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林书院，在江西奉新境内。是一所胡氏家族的家塾式书院，据称：“聚书万卷，大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
创办于宋初的江西华林书院横匾
王日藻在《嵩阳书院碑记》中称：“夫五代日寻干戈，中原云扰，圣人之道绵绵延延，几乎不绝如线矣。而书院独繁于斯时，岂非景运将开，斯文之未坠，已始基之欤！”既说明了唐末五代书院教育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同时也说明了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对继承、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所起的独特作用。
第三章 宋代书院的发展与勃兴
第一节 宋初的著名书院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不止，社会不宁，经济萧条，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多数人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于是私学暗兴，书院教育应运而生。
宋既统 一海内，战乱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读书就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在宋初，朝廷还来不及兴学设教，无暇顾及文教事业，也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发展教育事业。 书院教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说：“是时末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就是说，宋初州县等地方官学尚未设立，包括书院在内的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乡党之学率先得到发展。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也说：“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问其乡校，惟兖、颖二州有之，余无闻矣！”(《絜斋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说明宋初地方官学除兖州、颖州一带之外，大部分地区均未曾设立，学者大都集中在书院聚徒讲学，并且卓有成就。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得更为明确：“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说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学；“择胜地，立精舍”正是创建书院讲学。就是说，唐末五代至宋初，由于官学未兴，读书士子无处就学读书，大批学者自创书院讲学，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得到官府的褒奖和赞许。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东莱文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这里的“国初”正是指宋初。同时也说明，宋初刚刚摆脱了战乱之祸，学子就学读书之风日盛，但学校尚未及设立，于是学者在山林闲旷之地，自建书院，聚徒讲学。
宋初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急切需要和紧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帮助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批由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官方因势利导，给予大力支持、资助和褒奖，进一步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
宋初的著名书院有哪几所，历史上说法不一。综合各家之说，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1)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时为学者自建的读书讲学之地。
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庐山读书，曾驯养 一只白鹿，日夜相随相伴。宝历年间(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出资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读书之用。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
“敕白鹿洞书院”刻石 宋代原刻(选自李才栋著《江西古代书院研究》)
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见庐山国学各方来学者日多，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士子肄习。皇帝下诏，同意周述的请求，驿送印本“九经”，赐给白鹿洞。此时，庐山国学改名为白鹿国庠，并派明起为洞主，学徒达数十百人。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去后，“白鹿洞由是渐废”。
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经重加修缮，并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馆孙冕因患病，请求退休辞官，归白鹿洞养老，获得朝廷恩准。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孙冕的儿子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间，供子弟居住和读书，并接待各地来学的士子，供给膳食，遂定名为白鹿洞书堂。当时曾知南康军的郭祥正撰《白鹿洞书堂记》一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馆孙冕以疾辞于朝，愿得白鹿洞以归老，诏从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礼部郎中琛即学之故址为屋，榜曰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四方之士来学者，亦给其食。”
白鹿洞书院从唐末私人自建的读书之处，发展为聚徒讲学之所，代表了古代书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历程。私人创办，又得到朝廷恩准认可，赐给国子监印本“九经”，自建房屋，自置田产，自备图书，供四方之士食宿读书，也是古代书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形式。所以，白鹿洞书院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典型。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隐居读书或任教讲学的学者先后有唐末的颜翊〔yi义〕，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kuang况〕，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guan冠〕等。据称：颜翊率弟子30余人，授经于白鹿洞，达30年之久。李善道任洞主时，白鹿洞生徒百余人，皆为时望名流。朱弼任助教，学生质疑问难，其剖析周详，颇得众望。马令在《南唐书》中详细记载了朱弼在白鹿洞讲学的情景：朱弼，字君佐，建安人。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年间，赴金陵应试，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当时庐山国学的生徒中，有卢绛、诸葛涛、蒯鳌等一伙无赖之徒，不守礼法，经常饮酒赌博，打架斗殴，横行霸道。学官多不敢管束，任其胡作非为。及朱弼任教，威严以待，谨持礼法，整顿风纪。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蜂起。朱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连缀，宛若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于是诸生诚服，皆循规矩，教学秩序井然，风气改观。卢绛等无赖之徒见势稍稍引去，四方肄业者纷然而至。
这是有关白鹿洞书院，也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初期教学活动最早最详尽的记录，显示了书院教学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如：重视学生自学读书，师生质疑问难，解说论辩；纪律严明，礼法威重，风气井然。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书院就学者达数百人，可考者如：伍乔，庐州人，在庐山国学就读数年，苦节自励，于《易》探索精微，颇有成就。
江为，陈贶的弟子，在白鹿洞读书20余年。
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
刘式于南唐时在白鹿洞读书，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这些书是当时白鹿洞教学中的日课。
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百余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尊敬他。
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窥见书院教学的某些特点，如：教学内容比较灵活多样，学生各有专长，师生关系比较和谐融洽。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
岳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地方。马燧曾在岳麓山左坪舆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书堂，因藏有沈传师、裴休的笔札和宋之问、杜甫的篇章，故称“四绝堂”。因有藏书供人研读，故后人有称其为“道林书院”者。
岳麓山在唐代也是一处佛教活动的圣地。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也以道林为名。五代时，马殷曾加重建，僧众达300余人。道林精舍竟为道林寺所并。宋人曾赋诗一首，深表叹惜：此是前朝古书院，而今创作梵王冢。
我来登眺不胜慨，独依东风数落花。
儒佛之间在唐末五代有斗争，也有融和之势，佛僧中也有人关心和仰慕儒家文化。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曾写过一篇文章《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述及其从古碑中发现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兴学的记载。
清山长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啤拓片(碑今嵌讲堂轩廊)
朱熹手书忠孝廉节碑拓片(碑今嵌讲堂)(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清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清乾隆皇帝手书“道南正脉”额(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寺僧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也。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
欧阳守道认为二僧慕儒者之道，建屋购书，供士子居住研读，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初步基础，二僧之功不应埋没。后世儒者多囿于儒佛之争的偏见，耻谈书院前身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实，有失公允。指出：予读此，甚善二僧之用心与予同。读者乃笑之，若谓此碑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诸书院，经近世诸大贤主张扶植，必推本其初，为何人所居，出何时之意，后虽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没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于彼时，同时有位与力过二僧者何限！彼不为此举，而此为之，岂不可大嘉哉！独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为公也已！(《巽斋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岳麓书院在早期曾与佛寺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说明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曾借鉴和吸收了佛寺的某些经验。这一史料得以保存并得到公正的评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书院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宋初，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彭城人刘嶅〔ao敖〕倡议在僧人原有书舍的基础上创建书院，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孙逢吉率地方公众共成其事。建讲堂五间，斋舍52间，并建祭祀先师先贤的祠宇，集聚一批图书，广招生徒，开展讲学。形成了藏书、祭祀、讲学功能齐全的书院教育组织。据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称：自此数十载，“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雅训，行艺修好，庶几乎古”(《止斋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其后，曾因热心书院教育的地方官员去职，其政“不嗣”，“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生徒逃逸，六籍散失，藏书、祭祀、讲学遂不能继，书院又陷于荒圮。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李允则知潭州，次年又着手修复岳麓书院，“敞门屋”，“揭书楼”，“辟水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岳麓书院，并修孔子庙堂。选派行义著称的周式任山长，生徒达60余人。又寻到朱洞、孙逢吉的“故书”，改善和充实了藏书条件，岳麓书院又得新生。据王禹偁〔cheng撑〕记称：岳麓书院修复后，“使里人有必葺〔qi汽〕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小畜集》)。说明岳麓书院当时在弘扬和传播儒家文化，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知州刘师道根据山长周式的请求，批准进一步扩充书院规模。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于便殿亲自召见山长周式，面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之职。仍使其归掌岳麓书院，又因旧名“赐额”，“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登其堂受其教者，“相继不绝”，生徒达“数百人”。
岳麓书院历经地方官员集公众之力多次修葺，又得到朝廷的支持，于是闻名天下，并发展成为湖湘一带的文化教育中心，被誉为“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之地历来人文荟萃，实得益于岳麓书院及由岳麓书院带动起来的湖南多所书院。
(3)应天府(睢阳)书院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县西北隅。原为名儒戚同文的旧居。
戚同文从师于名儒杨慤〔que却〕。杨慤长期在将军赵直家馆任教。杨慤去世后，戚同文继其事。赵直为感谢杨、戚师生，特加礼待，为筑室聚徒，奠定了应天府(睢阳)书院的初步基础。或者说，应天府(睢阳)书院是由私人家馆发展而成的。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出资300万钱，就戚同文旧学舍之地重建学舍，建屋150间，聚书1500册，广集生徒，讲学其中，声名弥盛。应天府将其事迹上奏朝廷。宋真宗诏令“以曹诚为府学教授”，“令同文孙舜宾主书院之事”，并赐应天府书院额。太常博士王渎掌其教，职方员外郎张吉甫领其纲。应天府书院正式得名。人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故应天府书院又被称为睢阳书院。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改为南京，应天府书院也改称南京学舍，或南京书院。
宋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应天府知府、枢密直学士李及奏称：“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甚”，“欲望于发解进士名额之外，呈请增解额三人”。这是书院单独申请参加科举考试报名资格的最早纪录。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南京应天府留守晏殊聘范仲淹掌教书院。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朝廷为应天府书院置讲授官一员。此职似为朝廷命官，应天府书院逐渐演变成官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南京留守夏竦〔song耸〕重修南京夫子庙，奏请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学，拨官田40顷，以供束脩、膏火、修缮、祭祀之用。应天府书院正式变成了官学。
应天府书院由私人家馆发展成私人讲学的书院，又逐步演变成为官学，这也是宋初书院发展的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形态。
(4)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南麓太室山下，原为道教太一宫旧址。五代后周时建书院，称太乙书院。
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七月，赐“太室书院”额，并赐国子监印本“九经”藏于其中。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再次赐书院“九经”及子、史等书。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敕西京重修，赐匾额改称“嵩阳书院”，王曾奏置院长，给田一顷供膳食。
金大定年间(公元1161—1189年)书院废弛，更名为承天宫，仍为道教宫观。至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再次重修，又更名为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一直受到北宋朝廷的重视，两次赐书颁额，置院长，拨学田。据称嵩阳书院学田最多时达1750余亩。
登封嵩阳书院门首(选自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
嵩阳书院与道家道教有微妙的关系。原为道教太一宫旧址，附近有道教崇福宫相邻。金时又曾改为承天宫，仍为道教所有。从唐末五代直到宋初，佛教寺庙、道教宫观都曾成为儒学士子寄居读书、聚徒讲学之地。其间不少儒学士子与佛道僧众交往密切，不仅为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理学的萌芽和奠基提供了机遇。嵩阳书院在理学奠基时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偶然的。
嵩阳书院与理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居住在开封、洛阳、鸣皋镇，多次在嵩阳书院讲学。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程颐在国子监任职，曾到嵩阳书院讲学，他用理学的观点讲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并以四书作为门生的最基本的教材，他认为这四种书是探究孔子本意的最直接的资料。最后由朱熹编辑的《四书集注》，成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作。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程颐授通直郎分管崇福宫。崇福宫与嵩阳书院相邻，程颐再次到嵩阳书院讲授《周易传》，听者甚众。二程兄弟是理学四大流派濂、洛、关、闽中洛学的代表，嵩阳书院也一直被视为洛学产生和传播的基地。为纪念二程兄弟在书院讲学，嵩阳书院特建二程祠。清人汤斌在《嵩阳书院记》中称：“二程曾讲学于此，后人因建祠焉。”
嵩阳书院地处中原大地，开封、洛阳曾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在南北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嵩阳书院也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5)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在湖南省衡阳北二里石鼓山回雁峰下。
据史料记载，石鼓书院在石鼓山，旧为寻真观，为道教宫观。唐刺史齐映曾建合江亭于山之右麓。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士人李宽结庐读书其上。刺史吕温曾前往造访，有《同恭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流传于世，收入《全唐诗》中。
又据记载，李宽，即李宽中，唐代处士。元和年间，吕温被贬谪衡州刺史，以文学整顿吏治，性好游晏觞咏，风雅称盛。州城之外有石鼓山。自贞观初年，刺史宇文炫开东岩面溪，为眺望游览名地。李宽为山主，乃改道院为学舍。其后因之立学，祠先圣，乃招诸生，弦诵其中。
元黄清老撰《石鼓学田记》一篇，文称：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峰耸拔，中高而外秀。烝湘二水左右环之，既合，荡荡浩浩归于洞庭。书院当二流之交，回澜渟渊，远嶂森列，楼阁如在虚空中，盖湖南第一圣地也。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中结庐读书其上。(光绪《湖南通志》)
石鼓书院正式创建于宋初。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李士真向郡守申请，在李宽中读书处创建书院。由唐时的李宽中秀才书院或李宽中书院正式定名为石鼓书院。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应集贤校理刘沅之请，赐书院额匾及学田。
诗人范成大于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曾游石鼓山，作《衡山记》，将石鼓书院列为宋初四书院之一。记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乾隆《衡州府志》)这是最早的有关宋初有四大书院的说法。
朱熹也写过一篇《衡州石鼓书院记》，称：“石鼓据烝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故有书院，起唐元和间，州人李宽之所为。”(《朱文公文集》)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也将石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
近人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中称石鼓书院“创始最早，声名最广”，显然他是指石鼓书院及其前身李宽中秀才书院而言的。
石鼓书院也与道家道教有着密切关系。李宽中秀才书院原为寻真观，后改道院为学舍，继而立学，招诸生弦诵其中。唐代吕温的题诗竟直称“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书院是由寻真观改建而成，或者书院就设在道观之中，为寻真观的一部分。可以想见，在唐宋之际，许多名山胜地，佛道寺观与儒学书院争相创建，香火缭绕与诗书讲诵交互争宠，形成特有的一大文化奇观，颇能发人深思！
(6)茅山书院
茅山书院在浙江江宁府(今金坛县)三茅山后，也称金山书院。宋仁宗时处士侯遗所建，教授生徒，并供饮食，达10年有余。
宋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王随知江宁府奏请于三茅斋粮庄田内拨田三顷，供书院赡用。王随死后，书院逐渐废弛，居空徒散，其地为道教崇禧观所占用。
茅山书院在宋初很有影响。范成大在《衡山记》中将茅山(金山)书院与徂徕、石鼓、岳麓书院并列为天下四书院。
南宋端平年间(公元1234—1236年)漫塘刘宰别创于三角山，不久又废。
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3年)知县孙子秀访茅山，因故址重建茅山书院，以待远方游学之士。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书院为豪门所夺。
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迁至江宁府(今金坛县)南顾龙山麓。
(7)“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和安定、泰山、徂徕书院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在列举了真宗、仁宗之际的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四书院之后称：“其卓然为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同文)、泰山之孙氏(复)、海陵之胡氏(瑗)、徂徕之石氏(介)，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
戚同文与睢阳书院前已述及。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为“宋初三先生”。黄震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按语中赞称：“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
胡瑗(公元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江苏如皋)人。因曾世居安定(陕西安定)，人称安定先生。胡瑗幼年家境清贫，学习却刻苦努力，“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洞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后从事私人讲学，“以经术讲授吴中”。先后受聘任苏州州学、湖州州学教授，创“苏湖教法”，首创分斋教学制度，倡通今博古、明体达用，以敦实学。胡瑗逝世后，在他“过化”之地，多有以安定命名的书院。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弟子孙觉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在湖州创办的安定书院。
孙复(公元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曾入范仲淹之门，任睢阳书院学职。后居泰山，与胡瑗、石介一起苦读讲学。石介并率弟子就学于孙复门下。孙复筑室于泰山之阳，聚书讲读。孙复自称：“予丁丑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阳，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处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不久信道堂并入岱庙，于是学舍北迁，重整院落，修葺房舍，扩建厅堂，规模空前。石介称此堂为泰山书院，并撰《泰山书院记》称：泰山先生“乃于泰山之阳起学舍斋堂，聚先圣之书满屋，与群弟子而居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附石介《泰山书院记》)。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幼年笃志好学，清苦自甘，自强不息，名闻乡里。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登进士第，与欧阳修、蔡襄等同科，先后任职郓州、商丘等地，因父丧归里居徂徕山下，以《易》授徒于家中。曾请孙复来山东讲学，率诸弟子共师事之。徂徕山下石介读书讲学之处，称徂徕书院。范成大将徂徕书院列为宋初四大书院之一。近人陈登原称宋初有八大书院，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均在其中。
(8)宋初三所家族式书院：东佳、华林、雷塘
杨亿在《雷塘书院记》中称浔阳陈氏东佳书堂、豫章胡氏华林书堂和南康洪氏雷塘书堂为鼎峙江南东西两路的三大书院。
东佳书堂也称陈氏书堂、义门书院，为江州陈氏家族所建。陈氏于唐僖宗时曾因数世义居得到旌表，南唐昇元间立为义门，宋初又受到褒赐。《陈氏家法三十三条》保留有关书堂、书屋的最早记载。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修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湘山野录》载：“吴故国五世同居者十家，尤著者江州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表明家族设书堂，购置图书，设专人管理，并且对四方学子，诸宾客提供住宿膳食，无论夏冬，都由书堂负责，江南名士，多有来学者。南唐徐锴撰《陈氏书堂记》称：陈氏“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矣。”明代文德翼《求是堂集》载：江州陈氏经过世代积聚，至宋初，藏书、帖“号天下第一”。
华林书堂也称华林书斋、华林书院。在江西省奉新县西南郊华林山。是奉新同安乡胡氏创办的一所家族式书院。据《文苑英华》的编者徐铉在《华林胡氏书院记》记载：“乃即华林之阳，独开元秀之墅，祖孙一德，洙泗同风”，“乃即别墅，华林山阳，玄秀峰下，建书堂焉，筑室百间，聚书五千卷，子弟及远方之士，肄学者常百数十人，岁时讨论，讲席无绝。”胡氏累世家族聚居，数代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仪，创办书院以博取“孝弟声华辉北阙，门闾显赫耀南方”的家风。华林书堂在宋初颇有影响，培养了不少人才，中进士者，胡氏一族就有13人，有的官至刺史、尚书、宰相。宋真宗曾写诗加以称赞：“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同治《奉新县志·甘竹胡氏十修家谱》)
雷塘书院也称雷湖书院、雷湖书堂，在江西省安义县，是洪文抚创建的洪氏家族式书院。洪氏是南康大族，极重教育。《宋史·孝义传》称：洪文抚六世义居，“就所居雷湖北创书舍，招徕学者”。在当时颇有影响，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军守奏知朝廷，太宗“遣内侍裴愈赍御书百轴赐其家”，文抚遣弟文举携带土特贡物赴朝谢恩，“太宗飞白一轴曰‘义居人’以赐，并命文举为江州助教”，“自此每岁遣子弟入贡，必厚赐之”，“又命有司修书堂以淑子弟”。洪氏创书舍，徕学者，得到朝廷的褒奖和资助。杨亿在《南康军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中将雷塘书院与东佳书堂、华林书院并称为鼎峙江南的三大书院。雷塘书院延续时间较长，不仅本族子弟之秀者“咸肄业于兹”，且四方来学者也不远千里，“贯鱼而进”。直到南宋时，朱熹知南康军，还曾公开察访，在《知南康榜文又牒》中称：“按图经，建昌县义门洪氏，本以累世义居，婺〔wu务〕妇守节，尝蒙太宗皇帝赐以宸翰，宠以官资，旌表门闾，蠲〔juan捐〕除徭役。未委其家自今有无子孙依旧义居？所藏御书见(现)作如何崇奉，所表门闾曾与不曾修葺？”
事实上，宋初的书院还不限于上述数所，只是根据过去人们大体公认，近代学人新的研究所得，选择了较有代表性的书院略作介绍，以期展示宋初书院发展的盛况和基本特点。
宋初书院大多是由私人隐居读书讲学发展起来的，也有一部分由世家大族的家塾发展而成的。宋初书院发展的直接动因是“补官学之不足”，因此多得到朝廷和官府的支持、褒奖和资助，在宋初教育发展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初的书院一般说来规模都不大，组织机构也很简单，尚无完善的制度和规程，活动内容也比较单一，稳定性也较差。但在教育发展史上却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
第二节 北宋的三次兴学及其对书院发展的影响
宋初的统治者经过50余年的努力，政权基本得以巩固，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文教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一定的条件，也对文教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已经有可能也有必要对文教建设的方针做出某种调整。
北宋文教建设方针的调整对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北宋文教建设方针的调整
宋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文教，抑武事”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为了贯彻“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文教建设上重点实施两项方针和措施。一是强化科举考试制度；二是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
强化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既为朝廷吸收社会人士，扩大统治基础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又为贫寒的社会下层文人提供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机会。宋真宗有一首“劝学诗”很有代表性，诗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宋初不断扩大科举登第名额。唐代科举每举不过10余人，最多不过二三十人。宋初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原只取进士八名。宋太祖赵匡胤见未及第者众多，决定将诸科十五举以上终场者106人，“并赐出身”，使登第名额猛增十余倍。开宝六年(公元973年)李昉知贡举，取宋淮等11人。太祖嫌取额太少，极不高兴，遂亲自在讲武殿复试落第举人，取诸科96人，皆赐及弟，为宋代皇帝亲自殿试开一先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御讲武殿复试，取进士190人，诸科107人，十五举以上终场者184人赐及第，总额为500人，为科举考试以来所未有。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真宗赵恒亲试，共取各科登第者1800人。宋太宗赵光义当了22年皇帝，共取4500余人。宋仁宗赵祯共有13次举贡，登第者达14000余人，每举都在千人以上。
宋初科举不仅及第者人数大增，而且及第后的待遇也很优厚。宋初取消了唐代科举登第者须再试吏部方可授官的制度。改为礼部科举考试，及第后直接授官，进士登第者不数年往往赫然显贵，名利双收，极富吸引力。读书人趋之若鹜，埋头苦读，一心追求“功名”，皓首穷经，以求登第。
宋初强化科举调动了读书士人的积极性，促进了读书风气的兴盛，也确实解决了大部分用人之急需。然而取额过多过滥，读书士子为逐功名，埋头读经，不务实学，且作弊流行，毒化了社会风气，难得有用之才。就连宋初的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科举弊端丛生。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真宗曾下诏书，指出：“贡举之门，因循为弊，躁竞斯甚，缪滥益彰……仍委礼部贡院，自今科场，务精考试，无容滥进，用革浇风。”(《宋史·真宗纪》)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宋仁宗又下诏书，指出：“学犹殖也，不殖将落。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朕虑天下之士，或有遗也，既以临轩较得失，而忧其屡不中科，则衰迈而无所成，退不能返其里间，而进不得予于禄仕，故常数之外，特为之甄采。而狃〔niu扭〕于宽恩，遂坠素业，颓弛苟简，浸以成风，甚可耻也，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宋史·仁宗纪》)就是说，朝廷本来担心科举名额过少，屡不中举，无以显身，所以扩大名额，为这些人增加进身的机会，结果却助长了苟且侥幸的恶习。
朝廷尽管三令五申，社会风气终难扭转，科举之弊，愈演愈烈。统治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背道而驰，不得不设法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对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点重新审视，理顺培养人才与选用人才的关系。有识之士更感忧虑，强烈要求调整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点，探讨发展文教事业新措施成为朝野内外普遍关心的问题。
宋初统治者积极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使书院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但民间或私人办学毕竟力量有限。尽管创办了一批书院，但限于种种条件数量难以增加，规模也难以扩大。全国书院最多不过二三十所，每所书院生徒最多不过百余人。实难满足读书求学的要求，也难满足朝廷的人才需求。造成了人才需要、读书要求与人才培养场所和条件不足的尖锐矛盾。而且民间或私人办学的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学的方法随意性很大，难于统一，也不利于人才培养。
实践证明，宋初统治者强化科举考试制度，鼓励和支持民间或私人办学的方针陷入了新的困境，必须做必要的调整。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强官府办学，将朝廷文教建设转移到重点兴办官学的轨道上。而且认为文教建设方针的调整、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仅有了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兴学运动已成为大势所趋。
(2)北宋的三次兴学
北宋文教建设方针的调整，集中体现在改革和兴建各级官学。所以三次相继发动的兴学运动，实际是兴办官学的运动。
北宋第一次兴学，是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由参知政事范仲淹主持的。
范仲淹对于当时科举考试，朝廷或官府只管设立科目，以考试选人，而不在选考之先培养教育人，早有不同意见，曾多次上书陈述，对重科举不兴学校提出批评意见。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狄戎、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施政纲领。其中“重名器”的办法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尖锐批评不教育而只举人的科举制度，就好比农民“不务耕而求实”。他认为择而不教，久则乏人，贤才必难以继出。所以朝廷和官府应把兴教育人放在第一位，然后才可望选拔有用之贤才。无奈那时他位卑言微，他的合理建议未被重视，当朝执权者都是既得利益者，极力反对他的主张，因此他的意见无法得以实施。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近20年的宿愿才得到实现的机会。他任职后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上十事札》，十件事中的第三件就是“请精科举”，接着就建议兴学校。
范仲淹的建议，得到宋仁宗的支持，于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三月下诏各州县设立学校，并由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遇有不足再聘请乡里宿儒有道业者充任。
庆历兴学的重点在于使应科举者先受相当的官学教育。规定所有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在官学读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士子也必须在官学读书百日。不入官学者不得应举。
兴学运动取得明显成效，朝廷和官府重视兴办官学，读书士子增强了入官学读书的积极性，官学得到发展。据记载，兴学不久，国子监生员由70人增至300人，讲官博十也增十余人。各讲官分经教授，中央官学得以扩充和改进。为了满足生员不断增多的需要，又扩充国子监房舍，还把锡庆院拨给国子监做讲殿。地方官学也得到迅速发展。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胡瑗正是在庆历兴学运动时期先后任教苏州州学和湖州州学达20余年，并创立了闻名于世的“苏湖教法”。仁宗皇祐(公元1049—1054年)末，更召胡瑗入京为国子监直讲，将地方官学的先进教学经验引入中央官学，“苏湖教法”运用于国子监教学。胡瑗主持国子监后，四方学子不远千里，云集受业。
然而不久，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化，范仲淹在斗争中失败，并以朋党之嫌，被斥离职，更由于兴办官学，经费大量增加，而朝廷财政支绌，难于维持兴学费用。于是，原来反对兴学，反对改革科举的舆论又如沉渣泛起，“言初令不便者甚众”。宋仁宗迫于这种压力，遂下诏说：“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定，今悉罢。”入学日限被取消，锡庆院也重新收回。地方官学虽未明令取消，但有些地方官吏只为贪图崇儒之名，敷衍应付，地方官学多流于虚设。更有些地方官吏借兴学科敛民财，败坏了官学声誉。读书士子入官学求升迁的愿望难以实现，竟有人把入官学视作混饭吃的场所。
第一次兴学运动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北宋第二次兴学，是在熙宁(公元1068—1077年)和元丰(公元1078—1085年)年间，王安石执政时发起的。
王安石亲眼看到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国力衰竭，人才不济。遂产生了教育兴邦、人才救国的思想，立志改革科举，兴办官学，培养有用人才。他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范仲淹兴学失败的前夕，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安石认为，天下之乱在于不知法度，而欲求革新，又苦于人才不足，而欲得人才必须使陶冶得其道。他详细论证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一整套办法。他提出：教之之道，在于择材而教，教以实用之学，反对单纯讲说章句和课试文章；养之之道，在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在于改革科举，反对以诗赋、文辞取士，而代之以考试经义；任之之道，在于反对只问身世，不论其德，只讲资格，不察其才的做法，主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关键是改科举，兴学校。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即着手实现他的主张，变风俗，立法度，改科举，兴学校。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创立太学“三舍法”，将太学生增至1000人。“三舍法”即把太学分为内舍、外舍和上舍。外舍生700人，每年年终考试，成绩优良的升入内舍；内舍生200人，每二年升级一次，入上舍就读；上舍生100人，学行成绩优良者可直接授官。实际上是用太学升舍的办法代替了科举考试，将育人的学校与选人的科举归于一途。太学的规模也加以扩大，在锡庆院和朝集院西庑建讲书堂四所，增设太学直讲十人，每二人共讲一经。
熙宁兴学，除改革太学之外，还设立武学，讲习诸家兵法；律学，讲授法律律令；医学，讲授医药病理。总之，是为了更多地培养应用型的人才。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规定各级各类官学必须以他亲手修订的《三经新义》为必读教材。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通令各州、路、府设学官53员，加强兴办地方官学的专职机构和人员。将兴学运动推及全国各州、路、府。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正式颁布“太学学令”共140余条，太学生增至2400余人，学舍80斋，每斋容纳生徒30人。兴学经费也有所增加，“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发展官学。而熙宁、元丰年间的太学、各类专门学和地方各级官学也确实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和发展。特别是大胆实施太学“三舍法”，将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并轨，这一大胆的尝试，其成功与失败都值得总结。
随着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他的教育改革也失败了。 自元祐(公元1086—1094年)至元符(公元1098—1100年)末，旧制一一恢复，第二次兴学运动又告破产。
北宋第三次兴学是在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执政时发起的。
崇宁元年八月，蔡京下令全国兴学，十月建辟雍，可容纳生员3000人。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续增州县生员名额，规定大县50名，中县40名，小县30名。有的县竟多达1000余人。地方官员兴学有功者受奖。如建州蒲城县县学生员达千人，县丞徐秉哲因此受奖，特升一级。办学不力者即受罚，因此便多处发生强行向民众摊派入学名额，称作“聚学粮”的事件。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二中记载：“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券，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崇宁兴学，在中央官学基本上仍沿袭王安石的太学“三舍法”，进一步扩大中央官学的规模，增加生员数额。崇宁兴学的重点在发展地方官学。府、州、县学普遍设立，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体制和规模。但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认真、不得力，更由于经费有限，许多地方官员以兴学为名，科敛民财，强行摊派学额，索取粮钱，遭到强烈反对，最终地方兴学也多流于形式。
北宋庆历年间至宋朝南迁，即从公元1043年至1126年，80余年间，先后掀起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从朝廷到府、路、州、县各级官府致力于振兴官学，文教建设的方针和工作重心转向兴办官学。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兴办教育的全部经费都由朝廷和地方官府负担，实难得到保证。因此，除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外，经济上力不从心也是造成兴学不力，归于失败的原因。
三次兴学运动着眼于解决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的矛盾，解决科举与学校的关系，然而却忽视了官方办学与民间或私人办学的关系。这也是北宋兴学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教训。
(3)三次兴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
北宋三次兴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均致力于发展官学，对民间或私人办学很少顾及，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书院，朝廷和地方官府也很少过问。结果，宋初一度兴旺的书院在兴学运动中反而日渐沉寂了。
宋初朝廷为了表示对书院的支持和鼓励，不断有赐书、赐额、赠田、赠屋的举动。宋初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睢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金山)书院……等，差不多都先后得此殊荣，这些书院也因此名闻天下，扩大了社会影响。朝廷的这些举措也激发了更多的人热心于创建书院。但自庆历兴学以后，直到宋朝南迁，80余年间，几乎未见一代皇帝对任何一所书院赐书、赐额、赠田、赠屋之举。虽然从未采取过任何限制或约束书院发展的措施，实际上不闻不问，等于冷落了民间或私人办学，冷落了书院，客观上影响了书院的发展，削弱了书院的社会影响。
三次兴学为了保证官学的发展，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官学发展的措施，如：第一次兴学规定：应科举者须在官学读书300日；第二次兴学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第三次兴学对地方官兴学有功者奖，兴学不力者罚。这些措施不仅把各级官府的注意力引向了兴办官学，更重要的是将读书士子拉进官学读书。只有热心官学者才能受奖，热心私学或书院者不仅难得奖赏，反而会有兴办官学不力的嫌疑。各级官府自然也就无心关心私学或书院了。读书士子只有入官学读书才可能获得应举资格，获得晋升的机会，自然也就不愿再空守山林入书院求学自修了。这也是造成书院长期沉寂的原因所在。
在三次兴学运动中，一批名宿硕儒先后被中央或地方官学聘任，主持或掌教于各级官学，如：胡瑗、周敦颐、程颢、程颐、李觏〔gou够〕、张载等，都先后在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任职从教，这也扩大了官学的影响，提高了官学的声誉，吸引了更多的读书士子入官学读书受教。
三次兴学的来历和意图在于振兴官学，纠正或弥补科举考试的弊病和不足，并非有意抑制书院的发展。但朝廷重在兴办官学，减少了对书院的关注。而官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缓解了读书士子“无所向学”的矛盾，书院处于自生自灭，少有人过问的境地，从而导致了北宋书院长期沉寂。王袆〔hui挥〕在《游鹿洞记》一文中竟说：“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这是王袆面对北宋书院沉寂发出的感叹。三次兴学未必造成书院尽废，有些书院废毁也不一定全与兴学有关，但在长达80余年的三次兴学运动期间，书院确确实实是沉寂了。
兴学运动与书院的沉寂是北宋教育发展史上的极富思考价值的教育问题。它提醒人们，特别是主持教育决策和指导责任的官府，怎样处理好官学与私学的关系，特别是在文教建设方针和工作重点转移时，如何避免顾此失彼，是很值得后人思考的。
兴学运动客观上造成书院沉寂，但沉寂不能说“尽废”。同样，北宋书院并未“尽废”，也不能说北宋兴学期间和兴学以后的书院比宋初还要发达、兴旺。
北宋书院从数量上看，从庆历兴学至北宋末的书院和宋初相比还是有所增加，部分地区增加的数字还不算少，例如：江西共有书院40余所，建于庆历兴学以后的约占3/5；浙江共有书院30余所，建于庆历兴学以后的约占80%；湖南共有书院十余所，建于庆历以后的约占60%。但宋初只有40余年，庆历以后的北宋有120余年，相当于宋初的三倍，而且宋初战乱仍未平息，社会经济生活遭受长期破坏，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下，书院发展到近40余所，确属兴盛之势。庆历兴学后的百余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书院发展有了更好的思想文化条件和经济物质基础，却只建书院不足百所。关键在于朝廷的政策导向，重视了官学而忽视了书院，书院与官学相比，北宋中后期的书院与宋初相比，明显地呈现出沉寂之状。
考察书院发展的态势，不仅看其数量多寡，主要看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庆历兴学前书院和其他形式的民间或私人办学影响极大，几乎成为当时教育的主导形式，对教育发展起着支配作用。而庆历兴学后，各级官学明显地成为教育的主体，书院的地位和影响大为下降了。所谓书院沉寂正是指其地位和影响不像宋初那样显赫了。
北宋兴学期间和兴学运动之后也建有一些书院，但无太多特色，无太大的影响，都不如宋初的书院那样闻名于世。宋初闻名于世的著名书院在兴学运动之后也再未显示其辉煌业绩，有的甚至多次遭废弃之祸。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书院的关注程度大为降低了。
第三节 南宋书院的勃兴及其原因
在中国书院教育发展史上，南宋时期书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南宋时期的书院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制度完备，内容充实，特色鲜明，影响显著。
南宋书院的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同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是理学的奠基时期，北宋的书院也处于开创阶段；南宋时期是理学的成熟时期，南宋的书院也进入相当完备的阶段。南宋理学的主要流派差不多都与书院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的学术文化思想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的基本内容，书院教育成为理学研究和传播的主要基地。
南宋理学流派繁多，学派林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和张栻等。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儒、佛、道长期斗争、融和的产物，书院教育也广泛改造和吸收了佛、道讲学的内容和形式。这在南宋书院教育中也表现得极为明显。
南宋书院教育的勃兴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直到南宋理宗朝(公元1225—1264年)才达到高潮。
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渡过黄河，攻陷宋都城汴京(开封)，掳走徽宗、钦宗、后妃、公主、宗室、大臣等3000余人，以及各种财物(文物、图书、档案、天文仪器等)和众多的技艺工匠。统治了160年的北宋政权，被迫南迁。
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于公元1127年即位于南京(河南商丘)，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是为南宋高宗。不久，在金兵的进逼下，又由南京逃至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再由扬州逃至镇江，然后经苏州，逃至杭州。接着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到昌国(今浙江象山)下海，才躲过金兵的追击，最后避难于杭州。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式建都于此(时称临安)。前后经历了12年之久的逃亡生活，自然顾不上什么百年大计的兴学设教了。当时，叶琳曾上书请立太学，朝廷以“军食未暇，国家削弱”为由，只得“故从缓议”。朝廷无暇无力顾及文教事业，恰好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
直到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才将临安府学增修为太学，定太学弟子以300人为额。第二年又增建国子学，增收太学生。州县学也相继恢复和重建。但是南宋的太学和州县学多有名无实。官学教育不能满足国家“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需要，读书士子也深感在官学难以学到“德行道艺之实”。有志之士在激烈抨击官学教育弊端的同时，积极从事私人讲学活动。读书士子也对官学失去了兴趣，多自寻名师，求学问道。曾于北宋初兴盛一时的书院，自然又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
南宋朝廷也感到官学教育极不景气，然而也苦于回天无术，只好转而支持民间或私人创办书院，以补官学之不足，以救官学教育之弊。
南宋书院的勃兴发轫于朱熹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复兴白鹿洞书院，又于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复兴岳麓书院。自北宋初就名闻天下的两大著名书院的相继复兴，对南宋书院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之后，各地争相效法，纷纷建立书院，延聘名师硕儒，聚徒讲学。二十几年后，竟蔚然成风，书院得到迅速发展，呈鼎盛之势。
南宋书院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南宋理宗(公元1225—1264年)时代。据统计：宋代共有书院近700所，建于北宋的约140所，占总数的20%左右，而建于南宋的有500余所，占总数的80%左右。在建于南宋的书院中理宗一朝占50%以上，近300所。
南宋书院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文化繁盛的江南之地，以江西、湖南、浙江、福建为最多，分别为161所、24所、44所和27所①。这一方面是由于宋廷南迁，北方大地落入女真族金兵控制之下，汉民族南迁，汉民族文化中心随之南移；另一方面，书院的发展受著名学者讲学活动影响极大，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等地有众多名师讲学，是南宋理学家活动的主要地区和范围，所建书院自然随之增多。特别是朱熹、陆九渊、吕祖谦、张栻等一批理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弟子都在江南地区，遂使这些地区成为书院最发达之地。
南宋书院的勃兴，不仅表现在数量大增，而且规模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备和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进一步丰富充实。
南宋书院已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从办学宗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教师的选聘、学生来源及条件、经费筹集和组织管理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和比较稳定的条例。朱熹为白鹿洞书院亲手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条规，为书院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宋书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设施也渐趋完备，而且形成了较稳定的建筑格局。一般书院多由祭祀设施、藏书楼、讲堂、斋舍、生活设施五部分组成。讲堂多达十余间，斋舍百余间，容纳生徒和来访者数百人。
南宋书院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日益充实和丰富，教育特色更为突出和显著。藏书、祭祀、讲学都受到充分的重视，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创设了较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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