以健体强志。
他11岁的时候被封为燕王。洪武九年（1376），朱棣已是17岁的英俊青年，他的父皇准备让他们到外地去当藩王了，感到有必要让皇子们体验一下民间的生活。就在这一年，朱棣兄弟们一起来到安徽凤阳老家，那时被称为“中都”。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父母，也是他们的父皇小时候为大户人们放牛放羊的地方。这里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穷乡，老百姓的生活都很困苦。在这里，朱棣仿佛看到，他的父皇小时候是怎么样受苦受难，创业是多么的艰难。他在这里住了三四年，民间生活对他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棣是个有心人，“民间细事，无不究知”。他当皇帝以后，还经常对儿子们说起他这段生活。认为自己能南北征战，不畏塞外风寒，就得益于这段经历。朱棣在凤阳的这段生活可看作是宫廷教育的实习阶段，他回去就要准备到外地去当藩王了。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2)
朱棣的长兄朱标，即南京一带所习称的“大头太子”，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被立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大祭天地于南郊，在郊坛南边正式登极称帝。他连赠祖上四代，册封马氏为皇后，立朱标为皇太子。
在朱元璋看来，元朝之所以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早立太子，因此他一称帝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还看到当元末农民起义四处爆发的时候，元王朝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有鉴于此，洪武三年（1370）他就作了封藩的安排，即把各个小儿子封到各地当藩王。他为了不使天下人感到他私心太重，在封藩前还特意作了一番表白：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封诸子为王的这件事也就定下来了。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像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上都超过此数。例如在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藩王的府第、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即藩王的未来接班人，10岁时就授予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生的时候要向宗人府请名，年龄大了要请婚。但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当，只是坐糜俸禄。明中期以后，皇室成员的俸禄成了国家沉重的包袱。
本来朱元璋把自己的子侄分到各处，称作亲王，目的是为了监视各地带兵将军的动静，以防他们叛乱。藩王虽没有行政权，但有军事权。朝廷调地方军队，地方守镇官还要得到当地藩王令旨后才能调动。遇有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听藩王节制。当燕王朱棣率军征讨乃儿不花时，像傅友德那样的大将也要受他调遣。这样，许多藩王就拥有了重兵。朱元璋感到他这套制度比以往历代都严密，大明江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刚死，就爆发了朱棣与建文皇帝争夺皇位的“靖难之役”。
对这种分封的弊端，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很少有人敢公开说。著名的文士解缙率直敢言，他“数上封事，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吴潞濞之虞”。说得最直率的大概就是那个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了。洪武九年（137），叶伯巨上书言事，说明太祖“太过者三”，第一条就是“分封太侈”：，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则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现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朱元璋见疏大怒，认为这是离间他们一家骨肉，要亲手射杀他。叶伯巨终于为此事死在狱中。不幸的是，叶伯巨所言果然成了事实。
洪武十三年（1380）春天，朱棣从凤阳回到南京，受命就藩北平。这时的燕王已是21岁的英俊青年。他没有留恋风光旖旎的南国春色、而毅然甘冒“雪花大如席”的北国风寒。他出发了，率领着数千护卫，浩浩荡荡地奔赴北平，满怀着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他知道，这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他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其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亚天子一等”，其他诸王都是如此。为了这件事，朱元璋还曾特地告谕诸王，要他们不要与燕王攀比，因燕王府邸是元朝旧宫，不需要新建，他们新建的府邸则都要按规定办事。不难看出，朱元璋对燕王寄望殊深。
北平是元朝都城，位置险要，燕王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就藩时间还早于燕王两年，都没让他们去北平，而是把北平留给了燕王，其中似乎有“深意存焉”。本来在朱元璋的众多儿子中，只有朱棣为人沉鸷老辣，很像朱元璋。他身材魁梧，天资聪颖，武艺高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在镇守边关、打击残元势力方面立了大功。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
不过，朱棣也是朱元璋最担心的人。据说，朱元璋曾和众多王公大臣一起登上南京城外的紫金山俯瞰皇宫，在一片赞誉声中，朱元璋龙颜大悦。这时年少的朱棣却口无遮拦，一语道破天机：“紫金山上架个大炮，就能炮轰紫禁城！”朱元璋大惊，心里顿时后悔不已，以至后来他又命令修建更为广大的外城，把包括紫金山在内的一些重要地方围起来以加强防御。从这件事上，朱元璋看出朱棣将来很有可能是皇太子的最大威胁。
太子朱标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人好学勤政，宽厚仁慈，非常适合做个宽仁皇帝。可惜，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朱标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8岁。朱元璋伤心之余，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选。这时有人推荐朱元璋最倚重的朱棣作为皇储。朱元璋同意了，但许多大臣表示反对，理由有二：一是如立朱棣为太子，对朱棣的兄弟则无法交待，一是不合正统习惯。朱元璋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决定立朱标之子——皇孙朱允炆为继承人，为此，朱棣一直耿耿于怀。
朱棣在就藩燕京以前，朱元璋还为他完了婚，妻子就是明王朝第一功臣中山王徐达的长女。朱元璋听说她“贞静，好读书”，被人称为“女诸生”，就把徐达找来说：“你我是布衣之交。古代君臣相契的常结为婚姻，你的长女就嫁给我的四子朱棣吧。”徐达自然是满口答应。徐氏于洪武九年（1376）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就成了亲。这时朱棣18岁，徐妃16岁。就是这位看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后来成了朱棣夺天下、治天下的得力内助。这种婚姻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这点上其他诸子也是比不上的。这对朱棣以后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3)
忍辱装疯
朱棣进入北京的时候，当时元朝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它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
另一方面，朱棣入住北京的时候，元朝灭亡不久，皇宫尽管已经烧毁了，但当年世界之都的繁华还在。在这个国际都市生活了20年，朱棣的胸襟与气魄更像一百多年前入主中原的蒙古大汗。蒙古大汗残酷勇敢，富有世界野心，他们的帝国不仅是汉语的故乡中原，还包括了世界上所有有人居住的地方。可以说是北京成就了朱棣。
1390年对蒙古乃儿不花的初战告捷，使他树立了威名，成为通往皇权宝座的良好开端。这一年元旦刚过，朱棣就接到太祖朱元璋的命令，让他和晋王分别统帅兵马合击蒙元丞相咬 住和平章乃儿不花。而立之年的朱棣异常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经历如此规模的大仗。素 有野心的朱棣知道，这是他磨练的大好时机，也是展现自己的一次难得的机会，因此精心准 备，志在必得。
朱棣首先派出几股哨兵四出侦查，摸清了乃儿不花的确切位置。时值三月，没想到天不作美，竟然下起了大雪，气温也随之下降。有些人请求燕王停止行军，暂避风雪。朱棣却有另一番见解，认为这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因此大军冒雪而进。当大军出现在乃儿不花面前时，他十分惊讶，毫无准备。朱棣没有贸然进攻，而是派已降明的乃儿不花旧交观童前去劝降。乃儿不花知道无法抵抗，只好前往朱棣军中请降。朱棣摆酒设宴，对他非常热情，令乃儿不花很感动，遂主动要求前去劝降咬住。就这样，朱棣第一次大规模出征就兵不血刃地大获全胜。而另一路的晋王生性怯懦，不敢深入蒙古腹地，结果一无所获，倒是陪衬出燕王的智勇双全。朱元璋非常高兴，赏赐宝钞100万锭，对他更加信赖。这次胜利，令朱棣声名鹊起，也是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完美亮相。
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了皇位，改元建文。这位年轻的皇帝和他的父亲一样抱着以仁治国之心治理天下。建文初年，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百姓称颂，洪武时期的高压政策被结束，阴深恐怖的南京宫殿一下变得光明起来。不过建文帝朱允炆更适合作一个文人，由于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上优柔寡断，历史无情地剥夺了他做个太平天子的想法。
由于建文帝年龄既小，又生性仁慈懦弱，他的叔叔们各霸一方，并不把他看在眼里。这样一来，建文帝的皇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一些大臣的鼓动之下，建文帝开始削藩。在削藩的过程中，杀了许多亲王，其中当然也有冤杀者，燕王朱棣听了，十分着急。好在燕王朱棣封在燕地，离当时的都城金陵很远，又兼地广兵多，一时尚可无虞。
僧人道衍是朱棣的谋士，他对朱棣说：“我一见殿下，便知当为天子。”相士袁珙也对朱棣说：“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长须过脐，必为天子，如有不准，愿剜双目。”在这些人的怂恿下，朱棣便积极操练兵马。
道衍惟恐练兵走漏消息，就在殿中挖了一个地道，通往后苑，修筑地下室，围绕重墙，在内督造兵器，又在墙外的室中养了无数的鹅鸭，日夕鸣叫，声浪如潮，以不使外人听到里面的声音。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不久就传到朝廷，大臣齐泰、黄子澄两人十分重视此事，黄子澄主张立即讨燕，齐泰以为应先密布兵马，翦除党羽，然后再兴兵讨之。
建文帝听从了齐泰的建议，便命工部侍郎张籨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又命都督宋忠屯兵开平，再命其他各路兵马守山海关、保卫金陵。部署已定，建文帝便又分封诸王。朱棣知道建文帝已对他十分怀疑，为了打消他的疑忌，便派自己的三个儿子高炽、高煦、高燧前往金陵，祭奠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正在疑惑不定，忽报三人前来，就立即召见，言谈之下，建文帝觉得除朱高煦有骄矜之色外，其他两人执礼甚恭，便稍稍安心。等祭奠完了朱元璋，建文帝便想把这三人留下，作为人质。正在迟疑不觉之际，朱棣早已料到这一着，飞马来报，说朱棣病危，要三子速归。建文帝无奈，只得放三人归去。魏国公徐辉祖听说了，连忙来见，要建文帝留下朱高煦。原来，徐辉祖是徐达之子，是朱棣三子的亲舅舅。他对建文帝说：“臣的三个外甥之中，惟有高煦最为勇悍无赖，不但不忠，还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在京中，以免日后胡行。”建文帝仍迟疑不决，再问别的人，别人都替朱高煦担保，于是，建文帝决定放行。朱高煦深恐建文帝后悔，临行时偷了徐辉祖的一匹名马，加鞭而去。一路上杀了许多驿丞官吏，返见朱棣。朱棣见高煦归来，十分高兴，对他们说：“我们父子四人今又重逢，真是天助我也！”
过了几天，建文帝降旨，对朱高煦沿路杀人痛加斥责，责令朱棣拿问，朱棣当然置之不理。又过了几天，朱棣的得力校尉于谅、周铎两人被建文帝派来监视朱棣的北平都司事谢贵等人设计骗去，送往京师处斩了。两人被斩以后，建文帝又发朝旨，严厉责备朱棣，说朱棣私练兵马，图谋不轨。朱棣见事已紧迫，起事的准备又未就绪，就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装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4)
朱棣披散着头发，在街道上奔跑发狂，大喊大叫，不知所云。有时在街头上夺取别人的食物，狼吞虎咽，有时又昏昏沉沉地躺在街边的沟渠之中，数日不起。
谢贵等人听说朱棣病了，就前往探视。当时正值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酷热难耐，但见燕王府内摆着一座火炉，烈火熊熊，朱棣坐在旁边，身穿羊羔皮袄，还冻得瑟瑟发抖，连声呼冷。两人与他交谈时，朱棣更是满口胡言，让人不知所云。谢贵等人见状，就告辞了。
谢贵把这些情况暗暗地报告给了朝廷，建文帝有些相信，便不再成天琢磨着该怎样对付燕国了。但朱棣的长史葛诚与张、谢二人关系极好，告诉他们燕王是诈疯，要小心在意，谢贵二人还不大相信。过了许久，燕王派一个叫邓庸的百户到朝廷去汇报一些事情，大臣齐泰便把他抓了起来，严加拷问，邓庸熬不住酷刑，就把朱棣谋反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建文帝知道后大惊，便立即发符遣使，去逮捕燕王的官吏，并密令谢贵等人设法图燕，再命原为朱棣亲信的北平都指挥张信设法逮捕朱棣。
张信犹豫不决，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万万不可，我听说燕王应当据有天下，王者不死，难道是你一人所能逮捕的吗？”张信便不再想法逮捕朱棣，可朝廷的密旨又到了，催他行事，张信举棋不定，就来见朱棣，想看个究竟。
但朱棣托病不见，三请三辞，张信无奈，就便服前往，说有密事求见，朱棣才召见了他。进了燕王府，但见朱棣躺在床上，他就拜倒在床下。朱棣以手指口，荷荷而言，不知所云。张信便说：“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以告诉我。”朱棣问道：“你说什么？”张信说：“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却瞒着我，令臣不解。我实话告诉你，朝廷密旨让我逮你入京，如果你确实有病，我就把你逮送入京，皇上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如果你是无病装病，还要极早打算。”
朱棣听了此话，猛然起床下拜道：“恩张恩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张信见朱棣果然是装病，大喜过望，便密与商议。朱棣又召来道衍王拱等人，一同谋划，觉得事不宜迟，可以起事了。这时，天忽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殿檐上的一片瓦被吹落下来，朱棣显得很不高兴。道衍进言说：“这是上天示瑞，殿下为何不高兴呢？”朱棣谩骂道：“秃奴纯系胡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衍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就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不祥呢？”朱棣听了，转怒为喜。于是，朱棣设计杀死了张、谢两人，冲散了指挥使彭二的军马，安定了北平城，以“清君侧”、“诛奸臣”为名，自称“奉天靖难”，公然造反了。
宋忠将兵3万，驻军开平，是防备燕王的重要军事力量。燕王举事后，宋忠未敢贸然进军，而是移军怀来。朱棣控制了北京城，招降守备通州的通州卫指挥佥事房胜，攻取蓟州。居庸关被朱棣攻破，守将率败军归附宋忠。宋忠为调动士气，谎称原来燕王府守卫的家属被燕王杀害了。燕王知道这一情况后，特意让那些士兵的亲属打前锋。原燕王府守卫看到家人没有死，恼怒宋忠欺骗他们，就临阵倒戈。宋忠顿时阵脚大乱，燕王趁机麾军过河，直扑过来。宋忠由是大败，逃回城内，结果城破被捉于厕所内。
怀来击败宋忠，是朱棣起兵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次战斗，斩首数千人，缴获战马八千余匹和大量的军械。更为重要的是，怀来之战解除了北平周围的军事威胁，提高了军威。不久开平、龙门、上谷、云中、永平等处守军纷纷投降，壮大了朱棣的力量。
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率兵13万征讨燕王。由于朱元璋几次借故大杀功臣后， 朝廷中已经没有几个能征惯战的武将了，所以尽管耿炳文当时已经65岁了，也只能披挂出征。耿炳文驻军真定，派前锋9000人据守雄县。朱棣探知清楚后，于八月十五日悄然来到雄县。 正值中秋之夜，守城士兵饮酒赏月，放松了警惕。当发现燕兵时，朱棣的军队已经攀上了城 墙，守军仓促应战。这支部队是南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直到第二天破晓之时，朱棣才攻 占县城，南军全部力战而死。
离雄县50里的莫州，由潘忠、杨松率军驻守。朱棣料定二人会来援救，命千余勇士埋伏在必经之路的月漾桥下的水中。潘忠果然带兵来援，见雄县已失，想退回莫州，不料燕兵突然从水中冒出来，占据了月漾桥。这样前后夹击，南军大败，许多人掉进河里淹死了，潘忠被俘。朱棣乘胜追击，招降了莫州留守的万余人。一天之内，南军损失了3万人马。
这时南军尚有10万人马，驻兵真定，分为两营，列于河两岸，互相声援。耿炳文担心燕军势盛，下令移营合兵。朱棣趁机率军猛攻，南军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惨烈，最终南军不敌燕军铁骑，退守真定城，不再出战。耿炳文长于固守，而所率军兵多步兵；燕军多骑兵，擅长野战。朱棣认为耿炳文是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将，不好对付，担心时间一长，士气低落，遂围城三日后退回北平。
真定一战，南军损失数万人马，但主力尚存。如果坚持固守策略，朱棣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然而建文帝对战事甚不满意，命李景隆接替耿炳文，意图从速歼灭燕王朱棣。临阵换将，本是兵法大忌，何况李景隆然而缺乏作战经验，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纨绔子弟。
李景隆放弃了耿炳文稳健的策略，率军直扑北平，分兵三处：一军攻打北平九门；一军攻打通州；自己驻扎郑村坝（北平东20里）。当时朱棣赴大宁寻求救兵，北平守备空虚。攻打北平的战斗十分激烈，正阳门情势岌岌可危。燕王妃徐氏亲率妇女登城，投掷石块，帮助守卫城门。主攻彰义门的瞿能父子骁勇善战，率领精骑一度攻入城内，然而李景隆却命令等待大队人马，结果贻误战机，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第二天已经难以攀爬了。守军并没有一味死守，而是在夜里不断派遣小股部队骚扰南军，弄得南军精疲力竭，人心不宁。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5)
十一月，朱棣已经收编了宁王的部队归来，包括能征惯战的朵颜三卫骑兵，实力大为增加。李景隆派陈晖率一万骑兵东行，寻找机会迎击燕军，不期两队人马没有走到一条路上，未曾相遇。后陈晖发现了燕军，从后面尾随而来，准备前后夹击。朱棣察觉后，命精骑回头迎击，将其一举击溃，陈晖只身逃回军中。燕军士气大振，燕王乘势派朵颜三卫猛冲南军。朵颜骑兵锐不可当，疾风暴雨般连破南军七营。李景隆整顿军马，在郑村坝与燕军决一死战。这场战斗，数十万军马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尸横遍野，十分惨烈。朱棣趁着天黑，派奇兵左右冲杀，搅乱了南军的阵营，然后燕军正面猛攻，占据了上风。当日未分胜负，双方各自收兵回寨。李景隆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烈的战斗，初战不利，感到难以取胜，连夜拔营南遁，匆忙之中竟然没有通知围攻北平九门的将士。攻打九门的将士失去主力的掩护，仅两天就被朱棣击败，北平之围始解。
这一战中，守城的燕王世子朱高炽作用不可低估。他以城中老弱残兵坚守北平城，面对李景隆数十万大军的攻击而岿然不动，有力地牵制住了南军，保住了燕王朱棣的根据地。假设北平被攻占，朱棣将面对另一番景象，胜负的天平尚不知会倾向哪边。
郑村坝大战之后，原本锐意削藩的建文帝却变得软弱起来，罢齐泰、黄子澄职，希望燕王息兵。这种做法无异于向朱棣示弱，是不会起到任何积极作用的。建文二年（1400）二月，李景隆致信朱棣，请求息兵。朱棣现在兵强马壮，自然不会讲和。双方厉兵秣马，积蓄力量，准备在春天再战。然而朱棣使用了一个小花招，戏弄李景隆于股掌之间。二月，朱棣佯攻大同，李景隆率军救援。朱棣却不与之战，由居庸关退回北平，李景隆奔波一场，劳而无功。当时天气尚寒，南军衣衫单薄，不少士兵被冻伤，部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
四月，李景隆大举北伐。双方在白沟河摆开阵势，大战一触即发。南军中的平安、瞿能父子骁勇异常，率军猛冲燕军，所向披靡。朱棣的坐骑接连被射杀，他的宝剑竟也砍折了。瞿能父子奋勇厮杀，已经和燕王近在咫尺。朱棣见大势不妙，拨马跑到河堤上，南军在后面紧追不放。朱棣立马站在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使南军相信燕军就在堤下。南军果然上当，没敢继续追击，不然朱棣即将被生擒活捉。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互有胜负。忽然一阵风将南军大旗 刮倒，南军阵营产生了混乱。朱棣抓住这难得的时机，指挥部队猛冲，一举击溃南军。
白沟河之战是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建文帝再也组织不起来大规模的军事征讨。朱棣由此转守为攻，取得战事上的主动。
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李景隆、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人生在世，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可能遇到的，更何况是逆境呢？问题就是看你怎样去对待。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自己的机会，无志者则一直消沉，听天由命。
历史上，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乃至争权夺利的斗争极其复杂，有时瞬息万变，忍受暂时的屈辱，磨炼自己的意志，寻找合适的机会，也就成了一个成功者所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其实，这只是一个较低的境界，较高的境界是有意识地主动消隐一个阶段，借这一阶段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消除各方面的隐患，为将来的大举行动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朱棣的成功正印证了这一点。
文治武功
因为这个皇位是“篡夺”的，朱棣即位之初采取了血腥的政策，“瓜蔓抄、杀十族”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有的文人犯了罪，不光他的亲戚九族，而且他的朋友也要被株连处死，这就叫杀十族。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他把忠于建文帝的遗臣“灭九族”、“灭十族”地杀光，南京宫殿又变成了恐怖的屠宰场。
其中最惨烈的当属方孝儒一案，方孝儒是建文帝的帝师，一代大儒，天下读书人的偶像。建文帝虽死，但方孝儒仍孝愚忠，誓死不从朱棣。朱棣派人从狱中把他请到大殿，方孝儒竟当众大哭，声彻殿宇。连朱棣也被方孝儒的忠诚所感动，竟亲自从走下来扶着方孝儒，一边劝导说：“先生不必这般自寻烦恼，我现在的行动，是仿效周公辅佐成王。” 可方孝儒反问：“请问成王现在哪里?”朱棣道：“他已自焚而死。”方孝儒接着问：“那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道：“国家应当有一个年纪大的国君才行。”方孝儒不依不饶：“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说：“这些都是我们朱家的事情，先生不必为此多虑。”随即示意左右把文房四宝交给方孝儒，说道：“我的即位诏书，非出自先生的大手笔不可。”方孝儒接过笔砚后，狠狠地甩在地上，斩钉截铁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终于被惹恼了：“你不怕死，难道你就不怕被诛灭九族?”方孝儒回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朱棣勃然大怒，他没有想到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敢如此强硬顶撞他。盛怒之下，朱棣当场命人用刀把方孝儒的嘴割破，一直割到两耳根，然后又关回监狱。
随后的日子，朱棣开始大肆逮捕方孝儒的宗族门人，每捕到一批人，都让他们一个个从方孝儒眼前走过，方孝儒心中虽痛，可他却假装镇静，头都不抬。朱棣把方孝儒的九族全部捕获之后，方孝儒仍不肯降服。此时，怒火中烧的朱棣已完全失了理智，他疯狂地将方孝儒的朋友、学生乃至一切与方孝儒有关的人单独列为一族，与九族加起来合称“十族”，共计873人，当着方孝儒的面，全部磔杀（砍成碎块）于市。方孝儒是最后一个受刑，被磔杀于聚宝门（今中华门）外。行刑前，他还写下一首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如今，奉天门遗址遗存的的一块丹陛石上有一块深红的颜色，传说是被方孝儒留下的血迹染红的，人们至今还把它叫做“方孝儒滴血石”。
为了收复人心，使这些儒生心服口服，明成祖倡导修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刚即位，他就下令编纂一部大书：“你们要根据我的意思，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的，包罗万象的大规模丛书。收书越多越好，不怕规模大。”他心中的蓝图是，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6)
参加修纂的有全国的各种一流人才。由学术大师姚广孝为总裁，包括名儒、名士、名医、名僧等，共计2169人，参与修纂。后勤安排得很周到。礼部负责在全国选拔抽调人员，从各地收集所需图书。光禄寺则负责修纂人员的食宿。在修纂过程中，明成祖经常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有一次，他发现宫中所藏图书不够用。他说：“世人家稍有资产的，都想多买书，朝廷怎么可以缺少图书呢？”于是，他命礼部派通晓图书典籍的有才之士，到全国各地去搜购图书。不问书价，再贵也买。这一次大规模地购书，对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修纂，起了关键作用。
经4年奋战，到1407年，编修工程告竣。全书共22877卷，计11095册。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图书8000余种。种类包罗万象，计有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戏剧、小说、技艺等项。明成祖命名其为《永乐大典》。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
但朱棣又是一个有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的皇帝，不仅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也有建立世界帝国的国力。永乐皇帝治下的明帝国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他登基后，即开始了一个扩张的时代。向北，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明朝在民族认同上是对宋朝的复辟，那么在帝国政治上则是对元朝的继承。如果说洪武皇帝朱元璋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那么永乐皇帝朱棣则重建了元帝国的疆土。永乐年间突然开始向海洋扩张，实际上是忽必烈海上远征的继续。郑和下西洋，正是明帝国四面扩张的一个方向，说明永乐皇帝治下的中国不仅有汉武唐宗气象，而且也不再满足于陆上帝国，还要建立海上帝国。
古代大诗人李白曾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人这样唱道：“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也许15世纪初的朱棣才真正领略到了什么叫“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什么叫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于是他要做一个人间的太阳，他要将东方文明之光的火种洒向浩瀚的海洋，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刚即位，就派侯显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随后又派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沙合鲁平定中亚，不远万里遣使来朝，1413年秋陈诚首次出使西域（中亚）。在大明的京城里，甚至可以看到埃及玛木鲁克王朝的贡使。
当然，他最为人称道的壮举就是派郑和下西洋。天下稳定，没有让朱棣得到一个帝王的满足，他渴望走出蔚蓝色的中国海域，去探访西洋世界的究竟。1405年，他派郑和下出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壮举。郑和，原是燕王府的一名太监。后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立下战功，很受燕王赏识。朱棣即位，赐他郑姓。因他又名三宝，人称“三宝太监”。他是一生都受到明成祖重用的地位特殊的内臣。
明成祖想向海外宣示明朝的强大，让海外西洋各国纷来中国朝贡。同时，又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1405年至1433年的28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其中，有六次是奉明成祖谕旨成行的。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同30多个国家加强了往来，进行了各个方面的交流，密切了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种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历史意义非常深远。
对于明成祖朱棣为什么派郑和下西洋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原来，当年朱棣的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皇宫里时，发现奉天殿火光冲天。原来朱允炆为了不落入朱棣之手，同自己心爱的奉天殿同归于尽了。士兵们从废墟中扒出了几具烧焦的尸体，但并不能辨认出哪具是朱允炆的尸体。朱棣还假惺惺地流泪说：“小皇帝呀，我是为你扫除奸臣来的，你为什么要自焚呀。”
朱棣如愿以偿地作了皇帝，但其实朱棣心中隐藏着强烈的不安，他一直都不相信那几具焦尸中真的有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自己顺利即位，朱棣匆忙以“天子礼仪”下葬了几具焦尸。其实，朱棣在位期间，一直没有放松对建文帝的搜寻，先是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滢遍行全国各地长达16年，秘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后来，派郑和赴海外寻找。直到朱棣死前一年，有一天晚上，朱棣已睡下，突然听说胡滢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天，至于具体谈的什么，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胡滢打听到了建文帝的确切消息，并且事隔多年后，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朱棣终于放心了，从此再也不究问建文帝踪迹了。
当时许多人也认为建文帝没有烧死，而是逃到了其他地方。据说，朱棣大军破城的那天，朱允炆正要自杀，被翰林院编修程济拦住，程济说与其自杀，不如逃走，这时少监王钺拿出一个箧子，说是朱元璋临终时留下，如临大难就打开它。建文帝见到祖父留下的东西，悲鸣不已，连忙让人焚烧宫殿，皇后心甘情愿地跳入火中替皇帝去死。铁箧打开后，里面是三张度牒，分别写着三个名字：应文、应能、应贤。箧内袈裟、帽、鞋、剃刀，应有尽有，还有10锭白金。“应文”便指未允炆了，在场的还有吴王府教授杨应能、监察御史叶希贤，便是“应能、应贤”了。箧内还用红颜色写着两行字：“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建文帝等人剃了发，穿了袈裟，假扮和尚，从密道逃出皇宫。从此以后，建文帝一行人过上了流亡苦旅，云游到云南、湖北、四川、广东、贵州、浙江，终无消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7)
明成祖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迁都北京。即位之初，他重建了被烧毁的奉天殿，但在这座宫殿里，朱棣并不自在，朱元璋和朱允炆的魂魄以及众多怨魂似乎一直在大殿内环绕，让朱棣寝食不安，他觉得死后也无脸见葬在南京孝陵的朱元璋。不过让他欣慰的是朱元璋晚年就有迁都的想法，所以迁都北京从他一登基时就开始考虑了。
因为朱元璋晚年时突然发现南京皇宫北面地基下沉不少，整个皇宫的地势变成了南高北低的状况。这在封建年代，是一种很不吉利的风水，会不利于后代传承，甚至会绝后。朱元璋此时回想起当年选择宫址的时候，搞了一系列装神弄鬼的活动，并命刘基占卜适合之地。刘基花了六年时间在南京到处查看，可最终占卜的“新宫”，竟在一片低洼的湖水中，且偏于整个城垣的东部。而中国古代皇宫择址的传统都应该是方正规则，居于城中心，且更不应择低洼之地了。因此，刘基为朱元璋所卜的“新宫”宫址，至今另人费解。据说这里是钟山龙脉的“龙头”，风水极佳。为了填湖造宫，工匠们在湖底铺垫巨石和打桩，然后用石灰、三合土分层夯实。经过一系列艰巨的填湖工程，地基问题才算基本解决。最残忍的是朱元璋为了图得吉利，竟将当地一个名叫田德满的老汉投入湖中，取其名字的谐音作为“填得满”的吉兆。
可是“填得满”没有带来吉兆，反是报应。对于洪武末年皇宫下沉的状况，朱元璋无奈的说，他本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迁都，可是已经年老体衰，已经办不到了。这座花费了无数钱财和人力修建的南京皇宫，朱元璋仅享用了六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在南京乾清宫内死去，这位大明开国皇帝最终也没找到最满意的都城。
再加上永乐年间，随着元朝残余势力退至漠北，长江岸边的金陵，就显得离重要的北部边陲过于遥远了。为此，1403年，礼部尚书建议，把北平改为北京，迁都北京。明成祖认为，天子居北，正是居重御轻，可以加强北部边防，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他深知，迁都是一件关乎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必须审慎行事。
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他首先正名，有意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升为陪都，称作行在。同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并千方百计地提升北京的经济地位。他知道，北京虽然地理位置极端重要，而且是元朝的大都，但是它在经济上却远不及江南，不及金陵。因此，他首先是想方设法使北京繁荣起来。于是，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5年之内减免赋税。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战乱之后，形成大量流民。他下令把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甚至，他又下令释放囚徒，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去种田。他还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如向他们免费提供牛具、种子。同时又迁往北京大批工匠，给这些民户以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诏免税粮，赈济优厚等。这就在北京市内形成了工商业。由于这样多年的苦心经营，北京也就逐渐发达繁荣起来。从而，北京初步具备了大都市的规模，可以和金陵相媲美了。
1406年，明成祖下令明年6月，正式营建北京宫殿。特派大臣到各有关行省采集巨木。又名大臣陈圭[右加王旁]，主持北京宫殿及北京城市的整个设计营建工程。此后，正式启动的营建工程，就一直进行，从未中断。1420年，北京的宫殿终于建成了。明成祖下令迁都北京。经过18年的曲曲折折，明成祖终于了却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完成了迁都盛举。从此，北京就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一直延续至今。北京定为中国的首都，这是明成祖的历史贡献。
65岁的明成祖，突然病故在北征蒙古的行军途中。死后，他被葬在北京昌平天寿山的长陵。此陵是在他54岁时建成的。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1)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第六位皇帝，生于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十一日。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9岁登基，年号“正统”，14年后在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失去帝位。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7年，又于景泰八年(1457年)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年号“天顺”，在位8年。两阶段加起来共在位22年，38岁时驾崩，庙号“英宗”。
他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历史上被蛮族掳走的“天朝”皇帝，除了北宋的徽、钦二帝外，大概也只有明英宗这一位了。而北宋徽、钦二帝的被俘是因为在军事上明显弱于对手金国，但明帝国相对于也先的部落，却是在军事上占优势的一方，因此，明英宗竟然会被异族掳获，令人大跌眼镜，所以明英宗可以在历史教科书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一个皇帝，死后又居然被谥为“英”宗，使许多深感不解。因为所谓“英”宗，顾名思义，指这个皇帝生前很英明。“英”这个谥号好象没有隐含不好的意思，不像谥“惠”表面上是说很有恩惠施与人，但多指白痴或是智障皇帝；或是谥“襄”表面上是说很威风壮盛，但多指穷兵牍武而一事无成的皇帝。一个因为宠信太监而被外族所掳的皇帝，居然被认为很英明而谥为“英宗”，好象是一个讽刺和笑话。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英宗被也先俘虏多年，竟然不死而能生还，说明他这个人是颇能委屈求全、忍辱负重的。而英宗返回故国后，皇帝已经由他的弟弟来做了，自己变成了太上皇。皇太子虽然还是英宗的儿子，但现任皇帝的党羽随时都在设计陷害他，以便让现任皇帝的儿子继位，事实上，皇太子后来也的确被拉下了东宫的位置。这一切都十分不利，但英宗居然安全地活了下来。不但如此，支持他的臣子们还趁英宗的弟弟病重时，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使英宗复位，并摘去了他弟弟皇帝的头衔。由此，我们可以想见的，在经历了这么风霜的洗炼后，英宗的头脑、阅历、手段、眼界、胸襟必然远超一般从小生长于皇宫内的皇帝，在大漠中物质匮乏的痛苦，恶劣气侯的考验，寄人篱下的忍辱负重，乃至于做太上皇时期明哲保身的智慧，凡此种种，使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英宗已经从当初那个糊涂的小皇帝蜕变成了一个英明的帝王，而历史上的事实上也相去不远。所以英宗之所以为英宗，得来非虚。因此，后来的明英宗已经不是那个早年在土木堡被俘的无能皇帝了。
谁是生母
谁是英宗的生母？在这关系到皇家龙脉的大事上本不应成为问题，但英宗的生母的确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孙贵妃所生。《明书》、《明实录》等书持此说。《明书》记载孙贵妃于“宣德二年十一月 ，生英宗皇帝”。另一说是宫女所生，即孙贵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偷偷抱养宫女之子为己子，而那个宫女却销声匿迹了。《明史稿》记载孙氏“子宫人子，于是眷宠日重”。查继佐《罪惟录》也说孙贵妃“宠冠后宫，宫人有子，贵妃子之”。《明史》中也认同这种说法。
原来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孙贵妃。孙贵妃，永城县(今河南永城)人，主簿孙忠女。10岁时，经彭城伯夫人、张太后母亲向成祖推荐，选入内宫抚养。永乐十五年(1417)，册封为皇太孙嫔。宣宗即位后，被册立为贵妃。
孙贵妃深得宣宗皇帝的喜爱，惟一的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她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副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的出生并被立为太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的最重要的砝码。后来太后和诸大臣同意宣宗废掉胡皇后，册立孙贵妃为皇后，应是母以子贵。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当时的《寓圃杂记》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宣宗胡皇后无子，宫中(一云纪氏)有子，孙贵妃攘为己子，遂得册为皇后，而废胡为仙姑。……英宗立，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为太后。胡每事谦让，不敢居孙之右。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宫有位号者皆得祭奠，胡不敢与太后之列，惟与诸嫔妃同事。孙太后知而 有见谴之意，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阁下诸臣议治丧之仪，时杨士奇卧病于家，诸臣往问，士奇曰：“当以后礼殓，葬景陵。”问者曰：“此非内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答，惟曰：“后世骂名。”诸臣因议以嫔御礼葬。天顺六年，孙太后崩，英宗尚不知己非孙所出，惟皇后钱氏知其详，亦不言。八年，英宗大渐，后泣诉曰：“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其死也，人畏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胡后位未复，惟皇上念之。”英宗始悟，卒如其言，遗命大行尊崇之典。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2)
据这部书记载，英宗是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从皇后钱氏口中知道自己本是宫人之子的，但年长日久，他已无法知道生母的身世和下落(按钱后的说法，英宗生母“死于非命”，从孙贵妃跟胡皇后争宠得逞并进而逼死胡氏的情况来看，这是很可能的)，只好把一腔同情寄予被废的胡皇后身上，为她重修陵寝，一切按照皇后的规制办理。
钱皇后为什么要替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废后胡氏说话？原来，作为英宗的皇后，钱氏并没有生过皇子，而当时周贵妃却有一子，即后来的宪宗。这种情形跟当年胡皇后无子、孙贵妃有子的情形极其相似。也许正是由于这一情形，使得钱氏深为同情胡皇后吧。钱皇后很幸运，并没有因无子而被废。
钱皇后出身低微，英宗很想给她的家人加官晋爵，但钱氏却推辞了。皇后的家族没有封爵，这在有明一代是很少见的。这使英宗很敬重她。最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土木事变之后。当时，钱皇后把宫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交给瓦剌的使者去营救英宗。她日夜哭泣，困了就卧在地上，结果弄瞎了一只眼睛，弄坏了一条腿。英宗回来被关在南宫做太上皇，很郁闷，钱皇后都委婉劝解，让英宗舒缓一下心情。所谓“患难夫妻”，也不过如此了。所以英宗对钱皇后绝对是一心维护，即使立了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宪宗)，也不会像他父亲一样废掉皇后。他担心自己驾崩后钱氏受周贵妃欺负，特地在临终之前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明代此前的惯例是一帝一后同葬，这道遗命就等于告诉周贵妃：你的儿子做了皇帝，但钱皇后的太后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果然，英宗死后，周贵妃就闹了起来，要独称太后，排挤钱皇后。大学士李贤、彭时就以英宗遗命为理由反对，最后宪宗从中做个妥协，两宫并尊，周氏和钱氏同为皇太后。等到钱太后去世时，周太后又从中作梗，不让钱氏与英宗合葬。因事关国体，大臣们又起来反对，竟至“百官伏哭文华门外”。最后，又是权宜之计，钱太后葬于英宗玄堂左边，右边空着留给周太后。这时，周太后居然派人暗中做手脚，让钱太后圹位距离英宗玄堂数丈之遥，而且将中间堵塞起来，其意就是不让钱太后在另一个世界跟英宗见面。周太后的做法如今看起来是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却是非常现实的考虑和思路，反映了宫廷斗争的复杂性。从这个方面来说，钱皇后能为宣宗废后胡氏说话，实际上折射出她对自身命运的某种忧虑。
不管英宗是宫人所生还是孙氏所生，总之都是龙脉。因为在紫禁城内，除皇帝外，只有皇帝的妃嫔，服侍的宫女和太监，不会有其他成年男子。英宗的生母为谁，宣宗自然心知肚明。如果确为孙氏夺宫人之子为己子，对宣宗来说，总是自己的骨肉，无伤大局，同时还可以帮助自己宠爱的孙贵妃登上皇后宝座，或许是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个事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英宗的身世方面有很大的悲剧性。而同时，英宗作为一位政治人物，他的一生极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也不乏某种悲剧因素。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3)
土木堡被俘
英宗很早就得到命运的垂青，出生两个多月便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有明一代年纪最小的皇储。父亲宣宗结婚十年没有子嗣，对这个姗姗来迟的太子自然十分疼爱，并寄予厚望。宣宗驾崩后，在祖母张太后的主持下，年仅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朱祁镇顺利登上皇位，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幼年丧父，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不幸。而更可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竟然连自己的生母是谁都产生了疑问。
英宗登基时，距朱元璋开基建国已有近70年的时间了。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已经恢复稳定，经济得以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英宗的祖父、父亲仁、宣二宗继承洪武、永乐基业，又能勤政爱民，当时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英宗是明朝建国以来第一位幼年天子。即位之初，军政大事操持在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中。太皇太后张氏，是仁宗的皇后、宣宗的母亲、英宗的祖母，很有才智，在正统朝前期政治活动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大事多禀裁决。当年宣宗病逝前担心英宗年纪幼小无法理政，特在遗诏中写下“大事白皇太后行”，这在明代遗诏中是少有的。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他们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因此在英宗亲政之前，明朝仍然延续着仁宣时期的发展轨迹前进着。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张氏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年幼的天子已经逐渐长大成人。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逻辑，英宗最起码应当是个守成之君、太平天子，但在他亲政的几年内，却发生了一件对明朝历史影响极大、对英宗本人命运也影响极大的事件——土木堡之变，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落差。
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就在于他过分宠信太监王振，对王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且英宗对王振礼遇甚隆。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这封敕书的感情是真挚的，英宗从小和王振在一起，王振又能替他处理冗杂的政务，使英宗对王振不仅信任，而且依赖。正统六年(1441)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照惯例，宦官不能参加。英宗时刻不忘王振，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还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说：“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英宗又为什么这么信任王振呢？就因为他还是一个顽童时，一直由司礼太监王振陪他玩，从此他就被这位“王先生”牵着鼻子走。王振的权威，甚至比朱祁镇还要大，是英宗正统朝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一说北直隶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可知王振是永乐时入宫，因有文化逐渐崭露头角。在英宗做太子时，王振就在身边。王振善权术，能察颜观色，深受英宗宠信，称其为“王先生”。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在明代，司礼监太监有“内相”之称，掌批红，权力很大，可与内阁分庭抗礼。
有人认为王振是明代第一个权阉，是明代宦官专权始作俑者。朱元璋建国伊始，规定内官不许习字，只供洒扫驱使。又令宦官不许干政，违者斩，并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终洪武一朝，无宦官干政的现象。永乐朝情势为之一变。靖难之役时，由于有大批宦官投奔朱棣，报告朝中虚实，为朱棣夺取江山立有功绩。因此成祖朱棣信任宦官，允许读书习字，逐渐委以重任，但仍未有专权现象。王振的得宠，与其是东宫旧人的身份很有关系，因为“出入起居之际，音声笑貌，日接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王振之后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种情况。
正统初年，因为外廷有“三杨”，内宫有太皇太后张氏，王振尚处处小心，不敢嚣张。但是张太后在正统七年(1442)去世，“三杨”也先后去世，使得王振可以肆无忌惮地弄权了，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威势倾朝廷。而且他还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腐败。
由于明朝的江山是推翻元朝统治，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的。明朝建立后，蒙古人虽然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在北方草原地区仍然有很大的势力。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 即皇帝位不久，就命徐达领兵出征北元。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逃离大都(今北京市)，返回漠北。虽然蒙古无力与明朝一争天下，但雄踞北方，时刻都是明朝的重大威胁。因此，明朝历代统治者都把北元作为心腹大患看待。太祖分封秦、燕、晋、宁、辽、岷等边塞诸王，分镇要害边地，屯驻重兵，形成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洪武年间，太祖还多次出兵打击蒙古势力。永乐年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实际上是把抗蒙总部搬到了前线，先后5次亲征，使得北部边境稍得安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朱棣病逝。
自仁、宣时期起，明朝对蒙古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对蒙古主要采取以攻代守，主动出击的策略，长驱直入，极大地削弱了蒙古各部的势力。此时则转变为镇守九边、互市往来的以守为攻的方针。蒙古游牧经济有其内在的不足，生产分工不发达，手工业制造水平低下，因此日用品、手工业品缺乏，必须依靠其他途径获得。获得的手段不外乎有两种：掠夺和贸易。贸易又分为朝贡贸易和马市贸易。马市贸易，设于边境，蒙古以驼马皮毛换取日用品，但明朝政府明令禁止买卖铜、铁、兵器。
朝贡贸易，始于永乐朝，入贡驼马兽皮，明朝则估价给值，另有大量赏赐。但是这种朝贡体系隐藏有很大问题，蒙古派遣的使团人数越来越多，沿途州府供应吃力，而且其间夹杂不法之徒，频频生事。如果得不到满足，蒙古就会侵犯边境。
正统初期，英宗忙于用兵麓川，无暇北顾，使得也先(蒙古首领，自称太师淮王)利用机会扩大势力范围。也先先是向西发展，将依附明朝、屏卫明朝西翼的各蒙古部落收服，然后挥兵东下攻取兀良哈三卫。此时，也先的势力范围西起今日的新疆、甘肃、青海，东至辽东地区，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其诈，下令减少赏赐，也先遂以此为借口领兵大举进犯。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4)
王振认为这是扬威远方的机会，也是进一步提高自己在朝廷中威信的机会，于是极力撺掇英宗贸然亲征。英宗年少气盛，自己也想仿效曾祖父成祖扫荡漠北，因此决定草率亲征。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七月十五日，英宗命御弟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锱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八月十三日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明军被也先大军赶上，并被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土木堡地势虽高却没有水源，掘地两尺仍不见水，士兵饥渴两日，战斗力大为下降。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转瞬间就由贵不可言的皇帝变为阶下囚。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视为奇货可居，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紧接着，瓦剌大军直逼北京。英宗被俘，也先，想以此要挟明廷。这一来，整个朝廷乱成了一锅粥，京师群情汹汹，人心惶惶。以徐有贞为代表的一批人主张弃城逃跑，迁都南京以避敌人的兵锋，而监国郕王和孙太后也毫无主见。这时一贯以正色立朝的兵部侍郎于谦大声反对：“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太监金英也赞同于谦的意见，郕王就此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主持军务，担负起保卫北京的重任。
于谦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曾随宣宗平汉王朱高煦叛乱。出按江西时，卓有政绩，百姓称颂。正统十一年(1446)，曾遭人陷害入狱论死，因百官百姓力请得免。土木之变时，为兵部右侍郎。
此前，于谦顺应民意，建议对罪魁祸首王振及其亲信马顺等人绳之以法，得到大家的一致支持，声望大增。由于英宗所率50万京师劲旅皆没，北京只剩下不到10万老弱病卒。于谦请求郕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
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调发军旅井井有条，郕王被推立为皇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孙太后本来想立朱祁镇的长子三岁的朱见深（就是后来的明宪宗）为皇帝，此办法虽然符合封建宗 法观念，但是，国难当前，当立长君，于是，孙太后被迫表态可以立郕王。郕王朱祁钰是英宗的异母弟，时年22岁，年富力强。
拥立时，朱祁钰照例装出一副恐慌的模样，推三阻四，最后，还是于谦一锤定音：“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就这样，郕王于九月六日即位，改元景泰，是为明代宗。于谦当时是非常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的，这也是他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应当说，朱祁钰的来路比朱祁镇明白多，但是，因为朱祁镇的养母是孙皇后，所以，朱祁钰最多只能是个郕王。朱祁钰本来是准备一生都去做一个安分守己的藩王，谁能想到，王振一手策划的“御驾亲政”导致的“土木之变”竟使他这位藩王一跃而为皇帝，而且一做就是八年，还因着他的年号景泰，中国的瓷器“景泰蓝”就此扬名。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5)
在于谦诸将的奋勇战斗下，北京安然无恙，也先没有占到便宜，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这样原本被视为奇货的英宗就变成了空质，同时由于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
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驾西去”，要明朝接回已经被遥尊为太上皇的朱祁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景泰帝是很反感的，他的心思和南宋高宗赵构是一样的，他根本就不想把兄长接回来。至于孙太后和英宗的钱皇后怎么说，大臣怎么讲，他都不听。把他逼急了，他就恶狠狠地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最后，还是于谦发的话：“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泰虽然糊涂程度不下乃兄，可有一点很好，他一生最信任的就是爱国将领于谦，举凡于谦说什么，他都答应。半夜的时候，于谦有急事奏报，景泰听到鼓声也立刻起来听政，这回也不例外，他同意迎还英宗。不过，态度很冷淡。右都御史杨善等人请命出使，景帝所给敕书只是有关议和内容，不提迎复英宗之事，也不给金帛等赏赐的礼物。这也就此埋下夺门之变的种因。杨善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但在迎接英宗回朝的礼仪上，景帝与大臣又产生了矛盾。景帝认为仪礼过重，应该从简。大臣提出异议。最终还是英宗在几封书信中称自愿迎奉从简才缓解了局面。见面之时，仿唐朝天宝之乱后玄宗、肃宗禅让之礼，英宗、景帝之间禅让。随后，英宗被送入南宫，开始了7年的幽禁生活。7年间，英宗未能踏出南宫半步。名为太上皇，实为囚徒。
夺门之变
土木堡之败，是明朝由盛而衰的分水岭，也是英宗人生经历的第一个谷底。幸好被俘的一年时间里，也先对这位对手颇为尊重。据说也先命每2日进羊一只，7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作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北方天气寒冷，他还曾令妻子出献“铁脚皮”，给英宗御寒暖脚之用。也先曾经对明朝使臣说过这样的话：“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么？”而朱祁镇被俘期间，也曾流泪对前往探望他的礼部侍郎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但实际上自从英宗被放回来以后，明朝内部围绕着新旧两个皇帝展开的一场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明英宗回来以后，被景泰安排在南内居住，加派靖远伯王骥看护，实际上是监视，不过，这个王骥是个官迷，因为于谦和宰相王文等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反而和英宗的关系越来越好，这是景泰没有料到的。英宗名义上是太上皇，实际上却是没有任何自由。景泰给他的限制很多，不仅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而且日常的饮食衣物都是从一个小窗户递送进去的。为防止南宫与外面联络，纸笔极少供应。
英宗的伙食不是很好，开销也不够，都靠着英宗的皇后钱氏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偷偷送到宫外去卖掉，以弥补开支用度的不足。有时还要靠娘家贴补一些。有个太监说南宫的树木多，恐怕会有人越过高墙与英宗联系，景帝遂命人将大树砍伐掉。可以说，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英宗早年和太监特别是资格很老的太监们很熟，这时，看守英宗的宦官中有一位老资格的太监阮浪。此人是和范弘等四人一起在明成祖的时候就入宫的，这时已经经历四朝了，不过，阮浪的运气很差，混了这么多年，也才是个少监，连个太监都没熬上。不管怎么说，阮浪是英宗的旧相识，两个人又都运气不好，因而，共同语言就多了。英宗是个很念旧的人，他一高兴就把自己用过的一把金刀和金袋送给了阮浪做纪念。偏偏阮浪和一个叫做王瑶的关系很好，他随手就把这个金刀转赠给王瑶。王瑶和锦衣卫指挥卢忠关系很好，卢忠一见到这把金刀后就借机把王瑶灌醉，偷了金刀，送给太监高平。高平立刻上奏告变，景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认定是英宗准备谋复皇位，下旨逮捕阮浪、王瑶，大刑逼供。阮浪和王瑶都不肯乱咬，景泰命将王瑶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英宗复位以后，追封王瑶、阮浪。卢忠本人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找人给出主意，这人告诉他让他装疯，于是，卢忠就装疯，逃脱了罪责。不过，英宗复位以后，把卢忠、高平都凌迟处死。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6)
这件事给景泰的刺激很大，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虽然景帝时时刻刻防备英宗复辟，但他并没有对皇兄做得太过分。有个叫徐正的刑科给事中建议英宗不宜居住南宫，应迁置所封之地以绝人望。景帝听后愕然，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将其治罪。
在对英宗严加看管的同时，景帝还谋划换掉太子。景泰帝登基之时，曾许诺将来传帝位于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并立其为太子。但是景帝即位没几年，就想换自己的长子为太子，只是苦于一时间没有什么好办法。
景泰三年，景泰准备换掉原来的太子见深（英宗的儿子），改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他怕大臣反对，事前征求太监王诚、舒良的意见，这二位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收买大臣。景泰居然就相信了，他不断给内阁学士和七卿中的一些人加官晋爵，时常加以赏赐。他赐给王文、陈循等银子百两，金子五十两。大臣们都已经得到王诚等人的关照，立刻表态支持易储。这时候，广西的土司官守备黄竑因为杀害他的侄子全家被抓获，经过高人指点，这个黄某乃于千里之外的广西上表要求易储，景泰看后大悦：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立即免去黄某的死罪，加官都督同知。景泰把黄某的表章交付内阁，要求大家签名表态，大臣们知事已至此，纷纷表示赞同，称“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景帝十分高兴，给大臣们加官加俸，并于五月初二日，册立朱见济为太子，废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沂王。
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听到这个消息，真不知作何感想！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敌的也先在得胜后还能够礼遇自己，并护送南归，虽然有他的政治企图，但也总算仁至义尽。而自己的同胞兄弟不仅占据了皇位，还对自己处处提防、严密监视，并且废了自己的太子，绝了自己的后望。
当时只有于谦没有签名，后来是陈循代于谦签的名。于谦知道事情越来越复杂，叹息说：“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可惜太子更立后，好景不长，见济在次年竟然病故，这样一来储位虚悬，大臣中又有不怕死的出来主张让见深复位东宫，景泰气得要命，当场就把上表的章纶、钟同下狱，后来，钟同被活活打死。于谦愤然上奏挽救这俩人，但是，被景泰拒绝了。景泰只有见济一个儿子，这时，他求子心切，天天和妃子们练，结果，无一中镖，反而把景泰的身体给搞垮了。于是，有一伙人就开始打上英宗的主意了。主要有石亨、太监曹吉祥、王骥、都督张軏（英国公张辅的弟弟）、杨善，主谋就是徐有贞。他们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
公元1457年（景泰8年）正月十二日，景泰帝得了重病，以石亨代行祭天，石亨得报以后，立刻和徐有贞、曹吉祥联络。十四日，徐有贞、石亨等人已经和孙太后、英宗取得联系。十六日，于谦再度上表请求复立见深为太子，景泰留中不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
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请英宗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直奔大内。
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英宗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英宗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8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英宗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英宗于正月十七日正式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
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登宝座的当天，就传命在朝班中逮捕于谦。石亨、徐有贞给于谦定下的罪名是迎立外藩、图谋不轨，论刑当凌迟处死，籍没家产。石亨以前曾经是于谦的部下，经过于谦的推荐，进而成为大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功勋，也是于谦以谦让为本，让石亨独得封侯之赏，石亨转而推举于谦的儿子为副千户，于谦以朝廷礼制不合拒绝，深为石亨所恨。
此外，石亨多行不法，被于谦参劾，怀恨在心；徐有贞本名徐珵，曾经力主迁都，遭到群臣和景泰的呵斥，此后，他求于谦帮忙复官，于谦知道徐有贞还是小有才干，所以，代为上表，哪知道，景泰深恨徐有贞其人，坚决不许，徐有贞见此以为于谦不为自己出力，深恨之，后来，他又求陈循，陈循劝他改名，这才改名徐有贞。
英宗此时倒是比较倾向于不杀于谦，他说：“于谦实有功。”不忍心杀害功在社稷之人。可是，徐有贞、石亨等人马上把当年英宗蒙尘的时候，于谦主张立景泰的故事说出来，而且，进一步阐明：“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杀于谦，你就是得位不正，没有合法性。这样英宗才下决心杀于谦。后来，经过群臣力争，开恩改为斩首。
于谦和王文被捕以后，在狱中受到酷刑的审讯，王文受刑不过，为自己辩护，于谦朗然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大义凛然。
第六部分：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崇祯
当过俘虏又复辟的皇帝明英宗(7)
明英宗、徐有贞、石亨这些刽子手对于谦抄家的时候，才发现“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蟒衣、剑器也。”他们都大惊失色。
于谦临刑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死之日，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泣洒”，当时的民谣唱道：“鷺鸶水上走，哪里觅鱼嗛（于谦）。”锦衣卫指挥鞑靼人朵儿是太监曹吉祥的门生，他不畏死，亲临刑场为于谦哭祭，遭到曹吉祥的痛打，朵儿不怕，第二天仍旧坚持去，曹某也没办法了；宦官裴某协助于谦少子于广逃往民间隐居；指挥同知陈逵感于谦的冤枉，不顾个人生死，亲自收敛于谦的遗骸；兵部侍郎吴宁是于谦的部下，为于谦亲自选定女婿，后来安葬于谦。这些忠义的举动都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不是杀戮能够灭绝的！
明英宗朱祁镇杀害于谦是天理不容的一件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冤杀，和赵构杀害岳飞、朱由检杀害袁崇焕都同出一辙，被历史所不容，被正义所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